雾里看花

腐败——经济改革繁荣的丑恶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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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南华早报》12月15日报道】:腐败——经济改革繁荣的丑恶面

　　多年来,上海经济以两位数的增长速度迅速发展,为现代中国提供了一个榜样。因此,当这个城市的最高领导人、市委书记陈良宇在2006年因腐败问题被免职后,上海发展模式也受到了玷污。陈良宇把上海市的养老基金当成了自己的私人银行,把钱给了他的亲信。

　　人们普遍认为,伴随30年经济改革进程,大陆的腐败行为也在不断增多,而且随着涉案金额越来越大,风险也越来越高。

　　分析师们说,这些腐败事件实际上可能是由部分的市场改革和国家继续参与经济活动混杂在一起造成的。

　　在独立组织透明国际今年进行的腐败调查中,中国在180个受调查国家中排名第72,与墨西哥处于同等水平。

　　由一家美国公司进行的另一项调查显示,2008年前半年中国有148家公司和个人报告受到了贿赂要求,数量仅次于俄罗斯和印度。该调查说,由于调查属于自愿进行,因此,这并不表明中国是全球第三大腐败国。

　　但有人认为,大陆的腐败是流行性的,正在威胁到使中国繁荣的改革本身。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裴敏欣去年在一篇文章中说:“如果不能控制官员腐败将不可避免地危及中国的经济发展。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腐败失控损害到了关键的政府机构,加剧了公众的憎恶情绪,增加了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对经济构成了严重损害,放大了大规模危机的风险。”他估计,腐败规模达到了大陆国内生产总值的3%。

　　北京自己的统计数据也显示,腐败案件呈上升趋势。据最高人民法院提供的数据,过去5年中,大陆法院对12万多人进行了腐败判决,比此前5年上升了12%。
　　共产党发誓说:“不论是谁,不管他的地位有多高,只要违反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都将受到严厉惩罚。’分析人士说,这—切也表明问题已经非常严重。

　　但国际房地产公司仲量联行发现,中国是过去两年中亚太地区透明度提高最快的国家。按年度排名,中国一线城市实现了“半透明”,二三线城市则仍然是“低透明度”——仅比最糟糕的“不透明”提高了一步。▲


中央党校教授：“不折腾”有现实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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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19日南方都市报讯（记者 韩福东）昨日，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在京结束后，本报记者第一时间采访了中央党校和国家行政学院的知名教授谢春涛和汪玉凯。两位教授对胡总书记的讲话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解读。

谢春涛(中央党校党史部副主任、教授)：

这几年出现一股否定改革的思潮。在这种情况下，系统梳理一下改革开放，是想更稳妥地把改革开放推动下去。

胡锦涛讲话和这次大会本身，是想在改革30年之际，通过回顾改革成就、总结改革经验，达到更加稳妥、快速推进改革开放的目的。大会规格非常高，各方政要都出席了；规模也非常大，有6000多人，这是非常少见的。

胡锦涛的讲话比较长，可分3大块内容:

    第一块讲成就，一共十一个方面，讲得很充分；

    第二块是讲经验，把十七大得出的十条经验展开了；

    第三块是宣示，是对未来的一种表态，讲了四个“一定要坚持”。

    我想这次讲话更多是想表达这个意思，四个坚持也是从总结改革经验中自然而然得出的结论。

    理解胡锦涛的讲话，还要放在大背景下，比如这几年出现了一股否定改革的思潮。有些人未必否认，但对改革有着模糊认识。加上现在遇到了困难，但有的人对困难的分析是不可接受的。在这种情况下，用这种非常特别的方式，系统梳理一下改革开放，是想更稳妥地把改革开放推动下去。所以胡锦涛在讲话中讲到改革开放的方向不容动摇、成绩不容否定，相当集中地把十七大的一些内容又讲出来，斩钉截铁、掷地有声。

    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是党中央几十年一贯的态度，这次在讲话是也不是新的表示。当然，在今天这种情况下强调这一点，也不能说没有新意。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这么大成就，说明我们现今的制度是有活力、有合理性的。如果基本制度不合理，怎么解释30年来所取得的这么大的成就？我的理解，这样讲的意思也就是基本制度还要坚持，虽然局部仍需改善。

    目前的国际形势是中国取得巨大成就，西方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而且西方出现的问题不能说和西方制度完全没关系。在这种形势下，强调这点，有了更多的自信和说服力。

    讲话结尾出现三个不: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我觉得对“不折腾”可以有一种很宽泛地理解，改革开放前的政治运动肯定算是一种折腾，现在否定改革的思潮和其他违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线方针的思潮，可能也是。它既有历史的针对性，也有现实的针对性。▲

中国各界要求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呼声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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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北京１２月１７日电 题：中国各界要求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呼声高涨

新华社记者 顾钱江　施蓉

在改革开放３０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中国各界出现了要求摒除“杂音”、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强烈呼声，称这是战胜国际金融危机挑战和令中国奇迹延续的必然选择。

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１７日在头版发表署名“任仲平”的长篇文章《历史契机等我们把握》强调：“时代需要我们继续吹响改革开放的号角”。不久前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

此间观察家指出，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一些地方和人群中出现了怀疑甚至否定市场化改革的声音，现在，党报和党的高层会议对此作出了明确回答：将继续改革开放并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不动摇。

今年１２月１８日，中国迎来改革开放３０周年纪念日。１９７８年的这一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标志着中国由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大转折，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

在经历冰雪灾害、汶川地震、北京奥运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后，中国在年终迎来了改革开放３０年的盛大节日。近来，各地纷纷举行官方纪念改革开放３０年的活动。电视文献片《伟大的历程》，连续一周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扫描一下中国各类报章，改革话题是当下最重头的报道。

纪念活动的高潮将在１８日出现——当天上午１０时，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３０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将回顾和评述这３０年的巨大成就和意义。

但是，中国隆重纪念改革开放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越“温故”的视角。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说，３０年之后，中国改革的任务远未完成，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下一步如何攻坚克难是严峻考验。从外部看，不期而至的国际金融危机也给中国改革和发展带来了极大压力。

不过，他认为当前的内外压力也给中国继续推进改革提供了“倒逼”机制，这和３０年前颇为相似。“文化大革命”导致中国政治社会动乱，经济濒临崩溃，压力逼迫中共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抉择。

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最近表示，国际金融危机对广东来说是传统发展模式之“危”、科学发展模式之“机”。他强调，越是困难时候，越需要积极改革创新。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面对出口下滑的挑战正在经历痛苦的产业转型。

国际金融危机也给中国推进改革提供了“机会之窗”。由于国际油价大幅回调，中国多年议而未决的成品油价格和燃油税费改革本月终于提上日程，有关方面表示，改革方案在根据民意修改后将很快出台。

受全球衰退影响中国遭遇了多年来经济最为困难的时期，上个月，中国出口录得七年来的首次负增长。在此背景下，继续改革已被中国视为保增长的关键之一。本月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深化改革开放”确定为明年经济工作五重点之一。

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近日撰文指出，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很大程度上来自有关的政治体制。他建议，要大幅减少行政审批，继续推进大部制改革，并使绝大部分政府部门由财政供养，取消收费罚款。

但是，危机也给中国推进改革制造了一些“麻烦”。海外观察人士已经注意到，一些中国学者将国际金融危机归因于自由市场经济的失败，据此质疑甚至否定市场化改革，他们还建议强化政府的作用。

“这种观点不仅有，而且声音还很大。”迟福林说。对此，包括他在内的一些经济学家纷纷呼吁中国进一步推进市场化取向的改革。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说，政府对市场干预的减少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国际金融危机并不能改变这一认识。从长期看，中国必须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

１２月１日起，《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六篇纪念改革开放３０周年的评论员文章。其中一篇斩钉截铁地强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

迟福林指出，中国明确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还不够，在具体实施路径上需要真正落实。当前，中国为保增长加大政府投资是必要的，但要思考如何更好地发挥市场作用，比如，对铁路进行巨额投资的同时，还要加快铁路行业的改革。

中国改革开放３０年也是世界关注的话题。近期，法新社、路透社、美联社等外电陆续撰写报道，评述中国改革的成就、挑战，或展望未来走向。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刚评出“中国改革３０年十大人物”，邓小平名列榜首，获选理由包括：是他让中国人民富起来。他的政策几乎影响到了２０世纪后期每个中国人，也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世界。

刚刚结束访华的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说，过去３０年中国从融入全球体系中得到了好处，世界也在这一过程中获益。

迟福林说，中国领导人预计会在１８日纪念改革开放的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我特别期待讲话对中国下一个３０年的改革，尤其是对金融危机背景下改革的目标，能实际地加以推进。” ▲


徐焰将军谈我军装备发展：曾想引进F-16遭拒绝
http://mil.news.sina.com.cn/p/2008-12-16/08375349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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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2月16日兵器知识本刊记者/李海峰

    英国当年同意售中国100架“鹞”式垂直起降战斗机开价6亿美元

　　改革开放三十年，可谓沧海桑田，人间巨变。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使中国历史的发展出现了一个转折点，军队建设也迈入一个全新阶段。武器装备的发展作为国防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三十年间也经历了在忍耐中奋斗、创新的艰难历程。近几年，美国在每年一度的《中国军力报告》中都说中国的军事装备发展极其迅速.如摒弃其宣传“中国威胁论”的用心，也应看到解放军的装备水平同过去相比确实有了不可同日而语的巨大进步。若用简单的语言归纳概括三十年的发展进程，可以说中国武器的发展迈上了三个大台阶，即通过引进西方技术打基础，再购买俄罗斯武器加以消化，最终达到自主创新追赶国际先进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的时间，差不多都在十年左右，这也许是一种历史的巧合。为了更好地总结历史经验，以激励人们在新时代开创新局面，本刊记者特请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少将回顾三十年来我国武器发展的情况。

　　 ★ 向西方引进技术，立足自研改进旧装备

　　记者：1978年末中国开启改革开放时，军队的武器装备在世界范围内大致处在什么水平?

　　徐焰：70年代后期，人们对军队的面貌用一个“肿”字形容，是指数量大而质量不精，武器装备也是量多而性能落后。1979年全军员额多达590 万人，在装备方面除了有“二弹一星”这种集中科研力量保障的少量尖端武器外，其余装备还基本属于仿照苏联五十年代装备的水平。此时世界强国对武器装备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跨代技术升级，中国因科研水平薄弱，加上对外部世界的相对封闭，装备方面与强手的差距还有继续拉大之势。

　　造成中国武器装备落后的原因，有历史遗留的无奈.也有政策方面的失误。旧中国留下的是“一穷二白”的烂摊子，新中国成立时国内几乎没有现代兵工基础.连迫击炮都造不好。50年代国内通过艰苦奋斗，又得到苏联援助，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军工系统。在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还引进了苏军现役的多种常规装备和部分导弹、核弹技术，使国内的许多常规装备一度接近和达到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可惜的是，由于中苏关系恶化，1960年苏联中止对中国尖端项目的帮助并撤走全部专家。1961年赫鲁哓夫为修补中苏关系又提供了米格-21战斗机，然而翌年秋又因古巴导弹危机时中国对其不表支持而停供技术资料，最终断绝了军事援华。此后近二十年间，国内军工部门努力消化苏联技术，却因原来的科研基础薄弱和“文革”等政治运动的冲击，多数项目并没有取得质的突破。至 70年代后期，中国的主战装备如坦克、战斗机还停留在二战后的第一代水平，西方和苏联却已迈入第三代。在改革开放之初强调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形势下，中国领导人和国防科研部门都想迅速缩小差距，当时西方对华技术转让相对宽松也提供了一个有利条件。

　　记者：从1979年起的十年间，为什么中国对西方国家还能进行一些军事合作和技术引进?

　　徐焰：70年代末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在国际战略上坚持毛泽东晚年提出的“一条线”方针，联合美国和西欧国家对抗苏联。西方各国出于自身战略需求，又看到那时的中国综合实力和仿造能力都比较弱.才愿意对华出售武器和一些相关技术，这就为中国改进武器装备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环境。

　　出于“一条线”战略，早在1975年中国军事代表团就到英、法等国考察并试探购买技术装备，美国却以限制对共产党国家出售军事技术的“巴黎统筹委员会”的规则予以反对。1979年1月中美建交，翌年美国国防部长布朗访华，西方出售防御性武器的障碍才被取消。当时中国国防部门组织人走出国门，与西欧军工科研机关开展了交流，就此痛感到自身差距并增强了追赶的急迫性。起初中国军工部门设想成批购买西欧的先进装备为部队实行换装，如陆军曾商谈购买西德的“豹”2坦克和坦克炮，海军曾洽商购买英国的42型驱逐舰并引进技术改造自己的051驱逐舰，空军曾商谈购买英国的“鹞”式和法国的“幻影”战斗机。当时国内经济上出现的“洋冒进”也影响到军工系统。不过这时中国领导人在武器引进问题上还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加上出现了财政困难和技术转让这两方面的难题. 最终确定武器还要以自主研制为主。

　　记者：当时西方国家的对华军售与50年代苏联的对华军援有哪些区别?

　　徐焰：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商业利益权衡对外关系，军售是为获取暴利并实施控制。苏联当年援华还讲些国际主义，武器只收成本价(如抗美援朝时期用过的旧品只算半价)，技术全部免费，因而中国仅花费了几十亿元人民币就把陆海空三军的主要装备生产线和科研所设备全套搬到国内。西方国家却是每个项目斤斤计较细算账，报价令人咋舌，关键技术还不肯转让。

　　1979年英国曾提出愿意对华出售100架“鹞”式垂直起降战斗机，索价6亿多美元。德国提出的“豹”2坦克单价近百万美元。法国“幻影”战斗机单价则接近1000万美元。对此中方都不可能接受。中国原想引进美国F一16的样品和技术，却遭拒绝，只售给24架“黑鹰”直升机。当时美国对大陆军售掌握的一个底线，就是不能高于给台湾的水平。80年代中期美方同意出售航电设备为中国改造50架歼一8Ⅱ战斗机，却索价5亿美元，进程也一再拖延。这些事实说明，西方国家在实行联华抗苏战略时，骨子里仍把中国这个“共产党国家”视为异类，要予以多方限制。(未完待续) ▲


徐焰将军：1990年苏联决定以友谊价格售华苏27
http://mil.news.sina.com.cn/p/2008-12-18/0837535368.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2月18日兵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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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前)记者：改革开放初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能够有多少经费用于改善装备呢?

　　徐焰：1978年中国的国民产值不过3 600亿元人民币，当时折合2000亿美元。进入80年代初，国内的年度军费限制在170亿元人民币(当时折合100亿美元)，其中装备费不超过三分之一。1981年底国家的外汇储备仅有27亿美元，又主要保障经济建设，实在拿不出多少钱引进外国技术装备。军工部门计算的结果是，如按西方要价给全军换装需600亿美元以上，此外还要全部更换原来的苏式军工生产和保障系统，花费又要倍于此数。

　　中国在当时不仅花不起这笔钱，美国和西欧又只想卖成品，买来武器后在零配件和技术保障上又要受制于人，到头来在政治上也会被“卡脖子”。中国国防工业奠基人聂荣臻元帅针对这一情况特别指出，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不可能买来一个国防现代化。中国领导人通过分析本国情况，认为提高本国军队装备的出路还在于自研，对外交流主要是学习引进技术。此后，到西方考察和洽购的中国军事代表团虽多，据反映都是“看得多、买得少”。例如海军代表团看中了法国的 100毫米舰炮，却提出只买一门，法方起初大为惊讶，随之也明白这只是想取得样品再消化仿制，兜售的积极性也大为降低。

　　记者：80年代以后中国因压缩军费开支，使军队进入一个“忍耐期”，当时怎样发展装备呢?

　　徐焰：这段时期中国的武器装备发展主要进入一个技术积累期，国内军工科研部门在经费大幅压缩的情况下，在“多研制、少生产”的方针下还是发展了一些重点装备。如1981年中国用一枚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三颗卫星，这一技术运用到军事领域便可使一枚导弹分导出多弹头。1982年常规潜艇水下发射弹道导弹成功.1988年核潜艇在水下发射弹道导弹成功，都标志着战略武器水平又有了跨越性发展。根据邓小平关于“不当军火商不行了”的新提法.中国改变了过去对外提供军品全部无偿的方针，以价格低廉的武器打入世界军贸市场。例如国内通过引进和学习西方的航电设备改造歼一7(机型仿自米格一21)飞机出口了千余架，不仅提升了研制水平，也通过创汇取得了科研经费。

　　1984年国庆35周年时，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阅兵式，中国自行研制的“东风”系列洲际导弹、中程导弹和69一Ⅲ型主战坦克、自行榴弹炮、装甲输送车及歼一8歼击机都参加了检阅。这些武器的技术标；隹虽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至少有一代的差距，却显示了常规兵器研制突破了长期相对停滞的局面而有了质的跨越。只是由于当时国防费用大幅削减，人民解放军对新装备采购量很小，未能给多数部队换装。

　　1989年6月，西方国家一致实行对华制裁和武器禁售，使中国与美国和西欧的十年军事交流嘎然而止。中国出资改造歼一8Ⅱ战斗机的“和平珍珠” 计划.也被美方粗暴废止，甚至允许台湾军方观看和研究运去的试验机。中国军工科研人员深感耻辱和愤慨的同时，也认为并没有白费金钱和时间精力，因为与美国、西欧这一段时间的交往毕竟大大开拓了眼界，使中国武器发展能跃上一个新台阶。其主要成果，主要体现为国内军工部门能够跳出旧日苏联装备的研发思路，这为后来自主科研以及运用新技术改造原有装备奠定了重要基础。

　　 ★ 恢复对苏军购并消化技术，装备水平大幅跃升

　　记者：1989年以后，中国为什么能对苏联恢复了军购，随后又引进了俄罗斯的军工产品和技术呢?

　　徐焰：历史的辩证法是，坏事往往会转换成好事。西方对华制裁和苏联日趋孤立并走向瓦解，无形中让曾经有着兄弟友谊又相互阋墙的中苏两国再次站到一起。早在1982年中苏关系解冻后，苏联军方就有恢复军事交流的意向，却因当时的国际战略格局和关系障碍未解除而不能实现。1987年苏联军方又提出，愿意对华出售战斗机。1989年中苏关系最终实现正常化，这又为两国开展军事合作和军贸扫除了障碍。

　　中国恢复对苏军购时，就确定了选择先进产品的原则，并着眼于引进和消化其技术。苏军起初想将其在国际市场上已出售的米格一29轻型战斗机卖给中国，中方却看中1987年刚研制定型而尚未外销的苏一27重型战斗机。苏联领导人出于战略全局的考虑，于1990年决定将这种最新的战斗机以友谊价格售给中国。虽说苏联的外卖品技术上有些缩水.然而许多中国专家评价，这次引进使我军装备的最好的军机水平一举提升了不下二十年。

　　记者：国际间的军贸都带有很强的政治性，苏联瓦解后俄罗斯联邦与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已有很大不同，为什么又能对华扩大军售呢?

　　徐焰：中俄的战略合作和军贸，充分体现了中国自邓小平时代起确定的不以意识形态而以国家利益定亲疏的正确性。1991年苏联瓦解后，俄罗斯经济一落千丈，几乎丧失本国军品订货的众多国防企业生存极为艰难。据俄方人员最近撰文回忆，苏霍伊飞机公司差一点都被盘点卖给西方企业，幸亏有了中国的订货，后来又加上印度等国的客户，才能维持下来。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俄罗斯能够对华出售当时较先进的S-300防空导弹、“基洛”级潜艇、“现代”级驱逐舰以及一些其它装备及相关技术。1996年叶利钦总统访华时，又决定对华出售刚研制定型不久的苏一30战斗机，中国还引进了苏霍伊公司的生产线，这对中俄双方都有重大的战略利益，是典型的“双赢”结果。

　　记者：中国在90年代的对俄军购，与50年代的对苏军购有哪些不同呢?

　　徐焰：50年代中苏关系虽然密切，却存在着不平等，这也是最终走向破裂的最深层次原因(如果当时处理得好，应该不会由亲变仇)。那时中苏两国在军事合作时的关系名为兄弟.实为师徒，“老大哥”虽帮了“小兄弟”却也因态度傲慢留下积怨。由于50年代的解放军对技术水准较高的武器大都处于懵懂阶段，大都是苏方提供什么就只能全盘接受并虚心学习，苏联专家撤走后仍有不少技术多年难以消化。90年代的中俄关系完全建立在平等基础上，我国的国民产值和财政收入都已高于俄罗斯，购买的装备都是精心选购自己还不能生产的重点装备，而且能够消化其技术并有所创新。

　　1991年爆发的海湾战争中高技术装备显示的威力，给中国军人以很大震憾，台海形势日益紧张又迫使大陆方面必须有应急的“撒手锏”。此时采购一批有8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的苏俄装备列入解放军现役，对提高作战能力自然有很大帮助。当时国内对军工科研的投入也有增加，购买的俄式装备再加上原先对西方技术的引进，正好形成“东西合璧”,给国内研制新装备以两方面启示。我国自产的许多武器既参考了西方的技术，又借鉴了新型俄罗斯装备的优点，再加上中国人自己的聪明才智，这就大大加快了研发速度，有些还“青出于蓝而胜蓝”。(未完待续) ▲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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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http://bbs.voc.com.cn

　　简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

概况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169人，候补中央委员112人。

　　英明领袖华主席主持会议。华国锋同志要求大家要讲真话！

　　全会的中心议题是根据华国锋主席的指示讨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这次全会前，召开了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党的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和领导骨干，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年来党的领导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批评，对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政治方面的重大决策，党的优良传统的恢复和发扬等，提出了建议。中央领导在会议闭幕式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为随即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讲话成了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之后两年中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这个伟大转折，是全局性的、根本性的，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第一，全会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

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是各方面拨乱反正的前提和先导。全会冲破了党的指导思想上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批评了 “两个凡是”的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根本原则，从而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会议在充分肯定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在我国长期革命斗争中的巨大作用的同时，着重强调要从科学体系上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不能一切照搬照抄，不能搞“两个凡是”。否则，党和国家就会失去生机，就要亡党亡国。全会指出：“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第二，全会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传统。

全会讨论并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全会决定根据党的历史经验，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全体党员和党的干部，人人遵守纪律，是恢复党和国家正常政治生活的起码要求；强调党中央和各级党委要加强集体领导。全会针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遭到破坏的情况，指出：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在人民内部的思想政治生活中，只能实行民主方法，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第三，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启动了农村改革的新进程。

全会在讨论华国锋总理提出的1979、1980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时，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搞好综合平衡的要求。全会还讨论了农业问题，认为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就整体来说还十分薄弱，只有大力恢复和加快发展农业生产，才能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全会提出了当前发展农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并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等文件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和试行。这个文件在经过修改和充实之后正式发布，接着一些重要的农业方面的文件相继制定和发布施行，有力地推动了农村改革的进程。

     第四，全会开始了系统地清理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

全会认真地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某些历史问题。会议肯定了1975年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各方面工作取得的很大成绩，肯定了他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对“四人帮”干扰破坏进行的斗争，肯定了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的革命性质，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文件”。会议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

　　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等9人为中央委员。会议决定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并选举陈云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王鹤寿等为副书记。

　　十一届三中全会所作出的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冲破了“左”倾的观念，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从过去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在思想上、政冶上、组织上全面恢复和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路线，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将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引向健康发展的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是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重大功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党和国家历史的新篇章，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开幕（22日结束）。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转折。全会结束了 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观念。全会批评了“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并着重指出了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在我国长期革命斗争中的巨大作用。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的失调的要求。三中全会还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组织路线。

　　全会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功过是非问题。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文件；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所作的错误结论，以及平反“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等一系列问题。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全会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王鹤寿为副书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从三中全会起，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使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

　　会议重点

　　● 批评了“两个凡是”的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 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口号，否定了中共十一大沿袭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的观点。

出席者

　　（不完全名单）

　　十一届三中全会(219人)
　　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员23人
　　主席：华国锋
　　常委：华国锋 叶剑英 邓小平 李先念 汪东兴
　　委员：韦国清 乌兰夫 方毅 刘伯承 许世友 纪登奎 苏振华 李德生 吴德 余秋里 张廷发 陈永贵 陈锡贵 陈锡联 耿飚
　　聂荣臻 倪志福 徐向前 彭冲
　　候补委员3人：陈慕华 赵紫阳 赛福鼎
　　中央军委常委：王震 粟裕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云 谭震林 李井泉 张鼎丞 蔡畅 邓颖超 廖承志 姬鹏飞 周建
　　国务院副总理：谷牧 康克清 王首道 杨静仁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
　　中国科学院:：李昌
　　中国社会科学院：胡乔木
　　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均为一二把手)
　　党中央机关 中央国家机关 军委直属机关负责人(一把手)
　　补：习仲勋 宋任穷 黄火青 胡乔木 韩光 洪学智 蒋南翔 王任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

　　（新华网北京2007年10月31日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党的十七大报告是在回顾总结新时期29年来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进程时，开宗明义地作出这样一个蕴涵广阔历史背景和深刻思想内容的精辟概括的。回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历史，可以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加深理解这一点。

　　1976年10月，我们党和华国锋同志一举粉碎“四人帮”，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和国家，但“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政治、思想、组织和经济上的混乱还存在，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是非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澄清，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方针和政策，扭转这十年造成的严重局面。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关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上冲破了“左”倾的观念，明确指出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全会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中央领导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讲话中关于“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的重要论断，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一个了不起的伟大觉醒。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是以这次全会为开端的。我们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是从这次全会开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由这次全会揭开序幕和开始起步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开辟的。指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理论武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这次全会前后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句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从此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探索。

　　中国人民面貌的历史性变化，最根本的，就是在华国锋主席领导下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冲破了长期禁锢人们思想的许多旧观念，摆脱了许多思想上的枷锁和禁锢，振奋起伟大的革新创造精神、开拓进取精神、实干兴邦精神，激发出空前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创造出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

　　社会主义中国面貌的历史性变化，最根本的，就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和实践、科学评价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引领下，我国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到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深刻转变，拥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创造了并继续创造着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中国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崭新面貌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中国共产党面貌的历史性变化，最根本的，就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并以此为起点，坚定地依靠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集体智慧，从各个方面深入总结了历史经验，通过拨乱反正和全面改革，勇敢地走自己的路，在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中开创了党的事业新局面，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并在这个过程中加强和改善了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使党赢得人民群众衷心拥护，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农村政策做了哪些调整？

　　1978年下半年，安徽、四川农村尝试包干到户、到组的生产方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19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允许农民因时因地制宜，经营自主。1980年5月，邓小平发表谈话，肯定了一些地方大包干的做法。9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认为包产到户“没有什么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到1983年，全国实行"双包"的生产队达到了93%，其中绝大多数实行的是包干到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