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共区别对待西藏与台湾：硬的更硬 软的更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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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11-10 作者: 孙嘉业 统战部高官严辞谴责达赖喇嘛和台湾与大陆协议停止互挖邦交国，这两条新闻看似毫无关系，但反映了中共高层的对外思路﹕区别对待，有硬有软，硬的更硬，软的更软。

　　之所以说对台湾“软的更软”，是北京除了送出经济大礼外，对马英九在会见陈云林时呼吁的回应，在涉及主权问题上的外交亦跳脱了往日的窠臼，不仅与台湾达成了“外交休兵”的默契，就连加入世界卫生组织这类“外交大礼”亦打好了包，就等明年揭盅。由于台湾警方今次保护陈云林时立下汗马功劳，接下来，两岸的警方交流、甚至军方的接触都指日可待，当解放军和国军在台湾海峡举行联合搜救演习时，连向台湾售武的美国可能也会瞠目结舌。

　　对达赖及西藏流亡政府“硬的更硬”亦是有目共睹的，昨日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的发言，除了表示不会与达赖的代表谈西藏问题外，更敦促达赖彻底洗心革面，争取“谅解”，说是介绍谈判情，更像是下最后通牒。对于达赖身后流亡藏人的暴力倾向，朱维群的回应是﹕“咱们过去又不是没有交过手，每次交手的结果如何，你们应该清楚。”其态度之强硬可谓近年罕见。

　　这种区别对待当然是与对象的实力有关，台湾仍然是一个不可否认的政治实体，有军队、有人民，而且现在还在北京掌控之外；西藏流亡政府在国际上未有一国承认，而由于中国国力的上升，达赖喇嘛及西藏流亡政府的“议价能力”已经今不如昔。更重要的是，争取台湾2300万人心，是统一国家的千秋之业；而达赖回归，对北京来说，是祸福难料的鸡肋。而对西藏局势的掌控，北京信心日强，这就是硬的更硬，软的更软的原因。来源: 明报  ▲


萧克:党史要讲真党史,林彪毛泽东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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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11-11 作者: 秦利       

　　他说:要有秉笔直书的精神，要有勇气，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历史事实是最大的权威。党内要提倡讲真话，党史要提倡讲真党史。
　　今年10月24日，开国上将萧克将军辞世。萧克将军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军事家、军事教育家。

　　● 萧克是我军历史上最年轻的高级指挥员之一。在55位开国上将中排名居首

　　萧克将军原名武毅，字子敬，湖南省嘉禾县人。1926年1月，将军以借到的7块大洋做盘缠，独自离家出走，奔赴广州参加革命运动，先后入国民政府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宪兵教练所、国民革命军补充第五团，在叶挺部任连政治指导员，随部参加北伐战争，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面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慌，他不顾自己出身书香门第，不顾自己曾是一名铁军军官的身份，放下架子一路讨饭，寻找党组织和革命队伍，继续战斗。

　　萧克将军是我军历史上最年轻的高级指挥员之一——他25岁时就任军长；27岁时任红六军团军团长，率部先遣西征，拉开了万里长征的序幕；29岁时就被正式任命为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是红军最年轻的方面军指挥员。30岁时任八路军120师副师长，率部包围北平，建立了敌后抗日根据地，成为那一级将领中最年轻的一位；40岁时参与了指挥第四野战军进军中南、解放全中国的斗争，成为创建人民共和国的年轻高级将领。新中国成立后，将军任中央军委军训部部长、解放军军政大学校长、国防部副部长兼军事学院院长和第一政委等职。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度。他被授予上将军衔。当时授上将军衔55人，萧克将军排名为上将之首。

　　● 萧克将军认为，党内要提倡讲真话，党史要提倡讲真党史

　　萧克将军晚年致力于军事学、党史、军史、战史的研究，主编《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朱毛红军侧记》和百卷巨著《中华文化通志》，出版《萧克回忆录》、《萧克诗稿》，发表多篇文章。他在党史教学中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历史事实是最大的权威。

　　1981年，在讨论建党60周年党史研究学术会议的发言稿时，将军针对党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指出:由于个人崇拜的影响，林彪和“四人帮”垄断了党史和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权，将毛泽东神化了，从而形成了在党史研究的领域中，存在许多不良倾向:党史只宣传毛泽东一个人，把其他领导人加以歪曲和丑化，影响很坏；“唯上”、“唯权”论，“唯定论”；在党史研究中设了许多禁区，有些历史问题某些权威人士讲了，或有了决定就不能再研究；不认真调查研究，不占有历史或有了资料不认真分析。这样就不能根据历史情况做出正确结论。他讲到研究党史的正确态度时说:千言万语可以概括一句话，就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求实存真。为此，第一要充分占有历史资料并认真进行分析研究，从事实中求得正确结论。第二要有秉笔直书的精神，要有勇气，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历史事实是最大的权威。党内要提倡讲真话，党史要提倡讲真党史。

　　在萧克将军的推动下，党史研究中某些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问题得到了纠正。比如，在1973年批判林彪反党集团时，中央批发的材料中，有的说林彪在南昌起义时还是见习排长。萧克认为这样说不符合历史事实。在1927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伐，蒋先云同志牺牲后，干部调整时，林彪即升为连长了。再如，过去讲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的历史时，讲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是毛泽东指挥取得了胜利，第五次反“围剿”是从共产国际来的李德指挥的，遭受严重失败；而第四次反“围剿”不讲谁指挥的，只讲在毛泽东的正确军事思想影响下取得胜利的。当时所以这样讲，是因为第四次反“围剿”是在1932年底至1933年3月期间，这时毛泽东已被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错误地撤销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离开红军到地方工作，不能再讲毛泽东指挥了。对于第四次“反围剿”，萧克将军明确讲:第四次反“围剿”是周恩来、朱德指挥的，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是历史事实，要如实讲，从而恢复了历史本来的面目。

　　对于党的历史上一些曾经犯过错误的同志，萧克将军也主张要实事求是地对待。比如，他曾多次讲，对夏曦要正确评价，不能因为他在湘鄂西根据地肃反中犯了严重错误，就将他全都否定，说得一无是处。夏曦是新民学会会员，早期是与毛泽东一起工作的。八七会议后，李维汉调到中央工作，夏接任湖南省委书记，与郭亮、柳直荀等坚持地下斗争是有贡献的。他是在长征途中牺牲的。对他说得一无是处，不符合历史事实。

　　总之，萧克将军提出的“党内要提倡讲真话，党史要提倡讲真党史”，这一原则对于正确认识和评价党史人物、党的历史，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 我军为数不多的“儒将”之一

　　萧克将军是我军为数不多的“儒将”，正如海伦•斯诺在《中国老一辈革命家自传》中所评价的那样:像周恩来、徐向前和毛泽东一样，萧克是中国人所称的“军人学者”的再世。

　　将军爱好书法，对书籍情有独钟，对文学创作也一直很有兴趣。早年为投身革命，寻找党组织，曾帮人铺纸磨墨，卖字为生，维持生计。参加革命后，在漫长的战争岁月中，无论是在运筹帷幄的指挥间隙，还是在关山飞渡的行军路上，看书、赋诗，兴致未减。最值得称道的，就是那本被著名作家夏衍称为“中国当代军事文学史中一部奇书”的《浴血罗霄》。这部奇书，诞生于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之中，出版于1988年建军节前夕，从完成初稿到出版，历时半个世纪。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书稿在建国后却先后两次遭受严厉批判的厄运。一次是在1958年的所谓“反教条主义”运动期间，将军受到错误的批判和组织处理，书稿也成了“大毒草”，被印成铅字“供批判用”。一次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随着批判的逐步升级，将军被指“宣扬战争恐怖主义”、“诬蔑劳动人民”，“为错误路线歌功颂德”，甚至“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等罪状。后来，将军诙谐地说，这个“供批判用”的小说在正式出版之前，就 “出版”了两次，读者不少。“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这部久经磨难的《浴血罗霄》，终于在 1988年建军节前夕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1991年3月，《浴血罗霄》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荣誉奖。这不仅是对这部作品本身的肯定，也是对这部小说成书的奇特经历的褒扬。胡耀邦读后赠将军七言诗一首:寂寞沙场百战身，青史盛留李广名。夜读将军罗霄曲，清香伴我到天明。

　　● 着手组织编写纪律、内务、队列三大条令。将军的开创性贡献功不可没

　　1950年，将军受命负起组建军训部的重担，首任军训部长，继任训练总监部长。他上任后抓的第一件事就是筹建陆军大学（后改为军事学院）工作。1951 年，南京军事学院正式开学，我军从此有了一所正规化的高等军事院校。到1957年，全军共建立了100多所各级各类军事院校，为军队现代化建设培养了20 多万军政干部和教学人才。在此期间，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军队要统一指挥、统一制度、统一编制、统一纪律的要求，萧克将军组织有关人员着手编写纪律、内务、队列三大条令。经过多次修改补充后，三大条令正式颁发执行。人民军队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终于有了自己的共同条令，有了正规化建设的法规制度的保证。将军的开创性贡献功不可没。时至今日，军队三大条令仍然是我军依法治军的重要法度和基本依据。来源: 北京日报 ▲


苏联红军帮盛世才夺取新疆 共产党成军阀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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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网 2008-11-11：  盛世才知道，只有打起亲苏反帝的旗号，取得苏联的援助，才能巩固自己的统治。于是，他请求苏联红军出兵解围，甚至不惜允诺在新疆实施共产主义。由于苏联红军出兵助战，张培元惨败，马仲英南逃，到１９３４年初，盛世才在新疆已无强劲的对手了。

　　★ 二战一触即发，莫斯科格外关注新疆

　　１９３９年５月的一天，毛泽民告别迪化（乌鲁木齐的旧称），登上了飞往苏联的军用飞机。这一年，他４３岁。

　　毛泽民在新疆工作了１５个月，由于过度劳累，加之西北寒冷的气候，长期折磨他的胃病、神经衰弱等多种病痛更加严重。１９３９年初，鉴于他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中共中央决定安排他到苏联治病和学习。为此，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致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正式批准了中共中央的请求。

　　初到莫斯科时，毛泽民住在位于库其诺区的共产国际党校七部，也称中国党校。这是一座庄园式的建筑，被一片高大的白桦树林包围着，环境幽雅、静谧。毛泽民熟悉的林彪、刘亚楼、杨至成、方志纯、蔡畅、刘英、贺子珍等３０多位中国同志也在这里学习、养病。

　　战友重逢的欢笑声还未散去，毛泽民就接到任弼时的紧急指示，要他写一份详细的关于新疆情形的报告。几天后，林彪去共产国际谈话，又给毛泽民带回指示：要他“随时准备去国际汇报新疆的情况”。

　　毛泽民是中共领袖毛泽东的亲弟弟。他的公开身份是新疆盛世才政府的财政官员，从内部讲，他是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的到来，自然引起莫斯科的特别关注。

　　进入１９３９年，整个欧洲大陆弥漫着浓重的战争阴云。

　　苏联高层担心德、日两国联手发起进攻，使苏联陷入东西两线同时作战的不利境地。而日本军国主义继１９３８年７月在中国东北张鼓峰地区挑起反苏武装冲突后，１９３９年５月以来，又在中蒙边境诺门坎地区向苏联、蒙古军队发动大规模进攻。

　　面对东西夹击的威胁，苏联曾多次主动采取行动，争取与英、法两国建立反侵略的统一战线。但英、法仍奉行绥靖政策，无意与其合作。相反，英国同德国进行了一系列秘密谈判，力求实现英、德合作，把战火引向苏联。

　　在此时局下，莫斯科和共产国际更加关注中国的抗日战争，格外关注中国新疆的形势。５月２０日晚上，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总部召见了中共代表任弼时和林彪，与他们一起分析中国战局的走势。季米特洛夫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一行黑体字——“谈中国问题”。

　　苏联与中国新疆有长达３０００多公里的边境线。日、德等帝国主义都一直觊觎这块战略要地。尤其是日本占领中国东三省后，又向西伸展到热河、察哈尔和绥远，正迅速向新疆推进，企图从远东到中亚细亚形成一道威胁苏联东南防线的弧形战略包围圈。当时，苏联出于维护本国边境安全考虑，自然希望有个亲苏的新疆政府。

　　１９３３年，盛世才登上新疆最高统治者的宝座后，与占据北疆的马仲英和占据伊犁的张培元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盛世才知道，只有打起亲苏反帝的旗号，取得苏联的援助，才能巩固自己的统治。于是，他请求苏联红军出兵解围，甚至不惜允诺在新疆实施共产主义。由于苏联红军出兵助战，张培元惨败，马仲英南逃，到１９３４年初，盛世才在新疆已无强劲的对手了。

　　１９３５年，盛世才在苏联和进步人士的帮助下，提出“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着手恢复经济，改革行政，整理财政；下令禁鸦片、赌博、贪污等不良风气；吸收少数民族头领参加政府工作……他的一系列做法迷惑了不少人，也赢得新疆各族各阶层人民的拥护。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莫斯科选择了盛世才。

　　在此期间，共产国际曾指示中国共产党重视对新疆的工作。而打通国际路线，以解决革命根据地的战略依托问题，就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方针之一。

　　１９３７年４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陈云和滕代远等人从苏联回到迪化。他们与盛世才达成协议，盛世才同意李先念和李卓然率领的西路军左支队余部４００多人进入新疆。这支部队对外称新兵营。新兵营利用新疆这个安全的大后方，利用苏联军事教官以及盛世才提供的教员、设备等有利条件，开始学习文化和军事技术，为中共培养了近３００名包括空军、装甲兵、炮兵、汽车、无线电通信在内的军事技术人才。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在迪化正式建立，中共中央派政治局候补委员邓发（化名方林）出任中共驻新疆代表。

　　苏联与盛世才结盟，中共与盛世才建立统一战线，使得新疆在抗战初期不仅是苏联向中国进行军事援助的主要交通要道，而且是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进行联系的主要通道。盛世才向国民党政府闹独立性，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他在政治问题上以“两个中心的态度”为标准，即国际问题看莫斯科，国内问题看延安。

　　然而，自１９３８年夏天盛世才去莫斯科返回后，他对苏联驻迪化总领事，以及顾问和教官的亲近态度大大改变了。此前，盛世才为一点小事就要跑到苏联领事馆与总领事商量。这会儿，就连他过去最亲近的军事顾问也不愿见面。新疆形势的微妙变化，不能不引起莫斯科和共产国际的高度关注。

　　而此时，盛世才与中共在新疆的高层领导人之间同样产生了较大的隔阂。盛世才是莫斯科一手扶植起来的，为什么中共进入新疆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双方就闹得不可开交？怎样才能让共产国际公正、客观地接受目前新疆形势变化的现实，并拿出具体办法，尽快改善中共驻新疆代表与盛世才的僵持关系呢？

　　毛泽民不顾旅途疲劳，白天，他坚持和党校的学员们一起上课学习；晚上，就在自习室里认真思考问题，准备报告。他客观、细致地分析了中共与盛世才建立统战关系后新疆工作所取得的相对成功，１９３８年９月新疆召开第三次全疆各族人民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三全大会”）后盛世才思想变化的过程，以及他本人对新疆工作的看法和建议。大约用了一周的时间，毛泽民终于完成这份近１万字的报告。

　　★ 盛世才狭隘多疑，新疆统战出现阴云

　　中共在新疆建立办事处后，根据盛世才向莫斯科和共产国际的请求，中共派了二三十名德才兼备的干部进入新疆文化教育、军事、民运、财政等机关。随后，又陆续有一批中共党员前往新疆工作。在中共驻新疆代表邓发的正确领导和苏联同志的帮助下，中共在新疆人员坚决执行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艰苦工作，使新疆的文化教育、军事国防、反帝民运、财政经济和地方行政等工作，得到相对的成功。

　　新疆反帝会的组织得到充实，会员人数增加了数倍。各级区分会及学联会、工救会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也大为改进。反帝会的工作，影响、推动了民族会和抗日救国后援会的抗战动员工作，仅有４００万人口的新疆，总的抗战募捐款达到２００多万元。

　　在财政金融工作方面，因为新疆历年的反动官僚统治，财政机关被贪污腐败和昏庸无能的人所盘踞。盛世才上台的４年间，借外债６００余万美元，滥发省票银达３６０亿两（相当于７２０万银元），使新疆财政濒临崩溃的边缘。毛泽民主持新疆财政厅的工作后，盛世才不得不给以全权。

　　毛泽民用“另起炉灶”的大手笔，改革新疆旧的财政体制，将财政、经济、金融视为一体，用发展经济来开辟和培养财源。毛泽民向中共中央求援，将中共训练有素的干部充实到全疆各税收机关，整顿和加强税收。他又将封建垄断的官办银行改组为官商合办的商业银行，废除旧省票，发行新的大洋券（即“新币”），使新疆的财政状况迅速好转，顺利度过了金融危机。

　　其中领导文化教育、新闻舆论、民运和财政工作的中共人员，都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有经验、有能力的中共党员和党的负责干部。

　　如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副委员长黄火青，化名黄民孚，就是一位久经考验的老同志，他曾在武汉工人运动讲习所工作，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六期。大革命失败后，党派他到苏联学习军事。回国后，他曾在江苏通海如泰地区参与创建红军第十四军的工作。１９３１年１１月，他进入中央苏区，先后任国家保卫局特派员、红九军团政治部主任等职。１９３５年夏天，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他奉命随左路军行动，参加西路军远征，后来到新疆。

　　新疆日报社副社长汪小川，化名汪哮春，是红四方面军参加西征的幸存将士之一，曾任西路军政治部宣传干事、红三十军宣传部部长。

　　新疆学院教务长林基路当时只有２３岁，是一位海外留学生。他于１９３５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中共东京支部书记。抗战爆发后，他毅然回国，奔赴延安。１９３８年２月，林基路受党派遣到新疆工作。他参照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办学方针，以“团结、紧张、质朴、活泼”为校训，采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带领学生走出课堂，广泛开展爱国抗日宣传活动，动员师生员工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战。在林基路等中共党员的培养教育下，许多青年学生走上了革命道路，新疆学院的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然而，“三全大会”之后，盛世才眼中的帮助新疆工作的“功臣”，却成了矛盾和摩擦的制造者，不仅记过、扣薪，有的还被调离岗位，发配到边远地区去工作。新疆的统战形势开始发生变化。

　　在“三全大会”之前，反帝会副委员长黄火青在修改反帝会章程时，在反帝会宗旨一条中写入了“依照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的字样。当时，盛世才正在莫斯科看病，无法征得他的同意，而在他回来后，章程又没及时送给他过目，就印发了。盛世才心里很不舒服，认为是共产党有意在捣他的鬼。几个月后，黄火青被调到阿克苏地区任行政长。

　　“三全大会”开幕时，新疆学院的学生印刷了一本革命歌集，赠发给全体与会代表，很受欢迎。歌集的封面上印有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朱德和盛世才的头像，盛世才被排在最后。这下可捅了马蜂窝！盛世才认为这是共产党故意在群众中降低他的地位。他勒令马上收回全部歌集。散会后，代表们已返回全疆各地，要在天山南北收回全部歌集谈何容易？！这更使盛世才怀疑是共产党故意所为。他颁布训令，给新疆学院教务长林基路记大过一次，罚薪一个月；给新疆教育厅厅长兼新疆学院院长孟一鸣（徐梦秋）以申斥的处分。盛世才还在电话里直接指责孟一鸣说：“把不遵政府命令的统统送出新疆！”果不其然，林基路不久即被调出迪化，先是在阿克苏专区任教育局长，后来又下放到库车县和乌什县任职。

　　因《新疆日报》编辑人员偶然疏忽，发稿时，将盛督办的“辦”（繁体字）字错写成“辩”字，校对人员又没查出错误。再加上政府处罚了一批参加赌博的公务员中，内有督署办公厅盛世才的心腹。报社副社长汪哮春写了一篇社论，赞扬政府处置参加赌博的公务员。联系前后两件事，盛世才猜疑报纸在讥笑他。于是，汪哮春和那位校对人员分别被给予记大过一次、罚薪一个月的处分。

　　１９３９年２月间，毛泽民生了一场大病，正请病假在外面养病时，财政厅的档案室因取暖炉起火，烧了两间房子和全部卷宗。毛泽民背上记大过一次，罚薪一个月的处分。其实，起火的原因很蹊跷，有人说是反革命有意纵火。盛世才却欲盖弥彰地说，正因为案情发生在毛泽民已请假不负责任的时期，所以给他的处分比较轻。　　……

　　★ 中共驻新疆代表邓发成了盛世才的“出气筒”

　　一个个矛盾冲突，如同一根根导火索，在盛世才狭隘的胸膛中迅速燃烧起来。“三全大会”之后，他再也憋不住了，于是把所有怨气都撒在中共驻新疆代表邓发一个人身上，大有不共戴天之势。个中的缘由，还要从１９３８年盛世才的莫斯科之行说起。

　　１９３８年８月，盛世才以就医为名，秘密前往莫斯科。他要向斯大林要党票。自盛世才与中共建立统战关系后，新疆全区在中共干部的帮助下，政局稳定，经济迅速发展，财政收入大大增加。盛世才便沾沾自喜，感到自己手中已经有了政治资本，可以与莫斯科讨价还价了。

　　为了在斯大林面前表现得游刃有余，行前，盛世才特意请邓发到督办府商谈事情。他表情谦恭地请教说：“我到莫斯科后，在与各方面接洽时，应该注意哪些事情？需要事先做哪些准备的工作呢？”

　　邓发非常诚恳地告诉他：“凡事都用笔记起来。”

　　盛世才听了很高兴。

　　时隔几日，盛世才又找来邓发，还是请教以上问题。

　　邓发仍旧推心置腹地告诉他说：“如果见到斯大林同志，不仅要谈新疆建设的成绩，中共在新疆同志的好处，就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也可以说，包括我本人在内。”

　　邓发还说：“对苏联顾问和教官，好的地方要说，他们的缺点和不足也可以说，甚至苏联驻迪化领事的缺点也可以谈。”

　　这种布尔什维克式的坦诚相见的实在话，对于内心狭隘阴暗的盛世才来说，听后反倒满腹狐疑。他认为，自己是去苏联观光的，不是去说人家坏话的。他认为邓发另有企图。

　　盛世才兴冲冲地来到莫斯科。可他提出的加入共产党等几项基本要求，都被斯大林一一拒绝了。一个月后，他扫兴而归。

　　盛世才回到迪化的当天，邓发即到督办府去看望他，与他寒暄。出于关心，邓发又问起盛世才去莫斯科的情况，问他向斯大林提出的请求是否都解决了。不想，盛世才恼羞成怒。他认定是邓发在捣鬼，才使他的预定目标没能实现。

　　紧接着，新疆召开第三次全疆各族人民代表大会，莅会的百分之九十的高层领导人都是中共党员。其实，这个高层领导人的名单，恰恰是盛世才本人拟定的。而大会的成功召开，又使与会代表对在新疆的共产党人有了极大的好感和更深刻的印象。这使盛世才认为自己是在替共产党创造机会，争取群众。他把在新疆的共产党人艰苦忠诚地帮助他的工作，看作是企图夺取新疆的政权。

　　于是，盛世才想尽各种办法，在职权上限制，政治上打击，极力削弱在新疆的共产党人在群众中的影响。他重新重用那些曾被他抛弃的、对共产党心怀不满的旧部下，有意制造摩擦。

　　１９３９年５月，盛世才首先改组反帝会，将副委员长黄火青调到边远的阿克苏地区担任行政长。一些担任部长或科长的共产党员，换的换，调的调。有几位很尽职的科长也被调到人口稀少、几乎全无汉人的边境小县当副县长，使英雄无用武之地。一些思想进步，与共产党人较为接近的青年干部，也同样受到打击或撤换，使积极有为的干部不敢接近共产党人。

　　然而此时，盛世才的羽翼尚未丰满，还不敢公开与苏联和中共反目。正因为如此，盛世才便将心中的怨气全部发泄到邓发的身上。

　　盛世才曾三次约毛泽民谈话，大肆污蔑邓发，竭尽挑拨离间之能事。

　　盛世才知道，只有打起亲苏反帝的旗号，取得苏联的援助，才能巩固自己的统治。于是，他请求苏联红军出兵解围，甚至不惜允诺在新疆实施共产主义。由于苏联红军出兵助战，张培元惨败，马仲英南逃，到１９３４年初，盛世才在新疆已无强劲的对手了。

　　“三全大会”后不久，盛世才借口找毛泽民谈其他事情，把他请到督办府，实际是发泄对邓发的不满。盛世才说：“你也看出，我近来的态度较之过去有些不同，实际上是由于方林引起的，他对我不诚实。我原来认为他是一个极好的朋友，而不料，在我去莫斯科前的第二次谈话中，他有意跟我耍把戏。要我将你们和顾问、教官的缺点报告给斯大林先生，使我同苏联、同中共的关系出现裂痕，这是方林的阴谋。”盛世才又将修改反帝会章程的事，以及歌集上领袖头像排列顺序的事，喋喋不休地唠叨了两三个小时。他一再说：“这些事情虽然是别人的过错，我就不相信方林没有看过章程，以往我和你们写的文章都要送给他看。”看来，“三全大会” 的那口恶气，他还没有咽下去。

　　毛泽民耐心地向盛世才解释说：“反帝会章程方林同志确实没有看过；歌集是偶然发生的闪失；告诉斯大林我们的某些缺点，更是表示督办诚恳地信用这些人。我们的工作存在缺点在所难免。方林同志是中共高层领导人之一，是工人出身的好同志，绝不会有个人野心。”对于毛泽民的耐心解释，盛世才很不满意。

　　１９３９年５月，就在毛泽民去苏联养病之前的一天晚上，盛世才又约他去谈话。作为道别，毛泽民首先向盛世才汇报了自己来新疆１５个多月的工作。在毛泽民等共产党干部的大力帮助下，新疆度过了经济危机，建立起正常的财政、金融秩序，财政收入增加，金融运转良好。遵照盛世才的指示，毛泽民拟定出１９３９年度的预算计划和１９４０年至１９４２年新疆经济发展的新的三年计划。

　　盛世才对毛泽民说：“我对你们是很信任的，你这次去养病只能去４个月，必须回来执行你所拟定的计划，帮助新疆建设。你这次去苏联，实属不得已，待养好病后，必须回来，不能在那里求学。这是我同意你去养病所必须告诉你的条件。”

　　说到这里，盛世才把话题一转，又开始恶毒地攻击起邓发来。除了老调重弹外，他又耍起挑拨离间的伎俩。盛世才知道毛泽民是湖南人，所以不怀好意地指责邓发有意排挤湖南人。他挑拨说：“周小舟是毛主席介绍来任八路军联络员的，方林说他不行，把他送回去，因为周小舟是湖南人。”

　　“后来‘一只手’来迪化，明明在他要去莫斯科的前一天晚上，毛主席来电，要留他在新疆担任中央代表，可方林硬是将他送走，还推脱说，他看到毛主席的电报已经迟了。这也是排斥湖南人。”

　　盛世才还不无得意地说：“我这里有延安发来的电报，具体日子可以查！”

　　接着，他又说：“我要方林将新兵营的李卓然调出来工作，他不肯，因为李卓然是你们湖南人。”

　　“王明先生回国后，方林认为国际代表一定是他，后来毛主席派任弼时去了，因任弼时也是你们湖南人，方林的脸色都不像从前了。”　　……

　　盛世才说到的“一只手”，是指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部副主任蔡树藩。在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中，蔡树藩不幸负伤，后被截去左臂。其实蔡树藩是湖北汉阳人。盛世才借“湖南人”说事，是有意无事生非。

　　说着，盛世才又抬出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林彪。他告诉毛泽民：“林彪先生路过此地去苏联养病时，告知党中央同意我入党，我很感激！我本想将今天所谈的这些问题都告诉林彪先生，但林彪先生两次来见我，方林都跟在他身边，我无法开口，所以今天，我一定要和你谈一谈。”

　　盛世才还信口开河地说：“方林过去在保卫局工作，很看重权力。我认为他有个人野心，想在新疆夺权。”

　　说到这儿，盛世才好像想起了什么，突然转怒为喜。他用手捂着半张脸，在毛泽民耳边小声说：“告诉你一个秘密，毛主席给我写过好几封信，明天我送给你看。一看你就知道他对我是如何有诚意了。我对你们整个中共，尤其是毛主席是很信任的，我要将方林的这些材料搜集起来，将来见到毛主席的时候，一定要向他详细说明。”

　　走出督办府，毛泽民怒火中烧，他从没见过如此厚颜无耻的挑拨。盛世才侮辱邓发和其他同志，毛泽民感到就像侮辱了自己一样。他本想马上报告中共驻新疆代表处，一看手表已经是第二天凌晨１点多钟了，只好作罢。

　　不想，天刚亮，盛世才又来电话要毛泽民去督办府，说是还有话要谈。原来，盛世才找出了毛泽东写给他的几封亲笔信，一定要当面拿给毛泽民看。

　　盛世才手里的确有毛泽东给他的四封信，保存得很好。其中三封是毛泽东亲笔写的，一封是秘书代写的。

　　毛泽民默默浏览着信中的内容，还没开口，盛世才又说开了：“你看毛主席对我多诚恳，他花了那么宝贵的时间给我写信。等我见到毛主席时，一定要将昨天我们所谈的那些问题，系统地谈清楚。因为我对中共和毛主席十分相信。我昨天告诉你方林的阴谋，这与中共无关，不过是个别人的问题。以前，苏联驻新疆的领事也有个别不好的，苏联政府声明是个别人的问题，绝不是苏联政府的本意……”

　　盛世才表现出很得意的样子，他把那些侮辱邓发的话又重复说了好几遍。为了顾全统战关系，毛泽民只得强压怒火，不厌其烦地向他解释：“方林同志绝不会对新疆有野心，其他同志更是在督办的领导下来新疆帮助工作。我们在工作中发生某些缺点是不可避免的，请督办予以原谅！”直到毛泽民劝说盛世才，可以直接给毛主席写信，倾诉自己的想法，并表示到莫斯科后，把这些情况向任弼时同志汇报时，他们的谈话才真正结束。

　　★ 关于新疆情形的“绝对秘密”

　　在与盛世才几次面对面的交谈后，毛泽民的心中充满了忧虑。盛世才先是给中共驻新疆的主要负责人找茬儿，后是再三告中共代表邓发的刁状。这一切，给中共在新疆的统战工作敲响了警钟！１９３９年春天，毛泽民将上述情况写成详细的报告，呈交党中央和毛泽东。毛泽民赴苏联学习治病，其中就肩负着向共产国际汇报新疆情形的重要任务。

　　离开新疆之前，毛泽民作了充分的准备。他特请教育厅长孟一鸣和新疆日报社副社长汪哮春分别写了一份书面材料，报告和分析了盛世才在文化教育和新闻舆论方面与中共在新疆人员的摩擦，以及挽救局势的办法。他将两份材料一同带到莫斯科，作为报告后的附件。

在列举了一系列翔实的实例后，在《关于新疆情形的报告》的结尾，毛泽民作了精辟的总结：

     ◆ 第一，同盟者（指盛世才）在前一时期较好，是受了汉奸托匪等危害后，感觉他的部下没有一个可靠的人，只有苏联是他的帮助者。经过苏联同意我们帮他工作，且在工作中能有进步，有办法，当时确是相当信用我们。

　　◆ 第二，后来同盟者为什么大变了。主要由于他的社会出身，他的英雄思想和军阀习气封建意识，尤其是在莫斯科没有达到他的两大目的，自认为经过五六年和苏联的合作，现在他又用了一些共产党员在工作，还不能取得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的信任，这一定是方林同志在想捣他的鬼，想夺他的王位……这是同盟者改变态度最中心的地方。

　　◆ 第三，因为我们这一时期的工作中，取得了广大群众的信任，尤其是广大前进青年的信任……虽然不仅不是我们的错误，而且是我们同志艰苦工作的成绩，但同盟者是不需要我们这些成绩的。这也是统战工作的矛盾。

　　◆ 第四，我们自先没有深刻了解同盟者这些严重的基本缺点，只看到第一时期同盟者对我们的信赖，于是，只是求得工作进展，解决当前的困难，老老实实的为政府工作，向着大的目标而工作，没有顾及其小节，顾及统一战线工作的特殊环境……引起了同盟者的怀疑，招致了同盟者的不满。

　　◆ 第五，虽然同盟者因他本身的基本缺点……但他今天在军事、财政经济均无独立的能力，在主观上，必须保全和苏联合作。在客观上，国际的局势和国内局势，对联共和中共不好决裂，否则，与他不利，这是同盟者所深知的……当然，我们若不想尽一切办法来挽救，仍听将这些坏影响发展下去，对于没有更高政治原则和政治远见的同盟者来说，走上更坏的地方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在今天整个国际政治形势和国际抗战形势下，新疆关系的好坏，是有很大意义的。何况我们今天还是处在极困难的地位，在国际交通上和物资上，必须经过新疆和他的帮助，才能更顺利的克服这些困难……因此，我们今天应用尽一切可能的办法，来求得同盟者的谅解，即或不能求得在第一时期一样，比现在的关系改善一些是完全可能的。在新疆工作的同志应该这样去做。同时，在新疆工作的同志也正这样在做。

　　◆ 第六，请苏联政府更加加强驻迪总领馆的外交工作，从这方面采取各种方法来转寰（圜），这是更有可能。同时，我们驻迪代表，方林同志本来很好，对党的领导很好，但今天既与同盟者有了裂痕，同缺乏政治原则性的同盟者，重新弄好关系恐很困难。我个人意见，最好由党中央另派一个善外交的同志来。适合和同盟者办外交的代表，也是挽救现时恶劣关系之一。

　　毛泽民的《关于新疆情形的报告》，是一份详细揭秘新疆军阀盛世才与中共驻新疆高层领导关系变化始末的绝密文件。然而，欧洲的战火一触即发，新疆形势更显至关重要，任何一个微小的信息不慎走漏，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后果。此时，毛泽民住在莫斯科郊区的库其诺中国党校，由于没有可靠的递信人，他将《报告》慎密地收藏着。几天后，这封密件通过专人转交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手中。

　　毛泽民的初衷是将《报告》提供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作参考。他在写给任弼时的附言中谦逊地说：“报告拉杂地写了一些，因为我很少写过东西，故不能有系统地写出。兹寄上，作你的参考，请你代为写成大纲提交国际。”

　　任弼时仔细阅读了毛泽民的《报告》，认为内容翔实、准确，完全符合中共中央对新疆工作的精神。他未作任何修改，便直接将报告送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在转交报告时，毛泽民还特别要求任弼时，请他当面向季米特洛夫总书记重申新疆形势变化的真实状况，希望共产国际出面，拿出具体办法，尽快改善中共驻新疆代表与盛世才的僵持关系。

　　１９３９年９月中旬，周恩来到莫斯科医治臂伤。毛泽民到克里姆林宫医院看望周恩来时，周恩来讲述了他途经新疆时会见盛世才的情景。周恩来特别谈到，盛世才的态度很强硬，断然要求中共中央立即撤回邓发，甚至威胁说：“如果方林在迪化，最好不要让我看见。”

　　按规定，邓发在新疆的任职期限还有４个月。周恩来答应，在此期间，中共和盛世才的谈判将由其他人代为进行。可是，让周恩来感到棘手的是，邓发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增选），即使其他人来新疆与盛世才谈判，遇到问题还是要请示邓发。

　　毛泽民在与周恩来交换意见后，经过深思熟虑，于１０月５日给季米特洛夫写了一份报告。在报告首页的右上角，毛泽民用钢笔重重地写下“绝对秘密”４个字。他再次向共产国际重申了关于中共驻新疆代表易人问题的建议。

　　毛泽民尖锐指出：“盛之为人，盛的缺点，以布尔什维克眼光看，是很不好的。”但从反法西斯斗争的全局考虑，“今天是统一战线，他今天在苏联帮助下，还保存了新疆没有入帝国主义手中，今天还想与苏联和中共弄好，就应该尽一切可能去弄好。才能符合一切为了抗战与统一战线的政策。因为今天盛与国民党比较起来，还是进步些”。“因此，为了顾全统一战线，为了保全苏联、国际与中共各方面之联系，为了中国抗战的国际援助等”，“党最好另外派人去新疆领导，才能避免盛那些不必要的误会。因此，我认为另外派人为最好”。

　　毛泽民的建议与共产国际的考虑是一致的。不久，周恩来便与季米特洛夫共同签发了一封致中共中央的电报。电报指出，“鉴于政治局势，让邓发离开迪化。指示他务必不要在迪化滞留”。

　　１９３９年春天，曾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已从苏联回国，途中在迪化停留。陈潭秋奉命接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他带领中共在新疆人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在不断恶化的形势下，同军阀盛世才进行了更加灵活巧妙的斗争。

　　毛泽民赴苏联学习治病的这次机会，无论是对莫斯科还是对中国共产党来说，都显得非常重要。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的莫斯科之行更充满了神秘色彩…… ▲  来源: 新华网


百年来英国首次承认西藏属中国 “藏 独”很受伤
http://www.ddhw.com/readarticle.aspx?topic_id=1000&msg_id=70570

    青年参考 2008-11-11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10月29日在英国外交部网站发表声明称，英国政府明确承认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有些新闻报道称，这是英国首次明确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这种说法并不准确。严谨的说法应该是，英国101年来，首次正式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

　　◆ “宗主权”是啥意思？

　　在18世纪和19世纪，英国曾在多种场合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早在清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英王派遣的特使马嘎尔尼觐见乾隆皇帝，马嘎尔尼当时称西藏是清帝国属地，英国无意干涉西藏事务。即使到了清朝国力衰落的19世纪后期，英国也没有改变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

　　 20世纪初，清王朝风雨飘摇，而英国则是世界一霸，英国对西藏问题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1904年，英军攻入拉萨，迫使拉萨三大寺（哲蚌寺、色拉寺、噶尔丹寺）的长老等人签订了“拉萨条约 ”。这一“条约”的签署，并未得到清朝中央政府的授权，是非法和无效的。此后，清政府派唐绍仪等与英方谈判，唐绍仪坚持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不容侵犯。 1906年4月4日，双方签订《中英续增藏印条约》，规定“英国国家应允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中国国家亦应允不准其他外国干涉藏境及其一切政治”。1907年8月31日，英国与俄罗斯帝国签订《英俄协约》，条约背着清政府，称“双方承认中国对于西藏的宗主权”，这是英国首次使用“宗主权”来描述西藏与中国的关系。

　　此后，英国一直拒绝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而使用“宗主权”这一模糊的词语。“宗主权”在国际法中没有明确的定义。美国《布莱克法学词典》对宗主权（suzerainty）的定义是：“这是一个用以描述强国与属国之间关系的术语，非常含糊，没有明确的定义。” 《美国政府与政治词典》干脆没有“宗主权”和“宗主国”的条目。英国以“宗主权”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只是为了扩大对西藏的侵略。

　　 1913年，英国政府迫使北京政府出席由中国、英国和西藏参加的三方会议，即由英国政府在印度主持的西姆拉会议。英国代表麦克马洪在会上提出，中国不得驻兵西藏，“西藏内政暂由印度政府监督”。中国代表对此表示拒绝。英国代表竟和西藏地方政府私自签订所谓的“西姆拉条约”，并划定所谓的“麦克马洪线”，将 9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入英属印度。1914年7月3日，中国政府指示代表陈贻范，拒绝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此后的历届中国政府也从未承认所谓的 “西姆拉条约”。

　　◆ 彭定康支持“澄清”

　　20世纪中期，英国外交部曾经指示地图出版部门，如果要把中国绘成白色，那么就要把西藏涂上乳白色，不能和中国内地画成一样的颜色。

　　直到2000年，英国在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发表的年度人权报告中还宣称：“英国是世界上惟一既不承认中国对于西藏的主权，也不承认西藏独立的国家。”

　　据英国《卫报》、《每日电讯》报报道，今年10月29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称，英国过去的政策是“时代错误”，英国事实上已经放弃。他说，英国“非常肯定地”承认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曾任末代港督的彭定康也说，英国早该有这样的举动，他称赞米利班德承认中国政府在西藏的主权，让英国在中国问题上与世界各国站在同一水平线上。10月31日，一位英国政府官员表示，米利班德的表态只是“澄清”英国的立场，英国实际上早已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

　　◆ “藏独”势力很受伤

　　有分析人士认为，英国“澄清”立场的时间点，恰好在中国中央政府与达赖的私人代表进行第8轮接触磋商之前。所以，英国的这一表态让“西藏流亡政府”气急败坏。10月31日，“西藏流亡政府” 发言人在印度达兰萨拉说：“在1950年前，我们和英国（印度）政府有许多协议，其中包括英国承认西藏是独立国家。”他指责英国如今的表态“是虚假的”。

　　目前，达赖的公开立场是，“1950年之前，西藏是个独立的国家，1951年之后才因为中国的武力入侵而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这一方面是想把自己装扮成被吞并的弱小民族的代表，赚取同情；另一方面也是想和中央政府讨价还价。

　　为了“证明”西藏在1950年前是个 “独立的国家”，“藏独”分子不惜颠倒黑白。被“藏独”分子奉为“经典”的夏格巴所著《西藏政治史》一书，更是置英军公然违反国际法，侵略中国西藏的事实于不顾，用这样一个在刺刀下签订的所谓条约，来“证明”西藏的“独立自主”，进而否定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可见，分裂主义者为了证明“西藏独立”是无所不用其极。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对在抗英战斗中牺牲的各族烈士和被英军屠杀的各族无辜百姓的亵渎。

　　而这次英国明确表示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并称“一直将西藏视为中国的一部分”，在事实上否认了英国在20世纪上半叶与西藏地方政府签署的“条约”的法律效力，这不啻于给妄图挟洋自重的“ 藏独”分子一记响亮的耳光，也让他们丢掉了“西藏曾经独立过”的谈判砝码，难怪他们会暴跳如雷。美国的《华尔街日报》也称，英国态度的转变有很大的象征意义。

　　◆ 达赖应正视现实

　　据法新社报道，达赖11月2日在东京接受多家媒体采访时称，他将于11月17日召集一次会议，讨论是否继续与中央政府对话的策略。法新社分析称，这显然是在向中央政府施压。

　　在英国明确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一部分之后，世界上已没有国家在西藏的主权问题上持暧昧态度了。

　　近日，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杜青林，在北京接见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甲日•洛迪、格桑坚赞一行。杜青林强调：“西藏‘独立’不行，‘半独立’不行，‘变相独立’也不行。达赖喇嘛应该尊重历史、正视现实、顺应时代，对自己的政治主张进行根本性改正……” ▲  来源: 青年参考


观点：领袖云集华盛顿 金融峰会论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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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日报 2008-11-11：十一月十五日，全球金融峰会将在美国华盛顿召开，全球主要大国领袖云集，今次峰会意义重大，不仅象徵全球共同应对金融海啸的威胁，更重要的是，很可能就今后的国际金融版图进行重新分割。谁将执国际金融之牛耳，将成为今次峰会的主题。

　　二战后大多数世界强国都在战争中受到重创，唯独美国的实力在战争中壮大起来，战争结束时美国佔当时资本主义世界工业产量的六成，以及全球黄金储备总量的五成九。这种压倒性的优势，使其成为世界经济的霸主。

　　而随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进一步确立了美元在全球的金融霸主地位。美国凭藉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资金优势，拥有这两个国际金融机构的绝对控制权。金融霸权和军事霸权，成为美国全球霸权的两个拳头。一软一硬，君临天下。

　　但在今次金融海啸中，美国金融霸权面临极大挑战。今次峰会是由美国总统布殊主持召开，但布殊自己明年一月就要下台，这个盟主之位显然底气不足，而且今次发端于华尔街的全球金融海啸，始作俑者就是美国，伤害最深者亦是美国，所以这个昔日金融霸主要想维持二战以来的金融优势，恐怕已力不从心。

　　◆ 如意算盘未必打响

　　目前，各主要大国都虎视眈眈，围绕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纷纷抛出自己的政策主张，与美国叫板。欧盟亮剑最早，十一月七日，欧盟领导人在布鲁塞尔举行的非正式首脑会议上，正式推出了「欧盟版」的全球金融体系改革蓝图，亮出了欧盟的底牌，并显示统一的欧盟立场。

　　中国目前的态度最不明朗，当局虽然口口声声称要改革世界金融旧秩序，但具体目标与建议并不清晰，在今次峰会上具体要争甚麽、反对甚麽也不得而知。北京的如意算盘是坐山观虎斗，左右逢源，但未提出诉求的策略，难以佔得先机。

　　而且现实容不得北京有丝毫乐观，金融峰会上很可能形成欧美联手，共同逼中国买单的格局。在此之前，西方有舆论认为，中国汇率管制以及低成本商品的倾销，是造成今次金融海啸的原因之一，中国应为医治今次危机承担责任。

　　还有一种声音认为，中国已是世界经济火车头，有能力、有义务承担起拯救世界的重任。这两种论调的背后，实际上都是要中国在今次全球性救市中，承担超出自身能力的义务与责任，为逼迫人民币进一步升值，以及放鬆资本帐项目埋下伏笔。另外，欧美各国亦纷纷盯上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外国学者建议中国应购买外国企业，达到实质履行大国责任，但这实际上是一颗糖衣炮弹。

　　且不说欧美一些具有战略价值的企业不让中国财团沾手，就算愿卖也是掏空技术内核，令中国企业得到的是徒有其表的空壳。所以对今次金融峰会，中国务必提高警惕，小心成为欧美金融鸿门宴的受害者。来源: 东方日报 ▲


陈云林令人跌破眼镜的神来之笔
http://www.ddhw.com/readarticle.aspx?topic_id=1000&msg_id=70605

    2008-11-12：新加坡《联合早报》11月12日发表华盛顿中国论坛社社长陈有为撰写的文章指出，陈云林终于完成访台任务，两岸两会终于签订了涵盖范围超过“三通”的各项协议，说明“邪不压正”，“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历史不在捣乱者的一边，而在两岸人民一边。李白千古不朽的诗句“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不是恰好说明两岸改善关系的大势吗？

　　两岸两会在台北的协商就直航、海运、邮政合作与食品安全问题达成四项重要协定，为进一步推进两岸关系构筑了重要平台。从今而后，两岸之间将会出现航班穿梭，舟楫横渡，鸿雁常飞，你来我往，物畅其流的局面，使长期议而难行的“三通”得以逐步实现。

　　陈云林此行是一次架桥之旅，和平之旅，也是一次“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壮胆之旅。在整个访台过程中，陈云林所表现的温情与亲切态度、大度与自信的风范十分引人注目。无论与台湾上层人士交往互动，与公众进行接触或面对暴民围攻，他始终胸有成竹，气定神闲，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专注于推进两岸协商交流。他人到、心到、礼到，赢得了尊敬与赞赏，圆满地完成了重要使命。

　　也许台湾有人对陈云林此行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对两会协商只谈经济不问政治的结果感到失望。因为举世瞩目的“马陈会”只有五分钟。不但那一声“总统” 称呼未能实现，从电视上甚至看不到听不见陈云林发表公开谈话的声音。这种见而不会，会而不谈的妙招，正是陈云林令人跌破眼镜的神来之笔，表现出两岸双方随机应变的智慧能力。

　　由于历史恩怨、偏见与认知差别，两岸之间在政治上至今仍然存在很大隔阂与分歧。虽然马英九提出了“正视现实，互不否认，为民兴利，两岸和平”十六字令，但“互不否认”与“互不承认”是一个铜板的两面。

　　叫一声“马总统”的目的，无非是想要陈云林为访台花钱买张门票，借此表明“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但在这个问题上，北京从来也没有表示过可以 “不否认”的立场，也决不会因为要推进两岸关系而临时作出权宜之计。陈云林既无权力，也无必要示意讨好。为了台湾“主权”而置中国主权于不顾，这不过是岛内无聊文人的空想而已。

　　大陆与台湾之间固然应当互相尊重，不应有尊卑之分和高低之别，但双方本是同根生，具有砍不断的血脉关系。大陆与台湾同属于一个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是不可改变的。正是因为目前还不可能做到双方都希望的事情，北京才本着谨慎务实的态度，采取先易后难、先经济后政治的步骤，为两岸人民谋求利益。

　　民进党在陈云林访台期间发生的暴乱场面，不但表明台湾政坛乱象并未因蓝营胜选而有所减退，而且暴露了民进党不思悔过，只求以街头抗争与暴民政治来显示其存在的可悲相。

　　尽管“四大天王”藏头缩尾不敢亮相，民进党的现任领导与男女“议员”却亲上火线，煽动一帮暴徒闹事，不惜以火爆的全武行来对陈云林与两会协商进行围攻捣乱，但企图用这种手段来阻扰改善两岸关系，纯粹是妄想。民进党主席毫无善心，明明是她操盘闹事，蓄意制造流血事件，却照搬戈培尔谎言，归罪于黑道而与己无关，因此被民众当场斥为“无耻”之徒。

　　民进党在陈云林访台过程中暴露的面目，只能表明他们标榜民主的虚伪，丧失现实感的无知偏狭心态。陈水扁掌权八年，台湾经济凋敝，社会混乱，国际孤立，越来越边缘化，明里猖狂推行台独，暗里大肆盗窃公私财产。“总统府”成了一个大贼窝，把数不清的赃款偷偷输送海外，建立扁家的庞大金库。

　　在台湾经济与实力越来越走下坡路的时候，大陆却呈现出国力越来越强盛，经济迅猛增长的景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环球金融风暴之后，中国更加显示出储备充足，实力强大的情况。

　　在这种形势下，今年上半年还摆出一副傲慢姿态挑中国毛病的欧洲大国首脑，在危机加剧风雨飘摇的下半年内，不得不借出席亚欧首脑会议的机会到北京来借东风，想从中国手里讨一杯羹。即使本来财大气粗的老美，也企盼着北京伸出援手。

　　如果说八十年代台湾对大陆还享有一定的经济优势，那么双方的实力对比早已今非昔比。台湾已经远远落在大陆之后，需求大陆的支持合作与帮衬。这正是台湾朝野急于推进两岸经济合作的背景原因。

　　然而民进党与台南草民对这种形势变化却茫然无知。他们也不想一想，要不是台湾每年从大陆捞到几百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台湾还能从哪里去找那么多钱来买美国军火；要不是北京为了救助台湾经济而主动进口台南水果蔬菜，他们怎么才能渡过难关。如果连今天究竟是大陆有求于台湾，还是台湾更有求于大陆的基本事实都搞不清楚，他们还有什么资格扬言“爱台湾”？把眼睛盯着大陆市场，又在嘴里骂娘，把大陆当敌人，难道北京当局和大陆老百姓就那么傻，会心甘情愿地把利益白白送给你，然后来让你打嘴巴吗？

　　民进党如此疯狂地对陈云林访台进行捣乱挑衅，说明两岸和解合作与台湾内部经济政治发展之路还存在不容忽视的障碍。民进党本性难移，不管在台上或在台下，都是一股破坏性力量，决不能对它抱不切实际的幻想。

　　但陈云林终于完成访台任务，两岸两会终于签订了涵盖范围超过“三通”的各项协议，说明“邪不压正”，“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历史不在捣乱者的一边，而在两岸人民一边。李白千古不朽的诗句“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不是恰好说明两岸改善关系的大势吗？来源: 中国新闻网  ▲  


中国政治迎来更具活力的新阶段
http://www.stnn.cc/ed_china/200811/t20081111_901922.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08-11-12：过去10年，基层选举，更确切地说是村庄选举，已经定期在中国68万个村庄举行。此外，选举还经常在较高级别的领导人中间举行。中国共产党己经采用并巩固了选举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其他高级领导人的某些选举方式。根据官方指导原则，重大人事任命现在经常是由各级党的委员会通过投票决定，而不是由党的书记一人决定。过去两年，“票决”经常出现在有关政治和行政改革的文件中。

● 深圳改革试验引人瞩目

　　最近在中国南方广东省的主要城市深圳举行了部分政冶领导人的选举，这或许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事件。深圳宣布，他们将对市长和副市长职位进行多名候选人参加的竞选。2008年5月，深圳当局在市政府网站上发布了“深圳政府改革短期指导原则”草案。该指导原则规定如下，深圳市和区人大代表将通过差额选举在多名候选人中选举产生区长和局长。作为选举过程的一部分；所有候选人都将发表就职意向讲话并参加公开辩论。根据该指导原则，这种选举方法将在3年内推广到这个拥有1000万人的城市的市长和副市长的选举上。

　　中国媒体对该指导原则的具体选举办法进行了广泛报道，并称，通过这种“政治突破”方式，深圳除了是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之外，还将成为中国第一个政治特区。深圳眼下已经根据该指导原则启动了选举程序。2008年5月，深圳选举产生了福田区区委书记和深圳市政府高技术开发区区长，每个职位都有两个候选人角逐。此外，深圳市其他一些区局级领导也都通过选举产生，而且都是两三个候选人竞争一个职位。

　　深圳大学教授黄卫平参与了上述深圳政府体制改革草案的起草工作。他最近对中国当局关于选拔与选举之间关系的立场作出了全面解释。黄卫平称中国在挑选政冶精英时不会用选举来取代选拔。他指出：“选拔是大制度，而选举则是小制度。后者是为了补充前者。”在他看来，公众参与选举可以弥补纯粹的列宁主义人事任命制度的不足和缺陷。

● 党内和人大选举值得关注

　　中国领导人越来越意识到有必要举行选举。具体地说，人们应该更加关注党内选举和人大的选举。

　　选举各级人大代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并非新鲜事。除了个别例外，人大代表职位从来没有进行过真正意义上的公开竞争。然而，这种状况将在不久的将来发生变化。近年来，人大已经成为中国进行政策辩论最重要的场所之一。这种趋势将进－步促使公众参兰并要求对各级人大代表进行更加莫实和公平的选举。

　　上述看法已清楚表明，党内选举和人大选举都值得学者高度重视。有关这些选举的形式。程序和结果的信息对于中国问题分析家而言是极其宝贵的。

　　根据中国当局使用的术语，党内民主指的是如下五种形式的选举：直接选举、间接选举。差额选举、等额选举和预选。

　　在中国共产党某些级别的领导人选举中，仅仅采用上述选举方式中的一种，而在其他级别的选举中，可能会采用差额选举。例如，直接选举一般都用于村支部这样一些基层组织。中共党员直接投票选举支部书记和支委。2008年，全国大约2000个镇党委也是通过直接选举产生的。

　　从共产党领导人的角度看，中国的政治改革必须是循序渐进的，其规模是可控的。然而，中国当局声称，参加党的中央委员会未来选举的候选人将会越来越多。在中国领导人看来，这些党内选举是政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种政治改革的目的是为了逐步使中国党政体制变得更加透明、更有竟争力和代表性。

　　如同共产党的党代会，全国人大每五年选举新一届领导人，一般都在党代会结束后的第二年的春天举行的会议上产生。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主近3000名代表组成－在选举人大常委时，这届人大采用了差额选举。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政冶家也会越来越熟悉精英政治中新的“游戏规则”。结果，中国可能很快将看到中国政治演变过程中的一个更加具有活力的阶段。它无疑将对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原题：从选拔到选举？中国选拔政治精英的试验）（作者 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孪成）▲

 
广东能为中国“杀出第二条血路”
http://www.zaobao.com/zg/zg081112_503.shtml

----陈光炎教授在广东省委党校演讲

（2008-11-12）● 李气虹 南洋理工大学亚洲研究所所长陈光炎教授认为，中国人均耕地资源贫乏，加上人口老龄化，需要产业升级来提高生产效率，维持经济长期持续发展。广东目前进行产业升级，能为中国经济“杀出第二条血路”。

　　本月5日，陈光炎教授受中共广东省委党校邀请作专题报告时，指出这一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和300多名干部出席聆听。

　　陈光炎指出，广东目前的产业转型在东亚并非特殊案例，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等亚洲“四小龙”都经历过从劳动密集型到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转型过程。一般劳动密集型经济发展了20年后就要进行产业升级，“广东发展了近30年才开始升级，是慢了一点”。

　　“广东如果是一个国家，没有内陆省份提供廉价劳动力，在2000年左右可能就被逼要产业升级了；但因为从湖南、四川去的农民工源源不断，使广东的产业升级压力不是那么大，产业升级的速度也就缓慢下来。”

　　他指出，中国大陆可耕种土地面积与人口的比例很低，国土面积虽然跟美国一样大，但只有10％是可耕种土地。中国的人均可耕面积是欧洲的三分之一，美国的十分之一，印度的一半，只比日本多一倍。

● 中国教育投资太低

　　其他的资源，像铁、铜、铝、天然气、石油，用人均计算都是非常低。“换句话说，中国和日本、四小龙一样，土地资源都不丰富。长期而言，需要用脑力、技术和产业升级来换取石油、能源、以及一些农产品。”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陈光炎注意到中国政府在教育和培训方面的投资太低。相对于美国5.9％、澳大利亚4.8％、纽西兰6.97％、泰国4.2％、新加坡3.7％、越南2.9％，中国只有2.1％，跟柬埔寨2.0％差不多。

　　他指出，如果政府教育投入大，孩子不论家境贫富，都能在政府资助的学校接受教育；反之，穷人子弟因得不到家庭资助，就失去公平竞争的机会，无法缩短贫富差距。

“穷人子弟当中也有人才，如果他们不能进入国家资助的学校，失去发展潜力的机会，就不能为社会创造财富。穷人的孩子没能成为（像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Bill Gates），对国家也是一种损失。”

　　他也注意到中国的商业银行只贷款给那些已经成熟稳定的大型企业，股票市场也为大企业而设。“这些树已经很壮大了，这些钱应该用来栽培幼苗，让它们长成大树。但是，一般银行就是不愿借钱给刚刚创立的企业。”

　　“现在中国有庞大的外汇储备，与其一部分投资在美国债券，等于借给美国人在伊拉克打仗，不如充当风险基金，资助有创业能力的年轻人，使中国以后有竞争力强的企业，提高中国产业升级后的技术发展。”

　　陈光炎还指出，随着广东工资和人民币汇率上涨，可以把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往东南亚转移。这样中国可以为东南亚人民创造就业机会，东南亚国家也不会觉得中国的崛起是一个威胁和挑战。▲


城头变幻大王旗——奥巴马的白宫之路
http://phtv.ifeng.com/program/fhdsy/200811/1111_1720_872208.shtml

核心内容：2008 年11月5日正午，美国作出了一个伟大的决定，历史上第一次，一个黑皮肤的人掌握了世界的权力之巅。而在仅仅12年前，他还只是一介平民；4年前，他的职务不过相当于中国一位普通的省人大代表。35岁才步入政坛的奥巴马，没有显赫的身世背景，没有各级领导的亲切关怀，甚至也不曾从基层干起接受常年的培养和考验，是什么令他如此平步青云？

● “小混混”上哈佛，还是优秀毕业生、奥巴马大学时代

奥巴马的全名是贝拉克•侯赛因•奥巴马，1961年8月4日生于夏威夷州火奴鲁鲁。他的父亲老贝拉克生于肯尼亚西部尼安萨省一个牧民家庭，母亲雪莉•安•邓纳姆生于堪萨斯州的威奇托。对于童年记忆，奥巴马在他1995年的回忆录《父亲的梦想》中写道：“我的父亲与我身边的人完全不同--他的皮肤像沥青一样黑，我的母亲却像牛奶一样白。”

奥巴马的母亲安是在夏威夷大学的俄语班结识比她大11岁，当过放羊娃、并在家乡早已娶过妻子的老贝拉克的。他们瞒着同学和朋友在毛伊岛悄悄结婚，年仅18岁的安当时已经怀上奥巴马3个月。儿子还不满周岁，老贝拉克便抛妻别子赴哈佛攻读经济学博士。毕业后，他更是带着另一名美国女人、第三任妻子露丝回国，当起了肯尼亚政府的经济师。

父亲离开了，当教师的母亲不久改嫁一名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外国学生罗罗•苏托洛，并生下女儿玛雅。奥巴马 6岁时，被母亲和继父带到印尼。在雅加达的天主教小学里，奥巴马尚不在乎同学的戏弄和“黑鬼”的绰号，他学会了吃豆腐和印尼豆豉，跟同学一起踢球、爬树摘番石榴。他还学会了印尼语，并且自豪于他和妹妹所拥有的“小联合国”家庭。

10岁时，奥巴马再遭打击--母亲与继父离婚，但留在印尼以继续完成夏威夷大学人类学博士的田野调查论文，奥巴马则被送回夏威夷，与外祖父母住在一起。奥巴马的外公参加过二战，退伍后成为家具推销员。外婆玛德琳如今已有80多岁，仍住在檀香山。她只念到高中，但极为能干，从秘书一直做到夏威夷银行副总裁。玛德琳为了补偿外孙奥巴马遭遇的不幸，把他送进火奴鲁鲁最好的大型私立学校普纳荷。全校1200名学生中只有3名非洲裔，奥巴马就是其中一个。他从5年级开始一直读到12年级，并于1979年毕业。

在中学阶段，开始明白世事的奥巴马被混血身份困扰。为了找回自信，他吹嘘说自己的父亲是一个非洲国家的王子。而当他的生父有一天终于从非洲来夏威夷看他，并应邀来他的学校演讲时，奥巴马就坐在听演讲的同学中间，他把头埋得很深，觉得非常没有面子。这是两岁后的奥巴马与其生父在1982年一次车祸中死亡之前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

倍感失落的奥巴马在夏威夷海滩和街头游荡、逃学，甚至吸食大麻和可卡因，以“将‘我是谁’的问题挤出脑袋”。放荡不羁和英俊的奥巴马在17岁时与一名美丽的女生坠入爱河，但他仍经常背着女友拈花惹草。高中毕业前的一个舞会上，他竟将已经交往了很久的女友甩掉，闪电般地与另一名只有15岁的白人女孩交往。当奥巴马一天晚上搂着新女友出现在大家面前时，几乎所有人都惊呆了。在这之后，兴奋到极点的两人直接前往酒店开房！可是没过多久，这位尚未成年的女孩也一样惨遭抛弃。“中学时候的我是每一个老师的噩梦，没人知道该拿我怎么办。”奥巴马在自传中回忆道。

高中毕业后，奥巴马先是在加州“西方学院”就读两年，之后转学至位于纽约市的哥伦比亚大学，并在那里主修政治学，重点研究国际关系。在1983年取得文学士之后，奥巴马在国际商务公司工作了一年。1985年，他搬到芝加哥，成为一名年薪仅1.3万美元的社区组织者，负责与芝加哥教会合作搞慈善活动。其间他主导了一个非营利计划，协助当地教堂为穷困的居民举办职业培训，帮助失业的工人安顿生计。奥巴马到现在都认为这是他“曾受到的最好训练”，他后来还把这段时间定性为一种“寻根式”的精神觉醒，并在随后加入牧师杰里迈亚•赖特所在的三一联合基督教会。

在芝加哥当义工3年后，奥巴马进入哈佛大学法学院，并在毕业前一年当选全美最具权威的法学杂志《哈佛法学评论》104年历史上首位非洲裔主编。这是人才济济的哈佛法学院所有1600名学生当中的最高荣誉，奥巴马首次获得了全国性的认可。1991年，奥巴马在哈佛获得了“极优等”法学博士的学位。但奥巴马在读哈佛法学院时，仍然残留了一些早年桀骜不驯的作派。因为违章停车，他总共领到17张罚单，但他只肯付两张。直到17年后准备竞选总统的两周前，他才决定把账付清。

带着哈佛光环回到芝加哥后，奥巴马选择了一家专门受理民权诉讼的律所工作，当了多年的“穷人代理人”，并于1992年与此前在另一家律所实习时认识的小他4岁的律师米歇尔结婚，生下两女。米歇尔出身芝加哥的工人家庭，高中毕业后考入普林斯顿大学，后来又进入哈佛法学院，现在是芝加哥大学医学中心副主任。而从1993年至2004年，奥巴马也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兼职教宪法学。换句话说，奥巴马夫妇身上集合了普林斯顿等4所名校的光环，其精英化程度丝毫不输于克林顿夫妇。

奥巴马回到芝加哥后指导了一次选民登记活动，这直接导致该市19个非洲裔选区的选民登记人数第一次超过了19个主要白人选区，黑白选民人数比达到67.6万比52.6万。有50多万在芝加哥的非洲裔1992年11月去投票，从而改变了芝加哥的选举形势。奥巴马因此被当地杂志誉为“一颗政治新星”。

经过3年的法律实践和民间行动，奥巴马决定适时潜入选举政治。为了制造卖点兼“洗掉”早年吸毒、滥交的污点，他精心炮制了一本回忆录--《父亲的梦想》。在书中，奥巴马设计了一个老掉牙的“发现自我”的故事，结局就是主人公浪子回头。奥巴马曾对他朋友说过，他最喜欢的一句关于民权运动的话就是：“背不起十字架，就戴不起皇冠。”他写这本书，就是要给自己积累政治资本。▲


日本想杀一儆百算计中国：中国军方强硬惊呆日本！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c176c40100bck5.html?tj=1

 (2008-11-12):日本在东海向来都是活跃分子，并一直觊觎我东海权益，自从我春晓油气田开始试生产之日起，日方在东海的活动即变本加厉，在年初还传出了自卫队的作战飞机相对以往扩大了活动范围的消息，空自的F2，F4，F15等飞机巡逻范围超过以往的例行巡逻区域边界，这大概与防空识别圈的重新设定不无关系，就这么个圈，大概体现了日本想在东海问题上占据主导地位的心理，或许还想以此表明它在亚洲的地位---因为中国是亚洲最大的国家，保持对中国强硬也是想做给其他小国看 “别给我找麻烦”。

日本把防空识别圈划到离我最近只有百多公里距离，可能有人对此又要义愤填膺了，实际上它的防空识别圈爱怎么划怎么划，我方理所当然的对此不予理会，仍然坚持我方在东海问题上的一贯策略。日本想杀一儆百算计中国，只能说是找错了对象。

我在春晓海域的正常生产肯定会继续下去，它要讲理我们不怕，它要不讲道理想动手动脚，恐怕连它的美国主子也会拦着吧~~~

针对日本对我侦察活动的变化，还有为了摸清楚日本在东海保持的相当实力的海空自卫队的情况，我方派出侦察机也是自然而然的，来而不往非礼也~~

● 背景新闻：

　　日本企图以修改航空自卫队“交战规则”，奠定日本派战机“护卫”东海能源开采行动的法律基础，进一步实现日本陆、海、空三自卫队“复活交战权”的终极目标。

　　国际在线消息(记者长生)：日本《产经新闻》报道称，日本防卫厅3日以“中国军事飞机频频入侵日本防空识别圈”为由，打着“强化领空保卫”的幌子，修改了航空自卫队战机在海上巡逻期间的“交战规则”，明确规定了有关武器使用的条款以及指挥官下达命令的程序、作战具体状况和交战程序等具体内容。　
“防空识别圈”≠“领空”

　　在《产经新闻》的报道中，最引人注意的军事术语要算是“防空识别圈”了。报道认为，日本防卫厅正是以“中国军事飞机频频入侵日本防空识别圈”为由，提出修改战机“交战规则”的。

　　对此，军事法专家指出，所谓“防空识别圈”（Air Defence Identification Zones，ADIZ），是指沿海国在本国领空之外一定范围的国际空域建立的对进入该圈内的航空器进行鉴别的区域，其范围要比领空和专属经济区的范围大得多得多。

　　现行的国际法体系中对“防空识别圈”没有做出任何强制性规定，国际社会也不存在有关“防空识别圈”制度的国际公约，是否建立“防空识别圈”、怎样划定“防空识别圈”完全属于国家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事项。

　　迄今为止，全世界近百个沿海国家中，只有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十余个国家建立了这种“防空识别圈”。因此，“防空识别圈”根本不属于国际法中的主权范畴，是与“领空”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
　　
● 日本“防空识别圈”距中国海岸仅130公里

　　即使是与其他建立了“防空识别圈”的国家相比，日本“防空识别圈”的划分方法和范围也存在问题。

　　目前，日本“防空识别圈”为北、中、西、西南四个区。其中北区主要为北纬39度以北即北海道和本州部分地区。中区为北纬34度以北的本州大部、四国部分地区和首都东京地区。西区主要包括本州西部、四国大部和九州全部。西南区则包括了冲绳地区、日本西南岛屿及东海地区，是一个巨大的五边形，其最西部距离中国大陆东海海岸线仅130公里，最南部与中国台湾省的“防空识别圈”呈重叠状态。

● 外国航空器有权飞越“防空识别圈”

　　根据国际法，就算中国军机的确如日本所说，频繁飞越日本“防空识别圈”，日本政府也无权对此说三道四。根据国际法的规定，“防空识别圈”不是沿海国领空的组成部分，“防空识别圈”的建立不能改变有关区域作为国际空域的法律地位。

　　无论一国自行划定的“防空识别圈”是在其专属经济区上空或公海上空，其他国家的航空器都享有飞越自由权。即使外国航空器没有按照该国制定的有关进入“防空识别圈”的规定通报或报告其飞行情况，该国亦无权禁止该航空器在“防空识别圈”内的飞行活动。
　　
● “交战规则”如何变？

　　“交战规则”是《产经新闻》此篇报道的另一个主要焦点。根据日本自卫队的军事术语，所谓“交战规则”指的就是“部队行动基准”，是对特定情况下，部队采取应对措施、手段、程序的规定。

　　目前，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机的“交战规则”主要是根据《自卫队法》第84条的规定“在外国飞机违反国际法规、航空法及其它法令进入本国领空的情况下，为迫使其着陆、或者离开本国领域上空，防卫厅长官得以命令自卫队采取必要措施”来制订的。

　　按照规定，在有不明国籍的飞机进入“防空识别圈”时，防卫厅长官授权航空自卫队航空总队司令下达战机紧急起飞的命令。战机起飞后，将向对方发出警告，如果对方不听从警告而入侵日本领空，战机飞行员可采取措施将其赶走，或者强行迫降。如飞行员擅自使用武器并造成严重外交后果，其本人将可能面临军事处罚。

　　而此次进行修改后的新“交战规则”则是运用了《自卫队法》第95条有关“武器保护”的条款，将使用武器确定为“任务”，明确规定飞行员可以根据航空方面队司令的命令采取应战措施。据《产经新闻》报道，这一修改已经通过了内阁法制局的审查，目前正在研究修订相关条例以及发布命令的程序等具体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