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越两国反目成仇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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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10-21：中越美苏四国的越战档案披露，当年中越秘密商定，若美地面部队越过十七度线，中国将出动陆军迎战。美国获知后不敢将战事升级。越南脚踏中苏两船取利，埋下中越反目祸根。

　　★ 中国援越军人阵亡逾千

　　来自中国大陆的资料则首次披露了中国援越部队伤亡情况：一千一百人阵亡，四千二百馀人负伤。同时还详细披露了中国军队的战绩：中国防空部队在越南对空作战共二千一百五十三次，击落敌机一千七百零七架，击伤一千六百零八架；铁道部队则在越南新建铁路一百一十七公里，改建铁路三百六十三公里；同时入越的还有通信工程大 队、后勤部队、筑路部队、扫雷工作队、民兵等。中国给越南的物资援助，总额达二百亿美元。

　　六十年代开始的这场越战，其实可以追溯到更早期的印度支那抗法战争；中越的结盟起於中国支持越共抗击法军、取得奠边府战役的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者曲爱国披露，抗法战争期间，中国是唯一向越共提供军事援助的国家，越共军队的全部武器弹药和装备都由中国按照预算和战役的需要直接提供；他公布的大量数据表明，越南抗法期间，中国向越南提供各种枪支共十一万六千馀支，各种大炮四千六百三十门和大批通讯、工兵器材及粮食、被服、医药等军需物资。中方先后派出防空、工程、铁道、后勤保障等支援部队共二十三支队，九十五个团另八十三个营，总计三十二万馀人，最多的一年达十七万人。

　　中共和越共这一对“同志加兄弟”，为何会反目成仇？从战争年代的档案中其实已有迹可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李丹慧研究有关档案后发现，中越两国关系大起大落，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在於国际冷战格局下，中、美、苏三国关系变化的制约和影响；中苏关系及中美关系的变化对中越关系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她指出，中国在政治上、军事上支援越南，就要求越南不要站到苏联方面去，甚至要有所行动；後来中国为了抗衡苏联而改善中美关系，又要求越南有所配合，不免予人改变了初衷又要强人所难之嫌。

　　其实，就是在越战期间，民族主义感情也高於战友关系。当年越南政府派了不少人到上海的钢铁厂和纺织厂学技术，上海官方十分厚待他们，把淮海中路重庆南路一带的优质民居腾出来让他们住。他们也一直对上海人民怀有好感。可是，中美关系开始解冻却大大地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令上海吃惊的是，北越人策划在尼克松访问上海的时候，在沿街的窗口打出抗议的横幅。此事被中国方面及时发觉，预先做足了防备措施。在尼克松到访上海期间，北越人受到所在单位和部门的“热情款待”，又是带他们到景点去参观和游玩，又是领他们去高级饭店美餐，哄得开开心心，总算避过风头。双方都嘴上不说，但心知肚明。这可能是中越民间感情上最早的芥蒂。

　　另二位中国学者杨奎松、沈志华论及上述变化时表示，中国的立场是从主张武力解放印度支那到力主实现东南亚和平；从主张和平共处到主张冷战共处；从反对越美和谈转向联美抑苏，一直发展到劝告越南适时结束战争，造成了後冷战时期另一种混沌而共生的局面。

　　★ 中美苏三方都不是赢家

　　李丹慧还指出，四个三角角力的结局是：中美苏三方谁都不是赢家，只有力量最弱的越南获得实际利益，实现了民族统一，并利用大国间的矛盾，藉助苏联实力提高了自身地区性大国的地位，从而走上了联苏抗华，推行地区霸权主义的道路。

　　在中越两党这一对欢喜冤家的恩仇记中，两国领导人的个人意见有时左右了局势，深化了矛盾，加上两国之间历史上从属关系遗留下的成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形成的利害关系，更使积怨日深，以致连蜜月时期的频繁交往及好话说尽的外交辞令也无法消融这些嫌隙，最後使关系迅速裂变。

　　共产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往往可由两国领导人的言辞交锋中寻出。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提供了一批非常重要的文件，其中就有根据俄国解密档案文件英译的中越、中老及中柬领导人七十七次谈话的珍贵记录文本。中国学者据此向越南学界覆核其中一些资料，加上注释，除选出一部分译成中文首次披露外，其他部分则引入各自相关论文中。

　　★ 会谈记录显示领袖性格

　　这些谈话记录了一些事件的蛛丝马迹并再现了领袖的独特风格和魅力。譬如毛泽东经常谈笑风生，以幽默口吻议论天下大事，其个人意志乃两党两国关系中最具影响力的因素，他主导了这种变化的趋势，也因此影响了东西方冷战的格局；邓小平则坦率直言，对越南方面的误解敢於不留情面地指出，从他的谈话中正可领悟，七十年代末邓决定教训越南原来早有伏线；而周恩来的耐心细致，坚决贯彻毛泽东的主意，似也可略窥一斑。越南方面除黎笋外，参与最多会谈的就是越南的总理范文同。这些谈话记录将为研究两国、两党的微妙关系提供新的历史证言。

　　★ 东西方学者反思越战

　　在美国为首的西方，有些学者正对发生在印度支那半岛的这场战争，进行反省和总结，而今年(2005年)一月十日至十二日，以亚洲地区学者为主、议题是《关於中国、东南亚与印度支那战争的新证据》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也在香港大学举行。会议由港大历史系、亚洲研究中心、美国研究中心和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联合组织，出席会议的有来自中国、越南、美国、俄国、挪威的二十六名学者。

　　参与这次会议的中国学者大都是中青年研究家，分别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中共党史研究室等智库。他们从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作了深入探讨，并根据美国、苏联解密档案、越南有关文献和中国有关资料、档案，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秘辛，同时阐述了许多新锐的论点。例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李向前在《越战与中国经济政治的变动》中，提出了新论点，指出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也对越战起著无形的催化作用，为越战对中国经济政治产生的影响作出恰当的定位，从中也可看出当年自感内外受敌的毛泽东，将大政由经济建设扭转为准备打仗的轨道，反映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思路。

　　★ 中国首部越战研究力作

　　上述最新研究成果已汇集於即将由香港天地图书公司推出的《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书中。这是中国学者第一部越战研究的力作，作者们能以较开放的研究视角从事研究，一改过去的八股思辩模式，将中越关系放在冷战时期的大框架中，依据各种解密档案和新的史料综合分析，尽量站在一个公允的立场去阐发论见。此书解读了越战时中、美、越、苏之间错综复杂的较量，全方位解构了冷战中波谲云诡、合纵连横的外交角力和惨烈战斗的源起与祸害。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譬如：关於越南对华政策心理背景的研究，对老挝、柬埔寨在这战争中的作用与地位的探讨等等。▲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特权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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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大的问题是特权横行，中国现代化的最大障碍是特权制度。

譬如，今天媒体上即“擅自披露”了两个典型事例：

▲ 其一、2007年11月17日，广东陆丰市公路局局长葬母，办丧宴超过300席，3000人对特权官员献媚；

▲ 其二、据新华社报道，中国最大的“地主”碧桂园以零地价拿到上千亩土地，地产商、腐败官员合谋发大财，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谁来维护？

不铲除此特权腐败制度，中国的现代化其实是无望的。

正如胡锦涛曾经指出的：腐败、滥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敌人，是社会矛盾激化、危机丛生的主要源头，是政府面临着亟待解决的主要课题，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政府是拥护、信任还是反对、不信任的主要呼声。

★ 中国的特权制度表现为：

◆ 一、官本位的等级制度。

中国大部分资源都掌握在“官”的手中，虽然现在很多资源也市场化、民营化了，但是非“权力依附型”的企业是难以生存和壮大的。

由于中国没有同时进行宪政改革，所以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但没有削弱官本位的封建等级制度以及计划经济时期的25级制、15级制，反而不断地强化着君臣尊卑的传统观念，并且将之法制化。与封建制度相比，现在只是称呼上有所改变，称为“县处级”、“地厅级”、“省部级”等等。等级制度在改革开放前还只在“干部”中实行，现在推广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于是有了局级公司、师级歌星、厅级方丈、副部级院士等等。除了一些民营企业外，举凡工厂、医院、银行、城市、街道、学校、科研院所、社会团体、民主党派、甚至道观佛寺等一切社会组织都被划定了相应的等级，一切官员也都分成县管干部、市管干部、省管干部，等等，同级干部都有严格的座次顺序，不同级干部更有不可逾越的排名及待遇——干部可以听什么报告，看什么文件，是否享受秘书、厨师、保姆、警卫员、司机、公务员等等服务，全看他的级别高低。

级别高的干部就自认为掌握了“真理”，从而可以傲视普通人，过着特权的生活。

◆ 二、黑箱化的财政制度。

发达国家的钱袋子是掌握在议会的手中，官员每花一分钱都要经过议会的批准。而中国的财政是官员化、随意化、秘密化的财政，一切支出由官员说了算。所以，25年来，中国政府的行政开支增加了87倍。

据有关调研报告：全国党政机关系统违规违纪、挪用侵占、公款吃喝、休假旅游、出境出国、送礼滥发奖金福利，2006年度高达2万亿元，相当于当年全国税收收入的50.5％。江苏、浙江、上海、山东、广东五省市厅局级干部实际年收入为55万至105万元，副省级以上干部实际年收入为125万至250万元，每人花费公款600万至2000万元。2004年，上海市党政国家机关系统公款吃喝、旅游、境外观光、进修、读书、送礼、超规格发放福利奖金、补贴等共计 1045亿元，2005年为1276亿元；广东省2005年为2485亿元。

◆ 三、权贵垄断的企业制度。

据《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报道，中国亿万富翁3220人，其中2932人即超过90%是高干子弟；在5个最重要的工业领域——金融、外贸、地产、大型工程、安全业，85%-90%的核心职位掌握在高干子女的手中。

截至2005年底，仅海外高干子女亲属经营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每年就达1千多亿美元，拥有财产6千亿美元以上，海外定居的高干亲属超过100万，其中高干配偶子女20多万人。

特权垄断常常造成国家和全民利益的损失，如国有商业银行以远低于市场价格——兴业银行甚至以不到市场价格的1/10把股份贱卖给外资，仅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交通银行4家银行因为贱卖损失就超过7500亿元，仅2006年一年银行股贱卖的损失就达6000亿元，整个银行业损失上万亿元。（见《中国财富》2007年第10期）

仅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4家国有公司4年海外分红就超过1000亿美元，这些公司的盈利完全是来自对国内消费者的掠夺，凭着其垄断地位抬高资源价格或者对手机双向高额收费等，然后把利润送给外国人。

为了增加赢利，两大石油巨头不惜制造“油荒”以抬高国内价格，并且出口退税。据海关统计，在2005年“油荒”前6 个月石油巨头共出口成品油759万吨，同比增长48.6%，而进口却下降了21.1%，6月份的同比降幅更达到22.6%。其中占主导地位的燃料油的进口上半年同比下降了17.6%。

中石化2005年实现净利润395.58亿元，另外还获得中央财政补贴100亿元。这些国有企业凭借垄断获得的巨额利润不但不需要向国家分红，反而得到财政补贴，而8亿农民2005年获得的粮食直补也才132亿元。

据《南方周末》报道，中国的粮食连年丰收，产量达9800亿斤以上，为什么还出现粮食短缺、粮油价格上涨的现象呢？原来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中储粮”) 每年要收购全国小麦商品总量的60%以控制麦源，按兵不动，采取“市场饥饿法”，把小麦市场“托”起来，继而在收购价的基础上加价“顺价销售”。中储粮每收购1斤粮食，政府给予2.5分钱的补贴；每存储1斤粮食，政府给予4分钱的补贴。按亩产800斤小麦计算，一亩地政府给出的补贴为52元，其中农民实际得到了每斤2分钱、每亩16元的补贴，其余36元补贴给了中储粮。消费者每多支出1元的粮油成本，农民得到的好处不足0.15元，而中储粮等特权企业赚去了0.85元以上。

◆ 四、封建等级的社会保障制度。

目前，中国的医疗分成几类，公务员享受财政拨款的公费医疗，部分职工是个人帐户加社会统筹，另外一些职工和居民购买商业保险，农民参加合作医疗。据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城市居民中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占44.8%，农村有79.1%的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的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试点，也只覆盖了10%的农民工。

卫生部的一个副部长在在国务院新闻办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中国农村有40%~60%的人看不起病。在中西部地区，由于看不起病，住不起院，死在家中的人占60%到80%。

据《当代中国研究》2003年第4期，从1991年到2000年，中央拨给农村合作医疗的经费仅为象征性的每年500万，地方政府再配套500万。全国农民分摊下来，平均每年每人每年大概是1分钱。

一方面是老百姓看不起病，另一方面离退休高干却长年占据40多万套宾馆式高干病房，一年开支500多亿元，再加上在职干部疗养，国家每年花费约2200亿。官员们的公费医疗占去了全国财政卫生开支的80%。

而且，目前中国80%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北京等特权城市。

中国卫生的公平性在世界191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倒数第四。

中国的养老制度也是封建等级化的。官员们按照级别享受相应的待遇直到死亡，不论是否在职。高干离职后，秘书、警卫、司机、勤务、厨师、保姆、专车、住房及医疗待遇一律不变。

◆ 五、令人生畏的警察特权和司法特权。

警察绝大多数是好人，警察和司法的特权源于缺乏民主监督的体制。

据新华社哈尔滨2007年11月13日电：哈尔滨市区电子监控设备发现，警车闯红灯月均近1200次。

某县动用警察收提留款，动不动就把村民拘留，站在一旁的村民刘振中说了一句“这赶上土匪了！”于是被警察四处搜捕，其妻、父、叔、兄弟媳妇皆受牵连都被送进监狱。

少女纪海云被污卖淫，被警察毒打3个小时，下体、大腿内侧被棒打、鞋踢、脚踩，医生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姑娘被打成这样的，真是惨不忍睹。

某警察甚至说：“我们吃的就是这碗饭，开的就是这种店，打人是家常便饭”。“我打你是执行公务，你还手是妨碍执行公务”。

上海巨富周正毅的看守所和监狱生活，也处处显示出特权：每餐“四菜一汤”；允许使用手机；数次看病，每次医院都接到命令停止门诊，专为周正毅一人服务；亲情电话成为周正毅想打就打的特权电话。

◆ 六、歧视性的户籍制度。

户籍制度造成了城市人的特权、农村人的社会底层化。

1999年北京市劳动局出台了2000年本市允许和限制外来工的职业范围，限制外来工的行业8个，职业、工种103个。

据新华社南京2006年2月18日电：南京上百万农民工5年来只有4~5人成功落户在南京，不到百万分之一。

据《法制晚报》2007年4月26日报道：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调查显示，34.28%的在京流动儿童为北京土生土长，20.82%的儿童不能及时接受教育。

目前，中国高等教育的城乡学生比从改革开放初的3：7发展为7：3。

据《南风窗》2006年3月1日报道，中国农民高价购买生产资料交纳的增值税每年在4000-5000亿元，是全国增值税的一半，相当于每个农业人口每年交税400-500元。另据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表示，全国增值税的60%都是农民交的。

国家财政每年拨出支农资金高达4000多亿，但大部分资金补贴了粮食企业、化肥企业等权贵部门，农民获得的补贴很少，国家的扶贫资金也主要是肥了地方政府部门。

◆ 七、宣扬特权的教育制度。

小学生个个比谁家父母的官大；大官的孩子被老师悉心照料，当上班干部；课堂上宣讲的往往是尊敬领导、服从权力。

2007 年5月28日上午，为庆祝“六一”儿童节，武汉市举行少先队的特色比赛。当日，武汉最高气温达35.3℃。原计划8点30分开始的比赛，却因领导的姗姗来迟而延后。等一个个领导在太阳伞的遮阴下讲完“祖国的花朵们”之类的话（官员们的心中其实在说：我才是祖国的花朵呢！），一直炙烤在烈日底下，穿着长袖制服，并且手套、帽子……裹得严严实实的军乐队员，终于起步，开始比赛。手持指挥杖的小男孩，才走出几步，一头晕倒在地。当老师和家长的抢救时，领导们悄然离去。

某市文化旅游节逢雨，领导们都有人给打伞观礼，而学生们个个立在雨中，浑身湿透。

银川市举办首届中小学运动会，各级领导轮流发表宏篇大论，台下四十名八九岁的女生穿着单薄的表演服，在低温的寒风中苦苦等待了1个小时。

在河北省科技活动周开幕式上，一名小学生耐不住持续两小时的烈日炙烤，当场中暑昏倒。然后，台上领导们也都悄然离去。

1994年12月8日的克拉玛依，当大火突袭的时候，有人高喊着：“同学们不要挤，让领导先走！”结果，克市领导、教委领导几十人都成功逃生，没有一人死亡，而288名学生葬身火海。

中国的学术机构也处处渗透了权力。55年来，北大物理系培养的22位院士，不带官职的只有4位。51级入学的4位院士中3位是部长。

高考分数线歧视则造成了地区特权、城市特权以及考生人格上的不平等。恢复高考20多年来，北京的高招录取分数线大大低于其他省份，相差最高达160多分，在其他省份只能上普通本科的分数，在北京竟能上北大、清华。

美国也有帮助弱势族群的录取政策，但绝不可能照顾发达城市。

◆ 八、歌颂权贵的文化制度。

由于电台电视台、新闻出版业的垄断、特权，以及不允许出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除娱乐之外的明星，电视台等为了保险，“不出问题”，不敢报道真实消息，不敢追踪社会问题，不敢深入挖掘新闻内幕，因此，天天播出娱乐节目，吹捧几个歌星，号称是弘扬“主旋律”。

8亿农民、2亿农民工、3亿多低生活水平者、4000万失地农民、3000万上访者、2000万农村留守儿童、2000万打工子弟、6000万残疾人、2亿工人、1.2亿乙肝病毒携带者、上百万爱滋病患者在媒体上统统不见了踪影，成为沉默的大多数。

因此，只有废除官本位的等级制度、黑箱化的财政制度、权贵垄断的企业制度、封建等级的社会保障制度、歧视性的户籍制度、宣扬特权的教育制度、歌颂权贵的文化制度等，中国才能进步，才能实现现代化，才能成为现代文明的国家，为此，我强烈建议：

取消工厂、医院、银行、城市、街道、学校、科研院所、社会团体、民主党派、道观佛寺的行政等级；

除退休的国家主席、人大委员长、总理等少数人之外，取消退休离休后的秘书、厨师、保姆、警卫员、司机、勤务、公务员、专车、住房及医疗方面的特别待遇；

取消干部病房、高干病房、干部疗养所、领导度假别墅、部级待遇等公款福利特权；

建立科学化、规范化、公开化、民主化的公共财政体制，一切支出改由各级人大决定；

打破石油、电力、电信、金融、保险、证券、外贸、烟草、粮食、地产、大型工程、农用生产资料、有色金属、民航、铁路、安全等领域的垄断，国家参与其分红，提高其税赋标准，引入竞争主体，形成市场化的多元竞争格局；

废除歧视性的户籍制度，建立身份证电子管理系统，将沉淀在当地的户籍资料、人事档案、个人及家庭收入纳税、缴纳保险情况，信用、守法记录等等纳入全国统一的身份证号码查询系统中；

废除高考分数线的歧视；

立法严禁在招工、教育、医疗、住房、自由迁徙、失业保障、养老保险等方面歧视任何一部分国民。

取消财政对机关幼儿园、机关小学、重点中小学等的倾斜投资政策，促进学校的均衡发展，实现教育公平；

规定一切城市不得限制外来工的职业范围，不得拒收或者高价接受打工子弟入学；

规定行政人员、官员不得参与教授、院士等的评定；

取消电台电视台、新闻出版业的垄断，允许民营媒体参与竞争，政府只需对其业务、内容进行规范；

逐步建立宪政民主、以及公民监督、司法监督、媒体监督的制度；把各级人大变成真正的权力机关，实现人民代表的专职化、专业化和自由选举，人民代表拥有罢免弹劾官员、决定财政预算决算、进行重大决策的权利；让司法、反贪、审计、监察、信访等部门独立于行政；对弱势群体进行有效的权利救济、司法救济，媒体从各级官员的喉舌变为人民群众的喉舌。

胡锦涛明确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铲除特权制度，确立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恐怕是中国目前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和重中之重。只有废除特权制度，才能建设崭新中国！（胡星斗）▲


我看党与国家和人民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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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实现国家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这就需要以民主的原理阐明党与国家，党与人民以及党与党之间的关系，以现代民主制的要求，重建上述三个方面的关系。本文仅就前两个方面的关系作一理论分析。

    ★ 国家不是从属于党的机构，党不应该凌驾于国家之上

　　中国革命胜利之后，鉴于长期以来实行“以党代政”的政治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党有极高的权威，相比之下，政府的权威则要逊色得多；在这样的政治实践中，人们的意识中便形成了“党高于国家”的观念。

　　中国的革命，是在社会极其缺乏民主的条件下进行的。在中国，专制政体绵延两千年之久。在这种政体下，社会失衡与矛盾冲突总是以起义、战争这种非改良、非妥协的暴力形式求得缓和或解决。起义成功，天下便是起义者的天下。共产党领导革命所面对的社会条件仍然是这种政治上的专制主义，无民主的合法的和平的斗争方式供你利用；武装斗争、暴力革命的方式成为唯一可供选择的道路。这两种方式，就一般而言，前者是在保障公民的民主自由条件下，通过政治上的合法斗争，依靠争得选民多数的支持而取得掌握国家权力的机会。这种政治斗争（也可称为“政治竞争”）的方式虽然也是颇为激烈，但，是和平的，而非战争、非流血的；是依靠民众的选择，而不是凭借武力之大小；是通过竞争挤掉自己的对手，而不是打倒对手、剥夺对手任何政治权利登上国家权力的基座；只是获得一次性的执政机会（连选连任除外），而不具有永久性执政的特权。后者的方式固然也需要民众的支持，这是任何一次革命和任何一种革命方式成功的社会基础；但这种方式取胜的直接原因毕竟是主要依靠武装力量的大小和斗争策略的是否正确。这两种国家权力的获得方式，前者是运用民主制，或者说凭借民主的权威；后者则凭借枪杆子的权威，继而以枪杆子夺得并掌握政权的人便成了权威。两者的客观目的虽然都是达到取得国家权力，但在他们的主观意识中却产生了极不相同的结果。前者对获得政权的成功，除估计到主观条件，更意识到社会民众的支持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后者对革命斗争之成败，往往主要归结为革命党主观方面的原因（因为与民众直接关系较少）。与此相关联的，在执政之后，前者运用民主制操作国家权力的运行，后者则往往依赖执政者的权威运用国家权力。

　　中国革命成功地采取了武装夺取政权的方式。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成了整个革命过程中最权威的东西。但是，党与枪杆子，是党指挥枪（武装部队），而不是枪指挥党。因此，党比枪杆子更有权威。用枪杆子夺取的政权同枪杆子一样，自然都必须服从党的指挥。也就是说，党，枪杆子，政权三者，党才是权威。在战争年代党指挥枪，在革命战争胜利后就顺理成章地转化为党指挥政。或者说，党指挥政是党指挥枪在和平执政年代的继续。这是中国革命的逻辑，也是中国近代史的主线条。由此可见，“以党代政”这种政治体制的出现并能延续较久而难以改变，一个重要的奥秘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的这种方式。

　　按照社会主义民主原则，党虽然是国家生活的领导者，但应当服从这个国家政权，服从国家政权的法律法令。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特点是，这种革命不是像以往任何一次革命那样，把国家权力从一个集团转到另一个集团的手中，把国家权力的获得看成是最终的胜利品；而是把国家权力从少数人手中夺回归还给社会，让人民来管理国家，控制国家权力，即所谓“还政于民”。作为革命向导的共产党，无非是领导革命群众去实现这一目的。从此，国家是人民的国家，而非某一集团的私物。因此，所谓“党高于国家”，既不符合一般民主原则，也不符合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

　　从社会的一般结构来看，政党是社会的一个政治团体，它是社会的一部分而不可能是社会的全体，它的思想观念和利益诉求不能不带有某种倾向性或局限性：革命的，或保守的；代表这部分人的利益，或代表那部分人的利益。政党不是国家，不是国家机关，而是从属于国家、服从于国家机关管理的一个组织。虽然它的成员可以在国家机关中担任某种重要职务，从而领导国家机关。但这不等于说，党就是国家。

　　有人说，如果党不高于国家，怎么保证党的领导？关于这一点如果从思想上去理解，则是正确的。就是说，党要领导得正确，应当比国家、比一般国人站得更高一些，看得更正确一些。但这还是“应当”，而非事实上已经做到了的。事实上是否正确，则有待于实践的验证。如果把“应当”改换为“总是”，那么政治上就会产生优越感，思想上就会产生盲目性，从而导致瞎指挥，强迫命令，家长制，导致领导工作的各种失误。党在民主革命，特别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些重大失误证明，党的认识难免有局限性，它可能与客观实际、与全体人民的意志不完全一致。承认这种局限性，可以减少盲目性，提高党的领导的正确度。有时候真理不在或不完全在共产党一边，而在党外某些人或某个人一边这是可能的事。人口问题的真理就在马寅初一边，黄河三门峡建坝问题的真理就在黄万里一边，如此等等。所以要使党的认识比国家、比社会的认识更高一筹，不是轻而易举的。在这个问题上，切勿陷入“权力真理”论的误区，以为有权就有真理，权力越大拥有的真理就越多，享有最高权力就拥有一切真理了。为了使党的正确意见，也为了防止某些不成熟的意见转变为代表国家意志的法律法令，应当使这种转变通过严格的民主程序。也就是说，党的领导应当通过国家民主的程序来加以实现。

    ★ “党是人民的代表”，这只是党的宗旨，并非是绝对的现实

　　中国共产党党章誓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如果对这一原则做简单、肤浅的理解，就可以成为“以党代政”的根据，并抑制民主权威的形成。

　　党章中所规定的党是“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党为自己确立的立党为公、立党为民的宗旨，表示党以及每个成员不具有自己的私利，他们的言论和行动必须符合人民的利益。这是党的组织为党和党员确立的一条自我约束的原则。因此，这种“代表”同经过一定民主程序选举的那种代表的差别是：前者是党的组织对自己党员的要求，是党员言论和行动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后者是受选举人委托的执行选举人意志的享有代表资格的人。前者是广义的意义上借用“代表”这一概念，后者是本义上的“代表”概念。

　　党的组织要求每个党员成为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但在事实上，党组织与每个党员是否都能达到这一要求呢？这里存在着可能性与现实性之间的矛盾，存在着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由可能性到达于现实性，由理论转变为实践，其间是一个充满着复杂的矛盾的过程。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一点，以为反正党章上已规定党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因而可以无所顾忌地决断一切，指挥一切，干预一切，那么其结果往往会做出一些不符合人民利益的事情来。

　　事实是，要代表人民的利益，即使主观上很想把人民的事业办好，也会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

　　譬如，要代表人民，就必须了解人民，了解社会各阶层的生活和劳动，了解他们的愿望和要求。这一点，在未取得国家政权因而同人民群众处于同一社会地位的时候，相对地说，比较容易。但是，即使在这种条件下，党的工作也会发生或大或小的错误。不过，直接地受到这种错误损害的还不是全国人民，而是党以及党所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发生错误的原因，一般地说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这种错误比较容易发现，也比较容易纠正。但是，党成了执政党之后，党的地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只要直接掌握着国家的权力，那么党与人民在同国家政权的关系上就始终存在着显著的差别。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党的支撑点是什么？是广大的人民还是手中的权力呢？在某些人看来可能已经不是人民，而是手中所握有的权力了。是的，权力可以指挥千百万人移山开河，改造自然。权力也可以驱使人们服从你的意志，甚至可以损公肥私，谋求特殊利益。权力有这样的功能和魅力，于是当林彪喊出“有权就有了一切”的口号时备受一些人的赞赏和奉行。尽管我们不止一次地批判过这种 “权力拜物教”，但只要掌握着无限的国家权力，并且在运用这种权力时不受任何力量的制约，那么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就会发生以下两种情况：一是谋求自己的特殊利益，由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逐渐蜕化为追求自己特殊利益的社会主人。这是历史上的常见现象。只要不改变产生这种现象的土壤，那么把权力作为谋取私利的手段和良机总会伴随权力的运转而被权力占有者所利用。二是由要求群众支持转变为驱使群众服从。理由很简单：既然党是代表人民的，你还有什么理由不服从呢？不过，我们能否假设，这种服从包括以下两种可能：一、或者是服从包括服从者本身在内的整体利益，或者服从的仅仅是少数人的利益；二、或者服从正确的意见，或者服从错误的意见。在这两种可能性中，有什么根据证明，我们所服从的一定是人民的整体利益，一定是集中人民的意愿和智慧的正确意见呢？当服从成为一种习惯，是不会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的。可以想一想，当这种服从成为一种高尚的道德训条，或成为许多人的思维和行为的习惯时，人们还怎么能去思考服从的是什么呢？可想而知，在这种社会氛围下，我们民族的创造精神怎么会耀光四射呢？而某些领导者的专横武断、滥用权力等恶劣作风又如何能得到制止呢？

　　要代表人民，还要通晓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这就要熟谙各方面的专业知识，要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要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在这方面的困难也不少。特别是对社会规律的认识，有很大的困难。人们对社会规律的认识开始往往只能是科学的假说和预见，至多也只能随着社会过程的推移逐步地认识发展的某些规律。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传统社会中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多少中外历史经验可供借鉴，更是一个复杂的创造性工程。如果把某种意见当作绝对真理加以推崇，并且通过权力系统强令推行，都会妨碍人们接近客观真理；由此造成的种种失误和挫折足够使人们痛定思痛的了。

　　总之，从广义上说党代表人民，始终是一个可能性与现实性、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运动过程。可能性可以转化为现实性，但可能性也并非都能转化为现实性。由可能性到现实性之间的桥，有时候是畅通的，有时候则堵塞着。理论与实践的情形也大抵如此。因此只在党章的条文□□布一下，党是人民的忠实代表，并没有保证党在事实上一定是人民的忠实代表。这一点需要现实性、实践来证明，由人民来裁决。另外，党在某一历史阶段或某一问题上代表了人民，也不能推论在另一历史阶段或另一问题上也理所当然地代表了人民。因为旧的过程完结，便进入了新的过程，新的过程又产生了新的矛盾。党只有正确把握并善于处理这个过程提出的种种新的矛盾，党才能继续代表人民。

　　正确地认识党是人民的代表这一问题，对执政的共产党来说，是一个关系到党如何才能正确处理好党与人民关系的大问题，也是一个关系到党自身建设和党如何运用党的权力的大问题。

　　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以党代政”、国家权力集中于党的领导机关这种政治体制，思想上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认为党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既然党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那么国家的重大决策，大政方针，法律法令，人事安排，内务外交，乃至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争论，理所当然地应由党来提出、决定、安排、管理和裁决；党所制定的方针、政策，一旦颁布，就具有国家意志的性质，甚至比政府制定的法律法令具有更大的权威性。而且，既然党是忠实地代表人民的，人民对党的每一个决定和每一项指示，自然只能无条件地表示拥护，于是言路只能被堵塞，舆论只能是一律的；既然党的意志也就是国家的意志，也就是人民的意志，因此，党、国家、人民一体化的观念就孕育而成了。有时候也会发生这种可悲的情况，即人们不能以人民的真实情绪与愿望作为判断人民意志的根据，否则便会像彭德怀那样大祸临头。惨痛的教训使人们只能有一个选择：以党和党的领袖的意志作为国家、人民意志的根据（如果党内的民主不充分的时候）。然而历史早就启示我们，党、国家、人民一体化的观念和实践原则，在理论上是经不起推敲的（最明显的一点是，它否认了三者之间的差别和矛盾）。实际上，人民（包括党自身）已为此付出了重大的代价。

　　除了“以党代政”，还存在“以党代民”，在思想上两者同出一辙。所谓“以党代民”，就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应该由人民自己来讨论和决定的大事，应该由人民自己来选举和罢免的代表（或国家公职人员），基本上由党在代替做了。人们经常谈到党与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问题，包括代表的选举产生，代表的职责和权利的实现，代表机构功能的发挥等，之所以难以实实在在地起到人民代表机构的重要作用，因为人们还从未讨论和解决过党与人民代表大会到底谁是人民真正的代表机构。这种讨论或许并无必要，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早已宣告，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自己权力的机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可是宪法这一庄严宣告同党章中所规定的党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又如何作统一、协调的理解和处理呢？难道可以并行不悖、井水不犯河水吗？社会中只需要一个最高的代表机构，如果人民在选举产生自己的代表机构之前已经有了一个可以信赖的代表机构，那么人民再去组织自己的代表机构确实再无必要。人们常在议论我国干部制度的弊端，最根本的问题是，称之为人民公仆的政府机关各级领导，企事业单位的大批管理者，不是由人民普遍、平等地选举产生和及时更替，而基本上由党代替人民物色，委托，调换，更新。虽然有的干部并不都需要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和更换，但每一个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公职人员，应当都无例外的受到人民的切实监督，只要其中有不称职者，甚至以权谋私、滥用权力者，人民就有权免去他的职权。实现公民的这些民主权利自然不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但在实践中之所以难以实现，是因为“党管干部”这一原则有一条不可动摇的根据：党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

　　“以党代政”和“以党代民”是一种政治体制，也是一种政治关系。政治关系是社会经济关系的集中表现，并且是维护一定经济利益最重要的保障。因此，改革政治体制不仅要摒弃僵化的观念，还要涉及到调整整个社会的利益关系，使社会经济利益的分配趋向新的合理的构架。
　　
    ★ 党要实现其领导必定要有相应的权力，但这种权力不是国家权力

　　党可以领导国家的，但必须通过法律程序，通过政府机构中党员的活动。虽然党和它的成员可以参与或掌握国家权力，但是党的领导权还不能认为就是国家权力，还不属于国家权力的范畴。最根本的是，国家权力是人民所委托的权力，这是国家权力的权威性、合法性和强制性的根据。而党的权力作为领导权只是一种引导性、影响性的力量。从内容看，国家权力由三部分构成：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如果党的领导权是一种国家权力，那么它是国家权力中的哪一部分呢？是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哪一种也不是。是否可以在这三种权力之外，再加上一种党权呢？可是问题来了，党权在国家事务中的职权是什么呢？是立法，行政，司法？或者再发明一种新的国家职权，或者把国家职权一部分（如立法或行政和司法）转让给党？但是，党所具有的这种国家性质的职权是受谁委托的呢？因为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下，或者说，在一切民主制国家，国家职权都是以不同的形式——直接的或间接的受选民委托的。这些问题都使我们陷入困境。还有，作为国家权力的党的领导权同其他国家权力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如果党的领导权转入到国家权力的范畴，那么它势必居于其它国家权力之上。这样，在国家权力中产生了这样一种权力，它是指挥着其它三种权力的运行的权力，或者说，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党的权力。这在理论上，法律上又遇到了难以克服的矛盾。首先是使人民代表大会失去了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宪法要改写。二是党的性质变了，它不再作为一个政党，而是成了国家机关，而且是最高的国家权力机关。遵照社会主义民主原则，这样的权力机关必须有民选产生，可是哪有民选产生的政党呢？由此可见，党的领导权如果是国家权力将会引起多大的混乱。

　　但是，我党我国长期的情况是党的领导权比国家的其它三种权力更具有权威性。应当说，这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就是列宁所说的，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一个无产阶级不充分发展的国家，在革命之后只能是“党实现着无产阶级专政”。但这不是永恒凝固的政权形式。一定条件下是合理的，并不等于在另一条件下也是合理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做主、人民自理的国家。如果人民还不具备这种条件，由党暂时地代替人民来掌握国家政权，管理国家，这是可以接受的。但应当同时看到，这具有历史的暂时性。历史已有力证明，由一个党长期包揽国家权力决不是理想的政治形式。

　　从理论到实践，把党的领导权转变为国家权力的是斯大林。虽然斯大林也阐明过列宁的某些思想，譬如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中，他详尽地分析了为什么在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之间不可以划等号。但在他的实践中所推行的实际上是另一种理论。

　　1920年，斯大林对工农管理国家发表了这样的看法，他说：“真正管理国家的并不是那些在资产阶级制度下把自己的代表选入国会或者在苏维埃制度下把自己的代表选入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人。不是的。实际上管理国家的是那些真正通晓国家执行机关事务和领导这些机关的人。如果工人阶级真想掌握国家机关来管理国家，它就应当不仅在中央，不仅在讨论和决定问题的地方有自己的有经验的代理人，而且在贯彻决议的地方也有自己的有经验的代理人。只有这样才可以说工人阶级真正掌握了国家”（《斯大林全集》第四卷第324页）。斯大林一方面不主张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人民的代表来管理自己的国家，另一方面认为工人阶级及其国家的命运决定于是否有自己的代理人，试问这些代理人是谁呢？虽然斯大林没有直说，但是，除了党的精英，除了斯大林，还能有谁呢？可见，斯大林是主张由党来包揽一切国家事务，由党的领导权转变为国家权力的。至于人民行使民主权利，由人民管理国家，完全不在斯大林的视线之内。

　　斯大林的“代理人”理论在以后更有发展，他在1925年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演说中，把党的领导与发挥苏维埃机关和社会团体的作用对立起来，认为后者“作用愈增大，它们对党的压力就愈显著，它们就愈顽强地力图削弱党的领导，它们对党的反抗就愈猛烈”（《斯大林全集》第七卷　第142页）。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党的权力成了国家至高无上绝对无限的权力。

　　党的领导权如果不是一种国家权力，那么共产党员是否还能掌握国家权力、是否还能在国家机关中担任重要职务呢？回答是肯定的。问题在于弄清了党的权力不能代替国家权力之后，一些党员担任国家领导职务不应再由党的组织指派，而是通过一定的民主程序选择录用。由上级党委委任转变为民选，由共产党员具有优先享有国家权力的特权转变为同广大人民一起经过民主选择（这是一种政治竞争，而竞争的前提是竞争者机会均等），才能有资格担任某种国家行政职务，这将是我国权力体制的重大变革，也是“还政于民”的重要内容。▲

（作者：应克复 系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责任编辑　杨继绳）

── 原载 《炎黄春秋》2008年第10期   Wednesday, October 15, 2008

毛泽东修理了周恩来一辈子
http://www.ddhw.com/blog/viewblog.aspx?msg_id=17&user_id=13853&category=1

新华网上有篇文章，题目叫做《毛泽东曾让周恩来多次写检讨且不准秘书代笔》。其实毛泽东不仅仅是让周恩来写检讨的问题，而是他一辈子都在修理周恩来，直到周死后，他还想修理，只是不久他也作古，没有来得及。

1938 年毛泽东逐步确立了自己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后，就一直在修理周恩来。1943年在延安的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提出整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教条主义指的王明等，经验主义指的是周恩来，毛把经验主义说成是教条主义的帮凶，周恩来多次检讨都不能过关。据有的人说，如果不是解放战争发展形式很快，急需用人，周恩来恐怕还不能出来工作。

《毛泽东曾让周恩来多次写检讨且不准秘书代笔》一文，提到建国后周恩来虽为政务院总理，却是大权旁落，实权在高岗手里。高岗事件发生后，毛在政务院又成立了五个小组，周恩来又被架空。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周恩来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反冒进，毛泽东提出反反冒进，把周恩来也整的够惨。1958年毛竟有让柯庆施当总理的想法，只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实现。文革中周恩来并不被毛信任，1973年政治局批判周恩来是众所周知的。江青竟然指着周恩来的鼻子骂，没有毛的支持是不可能的。据有的书上说，周恩来和邓颖超都随时有周恩来被逮捕的准备，周恩来办公室的门背后挂着一个包，里面放着周的换洗衣服和洗漱用品，如果被捕，为了来得及拿上挂包走。

周在病中毛未去看，周逝世后毛未和周的遗体告别，毛还未出席周的追悼会，这些都足以证明毛对周的意见之大。更不可理解的是，有的人说毛闻之周死后，毛叫警卫买了一卡车鞭炮，整整放了一晚上，这些都是常人不可理解的。毛叫周写检讨，且不准秘书代笔，我好像看到两份材料。一份是曾做过周的秘书的范若愚同志的回忆文章。范若愚说毛反反冒进叫周写检讨，周没有错误，怎么样也写不出，直到后半夜也写不出来。邓颖超着急，范若愚对周说让我替你写，周说不行，范若愚说：你和毛主义是亲密的战友，可以当面说说嘛。周哭了，对范说：我是毛主席的学生，以后再不要说我和他是亲密战友了。另一份材料写的是1973年的事，毛整周所谓右的外交路线，四人帮在政治局会议上大打出手。周已身患癌症，在家写检讨，吃不好饭睡不着觉，甚至蓬头垢面，连胡子都无心刮，二十多天苦苦煎熬，还随时准备着被逮捕。

毛和四人帮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以及批水浒运动都实际上是在批判周恩来。

“五毫事件”本来是假的，是敌人或别有用心的人栽在周恩来头上的罪名。但毛即不肯定周恩来没有这件事，又不肯明说周恩来是叛徒，毛把它作为在关键时刻致周恩来于死地的杀手锏。致使周恩来临终前专门又给毛写了一封信，澄清此事。毛为什么对周恩来如此无情呢？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周恩来执行中共中央决定，撤了毛泽东红四军党委书记的职务，有人说这是毛泽东一辈子都在整周恩来的一大原因，他要报复周恩来。曾做过毛秘书的陈伯达和胡乔木都说毛的报复心理比较重。也有人说：周恩来在党政军内威信都很高，功高盖主，从不甘为人下的毛泽东必然要收拾你。还有人说，毛在文化革命中整周恩来，甚至想打倒周恩来，那原因是周肯定文化革命的态度不坚决。那么为什么从表面看，毛还一直在用周恩来呢？有人说毛只讲哲学，不讲实际，是个伟大的战略家，却缺少了几分组织和管理能力，而这方面却是周恩来的擅长，毛认为用他是有好处的。

毛泽东修理周恩来到底是什么原因，请诸公自己去评判吧！

          写于2008年10月18日

附：毛泽东曾让周恩来多次写检讨且不准秘书代笔

    文章提供 于 2008-10-13 3:2:22 (北京时间: 2008-10-13 15:2:22)

　　周恩来只得不断检讨，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都作了公开检讨。毛泽东不但对周恩来前两次检讨不满意，而且不许周恩来秘书帮助写检讨，以至于周恩来在写检讨的十多天内，两鬓的白发又增添许多。

　　1948年4月，薄一波同志作为刘少奇同志的助手，任华北局第二书记，后任第一书记。图为1949年9月，薄一波作为华北解放区的首席代表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言。

　　日前逝世的中共元老薄一波，在1988到1993年间写了近八十万字国史性质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由于薄一波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和亲身经历，这部“将个人回忆和档案材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产物”，是研究1949年中共建政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期间的中国历史比较有价值 的著作。其中关于周恩来和毛泽东关系的多次记载显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多次表示对周恩来的不满，不仅出言相讥，甚至两度剥夺他的总理权力，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上也曾态度强硬地顶撞过一次毛泽东。

　　◆ 只管外交，一度大权不如高岗

　　据薄一波的回顾，周恩来虽然在中共建政后一直是中国的大管家，但他的总理职务并不是坐得很稳当的。1952年8月，各中央局和大区行政委员会主要领导相继进京任职，当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这当先的一马就是高岗，他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身份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进京，计委因此有“经济内阁 ”之称，不属周恩来的政务院（即国务院）管辖。

　　薄一波1953年春组织财政部出台新税制后，因“事先没有报告中央”等原因而受到严厉批评。不久毛泽东又认为政务院犯了分散主义的错误，强调要加强中央对政府工作机关的领导。此后，经济计划工作和八个工业部由高岗负责，周恩来事实上只负责外交事务。在高岗次年初受到整肃后，周恩来的总理权力才又有恢复。

　　◆ 反冒进，写检讨写到白发增多

　　周恩来1956年提出“ 反冒进”再度令毛泽东不快。当时周恩来和刘少奇等人认为经济建设中出现了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现象，提出稳健的发展思路，但与毛泽东的意思向左。据薄一波记载，毛泽东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特别表扬了柯庆施的文章《乘风破浪》，“16日，毛主席在大会上再次拿出柯文，当众对周总理说：‘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总理回答：‘我写不出来。’”
　　从1957到1958的一年半年时间内，毛泽东批评“反冒进”，仅薄一波在书中披露的就有：1957年9、10月间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11月1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12月的杭州会议，点了周恩来的名；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2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3月的成都会议，4月的武汉汇报会，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5月致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信。毛泽东批评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了一泄气不得了。”“右派把你们一抛，抛得跟它相距不远，大概五十米远。”

　　周恩来只得不断检讨，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都作了公开检讨。毛泽东不但对周恩来前两次检讨不满意，而且不许周恩来秘书帮助写检讨，以至于周恩来在写检讨的十多天内，两鬓的白发又增添许多。

　　◆ 大跃进，失去了经济管理权

　　中共建政之后，周恩来除了总理一职，还兼任外交部长。到了1958年2月，外长一职由副总理陈毅接任。同年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要防止闹分裂的话，周恩来便提出要中央考虑他当总理适宜不适宜的问题。在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时，常委们都挽留他，只有毛泽东没有说挽留，也没有说不挽留。事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五个小组，各有专人负责，周恩来的权力被大大消减。到了大跃进期间，周恩来实际上失去了对经济工作的发言权。

　　◆ 关于知识分子的说法，周恩来不认错

　　中共中央1956年1月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央发表讲话，强调知识分子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之后，在1962年3月的广州会议上，以及人大二届三次会议上，周恩来都认为知识分子“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

　　尽管周恩来的发言是代表中央的，但1956年的中共八大仍然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提法。1957年3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再次说知识分子“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周恩来1962年的报告就被有些人质疑，当周恩来要毛泽东就此表态时，毛泽东没有说话。但是据薄一波记载，在同年10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很不客气地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阳魂过来了，但是阴魂未散，有的连阳魂也没有过来。”

　　而周恩来当时也显得比较强硬，薄一波记载，周恩来在1962年10月11日地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对知识分子，说我们提倡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是没阶级分析，我是代表党作报告的，是党批准的，不是我一个人起草的，少奇在宪法报告上讲过有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劳动人民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不认为我在广州会议上讲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有什么错误。” ▲ 来源: 新华网


三十年积累的财富到哪里去了？
http://www.ddhw.com/blog/viewblog.aspx?msg_id=1386&user_id=12404&category=1

    2008-10-19  中国三十年的高速发展，积累了大量财富。毫无疑问，是人民群众创造了这样的奇迹。

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4.66万亿元，世界排名升至第四位。全国财政收入达5.13万亿元，增长1.71倍。外汇储备超过1.52万亿元（外汇储备比居世界第二的日本多大约5000亿美元）。

然而，这些财富主要集中在哪里呢？又是如何使用的？国开始富了，那么究竟是谁富了，人民群众在改革开放中究竟受益多少？

     ▲ ―― 根据国资委、土地资源部以及金融系统的数据，中国大约有115.6万亿元资产性财富（包括土地、资源、资产和金融财富），其中，只有27.6万亿是民间私人的（占24%），剩下的88万亿属国家的（76%）。在中国，多于76％的资产是政府拥有的，民间只有不到25％的资产。

     ▲ ―― 据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陈志武分析，从1995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增加1.6倍，农民人均纯收入才增1.2倍！就是说，改革开放的成果由政府享受的最多，城市居民次之，农民分享的最少。这么多年里，只有政府的收入以远高于GDP的速度在增长，城镇居民和农民的收入增长速度都远低于GDP的增速。

　   ▲  ―― 据财政部介绍，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政府教育经费开支只占GDP的2.7%左右。而目前世界平均水平约为7%，其中发达国家在9%，经济欠发达国家也达到4.1%。

　 　▲―― 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经济主要还是靠投资拉动，今天还停滞在靠廉价出口外销上，而迟迟唤不起国内强大的购买力？为什么美国人的购买力总是高居世界首位？原因是美国政府基本没有生产性资产，也只有少量的土地，不像中国政府那样拥有76％以上的资产。

     ▲――  还值得深思的是我们的近邻俄罗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强大的苏联突然自动瓦解。经济一片萧条。普京上台后，采取一些有力措施，坚决惩治敢于觊觎政治权力的经济寡头，坚决打击恐怖主义，俄罗斯的经济迅速恢复连续增长，2007年增长率达到8.1％，成为仅次于中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外汇储备国。俄罗斯居民的实际收入高于GDP的增长率，每年以两位数增长，人均达到9000美元，退休金也增加了近9位，人均购买力已跃居世界第7位。　

     ▲―― 至此，我们可以从一个较为宏观的层面明白了为什么，日子比较从前好过了，但是民怨比以前广泛了；社会比以前进步了，但是腐败比以前更凶了；物质比以前丰富了，但是矛盾比以前增加了；政府比以前强大了，但是受到的批评比以前更多了。我们甚至明白了，为什么“三中全会”会会强调增加农民收入、不断扩大内需？我们需要还利于民！▲


美渲染“航天珍珠港”：神七令美国强烈震撼
http://news.ifeng.com/mil/4/200810/1021_342_839213.shtml

2008年10月21日 环球时报：日本共同社19日报道称，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官员透露，美中同意于近期在美国召开关于两国航天合作的第二次工作会议，并同意今后定期举行相关会谈。对于中国取得的航天成就，美国航天业传出的并不只有“合作”声，《环球时报》记者日前受邀参加一个多名美国航天专家参加的研讨会时，便感受到中国等“竞争对手”的进步给美国带来的强烈震撼。甚至有与会美国专家称，如果不采取行动，“美国将在航天珍珠港全军覆没，彻底沦陷”。

发表上述言论的是美国先进航空航天研究院专家谢尔登。16日，他与美国空军退役军官詹姆斯、艾森豪威尔航天与国防研究中心副主任海耶斯等人一同受邀，参加华盛顿知名智库乔治•马歇尔研究院与美国商会航天企业协会联合举办的“没有航天，国家安全与经济将面临怎样后果”研讨会。

谢尔登在会上表示：“我们需要航天外交，需要与别国结成航天联盟，甚至是与竞争对手结盟”。他表示，当今世界各航天大国之间正在重新洗牌，中国、英国、尼日利亚、巴西、菲律宾、智利等许多国家都与别国建立了航天战略伙伴关系，携手构建强大的商业竞争优势。美国也“应该停止空谈，立即行动起来”。谢尔登抱怨美国航天政策制定过程“如此缓慢，航天专家不仅不受重视，还像足球一样被人踢来踢去”。他表示：“过去的地缘政治竞争是陆海空作战，而如今是天军作战，谁占领太空，谁就占领了最高制高点，进而占领全世界。美国目前尚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并不意味着永远，如果我们不重视航天发展，不与世界其他国家建立联盟伙伴关系，日后必将付出更大代价”。

在美国，对于中国航天进展的担忧由来已久，“神七”任务的圆满成功令这种疑虑甚嚣尘上。美国航天界各种研讨会频繁召开，甚至还传出了“美国国会拨款500万美元，重启星球大战计划，应对中国潜在威胁”的消息。《环球时报》记者日前参加美国传统基金会举办的研讨会时也听到，与会专家单刀直入地谈论中国的航天威胁，认为“中国的航天成功意味着美国的失败”，还有专家感慨中国的航天工程师普遍年轻，人才辈出，而美国则青黄不接“。

本周三，印度即将发射自己的第一颗绕月探测器，对于印度的航天进步，美国也颇多关注，但与对待中国不同，美国在航天领域给予了印度不少帮助。印度即将发射的绕月探测器上便有美国和欧洲的仪器设备，印度第一颗卫星也是由美国公司制造的。

美国总统科学政策办公室资深政策分析家戴蒙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美国众议院代表团近日访问了中国，对中国航天事业有了一定了解。他说，此行就是一次”探寻真相之旅“，为的是让美国议员亲眼看看”那里（中国）究竟在发生什么“，以消除不必要的误会。▲


解放军潜艇导弹战力强士官队伍落后
http://mil.news.sina.com.cn/p/2008-10-21/0743526233.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0月21日中青在线-青年参考 主笔邱永峥

　　10月9日，正在日本访问的美军太平洋总部司令基廷，在美国驻日大使馆召开记者会，确认了中国因抗议美国对台军售而停止部分军事交流一事，他希望能尽早恢复中美军事交流。那么，这位手握重兵的美军司令官，是如何看待与解放军的交往？又推行何种军事交流策略呢？夏威夷《火奴鲁鲁明星报》12日对此进行了报道。

　　◆ 说最担心“中国的潜在威胁”

　　按《火努鲁鲁明星报》的说法，考虑到太平洋总部(简称太总)辖区的重要性，以及所管辖战力的规模，太总司令这个位置绝对得由一名上将来出任。现任司令基廷上将，1971年毕业于美国海军学院，2007年3月由美军北方司令部兼北美航天防御司令部司令，转任太总司令。

　　“根据美国2008国防战略指导原则，太总完全有能力打赢职责范围内的任何战争。”基廷上将自信地说。不过，太总的任务不仅限于军事行动，也包括执行人道主义救援任务的“善意释放”行动。基廷举例说，美国海军“仁兹”号医护舰一直在亚太地区巡弋，为多国民众提供医疗援助。在2004年印度洋海啸期间，太总派军舰和人员提供灾害救援；今年5月，中国四川发生大地震期间，太总派遣空军C-17运输机向地震灾区运送了救灾物资。

　　基廷在记者会上毫不避讳地说，他“最大的担心”是“中国的潜在威胁”，原因是“缺乏透明度”。基廷认为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准确解读解放军的真实意图。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大会新闻发言人姜恩柱今年3月表示，从2003年至2007 年，中国军费增加了15.8%，但这些军费主要用于改善官兵生活。对此，基廷说，解放军官兵的生活条件确实与美军官兵 “没法比”，但他还是觉得“疑虑仍在”，因为美方无法搞清中国军费的“真正去向”。

　　◆ “潜艇实力最强，士官团队弱”

　　那么，解放军目前的实力究竟有多强？基廷认为，中国13亿人口是巨大的潜在兵源，且解放军获得政府的广泛支持。解放军的第二炮兵部队，包括核导弹与常规导弹部队，还有海军的几十艘潜艇，是任何试图与中国发生冲突的一方，都必须考虑的。基廷坦言，假如发生“紧急情况”，太总迫切需要潜艇增援，来有效反制中国潜艇，但把美国潜艇从东海岸调到西海岸需要很长时间。

　　基廷认为，中国“明确”想要一艘航母，多家中国杂志和新闻媒体专门讨论过这一问题。基廷说：“再也没有什么比航母更能体现国家主权与民族骄傲的了。”已经飞行了5000小时，在航母上起降1200次的基廷上将还表示：“但启动一艘航母并非易事，中国可能得需要很长时间训练成千上万名航母官兵，并且需要相当的水平才能让航母具备有效战力。”

　　基廷也说了他对解放军弱项的看法，他认为尽管解放军战术水平和作战能力有了相当的提高，但在指挥与控制方面，各军兵种之间的“协同作战”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反观美军，多兵种间合成作战的历史已很悠久，而中国还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基廷说：“对解放军来说，世界范围的大规模战事还不容易应对。”

　　基廷上将还认为，解放军最大的不足是士官队伍的建设。由于士官队伍建设滞后，所以解放军的作战肯定不如美军出色。

　　◆ 称美国的安全离不开中国

　　基廷说，中国对于美国国家安全来说太重要了，“美国决不能忽略中国！”

　　他透露，他一直致力于太总与解放军之间的沟通。在他出任太总司令后，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军事热线正式启用。他提出许多交流计划，让更多的解放军官兵能到美国的军校学习，并且希望中美两军之间能展开有效的军事行动交流。但基廷宣称，这种交流的目的是，“让中国看看他们落后美国军方到底有多远。”

　　基廷说，他完全理解中国保护国家利益的愿望，因为美国也是如此，并且中美两国在保证公海航行安全上，有着重大的共同利益。不过他强调：“任何一方单独行事都没有好处。”

　　站在战区的角度上，基廷说与在他责任区里面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要进行接触，而中国肯定是他接触的重点，而且要深入到中国的研究机构里去，跟普通的研究员进行接触。基廷说与解放军接触的同时，太总美军正在西太平洋进行一系列大规模军事演习。

　　◆ 中断军事交流责任在美方

　　《火努鲁鲁明星报》报道说，基廷认为，中美两军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要减少相互的不信任。现在彼此间都靠猜测，这是很可怕的一个情况，很容易引起决策层的误判。所以，增进两军交流是最关键的。太总是美军最大的一个司令部，它的一些政策不仅对五角大楼，而且对美国政府都产生深刻的影响。按照太总的想法，现在在他们的责任区里面至少有6个危机点，从朝鲜半岛到台湾海峡，到中国南海，还有印巴的核扩散等等。如何控制这些危机点，需要中国的合作，因为有些危机点，光靠美国一家是控制不了的。这就给中美两军提出了一个共同的任务，在有共同利益所在的地方，两国就要维护这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不是相互拆台。

　　但是，首先“拆台”的恰好是美国。基廷呼吁增进两军交流，但美却对台进行巨额军售。中国国防部发言人10月7 日指出，在两军关系总体呈现积极发展势头的情况下，美方不顾中方的强烈反对，执意宣布将对台军售案提交国会审议，无疑毒化了两军关系发展的良好气氛，严重危害了中国的国家安全。美方的行为严重阻碍了包括两军高层交往在内的各领域往来与交流。当前中美军事关系出现的这种局面，责任完全在美方。

　　◆ 参考资料

　　美军太平洋总部

　　1947年奉杜鲁门总统命令组建的太平洋总部，是美军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联合司令部，它的“职责范围”涵盖从美国西海岸到非洲东海岸，从北冰洋到南极洲的广大区域，辖区内陆地面积达1.69亿平方公里，包括36个国家。几十年来，美军太平洋总部主要有两大战略任务，一是确保美国西部领土的安全，另一是对亚太地区有关国家进行遏制，一旦需要，随时做出反应。太总部现辖有陆、海、空、海军陆战队官兵30多万，141艘各型战舰，39艘潜艇，360架空军战机，900架海军战机，250架陆军战机和600架海军陆战队战机。▲


中央党校教授称对于幼军处理可能到此为止
http://news.sina.com.cn/c/2008-10-22/034016498887.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0月22日扬子晚报：于10月12日结束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在公报的倒数第二段说：……决定撤销于幼军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确认中央政治局2008年9月5日作出的给予其留党察看两年处分。

　　“在我印象中，近几年关于省部级高官的留党察看处分，这还是第一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说。事实上，这是30年来，中国共产党首次在三中全会上撤销中央委员职务，首次对中央委员采取留党察看两年处分。这一处理显得异乎寻常。

　　◆ 三中全会公告一锤定音

　　今年55岁的于幼军生于江苏，从小在广州生活。直到2005年任山西省代省长之前，于幼军的仕途算得上一帆风顺，并被外界视为政坛明星。2005年7月，他调任山西，成为山西省副省长、代省长，第二年被选为省长。

　　山西矿难频发，当时舆论的普遍反映是，于幼军坐上了“火山口”。甫一到任的于幼军，第一个大动作就是三个月内关闭山西全部4000多个非法煤矿。但是，令他想不到的是，他遭遇的不是特大矿难，而是举世震惊的“黑砖窑事件”。在媒体的聚光灯下，于幼军向受到伤害的农民工及其家属道歉，并向山西人民作出检讨。

　　“60分”，这是在2007年8月中旬于幼军给自己山西施政打出的成绩。不久之后的8月30日，在山西省干部大会上，中央组织部宣布：于幼军不再担任山西省省长职务，由孟学农接任。于幼军另有任用。很快，于幼军被中央任命为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令人意外的是在第二年的两会期间，于幼军并没有按照常规“扶正”为文化部长。他被免职“双规”的传言开始出现。十七届三中全会发布的公告，为于幼军的结局一锤定音。

　  ◆ 分于幼军采用的是追认制

　　公告透露，留党察看的处分是中央政治局2008年9月5日作出的。曾参与过党的十四大修改党章文字起草工作的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告诉记者，对中央委员的处分体现在党章第七章第四十条。其中规定：“对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地方各级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给以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开除党籍的处分，必须由本人所在的委员会全体会议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决定。在特别情况下，可以先由中央政治局和地方各级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作出处理决定，待召开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对于幼军的处理采用的就是追认制。”叶笃初介绍说，追认制是1982年正式写入党章的，在此之前没有这种制度，只是按照惯例来办，“现在统一的语言是‘确认’一下”。

　　“政治局没有权力撤销中央委员，只能作出处分，因为中央委员是党代会选出来的，因此最后也要全会才能审议撤销。”叶笃初说。

　　三中全会公报并未披露于幼军的具体违纪情节。叶笃初介绍，按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对党员的纪律处分种类分为“警告”、“严重警告”、 “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党员受留党察看处分期间，没有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过仍然可以参加党员的一些活动。”党员受到留党察看处分，其党内职务自然撤销。对于担任党外职务的，应当建议党外组织撤销其党外职务。受到留党察看处分的党员，恢复党员权利后两年内，不得在党内担任和向党外组织推荐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或者高于其原任职务的职务。

　　◆ 其处理可能到此为止

　　叶笃初说，任何一次中央全会都可以对违纪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作出处理。但是在实践中，三中全会（包括三中全会在内）之前对“问题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作出处理的，于幼军尚属首例。

　　按照一般惯例，每届中共中央的一中全会往往是紧接在党的代表大会之后召开，主题是“人事”，讨论选举中央最高领导层，而二中全会则是在全国两会换届前召开，主要讨论的是新一届国家机构的人事问题。

　　而历届的三中全会，大多距离党的代表大会召开一年左右，新一届中央纪律委员会也刚运作一年，时间尚短，一般来说，即使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有问题也尚未发现。

　　以近年为例，十六届七中全会确认了中央政治局作出的给予陈良宇、杜世成开除党籍的处分；十六届四中全会撤销田凤山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给予其开除党籍处分；十五届七中全会撤销王雪冰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职务，给予其开除党籍处分；十五届五中全会撤销徐鹏航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职务，给予其留党察看二年处分……这些处分都是在三中全会之后。

　　从处分类型来看，对中央委员以上的处理，绝大多数以开除党籍为主。一位专家说，对一般党员干部来说，留党察看之后，如果案情进一步发展，司法机关还可以介入，也可能要开除党籍。“但像于幼军这样高级的官员应该就到此为止了。” （据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