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胡总书记为什么强调“党校姓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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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人民网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27日上午在同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代表座谈时发表重要讲话。笔者注意到，在这次重要讲话中，总书记提出了各级党校应该树立“五种意识”，还特别强调了“党校姓党”的原则，听了让人振奋。　

“党校姓党”，这一亲切的话语，让多少人想起了曾经在党校学习的岁月。党校姓党，这也意味着党校不应该是发文凭和官帽的地方，它是圣洁的校园，是培训干部的摇篮。

二十四年前，刚过而立之年的我，有幸参加过市委党校（当时是地委党校）的党政干部大专培训班学习。当时说是培养“第三梯队”后备干部，并且要统一参加成人大专高考，党校的录取分数线竟然比相同级别的其他高校还高，录取名额也很少，我们县第一期才四人。可是脱产学习两年后，除了拿到了大专文凭，工作八九年还是一个参加学习前的股长。面对后来许多人不用脱产，两年、甚至一年，就可以直接拿到党校的大专或本科文凭；面对许多人对我党校毕业为何没戴一顶官帽的质疑眼光，更面对社会上对党校文凭低质量、粗制滥发的议论，我甚至不敢提、也羞于与一些党校“学友”为伍，甚至不敢大声说自己的大专文凭源于党校。

今年以来，党校文凭再度在网上受质疑，但我估计，这“历史”造成的事儿，大概不会一风吹，过去常有所谓的“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或者说：“过去算了，今后不搞。”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估计从这一次党校会议后，各级党校，实在不应该再将精力放在发文凭上，而应该充分发挥党校培训轮训领导干部的主渠道作用，真正如总书记所要求的那样：“各级党校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现实需要，紧紧围绕继续大规模培训干部的战略任务，努力使经过党校培训轮训的领导干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素质、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水平方面有新的提高，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能力，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能力，总揽全局、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治党管党、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方面有新的增强。”

因此，“党校姓党”，党校就应该是注重培训而不是再滥发文凭，注重领导干部人品、能力、水平的提高而不是文凭的提高。

“党校姓党”，各级党校就应该增强办好党校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结合实际创新路，加强培训求实效，内部管理有规章，党校要像党校的样。

想当年参加党校学习时，别说是如某些贪官在党校学习期间能出国、出境旅游、赌博，就是请假，也很难获准。我们县一位女学员，怀孕后一直到寒假才为生产才多请了六天假，那时没有双休日和国庆、五一等长假，因此许多学员结婚也只能推迟至寒暑假。可后来，一些党校不仅搞起了“自律、自控、自我管理”放任自由，官员党校期间的各类丑闻一再发生，党校周边也应运而生各种“公关”“娱乐服务”“宾馆酒店”等等，灯红洒绿下的共产党员，不强化监督与管理，难道一个个真的是“特殊材料制造”的人？

党校既然姓党，党章党规面前就应该一律平等，党就不承认有特殊党员和学员。从严治党在党校得到了落实，理论联系实际地学习培训，新时期党的建设的工程才能真正得到加强。

党校姓党，党校就要充分发挥党的理论武装工作的重要阵地作用，党校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主课，学员就必须真学、真懂、真信、真用。现如今一个个“出事”的官，他们都经过党校的培训，但他们却不信马列信鬼神，不信社会主义甚至怀疑“红旗能打多久？”，因此，一个个拜倒在鬼神菩萨脚下，拜倒在石榴裙下，将子女家人甚至情妇送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履行国际主义义务，自己再裸体作官。有的官员被曝在党校学习期间，还认真读股票大全、麻将大全、风水学大全、甚至其他“黄书“、“禁书”，个别教员也利用党校教坛推销自己或西方“私货”，有的甚至外出讲学时根本忘记了自己还是一个党校教员。诚然，解放思想是应该的，但你这质疑，那“过时”，那么，请问，马克思主义理论，还管用的、没过时的到底有那些呢？你总得讲一讲什么原理还用得着，还可以信，还不过时吧？否则，你让人们如何真信？

  “党校姓党”让人振奋，还意味着如果党校真能不断培养造就一支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善于治国理政的干部队伍，我们国家就大有希望，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真正会充分地显现出其巨大的优越性来，我们党的理论创新，就有党校这块阵地，有了党校培养出来的一批批生力军，党的事业就会不断地兴旺发达，党就一定会更好地领导全国人民，谱写幸福生活的新篇章！▲


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变种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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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0-28 作者: 郑永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新自由主义逐渐崛起于西方。新自由主义主要是对当时存在的两种局面的反动。

      ◆ 第一，是对西方国家本身的国家干预主义政策的反动。自 30年代经济大危机之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各国普遍实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例如美国罗斯福总统实行的“新政”。在经济学说上则表现为凯恩斯主义的兴起。

　　◆ 第二，也更重要，是对当时苏联版本社会主义的反动。现代新自由主义先驱人物海耶克当时发表的《通向奴役之路》很形象地展示了自由主义的核心观点，那就是国家权力尤其是过度的国家权力的存在是人类通向奴役的道路。如何应对强大的政治权力成为新自由主义得核心课题。

　　正如另外一位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弗里德曼所强调的，人们的政治自由必须由经济自由加以保证，或者说如果没有经济自由就不会有政治自由。

　　● 创造了奇迹也演变成危机

　　新自由主义是英国首相撒切尔和美国总统里根经济政策的哲学基础。表现在实际政策上就是私有化和减少甚至取消国家对经济的监管。

　　尽管英美两国的经济改革在国际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在这两国之内并没有多少影响，用中国话来说就是“雷声大、雨点小”，尤其在英国。因为有民主制度的存在，撒切尔很难收回和取消人们已经得到的各种社会主义的权利。

　　新自由主义真正有效的第一个实验场并不在西方本身，而是在拉丁美洲，即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皮诺切特用专制权利压制人民各方面的权利，为资本创造了民主社会不可能存在的有利条件。

　　客观地说，新自由主义因为赋予资本至高无上的权力，其既为智利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也为这个国家的社会分化和动荡播下了种子。

　　里根和撒切尔之后，新自由主义哲学仍然有很大的力量。一方面是因为刺激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没有经济自由，没有资本的推动，任何国家的经济很难得到快速的发展。另一方面当然是因为新自由主义代表的是资本的利益，资本是其背后最为强大的物质经济支持力量。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金融资本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作用越来越巨大，新自由主义也很快在金融经济中找到了最有利于施展自身力量的场所。

　　很多年来，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权势人物如美国联署局的格林斯潘有效地减少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取消对金融部门的政府规制。没有任何有效规制的资本因此得到了充分的自由，在很短时期里创造了世界经济的“奇迹”。但是好景不长，没过多少时间，终究演变成为今天的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

　　● 中国政策的新自由主义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哲学对中国的影响也不小。尽管中国经济学界内部有不少争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到目前为止，新自由主义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主流话语。

　　中国的学者和一些决策者接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有其深刻的背景的。中国的新自由主义一方面是对毛泽东时代计划经济的反动。当经济发展取代了阶级斗争哲学的时候，如何驱动经济发展成了中国方方面面的关切。资本和市场的力量也就显现出来。

　　在计划经济时代，没有市场，没有资本，经济发展没有动力。要发展经济就必须给资本和市场予空间。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往往把资本和市场的作用推至极端。

　　从理论上说，中国向外开放的时期正是新自由主义在西方方兴未艾的时候。无论是出国考察的学者和官员，还是在西方留学的学生，大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这些人回国后，把新思想带到了中国，所谓的主流经济学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当然，如同在其他任何社会，中国也不乏原教旨主义式的新自由主义信徒。

　　新自由主义也表现在政策的很多方面。应该说，并不是所有强调市场和资本的政策都可以称为新自由主义，因为如上所说，要发展，就需要市场和资本。

中国的一些政策之所以具有新自由主义性质，是因为这些政策具有一些特殊的特征。

    ◆ 特征之一为：效率就是一切。达到效率具有很多途径，但在新自由主义那里，资本至高无上，资本是达到最大效率的唯一手段。

    ◆ 特征之二就是动用政权的力量来为资本开路，为资本提供各方面的条件使其利益最大化。

    ◆ 特征之三就是忽视普通人民的权利。这是把资本的利益推至极端的必然结果。

　　新自由主义从80年代后期就开始影响政府政策。最先表现为一些意在进行激进改革的企图，例如价格闯关。价格闯关立刻导致了很多负面的社会难以消化的后果，例如物价上涨。加上官员腐败等因素，最终导致了1989年的那场政治危机。

　　但是整个90年代是典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政策占了主导地位。邓小平南巡之后进行了激进分权，在内部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在外部使得中国的发展道路完全和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区别开来。

　　● 把财富送入少数人之手

　　然而在90年代中期之后，原来设计得好好的“抓大放小”战略在各级地方政府那里就演变成为恶性私有化，主要表现在地方各级官员和资本结合在一起，一方面导致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另一方面是企业工人的权力的被任意剥夺。

　　在外部关系上也有类似的表现。例如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上，中国作了过分重大的让步。要意识到的是，负面的结果是让整个中国社会尤其是弱势群体来承担的，而非政府本身。

　　不管怎么说，在所有那些具有新自由主义特征的政策中，资本权力和政治权力总是结合在一起的，而社会力量则被排挤出决策过程之外。

　　对新自由主义必须进行客观的评价。在早期，中国的政治环境迫使改革者不得不去过份强调新自由主义经济精神。如果没有资本的冲击，很难想象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会如何才能被转型。

　　如同其他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一样，新自由主义在给中国带来了具大的经济财富的同时也把这些财富送入了少数人之手。新自由主义使得人们在得到一些权利的时候，也加速了其他方面的权利的损失。不计一切代价的经济发展为中国造就了一个地地道道的资本时代，但环境、安全、道德等等人来社会赖以生存的要素被破坏甚至被摧毁。

　　资本很重要，为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市场经济更是人类追求财富增长的最有效的手段。但如果把资本和市场的作用推至极端，毫无节制，就会对社会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

　　更有甚者，一旦资本和权力相结合，那么就会产生极端的腐败。在西方，新自由主义被普遍视为是反民主的。资本（尤其是全球性资本）影响所有人，但资本的所有决策不受制约，既不受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的制约，更不受人民的直接制约。

　　● 社会主义的一些因素再度抬头

　　人们也观察到，在非民主国家，新自由主义是阻碍民主发生和发展的，因为资本需要的是政治权威所提供的秩序和稳定。

　　新自由主义导致金融领域的大危机。在西方，资本的权力正在得到节制，各国政府正想方设法通过规制资本而抢救资本。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主义的一些因素不可避免地得到体现和发展。这并不使人惊奇，因为社会主义的产生本来就是回应极端资本所带来的弊端的。

　　同样，在中国，如果变相的新自由主义得不到纠正，那么就会演变成一场无颜色的革命。因为资本权力和政治权力往往结合在一起，社会力量没有有效的机制来参与和影响重大决策，这使得纠正资本的弊端更加困难。

　　本世纪初以来，中国领导人力图纠正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资本至上的局面，提出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这无疑是一个能够影响中国社会长远发展的大决策。但是，要把这个政策理念体现在各种政策中去，转化为具体的制度来规制资本和政治权力，达到社会、政治和资本的均衡和谐状态，还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来源: 联合早报


前苏联何以成为经济大萧条中的大赢家？
http://www.ddhw.com/readarticle.aspx?topic_id=1000&msg_id=69777

    2008-10-28 作者: 孙力舟 当前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经常被国外媒体拿来和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相提并论。那么，中国在这波金融动荡中能否有所作为，化“危”为“ 机”呢？在这方面，大萧条时期的历史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当时，有一个大国不仅没陷入危机，反而出现了经济高速增长，这就是当时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 苏联。

　　● 1.西方闹危机，苏联获良机

　　1921年，俄国终于结束了长达7年的一战和内战。到1926 年，在“新经济政策”推行5年之后，工农业产量已经达到1914年一战以前的水平。1928年，苏联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在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席卷西方各国的时候，苏联正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前期。西方的经济危机，恰恰成了苏联大国崛起的良机。

　　当时的苏联采取了下面的对外经济政策：

　　◆ 第一，引进技术。

　　1929年，苏联同西方专家签订的技术援助协定已达70多个项目，涉及冶金、工业机械、金属加工、燃料动力、石油化工、交通运输、农业机械、农业灌溉工程、汽车、轮船和飞机制造等多个重要经济部门。截至1931年，苏联接受技术援助的项目增加到124个，总值为8300万卢布(当时，1卢布约合0.5美元)。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立的一大批现代化骨干企业，尤其是在钢铁、机械、燃料动力、化工、汽车、拖拉机、飞机、造船等新的工业部门，许多是利用西方先进设备技术，甚至是在外国专家的直接帮助下建立的。据美国人萨顿《西方技术与苏联经济的发展(1930～1945年)》一书介绍，斯大林曾说，“在苏联，约有2／3的大型企业是在美国的帮助或技术援助下建成的……其余的，也大多是在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的技术援助下建立的。”

　　◆ 第二，大量进口机器。

　　这个时期，苏联成为世界市场上机器的最大买主。1931年，美国出口的机器设备中，有50％是卖给苏联。1929 ～1930年，英国机器出口总量的70％是销往苏联，到1932年这个数字为90％。1931年，世界机器出口总量的 30％是销往苏联，1932年这个数字上升到50％。在苏联的进口总额中，1929年机器设备的进口占了30.1％， 1932年则高达55.7％。1929～1932年，苏联进口机器设备的资金总计60.1亿卢布。

　　◆ 第三，重视“智力进口”。

　　西方在经济危机中，出现了大量的失业技术人员，他们被招聘到苏联工作。1932年，在苏联工作的外国专家达1919 人，技术人员10655人，分别比1928年增加了4倍多和20多倍。同时，苏联也通过“技术援助协定”等渠道，派遣人员出国学习。1929～1933 年，仅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派往国外学习的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就达2000人。

　　◆ 第四，吸引国外贷款。

　　1929年之前，西方大国都不愿贷款给苏联，即使贷款也附有苛刻的条件。但西方在经济危机中出现了大量的过剩资本，使得苏联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处于有利地位。1929～1931年，苏联先后从德国、奥地利、英国、意大利、美国、芬兰、日本、挪威、瑞典、丹麦、比利时、法国等十几个国家的私人银行获得贷款，到1933年底，苏联获得的贷款总计已达14亿卢布。

　　◆ 第五，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提出合作共赢的建议。

　　1933年6月，苏联在伦敦召开的世界经济会议上，提出一项发展对外贸易，加强国际经济合作的计划，建议西方国家向苏联提供长期贷款，以保证苏联正常出口，苏联则准备在短期内向国外提供总值约为10亿美元的订单，并可能在近期内购买1亿美元的有色金属，2亿美元的黑色金属，约1亿美元的纺织品、皮革原料和橡胶，约4亿美元的设备和5000万美元的消费品。这些建议，既有利于苏联经济发展，也有利于西方国家缓解危机，应该说展现了在国际舞台上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 2.错误政策导致乌克兰大饥荒

　　大萧条时期，苏联的一些经济政策也有争议：

　　◆ 第一，加强对外汇和关税的管理，构建经济安全的“防火墙”。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一度允许有限的私人外汇业务，1930年则实行了对外贸、外汇、关税在国家垄断下进行严格管制的制度，完全取缔外汇和有价证券交易所的一切活动。这一临时性措施在当时有利于防止金融危机向苏联本土扩散，但在国际经济危机结束后，特别是在二战后没有放宽，反而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经济应有的重要特征。这些稳定经济秩序的积极措施，最终转变为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

　　◆ 第二，逐步取消租让制度，赎买外资企业。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曾鼓励外资以租让企业的形式在苏联存在。1930年，苏联颁布了废除租让制的法令。在大萧条期间，苏联利用外资的方式，逐渐由吸收外国直接投资为主，变为向国外借贷和有偿技术引进为主。但借外债需要支付利息，容易造成偿还压力；有偿技术引进的效果，往往不如开办合资企业，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直接学习。苏联日益孤立于发达国家扩大相互投资的潮流之外，长远来看阻碍了经济发展。

　　◆ 第三，初级产品价格暴跌，却扩大出口。

　　斯大林当时判断，下一次世界大战正在酝酿。因此，他要求全党全国人民必须努力在10～15年内基本完成工业化，为此不惜忍受暂时的艰苦生活。苏联为了加速工业化，不得不依靠农产品和原料出口来换取外汇，以支付机器设备等进口费用。当时国际市场上的农产品和原料价格都暴跌，苏联却扩大出口，因此蒙受巨大经济损失。特别可怕的是，苏联扩大农产品出口时，国内农产品大幅减产。而随着工业化的进展，需要供养的城镇人口却大量增长。

　　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中，粮食、肉、奶的供应都严重短缺，不得不开始凭证供应。这样，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不大，一些地区有所下降，乌克兰甚至出现大饥荒。乌克兰在20世纪90年代独立后，议会通过了“以反人类罪谴责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政府在乌克兰政策”的法案。

　　● 3.苏联是大萧条时期的大赢家

　　苏联人民的艰苦努力和苏联领导人基本正确的对外经济政策，使得苏联成为大萧条时期的大赢家。

　　到1932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苏联的工业产量已从世界的第五位上升到第二位。这一惊人的激增不仅是因为苏联生产率的提高，也是因为大萧条造成的西方各国生产率的下降。1933年与1928年相比，美国工业生产下降了44 ％，德国下降45％，法国下降25％，英国下降20％。从当时标志国家工业实力的重要指标——钢铁产量来看，苏联的生铁产量从1928年的330万吨增加到1932年的620万吨，钢产量从430万吨增加到590万吨，轧钢生产从340 万吨增加到440万吨。机器制造业的水平也达到世界第二位。

　　与苏联经济的高歌猛进相对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影响力也随之上升。

　　在西方经济崩溃的同时，苏联的成就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社会主义不再被看作空想家的美梦，而被认为是发展中的事业。美国著名新闻记者林肯•斯蒂芬从苏联回国后发表声明：“我看到了未来，它行得通。”在西方大量失业的情况下，苏联在1930年消灭了失业者。1931年，世界各地所有人都在认真思考并坦率讨论着西方的社会制度也许会失败和不再起作用的可能性。

　　1933年，美国共产党领导人威廉•福斯特参加总统竞选，获得了美共有史以来的最高选票。当时，美国失业工人甚至到苏联驻美使馆排队领取签证。德国共产党主席台尔曼在1932年的德国总统选举中排名第三。

　　当时的法国《时报》写道：“共产主义正在用极快的速度完成改造事业……布尔什维克在和我们的比赛中成为胜利者。”

　　1933年，美苏复交的谈判在华盛顿举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先后与美国总统罗斯福、国务卿赫尔和代理国防部长摩根索会谈，双方表示遵守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互相保证不支持旨在反对对方政治制度的一切活动。1933年11 月16日，美苏宣布恢复邦交。与美国关系的正常化推动了其他国家与苏联关系的改善。1934年，苏联加入国际联盟，并成为国际联盟行政院的常任理事国。

　　● 4.苏联总结出错误的“经验”

　　斯大林执政前期的苏联，本不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家。但苏联后来却很少提及对外经济关系对“一五”计划的重要作用。1960年苏联社会经济出版社出版的《苏联国民经济史讲义》，就突出表现出这种倾向。该书总结说：“苏联不能指望资本主义国家的帮助。资本主义国家竭力阻碍和破坏我国的工业化……社会主义工业化积累资金的惟一方法是依靠内部源泉的资金积累。”于是，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对外贸易又恢复到较小的规模。

　　苏联在大萧条中的经济政策，对今天的中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不过，也要注意到，目前发生的只是国际金融危机，尚未引起全面的世界经济危机，特别是没有引发全球性的物价暴跌。像苏联当年那样大买技术、机器设备的条件尚不具备。不过，苏联的一些经验教训还是很有启发价值的。

　　苏联能基本避免大萧条的冲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实行了前无古人的五年计划。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并非简单的转轨，而是制度创新。笔者认为，建立适合本国在一定时期内具体情况的体制，而不迷信某种在别国曾经成功的制度，是战胜危机的关键。

　　另外，大萧条中，迷信自由市场的西方国家损失惨重。苏联当时处于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公有制经济与民营经济相结合的阶段，却获得成功。然而，苏联后来却错误地总结“经验”，走上单一的计划经济道路。而西方国家则加强了国家管制，逐步在经济发展上超过苏联。来源: 青年参考 ▲


国际先驱导报：中国应大胆说出自己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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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10-27：11月份全球金融峰会在即，回顾鸦片战争以来近两百年的历史，这还是中国首次完全凭借自己的实力赢得了对制定新的国际金融与货币体系的发言权。

　　国际先驱导报评论文章认为，在这场“美国制造”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亚洲和其他几乎所有发展中或新兴国家的声音均异常微弱。世界只听到“保尔森救市计划 ”、“布朗国有化银行行动”和“萨科齐倡导国际金融峰会”等欧美发达国家的嗓门。更令人关注的是，如果深入观察和研究美欧在这场危机中的微妙立场，即可发现——一场争夺未来金融和货币主导权的“准战争”可能激战正酣！亚洲、特别是中国的动向在这场势均力敌的货币战争中便身不由己地变得举足轻重。

　　● 欧洲等待中国的声音

　　欧洲方面显然对亚洲寄予厚望。从此次亚欧峰会欧洲国家领导人几乎倾巢而出即可窥一斑。法国总统萨科齐更是清楚，他所倡导的国际金融峰会如果没有中国参与的话，将注定失败。欧洲是世界最大的经济实体，而亚洲则有着美国两个主要债权国中国和日本，两大洲人口占世界几乎一半、国民生产总值占全球 60%……种种迹象表明，欧亚携手，将无疑有助于国际金融峰会勾划出“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大致轮廓。回顾鸦片战争以来近两百年的历史，这还是中国首次完全凭借自己的实力赢得了对制定新的国际金融与货币体系的发言权。

　　欧洲之所以需要亚洲，最根本的原因是欧洲采取了与美国完全不同的危机应对方式，并认为现在已经到了构建“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积极思考欧元、美元和亚洲货币之间关系的时候了。这与美国坚持绝对自由市场主义，特别是拒绝对金融资本主义进行规范化的既定方针，针锋相对。亚洲何去何从，显然将会在欧美平衡的天平上起到最终的决定性作用。

　　● 中国发言权不需要用金钱来交换

　　中国应该在国际金融峰会上如何捍卫自己的近期与长期利益，显然是一个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所谓“中国的发言权要用金钱来交换”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参与国际金融峰会并不意味着中国必须出资帮助美国救市。法国对这次金融危机的介入不可谓不深，国际金融峰会就是萨科齐总统的主意，但法国并没有向美国投入一分钱。法国力邀中国参与国际金融峰会，主要是需要中国参与共同“埋葬”以赢利为目的而疯狂投机的国际金融现存体系，并共同构建新的金融与货币体系。

　　“弱国无外交”多年来一直是一个误区。弱国才需要外交。列强在历史上从来都是颐指气使，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弱国才需要在艰难的条件下进行生存博弈。今天的中国已非弱国，因此应该在历史关键时刻，在清算旧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构建新的国际金融和货币框架之际积极参与，而非袖手旁观，任由他人去制定规则，我们再去无条件地执行……

　　目前，国际金融界对美元、欧元未来的走势，特别是对拥有最强大外汇储备的中国的人民币，将如何在新的国际金融与货币体系中各自扮演一个合适的角色，形成一种新的有利于各方的平衡，均心中无数。

　　● 历史抛给中国一个机会

　　这是一个硕大的问号，如果说中国对此问题目前尚有争议或观念未成熟的话，至少有几个领域是可以发出强烈信号的。

　　◆ 首先，应该支持严惩危机始作俑者的倡议。目前只有法国总统萨科齐对此提出了相对明确的看法。如果不能将危机制造者绳之以法，就很难给未来的全球金融与货币体系树立一个先例。那么国际金融投机势力仍然会找到足够的方法来追逐滴血的利润。今天，人们越来越怀疑，次贷危机是有意行为，发行这一“有毒债券”者（目前已经被起诉，不过罪名是“虚假广告”、“欺诈”等）得到了美国金融掌权者的支持。目前，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在开始着手调查。

　　◆ 其次，应建议对目前的金融机制进行全面审视，重新制定更为健康的投资规则。法国总统萨科齐建议今后所有的资本投资均应“限制在实体经济上”，而非以纯赢利为目的的投机上。事实证明，没有法律针对造成后果严重的金融投机行为进行制约、规范的话，金融投机行为就必然会不断地制造出越来越严重的危机。目前全球股市的激烈动荡，就是因为诸多金融投机手段均依然在运作，如买空卖空、期货交易等等。尽管这些金融运作方式对经济的发展一度有推动作用，但当其形成某种纯以投机为目的的金融手段时，其性质就发生了根本变化。

　　◆ 最后，由于贸易平衡的需求，可能中国仍须购买美国债券。但在爆发了全球金融海啸之后，中国是否应以债权国身份要求某种担保？美国政府可以担保其银行，何以不能担保外债的偿付保证呢？在这方面，已经出现很多建议，包括黄金担保、用美国在华企业的股权担保等等。有关方面是否应该认真思考这种可能性？

　　历史给了中国一个机会，就看中国是否有足够的智慧来回应历史。来源: 中评社 ▲


瞭望东方周刊：金融危机是一次合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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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10-28 作者: 卢波 肖强       

　　● 金融危机祸起货币战争？

　　世界各国政府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联手救市，出手动辄以千亿美元计。目前次级债券衍生合约的市场规模被放大至近400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7倍之高。这笔巨大的负资产，怎样用现实的财富来填补？

　　● 金融危机是一次合谋

　　在整个次贷危机中我看不明白，日本、东南亚、欧洲、美国现在都在赔钱，到底谁赚走了这些钱？怎么赚的？这些钱在什么地方？

　　2007年12月，39岁的宋鸿兵从美国华尔街回到北京，在西直门附近的宏源证券从事国际金融战略分析和金融创新业务;几个月后，他在美国工作过的两个 “单位”“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突然成了国际财经新闻的当红明星——这两家后来被美国政府接管的金融机构，引发了一系列信用危机，将“次贷危机”扩张为吞噬华尔街五大投行并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

　　宋鸿兵说，他选择那个时机离开这次金融风暴的中心，并非纯属偶然。如果别人这么说，难免有事后诸葛的嫌疑，但宋鸿兵没有这个顾虑，他于2007 年6月出版的畅销书《货币战争》中，已经预言了具有政府背景的“两房”一系列逆市操作手法将带来一场金融灾难。书中引用了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委员、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威廉•波尔的警告：“当金融危机出现时，政府特许机构的短期债券会在短短的几个小时、最多几天之内完全丧失流动性。所有投资者同时逃离时，谁也跑不掉。”

　　该书刚问世的时候，读者只是把这个预言当成一个跟罗斯柴尔德家族操控拿破仑战争胜负类似的传奇故事， 没料想它转眼就成了现实。

　　● 被“瞒报”的风险

　　一个事关数以亿计的美元、迫在眉睫的预警，只能放在畅销书中，被老百姓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多少有些令人扼腕。为什么全球几万名每天眼睛紧盯着金融风险的经济学家和分析师，对这个黑洞却会视而不见？

　　宋鸿兵认为，对业内人士而言，发现“两房”债券存在的极度风险并不困难，“次贷危机本身是件奇怪的事。我只是个普通金融从业人员，如果我都能在 2006年预测到这场危机，美林、花旗银行、摩根士丹利等金融机构以及美联储等金融监管部门，在能够接触到大量第一手资料的情况下，真会看不出来吗？”

　　破产和负债本是市场经济不可避免的现象，正常情况下个别公司资不抵债，除非出现大的异常，不至于发展成金融风暴。宋鸿兵在“两房”担任咨询顾问期间，就已发现很多异常现象。比如，美联储连续升息17次后，“两房”仍然大笔吃进住房按揭贷款;到2007年底，“两房”核心资本合计为832亿美元，这点资本金竟然支持着5.2万亿美元的债务与担保，杠杆比率高达62.5倍。

　　比“两房”更异常的，是引发此次金融风暴的次级贷。房贷公司贷款给无收入、无工作、无财产的人(美语称Ninjna)后，为了防范风险，通过将债权证券化以及一系列复杂的金融衍生品设计，让这些“三无人员”按揭购房的风险转移到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头上。

　　次级房贷证券化和多级金融衍生工具不断被发明，带来了两个后果，一是衍生品交易将不同种类的金融机构如保险公司、商业银行、投资银行普遍联系起来;二是金融机构的杠杆率大幅攀升，随着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创新不断涌现，世界金融资产总额迅速增值到600万亿美元。

　　宋鸿兵提出，鉴于世界金融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业已通过衍生品交易形成，保持投资者信心，维持600万亿美元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不至崩盘，成了金融界的一致目标。所以，步步为营，淡化金融危机的严重性，成为“主流经济学家 ”和“主流财经媒体”的一大任务。

　　2007年4月，美国第二大次贷供应商新世纪金融公司(New Century Financial Corporation)申请破产保护，美国主流媒体将危机限定在与次级贷有关的金融机构，称之为“次贷危机”，高盛、摩根士丹利等机构发布报告，称次贷坏账规模不会超过200亿美元;紧接着，与次贷无关的IndyMac Bank破产，“房利美” 和“房地美”被政府接管，又将危机限定为房贷危机;而贝尔斯登和美林证券因无力支付信用违约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CDS)保险，前者2小时之内被吞并，后者在48小时内被收购，标志着信贷风险已经从次级抵押贷款市场逐渐扩展到整个抵押贷款市场，危及全球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但导致贝尔斯登和美林产生财务危机的直接原因——信用违约掉期，并未向公众公布。

　　就在华尔街投行破产风潮刚刚过去，美国金融局势未定之际，邀请包括中国在内的主权基金“抄底华尔街”的呼声， 就在一些财经媒体上频频响起。但一些金融业内分析人士认为，华尔街金融风暴并未结束，很可能将继续深入。

　　针对到美国“抄底”一说，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的评价是：“两个月前就有人忽悠政府去美国抄底，那时候真去抄的话，现在输得裤子都没有了，你敢拿自己的钱去抄吗？”

　　宋鸿兵预测，这次危机大致将经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房贷危机(2007年2月到2008年5月)，主要标志是“两房”难以为继;第二阶段是信用违约(CDS)危机(2008年6月到2009年上半年)，规模为62万亿美元;第三阶段是利率市场危机，利率掉期市场规模接近600万亿美元;第四阶段是美元地位危机。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所长余永定也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次贷进入利率重设阶段，住房抵押贷款的违约率还会进一步上升，各种金融资产的价格还会进一步下跌。只要这些金融资产价格继续下降，美国的流动性短缺和信贷收缩就难以避免。

　　● 监管缺位有意为之

　　华尔街银行家不辞辛劳创设金融衍生物，难道真是为了“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创造条件让每一个无收入、无工作、无财产的Ninjna都住上大房子？

　　宋鸿兵的观点是，通过将房贷复杂化，政治家、银行家和普通民众可以各取所需。政治家可以在电视上向选民保证， 你的房子越来越值钱，你按揭的条件越来越宽松;银行家获得了监管当局默许高倍杠杆率和花样翻新的金融创新;民众得到了房子和用房屋抵押的再贷款。

　　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委员威廉•波尔早在2005年就在演讲中大力批判“两房”这类政府支持企业(Government Sponsored Enterprises，GSE)，指出政客们为了讨好某一类选民设置的这类企业，破坏了市场经济原则。此次金融风暴中出问题的信用违约掉期保险和利率违约掉期保险，这两种重要金融衍生工具的出台，都与“ 两房”房贷的固定利率有密切关系。

　　“两房”身担实现人人有房住的政治目标，以此为要挟，它们不仅可以脱离监管，还可以借助政府信用无限度发行低成本短期债券。

　　在关于次贷的金融创新上，政治家和银行家实现了双赢，波尔的声音永远成不了主流。直至次贷困扰令美国金融体系摇摇欲坠的2007年冬天，为了下一年的总统大选和国会选举不失分，布什政府对相关企业施加压力，要求延迟住房供给减速、继续放松房贷条件，保证人们不会失去他们的房子。

　　今日华尔街的“救市英雄”财政部长保尔森，一年前也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总裁拜尔(Sheila Bair)女士一起，建议抵押公司冻结200万宗房产抵押的利率， “保持在最初设定的利率上，以帮助贷款者回避困难。”

　　● 谁输谁赢

　　“投行最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它的高杠杆率，高杠杆交易可以使投行的年利润达到自有资本的数十倍。”宋鸿兵说， “我回到国内，一个最大的损失就是报酬明显不如在华尔街。国内券商能搞的金融创新太少，杠杆率低，自然挣不到大钱。”

　　在华尔街，一些对冲基金的经理人可以将操盘利润的10%甚至20%收入自己囊中。美国《交易员月刊》(Trader Monthly)公布的2007年交易员收入排行显示，纽约保尔森对冲基金创始人约翰•保尔森2007年年收入达到了37亿美元。

　　杠杆率动辄数十倍的投行业务，为投行带来高额利润的同时，也养肥了投行经理人。雷曼兄弟总裁福尔德(Rich ardS.Fuld)在美国国会作证时，遭到加州民主党人魏克斯曼(HenryA.Waxman)的质问：“大多数人难以理解，你过去8年从雷曼拿到5亿美元的收入，为何却把它搞到了破产的田地？”

　　即便公司破产，华尔街的经理人也不会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输得精光。

　　以引爆“次贷危机”的美国第二大抵押贷款公司——新世纪金融公司(New Century Financial) 为例，这家公司1995年由三位从事抵押贷款的金融专家组建，公司的资本金来自风险投资基金，1997年在资本市场上市，其唯一特色是，对客户有关贷款申请在12秒内予以答复，开创了抵押贷款行业内的新纪录。依靠这个绝招，新世纪金融在《财富》杂志评出的全球100家增长最快的公司中，排名第12。

　　2007年初春，新世纪金融公司收到摩根士丹利、花旗和高盛的催债致函后，公司股价短期内跌至87美分，被纽约证交所停牌，企业破产。但由于新世纪金融是有限责任公司，三位创始人损失的仅仅是股权收益，他们在华尔街黄金岁月中得到的丰厚报酬毫发无损。

　　宋鸿兵有一个疑问，金融市场是有输必有赢，谁赢谁输一目了然。“但在整个次贷危机中我看不明白，日本、东南亚、欧洲、美国现在都在赔钱，到底谁赚走了这些钱？怎么赚的？这些钱在什么地方？”

　　余永定在研究次贷危机形成的过程时注意到，次贷证券化过程涉及十多个参与机构。其中包括住房抵押贷款机构、住房抵押贷款经纪人、借款人、消费者信用核查机构、贷款转移人、特殊目的机构(Special Purpose Vehicle，SPV)、评级机构、包销人、分销人保险公司、特别服务提供者、电子登记系统和投资者等。

　　其中最重要的是特殊目的机构(SPV)，余永定介绍说，SPV一般在法律和财务上独立于次贷发起人，但有可能是发起人所设立;SPV是一个壳公司，可以没有任何雇员，在泽西岛(Jersey)或开曼群岛(the Cayman Islands)之类离岸中心注册。

　　这类积极参与抵押贷款业务的离岸基金，对金融大势的判断相当准确，不光比普通投资者更有眼光，也超过了多数主权基金对形势的把握。

　　美国财政部网站公布的《外国对美国长期证券净购买》2008年3至5月月度报告显示，加勒比海地区对美机构债券在2008年3、4、5月连续3 月位居全球首位，分别减少334.61亿、198.96亿、100.48亿美元;该地区明显地出现了对美机构债券坚定而快速的减持局面。在加勒比海地区，这三个月减持美国机构债券规模最大的是开曼群岛，减428.0亿美元，按单一国家(地区)分，它是3、4月份全球减持美国债券的冠军，其次是百慕大，减227.26 亿美元，是单一国家(地区)5月份的减持冠军。而一些主权基金则“敞开式”地接盘了它们抛出的美国机构债券。

　　宋鸿兵的猜想是，离岸基金很可能是对冲基金和投资银行的“后门”，“他们可能已经在冬天到来前将利益尽可能地输送到那些不受监管的加勒比海岛上”。宋鸿兵介绍说，离岸基金是目前唯一不受国际清算银行监控的大笔资金，国际上要求对离岸公司进行监管的呼声一直不绝于耳，但得不到这些地区宗主国英、美的支持。2008年6月，德国总理默克尔曾表示希望对海外离岸基金加强监管。此言一出，立刻受到国际金融界的激烈反对。

　　次贷危机引爆的全球金融风暴，难道真是一场有人导演、有人预谋的大阴谋？也有一些经济学家并不支持这种看法。许小年认为，美国政治家有改善低收入者生活状况的迫切需要、华尔街的银行家和经纪人无法克制自己的贪欲、主流财经媒体想要描绘一个欣欣向荣的全球经济，这些都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世界上没有谁希望看到全球信用系统瘫痪，进而拖累实体经济下滑。“ 至少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这一切不是技术失误，而是道德邪恶者故意为之。”

　　● 现金换废纸？

　　布什政府7000亿救市计划，面对华尔街金融精英创造出来的62万亿美元信用违约(CDS)和600万亿美元利率掉期保险合约，不过是杯水车薪。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直率地评价：“7000亿救市计划不过是拿现金换废纸。”

　　华尔街金融危机持续发展，将危及美元世界结算货币的地位，这是金融观察人士们的共识。宋鸿兵的观点是，美元迟早会崩溃，伦敦、瑞士、法兰克福都有可能取代纽约的金融中心的地位，国际货币体系也将发生重大变化。

　　“美元崩溃，难道我们就能相信欧元吗？从1971年到现在，世界范围的信用货币体系总共不过37年而已。人类也许是在进行一次空前的货币试验，而试验的效果还有待时间去验证。比起人类实践了数千年的黄金货币而言，信用货币的时间还太短。断定美元这一纯粹信用货币体系一定能维持下去，也许有点过于乐观了。这一切最终还是要由全球金融危机恶化的速度与广度来决定。”

　　美元之后的下一个货币是什么？“欧元之父”蒙代尔最近建议应该实行供应决定型的货币政策。蒙代尔认为，现在的货币发行是需求拉动型，就是有多少债务发行多少货币，供应决定型则是有多少黄金发多少钞票。

　　早在1983年，格林斯潘就写文章论证过黄金重拾货币功能在技术上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政治意愿。“掌握全球结算货币铸币权的美国当然不会有这个意愿，但问题是全世界都拒收美元它怎么办？到时候它这个游戏就玩不下去了。”

　　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也认为华尔街整个危机过后，国际货币体系必将产生巨大变化，但不可能再是单一货币的时代。“我把这种变化称之为改善，而这种改善的方向必然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

　　汤敏认为，应该对国际货币进行约束，设计自动调节机制，防止这些货币的价值大起大落。但他同时认为，黄金不会成为国际货币，因为如果实行黄金本位，现代国家的货币政策就没有了，一国货币的自主性不复存在，“哪个国家愿意这么做 ？”

　　“这次危机，战术上说我们显然是损失了。但从战略上讲，这对中国意味着极大的机遇，也可以说是百年未遇的机遇。以前不管是WTO还是国际货币体系，都是人家制定好规则了我们跟着去玩。现在我们就可以参与到新货币体系规则的制定中去，中国应该在规则的变化中拿到一定的话语权，至少拿出我们的方案来。”

　　“美元再烂，也没有其他货币形式可以取代它。这一点，只需要认真研究下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时，美元并未崩溃的详细原因，就不难得出结论。那时候的诸多因素，现在并没有太多改变。”许小年认为，世界上今后也不会有完美的金融体系，“美国这次的危机既不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也不可能是最后一次。这就像人类学会了使用火，火灾就从来没有断过。”

　　至于如何提高美国现有金融体系的“防火灾技术”，许小年给出了三点建议：一是货币供应不能过于放任，不能超过实际经济需要太多;二是加强对金融机构，特别是对对冲基金的监管;三是改善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改变金融机构经理人的收益和风险不对称的状况。来源: 望东方周刊 ▲


陈云林11月会见马英九 将称谓马英九为“马前主席”
http://www.ddhw.com/readarticle.aspx?topic_id=1000&msg_id=69811

    2008-10-28 据悉，陈云林与马英九的会面确定将于11月7日在台北宾馆进行。马英九将在会面会谈开始前称呼陈云林为“陈会长”，陈云林将称马为“马前主席”，两人洽谈过程中则不再需要称谓。

　　众所瞩目的马英九和陈云林的会面确定将于11月7日在台北宾馆进行。对于外界关心的称谓问题，马英九将会先以“陈会长您好！”来欢迎客人，随后陈云林将回称“马前主席您好！”来展开会谈。

　　据台媒报道，陈云林即将抵台，除了众所瞩目的二次陈江会之外，“陈马会”怎么会？哪里会？也是焦点。虽然府方一直保持低调，不过两岸“陈马会”的时间初步已经确定将在11月7日陈云林离台当天，地点就选在台北宾馆。另外，会谈主题将遍及两岸三通议题。

　　至于外界最关注的称谓问题，在7日当天马英九将以主人的身分先到台北宾馆等候陈云林，当对方一下车，两人见到面，马英九将会主动说：“陈会长您好！欢迎欢迎！”这时，陈云林也将微笑响应：“马前主席您好！”

　　两人洽谈过程中则不再需要称谓，所谓“马总统”、“马先生”或是“马前主席”在马陈会当中的尴尬，也将只有短短几秒钟。


海协会会长陈云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大陆将继续促进两岸关系发展

　　● 海基会副董事长称陈云林访台将签四项协议

　　针对第二次“江陈会谈”事宜，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海峡交流基金会副会长级预备性磋商今天在深圳举行。会谈商定：海协会长陈云林访台日期定于十一月三日至七日。

　　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高孔廉会后召开记者会宣布了上述消息。他说，与陈云林随行访台的还包括海协会副会长、理事以及相关专家等六十人左右。届时，将举行第二次“江陈会谈”，并签署空运、海运、邮政合作及食品安全等四项协议，内容已大致敲定。

　　● 陈云林赴台期间将不参访中南部

　　台“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发言人刘德勋27日晚间表示，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云林等一行人，将在11月3日到7日来台进行协商，预计停留5天。陈云林此行不会前往中南部参访。至于代表团行程细节，要待海协会先遣部队来台确认后，才能对外说明。

　　据台湾媒体报道，刘德勋表示，海基会27日由副董事长兼秘书长高孔廉率领11人代表团前往深圳，与海协会常务副会长郑立中等人进行预备性磋商。刘德勋说，海基会与海协会主要是确定“江(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陈(陈云林)二次会”的协商细节，双方并敲定将签订“海峡两岸空运协议”与海运直航、通邮、食品安全卫生等四项协议。

　　此外，他也表示，为了因应全球金融海啸，海协会60人代表团中也会有大陆金融主管部门官员与各银行行长以专家身分来台，和台湾金融主管机关官员、专家就金融议题举办座谈，交换意见。

　　关于陈云林的访台行程，刘德勋表示，目前确定代表团将住宿圆山饭店，会谈则确定不会安排在台北宾馆，也不会有中南部行程。整个行程的细节部分，必须等待海协会先遣部队来台探勘后，才会对外公布。至于海协会先遣部队何时来台，刘德勋表示，应该会在海协会代表团来台前几天先行抵达，探勘之后会留在台北等候代表团抵达。来源: 四川在线▲


农村新改革只是一个起点
http://www.zaobao.com/yl/tx081028_502_1.shtml

   （2008-10-28）唐逸鸿（洛杉矶）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又把农村改革提到了“重中之重”的位置，有人甚至把它称为“中国农村的二次改革”、“新土改”等。但是，总观当前形势，农村改革虽然重要，但并不是问题的焦点，也不是重点和难点。单靠这样的农村改革，不足解决当前的问题和矛盾。因此，刚刚启动的新一轮农村改革，只能算是一个新起点。历经三十年的中国改革要继续向前推进，需要有更开阔的思路、更深层的措施和更全面的突破。

● “三农”问题根源不在农村　

　　“三农”问题历来是中国的一个重要问题。农业人口一直占总人口的大多数，农业生产攸关国家的安全和稳定，农民收入和消费也关系到经济发展的动力。

　　“三农问题”的根源其实并不在农村，而是在体制层面。当前农村的很多问题，其深层原因都在于现行体制的弊端，在于缺乏防止腐败、约束政府行为、保护农民利益的机制。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对现行体制的改革和突破。

　　例如，当前农民的生活水平问题比较突出。这与农村的摊派、收费紧密相关。而农民的负担问题，又与基层干部的廉洁以及基层政府的财政制度有关。单靠增加农民的收入并不能根本解决这个问题。

　　当前讨论得比较多的土地问题，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土地问题现在之所以很突出，是因为很多耕地被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圈占了，而农民没有得到充分的补偿。地方政府之所以放任甚至热衷于这种征地行为，背后又常常是金钱利益和腐败现象。如果这种腐败没有制止，光靠“建立土地流转制度”，又如何能起到保护土地的作用？如果没有有效的措施，开发商和地方政府结合起来，将很容易把土地“流转”到自己手中，到头来农民并没有得到多少好处，耕地也很难得到有效的保护。

　　中国的耕地十分有限，不可能为这么多的农民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同时，在现代化经济中，农业也不可能占有过大的比重。因此，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向工业、服务业转移，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农村的城镇化建设，也是一种必然的选择。总之，城市是农民的重要出路。

　　但是，要有效接纳农村的转移人口，要真正“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需要城市在经济上的健康发展，在政治上平等开放，在法制上公平有效，否则，这个出路将很难走通。

　　在这种意义上说，城市的改革也十分重要。进一步推进城市的改革，建立真正完善的市场体制，促进城市进一步的发展，对“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体制改革才是关键

经过三十年的开放改革，中国在经济上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长期滞后，现行政治体制与快速的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十分突出的矛盾。这是当今中国的一个全局性、根本性的矛盾。腐败问题、社会不公、法制不彰、市场不健全等等问题，都与这一矛盾有密切关系。“三农问题”其实也正是这一矛盾在农村的表现。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下一步的改革，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回避体制改革了。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解决很多问题的关键，都在于体制，都需要在政治层面、体制层面下功夫。

　　当然，体制改革是十分困难的，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照搬，也没有捷径可走，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难关。继续迂回绕行将可能使形势更加复杂，问题更加突出，改革更加困难。

　　三十年前的改革从农村开始，是有原因的。那时候，吃饭确实是最紧迫的问题，因为经过文革浩劫，“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另一方面，在当时的形势下，农村改革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容易取得成效的突破口。

　　然而，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当今中国的经济水平，已大不相同。农业生产仍然重要，但已不是那么生死攸关了。工业、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很大的份量。经济活动的重心，也从农村转移到城市。

　　与此同时，体制问题、贪污腐败成了制约进一步的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键因素。下一步改革的着力点，也就应该转移到体制改革上来。这也是三十年的中国改革进入“新阶段”的应有之义。

　　当然，鉴于当前农村的形势，特别是在世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稳定经济、保证粮食安全的重要意义，高调重提农村改革，采取一些措施照顾农民的利益，缓解农村的矛盾，促进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这样的措施具有“救急”的性质，不能治本，难于根本解决农村问题。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这一轮的农村改革，只能算是一个“新起点”。（作者是中国留美学人）▲


中国的二十四史是历史上的贪污史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808880.html

发表于 2008-10-28

著名现代经济学家王亚南先生曾说过，一部二十四史，实为一部贪污史，深刻至极。

不论历史与现实有多大差别，在描述腐败现象时，惊人的雷同表现在：

◆（1）权力与金钱共生；◆（2）特权与财富交辉。

从形式上看，历史上的腐败与现代腐败十分相似，即政治地位与经济利益共存，得其一便自然顺得其二。但现实的制度结构毕竟与历史上的不完全等同。现代腐败的制度根源在于必须用公共权力来催化和建立市场制度，而历史上的腐败则基于各国都在劫难逃的政治特权。

《亚洲华尔街日报》在2001年做过一个千年全球最富50人排行榜，中国有6人“光荣”上榜，他们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明朝太监刘瑾、清朝大贪官和珅、伍秉鉴和民国政府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他们之中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商人，却共享了一个“官”字，而且都不是小官。6个人全部是中国最有权和接近最有权的人。

和珅的个人财产约合1900年的10亿美金，相当于国家全年财政岁入，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建自家的养老院——颐和园——一个国家腐败的记录原因。

一个所谓负责任的政府，是可回答质询的政府。当各级人大代表有能力质询政府各项收入和审议支出款项，并对政府的回答不持严重异议时，中国的政治文明将进入一个新时代。换个角度，政府编制财政收支预案应有相当透明度，人大代表应有能力通过民主程序审议，这将意味着进一步为政府在政治上减负，不致责任过重和权力过大。毫无疑问，做到这一点是需要时间和条件的。

客观地说，古代中国政府各级官吏们既为百姓提供了质次价高的公共服务，管理着公共事务，同时在捞钱方面也绝对长了一双有效率的黑手——尤其是学起来易如反掌。

在腐败问题上，第一要务是制度而不是个人品行，中国自古存留在公共管理制度中的痼疾之一就在于，上面从不知道，也不想弄清楚下面应付日常公务应该花多少钱，以及应该向衙门里的人支付多少钱才合理。总之是事多钱少，政府拨的钱不够，于是辅之以纵容乱收钱的“ 政策”，或者听任权钱交易发挥作用，结果造成各地的“规矩”不一样，行政管理就乱了套。

不难理解，如果合理的要求得不到合理的满足，就必然靠不合理的方式来满足，你就很难看清合理的服务收费与搜刮民财之间的黄金分割线。现代行政“问责制”是重心向下的，由纳税人审视“养多少人，花多少钱，办多少事”，这时，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上级政府省心省力；而传统问责制是眼睛向上的。古今的实践都证明了，下级官员糊弄百姓和欺骗上级官员有多大的积极性和多么惊人的效率。

● 中国清末官员的收入构成

晚清（朝）时期，中国历史上的政治腐败随着各种矛盾的加剧达到了新的强度。

◆ 首先，靠从农民那里收地租是赚钱不多的。

    根据张仲礼先生的细致研究，将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在19 世纪后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土地属于向地主交租的土地……如果这些绅士平均收取的地租为每亩1两银子，绅士们收到的地租总额就是2.25亿两银子”，“如果这一总额被当时全国150万名绅士均分，每个绅士获得不足150两一年……出自土地的收入确实是非常微薄的。”但即使如此，由于土地对官吏具有光宗耀祖和比阔斗富的特殊效用，因此，有钱人有地便成为明摆着的腐败证据。例如，西方人士称，李鸿章拥有几十万英亩的土地，他们称李鸿章为全世界的首富，其值得炫耀的程度能达到“为李家吠叫的每条狗都是肥的”。在19世纪后期，袁世凯的叔叔（一个祖籍河南的高官）在一封关于分割祖产的信件中透露，要分割的财产为 5000余亩土地。

◆ 第二，在当时，官员固定收入的总额仅有629.5万两银子，而额外收入大约是固定收入的19倍。

    估计做官的绅士们总收入达12100万两银子一年，这一大宗银子由23000位现任官员分享。“平均每个官员一年的总收入5000多两银子。”可见腐败之惨烈于中华之状。

◆ 第三，基层官员的收入中合情合理的部分，与不合情理及敲诈部分的界限极为模糊。

中国民间离天高离皇帝远——往往无法无天，留在家乡那些饱读了儒家经典及有功名的绅士调解基层社会纠纷，有效地补充了政府功能的不足部分。在解决了私人间的争端后，当事人通常会送上一些礼金。

调解民间纠纷获得的收入叫“规费”，办理地方公共事务的收入称“经理费”，“从绅士服务中获得的总收入，包括经理费和规费，估计为1.11亿两银子左右。出自这些来源的绅士收入数量几乎和做官绅士收入的总额相当，其中有些人左右逢源，同时从这两种来源获得收入。换句话说，在所有的绅士中，约有三分之二的绅士从这宗收入中分到了一杯羹。提供这类服务的绅士平均每年能得到110两以上的银子”。

◆ 最后，我们眼睛朝上，看看七品知县以上的官吏收入几何？

从历史上看，古代中国政府是颇为关心廉政问题的，无论西方政府在“高薪养廉”问题上有多少聪明的举措，中国无疑是“高薪养廉”规模最大的实践者。一方面，政府不养廉不行，另一方面，政府的高薪似未养出“廉”来。在清朝，最贻笑四方的事情莫过于，在政府的正式制度安排中，由政府开支的养廉银比正式俸禄要多得多。比如江苏省一个知县每年的养廉银为1000两至1800两银子，而他的俸禄每年只有45两，还不足养廉银的5%。一个知县的一套官服价值300两至400两银子，约相当于他三年的俸禄。总不能叫七品以上朝廷命官都着粗布衣升堂吧。江苏巡抚每年的养廉银为12000两银子，而他的薪俸只有150两，为养廉银的八十分之一。

历史证明，中国积淀了一种可悲的政治文化：做官当老爷合乎逻辑，升官发财有必然性，腐败只不过是描述权钱关系超过了一定心理限度的概念。

当没有用现代民主理念改造吏治系统时，政府须对所有不合情理的行为承担无限责任，不堪重负时，政府只有选择砍几个人头以平民愤，起到事实上的政治卸载和精神麻痹作用，若还是不行，那就只能等着被砍了。总体上，体制内反腐败名堂十分复杂，骂不倒，恨不走，政府只能选择控制一个得体的腐败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