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土地流转制度与中国政治社会的改革
http://www.zaobao.com/yl/yl081104_501.shtml

    2008-11-04:中共十七大三中全会推出《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了土地流转制度是新一轮中国农村改革的轴心。很快，海内外对这个文件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和其他方方面面的改革不一样，农村的改革可以说是少数几个带有全局性影响的改革。正因为如此，对新的改革或抱有高度的期望或表现出极大的担忧，都是正常的现象。重要的是改革者能否保持清醒的头脑，既不因为叫好声而飘然，也不因为批评声而止步不前。

　　对土地改革抱乐观态度的是改革者。很简单，如果没有对这一改革有良好的预期，就不会主张改革了。

◆ 赋权、收入与土地改革

土地问题是农村的根本性问题。的确，“三农问题”中很多问题的解决必须从土地入手。

☆ 首先，农村党政官员在土地问题上的腐败。地方政权利用手中的权力任意征用农民在土地，农民在土地方面的权益得不到任何保障。这方面的问题似乎越来越严重，已经造成了农民和地方政权之间的高度紧张，从而也对整个政权造成压力。土地改革就是要赋权与农民。

　　☆ 其次是农民的收入问题。很多年里，农民收入没有实质性的增长。尽管中央政府在这些年里做了很多努力，例如免掉土地税，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收入问题。土地流转或者资本化显然可以是农民收入的一个很大来源。反之，如果土地不能资本化，地方政府实际上一直在通过各种方式掠夺农民的土地。

　　☆ 再次，土地改革也是农村本身的生产方式的转型所需。农民现在是小规模经营，仅仅依靠土地，尽管可能求得衣饱，但不会有很大的变化。正因为这样，在工业发达的地区，很多农民已经离开了土地，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土地的荒废。决策者希望通过土地流转在纠正这个问题的同时造成规模经营。

　　说到底，土地流转制度（甚至因为过于敏感而不能正面提出来的私有化问题）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大趋势所需。工业化和城市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经之路。

不过担忧者也并非没有道理。

    ☆ 一是、中国仍然欠缺有效法治的保障。在实施这个新政策过程中，如何保护农民的利益是个大问题。如果土地的支配权仅仅从地方政府之手转移到资本之手，对农民来说，不会有什么不同，因为地方政府和资本这两者本来就是一体的。所以，必须预防农民再次遭掠夺。

    ☆ 其次、正因为资本和地方政权的强势，农民在土地流转问题上的“自愿”很难得到体现和保证。这里，“自愿”并不意味着理性。如果城市居民在资本诱导下，把国企股份廉价卖掉，农民也会在各种情形下把土地以任何形式处理掉。

　　☆ 其三、人们也不能高估农民的自我忍受能力。尽管实行市场经济已经多年，但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准备好接受市场规则的心理和能力。城市居民也一样。在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一旦出了问题，城市居民还是要找政府来解决。农村也早已出现这样的问题，例如在集资问题上。

　　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民找政府就地解决并非毫无理由，因为中国并不存在一个完美的市场，或者一个好的市场制度。市场是一个受操纵的市场，权力和资本都可以任意操纵市场的运作。

　　☆ 其四，土地流转出去了之后怎么办？这个问题更为严重。例如这次金融危机已经对中国的企业产生了很多影响，大量企业的倒闭造成了大量农民工的回流。如果仍然有片土地，农民可以可以借土地为生。没有了土地，那只好成为无业流民。在这个意义上，土地就是稳定器。如果这个稳定器不再存在，那么土地问题很快就会演变成社会政治问题甚至危机。

◆ 农村改革是各方面的动力机制

　　正因为争议比较大，出台这个政策的决策者和有关部分似乎开始倾向于谨慎和保守，开始在推广这个政策的范围、方式和各种限制举措上作文章。这些很有必要，因为决策者很难预见得到这一政策的负面效应。大家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来预见问题，就可以给决策者一个参考。

　　但从现在看，一些批评者开始有倾向把农村浪漫化，名为为农民利益着想，但实际上会阻碍问题的解决。例如一些人认为土地的问题并非农村问题的核心问题，农村问题的解决就是要对农村有大量的投入，给农民各种权利。这是要通过把农民和土地永久地绑在一起，使得农民和农村永久化。

　　也有一些人开始把农民看成是一种“特权”，要把农民这个社会群体永久化。从历史的角度看，除了把农业、农村和农民浪漫化之外，这些都不可能是解决之道。“三农问题”的解决最终必须依靠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从农村和农业转移出去，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

　　新的土地改革的困难并不在于土地流转本身，而在于与之相关的配套制度改革。土地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没有配套改革，就很难达到原来的预期。正是因为土地改革有“牵一发动一身”的功能，其能够促成其他方面的改革。

　　实际上，农村改革从来就是中国各方面改革的动力机制。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的改革为其他很多方面的改革提供了莫大的动力。如果没有农村改革，很难想象城市改革能够顺利进行。

农村改革更是促成了农村本身的巨变。家庭联产土地承包制马上导致了计划经济时代建立的农村人民公社和生产队制度的解体。旧制度的解体导致了制度创新，农民的实践和中央政策的结合造就了今天人们所看到的中国地方民主制度。

　　承包制也为农村人口的流通创造了条件，农村过剩劳动力进入城市市场，造就了成千上万的农民工。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劳动力优势是中国经济崛起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可以相信，如果执行得当，这次土地改革可以再次成为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的巨大动力。例如，户口制度的改革，呼声已经有年，也的确发生了一些政策层面的变化，但体制层面的变化仍然缺失，农民工还是农民工。

　　和西方比较，农民工是中国人为制造的一个社会群体。中国的工业化速度前所未有，也吸收着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但并没有像西方社会那样改变着农村的性质。

　　举例来说，一个从密西西比来的农民如果在纽约找到了一个工作，那么就可以享受作为一个纽约公民的权利，同时马上减少了一名农业人口。那么中国呢？成千上万的农民工已经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工作了十多年甚至更长，但他们还是农民工，还是不能享有城市居民的公民权。

　　曾经看到一些中国经济学家论证为什么中国还需要保持农民工这个群体，因为在他们看来，农民工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这里，人们看不到些许道德感。这就是总理温家宝多次抱怨中国为什么没有穷人经济学家的背景。

◆ 执政的道德基础会出现问题

　　中国的第一波工业化牺牲的是农民，第二波工业化牺牲的也同样的是农民。第一波工业化把农民固定在农村，第二波则把农民引入城市。如果这种状况不能得到改变，执政的道德基础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这就是说为什么说土地改革可以成为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的新动力。不能说有关方面对农民工的重要性没有认识，因为党代表大会上已经有了农民工的代表。就是说，已经承认农民工是个独特的社会群体，具有政治参与权。但即使这样，在道德意义上仍然有问题。

　　为什么农民工不能成为城市居民？不能享受城市居民的权利？农村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教育等等问题的解决都等待着政治社会改革。国家的工业化依靠牺牲农民的利益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为什么这些财富不能回归农村呢？经济越发展，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看不起病？贫穷人家的子弟的接受各种程度的教育越来越难了呢？

　很容易理解农村和相当多的城市居民为什么在复兴着毛泽东思想。他们已经把毛泽东思想视为是一种穷人的权利哲学。

　　如果光从发展国民经济的角度来考量土地改革就会有很大的偏差。如果没有社会政治的改革，土地的资本化就会变成农民的无产阶级化。但如果能够把土地制度和中国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革联系起来，那么土地的改革就会变成巨大的进步动力。这既符合农民的利益，也符合中国政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作者郑永年：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解放军将于2020年前实现全面机械化
http://news.ifeng.com/mil/2/200811/1104_340_861068.shtml

2008年11月04日：中新社北京十一月三日电(记者陶社兰)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解放军装甲兵在陆军合成部队中的比例提高了近三倍；装甲机械化主战分队在陆军合成部队主战分队中已占多数；在现有装甲机械化作战力量中，机械化步兵的数量规模与坦克兵的数量规模基本接近，比例逐步趋于合理；目前所有的摩步师旅都编有装甲部队或坦克分队。

    总参军训和兵种部装甲兵局局长王亦军大校接受中新社访问时表示，改革开放三十年装甲兵的建设成果表明，解放军已较好完成了机械化建设的阶段性任务，为在2020年前全面实现军队机械化建设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据介绍，解放军于一九四八年创建了第一个战车团。其后第一个三十年，以扩建战车部队、创建装甲兵领导机关以及建立健全装甲兵业务体系为标志，走出了一条重点建设坦克部队、为建设机械化军队探索经验的发展路子；改革开放后，以机械化合成集团军建设、新型装甲机械化部队建设、新型装甲装备体系建设和深化装甲兵领导管理体制改革为标志，装甲兵建设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局面。

    “装甲兵的合成化建设和陆军合成部队的机械化装甲化建设，是改革开放时代解放军合成作战力量建设的主旋律。”王亦军说。

    一九八五年，陆军组建机械化集团军，改建机械化步兵师，装甲机械化部队在陆军合成作战部队中的比例明显提高。从一九九一年开始，装甲兵除原有的装甲步兵军事业务工作外，还将机械化步兵军事业务工作划归各级装甲兵业务部门，机械化步兵步入装甲兵序列。一九九八年，随着解放军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和军事斗争准备的深入，装甲兵战斗序列中又增添了成规模的轮式机械化和两栖机械化部队，原有的坦克部队通过进一步合成改建为装甲部队。近年来，解放军又加强了空降机械化部队建设。在前不久进行的“砺兵--二00八”联合实兵对抗演习中，空降机械化部队首次向外军进行了人装同机空投的演示。由此，解放装甲兵成为军中唯一的“陆海空”三栖主战兵种。

    王亦军说，装甲兵的建设将以信息化建设为主导，坚持机械化信息化复合式发展。二0二0年前，解放军将基本完成合成作战部队的机械化转型建设，机械化信息化整体水平明显提高。装甲兵还将加速推进军事训练向信息化条件下的转变，形成更加适应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和有效履行军队使命任务所需要的装甲兵军事训练体制机制，推进装甲兵整体作战能力的根本提升。▲ 编辑：胡楠


中央党校教授称贪官外逃或将再起高潮
http://news.sina.com.cn/c/2008-11-03/154416579282.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1月03日 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

　　《望东方周刊》记者陶卫华/北京报道：对于那些群众意见大、举报多的官员，如果在某一段时间内表现出对出国特别的热心，就应引起有关组织的警觉。在尚未摸清他情况之前，不宜安排其出国

　　近日，温州市鹿城区委书记杨湘洪滞留巴黎不归，由本刊首先报道后引发网络热议。随后又曝出上海卢湾区副区长忻伟明滞留境外的新闻。在公众及有关专家看来，二人行为可称变相的“贪官外逃”。

　　除滞留地点外，二人在出境方式上更显雷同，都借助了因公出国考察的机会。杨湘洪更是事先把家人送出国外。

　　“这符合贪官‘裸体’外逃的一般规律。”长期研究贪官外逃现象的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博士后陈雷向《望东方周刊》记者分析，“按照正常情况，没有问题不会走这条路，因为成本很高，他又是有一定级别的官员。”

　　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林更关心这一事件中的监管漏洞：“怎么把他列入出国名单的？说明根本没有察觉。没有察觉就是问题，只能说日常监督不到位，出国后对他的行为也没有监督。”

　　“此事该引起我们警惕了。这是一个信号，在这两年，很可能会出现一个贪官外逃的高峰期。”林称。

　　这位反腐研究者分析说，在近两年加大国际交流，对国外政策、环境更加了解，同时又经历了一段时间资金积累的基础之上，“贪官出逃潮”有可能随着国内加大打击贪腐的力度而蔓延。

　　◆ 因公出国管理全面收紧

　　就在杨湘洪、忻伟明先后疑似“出逃”前两个月，中纪委、国家预防腐败局等10部门刚掀起一场为期一年的禁止官员公费出国、出境旅游专项整治行动。

　　中纪委有关人士接受本刊采访时指出，目前部分官员巧立名目、变相出国公款旅游问题突出，一些党政机关因公出国团组由企事业单位出资或补助，有的向下属机构、企事业单位和地方摊派出国费用，甚至挤占、挪用其他公共资金。种种顽疾群众反映强烈，为社会广为诟病。

　　这一行动也有另一现实背景的要求。近些年我国官员外事活动频繁，许多官员每年都有机会出国，甚至一年间出国十几趟，其中既有因公考察名义也有以私人名义，客观上也为贪官的外逃提供了方便。一些贪官就借用出国考察的机会出走或逾期不回。

　　针对官员因公出国中不可忽视的负面现象，中央领导曾先后作出重要批示，要求有关部门采取措施坚决制止。

　　此前的3月1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专门联合下发“两办规定”，针对因公出国管理中的薄弱环节提出新的具体措施，并列入2008年重点工作。

　　配合此次工作，中纪委、国家预防腐败局等牵头建立了部际联席会议机制，并在全国展开浩大的专项工作，从三方面加强因公出国管理：规范因公出国计划和任务审批、加强对团组国(境)外活动情况的监管；强化因公出国经费约束、推行财政先行审核制度；将官员出国情况纳入干部考核内容。

　　8月5日，财政部、外交部、监察部、审计署和国家预防腐败局联合下发了规范党政干部因公出国经费审批及预算管理的新规定，要求领导出国不得“企业买单”、出国经费实施任务预算、经费预算“双控制”，中国党政机关因公出国经费预算将实行零增长。

　　国家对外专家局培训处有关人士向本刊证实，根据新的文件，出国培训项目的审批现在必须确保其经费在该单位因公出国预算范围之内，财务部门需出相关证明。此外，项目审批审核各环节也更加严格。

　　国家预防腐败局明确表示：整体上因公出国管理正在全面收紧中，尤其是目前将从严控制计划外团组的审批，无实质性内容的一般性考察和营利性双跨团组一律不得批准；并加强对因公出国经费预算资金使用情况的审计监督，严格控制经费由外方资助的因公出国项目申请，并将因公出国经费全部纳入财政预算管理。

　　在今年通过反腐五年规划的大背景下，针对官员因公出国的专项治理行动对预防打击贪腐意义更为深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研究室副主任任建明评价：“这次10部门密切合作，显示了政府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和解决的决心。”

　　网络民意也多对新规积极肯定。不过也有个别网友担心“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贪官巧立名目，上下串通难以禁止。

　　最近突然连续发生的两起官员借出国考察滞留不归，似乎印证了这一担忧。

　　“顶风作案，而且能够跑得出去，说明有巨大漏洞。”林说，“很多制度的执行，一到地方问题多得不得了。中央纪委决心很大，但基层问题太多。”

　　◆ 贪够就跑的示范效应

　　两名干部先后在国外成功“失踪”，当地有关部门的反应却显迟钝。

　　上海官方对忻伟明“失踪”的反应是震惊，表示并未在他出国前发现任何贪污受贿劣迹，坊间曾有生活作风之类传闻，尚未获证实。而杨湘洪滞留不归后，才引起温州市鹿城区政府高度重视。

　　当地纪检部门表示：“如果不是他制作假照掉包，按纪律本该由组织保管的私人护照怎么被带走，是个需要组织调查的问题。”

　　据了解，按照近年的官员护照管理规定，处级干部的因私护照通常由单位统一保管，出国时因公护照也都交由专人保管，管理相对严格。在此状况下，官员通过因私护照出逃已经不太可能，只有借因公出访名义“堂而皇之”地外逃，这里面就涉及对出境干部的监管。

　　任建明分析，因公“出逃”说明这两个官员必然带“病”在身，从现有情况看其日常工作中已显露征兆，而当地有关部门对此类“潜在”贪官出国没能严格审查，说明地方监督失效；此外，即便平时表现良好，处级以上干部出国也应有特别的审查防范制度。现在两项制度都未能发挥作用，反映出当地有关部门“麻痹大意”，警觉不足。

　　林担心，这些制度环节的薄弱会造成对其他“问题官员”的示范作用，“如果口子不扎紧，会造成每个贪官都想跑，大大小小都想跑”。多年反腐研究的经验让她难以乐观，“以后贪了就跑可能会成为一个惯例”。她认为，随着中央反腐力度的加大，高压下“问题官员”可能铤而走险。

　　此前，2003年商务部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逃官员数量大约为4000人，一共携走资金约 500亿美元。

　　公安部2004年的统计资料则称“中国外逃的经济犯罪嫌疑人尚有500多人，涉案金额逾700亿元”。此外，据公安部和国家审计署联合发布的消息称，截至2006年5月，我国外逃的经济犯罪嫌疑人有800名左右，缉捕到位的有 320人，涉及的国家和地区有30多个，直接涉案金额700多亿元人民币。

　　这些数据基于统计要求不同存在差异，但可以从不同侧面反映中国贪官外逃的“人数之众”。今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报告称，近年来通过各种方式共追回外逃贪官70多名。

　　陈雷指出这些数据说明贪官外逃和追回的趋势“不容乐观”，客观现实是“逃出去的是多数，追回来的是少数”，这也对追逃、追赃提出更大挑战。

　　“现在每一例贪官成功出逃，都具有示范效应。因为腐败每天都在发生，贪官中有相当一部分已经做好种种出逃准备了。我们如果认识不到贪官也在与时俱进，还按照老办法管理，肯定不行。”林说。

　杨湘洪的“不归”，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温州另一个外逃贪官杨秀珠。

　　5年前，58岁的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偕同女儿、女婿、外孙女等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出发，经由新加坡转道至美国。其涉案金额达到2.532亿元。

　　这位主宰温州城市建设近10年的“巨贪”，出逃的直接原因是其弟杨光荣受贿案被温州鹿城区检察院盯住，即将暴露之时，出逃成为最后的选择。杨秀珠携全家出境时，所用证件全部是假的。

　　在5年逍遥法外后，近日她终于在荷兰被国际刑警组织抓获。但中国何日能将其引渡回国，仍是未知数。

　　2006年至今，中国已与30个国家顺利签订了双边引渡条约，贪官的外逃空间逐渐被压缩。其间中国陆续加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并开始广泛利用国际反腐网络追惩外逃贪官。

　　美国已公开表态严禁任何涉及贪污的中国官员入境，曾被视为“逃亡者天堂”的加拿大也因邓心志的成功遣返而让逃亡者美梦终结，“贪官可跑的地方越来越少了”。此次两个官员均选择以往并非热门且与中国有引渡条约的法国，也说明了可选择目的地的缩小趋势。

　　但5年间，外逃贪官也在“与时俱进”。林指出，由于中国外汇政策放开，进行资产转移更加容易，“3分钟就能完成”。此外，随着出国交流机会日益增多，官员的人际网络也越来越大，最需引起警惕的是基层黑社会势力的渗透。“那些贩毒、走私集团，一旦跟贪官联系在一起，就会使他们出逃更容易。”

　　“过去贪污上千万的跑，现在贪污几十万、几百万就有可能跑，只要他有地方去。官员出逃带有侥幸心理，第一不一定抓得到，第二即便抓着也不会死。这样外逃就会越来越多，这是我们的两难。”林说。

　　此外，国外华人社区的繁荣也让贪官在海外生存更加容易。以杨湘洪案为例，林推测，杨湘洪很可能此前就与国外驻法机构、华人社区取得联系，在中国已与法国签订引渡条约的情况下，他很可能绕个弯，通过法国转道去非洲的法属殖民地，再转到其他地方，“搞得神不知鬼不觉，往华人区一钻，呆上几年再回来 ”。

　　任建明认为，此次杨湘洪、忻伟明的“出逃”方式相较之前更隐蔽，也为纪检部门反贪反腐和加强对出访干部的监督管理提供了很好的现实案例。

　　林的判断是，“贪官出逃潮”可能蔓延。为此，她建议必须严格干部出国审查，尤其是对那些“掌管重要外贸、经济、财源”，最有可能腐败的关键岗位上的干部出国的严格审查。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官员个人资金的流向进行监督。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院教授杨小军认为这个环节与金融制度、个人征信制度紧密相关。他提出，目前中国金融制度和个人征信制度由于地区、行业的割离，很难一笔一笔监控查证；国家基本不可能了解到一个公民财产的全部状态，加上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尚未建立，监督官员资金实际上困难重重。

　　“财产申报制度在全世界已经实践200多年，制度如何设计已经不是问题。”任建明表示，这个问题再不提上议程，将难以应对当前反腐的需要。

　　为尽快弥补制度漏洞，林建议充分发挥群众监督的作用，她特别提到，“对于那些群众意见大、举报多的官员，如果在某一段时间内表现出对出国特别的热心，就应引起有关组织的警觉。在尚未摸清他情况之前，不宜安排其出国。” ▲


华北大军演内幕：新中国规模最大的实兵演习
http://www.topyl.com/bbs/thread-484627-1-1.html

    建国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曾经举行过若干次规模较大的军事演习。1955年，叶剑英元帅主持了有5万人参加的辽东半岛抗登陆演习。1959年南京军区在杭州湾穿山半岛举行了加强步兵师登陆对筑垒防御之敌进攻的示范性战术演习，参加部队2万多人。1973年，北京军区举行了打击敌集群坦克的军事演习，参战部队 2万多人。1981年9月，也就是改革开放政策实施的第三年，在华北某地，举行了建国以来，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实兵合成演习，动用部队11万人。这是改革开放初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演习，展现了人民解放军新时期的建设成就，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
   
   ★ "801"会议确定"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在全球展开战略争夺，并且愈演愈烈。苏联在我国北部边境陈兵百万，对我国边境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70年代，苏联推行勃列日涅夫的全球战略，加紧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为实现其南下印度洋，控制中亚枢纽地区的战略企图，从1973年起对阿富汗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渗透。1979年12月24至26日，苏军凭借优势兵力和现代化武器，以突然袭击方式大举入侵阿富汗，在国际上引起很大的震动。
   
    面对苏联咄咄逼人的攻势，邓小平1980年1月就强调指出："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这是80年代我们要做的第一件大事，"进而强调" 反对霸权主义这个任务，每天都要摆在我们的议事日程上"，"阿富汗事件......这样的问题以后还会很多。总之，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始终是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摆到我们国家和全国人民的日程上面就是了。"1980年2月，邓小平指出："要继续执行反对霸权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对外政策。这个政策执行得好，我们就有可能争取较长时间的和平建设环境"。
   
    在这种国际形势下，中央军委和邓小平、叶剑英等领导同志经过深思熟虑，决定要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进一步增强高级干部的战略意识，研究一旦外敌入侵，我军应采取的战略对策。在叶剑英的提议下，中央军委决定举办全军高级干部战略问题研究班，具体筹备工作由总参谋长杨得志和副总参谋长杨勇、张震等同志负责。为了保密，中央军委给这个研究班取了个代号--"801"会议。
   
    在"801"会议召开之前，总参针对80年代的新形势，提出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不再将传统的"诱敌深入"写入战略方针。修改战略方针是件大事，总参持慎重态度。1980年9月，杨得志首先向聂荣臻元帅做了汇报。张震向叶剑英元帅做了汇报。杨得志、杨勇、张震一起向徐向前元帅做了汇报。三位老帅都同意"积极防御"的提法，徐帅提出在北京军区方向不能搞诱敌深入，要搞实兵演习，打好基础。
   
    9月30日，杨得志、杨勇、张震将向三位老帅汇报的情况，向邓小平做了汇报和请示。邓小平明确肯定了他们的意见，并表示要在"801"会议上讲话。
   
    1980年9月17日到10月16日，"801"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央军委、三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军事科学院以及军事、政治、后勤三大学院的主要领导同志百余人参加。叶剑英、邓小平、徐向前、胡耀邦、彭真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与会者，并做了重要讲话。
   
    1980年10月15日，邓小平作了重要讲话，明确讲了战略方针的问题。邓小平表示，他赞成"积极防御"四个字：积极防御本身就不只是一个防御，防御中有进攻。既然是积极防御，本身就包括持久作战。战争肯定是持久的，我们同入侵之敌作战，一定要搞持久作战，中国有这个条件。我们要立足于以弱胜强，以劣势装备战胜现代化装备，以持久战消耗敌人。叶帅在讲话中还特别强调要抓好训练，说这件事不能放松，就是要注意合成训练，抓好合成军队的作战训练。
   
    "801"会议是中央军委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进一步明确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研究了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的作战样式，对于统一全军的作战思想，提高全军高级干部的战略思维能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 邓小平主张要搞就要搞大规模的
   
    "801"会议之后，为了具体贯彻落实这次会议的精神，总参提出要在几个方向上，分别组织一次较大规模的实兵演习。当时考虑的不只是一个地区的军事演习，在华北地区组织方面军的防御作战演习；在西北方向，组织阵地防御战、运动战、游击战为主要内容的"三战"演习；在渤海湾方向，可以组织抗登陆演习。经过大家的反复研究，最后决定首先在华北地区进行军事演习，集训各大军区、军兵种的领导同志，目的是研究在主要方向上防御作战的组织实施。
   
    总参决定，具体地点定在张北地区，并委托北京军区组织实施。中央军委原则上同意了总参的建议，确定这次集训、演习的代号为"802"，并指示总参和北京军区协商后，尽快拿出演习的具体方案。1980年底，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联合下达了(1980)参联字6号文件《关于1981年加强军事训练的指示》，正式委托北京军区于1981年秋季组织实兵演习。
   
    北京军区迅速拿出了他们的演习方案。1981年2月底，军委办公会议在三座门举行，国防部长耿飙、总参谋长杨得志、第一副总参谋长杨勇、第二副总参谋长张震、军委常委韩先楚出席，听取了以秦基伟为首的北京军区负责同志的汇报。会议原则上同意了北京军区的设想，但是部分同志担心搞这样大规模的演习，在国际上会不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尤其是担忧财政上是否可以支持这样大规模的演习。因为北京军区的演习预案规模之大，是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虽然很振奋人心，但是当时军费紧张，捉襟见肘。所以杨勇提议规模小点，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秦基伟重申搞大规模演习的重要意义，会议形成了僵持之势。会议最后要求总参和北京军区再商量一下，准备大、中、小三个方案，专题报军委审批。
   
    总参谋长杨得志授权张震拟制演习方案，具体工作和北京军区秦基伟司令员、马卫华副司令员协商。总参和北京军区各自提出了不同的演习方案。北京军区主张搞方面军规模的大演习，总参则主张搞集团军规模的中等演习，还报了一个师级规模的小演习方案。北京军区的方案是进行方面军防御战役演习，主要搞模拟反敌军集群坦克进攻、空降与反空降、陆军师坚固阵地防御、战役预备队反突击四个内容。参与演习的兵力为10.5万人，动用汽车8600辆，坦克850辆，装甲运输车 386辆，火炮1763门，飞机178架。而总参的集团军规模的演习动用的装备都少了许多，兵力压缩到5万余人。师级规模的演习其实只是个集训，称不上严格意义的演习，只需经费77万元。
   
    据原北京军区军训部部长李德臣回忆：大演习到底多大规模？究竟怎样搞？前半年我们开始接触，1981年1月14日，副总参谋长张震、总参谋长助理韩怀智和总参军训部的有关人员到军区和司令员秦基伟、副司令员马卫华一起商量，由我负责记录。到底大一点好，还是小一点好？马卫华主张搞大的，张震也主张搞大的，搞方面军规模。因为参观者是大军区一级的头头脑脑，你搞个师或集团军规模的没意义，人家用不上。也有不同意见。某领导提出，要搞大的，就由总部牵头，我们没这精力，也没这能力，办不好。是不是总部直接搞？你们拿出方案来，我们办。当时还考虑到花钱的问题，国家还穷，搞"大的"花钱太多。
   
    在总参上报演习方案前，秦基伟在春节那天借拜访老首长邓小平之际，"抢先"把自己要搞方面军规模的方案放在了邓小平的案头。3月初，军事科学院拿出集团军规模和师规模的两个方案，加上北京军区的方面军规模的方案，一共三个。选"大"，选"中"，还是选"小"？只有定下来，才能进行设计。领导层还有方案之争，不是不想用大方案，主要是怕花钱。当时的拦路虎主要是"钱"。
   
    3月5日，杨得志听完张震汇报后说："你是主管训练的，关于方案的问题，是不是先以你个人的名义，给小平同志写封信，简要汇报一下，看看他有什么指示，是不是要听汇报，然后再以总参名义正式给军委写报告。"翌日，张震给邓小平写了封信，简要汇报了张北演习的准备情况，提出三个方案的设想及其依据，所需经费也做了初步估算。信还未送出，张震就接到通知，说小平同志在近日要听取一次汇报。
   
    3月10日，杨得志和张震一道来到邓小平的家里，向他汇报了提出三个方案的经过及其依据，军委办公会议讨论的情况和一些同志担心的问题。作为总参谋长，杨得志为了摆平总参和北京军区的关系，把北京军区的方案作为第一方案，总参的方案作为第二、第三方案上报军委。

    杨得志在扼要介绍了三个方案后，补充说道："今天上午我又同秦基伟同志电话商量过，他还认为按照第一方案好。我们考虑第一方案主要是花钱多。"邓小平插话道："我曾听他讲过演习的设想，没有讲要花多少钱。"张震还对第一方案做了补充，说明准备成立演习领导小组，由杨得志同志担任组长，具体情况由秦基伟同志负责。
   
    听完二人的汇报，邓小平明确指出：张北演习，在政治上不会引起苏联有什么反映，不要考虑。这与海军编队在海上演习不同。我们只是在陆地上搞演习。苏联每年都要搞多少次，规模也不小，也没有什么政治上的反应。我们过去也搞过嘛！搞这么一次实兵演习大有好处。我们的部队可以实际锻炼一下，也可以看看部队训练的成果。这样大规模的演习，我们好久没有搞了。要搞合成军。多年没有搞了，还是下决心搞一次。我们好久没有打仗了，同越南打了一仗，还不是合成军。这次演习，有地面部队，有空军协同，只是没有海军。这样的演习对军队有鼓励作用，经过训练再搞实兵演习，可以提高部队实战能力和水平。军委常委不是都同意吗？
   
    在谈话中，邓小平还提出：部队阅兵式、分列式好久没有搞了，不能说这是形式主义，对部队的作风培养有教育意义。现在有的部队懒懒散散，不像个样子，我想适当时间搞一次阅兵，把军队摆一摆给大家看看，对军队在人民中的观瞻有好处，能加强军民关系，使军民关系更好些，对于加强军队训练也有好处。
   
    从1949年至1959年建国1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共举行了11次国庆大阅兵。1960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本着勤俭建国的方针，决定改革国庆典礼制度，实行"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逢大庆举行阅兵"。但后来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及其它方面的原因，在二十四年内没有举行国庆阅兵，军队内部的阅兵也被当作"形式主义"取消。鉴于这种情况，邓小平从阅兵谈到了加强军队训练的问题。十年动乱期间，军事训练几乎被取消，全训部队还不足30%，官兵的军事素质跌到谷底。1975年1月，邓小平第二次复出，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提出"军队要整顿"，可惜壮志未酬。第三次复出后，邓小平在1977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强调，要把军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无仗可打时，提高部队战斗力只能靠演习。1979年我军对越自卫反击战，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也暴露了干部指挥能力弱，战士军事素质低，部队协同作战能力不强等问题。1980年，邓小平更是要求将军事训练"作为一个制度问题加以解决"。
   
    战争的检验使我们看到了训练与实战的差距，警示我们必须按照实战的要求尽快实施训练改革。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军队的形象受到损害，军政、军民关系也出现隔阂，一些同志抓军事训练更是心有余悸。
   
    张震还提及了1980年11月在河南洛阳搞的一次演习，一个师，规模不大，但出动了空军，花费67万元。动用储备油和子弹210万元。邓小平听完后说：听说那次演习搞得不错，但规模不大。邓小平强调说："现在我们的油还不多，主要是生产不出来，就按照第一方案搞一次，节约一点，由总参具体抓。"他还特别要求："看看部队这次搞得怎么样。这样规模的演习，我们过去没有搞过，关键问题是看组织能力怎么样。演习时，各军区、各军兵种要组织一些干部来看看。总参要抓，这笔钱还是要花，要搞得好一点，要把军队的士气鼓一下，把军队训练得像个样子。"
   
    张震在最后还请示说："如果这样搞，要用一笔经费，还要动用一些储备物资。"邓小平果断地说："好吧，就这样定了。"他在张震3月6日的信上批示："同意第一方案，力求节约。邓小平三月十日"
   
    杨得志、张震出来后，对小平同志考虑问题时的深谋远虑很有感触，觉得看问题确实比自己远。3月12日，在军委办公会议上，张震传达了小平同志的重要批示和关于演习问题的指示。杨得志在讲话中表明了对小平同志批示的态度，并宣布演习的代号"802"。有了邓小平的批示，财政部给这次演习拨了专款，虽然还有很大缺口，但是已经很不容易了，最后只得由北京军区"砸锅卖铁"，贴了不少钱。
   
    为了加强对演习的组织领导，经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了全军高级干部战役集训领导小组，组长为杨得志，副组长为杨勇、张震和秦基伟。下设集训办公室，北京军区主管训练的副司令员马卫华任主任。集训办公室下设秘书组、教材编写组、接待保障组等，导演部由北京军区参谋长周衣冰负责。

   5月20日，经邓小平批准，总参正式发出了举办全军高级干部战役集训的通知，对集训的指导思想、参加人员、学习内容、方法步骤、时间安排等等，都做出了详细而明确的规定。
   
    华北大演习的消耗约占当年军费的十六分之一。当时红箭－73反坦克导弹3万元1枚，打了十几枚。这种导弹还比较小，大导弹更贵。参加演习的部队有陆军1个军部，8个师零29个团，空军2个航空兵大队，以及后勤分部、医院等，共11万余人。出动坦克、装甲车1300多辆，火炮1500余门，飞机285架、 1000多架次，汽车1万余辆。这么大的规模，在我军尚属首次。无论从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但下这么大决心的，只能是邓小平。邓小平批了，国务院特批拨款。

    ★ 华北军事演习的精彩，让邓小平兴奋不已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对中央和军委主要领导人做出了重大调整，华国锋辞去了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两个职务，胡耀邦接任中共中央主席，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要以军委主席身份前来观看演习、检阅部队并发表讲话，意义重大。总参、北京军区和其他参战的军兵种负责同志，都深感责任重大，多次深入张北演习地区把准备工作做细做扎实。
   
    邓小平作为军委主席，要在检阅后发表讲话，指明军队的奋斗目标。总参具体负责邓小平讲话稿的起草工作。张震提议根据小平同志一贯思想，围绕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这个主题，具体提出军队要抓好政治思想建设，继承和发扬我军光荣传统，改善武器装备，加强军事训练，加速国防现代化建设，扎扎实实做好反侵略战争准备等方面的要求作为主线来起草讲话稿。经过总参同志的集体努力，这个讲话稿写成了，不足千字，短小精悍，得到了邓小平的表扬。
   
    1981年8月27日，"802"会议正式开始。参加者有三总部、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的主要领导同志247人。从8月27日到9月11日，搞了学习方面军防御战役的理论材料和进行方面军防御战役的想定作业两个理论学习阶段。第三阶段就是观摩演习实践。
   
    9月14日，华北军事演习正式开始。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担任演习总指挥。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赵紫阳、华国锋等中央领导同志都来到了演习现场。邓小平非常高兴，穿了平时很少穿的军装。演习共进行了5天，邓小平观看了全过程。
   
    在9月18日的演习中，"蓝军"和"红军"展开激烈的空战，重磅炸弹准确命中目标。地面上也是万炮齐发，雷霆万钧，对空中的"敌对"目标展开反击。看到战局紧要关头，邓小平不禁起身鼓掌，平均十分钟鼓一次掌。当"红军"的战略预备队在航空兵、炮兵的支援下，对"蓝军"实行气势恢弘的反突击时，邓小平高兴地站起来连声说："打得好！打得好！"
   
    一位国务院领导同志问道："这么惊天动地，到底有没有伤亡，有没有事故呀？"演习指挥部同志的回答是："没有，一个都没有。前一段训练中伤过。"这令这位领导同志惊叹不已。我国驻东欧国家的五个武官看后极力称赞，说演习水平超过了东欧。王震高兴地说："军队还是要多花些钱。"廖承志因为回京接见外宾，没有看完全过程，说这是自己终生的遗憾。
   
    演习成功，邓小平很高兴。"东道主"秦基伟破例宴请大单位主官以上的领导同志。大家都想给邓小平敬酒，但是邓小平的女儿毛毛为了父亲的健康，一再"挡驾"。邓小平对大家说："我能喝，她尽给我捣乱，她不捣乱，我能喝十杯。"这下毛毛无法"挡驾"了，大家纷纷向邓小平敬酒，连为观看演习的中央首长衣食住行服务的北京军区的军长都捞上敬酒的机会了。
   
9月19日，演习的最后一天，也是演习的高潮--阅兵。陆海空三军的53个方队，接受军委主席邓小平的检阅。阅兵部队总指挥、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乘坐敞蓬"红旗"轿车，向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报告。77岁的邓小平，作为军委主席，首次检阅了这支具有光荣传统的威武之师。

    ★ 华北军事演习的重大意义
   
    阅兵结束后，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首先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参加演习的部队表示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邓小平指出：中国共产党缔造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军政素质是有战斗力的。我们完全相信，有这样一支好的军队，又有人民群众的支持，一定能够打败任何侵略者。他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肩负着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四化建设的光荣使命。因此，必须把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
   
    为此，邓小平要求：

      ◆（一）我们一定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强政治思想建设，努力使部队成为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模范。

      ◆（二）我们一定要在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改善武器装备，加速国防现代化。

      ◆（三）我们一定要进一步密切军政、军民关系，增强军队内部团结，加强民兵建设，继承和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

      ◆（四）我们一定要加强军政训练，进一步提高军队的军政素质，努力提高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能力。

     ◆（五）我们一定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进一步开展"四有、三讲、两不怕"（即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讲军容、讲礼貌、讲卫生；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加强作风培养，使部队具有严格的纪律。

     ◆（六）我们一定要扎扎实实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为保卫世界和平，为保卫祖国领土的安全，为争取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的神圣大业做出新的贡献。
   
    华北军事演习对于解决"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具体化，探讨以现有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对于培养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全面锻炼部队，提高我军在现代条件下组织指挥各军兵种协同作战的能力，起了重要作用。军委主席邓小平亲临演习现场检阅部队并做重要讲话，对于我军的革命化、正规化和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和推动。在检阅受阅部队时，邓小平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出了"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的号召，指明了新时期建军方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华北军事演习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强烈的反映，给全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对国际霸权主义者产生了一定的威慑作用。国际舆论评论道：这"是一支精良的军队"， "是一次精彩的演习，是人民解放军最盛大的一次显示力量。"当时的世界都密切关注着这次华北军事大演习，外电评论认为："从电视上能够看到的镜头分析，这支军队在尽最大可能的调动它的技术手段，完成了接近于现代样式的合成化，它表明了邓小平把这支军队推向现代化的雄心。"▲


俄罗斯方面声称：中国“软外交”很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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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新社莫斯科2008年10月29日电】题：中国的软外交(记者 阿列克谢•叶菲莫夫)

    关于中国总理温家宝访俄的报道铺天盖地，但俄罗斯新闻媒体对中国总理与"俄罗斯社会各界友好人士"的会见不够重视。

    在非正式场合了解和倾听俄罗斯社会各界代表的声音对中国领导人来说很重要。需要了解他们对中国有何看法，他们对发展双边关系的前景怎么看，他们认为哪些问题最迫切。

    温家宝在会见开始时强调说，这次会见没有任问固定的话题。他说，"中俄永运是朋友"这句语可以作为会见的题目。当然，每个人都谈了自己最熟悉的内容。温家宝尽可能对每个人的发言作出回应，同时努力寻求对两国关系是友好的这一观点的支持。

    实际上，正是这种会见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中国现阶段的外交方式：表现出友好态度，愿意交换意见，不发出最后通牒，不发表强硬言论。

    会见外国"社会各界友好人士"在最近几年成为了中国外交的传统。中国领导人试图在非正式气氛中与"中国的朋友们"进行交流，了解他们的看法和评价，把自己对某些问题的观点直接或间接地告诉他们。

    努力用真诚的友谊和善意来加强政治利益，这是许多观察家都注意到的中国外交典型的特征。当然，在这种客气的背后，国家利益无疑绝对居于首位。不过，中国仍然表现得愿意倾听和接受其他观点。

    与外国专家的这种会见也向参与会见的专家们提供了思考的基础。同样重要的是，中国领导人有机会直接了解专家们对某些声题的看法。例如，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见中，一些人在发言时呼吁考虑在相互结算中放弃美元和在改变世界金融体系方面采取共同行动的必要性。温家宝对此想法既未表示认同，也未加以批评，从而暗示，中国尚未准备好采取这种彻底的解决办法。中国外交的"柔软"可能只是表面现象，但它对伙伴们很有吸引力。 ▲


国家政治的软肋、经济的死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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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吗？

一个现实摆在我们的面前看我们敢不敢直面？中国（中央直属企业除外）当今相当一部分的国企老总、民企的老板都是名副其实的“企业家”吗？我不敢绝对的说百分之百不实，但多数不实；然而，我敢说他们是百分之百的社会活动家。毋庸讳言，他们不完全是凭专业水平坐上交椅；更多的是靠社会活动成了首席。不是凭经营才干完成了积累；而是靠钻政策的空子走向成功。

所以他们是彻头彻尾的社会活动家；不是地地道道企业家。他们是旧体制与政策漏洞的宠儿；潜规则的娇子。腐败的钱权交易的私生孪子。他们的价值观是一致的凿空山河，填己欲海。品行上是寡廉鲜耻，追名逐利。生活上骄奢淫逸，声色犬马。作风上挥霍无度，糜烂至极。思想上没落沉沦，不思进取。经营上惟利是图，丧心病狂。是邪恶的一族。

假货、矿难、毒奶、砖窑、坑农工等等劣迹不胜枚举。都是他们的“杰作”。自侮家门，自毁品牌；显然不具备企业家的素质。中国的老品牌被他们断送，他们却缺乏创新的思维与能力，难以创出新的品牌。使中国的商品竞争力前景黯淡。他们的发展轨迹取决于他们是强盗一族，掠夺式经济的弄潮儿。

二、 他们从何处来，将向何处去？

由“原罪”中来。这是人民大众为他们冠以的切实的定义。他们的成长过程无不充满着暧昧与见不得人的龌龊勾当。一些人的第一桶金是积累于人们抱怨的“未修渠先放水”改革伊始的迷失阶段的“黑猫白猫”贼胆人物、社会的垃圾、渣滓；他们，也只有他们才能去逾越法律底线。不单是胆量的问题，有本质的因素。（就是现在监狱释放人愿也是迅速致富，怪哉！他们确实聪颖呢？还是走时气呢？另研究吧。）另一些人的第一桶金轻松的使贷款死帐而自有。俗话“吃大白肉”起家。还有一些人的发迹是源于改制：其中有的是原企业法人；把单位搂黄，正为渎职罪惶恐之际，苍天有眼，非但未治罪却因祸得福，一文钱不花摇身一变“改制”为资本家。再有的人是利用关系而异曲同工。

国企老总的科举仕途一路钱来一路歌。说你行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行也不行！

他们的价值观是源自于他们的发展轨迹的，有绝对的逻辑关系的。他们来自于特定的时间段成就于政策的不完善，他们只适应潜规则下的经济运行模式，即“掠夺经济模式”。上，挖空心思掠夺国家财产；下，不择手段的掠夺基本群众。胃口愈大，欲望膨胀，不知天高地厚。各种形色的桂冠与夸赞中得意忘形了；认为世界是“ 我”的了，“窃国者侯”已不是历史。他们被宠坏了，肆无忌惮了。他们是古今中外闪电暴发户、空前绝后的既得利益一族。

他们以惯于、乐于、热于、精于此道，已进化成为了本能。这要比艰苦经营拓展的快，何乐而不为之。

他们没有也理解不了科学发展的观念，中国的经济遇到这么一群“精英”是天大的悲哀。那些一心经营的符实企业家，也成了他们鲸蚕的对像，行业的垄断是他们打压符实企业家发展的重要手段。使良性的经济毫无拓展空间，难以施展。竞争格局被严重毒化。反成了中国经济发展与产业升级的巨大阻力。
但是他们绝对是前景黯淡的没落一族。

一旦中国特色的黑经济模式不再了，他们便失去了生存空间，消亡了。眼下他们仍踌躇满志地把握着80%的劳动果，实驾驭经济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死穴！他们又是诱发社会危机的祸害一族。他们丝毫没有回报“政策”恩典之心，却恩将仇报，叫嚣“太不民主了、、、、”热衷于响应“颜色革命”，唯恐某一天被清算了不义之财。巴不得中共立马倒台，确保既得利益的永久化。

三、 他们是使潜规则常态化的发动机，更是使用者，收益者，进一步的发展者。

谁喜欢人民深恶痛绝的“潜规则”？谁必须有“潜规则”？除了哲学根源以外，“潜规则”是现实的所有腐败现象中的魁首。绝对的黑老大。所谓的“潜规则”即是官场的阴暗面，也就是“权钱”的私下交易。是见不得人的勾当。他所释放的不良影响远远大于其本身。尤其对青年人。模糊了混淆了对真善美、假丑恶的；真理与邪恶界定辨别标准。将来的国人是非不分；礼义廉耻不知何以为国？人民恨，而无奈。它照样大行其道；并日益的常态化。人们倘若遇到难处第一思维是走关系，第二是花钱、是无奈、是妥协。此是一个不祥的征兆。是潜伏在人内心深处的梦魇；对党渐失信心的潜意识在起作用。

潜规则在为他们服务，也只有潜规则能为他们服务。“名不正则言不顺”那是历史学家的鬼话。正名的规则仅适用于平头百姓。

我现在就只相信党中央、国务院的。其它一律不信。不是刻意的，是你无法相信。大干部咱不了解，县里而言科局级的领导开会时“同志、书记、政策、理论、”。酒桌上截然相反“兄弟、哥们、女人、小蜜、”一群青红帮。县级的主辅太爷们就廉洁的而言一任当中：子女：高考、婚嫁、添丁、满月，百日、周岁；大寿年年：自己两次（阳历、阴历，不用他说捧圣的多了）老婆、父母、岳父母、孙子；白事：父母、岳父母、（老婆死了更称心）这一任下来少的二三百万；掌实权的千数万还是保守的估计。令我怎么相信他们？大款们上了重礼一旦接了（当时他或许不知到，秘书写在礼单上了），你一点面子不给？鬼才信你不违心。糖衣炮弹是挡不住的诱惑。“地上有路钱做马，城池难破酒色兵”。“拒腐蚀永不沾”过时了！

潜规则是中国政治上的软肋。他们是乱正的一族。圣云“政、正也。”万不可“症”也！

“兴利除弊”是古语，现实当是先“除弊”再“兴利”；逻辑是：不除无以兴。

潜规则应当形象化以便于人们深切的认识它：它犹如一个暗地背叛了丈夫的有夫之妇，表面上还维系着家庭关系；而悄然为情人怀上了孩子。置丈夫的切身利益于不顾；久尔渐起杀心。

坐在政府大搂里官员的手却悄然的替他人握着柄枋，总不是件好事吧？养虎遗患！
是不是待到了重新厘清社会关系的时候了呢？

结束语：

出于对党和国家的忠诚我此次毫不做曲线迂回开宗明义直陈己见了。尤其在金融风暴即来之时更应旗帜鲜明。关于救市与救企的呼声中我已仓促发表“先救市还是先救企”的帖子。力主“救消费”才是救本，方能取得一举两得的效果。（因为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就是生产能力无限扩大，广大劳动人民消费能力相对缩小，这两者之间矛盾的反映。）单救哪一项都是救标无裨于事。救企尤不可取；等于钱抛太平洋，打水漂。他们没有此风暴也会因国家反腐力度的加大、政策的完善与调整而垮台。他们与潜规则是“如魂随鬼”的依赖关系，给国家人民做了哪些好事？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凭他们成不了大事。采取不干涉市场经济的态度；任其自然的去择优劣汰。这样那些符实的企业家方得以有出头之日，一展才华，中国经济才可步入发展的正轨。那是祖国的崛起指日可待了！▲


陈希同、陈良宇是怎样从政治局委员高位走向囹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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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委原书记陈希同玩忽职守、贪污案

1998年7月，北京市高级法院对陈希同贪污、玩忽职守案进行公开宣判，以贪污罪、玩忽职守罪两罪并罚，依法判处陈希同有期徒刑十六年，赃物没收上缴国库。

法院经审理认为，陈希同指使、纵容王宝森擅自动用财政资金，违规建造豪华别墅供自己享用，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此外，陈希同在对外交往中接受贵重礼物，违反国家规定，应当交公而不交公，个人非法占有。

☆ 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受贿、玩忽职守案

2001年，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对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受贿、玩忽职守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玩忽职守罪数罪并罚，判处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李纪周表示认罪服判。

法庭经审理查明，自1994年下半年至1997年8月间，李纪周利用担任公安部部长助理、副部长的职务便利，多次收受贿赂，干预下级公安机关查处不法分子的走私犯罪活动。

由于李纪周滥用职权行为发生在刑法修改之前，依法应按玩忽职守罪进行处罚。

☆ 四川省原副省长李达昌滥用职权案

2006年4月4日，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对四川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李达昌滥用职权案作出一审判决，以滥用职权罪依法判处李达昌有期徒刑七年。李达昌没有提出上诉。

李达昌在担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期间，曾担任为处理乌干达欧文电站承包工程合同纠纷而成立的领导小组组长。1999年12月至2000年1月，李达昌的女儿李某、学生贾某等人受丛钢、安国胜(均另案处理)委托，请求李达昌帮助中川国际公司动用解决欧文电站索赔问题的专项资金。李达昌违背国家有关规定，以解决企业困难为由，隐瞒真实情况，动用专项资金429万余美元，致使其中384.9万美元(折合人民币3187万余元)被丛钢、安国胜等人挪用后损失。

☆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滥用职权、受贿案

2008年4月11日，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委员、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滥用职权、受贿案作出判决，以滥用职权罪、受贿罪数罪并罚，一审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十八年，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30万元。陈良宇未提出上诉。

2002年，陈良宇在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市长期间，违反有关程序规定，擅自决定将上海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持有的上海路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限期转让给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导致该股权价值未按规定进行评估而被低价转让，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3.2亿余元。

2004年，陈良宇在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期间，违反规定，帮助一家公司从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融资，致使10亿元社会保险基金被违规动用而置于巨大的风险之中。

1988年至2006年，陈良宇利用职务便利，在拆迁补偿、获得财政补贴款等方面谋取利益，索取或收受有关单位和个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39万余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