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为什么每次恐怖事件 印度都归结巴基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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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12-3 作者: 王涛 据美国媒体12月2日报道，美国情报机构曾在今年10月对印度发出警告，称武装分子或对包括泰姬玛哈饭店在内的一些孟买当地目标发动恐怖袭击，但印方并未提高警惕。此外，美国白宫发言人佩里诺在1日例行记者招待会上表示，美方的初步调查显示，巴基斯坦政府并未卷入此次恐怖袭击。

　　印度警方对美国情报机构的预警充耳不闻和反应迟钝，必然再一次让人对印度军警的反恐应急机制和能力产生质疑。而美国高调“巴基斯坦政府并未卷入此次恐怖袭击”，让印度一贯转移视线和矛盾的做法更加苍白，面子上有些挂不住了。

　　每一次恐怖事件发生后，印度都习惯归结于邻国巴基斯坦，此次也不例外。孟买袭击发生后，印度官方立即将责任推向“外国的某些势力”。总理辛格当天对邻国提出“严正警告”，如果邻国不采取合适措施“将付出代价”。印度外长则指名道姓地说巴基斯坦与恐怖袭击有关，并要求巴基斯坦交出其它20名嫌疑分子。

　　虽然巴基斯坦极力否认，但也不得不防，被迫向边境派兵。这使得印巴边境局势骤然吃紧，直接危及南亚和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使得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十分担忧。

　　实际上，印度心里明镜似的，连续的恐怖袭击事件的真正背景和原因植根于本国内，源于印度社会和宗教问题等深层问题。印度当局之所以将责任推向“某些外国组织和势力”，首先这是一种最容易且屡拭不爽的推卸责任方式，借以回避印国内存在的导致各种隐患。其次就是国大党执政联盟为赢得明年大选而玩的政治“策略 ”。

　　这样的政治把戏短期可能管用，既护住了面子又有里子。长远来看，等于是饮鸩止渴，因为这阻碍了印度对恐怖袭击事件真正根源的反思与解决。

　　恐怖分子发动袭击的目的其中之一就是，破坏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和解氛围。如果印度为了那点可怜的面子，激化印巴关系，挑起印巴冲突，不知有多少恐怖分子偷着乐呐。 ▲ 来源: 凤凰网


最高法院副院长栽在烂尾楼里　被称“性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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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评社北京2008年12月3日电／10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经表决，免去黄松有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职务。有消息透露，黄松有涉及广东一起金额高达4亿元人民币的经济案，已被中纪委“双规”。有报道称，黄松有“对未成年少女特别有兴趣”，司法界人士称其为“性贪”。

　　据《环球人物》记者了解，黄松有被免职的消息，在最高人民法院和全国司法系统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因为他作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副院长、二级大法官，创造了一个纪录：建国以来司法系统因涉嫌贪腐而落马的最高级别官员。

    ◆ “性贪”高官

　　黄松有最后一次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身份出现在公众视野里，是在10月9日。当天，他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地方法官研讨会，会见并宴请了东盟各国的司法界代表。此后，他再未露过面。有媒体报道称，10月15日，“在参加完国务院的一个会议后，黄松有被塞进一辆汽车里带走，他的住地和办公室也在当天下午遭到搜查”。另外，“黄松有分管的高法执行部门，至少有4名高级官员被下令不得离开北京，以协助调查”。

　　关于黄松有落马的原因，香港《大公报》等媒体报道称，他主要涉及三大问题：以权谋私、严重经济问题和生活腐化。也有报道称，黄松有“对未成年少女特别有兴趣”，更有司法界人士称其为“性贪”。不过，目前媒体披露得最多的是，黄松有涉嫌卷入其潮汕同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原执行局局长杨贤才的贪污舞弊案，该案主要涉及曾被称为“中国第一烂尾楼”——广州“中诚广场”被拍卖一事。

　　“中诚广场”是一座怎样的烂尾楼，竟能将黄松有拖下水?《环球人物》记者特赴广州进行了实地调查采访。

    ◆ 蹊跷拍卖

　　“中诚广场”位于广州市天河北体育西路191号，现已更名为“中石化大厦”。从1997年被扣上“烂尾”帽子起，“中诚广场”便因烂尾时间长、牵涉面广、牵涉资金多、“复活”历程曲折，被称为“中国第一烂尾楼”。

　　规划设计中的“中诚广场”高51层，分A、B两塔，由香港中诚集团于1992年投资兴建。该工程的造价高达20亿元，但中诚集团的初期投资只有2000万元。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诚集团资金链断裂，“中诚广场”的工程进度随之时断时续。2001年，被拖欠了数千万元工程款的施工单位宣布停工，“中诚广场”就此成了烂尾楼。

　　2002年7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负责解决围绕“中诚广场”的债务纠纷。当时，申报的债权人多达158名，债务总值达人民币15.67亿元、港币1.24亿元、美元0.3亿元。

　　当年10月，两家名不见经传的公司——广州骏鹏置业有限公司(简称广州骏鹏公司)和北京金贸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北京金贸公司)如从天降，莫名其妙地在竞拍中胜出，联手以9.24亿元人民币的低价收购了“中诚广场”。

　此后不久，广州骏鹏公司的老板范骏业，因涉嫌金融票证犯罪，丧失了购买“中诚广场”的资格。2005年2月5日，北京金贸公司提出的独家收购申请获得许可。

　　然而，此次拍卖行动结束不久，就有媒体发现了更多的“离奇故事”：北京金贸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就是范骏业。而且，北京金贸公司低价购得“中诚广场”后，很快出手转卖，售价高达13亿多元，净赚了4亿多元。

　　但是，直到此时，外界也只是感到此次拍卖活动存在诸多蹊跷，没人知道黄松有和杨贤才在其中做了手脚。

    ◆ 背后谜团

　　2006年，“中诚广场”A塔被中石化集团买下，整幢大厦被更名为“中石化大厦”。此后，事易时移，就连许多广州人都淡忘了“中国第一烂尾楼”之事。

　　然而，两年后的2008年6月28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杨贤才，因在“中诚广场”拍卖过程中有违纪行为，突然被中纪委“双规”。此时，人们才再次想起了“中诚广场”，并恍然大悟：拍卖“中国第一烂尾楼”的过程果然暗藏玄机!但人们同时也提出了一个疑问：杨贤才只是个副厅级官员，何需中纪委直接介入?对此，有分析人士当时就指出：中纪委亲自出马，极有可能意味着，在杨贤才的背后，还有一个级别更高的官员。

　　直到2008年10月28日，黄松有被“双规”的消息传出，人们才又一次恍然大悟：那个“级别更高的官员”就是黄松有!

　　那么，黄松有在“中诚广场”拍卖案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就连广州司法界人士也无法弄清黄松有和杨贤才涉案的具体细节。他们也只是从媒体上看到一种说法：杨贤才在执行拍卖“中诚广场”任务的过程中，曾接到过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指示，而发指示的人正是黄松有。

　　黄松有和杨贤才为何能将他们的龌龊之事掩盖得如此“完美”?

　　杨贤才的一位前同事告诉《环球人物》记者，现年58岁的杨贤才，因在破解司法执行难问题上屡有创新，曾被誉为“中国第一执行局长”。拍卖“中诚广场”时，他作为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分管此事。

　　他还透露，黄松有与杨贤才的关系很好。二人曾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共事，还是潮汕老乡(黄松有是广东汕头人;杨贤才是广东揭阳人，揭阳在撤县设市之前隶属汕头)。鉴于两人关系密切，外人很难了解他们之间的“交易”。

　　黄松有在拍卖“中国第一烂尾楼”过程中得到了多少好处?目前仍不得而知。但有消息人士称，黄松有受贿的数目大概在300万元左右。

    ◆ 堕落学者

　　1957年，黄松有出生在汕头市澄海区莲上镇兰苑村的一座旧祠堂里。那是土改时人民政府分给他们全家的住所。黄松有的父亲虽是个典型的贫苦农民，意识却相当“超前”——尽管家境贫寒，仍坚决支持孩子们读书考学。

　　黄松有的高中语文老师周希宪回忆说，高中时代的黄松有“勤学苦练，博览群书”，“谦逊、踏实而富有活力”。全国恢复高考后，黄松有挑灯夜读，紧张备考，1978年以优异成绩被西南政法学院(后更名为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录取，从此与法律结缘。

　　一位从西南政法学院走出来的司法界人士告诉记者，大学校园里的黄松有同样“刻苦、勤于钻研”。毫无疑问，在校园里受到的系统专业训练，为其日后的职业生涯奠定了坚实基础。

　　1982年，黄松有从西南政法学院毕业，进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1997年，黄松有调任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在湛江期间，他组织审理震惊中外的“9898”湛江走私案，因出色完成审判任务，获得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授予的个人二等功表彰。

　　1999年，凭借在广东的成就，黄松有离开妻儿来到北京，走进最高人民法院的大门。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多年的司法实践经验，使他在北京的表现同样出色，并据此于2002年12月升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分管民事审判和执行工作。
　
　　“转战”北京的黄松有，曾因在全国力推执行威慑机制而受到媒体的追捧。此外，他健谈、开朗的性格以及对法律业务的深入思考，也给很多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同时，他在工作之余笔耕不辍，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和多部专着。他还是清华大学、西南政法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国家法官学院等高校的兼职教授⋯⋯ 在被“双规”之前，黄松有堪称一位出色的“学者型”官员。

　　正因如此，黄松有落马后，国内司法界发出一片惋惜之声。

　　“真的太可惜了!”在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时，黄松有的一位前同事不住地叹气摇头：“黄松有45岁就已经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副院长了，他的履历和业务能力都很出众……可惜他最终还是没抵挡住诱惑，没有把持住自己。”

　　除了为之叹息，黄松有案也有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

　　在国人眼中，最高人民法院是对抗官场贪腐的最后一道防线。从这个角度看，黄松有案的负面作用不可小视。专家指出，公正是人类的道德理想，也是法律目标。司法公正不仅是司法领域的理念，也是社会的基本共识。因此，要维护社会公正，就必须肃清司法腐败。

　　拿掉一个黄松有并不能让我们高枕无忧。但他被果断“拿掉”的事实表明，中央正在尽最大努力铲除司法系统中的毒瘤。▲


制海权关乎国家兴衰、中国海洋形势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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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评社北京2008年12月3日电／中国军网文章指出，在当下世界金融危机愈演愈烈之时，11月15日，载有超过1亿美元物资的世界第二大巨轮——沙特“天狼星”号油轮被索马里海盗劫持。索马里自1991年以来一直战乱不断，沿海海盗活动猖獗，今年以来，索马里附近海域已经发生至少80起海盗袭击事件，有30多艘外国船只被劫持。久已淡出视野的海盗在数字文明高度发达的21世纪，重又沉渣泛起，再度引起世人对海上安全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马克思曾说过，“不能想象一个伟大的民族能够与海洋相隔绝”。当前，随着陆地资源的减少和海洋资源开发力度加大，海洋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海洋是国家利益拓展的重要战略空间已成为各国共识。

　　地球是一个海洋面积占3/4之多的蓝色星球，海洋蕴藏着无尽的宝藏，也是人类的共同财富。纵观世界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在资本全球化进程中，拥有工业资本优势的国家，往往也是拥有强大海权的国家。海洋运输与投送的巨大效费比无论在战时还是平时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军事角度看，只要控制了海上运输线，就可以最机动的方式集中最优势兵力实施快速机动作战。

　　历史上，制海权曾是造就古今大国兴衰的重要杠杆。在今天，建立在卫星信息监控技术和导弹远距离精确打击与准确拦截技术上的制海权，仍是国家兴衰的重要杠杆。制空权、制太空权的军事技术革命虽然重要，但其实质还是为争夺制陆权和制海权服务。

　　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化的国家安全是“边界安全”与“安全边界”的统一：前者是主权、领土安全，后者是利益安全。过去在自然经济下，边界安全和安全边界是合一的。在全球化时代，利益安全幷非仅仅只是国土安全。对于拥有漫长海岸线的国家来讲，海洋纵深是天然的战略屏障，海洋战略通道更是关乎国家综合安全的题中之义。某种意义上海外越安全本土就越安全，海洋通道畅通才能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这种安全哲学立足的不只是当下生存的需要，更是着眼未来的发展和权益的保护。在国际和平的大环境下，新时期海军使命更多的是如何更好地保护本国的海上航线安全、打击海盗和海上走私、维护对外出口贸易、实施海上事故急救、海上污染清理以及海洋环境保护等等。

　　当今中国面临的海洋形势不容乐观。东部沿海地区在对外开放中已发展成为中国经济产值增长最快的黄金地带，其海洋权益广泛分布于世界幷随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而持续扩大。在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对外经济贸易发展迅速的同时，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越来越高、对世界能源的需求也大幅上升。

　　据估计，到2020年，我国将有60%的石油需要从国外进口。内部需求动力和外部压力的同时增大都要求我国进一步关注自己的海洋权利，幷重新审视自己的海洋权。

　　由此可见，与古代的冒险、开拓不同，新世纪海洋观的本质是海洋资源和平开发和保护海洋权益等核心理念。一个濒海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都与海洋问题联系密切，安全的范畴不再局限于与军事相关的传统安全问题，而是日益涉及社会、环境、文化等非传统安全领域。海盗、海上恐怖势力泛滥，跨国捕捞、石油钻探、海洋污染、海底资源开发、海军军备控制等问题日益成为国家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加剧，使得各种涉海权益矛盾日趋尖锐，导致国际斗争日趋复杂化。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进行安全对话等，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安全手段，以此化解与周边各国的矛盾,寻求自身安全，是综合安全观的重要体现。

　　可见，面对海上安全利益的多元化趋势，任何单凭强大的海军力量的国家都不足以解决全球的海洋权益问题。只有使用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法律、科技全方面的综合手段，构建公平合理、和平开发的新型海洋秩序，才是当前解决一系列海洋问题的必由之路。▲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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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http://bbs.voc.com.cn

来源：《中国军事》

主席：

　　前天，（八月一日）我第四次同全体职工一块，听了关于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证，和关于陈伯达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份子的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广大深入的群众运动这面无比巨大的照妖镜，这样迅速地把这帮牛鬼蛇神的原形显照出来，特别是如果不是主席这样从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和阴谋活动，及时地查觉出他们的反动本质和极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没有疑问的，那时，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要经过多长的痛苦的历史反复啊！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对于林彪和陈伯达，我没有什么重要材料可揭发，特别是对于他们的历史我一无所知，只能回忆一下平时对他们的感觉。对林彪，我过去觉得他很会打仗，我不相信什么百胜将军，不打败仗的将军是没有的，事实上他也不是每战必胜的，但认为他毕竟是一个军事能手。他的沉默寡言，我也觉得是一个长处。在历史上，我知道他犯了两个错误，一次是在长征时，他同彭德怀搞在一块，反对毛主席的领导，他历来标榜自己是反对彭德怀的，但在这样非常困难的关头，却同彭德怀结成同盟，搞秘密串连，如果没有主席的威望和坚强的领导，不知会成什么局面。再一次是抗美援朝，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关头，他又出面反对主席的极端重要的政治决策，并且拒绝到朝鲜作战，按说他是比彭德怀要适当的人选，而他竟拒绝了，在实质上说，他是怕美国，不相信会打败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正义立场和自己的力量。这两件事，一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大家的自我批评的空气中，他才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

　　在全国解放后，我从一些事情中，逐渐觉得他是一个怀有嫉妒心和不大容人的人。这我是从他对罗荣桓、刘伯承等同志的态度中看出的。刘伯承同志在军事学院的教学方针中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批判是应该的，但是林彪和彭德怀一块，对刘的批评不是与人为善的，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更是声色俱厉的，他们甚至说刘在二野没起什么作用，似乎只有我在那里起作用，当时我曾为此说过，没有那样能够很好合作的司令员，我这个政治委员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我记得在常委也说过），对我这个态度，林彪当然是不高兴的。罗荣桓同志同林彪是老战友，按说他们应该是很好的，罗荣桓同志为人的朴实、诚恳和厚道，是大家所知道的，罗在干部中是很有威信的，林彪就说过，四野干部有事都找罗，不找他。记不得是在一九五几年，罗荣桓同志曾指出林彪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只强调老三篇，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林彪非常不高兴，从此对罗的关系很坏。至于对贺龙的关系，大家是知道的。

　　对于罗瑞卿问题的处理，我是有错误的。在罗瑞卿问题出来前，我一直认为罗瑞卿同林彪的关系是不会坏的，我一直觉得罗是林的老部下，罗当总长又是林推荐的，应该没有问题，所以，当一九六六年初（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林彪提出罗瑞卿问题时，性质是那样严重，我的感觉是很突然的。而在叶群向我叙述罗瑞卿如何反对林彪，如何企图夺权时，又夹着一些罗如何轻视我的话，我听了并不舒服，我总觉得其中包含了一些个人的东西，在方式上多少带一些突然袭击的性质，这多少影响我在处理罗的问题犯下那样不容宽恕的错误。

　　对于林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现在看来，他的确是为的打着红旗反红旗，是准备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步骤，但是过去我一直认为他抓得对，抓得好，比我好得多。我过去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但是，过去在两点上我一直是不同意的，一是林彪只强调老三篇，多次说只要老三篇就够用了，我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在一切领域中全面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讲老三篇，不从一切领域中阐述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就等于贬低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一是总感觉林彪的提法是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这同样是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意义，特别是损害了毛泽东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对国际修正主义运动中的作用，我从阿尔巴尼亚同志的态度了解到这一点，我是赞成强调毛泽东思想对于马列主义的继承、捍卫和发展作用的。

　　对于军队建设，我过去一直肯定林彪在这方面的作用。过去我只觉得他在强调人的决定因素的时候，忽略了军事技术和战术的训练。林彪多次说，只要人不怕死就会打胜仗，这是正确的，又是片面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见到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这样的提法，觉得有点刺眼，只觉得这是提高林彪威信的提法，不敢有别的想法，现在原形毕露，才恍然大悟了。

　　对于陈伯达，他的历史我一无所知，甚至在延安写的三民主义概论我也不知道。我对陈的印象是，这个人很自负，很虚伪，从来没有自我批评。他会写东西，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赞扬过别人写的好东西。对于能写的别人，他是嫉妒的，例如对胡乔木。他经常的口头禅是：我是个书生，不行;，这就是他唯一的自我批评。他看不起没有他参与过的文章或文件。如果他提出过什么不正确的意见，而后来被批判了，他不再说就是，从来没听他说他在那件事搞错了。例如，他对工业七十条说过不好，他究竟对哪些不同意呢？没听他说过。我只知道他在工业方面提出了两个主张，一个是搞托拉斯，一个是要搞计件工资制。搞托拉斯，我们试验过，这意味着工业的更加集中，对于发挥地方积极性的方针是有很大矛盾的。搞计件工资制（他为此专门在天津搞了个调查材料）是意味要进一步地搞物质刺激，这肯定不如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相结合的制度好。以后他不说这两个东西了。因为他提出七十条不好，中央曾指定他负责修改，后来我还催问过他几次，他始终迟迟不搞，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写批判苏联修正主义一批文章时，由于是在康生同志那一个班子写的，陈伯达一直没有兴趣参加。只在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二十五条时，由于指定他主持修改，才积极起来。总之，这类的事，有不少，只是细节记不起来了。陈伯达多年没有主持过什么工作，对他这样一个握笔杆子的人，总要原谅些，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只是一般的。至于他在主持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的事情，只是在听了中央文件的传达后，才知道像他这样一个坏蛋，以往那种表露不是什么奇怪的。

　　主席知道，林彪、陈伯达对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了。

　　我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热情地庆祝在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摧毁了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

　　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当然也犯过一些个别的错误。

　　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书记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六○、六一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我犯的错误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的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主席万寿无疆！

　　　　　　　　　　　　　　　　　　　　　　　　　　　　　　　　　　　　邓小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这封信是邓小平委托江青递交毛泽东的）


邓小平给华国锋、叶剑英的信（1977.4.10）
http://bbs.voc.com.cn/topic-1707208-1-1.html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http://bbs.voc.com.cn

来源：《中国军事》作者：邓小平

华主席叶副主席并党中央：　

　　我完全拥护华主席最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完全拥护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方针和对当前各种问题的工作部署。　

　　我在一九七五年的工作虽然也作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但在工作中确有缺点和错误，我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我的批评和教导再一次表示诚恳的接受。　

　　我感谢党中央弄清了我和四人帮没有关系这件事，我特别高兴在华主席的讲话中肯定了广大人民群众去年清明节在天安门的活动是合乎情理的。　

　　至于我个人的工作问题，做什么，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曾向中央用书面表达我内心的悲痛和深切的悼念。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在党中央决定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会主席的时候，我知道了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以最英明果敢、最正确的方式战胜四人帮的伟大胜利的时候，我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曾向国锋同志和中央用书面表达我的真诚拥护和欢欣鼓舞的感情。　

　　如果中央认为恰当，我建议把我这封信连同去年十月十日的信印发党内，究应如何处理，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决定。

　　顺致诚挚的敬礼！　

　                                         　　　邓小平　

　                                                    　一九七七年四月十日


马英九接受“央广”专访问答（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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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评社台北2008年12月3日电／马英九今天上午9时10分参访台湾“中央广播电台”，并接受专访。以下是访问主要内容：　

　　● 两岸协商经济、民生优先 未来不排除政治议题

　　★ 问：明年上半年即将展开的“第三次江陈会”，除了两岸金融合作列入议程外，政治性议题有可能进行初步协商或谈判吗？
　　
　　◆ 马英九：关于“第三次江陈会”，目前的规划还是经济性跟民生性议题，譬如说包括两岸金融可能签备忘录，又譬如说，两岸共同打击犯罪，或者是其他有关投资保障这类的问题。这类的问题其实过去八年都没有碰，而这些问题早就应该解决了。拖了八年，它的优先程度是非常的高。至于政治性的议题，目前还没有做具体的规划。未来当然不可能完全排除。所以我们先把迫切性高的先解决，这些经济性的议题都跟我们的民生有很重大的关系，必须要优先解决。

　　★ 问：是，在此同时，政府如何化解部分人士担忧台湾“主权”受到伤害的疑虑呢？
　　
　　◆ 马英九：在整个两岸关系发展的现在，我知道民进党跟若干在野人士，在这些议题上一直都有非常强烈的看法。但是，仔细的去分析一下，到底我们走到现在一共跟大陆签了六个协议，有哪一个伤害到了台湾的“主权”？哪一个矮化了台湾的尊严呢？没有看到有人说清楚过。后来我看有人说就是因为你们接受了九二共识，所以才这么顺利，而九二共识就是伤害我们“国家主权”。九二共识是一中各表，换句话说，“宪法”本来就是一中的“宪法”，我们在“宪法”的架构下，跟对方进行协商，完全没有伤害我们的“主权”。真正迫切的不是他喊谁“总统”，而是赶快把截弯取直做好，让两岸旅行更方便。有了这种搁置争议、共创双赢的理解之后，两岸关系就比较好推动了。民进党过去执政的时候，就是没有把这种优先顺序搞清楚，一定要对方承认“一边一国”，我们才能谈。这样的结果不但目的达不到，反而使得许多优先程度高的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处理，以致于使得台湾愈来愈“锁国”，我们为什么跟大陆改善关系之后，全世界都在肯定，全世界不会再说我们台湾是一个麻烦的制造者，大家都觉得这样的作法对整个区域或者对全世界都有利。这就表示我们对台湾的现状以及对于国际的现势，有更清楚而充分的瞭解。
　　
　　★ 问：现在全球金融海啸的情况非常严重，您也讲过这波金融寒冬时间可能会拖的比较长，现在是否有到谷底都不知道，所以想请教，在这么严峻的国际经济情势之下，两岸应该怎么合作来度过这次的难关？
　　
　　● 两岸合作以外汇帮助其他国家
　　
　　◆ 马英九：两岸的经济其实都相当程度的倚重外销，也就是“国外”的净需求，这方面台湾又比大陆来得更倚重，因此当美国的市场、欧洲的市场乃至于大陆的市场开始萎缩，尽管程度不一，都会对台湾的外销造成影响。而外销又是我们经济成长最主要的贡献，他的贡献程度有时候到七成到八成。外销一萎缩当然会影响到我们。所以我们一方面扩大内需，当“国外”净需求减少的时候，我们来提高“国内”的净需求，但是跟大陆其实还有一些可以相互协助，乃致于在区域扮演一个协助角色的可能性，就是说双方的大陆外汇存底有一兆九千亿美金，台湾有两千八百亿，台湾大陆都是前五名的外汇持有“国”。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是有机会透过双方的努力能够在这方面相互合作，并且帮助其他地区的国家，当然这个部分还需要大家仔细来讨论，“国内”的企业家也有提出类似的建议，我知道他们这次在 APEC也有非正式的交换意见。这个议题不见得为了这一次，将来、你看看，在十年前有金融风暴，韩国的财政部还被国际货币基金所接管，所以各国出现这种财经危机的可能性，可能过一段时间，随着经济景气的变化就会出现，所以我们永远不要排除这种可能性，将来能够在两岸关系改善之后，在这个领域能够建立某种协商或者互助的机制，我相信对两岸、对区域都是正面的。

    ★ 问：那想问一下，最近消费券引起了各界的话题，我们还想知道一下打算怎么用这3600元的消费券？
　　
　　◆ 马英九：本来我是想捐出来的，后来大家说消费券就应该消费，所以我决定还是消费，但是捐了还是捐，捐的话至少是消费券价值十倍以上。因为其实我每个月都在捐钱，都在帮助弱势，那我到各地消费也是如此，所以这3千600元我会好好想一想，因为很多热心人士帮我提供意见。
　　
　　★ 问：那有没有可能给马小九买点什么东西？
　　
　　◆ 马英九：马小九不可能靠这3千600元，不然他日子就很难过了，我觉得他生活过得还不错，因为看起来长的气宇轩昂，一表“狗”才。
　　
　　★ 问：刚刚提到APEC，这次前“副总统”代表您出席亚太经合会非正式领袖会议，这是过去十六年来台湾层级最的高一位代表，外界解读这是您推动“外交休兵”的具体成果展现，如何评价这次台湾参加APEC的成果和意义。
　　
　　● 两岸和解也要在国际社会和解
　　
　　◆ 马英九：我觉得我们这参加APEC是非常成功的，连董事长他具有卸任“副总统”的身份，到那个地方去跟全世界的主要领袖平起平坐，就除了欧洲以外其他重要领袖都来了，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画面我自己也很感动，这画面很多年都没有出现，我们的代表跟其他国家平起平坐，一起讨论问题而且也能够发表意见，我相信这就是很多台湾人积郁了很多年的这种渴望，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在国际舞台上能够发出声音来，至少在APEC已经第一次做到了。当然我们还有很多的路很长的路要走，国际组织我们参加的并不多，不过从这个地方可以看的出来，如果说我们可以妥善的处理两岸关系，也许在这方面空间会增加。我常说为什么我们希望两岸的和解不只是在海峡，也要到国际社会，主要考虑国际社会我们参与的程度机会等等是台湾人尊严的来源之一，很多人把这一点看得比其他一切来得重要，所以我们千万不可以忽略。因此我们会非常积极的在这个方面努力，当然我们在“外交”上、国际参与上所遭遇的困难几乎全都是来自两岸关系。但是我们也希望两岸关系的发展一直是向前顺利发展，这样国际上所遭遇的阻碍应该会比过去来得减少。不过我们从来不会一厢情愿，我们希望一步一步，步步为营，同时我们在海峡也好、在海外也好，都是秉持着“中华民国宪法”跟九二共识，也就是我们谨守着这个分寸，来推对外关系，我想会比过去有更重要的成果。你们看到的是 APEC，你们没有看到的是我们上任已经有6个多月了，“邦交国”相当稳固，当然只有六个月，觉得时间还很短，但是如果对国际事务了解，对台湾“外交”情况了解的话，如果不是我们改善两岸的关系，到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平静无波，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所以我想双边关系如此，多边关系如此。所以目前的做法，我相信许多专家都知道，这是对台湾最有利的做法，也是最能够得到国际友人支持跟协助作法。
　　
　　★ 问：很多人看“外交休兵”最关键的指标，是台湾能否参加明年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WHA。对这件事是否有信心？
　　
　　● 参与WHO可列为两岸两会协商讨论议题
　　
　　◆ 马英九：我们现在都尽全力从各个角度、各个场合来推广，来争取支持，到目前为止，我们接到美国、日本、欧盟还有“邦交国”的讯息呢，都是他们会全力支持，但这个最后还是要看当局WHO跟中国大陆的态度。这次连董事长到APEC去，跟中国大陆领导人胡锦涛先生就这点交换意见，那么胡先生的看法是说，两岸恢复协商之后，这些问题都可以讨论。所以我相信，我们往后会在这个议题上，跟大陆交换意见，希望在这个方面，比过去有更大的进展，这是我们更加期待的。

    ● 认同奥巴马322来函提恢复台美互信
　　
　　★ 问：我们讲到了“外交”关系，美国一定占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美国的新总统奥巴马在明年一月就要上任了，现在两岸出现和解的新契机，想要请教，对于美国新总统奥巴马上任之后，美中台三边关系有什么样的展望？
　
　　◆ 马英九：奥巴马先生能够当选美国总统我们也感到很高兴，倒不是因为他是我们哈佛的校友，更重要的是，他在我322当选以及520就职的时候都分别有来函。一方面祝贺；一方面对于台湾和美国的关系也有所着墨。我觉得他的道贺函，3月22号的跟其他人最大的不同，他直接提到了台湾跟美国要能够恢复一种互信，我觉得这一点是跟其他的道贺函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当然可以想像这信不是他自己写的，一定有对台湾非常熟悉的幕僚来谈这个。事实上我们就任之后所做的努力，就我们来看已经相当程度恢复了台湾跟美国的互信；否则的话，军购还有其他议题上我们不会相处的这么好。我们也会继续维持这样的互信，因为以台湾现在在全球的角色要想能够有所突破，很重要的资产就是我们的诚信。我们说到、做到，同时也让对方充分瞭解我们的动向。换句话说，不要经常给人家 surprise，让他们不知道怎么回应。而且我们不只对美国，对其他我们交往的对象也应该这样。这样久而久之，双方有了互信之后，很多事情都比较好讨论。从熟悉国际关系的人都知道，国际关系也是一种人际关系，也是人际关系的扩大，因此在这方面能够多注意对方的感受对方的反应，尽量的追求双赢，大概是最好的策略。
　　
　　● 随时愿与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沟通
　　
　　★ 问：上任之初，您就表示希望当“全民总统”，就职演说感动了许多人。不过，从这次海协会会长陈云林来台，发生流血冲突事件，可以看出朝野对两岸政策有不同的坚持，双方也欠缺沟通对话。想请问，对如何化解目前朝野僵局有何看法？
　　
　　◆ 马英九：从830游行到1025游行，到陈云林来台的这些冲突，我们都有仔细分析，到底这些现场人的诉求是什么。除了经济不好，对于两岸关系有哪些具体反对的意见？有没有人反对两岸直航？有，但很少，而且也说不出很重要的理由来，包括中南部的农民都赞成，因为农产品可以卖到大陆；渔民也赞成，因为养殖鱼可以卖到大陆。他要我们不要开放大陆农产品，这本来就是我的政见，所以我想不出来有什么不对。实际上从签的六项协议中，没有一项是伤害到台湾利益的。我的感觉啦，他们感觉跟大陆走那么近，会不会对产生什么负面影响。我们可以一起想，可以告诉我们忧虑的是什么？说“主权”流失，没有流失啊，现在台湾可以代表到APEC在那边高谈阔论，这有“主权”流失吗？是我们的“主权”得到更多的重视呢？还是更少的重视？这一看就知道。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透过沟通，大家可以摆事实、讲道理，听听看我们做了什么事情会引起有些人的误会。那我们从事后的民调看，65％到80％几的支持度，可见大部分人民可以接受的，我们并没有因为这样就很傲慢的说，少数人的意见我们可以不理会，我们还是愿意沟通。所以我在很多场合，从我就任开始，就任前就跟民进党蔡主席表示，愿意就这些议题跟她交换意见。当然我可以感觉到目前她顾虑比较多，即使如此，我还是表示门是开着的，我每次碰到她，都会提到，“有机会我们聊一聊，谈谈什么议题，都可以谈。”不限时间不限地点，只要她愿意都可以谈。换句话说我们始终把这门打开，假如说她不方便，她愿意找民进党干部，跟我们相对干部进行沟通，我们也赞成。如果她愿意，我们可以积极安排，我觉得多沟通，总比不沟通要好。
　　
　　● 若成立独立委员会　置“监察院”于何地
　　
　　★ 问：有可能召开“国是会议”，广纳不同意见，做政治上的沟通吗？
　　
　　◆ 马英九：过去我们开“国是会议”，都是在我们“宪政”体制还没有很上轨道的时候进行，那时“国会”还没有改选，“总统”也没有直选，这些还在的时侯。如果我们还要开“国是会议”，认为现行的体制都不管用，这并不是一个常态性的做法。就是说，我们要抢救经济、刺激消费，我们要发消费券，有人说可不可以年年发，或者说三节都发，像这个就，我常说特效药不能当营养品来吃。
　
　　“国是会议”是传统机制无法解决问题时才做，就像最近台湾人看到陈云林事件所带来的冲突，他们建议应该成立独立委员会，来检讨检察官有没有滥权，警察有没有侵犯人权，事实上，如果这样把“监察院”置于何地呢？我们体制上早有这些东西了，尤其是“立法院”也有委员会可以邀请“警政署”来问啊。假如这些都不要，自己再开一个委员会，成立委员会说不定就要去掉半年的时间，如果向大法官会议去申请这合不合“宪”，又去搞到几个月，不但没解决问题，还产生纷扰。让“宪政”机关发挥功能，这是我做“总统”非常重要的任务，因为我上任宣示的第一个承诺就是遵守“宪法”。
　　
　　★ 问：“金管会主委”陈树的请辞，让部分人士认为这是“内阁”改组的第一炮，不过您提过“内阁”改组时间应该是在明年，想请问，所谓明年是不排除在农历年前吗？  

    ◆ 马英九：我们对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任何决定，因为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半年来各部会的工作，比刚上任时都有很显着的改进，大家对自己的任务、对媒体、和民意机关的互动也都加强，所以一天到晚都在谈这个问题的话呢，真的会使有些人感到莫名的压力。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好好的干，一方面大家全力以赴，二方面我们也会进行相关的考核。
　　
　　★ 问：未来新“内阁”应该有什么的面貌？
　　
　　◆ 马英九：我想我们先努力把工作做好，不急着去讨论一些目前还没有谱的事情。
　　
　　● 海角七号抓住了台湾人的想像
　　
　　★ 问：在台湾引起热烈回响的海角七号，包括陈云林会长也认为很不错。这部电影想告诉大陆人一个什么样的台湾？
　　
　　◆ 马英九：我觉得这部电影受到台湾热烈欢迎，最主要他把台湾的现况用艺术的手法、用浓厚的乡土感情作了忠实的描述，大家看到电影的场景就是日常生活的场景，没有刻意去把他戏剧化。基本上就是实况，小老百姓的生活，中间流露出许多人性、感情跟人与人之间始终不渝的真情。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值得称道的，我相信大陆也有很多类似的故事，甚至两岸之间也有很多类似的故事，都可以被发掘出来。只不过这次台湾魏德圣导演，这其实是虚构的故事，但是却能够抓住很多人的想像，所以我也高度推荐大陆同胞看一看，当作大陆了解台湾的起步，我觉得应该很有价值。
　　
　　★ 问：您建议大陆民众应该以什么心态看这部电影？
　　
　　● 期望大陆民众了解两岸背景不同之处
　　
　　◆ 马英九：就是试图瞭解跟大陆双方分隔六十年的社会所孕育的想法是什么，因此我觉得应该带着一种欣赏的、尊重的、包容的态度去瞭解。最近我看到海角七号到大陆上演遭遇一些挫折，但这不是最后的，还在协商当中。尤其台日之间的感情发展，同时我有点顾虑，这可能是大陆同胞需要去学习瞭解的。因为台湾的背景跟大陆不一样，台湾被日本统治过五十年，这五十年当中当然有遭遇许多的困难，甚至比较残暴的对待，但是我相信人与人相处一定会发生感情，所以也不能够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同样的，大陆的东北也一样，它被日本统治了十几、二十年，我相信一定有这种故事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次在战争当中难免有这种值得我们肯定的人性因子，凭良心讲，日本跟台湾有很多恩怨情仇，跟大陆也有，但是人毕竟是人，人性是没办法泯灭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很多的场景、很多的故事都能够获得谅解，因此我也希望大陆同胞能够从这个角度来看海角七号。
　　
　　★ 问：任内有计划访问大陆吗？会想回祖籍湖南看看吗？
　　
　　◆ 马英九：目前没有这个计划，因为我是“中华民国”的“总统”，如果要出访中国大陆，是非常重大的事情。时机可能还没有到，我觉得应该把两岸更迫切的问题先解决，我个人什么时候去访问，目前不是最迫切的事情。
　　
　　★ 问：会想回祖籍湖南看看吗？对那边有多少瞭解？有多少亲友在那边，任内不去，那卸任有没有可能？
　　
　　◆ 马英九：我还不急着在这时候想这问题，我到现在为止没有到大陆访问过，我只去过香港，其实很多反对我的大陆政治人都去了很多次了，我虽然没有去，我应该有的瞭解还是会有。我觉得在我工作上所需要的知识，我都能掌握住，然后做出最正确的决定，这是最重要的。▲


指中国未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大误解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中评社北京2008年12月3日电／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李君如2日表示，回顾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我国人权事业的进步是伴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和民主政治的发展而不断深化的。

　　新华网报道，李君如当天在“中国改革开放与人权发展30年”学术研讨会上说，多年来，一直有一种舆论，认为中国的改革是从经济体制改革起步的，中国的改革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似乎中国至今未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与此相联系，也有一种舆论，认为中国维护公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有成就，但维护和保障公民基本的政治权利不力。

　　他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因为这些舆论没有看到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提出改革的任务，就在于当年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造就了思想解放的氛围和民主政治的发展，恢复了中国人民的基本政治权利。只要读一读邓小平那篇名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就可以体会到中国的改革一开始就是在推行民主政治和保障公民的政治权利下起步的。

　　李君如说，中国共产党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既有战略，又有策略。从战略与策略相结合的角度讲，至少有八个方面值得注意和重视：

　　◆ 一是、把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使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逐步深入。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每推进一步，政治体制改革也深化一步，从来没有停止过。结合经济体制改革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仅在经济发展中改善了公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而且保证了公民的政治权利。

　　◆ 二是、把发展民主与健全法制结合起来，依法保护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我们党制定了依法治国方略。30年来，我们修改和完善了宪法，废除了不合乎宪法和民主精神的法律条文和法规，制定了刑法、民法和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还建立了律师制度，幷进行了以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为目标的司法制度改革。几千年形成的人治社会正在向法治社会转变，向依法尊重和保障人权转变。

　　◆ 三是、把政治体制改革与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安定有序、充满活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结合起来，在改革、发展和稳定的有机统一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基本权利。这样，既保障了公民的人权，激发了中国社会内在的生机和活力，又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

　　◆ 四是、把发展民主法制与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结合起来，让人民群众在改革中享受到各项基本权利和直接的实惠。在乡村、社区和企业中广泛地建立村委会、居委会、职代会等群众自治组织，是中国政治体制的一大特色。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仅在广大农村实行了村委会村民直接选举制度和乡镇改革试点，而且在农村普遍实行政务公开、村务公开等制度，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广泛拥护。

    ◆ 五是、把执政党依法执政与参政党依法参政结合起来，完善了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在我们的政治构架中，中国的八个民主党派和工商联虽然不是执政党，但是参政党。这几年，在执政党的支持下，参政党在中国民主政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这是中国人权事业特别是社会政治权利得到充分保障的重要标志。

　　◆ 六是、把共产党的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结合起来，以党内民主来带动人民民主。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7300万党员的大党。党要保持先进性，幷且在引领全社会的民主政治发展中体现先进性，必须积极推进党内民主。中国共产党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党的十七大在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完善党代会制度、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改革党内选举制度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创新的思路和举措。特别是在选拔任用干部问题上，已经废除了终身制，完善了以民主为原则的干部任免制度，给广大德才兼备的从政人员提供了竞聘上岗的机会，等等。这些党内民主举措，也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民主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 七是、把党内监督、行政监督、法律监督与公民直接监督结合起来，建立和完善了公民舆论监督和信访制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大功绩，就是重新建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几年，在党内监督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创新，幷且把党内监督与群众举报结合起来，成效显着。特别是媒体介入监督序列，对于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 八是、把选举票决民主与协商民主结合起来，完善了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形式。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以及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选举票决民主不断完善和发展，与此同时，中国的协商民主也在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两种民主形式的探索和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中国人民政治权利不断得到尊重和保障的过程。

　　李君如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建设和发展政治文明的过程中，出现了三大值得重视的走势：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以及通过党内民主来带动人民民主。这三大走势的指向很明确，最终将在中国建立一个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从而不断推进中国人权事业的全面发展。▲


台军方负责人公开表示希望与解放军进行交流
http://mil.news.sina.com.cn/2008-12-03/1357532978.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2月03日 国际在线-世界新闻报

　本报记者／谭丽

　　★ 台军方称，接触将从经济层面过渡到政治层面

　　据美国《国防新闻》周刊近日报道，台湾“国防部长”陈肇敏日前表示，台军未来将与大陆解放军进行交流。舆论认为，台军事部门最高领导人公开做出这样表示，尚属罕见。其实，两岸军方早在多年前就有接触，只是双方都有些“犹抱琵琶半遮面”。

　　★ 公开表示要与大陆交流

　　陈肇敏说，两岸如果未来建立了互信机制，将会先从经济层面开始接触，然后再到政治层面，最后才是军事层面。在军方交流中，台湾方面会先由退休将领、文职人员开始进行接触。另一名台军官员表示，虽然两岸军方交流有助于缓和紧张局势，但真正意义上的军方合作和交流还很遥远。

　　对此，华盛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问题专家葛来仪说：“海峡两岸都意识到，有必要进行军方交流，采取建立信任的措施。我认为，台湾‘国防部’的这一说法是给大陆和台湾人民发出的一个信号。”葛来仪还指出，虽然扩大经济交流合作为首要之务，但两岸也呼吁签署和平协议，结束台湾海峡敌对。“促进军方对话交流将是这个过程的必要部分”。

　　★ 台军将领赴美取经

　　据台湾媒体报道，除了在中国内战期间国共军事谈判的经验外，台湾对大陆军队的谈判策略和模式都知之不多，甚至有关军事谈判的专业人才都完全没有。有鉴于此，早在2000年，台军方就开始为两岸军事交流打基础。

　　当年12月，台“国防部”派遣多名高级将官赴美国“取经”，学习如何与大陆军方打交道。自1994年开始，美国与中国就开始展开军事交流。台湾方面正是希望借助美国的帮助，对大陆军队有更多了解，并掌握与大陆建立军事互信机制的技能。

　　2002年10月，一批台军将官赴华盛顿乔治城大学进行了为期8天的培训。在这25位学员中，除了七八位文官或“民间专家”之外，其余都是一星或二星级的将官。

　　★ 看电视剧了解解放军

　　除了借助美国这个中间人外，台湾军方还暗地里从多种渠道了解大陆军队的情况。大陆军事题材电视剧成了台军关注的焦点。2007年，大陆热播的一部电视剧《士兵突击》，让海峡对岸的台军看到了自身的差距。

　　一些台军官兵观后纷纷表示，解放军新兵能在19分钟内全副武装跑完5公里，不难看出台军体能标准比解放军差了一大截。此外，电视剧《亮剑》、《DA师》、《秘密潜入》等也是台军争相观看的大陆军事电视剧。

　　其中，详细描述部队以空降方式深入敌区，袭杀特定人员的情结的《秘密潜入》，还引发台军内部一场观后研讨。对“斩首战”深感疑惧的台湾军方，把该剧作为研究对付大陆“斩首战”的“教材”。

　　★ 利用电子战搜集情报

　　与偷师影视作品相比，暗中搜集大陆情报就显得猥琐一些。2003年，由美军协助建立并提供装备的台湾陆军“电子战实验连”，在台湾北部地区悄悄担任战备。据台军方透露，2002年该装备就已在试用阶段，曾搜集过大陆东南沿海解放军部队的通讯内容。

　　据说，这批设备是台军向美方租借使用的，台军同时还采购了一批可以对抗跳频通讯的配套装置。有消息称，台军为此整编了一个电子战营作为指挥和指导单位。新设的“电子战实验连”，优先部署在台湾北部六军团的第三作战区。

　　此外，陈水扁在台上时，还指使台湾“国安局”人员从中国西南方向向大陆渗透，搜集情报。

　　★ 确立军事交流三步走

　　马英九上台后，巩固了两岸军事交流的“定调”。台“国防部长”陈肇敏曾在今年6月表示，台军计划分近、中、远程，建立两岸军事互信机制：近程指实现两岸非官方接触，优先解决事务性问题；中程是推动官方接触，建立沟通机制，防止军事误判；远程是确保永久和平。

　　日前，岛内亲绿媒体《自由时报》称，早在2003—2005年间，两岸现役将领曾数次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秘密会面。不过这一说法并未得到大陆证实。今年4月上旬，两岸近百名退役将领，聚集轩辕黄帝故里——河南新郑，参加祭拜大典，亲身体验炎黄子孙对共同始祖的崇敬之情。

　　对于两岸退役将领或学者先行交流，外界舆论普遍看好。专家指出，两岸军事交流可先由两岸退役将领和学者接触，取得互信后，再谈建立军事互信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