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国即将建成首个快中子增殖反应堆用于核研究
http://mil.news.sina.com.cn/2008-12-12/1001534489.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2月12日 新华网

　　新华社北京12月11日电 (记者孙闻)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院长赵志祥11日说，原子能院在建的我国首个实验快中子增殖反应堆已进入最后安装调试阶段，计划于2009年达到临界，2010年实现并网发电，2015年建成示范快堆并实现商用。

　　赵志祥当天在纪念“一堆一器”建成50周年大会上介绍，快中子增殖反应堆简称快堆，建成后的快堆可将天然铀资源的利用率从压水堆的约1%提高到 60%～70%，这对于充分利用我国铀资源、持续稳定地发展核电、解决后续能源供应等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另据原子能院副院长万钢介绍，这个实验快堆建成后热功率为65兆瓦，净发电功率为20兆瓦。

　　赵志祥还介绍，原子能院即将建成的中国先进研究堆已经完成了全部子项的土建施工，开始了各系统的调试工作，即将达到临界。

　　他说，中国先进研究堆是代替重水反应堆的先进堆型，能够满足我们国家对21世纪核技术的要求。同目前我国已有的研究堆不同，中国先进研究堆采用了许多新的设计理念和技术，安全性能、技术指标达到当前的国际水平。它可以充分利用反应堆产生的强中子源开展科研工作。建成后将进行同位素生产、中子散射研究、核电站燃料元件性能研究等工作，还可以做核物理、核化学等方面的基础研究，在核技术应用、中子照相、中子活化分析方面也会有所应用。

　　1956年5月26日，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在原子能研究院动工兴建；1958年6月13日，反应堆首次达到临界，7月1日正式建成；6月 10日，回旋加速器同时建成，首次提供质子束。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合称“一堆一器”，它们的建成标志着我国开始跨进原子能时代。

　　50年来，原子能院围绕堆、器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科研生产工作，对于推进我国核科学技术和核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对原子弹、氢弹和核潜艇的技术攻关，起到了历史性作用，而且在核应用技术和中国先进研究堆、中国实验快堆、串列加速器升级工程等新的科学技术和平台建设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我国反应堆、加速器技术的发展，并进而为我国核科技事业和核工业的发展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原子能院因此被誉为我国核工业的“老母鸡”。▲


中国巡航钓鱼岛细节曝光：突破防线有三原因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中评社香港 2008年12月12日电／2008年12月8日，这一天注定要成为钓鱼岛历史上的重要时刻。中国公务执法船首次进入钓鱼岛12海里区域，在中国钓鱼岛领海内实施了维权执法巡航行动。

　　《国际先驱导报》报道，中国海监船巡视钓鱼岛的行动，得到了众多网民的支持。有的网民以“海监双雄”称呼此次巡航的两艘舰船，不少网民以“振奋人心”这些赞美之词表达他们的激动心情。有网民认为，此次12月8日的海监维权巡航行动，与6月16日台湾“海巡署”抵近钓鱼岛的行动可谓遥相呼应，是中国海上维权取得的标志性成果。

　　★ 日方企图“碰撞”中国海监船

　　2008年12月，经过周密部署，中国海洋局下属的东海海监总队“海监46”号（排水量1100吨，全长70米，隶属东海海监4支队）和“海监51”号 （排水量1900吨，全长90米，隶属东海海监5支队）分别由宁波港和上海港出发，在东海某海域集结待命。12月8日上午8点左右，海监执法编队正式进入钓鱼岛12海里范围实施维权巡航。

　　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当地时间8日上午8时10分，日本海上保安厅第11管区“知床”级“国头”号巡视船在钓鱼岛东南约6公里的海域发现了这两艘中国海监船。9时40分左右，“海监46”号和“海监51”号在钓鱼岛东北17公里海域停泊约一个小时，随后开始环绕钓鱼岛顺时针方向环行，最近处距离钓鱼岛约1海里。

　　对于中国海监编队的巡航行动，日本海上保安厅巡视船通过无线电反复用汉语发出离开“日本领海”的“指令”，并进行跟踪拍照，但中国船只一直置之不理，一直到当地时间17时20分和30分，“海监46”号和“海监51”号离开钓鱼岛海域。

　　据了解，日方巡视船曾摆出“挤压”、“碰撞”的姿势，并试图干扰中方航线，但最终迫于中方海监执法船的压力，放弃了可能的对峙和干扰行动。

　　★ 日方设置严密封锁线

　　一直以来，日本为了达到长期占有钓鱼岛的目的，依托海上保安厅力量，在钓鱼岛周围海域设置了严密的“封锁线”。

　　据了解，钓鱼岛附近海域的日常监控任务由海上保安厅第10、11管区兵力共同负责，两个管区共下辖各型巡视船47艘、飞机16架，其中3200吨级巡视舰3艘、1000～2000吨级巡视舰8艘。

　　日本将钓鱼岛周围分为三个巡逻警戒区域：距钓鱼岛12海里范围内为“绝对禁止区”，对进入该海域的大陆及台湾民间船只“ 不惜代价”地进行驱逐；12海里～24海里为“严格监控区”，对进入该海域的非日籍船只进行目标识别和喊话驱赶；对24海里以外试图接近钓鱼岛海域的船只，保安厅根据外国军舰、政府船舶、民间“保钓”船只、外国渔船以及“不明国籍船只”等类别，对不同性质目标采取尾随监视、警告、驱离等方式予以密切监控。

同时，海上保安厅还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密切协同，将其11个管区与海上自卫队横须贺、吴、佐世保、舞鹤以及大凑5个警备区，实现了相互交叉和重叠。一般情况下，由海上保安厅出面处置海上事端，自卫队舰艇予以保障配合。在钓鱼岛海域，海上保安厅还可根据具体事态，协调自卫队舰艇参与应急行动，两者之间每年还会进行相关的协同演习，并制定有针对中国政府船舶抵近钓鱼岛的海上联合应急响应预案。

　　★ 中国海监船准备周密

　　据分析人士透露，此次中国“海监46”号和“海监51”号轻松突破日本钓鱼岛防线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第一，行动的突然性。近年来，中国海监启动东海定期巡航机制后，在东海及钓鱼岛周围海域的巡航执法行动逐步增加，日方此次并未意识到中国海监编队会突然进入钓鱼岛12海里范围，海上保安厅没有预先准备。

　　◆ 第二，恰当的时机选择。12月8日为周一，日本海上保安厅及自卫队在早晨8点左右基本处于交接班状态，整个钓鱼岛周围海域仅有3艘海上保安厅的巡视船。在发现中国海监编队后，第10、11管区匆忙呼叫支援，不久3艘日本巡视船赶到时，已经无法阻止中国海监船的行动。

　　◆ 第三，中方的周密准备。“海监46”号和“海监51”号均为2005年服役的新建执法船。船上除常规配装外，还装配有现代化的通信导航系统以及计算机网络、专业调查取证设备等，具有机动性强、性能稳定等特点。与当时在场的日本海上保安厅“国头”号巡视船相比，“海监46”号和“海监51”号也具备相当的海上对峙能力。

　　★ 日本刻意淡化“维权色彩”

　　事发后一些日本电视台进行了“突发性事件报道”，并播放中国海监船的画面。

　　12月8日下午，在日本首相官邸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日本官房长官河村建夫对中国“入侵”“日本领海”一事表示“非常遗憾”。河村建夫还表示，日本外务省已经派出事务次官薮中三十二向中国驻日本大使崔天凯表示“抗议”，并要求“中国船只立刻离开尖阁诸岛海域”。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在8日晚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很是遗憾，（中国船只）入侵日本领海显而易见”。

　　不过，尽管日本首相、官房长官对事件表示“遗憾”，但同时表示事件不会影响中日关系。有记者问此事会不会影响到原定于12月13日在日本福冈举行的首届中日韩首脑峰会，日本官房长官河村建夫马上予以否认，说“还没有特别联系到这件事”。

　　同时，日本媒体也刻意回避了中国海监公务执法船的性质，在报道中称之为“海洋调查船”，还称“没有发现中国船只有采取海水等进行海洋调查的动作”，并将此次巡航行动与自2004年2月中国海洋局“向阳红九号”调查船在钓鱼岛以北22海里处遭日方强行驱赶事件相比较，试图淡化中国在钓鱼岛领海维权执法的色彩。

对此，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国强分析指出，“中国海监船巡视钓鱼岛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正常行为，只要需要，中国船只可以随时进入钓鱼岛海域，无须事先告知日方。”此间分析人士也指出，日本的“淡化”处理其实是他们理亏的表现，而且日本在中日韩首脑峰会上还有求于中国。

　　★ 不排除再派船巡航

　　对于日本方面的抗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12月8日晚做出回应：“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有关船只在中国管辖海域进行正常的巡航活动是无可非议的”。对于有记者提问，“未来会否再次派出船只进入钓鱼岛”，刘建超回答说，“至于何时再派出船，这是中方的事情”。

　　不过，与日韩等周边国家相比，我国的海监、海事、渔政乃至海警力量在船舶吨位、武器配备、人员军事素质、对峙经验等方面都存在一些差距，还不足以与日本海上保安厅等周边国家的海上准军事力量抗衡，一旦发生海上对峙或武装冲突，我方将很有可能处于被动。并且日本建立了军警结合的海上警备体制，在力量运用上突出情报共享和联合监视巡逻。这给中国海洋维权增加了难度。

　　目前，中国也开始探索建立军警结合的海上警备体制。有台湾媒体曾透露，6月16日当天当台湾海巡艇与海上保安厅船只在钓鱼岛外海对峙时，中国大陆东海舰队悄悄派出两艘现代驱逐舰及一艘护卫舰，在钓鱼岛外海待命，一旦台日双方擦枪走火，东海舰队立即驰援。2007年也曾传出“现代”级驱逐舰与海监船只共同出现在“春晓”油田附近海域的消息，显示出中国海军参与海上维权斗争的决心。▲


日本自卫队制定了出动数万兵力的应急作战方案
http://mil.news.sina.com.cn/p/2008-12-12/1339534524.html

　　《世界新闻报》驻日本记者/付颖 特约记者/章卓

　　近日，我国两艘海洋调查船前往钓鱼岛附近海域活动，却被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舰强行驱离。日本方面就此大做文章，各大媒体网站都在显著位置报道称“中国海洋调查船入侵日本领海”。日本政府也放出厥词宣称“尖阁诸岛(钓鱼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8日晚表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有关船只在中国管辖海域进行正常的巡航活动是无可非议的。”

　　◆ 日本声称要抗议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8日上午8时10分左右，日本海上保安厅第11管区的巡逻船在钓鱼岛东南约6公里的其所谓“日本领海”内发现两艘中国海洋调查船。日本巡逻船使用无线电反复用中文“警告”对方立即驶离，但中国调查船“没有理会”，直至下午5点多驶离其所谓的“日本领海”。

　　日本首相麻生太郎8日晚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是明显的领海侵犯，甚为遗憾。”日本外务大臣中曾根弘文在记者会上称“尖阁列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宣称麻生准备在即将于本周末在福冈召开的中日韩三国首脑会谈中，向中方表示抗议。

　　日本过去也曾对中国海洋调查船进行阻挠。中国外交部明确表示：中方有关船只在钓鱼岛附近海域进行正常海洋科考，是行使中方正当主权权利。

　　◆ 日舰严密监控钓鱼岛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动作不断，先是用巡逻艇撞沉台湾渔船，后又派直升机载议员进行空中巡视，而在其中当先锋，打头阵的就是日本海上保安厅第11管区。日海上保安厅将日本周边海域由北至南，依次划分为11个管区，其中三个管区主要针对与邻国有争议的岛礁、海域等，本部设在冲绳岛中城的第11管区，主要针对中国的钓鱼岛及周边海域。

　　日本海上保安厅第11管区下设有名护海上保安署、中城海上保安署、石垣海上保安部及下辖的宫古岛海上保安署、那霸航空基地、石垣航空基地。日本海上保安厅为第11管区配备了包括满载排水量超过4000吨，可搭载直升机的大型巡逻舰在内的十几艘巡逻舰和多条航标设置船，在石垣与那霸航空基地部署有 10架陆基巡逻机。

　　与中城管区总部相比，石垣保安部位置更靠南，距离我国台湾岛，尤其是钓鱼岛更近一些，所以拦截来自大陆和台湾船只的主要是驻石垣的巡逻舰。平时，石垣保安部的1至2艘巡视船每天在钓鱼岛周边海域进行数次巡逻，并将钓鱼岛周围划分为三个巡逻区域，距钓鱼岛12海里范围内为“绝对禁止区”，对进入该海域的大陆及台湾民间船只“不惜代价”地进行驱逐；12海里-24海里为“严格监控区”，对进入该海域的非日籍船只进行目标识别和喊话驱赶；对24海里以外试图接近钓鱼岛海域的船只，保安厅根据船只等类别，对不同性质目标采取尾随监视、警告、驱离等方式予以密切监控。

　　◆ 日自卫队正悄悄备战

　　日本海上保安厅的情报、指挥、通信及控制系统均与日本自卫队相通，但由于日本海上保安厅名义上是日本国土交通省所属部门，因而可以避免许多法律方面的问题。在处理领土争端问题等不方便派遣日本自卫队的情况下，日本政府经常动用海上保安厅控制事态，这样就可以将事态控制在民事范畴内，从而避免导致严重的军事冲突。实际上，为达到实际控制钓鱼岛的战略意图，日本积极调动各种兵力，在钓鱼岛海域已经逐渐形成了“军警协同、联合监控、多层拦截”的强力部署态势。

　　2002年，日陆上自卫队成立了一支“离岛防卫部队”，该部队的任务是在可能的危急状态下，配合海上保安厅，以小兵力夺控钓鱼岛，并将事态控制在较小范围内，防止武装冲突升级。目前，该连队编制为660人，由两栖突击、特种空降、情报侦察等若干分队组成。从2004年开始，“离岛特战部队”以钓鱼岛为背景进行了多次模拟突击演习。

　　针对钓鱼岛局势，日本海空自卫队也做了充分准备。平时，钓鱼岛附近海域的情报侦察任务就要由自卫队承担。海上自卫队第1、5航空群P-3C反潜巡逻机定期对钓鱼岛海域实施空中巡逻侦察。自卫队在宫古岛、久米岛设立的雷达站也负责对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进行监视。

　　为防范大陆和台湾在钓鱼岛问题上可能采取的任何措施，日自卫队也已做好了相应的预案和准备。前不久，日自卫队“西南岛屿防御计划”被媒体曝光。根据该计划，一旦包括钓鱼岛在内的西南岛屿“有事”，日本将迅速启动三阶段作战方案，自卫队除出动战斗机和驱逐舰外，还将派遣多达5.5万人的陆上自卫队和特种部队参战。

　　◆ 借外交争端显示强硬姿态

　　据日本《读卖新闻》近日报道，日本综合海洋政策总部10月31日召开会议，决定向联合国申请将日本大陆架面积大幅扩张，其中包括中日两国意见不一的“冲之鸟礁”海域。综合海洋政策总部总部长为首相麻生太郎。分析人士认为，本次围绕中国海洋调查船的行动，日本官方立刻做出了强硬表态，而日本媒体不约而同跟进报道的表现，可视为日本近期对“领海问题”动作的一个持续环节。

　　近期在金融危机等影响下，日本经济减速，整个社会被失望与不安的情绪所笼罩，而麻生政权却提不出根本性的解决方案，加上其不断失言、食言等个人因素，内阁支持率一泻千里，国内问题一团乱麻。在这样的时候，外交争端可以成为转移国民视线的一个有效工具，通过对外强硬表态，在恢复内阁的公信度方面或有效果。(来源：世界新闻报)(付颖)


分化与流变：30年来的中国思想界
http://www.ddhw.com/readarticle.aspx?topic_id=1000&msg_id=72358

  文章提供 于 2008-12-12 作者: 徐友渔   
    
　　思想起点和1980年代的“文化热”

　　中国的改革开放需要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思想解放，而思想解放的背景是中国人民刚从“文化大革命”的桎梏中解脱出来。“文革”大搞现代个人迷信，法制荡然无存，制造了数不尽的冤假错案，对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使国民经济濒临破产边缘，痛定思痛，中国人从最高领导到广大百姓，都决心彻底告别“文革”。

　　“文革”错在哪里，什么原因造成了“文革”的大破坏和大悲剧？按原来的观念，答案要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所谓“资本主义复辟”中去寻找，若是这样，中国只能走老路。叶剑英、胡耀邦、李维汉、邓小平等领导人从左倾思想的长期统治和“文革”的惨痛教训中得出结论：应当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流毒。这种认识得到了知识界的共鸣和广大群众的支持，成为全民的共识。

　　思想解放的道路是长期、曲折的。克服封建专制思想影响、注意防“左”的方针并未贯穿始终，“反资产阶级复辟”的声浪不时兴起。上世纪80年代的思想文化建设，直接或间接地围绕反封建专制思想残余这个目标，以提倡启蒙和新知识、面向世界为基调展开。

　　在1980年代“文化热”中涌现了许多民间性的思想学术团体，其中影响较大、有一定代表性的有：一、中国文化书院，以复兴国学为己任；二、围绕《新启蒙》杂志的理论家，力图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人性和人道主义原貌；三、以自然科学研究者为核心的《走向未来》编委会，大力弘扬科学精神与方法，努力结合最新科学成果构建新的历史观和世界观；四、以北大和社科院的青年学者为主体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引介和阐释当代西方人文思潮；五、《二十世纪文库》等编委会，大量翻译出版西方社会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化学等方面的书籍。

　　1980年代“文化热”对各种“主义”兴趣浓厚，对精神和文化的偏爱大大超过对制度安排的探索，人们追求深刻性、基础性、系统性，而较少表现出对现实性、直接性的焦虑，那时的显学是美学。这可以理解，刚从“文革”的非人状况下解脱出来，急需弄清楚的是人何以为人，何以安身立命等终极关怀的大问题。

　　◆ 社会转型和思想转型

　　在1980年代末的风波之后，改革开放一时面临风云突变的形势。是邓小平的南方讲话，强行终止了复旧的势头，改革开放重新获得动力，以一发不可收之势滚滚前进。

　　如果说改革的第一次启动是以理想和历史责任等等为感召的话，那么这第二次的动力源是利益。改革已成不可逆转之势，但改革的理想光辉和道义感召力大为消退，特殊利益集团羽翼丰满，社会不公正日渐明显，问“要不要改革”已经没有意义，重要的是“要什么样的改革”。贫富差距日渐加大，医疗、教育、住房、生产安全和食品安全等方面问题成堆，人们每天面临的、谈论的、争论的都是“问题”，这和1980年代大谈“主义”形成鲜明对比。如果说1980年代的代表作是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和《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那么1990年代的代表作是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以及孙立平关于社会阶层分化的若干著作。

　　如果说1980年代的思想文化主流是肯定和追求现代化，那么1990年代喧嚣一时的则是后现代主义，它早在1980年代就登陆中国，但此时才有合适的气候急剧膨胀。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倡、1980年代“文化热”又重新拾起的启蒙、科学、民主、理性等价值被批判和否定，意义、规则被消解，前卫的青年学人不顾中国基本上处于前现代状况的国情，硬要跳过现代，与西方的最新潮流接轨。幸好，这种思潮只时髦了一阵。

　　如果说1980年代的思想文化基调是激进的（以及理想主义的、革命的），那么1990年代则有一种批判性反思。有人开始检讨大破大立、天翻地覆的革命的破坏性，欲速则不达的后果，保守、尊重传统等以前被视为负面的价值得到肯定。有人喊出了“告别革命”的口号，有人建议革命党应不失时机地转变为执政党。争论没有结果，但反思肯定有好处。

　　人文精神的失落引起一场大讨论，有人认为失落的原因是市场化导致的商品大潮、大众消费文化和低俗化；还有人避实就虚、舍近求远地主张人文精神失落始于明末清初。王蒙反对把人文精神的失落归咎于市场经济，认为在中国的近现代，人文精神从来没有被承认，更没有大力实行，“所以我不明白，一个未曾拥有过的东西，怎么可能失落呢？”“如果现在是‘失落’了，那么请问在失落之前，我们的人文精神处于什么态势呢？如日中天么？引领风骚么？成为传统或者‘主流’么？盛极而衰么？”可惜，后来者几乎一致以为，那场讨论已有定论：人文精神失落于市场经济。


当代“国学热”的第二波发端于2003年前后。

　　◆ 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

　　社会转型期新的问题、困境、诱惑以及压力，使得在1980年代具有共识的知识分子，立场、观点发生分化，产生对立和争论。

　　一些人被称为“新左派”是因为，一，他们的思想理论资源完全来自当代西方新左派，如萨米尔• 阿明、沃勒斯坦、贡德•弗兰克、爱德华•萨依德和乔姆斯基等，有人的文章和言论常常发表在西方新左派刊物上；二，他们和中国老左派一样，只反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反专制主义；三、与老左派一样，他们肯定毛泽东的左倾做法，如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等，号称要继承这笔“社会主义遗产”。

　　另一方面，被称为自由主义派的人偏重于援用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洛克、孟德斯鸠和亚当•斯密的学说，其基本主张简单说来有：一、市场经济，自由、公正的竞争；二、保障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比如言论自由和财产权；三、宪政与法治，政府权力应该受到监督与制衡。

　　双方在今日中国几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社会、文化问题上都有不同看法，特别是在“社会弊病、社会不公正产生的根本原因”上。

　　新左派认为问题出在市场经济本身，从而要对其批判和抵制；另一派认为原因在于市场没有摆脱旧权力体制的控制，不成熟、不规范，因此出路在于规范和完善市场经济。

　　与此相关的是对于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态度。自由主义者的基本立场是，中国应该以积极的、正面的态度来迎接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而新左派认为这样会把中国纳入不公正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他们中有人说，第三世界国家在目前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只能是一种不平等的发展，甚至是自杀性的发展，第三世界国家现在的惟一任务，就是开展全球范围内的反资本主义斗争，等有了一种新的、公平的经济体系之后再参与全球化。

　　关于中国国情，新左派有人断言，中国现在已经是资本主义或市场社会，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中国的问题已经同时是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的问题，因此对中国问题的诊断必须同时也是对日益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及其问题的诊断”；另一方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性质。

　　两派的标签都来自西方，面对的却是中国的现实问题。市场经济肯定不是单单具有正面或负面一种作用，关键是有没有比市场经济更有效、更可行的方法？贪污、腐败的主要根源在哪里？

　　长期战斗在反腐第一线的湖南前纪委书记杨敏之的看法很有道理，他说：“我国目前严重存在的腐败现象是依附在旧的体制上的，如果说十年艰辛的话，苦就苦在旧体制的困扰。反腐败实质上就是和旧体制、旧机制的反复较量……总的来说，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存在的体制问题，还要靠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

　　◆ 民族主义的崛起

　　从1990年代起，随着一些重大国际事件和国际冲突的发生，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时有高涨，有时达到狂热程度。

　　民族主义在1990年代初乘虚而入，是因为1980年代末国内巨大事变和紧接着的苏联东欧巨变，使得有些人感到出现了信仰真空，意识形态上有求助于民族主义的需要。有人主张，“特别应当把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作为现代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应当着重向全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和国家公务人员灌输以国家民族利益作为崇高精神本体的爱国主义政治意识形态。”

　　一位学者在题为《民族主义与中国转型时期的意识形态》的文章中提出，中国当代的现代化可以启用以儒家主流文化为基础的民族主义作为社会凝聚力与整合的资源。原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的实绩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之一，但还不够，还不具有民族传统那么丰富的历史和文化资源。

　　1996年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代表了民族主义情感中狂热和非理性的一面，此书把爱国等同于反美，其立论基础是：美国人不但邪恶，而且愚蠢。作者说，大多数中国高中学生对美国历史文化知识的了解都比美国大学生还要多得多，美国青年一代堕落的迹象，在吸毒、性爱和电子游戏机背后，已经显现出被人类文明抛弃的端倪。1999年出版的《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的思路相同，其中说：“中国在过去许多年中，一直力图做一个‘好孩子’，这使得美国这样只懂得力量的国家忘记了中国的实力。”作者建议中国也要做“坏孩子”，不要怕影响国际形象。作者担心的只是“现在的中国人已经失去了做‘坏孩子’ 的阳刚之气，这种社会风气之中的颓废之风亟需扭转”。

　　民族主义的崛起促使一些学者以理性的态度来研究它的作用，有人指出，民族主义具有两面性，在现代中国起的作用是负面多于正面，第一，在为民族解放运动提供推动力和为国家提供凝聚力的同时，往往又拒斥、压抑自由民主思想；第二，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侵略的同时，又和排外主义相联系；第三，它常常导致认同对象的错置：它用文化主义代替政治原则，使保卫国家落脚于保卫传统文化……还有学者大力提倡一种基于理性、宪政民主和法治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

　　◆ 文化民族主义和“国学热”

　　当代“国学热”的第一波在1993年发端于北京大学，但受到以正统自居的人士从政治方面发动的大批判，被指责为企图取代马克思主义，因此仓皇消褪、无疾而终。第二波复发于10年之后，2003年夏天，在湖南长沙举行了“全国儿童经典诵读经验交流会”，据说当时已有500万个家庭，60多个城市的少年儿童加入到诵读儒家经典的行列；由于“读经”口号的出现以及《甲申文化宣言》的发表， 2004年被命名为“文化保守主义年”；接下来，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人大校长为此发表的讲话猛烈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引发争论；此后，关于祭孔，关于是否应该立孔教为国教等等，也有很大的争论。

　　弘扬儒学的思潮明显包含两种倾向，一种提倡文化儒学，是对半个世纪把儒学完全当成封建主义糟粕加以否定、批判的拨乱反正，主张有选择地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使其在现代生活中发挥一定的维持日常人伦的作用，这是合理和应该的。我们对于传统文化欠债甚多，补课的工作需要大力进行。

　　另一种是鼓吹政治儒学，“就是用儒家的政治智慧和指导原则来转化中国的政治现实，在中国建立起源自天道性理的合法的政治秩序，使中国政治文化的重建建立在中国自己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这种观点反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人一票选举的现代民主政治，坚持区分“上智下愚”、“君子小人”，以及圣人天生教诲百姓，普通人无权运用理性辨析的蒙昧主义。这种荒谬的主张只会给继承和弘扬传统思想文化帮倒忙。

　　中国的下一步发展还需要思想解放，30年思想文化的发展变化是从一元走向多元的历程，对立和争论带给我们的是丰富与创新。来源: 南方周末▲


为何贪官总能成功出逃？国内利益集团暗中相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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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12-12 作者: 尹鸿伟 随着媒体再度对贪官外逃事件的大肆报道，这已经成为中国政府一个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贪官频频卷款成功外逃，引渡回国却难度极大，“劝返”行动屡不奏效，不少专家认为是政府内部监督方面出了问题，是监管部门的不力直接导致贪官们的逍遥法外。

　　•“在国外其实只有一种‘被抓回国’的风险，而在国内则什么风险都可能遭遇。一句话，外逃总比坐牢要好”

　　•“首先是出逃的机会太多。外逃的前提要有护照，但对他们来说，办几个护照根本就不算问题，目前中国官员公费出国考察的机会非常多，成为‘干部福利’，有些贪官正是利用这些名正言顺的机会外逃，杨湘洪就是以‘考察’的名义出国的”

　　•“再者是国内利益集团中有人帮助贪官外逃。任何贪官的背后都会牵涉不少人，出逃不仅仅是保护自己的问题，而是为了保护包括更高级别的领导”

　　•“很少贪官愿意主动回来，否则他们当初就不会逃”

　　◆ 尴尬应对贪官外逃

　　8250万元人民币!”这不是一项巨大工程的投资数字，而是江苏省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的单笔受贿金额，其成为新中国历史上最大单笔受贿数目，一举打破了由云南省昆明市原副市长、云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胡星保持的“收受单人行贿3200万元”的最高纪录。

　　2008年10月22日，在国内被抓的姜人杰因犯挪用公款罪、受贿罪被南京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死刑;而曾经外逃到新加坡又返回，被判无期徒刑的胡星却正在昆明市郊的一所监狱里栽花种草，等待着未来的减刑。

　　“但是并非所有的贪官都如同姜人杰一样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更多仍然逍遥自在，有些更是顺利外逃了。”曾经办理过褚时健、李嘉廷等众多官员腐败案件的律师马军说，“贪官们一旦顺利逃出中国，政府就将面对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是大量资金被带走挥霍，另一方面是社会舆论的大肆声讨，而要把贪官和资金重新弄回国内并审理判决，是一个异常艰难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外逃归来的贪官往往比在国内被抓的贪官获刑更轻。”

　　2008年10月，上海市卢湾区副区长忻伟明和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区委书记杨湘洪先后在法国考察期间“失踪”，再度引发了国内民众对贪官外逃现象的强烈关注。滞留法国15天后，51岁的忻伟明经劝说已回国，而52岁的杨湘洪仍然称病滞留海外，不知所踪，有媒体披露“之前其女儿已定居法国”。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教授日前表示，过去10年逃往北美和欧洲等地的中国腐败官员高达1万多人，携带出逃款项更达6500亿元人民币以上。而且，贪官们成功携走巨额资金，逍遥法外并肆意挥霍的情况，对国内潜在的贪官形成了强烈的“示范效应”。

　　现在，随着媒体再度对贪官外逃事件的大肆报道，其已经成为中国政府一个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甚至已经影响到了民心向背。

　　◆ 总能成功出逃?

　　“在中国现行的体制下，有两类官员最容易获得非法收入：一是掌握人事权力的，二是掌握经济权力的。前者主要从买官卖官过程中获取，后者主要是从国家项目投资中获利。”云南省一名财政研究学者指出。

　　然后，如何花销，如何真正拥有那些贪腐钱财，成为贪官们日思夜想的问题，逃往异国他乡于是渐渐成了最佳选择。广西乡村社区治理研究中心学者郑明怀将贪官逃亡的原因分为两个方面。首先是主动的、有预谋的。“逃亡贪官为了逃避法律制裁，长期安全占有和享用非法所得，从始至终就打算外逃，这种外逃并不是一时兴起，而是经过精心准备的，并且都是在任时就做好了各种各样的准备。”他说，“先将赃款转移到国外，然后安排家属出国，等家属在国外定居之后，自己再找机会逃之夭夭。”

　　其次是被动的、无奈的。郑明怀认为：“贪官往往比普通人聪明，不会轻易作出外逃的决定;但在中国反腐不断深入的背景下，他们的生存空间不断被挤压，渐渐没有了‘安全感’;如果不外逃，就可能面临牢狱之灾，人财两空，所以一旦嗅到对自己不利的气息，就‘走为上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无论主动还是被动，外逃贪官们基本上都拿着合法的中国护照，乘坐各种合法的交通工具离开中国，迄今尚未出现因偷渡而被闷死在集装箱里或者淹死在太平洋之类的报道出现，甚至被一些境外媒体戏称为“合法输出的一种中国产品”。

　　“在杨湘洪带领考察团出国前，已经被有关部门约谈过，很难想象他为何还能大摇大摆出去。这与胡星、杨秀珠等人的经历非常相似。”马军说，“多年的工作经验使我有两点判断：一是当地有关部门的工作太疏忽，二是有人故意向贪官通风报信，总之结果是他们都成功外逃了。”

　　他认为，有关部门肯定知道杨湘洪的家人当时已在国外，是一名不折不扣的“裸官”，其外逃或者说外出不归的可能性非常大，“我好像还没有听说有哪名外逃贪官是自己跑出去，而把家人留在国内的。”

　　“在国外其实只有一种‘被抓回国’的风险，而在国内则什么风险都可能遭遇。一句话，外逃总比坐牢要好。”马军律师说。

　　◆ 为什么贪官总是能外逃成功?郑明怀认为有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出逃的机会太多。外逃的前提要有护照，但对他们来说，办几个护照根本就不算问题，也不需要自己操什么心。目前中国官员公费出国考察的机会非常多，成为‘干部福利’，有些贪官正是利用这些名正言顺的机会外逃，杨湘洪就是以‘考察’的名义出国的。”

　　以胡星为例，其在出逃之前除了云南省公安部门颁发的身份证和护照，还持有广东省某地的户口及护照、澳门的居民身份证，以及南太平洋岛国瑙鲁护照等，而且都“人是名非”。被悬赏20万元人民币通缉，2002年已经外逃的云南省原省委书记、国家电力公司原总经理高严，拥有“高严”、“高庆林”和“张传伟”等至少3个不同名字的身份证，4本中国护照及一本港澳通行证。与之对应的是，近年吉林、湖南等地已爆出数起公安机关参与倒卖护照的丑闻。

　　一名长期与高级官员往来的商人透露：“官员们无论因私、因公出国，外人根本不知道他们是以什么身份、什么名字出去的。那些名字、证件有些是官方允许的，有些则是个人偷偷办理的。”

　　他表示：“在中国许多地区，花上三五万元人民币，就可以另办一个正式的身份证，而不需要迁移原户口。达成‘一人多个身份’的途径往往只需向一名派出所所长行贿就行了，而有了身份证自然就可以办理护照。长期以来，不但许多中国内地人这样做，不少港澳台商人也都拥有国内的正式身份证，目的都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真实身份及在内地活动方便。”

　　2008年10月27日，广东省惠州市公安局惠阳区分局在致该市中级法院的一封复函中就承认给香港居民刘容清办理了一个内地居民身份证，原因是“塘吓派出所民警由于工作疏忽”。

　　◇“其次是一些国家非常希望中国的腐败分子出逃到他们那里，并积极为中国贪官提供各种便利。” 郑明怀说，“目的地国家的纵容助长了外逃贪官的气焰：为企图外逃的贪官在案发之前或之后转移财产提供条件，使他们在出逃后有足够的生活来源;中国贪官拥有大量的财富，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逃入国的消费;还有些国家希望把贪官们培养成反华势力。一旦中国希望引渡这些贪官回国，这些国家就会向中国提出各式条件，将贪官作为交换的筹码。”

　　国内外媒体不断披露：在美国洛杉矶、纽约、夏威夷、休斯顿，加拿大温哥华、多伦多等地，经常可看到住豪宅、开靓车的中国男女，他们结成自己的圈子，不参加当地华人社区的活动，不在公众场合露面，行踪诡秘。在一些西方国家甚至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贪官一条街”、“贪官二奶村”和“贪官子女村”，可见外逃贪官之嚣张。与此同时，各种海外华人社区的日益繁荣也让部分贪官在海外生存更加容易。

　　◇“再者是国内利益集团中有人帮助贪官外逃。任何贪官的背后都会牵涉不少人，出逃不仅仅是保护自己的问题，而是为了保护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更高级别的领导。”郑明怀表示，“贪官外逃，案件就查不下去了，背后的贪官也就挖不出来了;于是明明知道有人要外逃，也不加以制止，更不会向相关部门通报消息，对其外逃的准备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甚至还暗中相助。”

　　◆ 抓回来的难度

　　“很少贪官愿意主动回来，否则他们当初就不会逃。”云南省的一名资深反贪官员说，“他们所携带的款项，主要来自土地开发、税收、城建工程经费、金融机构‘贷款’、截留的政府开支、大型国家建设项目资金等。”2005年5月，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在荷兰被国际刑警组织抓获，但中国何日能将其引渡回国，仍是未知数。

　　目前，中国对待外逃官员主要通过三个途径：一是引渡;二是通过国际刑警组织缉捕;三是在两国之间开展区域性的刑事司法协作。其中“引渡仍然是最正规和高效的追捕外逃官员的途径”。

　　想抓回贪官的难度远远超出普通人的想象。目前，中国只与全球31个国家签订了引渡罪犯的条约，这些国家里并不包括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3个中国外逃官员的“潜逃胜地”，欧洲国家也只有4个与中国签订条约。

　　边境线漫长、接壤国家众多的云南省已经成为众多贪官外逃的首选通道，该省一名检察官表示，有不少贪官是通过云南出境的，“但是大贪官一般都选择北美或欧洲国家，原因是它们都拥有独立的司法体系，小贪官则选择相对容易入境的东南亚及南美大陆”。事实上，在整个缅北和金三角地区，一直生活着不少中国逃出去的 “神秘人物”，他们最大的共同特点都是“不敢回中国”。

　　“逃到加拿大的赖昌星，一直为了避免被驱逐出境而打官司，而且不断获得成功。”马军律师说，“按照当地的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的申诉期至少有10年，这样就会使许多案件变得遥遥无期。”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大肆违法犯罪的贪官们及其家人，一旦到了国外，基本上都非常低调，非常遵守所在国的法律，往往与在国内判若两人。居住在加拿大的华人马先生说：“他们不想惹麻烦，不想引起邻居和警察的注意，而且他们也不缺钱花，不需要到处抛头露面;平时他们的社会交往很少，所以许多人都不注意他们的存在。”

　　马先生还透露，事实上许多贪官(也包括一些正常移民的中国人)到了国外就改名，甚至离开中国时就用了假姓名，所以按照一般的方式很难查找到，并不是许多中国人想象的“去当地警察局就可以查到”。而正在英国伦敦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李韧也表示， “除了贪官们自己的低调外，事实上当地人也不关心这些人曾在中国做过什么，为什么要来到欧洲，前提是只要他们不触犯当地法律。”

　　“贪官涉及的金额越大就越难引渡他们，除了他自己能够请律师周旋，另外司法引渡对于中国政府来说经济成本太高了。”加拿大的马先生说，“还有一个关键，一些西方国家总认为贪官们被遣返后会遭遇酷刑甚至被处死，或者受到政治迫害，出于人道正义考虑不愿意主动处理这些问题，这也使遣返变得更加困难。”

　　◆ 从“余振东”到“胡星”

　　由于各方面的巨大压力，多年来中国政府不断加大抓捕外逃贪官的力度，积极进行国际谈判，取得了一些成果。

　　2004年4月，美国驱逐了被指控盗用中国银行4.8亿余美元公款的余振东，成为第一名由美方正式移交中方的外逃经济嫌犯，后来其被广东省江门市中级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当时，有学者把这个特殊案例称为“余振东模式”，理由是该判决是在中国自主审判下作出的，司法主权的实现源于余振东在美国的认罪和自愿选择解押回国，认为可以复制这一模式。

　　事实上，余振东一案中美双方谈判就长达3年，其间6次公务往返、查证取证，花费巨大，最后才采用引渡替代措施将其遣返回国。同时，美国在配合调查和引渡等方面，也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也许正是这样的原因，与余振东同案的许国俊、许超凡尽管陆续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但一直没有下文。

　　“成本巨大使余振东模式很难复制，不可推广。”胡星案的辩护人、云南震序律师事务所的张振宇律师说，“并且在谈判中对美国政府、对余振东本人都作出了许多让步——脏款不全部追缴，最后余振东是向美国法庭认罪后遣返，并非直接向中国的法庭认罪，并且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承诺和美国法院的保证。”

　　张振宇律师表示，与余振东模式相比，以“劝返”为主要手段的“胡星模式”更具合理性。作为胡星的辩护律师，他认为“劝返”的方式有着“快捷、低成本”的好处，胡星之情节较之余振东之情节，涉案金额更少、造成的损失更小、主观恶性更浅、认罪更主动。

　　2007年初，第一名被“劝返”回国受审的外逃新加坡的贪官“胡星”曾轰动一时。虽然中国与新加坡之间既无双边引渡条约，也无刑事司法协助条约，但还是最终劝服胡星自动回国接受司法调查，如实交代自己的罪行并退还全部赃款4000余万元人民币。

　　2008年9月，北京市公安局网监处原处长于兵同样由最高检察院从南非“劝返”回国接受调查，又成就了一起案例。

　　除了对贪官本人的“劝返”，中国政府也不断“劝服”外国政府。在与缅甸接壤的云南省思茅市，一名当地官员表示：“我们这里经常有贪官跑到隔壁的缅甸，或者更远一些的泰国、老挝，但是我们有办法说服他们的政府把贪官交给我们处理，甚至我们派人去他们的国家一起抓人。”

　　的确，中国从东南亚地区抓回贪官的成功率很高。2008年8月，泰国法院最终裁定将陈满雄和陈秋圆夫妇引渡回中国，该夫妇原为广东省中山实业发展总公司负责人，1995年卷款4.2亿元人民币外逃泰国清迈，买到泰国籍身份证并改名、整容，2000年被泰国以非法入境等罪名逮捕、判刑。同年11月，云南省思茅市又成功“劝”回来一名贪污了数万元人民币而外逃到缅甸的财务人员。

　　“随着今后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我赞同有学者预测‘会有更多贪官外逃’的情况发生，中国越进步，他们的生存空间越小，外逃的可能性越大。”张振宇律师认为，“国家不能总是亡羊补牢，而必须未雨绸缪。”

　　曾经有人质疑“胡星模式”，认为这样会纵容更多的贪官外逃，或者让一些本不想外逃的贪官为了未来能够减轻处罚而故意逃跑，相反会带来更大的混乱。张振宇则表示：“甚至很多执法人员都对我这样提问，他们对事件本质的认识本末倒置。”

　　他说：“贪官能贪，以及能逃，那是政府内部的监督出了问题，与贪官回不回来是两码事情，如果监督到位了，贪官怎么可能为所欲为，想逃就逃?而如何能让贪官回来，则是另外一个问题。比如，现在杨湘洪就坚持不回来，中国政府能怎么办?要知道新加坡、欧美或者澳大利亚都不是中国的‘后花园’——想进就进，想出就出。”

　　他坚持认为，法律和感情是两回事，让外逃归来的贪官比在国内被抓的贪官获刑更轻，是这个特殊历史阶段必须努力做的事。如果以后监督失职的官员也将被法办，官员、贪官“各负其责”，外逃成功将不再是贪官的“全部责任”，这样的质疑就不会存在了。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教授韦锋也认为：“中国的许多情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所以对刑罚的理解和运用不应只停留于过去的‘报复主义’层面，灵活运用刑事司法技巧处理一些具有特殊性的案件，对罪犯本身，对社会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胡星案的结局让张振宇律师觉得特别遗憾：“政府错过了一次最好的历史机遇”，“本来，从‘余振东模式’到‘胡星模式’是一次非常重大的工作技术进步，但是法院对胡星的量刑远远重于余振东，令‘胡星模式’陷入一种尴尬境地，使这样的模式无法推广”。他表示，无论是在实现国家的司法主权，还是以国外自首形式节约办案成本，以及及时发现国内的各种体制腐败漏洞，胡星案的效果和意义都远远超过了余振东案。

　　◆ “劝返”的生存空间

　　进入2008年，鉴于胡星等案件的成功办理，中国最高检察院正式提出了“劝返模式”尝试;其时，最高检察院已经“劝返”外逃贪官7人，使该模式初见成效。支持者指出，“劝返”有一举三得之功：对我方司法机关意味着追逃成功;可以为逃犯地国家节省刑事司法合作成本;有利于逃犯地国家的秩序与安全。

　　云南省的一名检察官透露了“劝返”的一般模式：先派出人员到国外直接与贪官接触，通过做工作、谈判等各种方式，承诺一些从轻处理条件;随后再让国内有关人员与其通话，希望其回国接受调查。

　　当然，并非所有的“劝返”行动都会成功，比如对杨湘洪就无用。温州市没收了所有当地官员的护照，以防类似杨湘洪事件的再次发生。但众所周知，“没收护照是政府处理这类事件的老套方法，不一定有效”。

　　早在200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就紧急发出《关于党政机关、司法公安部门人员出境、出国通行证、护照管理措施》的通知文件，加强对出境、出国干部证件的检验，以堵漏洞;2005年12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正式在缔约国中国生效，中国政府随即表示希望与超过150个国家建立更为紧密的国际关系;但是这些停留在文件上的活动并没有给打击外逃贪官的难度带来多少缓解。

　　在对内的监督方面，中国政府的最新举措是再度要求官员申报财产，并且扩宽了对官员亲属贪污受贿行为的查处范围，加重了对诈骗和腐败行为的处罚，但是这些措施也让学者们担心会有更多的贪官受不了压力而选择外逃，同时带走更多的钱财。

　　还有许多人对此并不过分乐观。马军律师就表示：“如果政府总是不能严格执行现有法律，兑现一切反腐政策承诺，那么我将公开呼吁全社会抵制最高检察院在 2008年初提出的‘劝返模式’，因为我担心这样的规定会成为包括司法机关在内‘官官相护’的新伎俩，促使更多的贪官以外逃方式迂回逃避法律处罚。”  来源: 南风窗  ▲


达赖兄弟姐妹7人把权 暗杀异己维系专制
http://military.china.com/zh_cn/top01/11053250/20081213/15233662.html

2008-12-13 京华时报 上月，达赖集团在印度专门开了一个讨论未来前途的“特别大会”。此次会议主要针对十四世达赖喇嘛近来煞有介事地宣称他已经“半退休”，将来还要“彻底退休”，把权力交给“由人民选举产生的政府”的表态而召开。为期6天的会议作出的决议是“全体藏人一致尊重和支持达赖喇嘛在任何时候作出的任何决定”，“特别大会强烈呼吁达赖喇嘛不要退休或半退休，要继续领导西藏人民”……随后，达赖一改几天前的口风，堂而皇之地宣布“我不会退休”，将在“有生之年”为藏人工作。
    
 达赖的系列表演，加之达赖集团采用暗杀等手段迫害异己等行为，都突出体现了达赖集团政教合一的专制本质。
    
    ◆ 炮制专制统治/ 45年铺平专制“法理道路”
    
 上月召开的“特别大会”作出“五项决定”，第一条便是要求达赖继续担当“西藏政教事业的领袖”；第二条还“特别强调”“全体藏人”一致表示尊重和支持达赖喇嘛在任何时候作出的任何决定。
    
 达赖集团叛逃以来，为讨好西方，也学得些许“三权分立”的词藻，但这些词藻的下面却仍然是从旧西藏延续下来的达赖喇嘛至高无上的政教合一专制统治。
    
 1963年，达赖集团抛出所谓《西藏未来政体及宪法要旨》，明确规定“西藏政府的主要职权由达赖喇嘛负责”。
    
    1991年又制定《西藏流亡藏人宪章》，其第三条规定，基于“西藏特殊的政教合一之良好传统”，未来西藏政治是一个“政教合一、民主联合的民众国家”。
    
    第十九条规定，政府最高权力属于达赖喇嘛所有，达赖喇嘛可以直接或通过所属机构行使权力和传达命令，并拥有国家元首名义的特别权力。第三十条规定，政府一切管理工作均以达赖喇嘛的名义进行。
    
 此外，依据第九十七条和一百零一条的规定，达赖喇嘛还分别具有直接任命选举事务署主管和审计署主管的权力。如此详尽、系统的规定，为达赖独揽大权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哪里还有半点“民主”的影子。
    
 为证明达赖独裁的政教合一制度是“最美妙的”，以欺骗海外藏人听达赖的话，1993年，“西藏流亡政府”炮制出所谓《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的文件，为旧西藏政教合一制度涂脂抹粉，称“过去的西藏社会绝不是中国所说的那样极端残酷与黑暗”，“社会制度的宽松可以与当时亚洲大部分地区相媲美”。
    
    2000 年11月26日，达赖在达兰萨拉举行的“西藏政教合一”研讨会上声称：“政教合一含义广泛，如能照此实施，未来的西藏就会成为一个幸福的社会。”达赖在这个讲话中还故意无视常识、混淆概念，抛出“西方如美国也是事实上的政教合一”理论，不惜把美国也拉下水。
    
    今年11月，达赖集团在内部矛盾加剧的情况下召开“西藏前途特别大会”，再度为达赖维系专制统治“铺平法理道路”。会议的“五项决定”的第一条要求达赖继续担当“西藏政教事业的领袖”；第二条又“特别强调”：“全体藏人”一致表示尊重和支持达赖喇嘛在任何时候作出的任何决定。上述种种“规定”或“决定”确保了达赖继续大权独揽的“合法性”。

   ◆ 家族统治集团/兄弟姐妹7人个个发达
    
    达赖家族长期把持达赖集团核心权力。达赖大哥当才活佛曾担任“驻纽约办事处”、“驻日本办事处”主任，全家在美定居。二哥嘉乐顿珠在印度新德里、中国香港等地均有私宅……
    
    达赖集团无法脱掉其代表旧西藏封建农奴主残余势力的本色，旧贵族、大家族，尤其是达赖家族长期把持达赖集团核心权力。达赖自己是“最高政教领袖”，掌握最高权力。“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他兄弟姐妹7个，个个发达。
    
    大哥当才活佛曾担任“驻纽约办事处”、“驻日本办事处”主任，全家在美定居。
    
    二哥嘉乐顿珠曾数次担任“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是达赖集团中仅次于达赖的二号实力人物，他在印度新德里、噶伦堡、大吉岭和中国香港等地均有私人住宅。
    
    其弟、妹等都把持达赖集团核心权力。
    
    此外，达赖集团具有浓重的神权和僧人政治色彩。除了达赖本人是理所当然的“最高领袖”外，所谓“西藏流亡政府”的“首席噶伦”桑东和“噶伦”次仁平措也是僧人，还有一个“噶伦”土登龙日也是达赖集团“瓦拉纳西西藏高级佛学院”培养出来的。近年来作为达赖私人代表的甲日•洛迪是一名活佛，也曾担任过“西藏流亡政府”的“噶伦”。现在，达赖集团的伪议会总共43名代表，根据他们的选举办法，其中有10个必须来自各教派。这样的“民主”，也算一大景观。

      ◆ 大肆迫害异己/10名藏人先后被暗杀
    
 不听其指挥的“十三集团”首领之一的贡塘楚臣和理塘•阿塔被暴力灭口；功德林活佛在家中被刺成重伤，赤江和松布两个年轻活佛遭到“死亡威胁”。这些暴力事件都与达赖集团有着直接的关系。
    
 长期以来，达赖集团为了维系其专制统治，对政治和宗教上的不同意见者采取暗杀、毒害等手段，排除异己，残酷实施政治与宗教迫害。
    
 上世纪70年代，不听其指挥的“十三集团”首领之一的贡塘楚臣和理塘•阿塔被暴力灭口。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功德林活佛在家中被刺成重伤，赤江和松布两个年轻活佛遭到“死亡威胁”。这些暴力事件都与达赖集团有直接关系。曾经是达赖集团领导核心成员的其美泽仁证实：有10名藏人因不同意达赖意见而先后被暗杀。
    
 在采取政治迫害的同时，达赖集团对宗教异己分子实施残酷打压。上世纪90年代，达赖突然认为藏传佛教信奉数百年的杰千修丹护法神是“亲汉的恶魔”，“对西藏事业不利，对自己长寿不利”，杰千修丹信徒的厄运从此开始。
    
 1996年6月6日，根据达赖的要求，伪议会作出决议，凡在“流亡政府”各部门和社会团体以及各藏人社区、寺庙、学校的工作人员要严禁供奉杰千修丹。“流亡政府”和“达赖私人秘书处”也发出通知要求所有寺庙的僧人一律签署保证书停止供奉杰千修丹，并威胁称“继续供奉的人将成为藏人社会的公敌”。随后，“藏青会”、“藏妇会”充当打手，出动大批人员到藏人社区和寺庙搜查捣毁杰千修丹神像，砸窗户、烧房屋，骚扰、殴打信徒，制造多起流血事件，许多人被迫离家离寺。

     ◆ 管控媒体言论/逼媒体向印度媒体道歉
    
    达赖集团自己办的《独立》杂志刊载漫画《西藏民主的现状》并配发社论说：“我们西藏流亡政府目前的政府体制中的监督机构和制衡体系不起作用”，“一切工作只为了取悦达赖喇嘛，这是哪家的民主？”
    
    上世纪60年代，达赖喇嘛开始搞“民主试验”，甚至还允许藏人成立“西藏共产党”等组织以及开办一些民间报纸，但一旦这些组织及报纸触及一些外逃旧贵族的利益，恐吓、威胁、“封口令”等就接踵而至，很快这些持批评意见的报纸和组织就销声匿迹了。
    
    不是所有的事实都能掩盖住的。达赖集团自己办的《独立》杂志1995年秋季号在封面上刊载了一幅漫画《西藏民主的现状》，画了一个亭子，亭盖标有“民主”字样，由“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根柱子支撑。“立法”之柱撑顶不接地，“司法”之柱立地不接顶，仅有“执法”一根柱子立地撑顶。
    
    杂志配发的社论说：“我们西藏流亡政府目前的政府体制中的监督机构和制衡体系不起作用”，“一切工作只为了取悦达赖喇嘛，这是哪家的民主？”
    
    2007年5月上旬，印度达兰萨拉藏人与当地印度人因一起斗殴事件，发生严重对立与冲突，达赖集团与印度的关系骤然紧张。
    
    达赖集团办的“白玉网”(又称“故乡网”)“不合时宜”地出现了《达兰萨拉冲突：一个非藏人的反映》等多篇报道，对印度对待藏人的政策进行了猛烈抨击，进一步激化了达赖集团与印度民众的矛盾。为了缓解来自印度的压力，达赖集团把一直以“独立媒体”自居的“白玉网”拉来作“替罪羊”，迫使其撤下有关此次冲突的多篇报道以及相关评论，还向有关印度当地媒体发去道歉信，以息事宁人。以“民主成就”为傲的达赖集团对媒体及言论的管控可见一斑。
    
    ◆-事件揭秘/“迷人与害人”标语系受迫害者打出
    
    2007 年初，由于达赖集团的迫害，印度一些杰千修丹信徒上诉至印度法院，控诉达赖迫害。今年达赖在国外活动时，遭到了杰千修丹信徒的“如影随形”的强烈抗议，他们打出“你的微笑很迷人，但你的行为却害人”的标语，并向世界新闻机构散发达赖大搞宗教迫害的材料，揭露达赖的“专制”、“独裁”。
    
    ◆-媒体声音/世界逐步认清达赖专制面目
    
   ◇ 1. 德国《世界报》——该报曾发表学者维克多•特里蒙迪和维克多利亚•特里蒙迪合写的文章，批评德国人将达赖视为“新时代耶稣”。文章揭露，达赖尽管嘴上赞成民主，然而在法律和事实上，他作为流亡藏人首领的地位是无法通过选举而被动摇的。文章还指出，达赖及其追随者一直在遮掩喇嘛教的暴力、阴暗的一面，国际社会对此也不了解，因此达赖才会有机会向天真无知的西方人兜售西藏历史上根本不存在的所谓的“人道主义价值观”。
    
   ◇ 2.德国《世界报》网站——今年5月19日，该网站报道说，流亡僧人早已不都是达赖狂热的追随者，一些人还把达赖描述成“变色龙”、“独裁者”和“披着僧侣外衣的政治家”。“作为宗教和政治领导，达赖拥有绝对的权力，并不允许不同意见，这绝不是好事”，矛头直指达赖的独裁专制统治。
    
   ◇ 3.英国《泰晤士报》——该报针对今年5月23日达赖去英国“作证”一事，形容达赖是一个伟大的“蹩脚演员”、一个“戏剧喇嘛”，达赖只是一个“票房”，是追星族争相追捧的对象。
    
   ◇ 4.英国《每日邮报》——该报说也许达赖是一个来自遥远山地王国的流亡政治人物，但他是一只“精明的鸟”(A Shrewd Bird)，知道对于西方人而言，来自东方的宗教神秘色彩很受欢迎，达赖重复使用这一伎俩已长达数十年。
    
   ◇ 5.法国电视二台——今年10月9日，该台播放了题为《达赖的轨迹》的专题报道，向法国观众揭露了达赖种种“鲜为人知”的阴暗面，其中介绍了达赖对其他教派的压制和排斥，展现了达赖遭受抗议的镜头，并援引一名女抗议者的话，指责达赖是两面派的政治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