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国处决台谍　欧盟干涉失败恼羞成怒
http://www.topyl.com/bbs/thread-501211-1-1.html

　　中评社香港11月30日电／据英国广播公司28日报道，台湾间谍沃维汉日前被中国政府处决。环球时报报道，这起本属中国内政的判决却引起了欧盟的强烈反应。欧盟发表声明称，中国此举严重破坏了“彼此间的互信精神，伤害了彼此的尊重”。奥地利外长普拉斯尼克甚至称中国是故意和整个欧盟“作对”，“公开侮辱了欧盟”。

　　文章称，沃维汉的两个女儿都取得了奥地利国籍，因此奥地利政府和欧盟曾经多次向中国求情，呼吁不要处决沃维汉。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27日在回答外国记者提问时严肃地指出，沃维汉是中国公民，触犯了中国法律，中国司法机关依法对其进行审判。审判的程序是公正的，被告人的各项诉讼权利得到充分保障。秦刚强调说，中国是法治国家，中国司法机关独立办案。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因为沃维汉是外国公民的亲属，而对他区别对待。

　　沃维汉被处决后，奥地利政府大为光火，不但没有收敛干涉中国内政的举动，反而指责中国“蛮横和冷酷”，并发动欧盟对中国进行谴责。

　　日本JCC新日本研究所副所长庚欣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中国根据自己的法律处理盗取国家机密的间谍，属于中国内政，欧盟无权干涉。欧盟的做法已经超出了国际一般秩序的准则。庚欣说，今年以来中日、中美关系发展良好，但中欧关系却由于欧盟方面屡生事端遭受了挫折，如奥运圣火在英法等国受阻、萨科齐坚持见达赖等，都是中欧关系中的不和谐因素。庚欣表示，欧盟部分成员在面对新的国际秩序时，仍坚持狭隘的旧有观念。在这个问题上，欧盟需要进行反省。▲


中国现行教育中的三大“病症”
http://news.sina.com.cn/c/2008-06-13/102515738349.shtml

    2008年11月30日 大洋网-广州日报 本报深圳讯（记者刘启达、廖嘉明）由国家外国专家局等主办的“国际人才高峰论坛”昨日在深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在论坛上作了“人才培育与教育创新”的演讲，炮轰我国现行教育中的三大“病症”。

    ◆ 文理分家导致人文情怀缺失

朱永新指出，诺贝尔奖一直是我们的一个心痛，我们呼唤了那么多年，为什么呼唤不到？这涉及到高中文理分科，文理分科实际上是导致人才培养水平下降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导致了我国科学精神和人文情怀的分离。

文理分科降低了民族的整体素质。因为过早的文理分科以后，理科的学习不再学历史、学地理，不再和伟大的思想家对话，那么科学家的人文情怀就有问题，对中国问题、对人类问题、对民族文化的关系、环境污染问题等等就会很少关注。

因此，朱永新建议:教育部立即组织专家进行取消高中与高考文理分科的论证。

    ◆ 教育行政化使知识分子无心学问

朱永新称，中国的教育行政化趋势非常突出，现在整个大学是行政化的，所有大学都是行政级别。好的教授最想做的就是当校长、当处长，他不是想做学问，这个就导致了我们一些优秀科学家过早丧失对学问的兴趣，这是导致我们人才数量少的重要原因。

所以，他建议要取消大学行政级别，修改高等教育法，建立起大学的职员制。

    ◆ 阅读能力下降导致国民素质降低

朱永新在论坛上指出，阅读太重要了，阅读能力高低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但我们国家的阅读力长期以来一直走低，导致国民素质降低。我国每年出版图书不下30万种，但是每一户家庭的消费图书数量不到1.75本，人均阅读量太小，这是很危险的。

朱永新举几个大学的例子，现在连大学生基本上都不读书了，大学生阅读有了快餐化的倾向，这是广东的例子，广州某个大学校园里面借阅最高的是《名侦探柯南》。

在阅读缺失的情况下，满堂灌的教学体系出现了，它让学生失去了思考能力，学生“上课记笔记，考试背笔记，考后全忘记”，这成为大学教育的典型写照，中小学也是如此。▲ (来源:广州日报)


博士帽乌纱帽幕后交易 官员盛行博士大跃进
http://www.ddhw.com/readarticle.aspx?topic_id=1000&msg_id=71567

   2008-11-29 作者: 于泽远；中国官方媒体近日披露，官员“博士大跃进”浮躁之风愈演愈烈，有的中央部委博士比例已占到了总人数的一半左右，经济发达地区和大学集中的省份，省部级、司局级、县处级官员攻读博士几乎成为潮流。

　　新华社下属的《半月谈》杂志在最新一期发表文章指出，在这场由官员和大学担任主角的“二人转”（东北地方戏曲）中，官员以权力谋学位，教授以学历谋资源，“博士帽”变成了权力腐败和学术腐败同流合污的筹码。一些大学则将学位化为献媚的礼物，得到了项目、经费和资源，成为“博士帽”批发商；不少官员也凭借职权，将“博士顶戴”轻松加身，以图在今后的提拔升迁中，让“博士帽”兑换来更高级别的“乌纱帽”。

　　文章说，官员“博士大跃进”引发了不少让人瞠目结舌的怪现象。北京高校云集，但一些外地高校却纷纷将在职博士集中培训点开设到北京。对博士学历的这种强劲需求，甚至连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的一些高校也难挡诱惑，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设立招生机构。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曾经上交了一份“要遏制党政干部的文凭腐败”的提案。他认为：许多在校生10年寒窗才能拿到博士学位，但是一些党政干部凭借手中的权力，课也不上，稀里糊涂就混到了文凭，这很不公平。

　　《半月谈》的文章指出，官员“博士大跃进”中的种种权学交易，为一些不学无术、滥竽充数的官员提供了升迁的台阶，伤害了那些刻苦学习、勤奋钻研的学生，使中国的学位含金量不断下降。

　　北京有关学者对本报说，事实上，包括很多高官在内的官员通过“在职学习”拿到的学历几乎都是“水货”，因为这些官员拿硕士、博士学历的目的是为了升官，而不是研究学问，他们的精力当然也都放在“在职”而不是放在“学习”上。这些没有经过系统学习、考试和论文答辩的官员却能轻松戴上“博士帽”，而且官位越大拿博士学历越轻松，唯一的解释就是权学交易。

　　这名学者指出，舆论对这种权学交易的丑陋现象多有批评，但官员“在职攻读”高学历的潮流仍难以阻挡，蔡继明关于遏制党政干部文凭腐败的提案也没有下文，表明官方没有也很难去认真对待权学交易的腐败行为。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获得 “假的真学历”的官员不仅数量多，而且职位高，官方只能听之任之。

　　不过，舆论对这些“水货”学历的持续抨击，也让很多通过“在职学习”拿到硕士、博士学位的官员感到压力，并羞于在正式场合谈论自己的学历。一些党政机关在公选干部时，也开始要求候选人必须是全日制学历。

　　《南方日报》昨天发表评论说，杜绝由“博士帽”向“乌纱帽”的过渡，需要检讨干部提拔政策。“知识化”固然是知识经济时代不可或缺的前提，但是“知识化 ”决不等同于“文凭化”。主观上没有那样以为而客观上那样做了，也只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而已。而把那些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清除出去,也是对那些名副其实戴着“博士帽”的官员的负责态度。▲ 来源: 半月谈


中国官员博士全“腐烂” 升官是原始冲动
http://bbs.voc.com.cn/topic-1713285-1-1.html
 
    近年来，在中央提倡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背景下，很多地方在选拔干部时，已明确把博士学历作为一个优势条件。然而，这一原本体现国家对知识和人才尊重的良好举措，却在一些地方和部门走了形、变了味，“博士大跃进”浮躁之风愈演愈烈。更有甚者，在这场由官员和高校担任主角的“二人转”中，官员以权力谋学位，教授以学历谋资源，“博士帽”变成了权力腐败和学术腐败同流合污的筹码。一些缺乏独立精神的高校将学位化为献媚的礼物，得到了项目、经费和资源，成为“博士帽”批发商；不少官员也凭借职权，将“博士顶戴”轻松加身，以图在今后的提拔升迁中，让“博士帽”兑换来更高级别的“乌纱帽”。

　　◆ 提拔升迁是官员攻博原始冲动

　　今年6月，原中国证监会副主席、西南财经大学博士王益据传被“双规”。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撰文《请查一下王益的博士学历来历》，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共鸣。

　　葛剑雄对王益的博士学历提出了一系列质疑：本科和硕士都是历史学专业的王益，如何能在繁忙的工作中，用约两年时间完成经济学博士课程，写成博士论文，发表若干篇学术论文，并通过答辩？从理论上讲，要修完一门课程就得定期到学校听讲并参加考试，王益任职单位在北京，西南财经大学在成都，学校不可能派人到北京为王益单独上课或单独命题考试，王益上课和考试是如何完成的？正常情况下，全日制博士生需要3年多时间才能拿到学位，在职博士生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王益为何能比正常学制的学生还要早毕业？如果王益真的按规定上课，参加论文撰写和答辩的各个程序，就必须每周往返于北京和成都之间，旅费是自己出还是花了纳税人的钱？

　　中国首批博士诞生于1983年5月，此后25年间，在校博士生数量和博士学位授予量迅速增长。根据教育部统计公报，1998年，我国在校博士生 45246人，到了2004年，猛增至16.56万人，个别年份新招博士生超过5万人。来自国务院学位办的最新统计显示，2007年我国的博士授予数量超过美国，攀升至世界第一。

　　在这场“博士大跃进”中，官员攻博又是一种怎样的发展态势？据半月谈记者多方调查，一些国家部委领跑了“官员博士化”进程，有的部委博士比例已占到了总人数的一半左右。在经济发达地区和高校集中的省份，省部级、司局级、县处级官员攻读博士几乎成为潮流。

　　行政机关真的需要这么多博士吗？有关专家认为，政府的职能是公共管理，除了个别专业性岗位外，大部分行政岗位本科学历足以胜任。既如此，众多官员为何对博士文凭情有独钟？

　　据记者调查，官员攻博主要有四种心态。一是在实际工作中确实感到还有知识欠缺，希望通过攻博开阔视野，提高对专业领域的研究水平。二是塑造个人形象，把高学历当作光鲜外衣包装自己。三是把攻博作为扩大社交范围，结识更多专家、官员和企业家的机会。四是想用博士学位把自己“武装”成拥有高学历的知识型干部，以此获得提拔晋升的优势条件。

　　葛剑雄认为，官员在职攻读博士学位，不是不需要，但绝大多数官员所追求的，与其说是某一方面的专业能力，还不如说是博士学位的象征意义。是否拥有博士学位往往成为提升的先决条件和关键因素，直接导致一些官员对博士学位趋之若鹜。

　　◆ 权力侵蚀学历换来“博士顶戴”

　　官员攻博，最大难题就是学习时间无法保证。许多官员所在单位与攻博学校并不在一个城市，有的甚至相隔千里。按照我国行政机关每周5天工作制，对于只有周末才有时间听课的官员而言，很难在两天之内往返千里去聆听导师的教诲。就算每周末都能保证听课时间，攻博官员的学习时间也只占全日制博士的1/3。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官员博士生往往比全日制博士生毕业得还要快。

　　葛剑雄感叹：作为负有指导博士生之责的教师，我深知，要获得博士学位，即使原来有良好的基础，也并非易事。就我见闻所及，那些在高官位置上获得的博士学位，很少不含水分，甚至少不了权力或者金钱的介入。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曾经上交了一份“要遏制党政干部的文凭腐败”的提案。蔡继明认为：许多在校生10年寒窗才能拿到博士学位，但是一些党政干部凭借手中的权力，课也不上，稀里糊涂就混到了文凭，这很不公平。

　　蔡继明透露，相当数量已经获得和正在攻读研究生的党政干部，大多是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手中的职权，动用公款混取文凭。入学考试往往是瞒天过海，或者名义上报考统招生，实际上参加校外班单独考试；或者考试舞弊，甚至根本没有经过考试就取得了入学资格。在课程学习过程中，又投机取巧，或者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或者由秘书代听课。在学期考试中，由秘书代考或者根本不考，反正总有办法得到高分。完成整个博士学业所必需的发表学术论文、接受答辩等诸多严格的程序，一些官员也有应对之策，论文可以找人写，答辩委员会的成员可以提前“做工作”。

　　凭借手中所掌握的各种资源，很多官员在博士考试中“脱颖而出”，一帆风顺摘得“博士帽”，由“学而优则仕”而“仕而优则学”，“官员博士化”渐成奇观。

　　◆ 高校“文凭钓鱼”演绎学位换资源

　　官员“博士大跃进”引发了不少让人瞠目结舌的怪现象。北京高校云集，但一些外地高校却纷纷将在职博士集中培训点开设到北京。对博士学历的这种强劲需求，甚至连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的一些高校也难挡诱惑，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设立招生机构。

　　某些缺乏独立精神的高校，趁机将文凭化作谄媚的礼物，从入学到毕业，主动为官员们设计了一条秘密“绿色通道”，入学考试一般都是学校单独命题，有些高校甚至打出了“免试入学”的旗号，不断扩大官员博士招生规模。一些在职领导干部也投桃报李，利用手中握有的各种项目审批权，给学校安排土地批租、增加经费等许多好处，搞起权学交易。

　　官员以权力谋学位，教授以学历谋资源。河南省一位曾获得某著名高校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副市长告诉半月谈记者，博导与官员结成的“师生关系”是一种“双赢合作”。有了这层“师生关系”，导师不仅可以顺利拿到很多科研项目，而且能借助官员的行政权力获得诸多社会资源。

　　某大学一位教授向半月谈记者透露，因为带了两名官员博士生，该校一位博士生导师的儿子被安排到某重要单位工作，博导夫妇每年都被邀请到“官员博士”所在市的国家级风景区度假。这位博导在郑东新区买了一套新房子，两名“学生”，一名“赞助”了装修费用，另一名赠送了一套家具和电器。丰厚的回报对该校其他导师带来了心理上的冲击。一些导师也开始自降身份，有意识地招收官员学生，并在入学、考试、论文等方面主动帮忙。

　　郑州市某高校一位副校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承认，虽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学校其实无力抗拒拿文凭换利益的“官员博士化”。因为学校需要主管部门方方面面的支持，特别是掌管科研经费、项目、计划指标的教育、财政等部门，你不做别人做，结果不仅会被上级“穿小鞋”，而且还会被扣上“思想不够解放”的帽子。

　　◆ “国家的耻辱”：权学交易歪风亟待刹住

　　“官员博士化”的迅速膨胀，不仅加剧了官员群体升迁道路上的彼此攀比，更加剧了权力腐败和学术腐败的媾和。有限的教育资源被大量消耗，真正的求学者被排斥，“劣币驱逐良币”使人们对国家教育制度产生了信任危机。

　　著名数学家、哈佛大学教授丘成桐在南开大学的一次演讲中，痛斥中国高校的学术腐败是“国家的耻辱”。很多教育界人士在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尖锐地指出：官员“博士大跃进”中的种种权学交易，为一些不学无术、滥竽充数的官员提供了升迁的台阶，伤害了那些刻苦学习、勤奋钻研的学生，使我国的学位含金量不断下降。

　　令人欣慰的是，为了捍卫博士学位的尊严和品质，一些高校已经开始对招收在职博士生提出严格要求，包括引入匿名评审员制度、论文评审公示制度等。一些著名高校的个别专业和身怀学术良心的学者，已明确提出不再招收在职博士生。一些党政机关对干部文凭腐败现象已有所警觉，在公选干部时，对需要拥有博士学历的岗位，提出了必须是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的要求。▲


中国“越反越腐”是一叶障目
http://bbs.voc.com.cn/topic-1707547-1-1.html

　　近年来，从媒体披露的腐败案例来看，落马的腐败官员为数不少，而且贪腐金额越来越大，动辄就是百万元、千万元，乃至上亿元。近期落马的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受贿的数额多达人民币一亿多元，日前被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被称为“全国住房公积金第一案”的湖南省郴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原主任李树彪贪污、挪用上亿元公积金一案二审，近日也在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公开开庭。

　　腐败分子受贿的胆量之大，时间之长，金额之巨，几乎猖狂到了极点，确实令人触目惊心。这不免让有的人产生消极看法，认为中国的腐败问题越反越严重。笔者以为，这种思想若不及时澄清，势必会影响人民群众对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信心。

　　判断反腐败斗争形势，不能只用受贿金额多少一个指标来衡量，而是要全面认识，综合把握。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强调指出，对于反腐败斗争形势，要放在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中去观察。当前我国正处在重要的社会转型期，沿用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已被打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善，新旧体制转换中的缝隙为腐败现象蔓延留下了短期内难以根除的空间。新时期这一特点，决定了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要彻底铲除腐败现象是不可能的。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就不会因为“亿元贪官”的落马，而感到惊慌失措，悲观失望了。

　　退一步说，仅从查处几个亿元贪官，就认为中国腐败问题“越反越严重”，也是不科学的。我国有数百万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这些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因腐败落马的贪官仅占万分之几，至于“亿元贪官”则更是微乎其微。当然，地方出了腐败分子，尤其是出了“一把手”腐败分子，有时能够起到“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的反面作用，但决不能因为出了几个大贪官，就心灰意冷，把反腐败斗争看成一无四处，一团漆黑。

　　值得警惕的倒是，长期以来，西方敌对势力一直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虎视眈眈，热衷于在社会转型期出现的腐败问题大做文章。如中国查出了“亿元贪官”，西方就有评论家在网上说，“共产党解决不了自身的腐败问题”，“要真正解决腐败问题只有实行西方的政治制度”，企图从政治上搞垮我们的党。如果按照他们的主张去反腐败，那么反掉的不是腐败，而是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制度。西方敌对势力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对此不得不防。

　　如果非要拿中国出了“亿元贪官”说事，那只能说明当前这场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既然如此，就更需要正确认识形势，树立必胜信心，做更多艰苦细致的工作，不断完善各种预防和惩治腐败的体制机制，打好这场反腐持久战。记得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针对革命队伍中存在的“红旗能打多久”的悲观论调，满怀信心地作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科学论段。如今，反腐败斗争已成燎原之势，腐败分子逐一显露原形，我们更没有理由因为出了几个大贪官而一筹莫展、惊慌失措了。新华网（作者 孙晓兵）▲


气候恶化致使唐朝最终灭亡
http://www.ddhw.com/readarticle.aspx?topic_id=1000&msg_id=71615

    2008-11-30 作者: 张平中 程海 刘铮

　　研究者认为，季风通过改变降水的情况影响农业生产，进而给古代王朝带来致命一击。

　　以兰州大学教授张平中为首的研究团队通过对一根石笋的分析，重建了1810年来亚洲季风的变化历史，并且发现季风的减弱和王朝的衰亡有着对应关系。其实，这并不是第一次有人提出这个观点，去年德国人豪格(Jeralt Haug)就曾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论文称，唐代灭亡和季风减弱有着直接的关系，但中国国家气候中心首席古气候学家张德二却对此进行了反驳。那么，新的研究是否可信呢？

　　◆ 技术分析 季风减弱，唐朝灭亡

　　豪格团队的研究样本是取自广东省湛江市西南部的湖光岩玛珥湖的岩芯样品。在这个14万年前火山爆发形成的湖泊中，沉积着60米厚的火山泥，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气候环境信息。豪格团队相信，通过岩芯样品的磁属性和钛物质，可以揭示东亚古代季风强度。而这直接影响了一个朝代的兴衰。

　　他们认为，公元751年，唐朝军队与阿拉伯大军激战于中亚重镇怛逻斯。此后唐朝开始衰落。这恰好处于夏季风减弱的少雨干旱期。长期干旱和夏季少雨导致谷物连年歉收，激起农民起义，并最终导致唐朝在907年灭亡。

　　通过同样的方法，豪格团队还发现了另一个惊人的秘密：同样的气候变化也曾在中美洲出现。公元9世纪左右，加勒比海地区出现了持续100多年的干旱，著名的玛雅文明也因此消亡。

　　◆ 文献依据 湿润期夹着干燥期

　　很快，中国国家气候中心首席古气候学家张德二和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极地气象研究室主任陆龙骅联名向《自然》投稿，反驳德国科学家的观点。

　　“中国在公元700—900年间经历了两段湿润的气候期，其中夹杂了一个短暂的干旱期。”张德二在给《自然》的文章中写道，“唐朝灭亡前的最后30年正是处于多雨时段而不是干旱时段。”陆龙骅曾就此事对《中国青年报》的记者说：“作为中国气候学家，这个时候不出来说话，怎么也说不过去。”

　　今年64岁的张德二是古气候学巨著《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的主要编写人之一。相关研究人员历时20年，共查录史籍8228种，实际采摘引用7335 种，做了繁重的考订工作。将钛值时间序列曲线和年代准确的中国历史气候记录对比时，张德二发现二者明显错位。因此，张德二对湖光岩钛序列定年是否准确，能否代表季风变化表示质疑。

　　相比通过实验仪器得出的数据，张德二认为，前人留下的历史记载“不说谎”。她相信中国历史气候记录经过勘定，其年代是无误的，有的时间甚至可以精确到月、日。

　　◆ 获得支持 石笋、岩芯结论相似

　　兰州大学石笋研究团队的研究结论支持了豪格的观点。张平中是事先就有想法要将石笋反映的中国古代气候变化和王朝变迁相联系，还是在研究之后发现了这种联系？“两方面都有”，张平中说。

　　那么，兰州大学“石笋”研究和豪格“玛珥湖岩芯”研究得出了非常类似的结论，也必然受到另一些古气候专家的质疑。对于这种质疑，张平中坚称自己团队的研究结论是正确的。“我认为我们用了高精尖的科学手段和严格的科学方法所做的研究是完全可信的”，张平中说。他同时认为，张德二等人根据史料进行的古代气候变化研究并不是十分可信。

　　张平中说，中国古代的历史记载大多是定性的，很少有定量的，所以我们无从知道自然灾害的程度。而且古代的交通、通讯手段比较原始，所以可能会有很多漏记的情况。这种记载也受很多偶然因素的影响，可能有些不重要的灾害记得比较详细，有些重要的灾害就很简略。所以，通过古代文献研究古代气候变化的方法并不特别可靠。

　　◆ 天气因素 压倒骆驼的最后稻草

　　然而，对于中国的一般读者来说，季风减弱导致王朝灭亡的结论听上去仍然有些“刺耳”。这是因为几乎没有哪本历史教科书上会说气候变化是促使王朝灭亡的因素，通常都会强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王朝内部的腐败等等。那么，教科书上的观点和最新的研究成果有矛盾吗？

　　张平中表示，这两者是一致的。在中国的封建王朝末期确实存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和王朝内部的腐败，但是气候的变化是一个重要的促成因素。因为如果气候宜人，物质丰富的话人就“懒得动”，社会比较稳定。而如果物质缺乏，人都没有吃的了，就会到别处寻找资源，容易发生社会的大动荡。

　　而兰州大学石笋研究团队的另一成员程海表示，实际上，中国的改朝换代一直有种民间的“天象”之说。如果说“政治”因素是内因，有时自然灾害便可能是外因。 “我个人认为历史上中国农民大多数吃苦耐劳，若有导致改朝换代的大规模起义，内外因素可能都有一定的关系。虽然看历史不宜过多假定，但凡农民无温饱之虑，应难成大规模起义。”程海说。

　　这项研究的结论是否有点像中国学界曾经批判过的“地理自然决定论”和“历史循环论”，那么，研究者对自然地理对历史的作用怎么看呢？

　　程海表示，他不认为他们的研究成果和“地理自然决定论”和“历史循环论”有什么相像之处。对于自然地球对历史的影响，程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历史皆由地理自然决定的看法无疑是片面的。完全否定地理自然的历史作用也同样是有疑问的。我比较倾向于这样一种说法：即‘压弯骆驼背的最后一根稻草，或盖棺的最后一根钉子’。”

　　◆ 未来走势 季风不再使国家衰落

　　那么，在未来还会出现季风减弱使一个国家衰亡的情况吗？

　　张平中表示，古代和现代不同，古代的社会生产力低下，人民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有限，朝廷也很难有效应对，所以自然灾害很容易诱发社会不稳定。但是依靠现代的科学技术，人类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大大增强。在这方面古代和现代呈现完全不同的规律。实际上，自然灾害对社会稳定也可能有另一种作用，如果政府应对得当，可能会反而促进社会的稳定，比如我国成功应对自然灾害的实践，就提高了社会凝聚力，促进了社会稳定。

　　那么现在呈现出怎样的气候趋势呢？

　　张平中说，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排放了大量的温室气体和气溶胶，导致全球气候发生变化，特别是从上世纪60年代左右开始，造成总体上温度的持续上升，而亚洲季风区降水量下降，将面临着水资源的匮乏，具体来看是中高纬度降水增多，低纬度降水减少。环境问题仍将是影响人类命运的最重要问题之一，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 链接 把自然科学糅进历史研究

　　如今，自然条件决定历史进程的理论在世界上相当流行，其理论代表人物就是美国学者戴蒙德(Jared Diamond)。他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一书获得了1998年美国普利策奖和英国科普书奖。

　　戴蒙德用一句话概括本书的内容：“不同民族的历史遵循不同的道路前进，其原因是民族环境的差异，而不是民族自身在生物学上的差异”。气候也是戴蒙德关注的重点。他认为农耕文明之所以会在亚欧大陆达到最高水平，原因是亚欧大陆是个“横”的大陆，而非洲、美洲都是纵向的。因此，亚欧大陆的气候条件较一致，一种粮食作物被驯化后，可以迅速传播开来。 ▲ 来源: 新京报


为多国提供机密情报的“大鱼”落网
http://qnck.cyol.com/content/2008-11/29/content_2451471.htm

       ◆ 爱沙尼亚爆出惊天间谍案

2008-11-29 特约记者章鲁生：据英国《泰晤士报》１１月１６日报道，爱沙尼亚国防部负责与北约进行机密情报交流的高官、６１岁的赫尔曼•希姆，因涉嫌向俄罗斯出卖情报，于９月２１日被捕。报道称，希姆可能将大量涉及爱沙尼亚与北约及欧盟往来的情报泄露给俄罗斯。消息一出，各国哗然。美国及欧盟组织了调查团进入爱沙尼亚，评估这起间谍案可能带来的损害。专门为美国自由出版社撰稿的深度调查记者克里斯多夫•伯恩，１０月８日披露了惊人内幕：希姆除了为俄罗斯提供情报外，还曾为以色列和美国服务。

　　◆ １．在办公室里也穿防弹衣

　　爱沙尼亚政府绝口不提赫尔曼•希姆为哪个国家提供情报，只是说他服务于“外国势力”。但爱沙尼亚媒体及国际关系专家认为，“外国势力”指的是俄罗斯。

　　希姆１９４７年５月２９日出生于爱沙尼亚苏尔加尼，１９７０年从一所大学应用化学专业毕业后，进入一家化工厂工作，后步入政坛，官运亨通。

　　上世纪８０年代末，苏联濒临解体，爱沙尼亚等众多加盟共和国争取独立。苏联依然希望对这些国家施加影响，于是，克格勃开始在这些加盟共和国内发展情报人员，赫尔曼•希姆被克格勃看中。苏联解体后，希姆的“东家”顺理成章地变成了俄罗斯政府。

　　与此同时，希姆在爱沙尼亚的职位步步高升。１９９４年，他坐上了爱沙尼亚警察总局局长的宝座，不久后，他被调到国防部，成为国防部下属一个部门的负责人，专门负责与北约及欧盟的情报交流。他建立了爱沙尼亚的机密情报处理系统，几乎掌握着本国和北约交流的所有机密文件。

　　或许正是由于“位高权重”，尽管从事间谍活动１０多年，但希姆一直没有引起爱沙尼亚安全机构的注意。在外人眼中，头发花白的希姆，举止就像一位优雅的西班牙富商。熟悉他的同事只是觉得他有些怪异，因为他“在办公室里也穿着防弹衣”。

　　◆ ２．奢侈消费露马脚

　　希姆源源不断地向俄罗斯提供价值可观的情报，比如美国导弹防御系统，北约在科索沃和阿富汗采取的一系列行动，以及网络防御的情报。据爱沙尼亚《邮差报》报道，希姆靠出卖情报，每个月可获得约１０００欧元的额外收入，这在爱沙尼亚可不是个小数目。

　　有了丰厚的收入，希姆开始挥霍，短短几年，他和妻子买下了７处房产，包括在波罗的海沿岸的一处农庄，以及首都塔林郊区一栋装修豪华的５００多平方米的白色别墅。他的家族也“鸡犬升天”，豪掷万金买房置地。

　　希姆的消费引起了爱沙尼亚安全局和北约情报部门的注意，他们开始秘密调查希姆的收入。不久后，希姆一名绰号为“西班牙人”的俄罗斯上线被北约情报部门秘密逮捕，希姆彻底暴露。

　　据爱沙尼亚波罗的海通讯社的消息，“西班牙人”持一份伪造的西班牙护照，从拉丁美洲混入欧洲，出入各类高档场所、高层聚会，伪造身份，和希姆保持单线联系。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西班牙人”相中了北约某成员国的一名官员，希望收买此人，发展成另一个下线。这名官员一面应付他，一面将情况汇报给北约情报部门。情报人员随即将“西班牙人”逮捕，并顺藤摸瓜，逮住了希姆这条“大鱼”。

　　情报人员调查后发现，希姆的“作案”手法相当老旧。他使用一个改装过的老式发报机和下线联系。就像冷战时期间谍常常开“夫妻店”一样，希姆在爱沙尼亚警察总局当律师的妻子赫蒂，也因协助丈夫窃取情报而卷入间谍案，目前她已被以“叛国从犯”的罪名拘留。

　　尽管逮住了“大鱼”希姆，但爱沙尼亚及北约仍不敢掉以轻心，怀疑还有类似的“高官间谍”没有被发现。波罗的海通讯社报道称，一名上世纪９０年代初便到英国定居的爱沙尼亚高级警官透露，俄罗斯情报部门曾三番五次要求他提供情报，他只好到英国“避难”。报道认为，这说明俄罗斯曾想方设法在爱沙尼亚国内发展间谍。

　　◆ ３．和特大海难有“秘密联系”

　　克里斯多夫•伯恩是专门为美国自由出版社撰稿的深度调查记者，他在１０月８日写了《赫尔曼•希姆与爱沙尼亚号大灾难》一文。在文章中，伯恩表示，希姆与１９９４年“爱沙尼亚号”客轮沉没一事有“秘密联系”。

　　１９９４年９月２８日，大型客轮“爱沙尼亚号”在从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开往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途中，在芬兰南部波罗的海沉没，船上９８９名人员中只有１３７名获救，其余全部遇难，成为二战后欧洲最大的海难。

　　伯恩认为，当时，“爱沙尼亚号”借客运之名行走私之实。船上除了近千名乘客和船员外，还有俄罗斯的高科技武器及一卡车可用于制造原子弹的钚。这些物品的目的地是以色列。伯恩称，这次秘密行动只有瑞典及爱沙尼亚的少数官员知晓。

　　沉船事故发生后，爱沙尼亚政府展开紧急救援。在救援的人群中，人们发现了时任爱沙尼亚警察总局局长赫尔曼•希姆的身影。“爱沙尼亚号”沉到约７０米深的海底，水下状况很不理想，但希姆命令潜水员多次下水找“一个箱子”。伯恩说，这个箱子是俄籍犹太人、本次武器走私的嫌犯亚历山大•沃罗宁的，里面装满了关于武器走私的详细资料，重要性不言而喻。

　　最终，潜水员在“爱沙尼亚号”船长埃夫•皮特的房间里找到了这个黑色的皮箱。出水后，潜水员把皮箱交给了希姆。伯恩在文章中写道，找到皮箱的潜水员是全球最大的油田服务供应商——美国哈利伯顿公司的雇员。下水前他曾签署协议，保证今生不把在水下的经过泄露出去。

　　伯恩还在文章中透露了这样一个细节：“爱沙尼亚号”沉没后，侥幸逃生的船长埃夫•皮特同其他１０名船员，在医院接受救治时被不明身份的人劫持。在劫持现场，有目击者发现了美国国际集团（ＡＩＧ）老板莫里斯•格林伯格的私人飞机“湾流四号”。莫里斯•格林伯格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表明，美国的情报机构也参与了这起武器走私案。

　　根据以上事实，伯恩得出结论：希姆在苏联解体后便为俄罗斯服务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实际上，他还可能为以色列和美国提供过情报。

　　◆ ４．爱沙尼亚媒体集体沉默

　　伯恩的文章主要是根据德国《明镜周刊》女记者尤塔•拉芭的调查写就的。１４年来，尤塔•拉芭致力于对“爱沙尼亚号”的调查，曾组织人员潜入波罗的海海底，探寻“爱沙尼亚号”失事的真相，并写成了畅销书，还被改编为电影。

　　希姆被捕后，９月２７日，在“爱沙尼亚号”失事１４周年之际，拉芭在塔林的爱沙尼亚国家图书馆，对媒体及“爱沙尼亚号”遇难人员的亲属透露，当年希姆曾在失事现场指挥救援，并指示潜水员从海底捞起一个“黑色皮箱”。

　　当时希姆刚刚被捕，有如此重要的消息披露，爱沙尼亚媒体本该争相报道。然而，它们对此均三缄其口，倒是芬兰《图尔库新闻报》对这件事进行了报道。

　　爱沙尼亚一个名叫安德斯•比约克曼的造船工程师认为，当年政府所说的“爱沙尼亚号”客轮失事的原因是假的。这次爱沙尼亚媒体对拉芭的爆料保持缄默的真正原因是：如果把希姆案深挖，很可能把当年爱沙尼亚购买以色列武器被坑的“家丑”挖出来。

　　伯恩对比约克曼所说的“家丑”进行了详细说明：１９９１年爱沙尼亚独立后，马尔特•拉尔领导的政府曾向以色列购买５０００万美元的军火。然而运到后人们才发现，这批武器破旧不堪，有些武器在爱沙尼亚寒冷的气候条件下根本无法使用。伯恩暗示，爱沙尼亚政府中有人靠买“破烂货”收取高额回扣。希姆恰恰是当年这一军购的参与者之一。

　　◆ ５．“这简直是一场灾难”

　　希姆的间谍身份暴露后，震惊的不仅是爱沙尼亚。美国情报部门的官员匆匆督促成立紧急调查小组，在第一时间前往塔林，评估这起间谍案可能带来的损害。

　　“随着调查的深入，案件的严重影响更加显而易见。这简直是一场灾难。”德国的一名官员说。爱沙尼亚总统托马斯•亨德里克•伊尔维斯最近在演讲中说：“对于一切关心并保护她的人来说，爱沙尼亚是他们真正的家园。不要试图出卖她。”爱沙尼亚媒体认为，伊尔维斯的话是针对希姆案说的。

　　英国《每日邮报》、奥地利新闻社等欧洲媒体指出，希姆间谍案是双重间谍奥尔德里奇•埃姆斯被捕后的又一起惊天间谍案。埃姆斯一直利用中央情报局特工的身份为苏联及俄罗斯提供情报，被称为中央情报局的特大“鼹鼠”。

　　如果间谍罪名成立，希姆将被判处３到１５年监禁。▲


中国领导人访新加坡　从“取经”到“叫板”
http://www.ddhw.com/readarticle.aspx?topic_id=1000&msg_id=71620

   2008-11-30 作者: 洪艺菁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很多领导人都访问过新加坡，也借鉴了新加坡许多行之有效的具体做法。近年更有不少官员、学者、记者，对人民行动党和新加坡的政治模式深感兴趣。这背后有着一股怎样的政治力量在推动？这些人有不同的背景，带着不同的目的而来，他们是抱着怎样的心态来观察行动党和新加坡？

　　许多中国年轻人和新加坡年轻人一样，出来工作后都希望能拥有自己的房子。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他们也定期把月薪一部分存入一个户头，这户头名称也和新加坡一样，叫做“公积金户头”。它最早是由前总理朱鎔基担任上海市长时在当地推行，后来逐渐推广到全国。

　　公积金制度是中国最早从新加坡搬去的制度之一。中国对新加坡的学习之旅，官员是主体。除了高层的访问，南洋理工大学自1992年以来，也为中国培训官员，除了开设被称为“市长班”的管理经济硕士学位课程与公共管理硕士学位课程，也开办一些短期干部培训班，至今已培训了4000多名中国各级官员，让他们分享足以作为“新加坡模式”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

　　不过，中国来新加坡取经之路，还可追溯到更早的时候。而要了解中国为什么想学习新加坡，就得先对中国的政治改革道路有所认识。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徐湘林教授指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在“不根本改变现行政治制度的条件下，对现行政治运行体制的改良和变革”。这个过程可分为试探性改革、审慎性改革和结构性改革三个阶段。

　　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十年动荡，让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认识到激进的改革所可能产生的风险。渐进的政治改革不但对整个政治体制的变化影响不明显，也比“震荡疗法”式的激进改革更有回旋余地，改革的社会代价也在渐进的过程中得到一定的化解。

　　★ 第一个“十年”

　　中共在1978年至1989年进行的是一种探索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有如“摸着石头过河”或“步子小、缓缓而行”。

　　开放后的中国，开始有意向其他国家学习。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在1978年先后访问日本、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他此行也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创党人之一、时任副总理的吴庆瑞博士会晤，后来还邀请吴博士访华，并聘他为国务院经济顾问，为中国经济发展提出建议。这可算是中国借鉴新加坡的开端。

　　邓小平回国后，中共在1978年12月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这一年，也是新中关系的重要年份。

　　在三中全会之前召开的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年来党的领导工作中出现的失误提出批评，也对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政治方面作出重大决策。邓小平也在会议闭幕式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

　　1980年，时任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后来当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及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到新加坡进行两个星期考察。期间，他坦诚地问新方联络人吴博韬，为什么中国的土地、水源、能源和劳工便宜得多，却无法像新加坡那样吸引到许多投资？吴博韬当时答说关键在于政治稳定所产生的信心和不断提高生产力。

　　因此，中国在有效借鉴新加坡的经济建设经验的同时，也逐步开始借鉴精神文明建设及司法、政党建设等社会发展方面的经验。

　　★ 第二个“十年”

　　1988年，中国物价改革的失败和经济体制双轨运行所产生的种种腐败，激发了社会的不满。1989年至1998年期间所进行的是审慎的政治体制改革，以政治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为优先考虑。村民选举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和监督职能逐步扩大。政府也实施了公务员制度，并加强对腐败党政官员的惩治。

　　1990年，新加坡和中国正式建交，也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当中国在90年代进入改革攻坚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又想到了新加坡。他在1992年南巡时发表谈话，呼吁广东省不仅在经济上要赶上亚洲四小龙，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超越它们。他当时说：“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

　　在这之后，中国就开始对新加坡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察。1992年，中共中央派出以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徐惟诚为团长的考察团，到新加坡进行两个星期的考察访问，掀开了中国全面总结和吸收新加坡经验的序幕。考察团回国后出版了《新加坡的精神文明建设》报告。随后，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家和各省市陆续派出多批考察团来新深入了解政党、政府、经济、司法、金融、社会保障、城市规划和建设等方方面面。

　　1994年启动的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发展计划，又把两国拉得更近。这不是一般的经济投资合作，还包含了大规模的管理软件转移、城市规划发展和经贸官员培训。这种紧密合作，也为日后两国在多个领域的紧密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 第三个“十年”

　　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其经济体系和政治管理体制受到国际政经体系多方压力。成为“世界工厂”的中国也面临着巨大的生态、资源和环境保护困境。城乡差距和区域经济差别扩大、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和乡村治理困境，都成为威胁社会政治稳定的重大隐患。

　　因此，中国在1998年至2007年推行的是一种结构性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的改革和治理理念。当局提倡让公民有更加便利的政治参与渠道，并强调政治和政府对社会问责和在行政管理上的效率。

　　2002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的曾庆红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青年团主席、环境发展部长林瑞生为团长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代表团。

　　曾庆红当时说：“党际关系是中新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重视学习和借鉴人民行动党的治党治国经验，这已成为我们党际交往的一个重要内容之一。”

　　去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更是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布局。十七大报告除了谈到任期制、票决制、常任制等课题，也以相当篇幅论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去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广东省委十届二次全会上的讲话中，曾二十多次提到解放思想。在深圳组的讨论中，他更是提出“深圳要敢于叫板新加坡”。这使得学习和追赶新加坡成了南方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的新方向。在那之后，深圳连续召开了多场学习新加坡的研讨会，从学术界到政界都刮起了一股向新加坡学习的旋风。

　　汪洋过后又在多个场合上提出“广东叫板新加坡”的概念，要广东以新加坡作为榜样，甚至超越新加坡。他之后接受本报专访时，进一步阐明“广东叫板新加坡”的意义。

　　“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它的发展都有自己的需求，人类的制度文明不可能简单地搬到一个地方完全套用，都得和当地的实际结合。在结合的过程中，新加坡的每一步都走得比较成功，所以在这40年里才能走到今天的时局。”

　　他说：“广东过去在改革开放30年的过程中走过许多弯路，因此广东现在想借鉴新加坡的成功经验，与广东的实际结合起来，走出一条适合广东的路子，最后成为像新加坡这样的先进城市，如此而已。此外，广东今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有很大的成就，也遇到很大的问题，很多问题可能是新加坡过去遇到过的。”

　　新中关系绝不是单方向的。新加坡能引起中国学习兴趣，除依赖制度优势和优良的政府治理而建立起来的国际形象与口碑，新加坡在同中国打交道时也积极展示自身优点，并通过大规模共同利益联接，赢得中国高层至民间欣赏和信任。

　　2007年，国务资政吴作栋提出与中国合作发展生态城的概念，立即获得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大力支持。这个合作项目是继苏州工业园区之后，两国的另一巨大合作项目。

　　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新加坡领导人也多次访华，其中内阁资政李光耀至今已访问中国约30次，堪称世界上访华次数最多、也最深入的国家领导人。

　　1978、1992、2007，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三次思想解放，其中都有新加坡的身影，这是非常独特的景象，也为人们探究新加坡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关系，注入了特殊的视角。

　　★ 三十年回顾与展望

　　虽然中国的政治改革是渐进式的，但如今回顾起来，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的30年中，中国的政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主要可分为三大方面：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改变；中国共产党内部和政府行政过程的改变；以及国家和社会关系与公民权利意识的改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主任景跃进教授认为，中国的政治思维已经从上世纪80年代那种寄望于党内高层的改革派的“新权威主义”走向“行政民主或治理民主”的道路。

　　当中国的经济改革遇到阻力时，中央也施行了放权让利的措施。不过，这却是一种时而收、时而放的拔河。放权的实践一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收权或集权便成为一个方便、有效的解决方法。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却可看到民主政治在一定范围内的实践，例如有相对的公职竞争、民本导向的福利政策、公告权利的适当规范、公告财政的民主参与和监督等。

　　在中共内部，许多重大决策都讲求民主化和科学化。高级干部也积极向外界学习，以便更好地推行依法行政、问责、以民为本的施政方针；政策过程的民意吸纳；公共政策执行的绩效评估以及各种形式的公民参与等等。

　　随着单位制的逐渐瓦解、非政府组织（NGO）的出现、中产阶层的浮现，公民个人的自由增加了，公民权利意识也加强了，但附带而来的却是利益集团或利益政治的形成。

　　中国政府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重视民意与达成政府责任之间形成动态的平衡，在推动政治改革的同时，也可以保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而人民行动党在民主制度下依然可以保持一党独大的局面，自然成了中国在这时期的理想学习对象。

　　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在不同时期曾向日本、俄罗斯、西方国家和亚洲四小龙学习，新加坡不是唯一的学习对象。但中日战争、俄罗斯共产党倒台、西方国家和中国之间人权课题拔河，都影响了中国官方和民间对这些国家的态度。

　　新加坡和中国的良好双边关系、两国领导人、学术界、媒体和民间的积极互动，却带动了中国对新加坡政治体制的学习热潮。

　　中国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俞可平去年11月接受新华社访问时，表示他认为中国接下来的政治发展将与经济发展一样，遵循增量改革或增量民主的道路，不可能发生整体的突变性改革，但是某些领域将不时会有一些突破性的发展。

　　★ 中国学者：研究新加坡从经济到政治

　　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管理科学学院的孙景峰教授所收集的资料显示，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国对新加坡的研究比较薄弱，一则因为新加坡太小，很难引起人民的重视和研究兴趣；二则因为新加坡坚持“非共”政策，与中国保持一定的距离。

　　不过，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考察团数目增加，中共内部出版的多份考察报告，已带动了有关新加坡的学术研究。

　　《东南亚》、《东南亚研究》、《东南亚纵横》、《南洋问题研究》、《当代亚太》等区域研究专刊，都曾发表多篇有关新加坡的研究论文，一些综合学术刊物和大专学府的学报如《政治学研究》、《策略与管理》、《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学术论坛》、《思想战线》、《暨南学报》、《山西大学学报》、《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等，也刊登有关的文章。

　　据中国期刊网的数据显示，1994年至2006年在中国公开发行的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有关新加坡的文章，已超过4000篇。

　　许多中国学者受东亚研究所等机构邀请到新加坡当访问学者，在本地进行实地考察和深入研究，回国后也纷纷出版论文，介绍他们的观察与研究心得。

　　★ 最早讨论热点：新加坡的经济成就

　　新加坡经济成就是中国学者最早的讨论热点。在上世纪90年代后出现了十几部有关新加坡经济的专著。总论方面有陈乔之、曹云华的《新加坡的宏观经济管理 》（1992年）和 王勤的《新加坡经济发展研究》（1995年）。

　　专门研究方面有刘心一、秦泮义的《新加坡税收原理》（1991年）、邱华炳的《新加坡证券市场与投资分析》（1993年）、张书的《新加坡金融制度》（1998年）、财政部的财政制度国际比较课题组的《新加坡财政制度》（1999年）等等。

　　李路曲的《新加坡现代化之路：进程、模式与文化选择》（1996年）是总体论述新加坡现代化进程的力作。曹云华的《亚洲的瑞士——新加坡启示录》（1997年）是从政治、经济、社会三方面研究新加坡实施追赶型发展战略所遇到的挑战。陈祖洲的《新加坡：“权威型”政治下的现代化》（2001年）则突出新加坡现代化的政治特色。探讨新加坡成功经验的著作还有郑维川的《新加坡治国之道》（1996年）和李一平、周宁的《新加坡研究》（1996年）。

　　★ 2002年后新热点：执政党的建设经验

　　新加坡政府，尤其是执政党的建设经验，是2002年以来一个新的研究热点。王瑞贺的《新加坡国会》（2002年）介绍了新加坡议会制度的形成和特点。孙景峰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形态研究》（2005年）则论述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执政历程、环境、机制、合法性等，尝试从执政党的角度解答“新加坡之谜”。

　　为借鉴海外新加坡研究成果，中国学者也陆续翻译了多篇外国人的著作，包括苏联安季波夫的《新加坡经济地理概论》、美国杜维明的《新加坡的挑战：新儒家伦理与企业精神》、英国赫夫的《新加坡的经济增长：20世纪的贸易与发展》等等。新加坡巡回大使许通美教授的著作《探究世界秩序——一位务实的理想主义者的观点》，也在中国翻译出版。

　　苏州大学还成立了中国—新加坡比较研究中心。上海的华东政法大学也成立了新加坡政治与社会研究中心，由研究新加坡政党政治制度多年的李路曲领导。深圳大学则在这个月成立了新加坡研究中心。

　　中国学者大多对新加坡政治制度和人民行动党给予高度的评价。其中吕元礼的《新加坡为什么能？》可说是近期最广受研究新加坡的中国学者引述的专书之一。

　　吕元礼教授原任教于中共中央党校，目前是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副所长、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

　　他说：“如果说西方社会比较值得称道的是自由世界的话，那么新加坡值得赞扬的应该是和谐社会。”从新加坡身上，吕元礼看到一个重要元素：要构成和谐社会，就要坚守天道（坚持价值永恒的价值观念）、地道（脚踏实地、与时并进）、人道（顺应民心）三大原则。

　　吕元礼去年八月在《联合早报》所主办的公开讲座上演讲时，表示希望中国人大代表能像新加坡议员那样接见选民，办些“民事诊所”。

　　他说，这个情景对新加坡人来说或许是习以为常，但对他而言却非常新鲜。选民一个个进去了，谈过后，议员就写了封信，就好像病人看病后，拿了个病方就走。虽然100个人当中，能实际解决问题的只有20％左右，但经过了这个程序，人们心里上会有种安慰。在他看来，那不仅是个民事诊所，也是个民情诊所。

　　不过，中国的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新加坡的权威体制却颇有微词，对中国借鉴新加坡模式更是不以为然。但是，他们的文章都基本上不否定新加坡特殊的政治体制为新加坡带来的经济繁荣与国家进步。

　　★ 部分学者：对新加坡模式不以为然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萧功秦在《新加坡的“选举权威主义”及其启示》这篇文章中认为，新加坡的政治模式属于“选举权威主义”，即运用执政党历史上形成的权威资源，通过对政治资源、经济财政资源与社会资源近乎垄断的控制。

　　他指出，中国人个个是“政治家”，知识分子、民众与各阶层的社会成员都对政治有高度敏感与参与愿望。此外，中国的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累积了“官僚的经济腐败、发展过程中的分配不公、贫富两极分化”等相当多的社会矛盾，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又存在着长期的矛盾与紧张，一旦出现多元竞争时，反对党必然会把这些问题作为攻击执政党的突破口。

　　相反的，新加坡国家小，人口少，只有城市而没有农村，只有中央而没有地方，也没有不同地区的巨大经济社会文化差距。

　　萧功秦说：“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恰恰在长期执政中逐步解决了困扰这个国家的种种问题与矛盾，并在解决过程中获得了更为丰沛的权威合法性资源。在执政党的经济效绩取得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即使边缘性的小党取得竞选资格，也不会构成对执政党权威的挑战。”

　　因此，他认为中国如果仿效新加坡，“其结果会如同东施效颦一样，适得其反。”

　　不过，他也指出新加坡反对党虽不会对执政党权威地位构成真正挑战，但有如“疫苗”般，却能够防止执政党因为长期执政而出现政治惰性。

　　“某种意义上，人们仍然可以把这种低度民主模式看作是从权威体制向更高度的民主化模式长期演进过程中的一个中间阶段。就这一点而言，新加坡的‘选举权威主义’对于中国后全能型的权威主义向民主转型，仍然可以提供某些有益的启示。”

　　荷兰学者马毅仁批评新加坡的《成者王侯》这篇论著，也在中国的《读书》杂志上分三期转载，并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讨论，也昭示着中国知识分子在看待新加坡模式时，要试图用更加全面、更加多元的角度来结合自己的国情加以考察。

　　★ 中国媒体：行动党成功秘诀成热议话题

　　新加坡的政治模式和人民行动党的成功秘诀，也是近年来海外媒体，尤其是中国媒体越来越感兴趣的话题。

　　其中《南方都市报》《学习时报》《东方早报》《羊城晚报》《云南信息报》《南方》月刊等，都纷纷派记者到新加坡采访，以深入了解新加坡的政治体制。除了报章杂志直接派记者来考察，中国的报纸也大量转载那些在新加坡从事多年研究的中国学者对新加坡政治制度和人民行动党的分析。

　　★ 《中国青年报》：新加坡是真正“为民服务”

　　《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在2005年11月，分上下两篇，刊登了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蔡定剑教授的《向新加坡学习什么》这篇专论。

　　蔡定剑教授指出：“新加坡的成功主要不在于它的权威主义，而是真正‘为民服务’。如果只讲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权威统治一面，不讲它时刻为民办事，为争取人民支持和选票的民主基础；只讲严刑峻法的管理，不讲它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和娴熟的法治水平，就是对新加坡经验的极大误解。 ‘为人民服务’绝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

　　他曾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亲身感受新加坡的各个方面，也考察了两名议员的接见选民活动。

　　他指出，很多去过人民行动党总部考察的中国领导人、官员和学者，都对总部的小楼表示惊讶。

　　“这个执政40年成就辉煌的党，总部坐落偏僻但交通方便的机场路边，是许多居民的组屋中间一座再普通不过的只有二层高的小楼，办公室和会议室设备简陋，党总部只有11个工作人员。曾多次有人提议在市中心最繁华的乌节路建一座行动党总部大楼，党经过反复考虑取消了这一计划。认为党的总部大楼建在市中心太显眼，使人民随时感到党高高在上。于是党的总部从繁华闹市搬到了远离市区的居民区。”

　　他在文章中写到：“行动党总部这么少的工作人员，表明它没有、也不可能承担任何政府职能。还表明党的核心并不集中在上面。可见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不在政府之外、政府之上，而是在政府之中，在选区人民群众中。行动党不显示权力，而是时刻告诫不忘人民，不能脱离人民的支持，并且从制度上保证这样做，这才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民主体制下一党长期执政的根本所在。”

　　★ 《南方都市报》：新加坡是深圳的“二师父”

　　《南方都市报》今年1月在《再造深圳》系列报道中这么形容：深圳多年来主要是在向香港学习，对于深圳，香港是第一位的，是深圳的‘大师父’，而新加坡是深圳的‘二师父’。

　　早在1983年深圳特区初创时，时任市长的梁湘就率领周溪舞、罗昌仁、甄锡培等市领导访问过新加坡，研究如何办特区。继梁湘学习新加坡掀起一波高潮后，1990年时任深圳市长的郑良玉又率团访问新加坡。当时深圳处于快速发展阶段，面临国际制造业转移的大趋势，研究的问题是如何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如何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1998年，张高丽担任深圳市委书记后，又派考察团到新加坡进行深入了解，回来后考察团向张高丽提交了详尽的考察报告。

　　报道也提出虽然深圳市长许宗衡大张旗鼓地提出“向香港学习，为香港服务”，但“在一些方面更肯定新加坡的成就，尤其是在城市规划等方面相比香港，深圳认为新加坡做得更好，而新加坡的战略意识和一些大手笔发展如裕廊工业区的成就，更是香港无法望其项背的”。

　　中共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今年1月发表的中青班赴新加坡考察团报告《新加坡的政党制度》中表示：“新加坡以选举制巩固、强化执政党合法性及其社会基础，以委任制选贤任能、实现精英治国的制度设计，确有可借鉴的地方。”

　　报告指出，西方民主选举制度的不足之处在于人民手中的选票有可能导致极端福利主义者甚至投机分子上台，影响政治的稳定。新加坡的制度是在允许其他政党存在的情况下，保持人民行动党的绝对优势地位，以较好的政绩和廉洁的作风来取得人民的信任，赢得他们的选票，巩固自己的执政之基。

　　“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在民主政治建设的模式和体制、机制等问题上，必须走出一些理论和认识上的误区。如‘民主＝选举’、‘多党＝轮替’等等。”

　　★ 香港《亚洲周刊》：中国的新加坡梦呼唤思想大解放

　　香港《亚洲周刊》今年3月以封面专题报道形式，探讨《中国的新加坡梦呼唤思想大解放》，其资深特派员纪硕鸣随后发表的《中国的新加坡梦》文章中指出：“ 中国推崇新加坡的亚洲价值观，推崇服从权威统治。更多的人对新加坡威权的认识为‘重威’，没有看到新加坡社会的威，是柔性的威，是符合统治的威，并不完全是强人和个人的‘威’。香港区新当选的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表示，新加坡虽然一党独大，但也是普选出来的，‘有新闻自由，英式普选制度，是经过民主政治的程序产生的政府’。刘梦熊认为新加坡值得中国学，但要学其精华，更应该看到新加坡的‘软件’，而不是硬件，否则‘画虎不成反类犬’。”

　　由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主办的《南方》月刊今年6月以“取经新加坡”为主题，发表了特派记者所做的报道，认为新加坡经验在客观上可以为推动广东各地进一步解放思想，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排头兵，提供有益的借鉴。

　　他们在新加坡采访期间，也到李显龙总理所负责的宏茂桥集选区范围内的德义区了解李显龙总理如何亲自接见选民。

　　在昆明出版的《云南信息报》，今年7月趁着昆明规划、建设、城管、财政等部门90名干部分批到新加坡参加新加坡管理大学的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培训课程之际，也派出记者实地深入采访，连续四天大篇幅刊登系列报道。

　　《南方都市报》今年11月也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博士做了一次专访，请他谈中国为什么要学新加坡。

　　郑永年是中国政治、国际关系与社会问题专家。他指出中国学习新加坡，不应流于模仿，必须自主创新。

　　“你向新加坡学习，不是去模仿，是去学习一种精神。新加坡的模式本身就是向很多国家学习的结果。自主创新非常重要。中国的一些地方官员容易把学习流于模仿。制度性的东西跟产品不一样，不是一双鞋，学着造就能造出来。在学习别人的时候，学习它的精神，但自己一定要有创新精神，而不是照搬。” ▲ 来源: 联合早报


孟买恐怖分子供出惊天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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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11-30：在印度军警平息了孟买恐怖袭击事件后，一个名叫阿扎曼的年轻人成为印军在本次反恐行动抓获的唯一“活口”。此人供称，共有10名武装分子参与了本次袭击活动，他们甚至想在炸毁泰姬玛哈饭店后“活着乘船离开孟买”。

　　警方介绍，这名男子现年21岁，能讲流利的英语，此前一直在巴基斯坦生活。面对审讯人员，阿扎曼先是要紧牙关一言不发。可是，当他见到同伙的尸体后，精神防线开始崩溃，并对医生说，“救救我，我不想死”。审讯活动在医生对其进行必要的抢救后迅速展开。

　　此前，有关方面已经从其身上发现了一部卫星电话、大量子弹和一份详尽的“作战计划”。这样，配合阿扎曼的供词，调查人员初步掌握了本次恐怖事件的绝密内情。

　　阿扎曼供称：本次恐怖袭击事件的组织者早在一个多月之前就带着一些人马来到孟买“踩点儿”，并拍摄了大量的照片和录像资料进行分析。然后这名恐怖头子有针对性地训练自己的手下如何行动，并要求他们“战斗到最后一息”。

　　阿扎曼供称，他们原本计划“复制”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发生的万豪酒店爆炸案，将素有“孟买地标”之称的泰姬玛哈饭店炸成碎片。让调查人员更为吃惊的是，这些袭击者甚至认为自己能在一天后“活着撤离孟买”，并将逃跑路线都存储全球定位系统装置中。

　　行动前，这些武装分子每人领到了六七个弹匣(总共约300多发子弹)和八颗手雷。此外，这些人身上还带有一把手枪以及用来补充能量的干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