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邓小平不掌权却被看作真正领袖的时期
http://news.china.com/zh_cn/history/all/11025807/20081023/15150632.html

    2008-10-23 书摘 1978年12月13日：一个历史性的日子——《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与“新六十条”在同一天通过——省委书记的迂回战术 ——中国的改革从改变人民公社制度入手用今天的眼光来看，1978年的12月13日实为一个历史性的日子。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具有这种价值的日子并不多。“两个凡是”终于结束，这中间的含义当然不仅仅关乎某个人的沉浮，事实上它等于是结束了整整一个时代。从此，七十四岁的邓小平终于可以开始自己的时代了。

    这一天，邓小平在中央工作全会上以一个长篇演讲宣布了他的时代的开始。现在他已被看作是真正的领袖。这种概念与权力的位置并无直接的关联。邓小平的职务仍然居华国锋之下，公开排列出来的名次也还在叶剑英之后。他的领袖位置来源于他的思想和他本人的气质。他深知我们庞大的国家有一个特点，一项政策是否有效，取决于它是否真正地赢得人心而不仅仅获取人们嘴上的阿谀。而取得人心的最好办法，就是给人民以真正的利益。

    这种思想的萌生大约是在六十年代初期，此后两度被贬以及三年流放的经历，使邓小平对这些问题的理解逐渐加深。有一段日子里，他不仅失去了他的权力，而且失去了一些基本的物质保障。工资已经全部被取消，只按月发给可以维持他一人生命的费用。可是他还要赡养年迈的继母，以及为他的更加贫困的儿子筹措来看望他的路费。人类对于物质的看法多少有一点忘恩负义，你拥有的物质越是充分就越是不把它当作一回事。只有当你真正挨饿的时候，才会懂得一口饭的珍贵。当日邓小平团于赣南一隅，不得不自己开出一小块土地，每日在地里耕种蔬菜来弥补家用之不足，这样的感受一定时时出现在他的心头。本世纪三十年代，邓小平在同一个省份里也曾遭遇过艰难的岁月，这种艰难乃是由于蒋介石的攻击造成的。那时候，他曾经主张红军建立自己的生产地位，不过，那是一个出自领导者头脑的战略考虑，全然不同于这种发自本能的切肤之痛。中国的老百姓自古将朝廷命官称为“父母官”，一个具有责任感的官员，应该在自己任中使百姓在丰年得以足衣食，灾年不至饿死道旁。总而言之，物质乃是治国的第一要旨。至于意识形态，例如政治运动之得失，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之利弊，毛泽东思想之功过，自然也很重要，但人只有吃饱了饭才会有工夫来讨论这些。或者反过来说，如果这些是非之争不能给人们以更多的物质利益，反而令人民越发贫穷，则意识形态的教义即使再崇高，领袖的思想即使再辉煌，仍不免是空中楼阁，终有倾覆的一天。

    考虑到这些基本的道理，邓小平为他的时代讲出来的第一句话，就是“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后来，这句话演变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我国人所尽知。这一方针如果有可能更明白地加以解释，也就是“经济建设为纲”。这里面的价值以及其间埋藏的种种冲突，人们只是到了后来才逐渐地意识到。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官复原职已一年五个月。华国锋发表了他的检讨，而邓小平发表的却是新时代的宣言。其沉浮逆转之势已然铸成。不过，仅仅如此难道就具备了开创新世纪的条件？就可以成为领袖？四十五年前被王明打倒的时候，十年前被毛泽东打倒的时候，他对这些问题都曾发生过疑问。今天的邓小平对这一切已成竹在胸，我们的国家在体制上实行中央集权，但是权力的展开需有精神上的支柱。毛泽东的时代是理论层出不尽的时代，邓小平又将以何种理论来支撑他的时代？

    邓深思熟虑地提出了他的“实事求是”的理论。这个思想原本是由毛泽东阐述出来的。三十年代，毛泽东曾经以此作为对抗共产党内部教条主义统治的武器，大获全胜。现在，邓小平接过这个理论，来对付重新居有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哲学力量。毛泽东仍然是导师，可是毛泽东的错误理论绝对不能再拿来指导新的时代。这是一种技巧极高的策略。从表面上看，这一点与邓小平本人的重新掌权有着直接的关联，因为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打倒邓的主意是“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那时毛还活着，神志清楚，显非“四人帮”的矫诏。所以邓小平在还没有复出之时谈到“两个凡是”，只是提到它关系着自己能不能平反的问题。现在，1978年12月13日，这个问题就已经不仅仅关系他本人的命运了。他说：这“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换句话来说，开创邓小平的时代与打破对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不能分离。几年之后，邓小平开始考虑以某种方式来评价毛泽东。他说，毛主席的思想是集体的智慧。这是一点也不假的。从现在起，邓就在毛的真理中加进了自己的理解。

其实天下的真理都可以从个人的情感中找到根据。在共产党的内部具有如此惨痛经历而又能重获历史之钥的人，唯邓小平一人而已。昔日如毛泽东和周恩来，今日如华国锋和叶剑英，权力都在邓小平之上，但他们全未体验过他坠入社会底层时的种种酸甜苦辣，不可能对当日制度中的种种弊端有如此深沉的痛楚。刘少奇和彭德怀比他还要惨，可是他们没有重新获得权力的机会，所以他们的所有感慨都只不过成了身后的挽歌。从这个角度说，邓是中共权力核心中空前绝后的人物，而彻底改革共产党既成制度的人物，恰恰是由共产党自己造就出来的。

    有些历史学家称邓小平是实用主义者，并且认定这是他的一贯精神。事实并非如此。邓本人就多次讲过他的错误，说他曾经支持了毛泽东的“反右派”和“大跃进”。不是多少具有一些理想主义色彩，邓小平当然不会有那种狂热的行为。但是，从个人情感的进程来看，邓小平的倾向实用，是无法避免的。

    比如他说“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这话一定是发自肺腑的。落难中的邓小平，已经太多地领略了“鸦雀无声”的可怕。无声的落日黄昏，无声的乡间小路，独自一人无声的散步，工人们望着他时的无声的眼光，儿子离开他时无声的泪，还有将他数次打倒时的那些没有遭到任何反对之声的决定……

    他深知国家需要共产党掌握领导权，但国家的最大问题也就是“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常常以‘党的领导’、‘党的指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的面貌出现，这是真正的管、卡、压。” 这种说法也一定有着痛楚的感受作为铺垫。因为这种官僚主义的危害不仅牵涉到他本人，甚至还危害着他的孩子。小儿子沦落山西农村，只在极罕有的机会里才能父子相见。女儿还记得父亲为儿子送行的那一天，伤感之情令他无法自制，“面色苍白，冷汗淋漓，不能支持”。更何况还有长子朴方，因他的问题受到株连，党籍学籍不保，批斗致使胸以下全部瘫痪，在京郊一所救济院里度日如年，全靠自己唯一还能活动的双手编纸篓来维持生活，虽终日高烧不断亦不能停止劳作。听到这个消息时的那个悲痛欲绝的夜晚，邓小平夫妇至今难忘。

    又比如他告诫他的听众：“要相信大多数群众有判断是非的能力。”他甚至说：“有的‘上政策’确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得到群众拥护的。这些政策现在往往也受到指责，因为它不合统一口径。”这话也一定包含着他对普通人的情感。正是由于落难江湖，他对官场中的种种虚伪更加了解，而人世间的真情常在百姓中间。诸如一个工人在他劳动的时候帮助了他，一个妇女送给他家一些做米酒的酒药，另外一位工人为他的儿子到处申诉和治病，几个工人悄悄地把他每天必经的小路修整平坦，这样的一些事情让他一家没齿难忘。十年以后，当邓小平八十岁生日的时候，他的一家想到的就是这些。女儿毛毛撰文说，这些正直的普通的中国人像“大海岸边黄金一样的沙粒”，“无论是巨浪，无论是泡沫，都永远吞蚀不了，淹没不掉”。这篇文章感人至深。像亲情、友情、爱情这样一类的情感，本是属于普通人的，邓小平如非落难，决不会有这么深切的体验。在1978年12月13日，他尖刻地讽刺党的官员中间存在的虚伪贪鄙之风，并且痛切地发出党的领导制度需要改革；又在其后的几年中把老百姓作为改革的基本力量——这些都不是偶然的。

    但是，邓小平并不希望毛泽东落得斯大林的结局。他决心寻找一条中间道路，他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至少五次毫不容情地批评了“两个凡是”(邓小平五次批评“两个凡是”的时间为：1977年4月10日、5月24日、7月21 日，1978年6月2日、9月16日。不过，毛泽东的思想和毛泽东的行动是两回事，就如同作为神的毛泽东和作为人的毛泽东是两回事一样。邓小平不需要毛泽东的错误，但是他需要毛泽东的旗帜。他说：“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关于这一点，邓小平讲得最多的是在1980年至1981年。他的诚意得到同事的尊重，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他被有些人批评为背离了毛泽东的道路，而被另外一些人指责为不能把中国彻底地从毛泽东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邓小平并不因为这些批评而改变他的既定方针，旁人处在他的位置，可能会首鼠两端，左顾右盼，可是他这一辈子什么阵势没见过？现在大权在握，再也用不着温和谦恭，他径自我行我素。

这些指责交织在一起，酿成了邓小平时代的第一次风波。不过，这是几个月以后的事了。现在，还是让我们先回到1978年12月的这个会场上来。邓小平的时代显然要从农村开始，因为这时二百一十位与会者正在讨论两个关于农业的文件，其最后的通过，对于人民公社的命运甚至整个中国，都发生了极大的影响。不过，今天来看这两个文件的内容，一个仍然是毛泽东留下的遗产，另一个也只是承前启后的过渡。

    毛泽东最重要的遗产之一，是《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他一生签署的指示不计其数，但是由他本人亲历亲为的并不多，这“条例”为其中之一。如前所述，毛泽东在当日一定要采取这个行动，乃是出于一种深深的反省。按照他的想法，这一文件一经形成，其“不变”的周期就将延长到“三十年”。现在，1978年12月，“六十条”的生命还远未到“三十年”，毛泽东已不在人世，轮到邓小平来考虑人民公社的前途。“两个凡是”已经威信扫地；人民公社也已日暮途穷，“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正在实际的进程中悄悄发生变化，只不过不是如毛泽东所愿走向更大规模——比如以大队或者以公社为基本的核算单位，而是退回更小的规模。包产到小组的风尚已经弥漫在安徽、四川、贵州、河南诸省，甚至包产到户也开始蠢蠢欲动。

    所有这些全都成为当时会上议论纷纷的题目。这样，共产党内部就前所未有地发出多种声音，而且居然牵涉到我们国家最重要的制度。今天将这些议论归纳起来，大致可以看出其中不同的倾向。一种是认定人民公社制度本身并无弊端，只是由于 “四人帮”的捣乱才变得丑陋起来，所以只要返璞归真，便可以挽狂澜于既倒。一种是认为人民公社制度的基本方面值得保留，但它有着极大的弊端，故为“四人帮 ”所利用，所以，纠正弊端就可迎来公社的春天。这在与会者中间占了大多数，包括过去十多年间的受益者和受害者、部分政府官员和部分农民中的精英人物。最后，只有几个年轻的知识分子在当时敢于设想，人民公社制度扼杀了农民的热情和创造性，导致农村的衰败，其集权的性质不可能满足人类起码的自由原则，所以人民公社必须废止，代之以市场化和民主化的制度。

    不过，邓小平似乎还不打算把公社的蓝图彻底抹去。眼前这个会议上对于“六十条” 的讨论，虽然修改之处甚多，但是并没有对其主导思想以及关键部分加以修正。比如人民公社仍然是今后农村必定要走的道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仍然是人民公社不可改变的制度云云。“新六十条”所增加的内容，大体只是“四人帮”如何地破坏了人民公社，所以现在要把“六十条”加以重申，以激励农业更快地发展。邓小平的战术是先为未来确定新的意识形态，至于技术方面的步骤则属于枝节问题，即使不去追究，也必定会随着根基的动摇而瓦解。

    但是邓小平在一个要害的地方采取了行动，这就是终止使用“阶级斗争为纲”的说法，以使全体中国人一心一意搞经济。他极巧妙地把在“真理标准”争论中所获得的战果引进经济领域，说必须坚决地修改和纠正那些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错误政策。这就是邓小平所谓“工作重点转移”的关键所在。他的主旨为党中央所接受，并且发表在后来的会议公报里。 ▲(文章摘自《1978历史不再徘徊》 作者：凌志军 人民出版社)


“天安门事件”平反真相
http://www.ddhw.com/readarticle.aspx?topic_id=1000&msg_id=69518

    2008-10-23：1977年华国锋讲话：“当时去天安门广场的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不能把他们，包括纯属反对‘四人帮’而被拘捕过的群众，说成是参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1978年曾涛、胡绩伟、杨西光发新闻稿：“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

　　1978年11月15日新华社发出一条新闻稿，第二天《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在头版头条刊出。这条新闻稿的标题，主要是“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在“四人帮”被粉碎后，许多同志为争取天安门事件平反作出了很大努力。从1976年10月起，到1978年这个目标的实现，是一个长达两年的过程。上述新闻的发出，只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环节——然而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因为这标志着人们奋斗的目标得到了实现，并为国内外所周知。

　　发出这条新闻，是当时的新华社社长曾涛、《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和《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三人商定和操作的。我只是投了一张赞成票，是此事的少数知情者之一。由于此事的真实经过至今社会上仍不清楚，而且我见到有关文献的记载与我所知道的实际情况不尽符合，故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的前夕，我认为应尽一个历史见证人的责任，把自己所知道的事实真相写出来，并且希望得到其他知情者的补充修正。

　　(一)亲身经历

　　1978年11月我在京西宾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曾涛、胡绩伟、杨西光也都是会议的参加者。15日中午，我回到房间准备睡午觉，接到胡绩伟的电话，说 “有要事相商”，要我立刻上楼到杨西光的房间去。进去后见到胡、杨和曾涛，他们告诉我，看到当天《北京日报》上发表的市委常委扩大会议闭幕的消息后，他们想把其中有关天安门事件那一段摘出来，单独发一条新闻，并已和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通了电话，林表示同意。他们现在已把新闻稿拟好，事关重要，希望听听我的意见。

　　我先看了他们拟的新闻稿，然后把桌上放的那张《北京日报》看了一下，特别仔细地看了其中他们划了道道的有关天安门事件的那几行。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新闻稿的标题和北京市委会议上的那几句话不完全对得上号。标题上写的是“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而市委会议的报道中根本没有“天安门事件”五个字。但我转念一想：市委会议关于天安门事件那段话，与我记得很清楚的1977年3月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的话相比，有很大的进步，甚至可以说翻了过来。市委的那几句话虽然没有写明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如何如何，实质上是为事件平了反。只是因为中央没有表态，不敢明白地写出来。现在新华社发出一条新闻，加上他们拟的那个标题，把市委几句话的实质点破，也许可以促使这个问题的彻底解决。我反思了一下，我这个人一向有书呆子的脾气，可是这一次我不想拘泥于市委会议报道中没有“天安门事件”的字样，决定对他们的做法投一张赞成票。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11月16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登出了这条新闻。《人民日报》用的标题是：“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报纸到了京西宾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人手中，大家看了都非常高兴。上午8点多我去西北组开会的会议室，在等正式开会的那段时间里，大家兴高采烈，都说这件事太好了。这时候，纪登奎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后来大概是忍不住了，说了一句“像这样大的事，总应该在政治局谈一下才对 ”。他是政治局委员，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事先他一无所闻。当时在场的人几乎同时说：“这么做有什么不好?”“新华社发出这条新闻实在太好了!”纪登奎就不再出声。

　　曾涛是发出这条新闻的主要负责人，他这么做是冒一定风险的。当然风险并不很大，因为一定会得到许许多多同志的支持。特别是前三天，即11月12 日，陈云在东北组发言，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必须平反讲得明白、尖锐、有力。曾涛发出这条新闻后，受到在京西宾馆开会的同志们的普遍欢迎。我走在路上、在电梯里都听到赞扬声。这一天午餐和晚餐，我都与曾涛同桌。同桌者——我记得一次有江西来的白栋材，一次有新疆来的汪锋，都对曾涛说，如果你因此在新华社呆不下去，欢迎你到我们那儿去。

　　16日晚上，林乎加的秘书高稚兰(他是我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作者之一)来到我的房间，告诉我，林乎加看到报纸后，以为新华社发那样一条新闻有什么“来头”，就打电话给曾涛。当得知没有什么“来头”时，他就打电话向华国锋汇报，说标题是新华社自己加的，事先没有同市委商量。华对林的汇报没有讲什么话。

　　关于林乎加给曾涛打电话这件事，后来有一次我向曾涛问起时，他告诉我，当时林问他那个标题是怎么加上去的，他没有正面回答而反问说：“这条新闻中报道北京市委会议的话与事实有无出入?”林说“没有”，他就说：“加标题发稿是我们新华社的惯例，这事由我们负责，你不必管了。”

　　11月17日整天我继续关心华国锋有何反应。18日中午，曾涛告诉我，华有一个与天安门事件无关的活动，说了几句话比较好，这是好的迹象。当天晚上，曾涛又给我来了个电话，说：“现在好了，华国锋转变了，今天他为童怀周的《天安门诗抄》题写了书名。”在电话里我向他道喜，说；“这一下你安全着陆了!” 两人在电话里笑了一阵子。

　　11月19日，《人民日报》头版右上方登出了《华主席为<天安门诗抄>题写书名》的消息和华的手迹。在这条消息的下面，还发表了一则“天安门事件中被捕的三百八十八人没有一个反革命分子，全部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新华社电讯”。

　　我亲身经历的有关“北京市委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事实经过，现在记得的和能够写出的就是这些。

　　新华社发这条消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立即刊出这件事，从我亲身的经历中，我敢确认是曾涛等三人的在没有向中央请示的情况下，下决心采取的行动。他们三个人的行动取得了成功，后来得到党中央正式批准。

　　(二)文献考证

　　后来我又对这件事作了一番文献考证。

　　1978年11月15日《北京日报》发表的市委会议闭幕消息中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文字是：“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滔天罪行的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心愿，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对于因此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北京市委会议的这一段话，写于1977年3月14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二十个月之后。华的讲话中直接有关天安门事件的一段话是：“在‘四人帮’迫害敬爱的周总理，压制群众进行悼念活动的情况下，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表示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这时候，确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乘机进行反革命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但是应当肯定，当时去天安门广场的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是悼念周总理的，其中许多人是对‘四人帮’不满的，反对的。不能把他们，包括纯属反对‘四人帮’而被拘捕过的群众，说成是参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已于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五日发出通知：‘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已拘捕的，应予释放；已立案的，应予销案；正在审查的，解除审查；已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释放；给予党籍团籍处分的，应予撤销。’应该说，这方面的实际问题已经解决了。”

　　把1978年11月北京市委的那段话与1977年3月华国锋的这段话进行比较：

　　(1)[1977年华]仍然肯定1976年4月有一个“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1978年北京市委)不再说这是反革命事件。

　　(2)[1977年华]明确说“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1978年北京市委)不再说有制造了反革命事件的反革命分子。

　　(3)[1977年华]把1976年天安门广场群众反对毛主席1975年作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决定，戴上一个“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的帽子，并视作乘机进行的一种反革命活动；[1978年北京市委]不再讲、也就是不同意这样的观点。

　　(4)[1977年华]说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表示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1978年北京市委)在“群众”两字前加上“广大”两字，并认为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完全是革命的行动”。

　　(5)[1977年华]在上引的那一段话外，还说“中央在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和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问题中，是坚定地站在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点上，是坚持了毛主席的路线和方针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发生有损于我们旗帜的问题。”他还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 ”。(同一次讲话也说了“在适当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这样一句话。而广大群众去天安门广场抗议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反对毛泽东决定“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8年北京市委]不讲、也就是不同意这种观点。

　　(6)[1977年华)认为应昭雪的人限于“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也就是不包括被认为“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人；[1978年北京市委)不再设定这样的限制，而宣布“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在对两个文件这样进行对照之后，我们看到，1977年3月华国锋的那次讲话，虽然由于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不能完全重唱1976年4月党中央、北京市委、《人民日报》的调子，但仍然重申天安门广场上群众行动的性质是反革命事件。而1978年11月15日《北京日报》上披露的北京市委的决定，实质上是否定1976年4月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行动是反革命事件的，只是那时还不敢在中央未作出决定前明白地反对1977年华国锋讲话中的提法，而是顺着华讲话中说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是合乎情理的”那句话的方向，把广大群众的行动确定为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因此，说它实质上是为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是恰当的。而估量北京市委这么做是经过华同意的，也可以说华那时已实质上同意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改变了1977年3月时的立场。

　　不过，1978年11月《北京日报》报道的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确没有把这个实质挑明，不但文字一字未提“天安门事件”，在该报七行通栏标题中连 “天安门”这三个字也没有。是11月15日新华社的新闻稿，和1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才把这个实质披露出来，起了一个“拔高”的作用，明朗化的作用。

　　(三)一个辨正

　　对曾涛、胡绩伟、杨西光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所作出的努力这件事，我本来没有想写什么回忆文章，事情一过我也就放在脑后了。引起我去注意这件事情的原因是，1993年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巢峰赠送我他主编的、由香港港龙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大革命”词典》。在这本书的附录《“文化大革命”大事记》中看到这样一条：1978年“11月14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清明节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此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见该书第478－479页)这引起我的思考。我的亲身经历，使我不相信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天安门事件平反这件事。我告诉了巢峰我的看法。巢峰希望我写个材料给他，以便他找人去进行核对，于是我就动手写了一点。再一想，这件事应该由曾涛和胡绩伟来做(杨西光逝世后，当事人只有他们两个了)。我曾对他们提出建议，可是他们一直没有动笔。后来我又建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去专门采访曾、胡两位，他们表示这个建议很好，准备去做。可是他们也忙，还没有来得及去采访曾涛，不幸曾突然因病去世。就在这段时间里，我请人帮忙查了一下当时的报纸，做了一些文献分析工作。最近又发现，不仅》《“文化大革命”词典》，而且在这部书出版之前，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中也有几乎相同的记载。这部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字，同港龙出版社出版的文字相比，除了最后一句“这个决定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被该词典删去，“敬爱的周总理”被改为“周恩来”，其余完全一样。很明显，《大事记》是《词典》的依据。而在1994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综合研究组、《党的文献》编辑组编写、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三中全会以来的重大决策》中，也有这样一段文字：“中央政治局接受了陈云等同志的意见。11月14日，经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北京市委宣布，为 1976年清明节的所谓天安门事件平反。”(见该书第44页)也是在1994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四卷，全文一字不差地引用《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的文字(见该书第165页)。对这些书所写，我曾想，究竟是我对当时发生的情况“有所不知”，还是他们“有所不知”呢?最后我才注意到，所有这些记载，都出自1978年11月25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第二次讲话。这个讲话讲了八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关于天安门事件问题”。他说：

　　“粉碎‘四人帮’以后不久，中央就着手解决在天安门事件和这一类事件中革命群众被迫害的问题。随着揭批‘四人帮’ 运动的深入，这方面的问题大都陆续得到解决。但是，问题解决得还不彻底，还没有为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平反。中央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今年十一月十四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北京市委宣布：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 ‘四人帮’，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看了这段文字后，我认为事情有各种可能，也有可能是北京市委在作出决定之前曾经向他汇报过，他同意市委的那些提法。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没有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 有什么明确的表态，否则《北京日报》发表的报道中就不会回避“天安门事件”这五个字。那篇报道有一个七行通栏标题：

　　“中共北京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全市人民紧张动员起来，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为加快实现首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贡献／会议着重研究了贯彻执行华主席、党中央对北京市的重要指示／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同志主持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第三书记贾庭三同志对揭批查运动作了部署／会议指出，文化大革命前北京市的十七年，同样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直占主导地位，北京市委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北京市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

　　在这个标题中，连“天安门”三个字都没有。《北京日报》——也就是北京市委的这种异常的谨慎态度，我认为只有用中央对天安门事件还没有很鲜明的态度来说明。而鲜明地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行动，是曾涛等同志鼓足勇气在11月15日新闻稿和11月16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版面上采取的。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提出来，那就是邓小平11月5日至14日访问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三国，14日晚才回国，因此，中央工作会议前几天(11月10日到 14日)，邓不在北京，没有参加会议。华国锋在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那天，在讲有关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时说，“由于我想等常委都在家的时候开会解决问题，因小平同志出访，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前这个会没有来得及开”。既然真理标准问题要等小平回国后开会解决，那么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问题也应该等小平回国来讨论吧。因此，对“十一月十四日政治局常委批准”的说法我有怀疑。

　　事情究竟如何，希望党史研究部门进一步研究清楚。

　　我认为这篇文章所讲的事情并不是特别重要，但是历史务必说得很清楚才好。现在能讲清这件事的人还有好几位健在。我希望对胡绩伟、林乎加、华国锋等同志和其他我点不出名字的知情人作一点访问。也还可以查一查文献档案，作一番分析。我这一篇也可以算是对完全弄清楚这个问题提供的一个资料。▲ 来源: 中青在线


中国借峰会展示自身实力、影响世界经济局势
http://www.stnn.cc/china/200810/t20081023_884633.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08-10-23：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24日召开，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3日密集会见前来出席的各国元首，交流对话。此次亚欧峰会将讨论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有分析指中国可以借此机会扩大在亚欧国家的影响力，通过自身实力影响世界经济局势。

　　来自亚欧40多个国家和组织的首脑23日继续抵达北京。来参加本次亚欧首脑会议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人数达到了历届之最，23日又是他们集中抵达的一天。

　　在全球金融海啸的背景下，中国作为一个不断发展的经济体，所担当的角色和责任备受关注，这使得在中国召开的亚欧峰会尤其引人注目。对于中国来说，此次亚欧峰会是北京奥运之后，又一次在中国举行的外交盛会，这次各国领导人不是来观赏奥运、见证北京，而是来为全球普遍面临的金融危机寻求解决之道。对与会的亚欧首脑来说，他们希望看到中国出手救市，希望目前的经济局势有所好转。

　　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希望承担作为国际金融体系的重要参与者的责任——这是中国显示自身实力的一大机会。但同时中国还面临着其他制肘，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迈克尔•佩蒂斯就指出，“中国更需要担心如何逃过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而不是拯救世界，中国的选择十分有限。中国的贸易政策一直处于全球不平衡的核心，中国经济有可能成为这场危机的牺牲品。”

　　由此可见，中国的最大贡献是与国际机构和主要贸易伙伴国的政府与央行合作，使市场恢复稳定。在主题为“应对金融危机”的亚欧峰会上，中国预计会再次表示将与各国携手对抗金融风暴带来的影响，其具体政策则有待观望。

　　本届亚欧首脑会议是亚欧会议实现第二轮扩大后45个成员的首次首脑聚会。会议以“对话合作、互利共赢”为主题，与会领导人将围绕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问题进行深入讨论，致力于扩大和深化亚欧的平等对话与互利合作，创造共赢局面，造福两大洲人民。

　　中央电视台的报道称，德国总理默克尔、荷兰首相巴尔克嫩德、芬兰总统哈洛宁、马耳他总理贡齐于23日上午抵达北京。先后抵京的外国领导人还有越南总理阮晋勇、丹麦首相拉斯穆森、爱尔兰总理考恩、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文莱苏丹哈桑纳尔、波兰总理图斯克、马来西亚总理巴达维、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等，23日下午将迎来参加亚欧首脑会议外国代表团的抵京的最高峰。

　　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保加利亚总统玻尔瓦诺夫，菲律宾总统阿罗约，印度总理辛格，巴基斯坦总理吉拉尼，日本首相麻生太郎也会相继抵达。

　　胡锦涛23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芬兰总统哈洛宁、马耳他总理贡齐等领导人。温家宝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与荷兰首相巴尔克嫩德、爱尔兰总理考恩等人举行会谈，并出席了中新自贸协议签署仪式。▲


卫生部长用"听得懂"的话，解读"看不懂"的医改
http://www.voc.com.cn/article/200810/200810220943134490.html

2008-10-22新华博客 中国医改方案征求意见稿发出后，社会各界反映强烈，有相当一部分人表示“看不懂”。中国卫生部长陈竺二十日“想用所有的人都听得懂的语言说一下中国医改近期的五项目标”。(中国新闻网2008年10月21日)

陈竺在发言中讲述了五项目标，这也是医改方案提出的近期目标，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

◆ 第一是、对人民群众的医疗保障做到应保尽保;

◆ 第二是、要建立国家的基本药物制度;

◆ 第三是、要加强中国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能力;

◆ 第四是、逐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统筹政府、社会资源满足不同人群的需要;

◆ 第五是、启动迫在眉睫的公立医院的改革。

这样“听得懂”的阐述让我们更加豁然开朗，思路大开，这也真正说出了群众最为关心的医改核心。

　　自从国家发改委公布医改方案(征求意见稿)以来，我已经前前后后看了足有五遍左右，每一次看都有不同的感受，也一直在为提出意见进行思考。为此，我还专门邀请了2位医院人士一起探讨、研究，他们一位是县级医院的副院长，一位是乡镇卫生院的副院长。

　　说实话，对于出台的那个医改方案，不仅仅是我看得很吃力，就连医院人士也是如此。本来说好第一天看完后下午进行讨论，可是医院人士却说还要细看，只能一等再等，才初步有了一些探讨。不管怎样，我们就其中比较核心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也就是从解决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入手。

● 其一，关于医保问题。

◆ 一是、将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农村合作医疗“三保合一”，实行统筹管理;

◆ 二是、简化医保手续，由病人直接与医院进行结算，这个主要针对城镇职工医保，现在的城镇职工医保不仅手续繁琐，而且有暗箱操作现象存在，有关系的可多报销;

◆ 三是、制定报销的最低比例，即不论怎么样，必须保证最低能够报销多少，同时要向社会公开可以报销的项目，比如药品、检查等，必要时要进行听证;

◆ 四是、对于大病报销的问题，最好不设上限，或者将自付比例设个下限，防止因大病致贫;

◆ 五是、每年的医保收缴费用和使用情况要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 其二，关于药品问题。

◆ 一是、由省里公布的纳入医保的药物目录，不能使用药品的商品名，应是通用名，否则就存在药品企业与省级卫生部门暗箱操作之嫌。

◆ 二是、要遏制医生用贵药、病人也要用贵药，共同套取医保资金的现象，可否探讨病种包干费用制。

◆ 三是、遏制新药审批，特别是对简单重复的仿制药生产不予审批。

◆ 四是、尽早实现医药分家，医院专门卖治疗技术，药店专门卖药品，互不相干。

● 其三，关于政府投入问题。

◆ 一是、政府投入的比例要有具体的规定。比如中央投多少，地方投多少?哪些项目、哪些地方投多少?

◆ 二是、政府对于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项目要有明确的规定，完全实行政府买单服务，比如全民体检、防疫等;

◆ 三是、加大对基层医疗单位的投入，特别是乡镇卫生院、村(社区)医务室，要通过经费投入和政策机制，防止靠创收来赢得生存和发展，以保障基层医疗单位能够提供均等化的服务。

　　实际上，医改方案的最终落脚点就在于解决两个问题：看病难、看病贵，就在于让三方面人满意：患者、医方、药方，洋洋洒洒万言也罢，陈部长听得懂的解读也罢，大抵都不过如此。“不看广告，看疗效!”新一轮的医改方案，能不能让百姓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还得拭目以待! ▲


建信息网络安全体系需具"超常规反应能力"
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8/10-23/1422451.shtml

2008年10月23日 来源：解放军报 发表评论

　　信息化战争是体系的对抗，信息网络的对抗是体系与体系的对抗。加强信息网络安全建设，必须按照体系化思维的模式，从整体和全局进行谋划，用前瞻的眼光进行布局，准确定位发展方向，科学确定发展原则，全方位提升信息网络安全能力。

　　★ 信息网络安全建设必须树立体系化思维

　　记者：从一定意义上讲，网络就是系统，信息网络安全是体系与体系的博弈。您认为在体系的层面上，科学推进信息网络安全建设应该坚持什么样的宏观指导？

　　邬江兴：信息网络安全建设是一个需要长期、持续发展的复杂巨系统。正因为它的复杂性和多变性，认识过程必然是渐进和探索式的。因此，需借助“系统快速原型”和“系统虚拟实践”研究的方法，按照体系化的思维模式指导军队信息网络安全建设，把信息网络安全建设上升到更为理性、更为科学的阶段。按照这种思维方式，信息网络安全建设在谋划和实施中，必须贯彻系统论的整体性原则、结构功能原则、目标性原则、最优化原则，从以往“面向个别问题的研究和解决 ”，转变到面向“系统的共性与关键性问题”的研究和解决；由面向“眼前具体问题”的研究与解决，转变到面向“前瞻性、整体性发展问题”的研究与解决。

　　★ 科学推进信息网络安全体系建设

　　记者：推进信息网络安全建设必须树立体系化思维，在具体实践中应该坚持什么指导原则？

　　邬江兴：◆ 一是、高效能原则。需要建立以新的业务流程划定的功能模块为基本工作单元、以宽带信息网络与应用网格为依托、以扁平化矩阵式指挥控制系统为核心、以标准化数据和应用软件资源为基础、以先进理论、高素质人才队伍、法规条令和技术装备为支撑的高效的信息网络安全的新体系。

　　◆ 二是、适应性原则。目前，网络攻击的目标对象在基本理念、攻击模式、技术能力、组织形式和运行速度方面都已经大大突破了传统方式，呈现出快速多变海量的特点。与此相适应，未来的信息网络安全建设必须具有“弹性化组织形态”及“超常规反应能力”。

　　◆三是、生存性原则。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形态标志就是，作战行动始终强调全纵深、多方位、超精确的立体式打击，高强度、超机动的推进，战争的开局往往左右着战争的结局。因此，信息网络安全建设必须能够经受住信息化战争及新概念武器等各种作战模式的考验。

　　◆ 四是、机遇性原则。必须认识到当今新军事变革的速度在不断加快，发展机遇并非由我们掌控，有着显著的“窗口效应”。因此，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只争朝夕的精神，应始终贯穿于信息网络安全建设的全过程。

　　◆ 五是、多元性原则。信息网络安全建设不但要能够保障重点，具有实时性，而且还要具备全局性和预警性；不但应有基于传统的被动提升模式，而且还应发展以主动演变为基础的广谱、立体化的网络防范能力，具备与信息化发展水平相匹配的“快速变轨”能力；不但应有战略层面上的安全防范能力，而且还应具备面向战役、战术层面的安全防范能力；不但应有面向单一网络的信息防护能力，而且还应具备面向互联网、通信网等多种网络的信息防护能力。

　　★ 全方位提升信息网络安全能力

　　记者：推进军队信息网络安全建设，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安全、可靠的网络环境，为军队信息化建设提供良好的平台。您认为，我军信息网络安全建设的长远目标是什么？

　　邬江兴：我军的信息网络安全建设，要主动适应新军事变革的挑战，瞄准世界信息技术发展的战略制高点，拓宽领域，加快步伐，逐步建成一个具有信任能力、防御能力、发现能力、应急能力、对抗能力的全方位的信息网络安全体系。

　　◆ 可信任。由于网络在体系结构上存在的固有缺陷，使得网络在安全可信方面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这已成为网络技术发展的“软肋”。因此，信息网络安全体系建设的重点是构建信任体系，建设高可信平台，确保用户及其位置的真实可信，确保网络应用实体的真实可信，确保在网络上传输、处理、存储的信息真实可信。

　　◆ 可控制。在信息网络系统中，必须保证信息的流动与信息交换可被系统监管者所控制。要能确保对用户行为的可控，即保证信息网络的各种软件硬件资源不被非授权者使用或防止使用未被认证的资源；要切实保证网络接入过程和连接过程的可控，即保证用户从接入网络到离开网络的全过程受控；要做到对入网用户之网络行为的可控，即对用户在网络上的信息交换行为能够做到实时管控。

　　◆ 可扩展。良好的扩展性意味着网络具备良好的持续改进能力，使其能够依据技术的进步，实时接纳新技术、新工艺，不断丰富新功能、新业务。网络的拓展能力，主要体现在接入能力、处理能力、业务能力和网络带宽等方面的扩展。良好的网络扩展能力对于不断改进网络防护性能和提升信息安全水平也是至关重要的。

　　◆ 可管理。一方面，既要保证对路由器、交换机、服务器、用户账号、服务端口等相关资源进行有效管理，也要对系统软件、应用软件、业务软件的安全性进行实时甄别，还要对上传或下载文件与数据进行监控。另一方面，要能够确保信息网络上的行为不可被伪造、篡改、冒充、抵赖，保证对网络上的各类违规事件进行有效的跟踪、监控或预警，确保运行记录和数据文件的完整性，为安全事件稽查、取证和改进防护能力提供依据。

　　◆ 可恢复。信息系统必须具备受到灾难袭击后，关键数据依然保持持续可用的能力，保证网络节点在发生自然灾难或遭到硬摧毁时仍能不间断运行，具有容灾抗毁和备份恢复能力；保证系统能够有效防范病毒或蓄意攻击行为所引起的网络拥塞、系统崩溃和数据丢失，具有很强的应急响应和系统恢复能力。 (李杨　邹宏　张锋）▲


复旦教授据遗传原理构想:子随父姓女随母姓
http://www.news365.com.cn/xwzx/jykjws/200810/t20081016_2060341.htm

日期：2008-10-16 作者：俞陶然 来源：新闻晚报

    近日，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所教授、上海市遗传学会秘书长卢大儒写了一篇文章，在文章中，他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在姓氏传递问题上，我国立法机构、政府部门应倡导“子随父姓，女随母姓”原则，让女儿继承妈妈的姓。

● “女随母姓”有遗传学依据

    “ 子随父姓，女随母姓有充分的遗传学根据的。 ”卢大儒说。科学研究表明，人体每个细胞内有23对染色体，包括22对常染色体和一对性染色体，女性的性染色体组成是XX，男性是XY。一对夫妻生的是儿子，父亲Y染色体上的DNA就会传到儿子的Y染色体上，但无法传给女儿。如果父生子，子生孙，孙又生重孙，这样传承下去，Y染色体的传递是一直伴随的。在没有基因突变的前提下，每个男性都拥有和他祖宗相同的一条Y染色体。遗传学研究发现，细胞内的遗传物质线粒体，是母系遗传路线的最重要标识。由于只有母亲的线粒体才能遗传给子女，因此如果母亲生女儿，女儿生外孙女……线粒体的DNA就会一直传递下去。如果母亲生儿子，那母亲的线粒体遗传就会中断。假如女儿随母姓，就能把线粒体DNA的遗传路径保留在姓氏中，让人们找到自己的母系祖先。

    卢教授指出，姓氏对遗传学研究非常重要，由于“子女随父姓”的习俗延续了几千年，如采取“女随母姓”，追寻母系祖先就不会那么困难了。

● 有望进一步实现男女平等

    除了遗传学依据，卢大儒还提出，“子随父姓，女随母姓”能进步实现男女平等。千余年来人类社会都是父系社会，姓氏传递没有女性的份，而“女随母姓”能让女性拥有姓氏传递的权利。

    从另一角度看，女儿继承父姓后，无法把姓传给她的后代，所以女随父姓比较“浪费”，不如随母姓，让母亲的姓氏有机会传承下去。

    卢大儒还指出，他提出的构想或许还能纠正“重男轻女”思想。在我国，把生儿子视作“传宗接代”的人绝不在少数，这导致超生现象和男女比例失衡。如果引入母系姓氏传递的原则，父系姓氏传递在人们观念中的重要性就可能逐渐淡化，有利于消除“生女不生男是断后”的观念。

● 哪种“取姓”方式最合理

    据了解，独生子女夫妻生育孩子跟谁姓，已成为社会关注的话题。

    我国婚姻法规定，子女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有的独生子女夫妻生两个孩子，一个随父姓，一个随母姓；有的夫妻采取父姓与母姓合成 “复姓”的办法，父姓在前，母姓在后；有夫妻遵循 “物以稀为贵”原则，如果女方姓比较稀少，就随母姓；有的甚至取父姓和母姓的偏旁，组成一个新的姓。卢大儒表示，选择哪种 “ 取姓”方式是人们自由，但他提出的这种兼顾男女双方姓氏传递办法最合理：姓氏传递如同生男生女一样随机化，生子就随父姓，生女就随母姓，男女平等，符合科学规律。

社会学家点评：

● 合理超前有意义

    对于卢大儒的观点，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于海认为，此建言是合理的，但是超前的。他指出，相比欧美国家和我国宝岛台湾和香港地区，中国大陆在姓氏上的男女平等程度已经很高了。在欧美国家，女性嫁人后会随夫姓，在我国台湾省和香港地区，女姓会在原来的姓前加上夫姓。 “如果我们实行女随母姓的原则，那我感觉是比较超前的。”于海也指出，这个建言对女性地位和遗传谱系高度肯定，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这一构想的意义会越来越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