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陈云林访台的意义是什么？
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es6/forum_tw081010.shtml

    (2008-10-10)狭义的说，陈云林访台的确有统战的味道，是中国政府和平统一中国的一大步。大熊猫团团圆圆入台，狭隘地想，它还真具有象征性意义，很有可能会化解两岸百姓的敌对情绪，让台独份子的梦幻永无实现的可能……但要从广义上看，陈云林访台然道不是化解台海危机的一大步，让那曾弥漫在台湾上空的“解放军要打台湾”的恐慌烟消云散了吗？陈云林访台，依我看，还是马政府处理台海关系的一大步；是在野的民进党反思政党轮替，与大陆建立互信，争取中间选民支持的契机；一味地听他陈水扁的鼓噪、深绿选民的“激愤”、媒体人鼠目寸光的“建言”，将陈云林访台由“国事”扭曲成“政治事件”，这然道不是全台湾人的耻辱？民选的总统提携的政府如果事事都得看民调行事，小到总统本人、刘内阁，大到整个台湾，它然道不是很可笑很滑稽的事吗？

　　比照各国间互访的礼仪，即使朝鲜这样与美国势不两立的国家，也未见美国议员代表团访朝时，朝鲜出现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如果台湾人要说朝鲜是集权国家不民主，那就说说美国，在上个世纪与中国大陆和前苏联的国事互访中，然道有反对党及选民在这国与国互访中大规模地阻扰、抗议政府的行为吗？陈云林访台要真出现这样的状况，台湾人有没想过丢脸的不是陈云林，而是台湾的国际形象？比照南韩总统跨过南北分界线（三八线）的那一幕，有谁会信那是南韩正朝着吞并朝鲜迈出的一步呢？更何况陈云林访台是在台湾多位党政高官访大陆后的一次回访，是双边事务性工作时间表的落实，更是台湾迫切需要复苏经济，需要货运包机，需要直航包机截弯取直的两岸协商……片面地用台湾高官访大陆是卖台、矮化台湾的逻辑推理解读陈云林访台，这有助于台湾的经济发展吗？有助于维护台海的稳定吗？即使按民进党和台独份子的思维去想，他陈云林来台不也是矮化大陆卖大陆吗，按说民进党人该高兴才是，怎么反眼中钉肉中刺般地要上街示威抗议呢？

　　由此想到台湾的自由民主，民进党人自喻自己的政党是民主进步党，而那些台独份子也自喻台湾比大陆自由民主……试想，这么自由民主的圣地连一个陈云林都容不下，还惧怕两只猫熊，这自由民主怎么个体现？陈云林是中国政府的官员不假，但他是携着橄榄枝来台湾的，是维系台海现状不变的使者。古往今来，有谁会抗议拒绝使者的来访？又有谁不是善待使者，想在使者眼见为实的基础上，添加双边关系间利己之筹码的呢？辱杀谩骂围堵使者的个案的确很多，但那多数是双边交恶，老死不相往来……台湾现还不想与大陆来往吗？如果不是，那又为何要大阵战地去抗议陈云林来台呢？

　　说到猫熊团团圆圆，单就大陆人起名的初衷，它的确有期许两岸团团圆圆早日统一之愿。但就台湾的现状而言，它然道不是许多台湾人期许全台湾不分蓝绿和谐共生的团团圆圆吗？任何事从哲理上看都有它正反的两面，怎么解读，怎么认知，必然会衍生出不同的后果。就说猫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民进党及深绿选民如果总杞人忧天地看待大陆，自然惶惶不可终日，白天吃不下饭，夜里不敢睡……反之，如果能理性地看待大陆与台湾间的血脉亲情，团团圆圆又何尝不是提振信心，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发展的一剂良药呢？

　　至于说到马总统会见陈云林怎么称呼的问题，大陆领导人胡锦涛博鳌论坛上称呼萧万长为先生，在连宋的世纪之旅上称连战、宋楚瑜为主席……中国领导人都不怕矮化自己，然不成马英九一称呼就能把整个台湾给矮化了吗？什么才是真正的“搁置争议，共创双赢”？要我理解，该是着眼未来，谋发展、求共盈。台政治人物如连这都不懂，成天局限在口水战中，自然会夜郎自大在溜须拍马中，斤斤计较一称呼，一梦幻的台独纲领……敢问民进党及扁友会的那些 “爱台”人士，要真为陈云林来台而上街抗议，为马总统的一个称谓表达民愤，与陈水扁及他一家的贪渎相比，谁才是祸害台湾的元凶？最该上街抗议卖台、毁台、矮化台湾、将台湾颠覆到这般地步遭国际社会耻笑，最该被逐之的，然道不是他陈水扁吗？眼看着阿扁嚣张地全台走透透，猪八戒倒打一耙还卖乖……此时此刻上街不反扁而是反陈云林，这是不是有辱台湾人的是非观？有损台湾人的形象？更凸显执政党的无能、中华民国之颓势？

　　写到这，无须多言，陈云林访台的意义呼之欲出——来与不来，来后之反响，必将反映出政党轮替后的台湾政府及选民对自由民主的诠释。马上就好，是不是真的深入民心？扁政权之退位，是不是真的结束了一个时代……这，不单中国在看，世界各国都在看！单福山  《联合早报网》 ▲

三中全会：土地改革缓解社会矛盾
http://www.zaobao.com/zg/zg081011_505.shtml

    2008-10-11 ● 叶鹏飞（北京特稿）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召开，虽然有国际金融危机可能导致全球性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会议的主要议程仍然锁定在土地改革。

　　官方报道指会议将审议《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及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先前提出“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都显示相较于改革开放走向或金融危机，土地改革已经是当局无法不正视的问题。

　　土地制度之需要改革，诚然有各个面向，从粮食安全的角度，农地逐年大量的流失使得国务院一再下调耕地保护红线却难得逞。从政治改革的角度，“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只要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不拥有自己的土地，发展现代公民社会的基础便一日无从建立。

　　这两个角度固然都要紧，然而中共必须面对土地制度的政治逻辑，却在于“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的后果。现有的土地问题，已经累积了太大的社会矛盾，若不尽早拆除引信，最终将爆发严重的政治危机。

　　最严重的就数官员任意征地圈地所引发的官民冲突。官方数据显示，从1990年到2002年，中国农民土地被征用的面积高达4736万亩，13年间推算有至少6630万农民失去了土地。这些失地农民既没有从征地补偿中获得足够的创业资本，又无法享受城镇居民的社保福利，大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流民。

征地问题屡禁不止

　　北京虽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然而地方征地的冲动依然屡禁不止。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等机构在2003年及2004年间的调查显示，农民维权抗争集中在土地纠纷上，土地已经成为农村的首要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韩俊2005年4月也指出：“我认为这种征地已经成为农民利益流失最严重的一条途径，已经成为农民最不满的一个领域。”

但是问题并没有缓和。国土资源部执法监察局局长张新宝今年6月透露：地方政府主导下的土地违法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肆无忌惮”。

　　今年头5个月，全国土地违法案件2万5153起，涉及的土地面积达到1万2241.7公顷，同比上升了近20%。一些城市的违法用地宗数和面积分别占新增建设用地宗数和面积的60%左右和50%，有的高达90%以上。

　　长期关注农村问题的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认为，本次三中全会关于土地“流转”的讨论，其实关键在于对治地方官员征地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后果。

　　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调查发现，2004年以来130起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中，有87起因土地而发生的警农冲突，占总数的66.9%。

　　新华社下属的《瞭望》新闻周刊最近引述官方统计说，2006年中国爆发的群体性事件超过9万起，“并一直保持上升势头”；土地问题无疑是其中一条主要的导火线。

　　胡星斗分析，允许农民自由买卖土地使用权（流转），虽然并没有根本上解决农地产权，但是至少增加农民对土地的主导权，遏制官员随意征地的权力。如果配套得宜，还可以增加农民与开发商集体议价的能力，保护他们从土地获得的利益。

　　国土资源部8月对媒体放风说，未来三年每年征地不能超过270万亩。这个被形容为“极其苛刻和严格的数字指标”，已经“得到主要领导的认可”。

　　中共通过土地公有制保障统治基础的立场至今虽然一致，但是内部在如何解决土地问题上显然存在争论。总理温家宝2006年宣示，要给农民的土地经营权以长期的保障“永远不变！”十七届三中全会是否会做出根本性决定，外界的期待并不太高。

　　可以预见的是，面对持续累积并日益尖锐、大多因土地而产生的社会矛盾，中共势必要拿出一定的手段来处理。改革开放的去向固然重要，金融海啸对经济的威胁固然紧迫，缓解土地纠纷所导致的治理危机，才是三中全会的中心议程 。▲


新论: 还地权于民是土地改革关键
http://news.sina.com.cn/pl/2008-10-10/103816430563.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0月10日10:38  中国新闻周刊

　　新论

　　对农民来说，最重要的东西是权利。政府所能做的，所应当做的是，把土地的权利还给农民，让农民享有最大限度的权利

　　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于10月9日召开，在此之前的9月30日，胡锦涛专程来到30年前农村改革的起始点——安徽凤阳县小岗村进行考察，并宣示这次会议审议的政策性文件的主要内容：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且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国内外舆论均认为，这将导致自实行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以来乡村财产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对农村经济、乡村治理产生重大影响。

　　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国的土地制度经历了几番十分剧烈的变化。立国之初，按照平均主义原则，政府曾对全国土地进行了一次相当彻底的再分配，普通农民都分得小块私有土地。但未过几年，就开始推行集体化运动，集体化程度不断提高，最终形成了土地的乡村集体所有和经营制度。这样的制度无法为农村经济提供最基本的激励，因而自建立之初，各地农民就不断地突破这种制度，恢复自留地、建立包干制，小岗村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比较突出的案例。政府认可了农民的这些自发努力，到80年代初，终于确立了土地的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的制度。

　　这一制度确实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既定框架下，赋予了农民一定的经营权利，这也是80年代农村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但是，相对于快速增长的工业，农业很快又陷入增长迟缓的境地，“三农问题”再度成为重要的社会、经济与政治问题。其中的根本原因仍然是土地制度存在的缺陷。

　　现有的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制是一种在给定意识形态框架下的过渡性地权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下，农户对土地的权利不够完整，农民所获得的只是法律明文规定的有限的权利。更为重要的是，在目前的政治—经济制度下，农民已经获得的权利，也即其有限的承包经营权，也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

　　其中的关键问题是，村集体和国家对于农户承包经营的土地享有缺乏明确界定的剩余权利。村集体与农户的权利—义务关系缺乏严格而清晰的界定，而其所有权可以轻易地压倒农户的经营承包权。另一方面，国家——具体地表现为地方政府、基层政府，对农村土地享有过于广泛的权力，这种权力又没有受到法律和政治的严格约束。法律规定农民无权改变其承包经营的土地和宅基地的用途，但地方政府却可以随意地使用土地征用权，对此，农户缺乏“讨价还价”的权利。

　　也就是说，在现有地权安排下，农民对土地的权利受到法律与权力的多重限制，因而，农民的承包经营权的价值自然会被严重低估，农民守着土地却无法获得应得的财富。由此又导致一个对城市化形态产生重大影响的后果：农民无法以土地换取财富，因而，普遍地以打工者身份赤手进城。农民如此进城，自然会遭到城市排斥，即便勉强留在城市，其法律与社会地位也相对低下。

　　可以说，不甚合理的农村土地制度是当代中国诸多经济、社会、政治问题的根源，不合理的主要表现就是，农民对土地的权利既不完整，也无有效的法律与政治保障。这一问题已经长期积累，政府也曾经作出过一定努力解决这一问题，包括延长土地承包经营期限，允许农户的承包经营权在一定范围内流转。这一次的改革基本上延续这一方向，进一步增加农民对土地的权利。

　　围绕着这一改革方案，国内外很多人士开始乐观地讨论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然而，恰恰是这样的讨论，引起了另一部分人的严重忧虑：土地流转，会不会导致土地不合理的集中，从而在行政征地制造的“失地农民”群体之外，再度制造出另一批失地农民？更可虑的是，在现有的政—经结构下，土地流转会不会引发乡村与城市强势群体掠夺弱势农民土地的现象？

　　这样的担心也提醒决策者和那些致力于推动农民土地制度变革的人士更为清晰地界定、宣示本次改革的宗旨。

　　改革的唯一目的是强化农民对自己承包经营的土地的权利，也就是说，进一步扩张农户的承包经营权。一切改革措施，都应围绕着这一宗旨展开。至于农户承包经营的土地是否流转，是一个根本不需要讨论的问题。因为，享有了较为充分、稳定的地权的农民，将如何安排自己的土地的权利，那是农民自己的事情。一边进行扩大农民地权的改革，一边又强势地告诉农民如何处置土地，这是自相矛盾的。

　　对农民来说，最重要的东西是权利。政府所能做的，所应当做的是并且仅仅是，把土地的权利还给农民，让农民享有最大限度的权利。这理应是改革方案设计的唯一初衷，在制定后续的法律、政策时也应以此作为核心的目标。按照这一目标，将会减少改革的争议，并使农民真正地从改革中受益 。▲


承包经营权流转不是土地私有化
http://news.sina.com.cn/pl/2008-10-11/072616434809.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0月11日长城在线 （来源：燕赵都市报）

　　作者：徐祥临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并不意味向土地私有化方向走

　　分析人士普遍对胡锦涛总书记近日在安徽凤阳小岗村考察期间的谈话寄予厚望，胡锦涛总书记透露将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徐祥临：这方面舆论声音很强，但是我觉得如果把关注点仅仅放在这个方面，可能就在理解中央的精神上有所偏差，因为这次三中全会的关键点是要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解决三农方面的问题上去。包括刚才我们谈的粮食问题和资金问题都是这样的。

　　胡锦涛总书记这次讲的促进土地流转问题，目的是要实现规模化经营，这一点不要搞偏了。而且这个规模化经营是在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双重经营基础之上发展的。土地承包是向集体承包，一定要把握这个基本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并不意味着向土地私有化的方向上走。明晰产权，尊重农民的财产权，从这个角度来讲，还是有很多有待完善的地方。所以如果大家就这个问题做了更多的演绎恐怕不符合这次三中全会的精神，也不符合总书记谈话的基本精神。

　　总书记谈到规模经营的时候说了要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社，这都是土地经营权流转的一种形式，过去土地可能也有一定的流转形式。原来的承包经营权是否可以买卖呢？现在从这方面有所突破也是必要的，这样(农民)就彻底离开农业了，也是符合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方向的。承包经营权如果让出了，他就不是农民了，是农民就应该保留这个经营权。中央精神是要进一步倡导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体制的完善，我们要很好地理解中央的这些指示精神。

　　◆ 中国改革开放发端于农村可以说是“逼”出来的

　　有网友留言，改革开放30年间，出台了很多比如“一号文件”，“多予、少取、放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统筹城乡发展”等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政策措施，清晰地记载了共产党领导农民群众改革实践的历史轨迹。请徐教授根据这些词汇梳理一下农村30年的发展之路，中国改革开放为什么会从农村开始呢？

　　徐祥临：这个问题说得通俗一点，当时也是逼出来的，可以说这种改革是“饿”出来的。当时整个中国处于“饿肚子”的状态。那个时候由于吃的是大锅饭，农民生产积极性很低。当时我记得有位老农说：现在种地没有什么别的好处，地里的庄稼长得很差。中国严重食品短缺，农民进城第一件事就是买猪肉。如果当时不改革的话，中国吃饭都成问题了，就不要谈其他发展了。

　　如果从学术方面讲，就是当时的生产关系严重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忽视了广大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需求，在社会分工体系下，作为一个人来说，首先要关心自己的利益，如果他自己的利益和诉求都得不到满足的话，就没有任何的生产积极性 。▲

　　(本文来自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徐祥临教授与新华网友就三农话题的讨论实录，编辑有删节)


商务部爆连环案 腐败升级危害深
http://topyl.com/articles3/2786619.htm

   悠悠网 www.topyl.com 2008-10-11

　　2008-10-11：继郭京毅受贿案后，中国商务部又爆出腐败案。内地媒体披露，商务部原外国投资管理司副司长、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副会长邓湛，近日已被採取强制措施。

　　据媒体报道，邓湛案是由郭京毅案牵扯出来的连环案。早在八月十三日郭京毅被「双规」的当天下午，邓湛即被有关部门叫去谈话，后因身体欠佳，需要医治，对其採取了监视居住。随尠案件调查的深入，邓湛涉嫌腐败犯罪的证据愈来愈清楚，有关部门遂将邓从医院的病房中带走。

　　这是在不到两个月时间内，商务部爆出的又一起腐败案。和郭京毅一样，邓湛也涉嫌收受巨额贿赂，同样是「吃里扒外」，为外资企业进军中国市场提供便利。

　　邓湛自进入商务部就一直从事外资工作，就在其任职外资司副司长期间，曾力主「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直销体系」。这个所谓的「有中国特色的直销体系」，实际上成了他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美国一间着名的传销公司就是在其任内，获得了中国内地首例直销牌照。

　　按照国务院部委职责分工，商务部负责制订对外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的政策，起草对外贸易、外商投资、对外援助、对外投资和对外经济合作的法律法规。因此，商务部的工作成效如何，直接关係中国对外贸易的品质和国家经济的安全，其地位重要而敏感，容不得出现半点差错。

　　◆ 部委涉案祸患无穷

　　但接连爆出的腐败案，却使人不得不对商务部的工作品质产生怀疑，不得不对国家经济安全担心。郭京毅在制订外资购併法案的过程中，涉嫌内外勾结，收受巨额贿赂，满足个人私欲后，竟然置国家经济安全于不顾，故意为外资购併中国企业留有法律漏洞，使中国经济在国际巨头的攻城掠地中，不再设防，门户大开。

　　如今又爆出邓湛涉嫌巨额受贿案，同样涉及对外贸易的立法与审批，可以说，这样的腐败案已经超出一般意义上的行贿受贿犯罪。这些人掌控国家涉外法律的制订和对外投资管理大权，如今却为了一点个人蝇头小利而公然出卖国家利益，其祸患必然更加深远，其行为已经和汉奸、卖国贼无异。

　　如果国家经济是在这样一批人手中掌控尠、管理尠，那么这个国家的未来实在令人担忧。因为，无论这个国家的人民多么勤劳能干，最终的劳动果实都将被他们拱手送给他人。人们有理由追问当局，在国家政府机关中，究竟还有多少这样「吃里扒外」的所谓「精英」在出卖国家利益？

　　过去，国务院各部委很少爆出腐败案，很多部委还以清水衙门自居，如今却频频爆出巨额受贿大案，以此来看，这些部委不仅不是清水衙门，而且腐败惊人。更为严重的是，这些部委的工作关乎国家全域、关乎战略问题，其腐败危害更加深远，如不严加打击，终将断送中国的未来。但从当局的反应来看，对这些「吃里扒外」的「精英腐败」，似乎还缺少有效的应对策略 。▲


钱永健获诺贝尔奖 中国有什么理由莫名亢奋？
http://www.topyl.com/view.php?fid=DBXW&id=2789473

　　2008-10-11: 许多媒体9日的新闻标题皆为“钱学森堂侄摘得化学诺奖”，并将钱永健的照片放在了首位。钱永健的名字免了，国籍更不在话下，扑面而来的是一种强烈的暗示，钱家的骄傲，中国的骄傲。

　　谜底揭晓，美国科学家马丁•沙尔菲、美籍华裔科学家钱永健和日本科学家下村修分享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对于钱永健这位钱学森的堂侄有望获奖，中国媒体此前就表现了一种莫名的亢奋。倒是自今年度诺奖颁布以来已有3名科学家享受殊荣的日本，显得内敛。日本反省教育的不足，希望借此机会扭转社会上对理工科敬而远之的风气，给基础科学研究注入活力。(《新京报》10月9日)

　　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国籍。皆因一年一度有一个诺奖，皆因一年一度总与中国人无缘，总是让中国公众和传媒感到莫名的忧伤。国人摘掉有色眼睛，终于发现，诺贝尔奖毕竟是世界顶级大奖，代表了世界科学的尖端水准，需以一个国家的基础科研水平为铺垫，综合科研能力作依托。所以，当印度、日本等近邻陆续有人摘取诺奖桂冠，唯有中国无缘，总是让人感到了某种不平。

　　这下好了，钱学森的堂侄钱永健上榜了。不说此前，媒体就其能否获奖做足了文章。许多媒体9日的新闻标题皆为“钱学森堂侄摘得化学诺奖”，并将钱永健的照片放在了首位。钱永健的名字免了，国籍更不在话下，扑面而来的是一种强烈的暗示，钱家的骄傲，中国的骄傲。事实上，两个美籍华人杨振宁、李政道等科学家许多年来就没有少为中国人争来荣光，这下终于来了个接班人，能不鼓而呼之，弹冠庆之？

　　倒是日本人沉得住气。今年，除了下村修获化学奖，美籍科学家南部阳一郎和日本科学家小林诚、益川敏英获得物理学奖(新华网10月7日)。南部阳一郎亦生于日本，后加入美国籍。汤川秀树、朝永振一郎和小柴昌俊，过去也是因为基本粒子领域的成就而获诺贝尔奖，证明日本在基本粒子研究领域实力不俗。但《读卖新闻》8日发表社论却指出，日本国内近年来出现了年轻人对物理学等理工科敬而远之的现象，政府和大学应该着手改革培养科研人员的体系，以增加日本年轻人对科学的梦想和期待。《每日新闻》社论也直言，日本的科学技术政策偏重经济效益，政府把科技当作活跃经济的主要支柱，大学的研究也追求效益和应用。公共媒体难得的理性和清醒，对于政府和公众自省当有振聋发聩之效。

　　反观我们自己的亢奋，就未免有些不伦不类，乃至于神经质。钱永健1952年出生在纽约，从小对化学很感兴趣，因气喘病只能经常待在家里，就在地下室摆弄瓶瓶罐罐，做化学实验。假如钱永健从小生活在中国会如何？在应试教育的高压下，恐怕他的小小爱好和创新天才早就夭折了吧。别说家庭宽容不得，我们的大学也未必容得下身体不健康的学生。至于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之一日本的益川敏英居然外语不佳，在中国唯英语是崇的当下，简直不可思议。

　　其实，说到底是教育的差异。原华中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就指出，中国教育正在追求失去灵魂的卓越——重视市场名利，轻视本科，轻视教学，轻视原创，轻视学生道德人格的培养，忘了后者才是大学的灵魂。(《中国青年报》10月9日)这种反思，无疑是切中时弊的。问题在于，这不仅是高校的错，也不仅仅大学校长们的错，而是我们的教育体制和评估机制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和不足。▲


美国对中国北斗计划恨之入骨的原因
http://www.topyl.com/bbs/thread-470639-1-1.html

仔细一看，原来所有关于“美国要先发制人摧毁‘北斗’”的网络消息，均转自一份报纸《知识博览报》。  

虽然消息来源不确实，但是美国人对“北斗”的仇恨程度我们一想就可以猜出九成九，所以，不排除美国的确有这样的计划。

美国人为什么对“北斗”恨之入骨，这可以和美国人宣传Ｆ－２２Ａ的说法做个类比：

美国人说，Ｆ－２２Ａ是颠覆性的，对手为了重新构建有效的防空系统需要花费３０００亿美圆。

那么，美国人同时也应该明白，“北斗”与弹道、巡航导弹的配合更具有颠覆性，因为美国将在对手的周遍找不到一块安全的地方，包括航空母舰。这已经不是钱的问题了，局部战争的理念都要发生变化了。

回顾二战后美国霸权的形成史，对其最大的威胁就是中国人的军事思维能力。前苏联的先进武器要充分发挥效能，也离不开中国的军事思想，看看几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人的表现，对此就会有深刻体会。

中国人向来有扶危济困、扶弱锄强的本性，看看中国历史上的军事思想，反反复复就是在研究怎样以弱胜强。到了毛泽东时代，这种思想发展到了高峰，因为毛的军事理论不仅是纸上的理论，还有经受严酷的实践检验。毛的军事思想充分的体现了辨证法的威力。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游击战术、持久战的人民战争战略，曾经让美国在越南遭到了最惨重的失败，现在距老毛上井岗山已经过去了近８０年，美国人依然在伊拉克、阿富汗享受“星星之火”的烘烤。

朝鲜战争中，运动战时期的近战、夜战、迂回战，阵地战时期的“零敲牛皮糖”， 中国军队总是能抓住对手的弱点，使得美军优势装备难以施展。

更可怕的是，中国人似乎在一个超过美国的高度看问题。比如原子弹，谁敢说是纸老虎？结果麦克阿瑟扬言动用原子弹的威胁没吓倒中国人却吓坏了丘吉尔。老毛看的很准，他说美国会不会攻击中国本土、会不会投原子弹，全看朝鲜战场打成什么样。结果就是这样，在朝鲜把美国打疼了，他反倒不会攻击中国本土。

最令美国人感到窝囊的是中国人惯用的“统一战线”、“政策攻心”之类的心理战、政策战。朝鲜战争中，美国王牌飞行员的遗孀在国会斥责美国政府，越南战争打得美国天天动乱。

一连串的教训让美国开始绕着中国走，美国反而因此走向了霸权主义的新顶峰。当美国觉得可以再次横行世界，再次向中国逼近时，曾经的梦魇再次出现了。

这次美国有了充分的准备，２０年的实战经验和技术发展，使得美国认为具有了绝对的优势，但是中国人再次找到了美国的弱点。

1991 年2月25日,伊拉克一枚“飞毛腿”导弹命中了在沙特阿拉伯宰赫兰的一个美军军营,造成了美军28人死亡、100多人受伤的损失,这也是美军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一次战斗最大的一次伤亡。中国敏锐的发现美军的缺点，海外驻军依赖基地，而基地面对导弹的威胁只有“爱国者”一层防御。

于是中国开始秘密发展“杀手锏”，发展远程打击力量，而美国也发现面对远程导弹的威胁，再多的飞机、军舰、潜艇、坦克全无作用，起作用的还是只有ＴＭＤ最后一层防御。而且象以往一样，中国往往具有示范作用，弹道导弹已经成为各轴心克制美国最有力的武器。

高举高打的弹道导弹已经让美国头疼不已，如果再加上低开低走的巡航导弹，美国的海外驻军则首先要为自己的生存而战了。

更可恨的是，中国秘密研制弹道导弹打航母，如果计划成功，那么美国海军的作战体系几乎要“推倒重来”，美国人不疯谁疯？

美国人扬言消灭对手卫星也不是头一次了，他就曾对盟友的“伽利略”系统发出过威胁。但是中国人偏偏不接受教训，还要拱美国人的火，今年一月份进行了反卫星试验。这次试验之所以影响大，是因为目标轨道高度高过美国卫星密集区几百公里，导弹和目标星产生的大小碎片有几百片，很多碎片和在用卫星擦肩而过。

第一点就是我们想展示的，第二点却是我们没有估计到的，起先我们估计也就是几十片而已，“没想到威力这么大？”。结果试验后我们有点被动，战战兢兢好几天，生怕误伤友邦的卫星，幸好最亲密的接触不小于５公里。

客观上说，美国人扬言摧毁卫星已经是“马后炮”了，事实很清楚，世界上各国的卫星全在一个太空垃圾箱里，没有例外。美国人苦心经营太空几十年，结果发现自己被装了进去。

美国发展军事力量，就象绝顶高手苦练绝世武功的最高层次，往往受点刺激就会走火入魔，而中国正是那个或误打误撞、或有意为之的人。

比如那部《超限战》，就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典型。

我们说中国军事思想折磨美国几十年，也没有贬低美国的意思。美国人的谋略还是有高人一筹的地方的，比如兵不血刃搞垮前苏联，就是中国人也要佩服万分、叹为观止！以汇率武器折磨日本经济，玩的也是炉火纯青。这也是超限战的成功实践

所以，可以把古话“要想练好剑，工夫在剑外”送给中国人，也送给美国人，让我们都好好的反省一下这几十年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


诺贝尔奖应成为刺痛我们奋进的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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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评社北京 2008年10月11日电／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诺贝尔奖理应成为中国的一个标尺，以此刺痛我们并促使奋进革新，让诺贝尔奖与我们愈来愈接近。

　　文章说，每年十月的“诺贝尔季节”，对于国人来说，都是尴尬的。是啊，13亿人的偌大中国，选出一个科学家，堪与选出11个会踢足球的比肩——几十年过去了，依旧很难。

　　以文学奖为例，虽说其消费导向性日渐增强，很大程度上已由文学化转变为事件化，成为媒体热心追捧的对象，赌博公司开出的新把戏，出版社的方向标，好莱坞的新菜单。虽然，它往往裹挟着复杂的意识形态与“欧洲中心主义”的痕迹，但总体来说，评出来的都还是拿得出手的。去年的时候，王蒙先生说，诺贝尔奖幷非文学的最高标尺。或许不是最高的，但终究是个标尺，依然可以成为我们当代文学一个参照系。

　　翻开近些年的获奖作品，无不表现政治、种族、民族、性别、身份认同等现代内容。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体是国际移民、流浪汉，或者来自弱小国家弱小民族。他们都以丰富的文化经验，穿透性的精神力量，优美精巧的构思，获得世界性的认同。返观中国当代文学，从文学的技法来说，许多作家都是可以得奖的。中国的作品，也不乏俯首底层的人文情怀，而唯独缺少仰望星空的超越性力量。

　　其实，文学奖是关乎精神建设的，听起来比较“阳春白雪”，倒是科技方面的，真是让人看到了差距。以邻国的日本为例，光这次就有四位获奖。其中，有两位纯粹是本土的，有的没有办过护照，从来没出过国，也不会说英语。

　　诺贝尔科技奖项，可以算得上当今世界最具公信力的选项之一，没真本事，根本忽悠不来。每个关心中国科教进步的人，很自然就会疑惑：政府每年的投入也不少，科研人员群体也不是不庞大，教授们也不是不努力，中国每年的论文数全球第八，拼命学英语的人更是遍地，为何总是无缘诺贝尔奖呢？

　　最后，我们的矛头都会指向高校僵化的量化评价方式，指向应试教育抹杀了人的个性。这些都是原因，但更重要是整个社会土壤的急功近利。在很多时候，我们考虑的首先是能创造多少效益，能快速转化成钱，基础学科因为其长线性，自然就相对弱势。

　　不仅如此，官本位思想深入社会的骨髓，也直接阻碍了自主创新。前一阵子，深圳大学一个处长职位，引得40余位教授的争抢。这样的现象其实幷不鲜见。可悲的不是这些教授，而是我们的科研体制与社会价值体系。

　　改革开放初期，流传“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30年过去了，“脑体倒挂”的现状有所改观，但是“学而优则仕”的现实法则又“死灰复燃”。在很多地方，科教机构与机制日益衙门化、官僚化。一个普通的行政人员一句话，可能就左右一位科研人员的学术前途，而只要当上领导，就可以有更多的课题与经费，有更好的住房和待遇——在这种前提下，傻瓜都知道当官好。当最聪明的人都去做官了，谁来真正搞科研呢？

　　当许多科研人员被繁琐的事务和人际关系缠身，天天惦记着分房评职称，谈何自主，谈何创新？正如，一些老院士感叹，对于科学家来说，30-40 岁最是出成果的时候，但当时没人给自己这种机会和条件，因为都是论资排辈。等熬到院士了，却已是白发苍苍，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样的命运，在新一代的科学家身上，正在延续。

　　这样一个官本位的土壤不革除，这样一种陈旧的“排位学”不革除，中国的科技很难有突破性的发展，即使得到诺贝尔奖，也只可能是偶然现象。如果全社会真正以科学家为荣，崇尚“科教本位”，诺贝尔奖才能越来越近。否则，只会不断呈现人才“孔雀东南飞”，“生于淮南则为枳”的窘境。

　　诺贝尔奖理应成为一个标尺，一个刺痛我们幷促使奋进革新的标尺，特别是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