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争议党校学历：是否享受国民教育待遇悬而未决
http://news.sina.com.cn/c/2008-10-30/100216556030.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0月30日 中国新闻周刊

　　《条例》的修改，或将成为解决党校学历争议的一个转机。但当前的现实是，不被承认的函授学历证书仍然影响很多党校学员的前程

　　争议党校学历

　　  本刊记者/王维博

　　《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新《条例》)的最新变化，曾被媒体解读为“党校学历不再享受同等国民教育待遇”，认为此举“结束了党校和教育部门间持续20多年的学历‘角力’之争”。

　　但随后各地党校在接受采访时不约而同地否认这一推测，认为删去“可以享受”的条款，并不等于“不能享受”。

　　由于新《条例》没有给出具体的规定，而相关部门亦未作进一步解释。党校学历尤其是函授学历是否继续享受国民教育同等待遇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

　　★ 党校学历成“被告”

　　“我注意到了新《条例》的变化，但问题仍然没有解决的迹象。”10月20日，湖北省恩施州建始县法官黄志佳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称。

　　2007年5月，因所持的党校学历无法参加全国统一司法考试，黄志佳将中央党校告上了法庭。

　　据黄志佳介绍，1999年，他通过入学考试获得由中央党校建始辅导站颁发的录取通知书，并于2001年底，获得湖北省委党校颁发的法律专业本科毕业文凭。

　　获得党校文凭后，黄志佳不仅获得每月5元的工资增长，还在2004年得以升任基层法庭庭长和审判员职务。

　　意外发生在2006年4月，黄在报考全国统一司法考试时，因所持党校文凭不具资格被拒之门外。

　　“我曾多次致函湖北省委党校，希望能够帮忙协调。”黄志佳说，但湖北省委党校的回函建议其自行做当地司法部门的工作。

　　在与司法部门协商无果后，黄志佳写信向湖北省教育厅求助，湖北省教育厅的回复亦称，此类问题与教育部门无关，“党校办学属于非国民教育序列”，“应由承诺者自行解释”。

　　党校函授学历教育未经教育主管部门批准？身为法官的他气愤了，“这不是公然违反《教育法》吗？”

　　《教育法》规定，经过国家批准设立或者认可的教育机构才可颁发学历证书，而高等教育法则明确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主管全国高等教育工作。

　　2007年5月底，这位来自湖北省西部山区的法官将中央党校连同教育部、司法部一起告上了法庭。他在诉状中称，党校非法办学，违背《招生简章》中“享受国民教育相应学历的有关待遇”的承诺，构成欺诈。要求被告公开道歉，并赔偿损失20000元。

　　★ 党校学历遭遇尴尬

　　困扰黄志佳等人的难题，同样困扰着中央党校。

　　现实中，中央党校及部分省级党校所设的由国家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硕士及博士学位点，其所提供的学位教育与正规教育无异，而党校学历教育，虽包括大专、大本及研究生在职教育，由于未与国民教育体系接轨，其文凭至今未获国家正式认可。

　　多年来，围绕党校学历“待遇”问题，不同的部门一直有着不同的规定。

　　1983年，中共中央出台《关于实现党校教育正规化的决定》指出，各级党校的培训班、理论班根据入学前的文化水平和入学后的学制，所学课程，经过考试合格者，“取得同国民教育体系相当的学历和待遇”。

　　而1995年7月，原国家教委在《关于重申党校学历不应等同于国民教育学历的复函》中指出，党校学历不应等同于国民教育系列学历，不作为报考国民教育系列专科升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学历依据。

　　2000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面向21世纪加强和改进党校工作的决定》再次强调，党校学历“待遇参照国民教育相应学历的有关规定”。

　　“这种争议不可避免”，一直从事法律工作的黄志佳说，一面是党内文件，一面是国家法规，各执一端，而学员的利益被忽视了。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主任劳凯声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让教育行政部门去承认并不属于其监管范围的党校教育学历，于法于理都“说不过去”。

　　事实上，由于党校得到了各级党委系统的承认，党校学历在干部提拔使用、公务员考试中都没有障碍。但在某些专门考试中，如全国统一司法考试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党校学历并没有被认可，甚至高校科研单位评定职称时，也要求国民教育学历。
 
　★ 期待中的转机

　　2006年，浙江学员许丽英因党校专科文凭不被全国自考接受，曾将浙江省自考委员会告上法庭，历经两审，最终败诉。法院判决认定党校文凭不是国家承认的学历。

　　“不被国家承认就是违法。”许丽英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事情追究到最后就是党校函授学历的合法性问题。许丽英介绍说，因党校文凭被司法考试以及自学考试拒之门外而引发的诉讼并不罕见，而这些诉讼却无一例外遭遇败诉。

　　黄志佳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也称，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去年6月就收下了他的诉状，但迟迟没有开庭，“法院一直要求我补充证据”。

　　黄志佳说，为了推动案件进程，他几乎用尽了法律允许的一切手段，包括电话、书信催促，甚至信访举报、通过媒体曝光，但直至目前，仍然没有接到开庭通知。

　　据黄志佳介绍，因党校学历不能报考司法考试的不仅他一人，在建始县法院系统仍有相当多的法官因持有党校文凭不能报考司法考试。学员们本希望通过党校学历提升学历层次，但目前，这本红色的学历证书影响着很多学员的前程。

　　“不遇到被拒绝司法考试的事，谁会怀疑党校办学的合法性？谁会告中央党校！”黄志佳说，案件可能不了了之，但事情肯定要解决，因为涉及大量党校学员的合法权益，“党校、司法部、教育部，不管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其后果都不应该由学员来承担”。

　　新《条例》修改后，过去不被承认的党校学历能否得以“正名”？19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联系中央党校及国家教育部，两方均无正面回应。一位中央党校办公厅相关负责人在回复电话中称，“目前此问题尚没有一刀切的解决办法”。

　　虽然历史遗留的待遇问题尚无最终定论，但中央党校的函授教育的招生已悄然停止。今年1月5日，中央党校副校长石泰峰在中央党校2007年函授教育工作会议上称，从2008年开始，中央党校函授学院停止招生。“到2010年，全部学员毕业后，函授教育将停办”。

　　对此，官方的解释是，“党校函授教育为党的干部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现在，根据新的形势和要求，党校函授教育将完成其历史使命”。

　　高等教育研究专家认为，新的《党校工作条例》主动删除学历待遇的规定，是党校教育本位的回归，党校停办函授教育或许可以成为解决学历待遇问题的一个转机。这位专家建议，此后党校不再举办函授教育，而已经取得的函授文凭则通过一定的方式最终获得国家承认。

　　除了淡化学历待遇外，新《条例》对干部任职、晋升的表述亦有明显的变化

　　★ 党校学历的新变化

　　9月3日中共中央颁发《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条例》，在这份最新的党校工作规范性文件中，此前“党校学历可享受同等国民教育的有关待遇”的规定没有出现。

　　此前《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暂行条例》第18条规定，“党校学历是干部在党校学绩的一种标志。党校主体班次的学员，按教学计划要求完成学习任务，经考试考核合格者，取得党校学历，并作为担任一定领导职务的任职资格。中央党校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党校举办的学制二年以上的长期班次，学员学完必修课程，经考试考核合格者，授予党校学历，可享受国民教育相应学历的有关待遇”。

　　最新颁布的《条例》中，这一规定仅被表述为“党校学历是干部在校学绩的标志。党校学员按照教学计划要求完成学习任务、经考核合格的，取得党校学历”。新《条例》的这一变化，被学界认为是党校在对学历待遇有意识“淡化”处理。除学历待遇外，新《条例》对学历在干部任职、晋升的条件表述亦有明显变化。

　　原《暂行条例》中强调，“党校主体班次的学历，是任用干部的一个必备条件”。而新《条例》则规定，党校要加强对党员轮训培训情况的考核，把学员的学习、党性修养、遵守校规校纪情况的考核内容。考核情况将作为干部任职、晋升的重要依据之一。

　　此外，原《暂行条例》曾对函授教育作详细规定，而新《条例》取消了函授教育及函授教育学历的相关规定。知情人士称，这是因为从今年起，中央党校函授教育已不再招收新学员，党校函授教育也将被叫停。▲


分析称达赖放弃谈判言论意在推卸责任
http://news.sina.com.cn/c/2008-10-31/100416563548.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0月31日 新华网

　　● 达赖商谈前又玩把戏

    胆结石手术后首次露面 称“信心越来越淡薄”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廉海东 特约撰稿吴林发自新德里、北京 在中央有关部门与达赖方面即将进行第八轮接触商谈前，却再次向中央政府发难。美联社10月26日发出报道称，达赖喇嘛表示“已经放弃与中央政府的谈判”。美联社评论称，达赖这一公开发言的态度是“异乎寻常的”。

　　美联社这一报道的源头是，达赖喇嘛10月25日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出席西藏儿童村建校48周年纪念庆典时表示，“对中国政府的信心越来越淡薄 ”，因此“决定把属于全体藏人的问题交给民众来解决”。这是达赖喇嘛于10月10日在新德里医院成功接受胆结石手术后，第一次在流亡藏人前公开露面。但据达赖喇嘛的发言人后来解释，达赖的讲话“并不意味着放弃对话路线”。

　　10月2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表示，关于与达赖方面新一轮接触商谈的具体事宜，正在进一步沟通中。10月29日，本报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根据达赖喇嘛方面的请求，中央有关部门将于近期安排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回国进行接触商谈。

　　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尽管出现了拉萨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和“藏独”分子干扰破坏北京奥运会的严重事件，中央仍第三次安排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回国接触，希望达赖喇嘛方面珍惜机会，对中央提出的要求做出积极回应。

　　● 达赖放话的哀兵策略

　　在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胡岩看来，达赖喇嘛10月25日的放话无甚新意，“只不过是其惯用的哀兵战术而已。”

　　胡岩教授熟悉近代以来所谓“西藏独立”问题的来龙去脉，在今年拉萨“3•14”事件发生后，他发表了《所谓“西藏独立”问题的由来及其实质》等文章。今年7月，他还随中国藏学家代表团出访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介绍西藏的历史与现实。

　　基于自己的见闻，胡岩认为，越来越多的原先受达赖蒙蔽的西方人正在觉悟，国际大环境对达赖愈发不利。

　　此外，种种迹象表明，达赖集团内部的某些势力也在对他施以压力。本报记者在新德里获悉，反对达赖喇嘛所谓“中间道路”的声音再度浮出水面。

　　因此可以认为，达赖喇嘛在第八轮接触商谈前做出如上表态，无非是要为商谈可能的失败预先推卸责任，安抚其集团内部激进分子的情绪，并在国际社会面前摆出“哀兵”的姿态。

　胡岩强调，达赖喇嘛“适时地”表达对新一轮商谈寄予的希望不大，实际上是和以前一样，试图将商谈可能无进展的责任推给中央政府，并向后者施加压力。“但中央政府已经表现出足够的真诚和耐心了。从历史来看，达赖逃亡国外以后，其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职务一直保留到1964年。”胡岩回顾道。

　　自1979年以来，中央政府有关部门曾多次与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接触，多次重申中央对达赖喇嘛的政策，即：达赖必须真正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等。在上月接受美国《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法里德•扎卡里亚专访时，温家宝总理也再次重申，中央政府对达赖的政策数十年来始终如一。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印度、美国等国家与中国关系改善，国际大环境对达赖不利。他不得不改变调门，主动向中央政府表示“愿意放弃西藏独立回国”，后来又提出所谓的“五点”、“七点”方案。“中间道路”则是达赖从1984年开始提出的。

　　所谓“中间道路”，取表面之义，常被误解为介于中央政府对西藏行使主权与达赖集团谋求“西藏独立”之间。但是在一次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达赖的弟弟丹增曲杰却直接解读了其本意：“我们先求自治，然后把中国人赶走。”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胡岩提到，数十年来达赖的态度可谓摇摆不定。20世纪90年代前后，苏联东欧剧变，达赖以为中国也将步苏东国家后尘，于是不仅拒绝商谈，就连1989年中国佛教协会特邀其回国参加第十世班禅大师追悼活动也加以拒绝。“后来，目睹中国国力的日益强大和国际声望的不断提高，他才要求重启商谈。”胡岩说。

　　从2002年至2007年，中央政府与达赖的接触商谈每年举行一次。在拉萨“3•14”事件之后，中央政府更在5月与达赖的私人代表接触，并于7月举行第七轮商谈。

　　中央统战部负责人7月6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透露说，今年7月1日、2日，我部负责人同达赖的私人代表甲日•洛迪、格桑坚赞一行5人在北京进行接触。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副部长斯塔同甲日•洛迪一行进行了谈话。

　　据悉，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当时向达赖喇嘛明确提出“四个不支持”的要求，即不支持干扰破坏北京奥运会的活动，不支持策划煽动暴力犯罪活动，不支持并切实约束“藏青会”的暴力恐怖活动，不支持一切谋求“西藏独立”、分裂祖国的主张和活动。达赖私人代表表示接受中央的要求。同时，根据达赖方面的要求，7月双方的接触中还商定了下次接触商谈的时间。

　　“但这些商谈可以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胡岩说，“如果达赖不彻底放弃西藏独立或变相独立的图谋，商谈怎么可能有进展？”

　　● “还权于藏民”的背后

　　美联社10月26日还报道说，达赖声称自己将请“600万西藏人民”来决定西藏今后的道路。

　　胡岩认为，达赖声称的“请600万西藏人民来决定今后的道路”很可笑，“西藏人民早就决定了自己要走的道路，用不着达赖‘授权’给他们。”

　　至于达赖提出的在“大藏区”实现“高度自治”，胡岩认为根本不存在可操作性，而无论是“高度自治”还是所谓的“中间道路”，都只是其“西藏独立”立场的含蓄表达而已。

　　“除了西藏自治区藏族人口占92%以外，甘肃、青海、四川、云南等地的藏区还生活着很多其他民族的人民。这种民族分布的格局，是中国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达赖喇嘛把‘西藏’的概念扩大为中国所有的藏区，然后在这些地区实现‘高度自治’。那么世世代代生活在那里的其他民族呢？这岂不是在制造人权问题和民族问题？”胡岩反问道。

　　胡岩说：“虽然达赖最近多次暗示，如‘中间道路’无法实施的话，他将无法阻止暴力活动的发生。但他也知道，暴力活动与佛教的基本教义相抵触。那些公开支持暴力活动的人，在今日世界将会成为过街老鼠。”

　　“可以说，达赖现在看不到坚持自己的主张有任何希望。他或许想落叶归根，但是我们还需要听其言、观其行。如果他坚持其错误的立场，依然把自己的未来寄托在西方某些势力的支持上，那么，其代表与中央政府的商谈就很难有什么新的进展。”胡岩总结说。推荐《国际先驱导报》 ▲ 


中国从金融危机可吸取什么教训？
http://www.ddhw.com/readarticle.aspx?topic_id=1000&msg_id=70025

    2008-11-2 作者: 许波 中国表示将继续推动金融市场的改革创新。美国财政部官员说，北京如果因为当前的金融危机而放弃金融市场的改革，将令人遗憾。美国专家鼓励中国结合自己的国情，积极吸取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

　　◆ 麦考密克：中国不应放弃金融创新

　　中国央行宣布下调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零点27个百分点，这是一个半月之内中国第三次削减利率。与此同时，针对国际媒体报导的中国融资融券业务试点因金融市场风险而“暂时延期”的报导，中国证监会负责人出面否认，表示“融资融券工作在正常推进之中。证券公司的融资融券业务是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既定方针，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的这项金融改革措施引起巨大争议，其中的焦点集中在融资融券业务中的“ 卖空”交易可能引发的市场风险上。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戴维.麦考密克在香港发表演讲时表示，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正在当前的金融困境中吸取教训，并且很愿意同中国分享这些教训。但是麦考密克指出：“如果由于这次市场动荡，中国的决策人错误地放弃对金融创新的追求，将令人感到遗憾。”

　　◆ 老师和学生的位置应置换？

　　2006年建立的美中经济战略对话机制的目标之一，就是美国帮助中国金融体系逐步向完全的市场机制过渡，至少美国官员和大部分学者都是这样看的。但是目前这场起源于美国，横扫西方发达经济体的金融风暴却使得西方“老师”的地位显得有些尴尬。中国一些经济学家纷纷表示，金融危机的一个主要根源就在于政府放松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有些专家甚至断言，“老师”和“学生”的地位应当置换，美国需要向中国政府监管和控制金融体制的模式学习。有些媒体更撰文指出，目前的金融危机标志著自由市场为导向的资本主义的死亡。华盛顿智囊机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盖保德指出，这次金融危机教训沉重，但是它并不像许多发展中经济体的报导所说得那样，意味著西方市场为导向的金融体制的破产，相反，金融危机为美国等西方经济体提供了一个改革和完善现有机制的契机。

　　他说：“在国家监管和自由竞争的认知方面的许多重大进步都是在危机的过程中实现的。通过危机，我们认识到有些方面做得过火，而有些方面还做得不足，所以我们才能纠正失误。美国、欧洲和日本的金融体制并非十全十美，它们也需要加以完善，更好地发挥职能作用。”

　　◆ 盖保德：政府监管对中国很重要

　　至于西方的金融市场机制和中国的国家监管模式孰优孰劣的问题，盖保德认为，由于中国的经济水平和金融市场的发展与美国等发达国家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因此两种体制没有可比性。不过这位著名的中国经济专家相信，鉴于中国总体经济发展和金融市场尚处于不发达阶段，中国不必忙于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经验，相反，政府监管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

　　他说：“很显然，在发展的初期阶段，你需要更强大的政府监管的作用，尤其在基础设施为主的公共项目和战略部门的投资方面，市场因素不能发展太快，因为中国是在从非常低的起跑线上追赶其他国家的，所以在现有阶段，政府监管的作用非常重要。”

　　◆ 利维：不能停止金融改革

　　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常驻研究员菲利普.利维则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他表示，中国包括金融体制在内的市场经济改革一路走来，历经千难万险，好不容易发展到今天初具规模的程度。如果北京消极地从美国金融危机中吸取教训，停止金融市场的改革，那么中国取得的成就将半途而废。

　　利维说：“金融市场最终要做的无非是最大限度地合理利用经济资源的问题，从长远来看，市场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要远远好于政府。不错，市场难免会犯错误，人们也为此付出了代价。但是归根结底，如果你要促进增长和生产率，市场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中国需要这种机制来重新分配经济资源。” 说到建立在市场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制度，利维坚信，经过不断调整和完善，它仍然是最好的一种经济制度。利维指出，过去30年中国所取得的傲人的经济成就证明了这一点，中国人从脱贫到实现温饱的小康社会，以及未来进入发达阶段都离不开这种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经济制度。来源: v o a ▲


俄媒：我们落人中国陷阱，出现不满中俄石油协议声音
http://www.topyl.com/bbs/thread-483725-1-1.html

【俄罗斯《独立报》10月30日报道】题:俄罗斯落人中国陷阱

　　根据周二俄中总理会谈结果签署的文件墨迹未干,中俄两国所达成的协议便遭到了俄罗斯企业家和专家的严厉批评。石油天然气设备制造商联盟反对关于中方向俄提供信贷以购买中国钻探设备的协议。

　　专家则指出,协议将俄国与中国联系得过于紧密,北京今后会借此向莫斯科提条件。

　　根据两国间达成的协议,中国进出口银行将向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提供3亿美元贷款。这笔钱将用于中长期支付售俄的中国设备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保险服务费用。昨天,俄罗斯钻探设备制造商强烈反对该协议。他们相信,为购买中国钻探设备而借进大额贷款,会打击到俄罗斯石油天然气机械制造业。许多企业将减少就业岗位,收缩发展计划。

　　该份声明嘲讽地指出中国在向本国钻探设备出口商提供国家扶持方面的高效工作。由于中国采取了这种办法,俄罗斯钻探设备“被成功挤出中亚市场”。

　　对于俄罗斯将从中国伙伴那里获得150亿美元贷款以交换长期对华供油,专家指出,一种反常局面正在形成。一方面,据央行估算,俄罗斯今年的公司外债已超过5300亿美元,同时,因国际金融和证券市场危机而出现的再贷款问题,俄罗斯许多大公司濒临破产。另一方面,俄罗斯石油公司和石油管道运输公司却在政府许可下,准备更深地陷入债务泥潭。

　　此种情况令专家困惑,还因为俄罗斯从西方引进贷款时的一个主要原则被打破——除资金外,国内企业还可获得现代化的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而中国伙伴则不会在这三方面给我们任何惊喜。

　　前央行副行长谢尔盖邛可列克萨申科表示相信,中国人将以十分优惠的条件放贷。他推测,“贷款将是长期的,利率会很低,可以主要通过供油来偿还”。但阿列克萨申科认为,中国人给俄罗斯伙伴设下了一个“美丽而又高明的陷阱”。他们使俄罗斯同意引进中国的工人和设备。最终,俄罗斯石油公司将严重依赖中国市场,并不得不以中国伙伴提出的价格向他们供油。▲


陈江会金融座谈 两岸互探底牌
http://www.stnn.cc/hk_taiwan/200811/t20081102_890594.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08-11-02【星岛网2008-11-02讯】陈江会后的金融座谈会被视为马政府上台后两岸金融互动的关键性接触，台湾一方面担心泄协商底牌，对座谈会信息保密到家，但一方面为拉抬市场信心，也传达希望签署金融监理备忘录(MOU)期待，显示台湾金融产业对大陆市场的渴望已飙到最高点，却又难掩开放底牌非操之在我的无奈。

　　据台湾中央社报道，陈江会下周即将登场，不仅海协会长陈云林的行程只到1日才公布，被金融业高度期待的两岸金融座谈会内容，包括讨论议题、出席名单等，也同样被高度保密。

　　金管会日前终于透露有中国银行、工商银行两家行长将出席，稍后却表示无法透露这两位行长的名字，既然讲了哪家行长要来，又无法大方公布名字，座谈会前弥漫一股怪异的气氛。

　　金管会日前表示，这次陈江会的焦点是两岸直航，金融座谈应不会涉及签定MOU等具体合作内容。

　　不过，隔天针对立委质询陈云林下周离台前能否签署两岸金融备忘录，台湾的行政院长刘兆玄却表示，希望能够做到，并希望签约速度越快越好。

　　金管会偏保守的态度背后，透露一只备忘录涉及敏感政治范畴，及台湾金融业比大陆金融业更需要开放的谈判劣势。行政院释放利多期望的背后，则凸显新政府想藉由MOU刺激市场信心，透过二次陈江会打铁趁热，一并带动两岸金融的合作新契机。

　　报道称，本来国际间金融往来不需大费周章签署MOU，但两岸基于特殊政治关系，现状下，两岸金融监理机关无法进行沟通，遑论监理机制，因此才需要签署金融、证券等相关监理合作备忘录。

　　其实过去扁政府时代，三四年前两岸就曾尝试签署金融监理合作备忘录，但因内容涉及“台湾地区”等主权敏感字眼，最后不了了之，两岸金融对话也从此停摆至今。

　　财经官员透露，这次两岸金融座谈会虽然时间短促，双方人马恐只能交换名片、寒暄，顶多点出双方关切议题后就结束了，却是互相打探底牌的关键性接触，“大家都想打探对方能开放些什么、开放到什么程度”。

　　至于是否签定MOU，搁置争议成最关键的谈判艺术与技巧，财经官员表示，只要双方谈的顺利，要搁置争议就很容易，金融MOU也能顺利签定，甚至不需要到正式的MOU，有互信、合作互利基础下，建立监理机制的方式可以很弹性，从信函、MOU到最正式的协议、条约都有能做。

　　报道举例称，岛内银行到大陆设分行，若大陆银监会对该分行的财务有疑虑，就可透过监理机制向台湾的金管会取得母行的相关资料、或查证，相同的，若开放大陆银行来台开办业务，金管会也可随时与大陆银监会联系，确保金融监理顺畅。

　　报道称，下周两岸金融研讨会将是新政府上任后，两岸就金融议题交锋的初体验，台湾方面希望大陆能松绑其QDII（合格境内投资者）来台投资限制、让现有七家国银在大陆的办事处升格为分行、承办人民币业务等，不过，财经官员坦承，要求开放必须有足够的筹码与诱因，最后底牌恐非操之在我方。

　　二次陈江会给予金融产业十足的期待与想象空间，台湾的副总统萧万长日前接受媒体专访已直指，两岸有必要签署金融监理备忘录。

　　陈江会后，11月底即将在大陆北京举办一场两岸金融学术研讨会，为台北金融研究发展基金会等民间单位举办多年的年度会议，二次陈江会后也还有三次陈江会，下周两岸金融座谈会无论交出什么成绩单，都是两岸金融监理机制能否尽速签定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