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瞭望：从30年来的三中全会看中共执政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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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10-8： 新一期《瞭望》新闻周刊发表文章说，改革开放以来，历届党的三中全会都承担着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使命，体现中央领导集体的施政特点。以下为文章全文：

　　10月9日～12日的北京，将迎来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这是30年以来的第7个三中全会。此次全会的主题将定位于研究推进农村改革发展问题。今年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和改革开放30周年，在人们看来，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必将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纵观党的历史，改革开放以来，历届党的三中全会都承担着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使命，一些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决策，多是在三中全会上作出的。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专家叶笃初告诉《瞭望》新闻周刊，每届中央全会都很重要，通过全会凝聚共识，形成理论，部署战略和整体布局。从党的十四大以来，一中、二中全会的作用稳定，主要是人事工作部署安排。而历届三中全会，则往往带有每届中央领导集体的烙印。可以说，要看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高明之处”，可通过观察三中全会的“出手”，来体现出本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施政特点。

　　之所以三中全会的议题大多锁定发展与改革，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看来，这是因为改革开放30年来，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每届中央领导集体的中心工作。而从30年来7个三中全会的中心议题与关键词的变化中，也可以看出党对于中国经济现代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发展方式的认识在不断发展、不断深入、不断成熟，幷进行着逐步演进与探索。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认为，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分析，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二届三中全会、十四届三中全会、十六届三中全会都具有纲领性意义，分别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四个阶段，即改革的启动阶段、改革的展开阶段、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阶段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

　　在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瞭望》新闻周刊力图从“历届三中全会”这一视角纵向切入，简要勾勒出党治国理政的思路图。


    1978年12月18日～22日在北京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拨乱反正、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会议

　　★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

　　1978年12月18日～22日在北京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拨乱反正、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会议。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制定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在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重新评价了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全会还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决定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这些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开始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标志着一个伟大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代的开始”，这是多位接受本刊采访的研究者的共识，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掀开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

　　在此后的六年间，即从1978年12月到1984年10月，中国的改革进入了启动阶段。这一阶段，改革的主战场是在农村。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农民率先实行包产到户为发端，在整个农村掀起了一股强大的农村体制改革的浪潮，也就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改革的同时，城市里的工商企业也进行了一些改革试点，即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在这一阶段整个体制还是以计划经济体制为主导，而市场调节的部分刚刚开始萌生”，常修泽长期从事体制转轨研究，他认为，这一阶段的改革特点在于正逐步摆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探索一种全新的体制模式。

　　★ 十二届三中全会：改革从农村走向城市

　　十二届三中全会于1984年10月20日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阐明了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规定了改革的方向、性质、任务和各项基本方针政策，是指导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该决定在许多问题上，特别是在商品经济、价值规律这些重大问题上，冲破“左”的思想束缚，澄清了在许多人中间存在的模糊认识。

　　“这次会议标志着改革开始由农村走向城市和整个经济领域，由此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第二阶段，即改革的展开阶段”，常修泽告诉本刊记者，在此次全会前，中共中央有关方面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进行各种各样的调研和研讨。正是由于充分的准备、酝酿，在全会上作出了改革的决定。决定第一次明确地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不是计划经济，而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已是相当大的突破，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大发展。

　　★ 十三届三中全会：为深化改革扫清道路

　　1988年9月26日～30日，十三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会议原则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两个重要文件。

　　这次会议是在一个特殊时期召开的。受访的专家指出，当时，中国正处在新旧两种体制的转换时期，幷因此带来一系列问题。其中突出的问题是经济秩序混乱、物价上涨过快，幷由此影响到人民群众的生活。为了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得以深入下去，这次会议确定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方针，要求把今后一段时期的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上来。这次会议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扫清了道路。

　　★ 十四届三中全会：勾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1993年11月11日～11月14日，十四届三中全会举行。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全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要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谈及此，常修泽分析说，评价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意义需先把时间回拨到1992年春天。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视察南方的谈话”带来了一次大的思想解放，当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即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断，幷第一次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则将十四大确定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加以系统化、具体化，对于如何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来进行改革，进行了全面的战略部署，提出了八个方面的改革内容，即企业改革、市场体系建设、宏观调控体系建设、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改革、农村改革、对外开放、科技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这八个方面可以归纳为“八柱”，支撑着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这个大厦。

　　这一决定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是我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这次会议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

　　在常修泽看来，中国改革的第三阶段，即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阶段始于1992年10月，一直持续了10年时间，直到2002年10月，这一阶段的改革力度比较大，向纵深发展的势头也比较强劲。

　　★ 十五届三中全会：建设新农村

　　十五届三中全会于1998年10月12日～14日举行。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幷提出了到2010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奋斗目标，确定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坚持的方针。

　　全会充分肯定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巨大成就和基本经验，在系统总结农村改革的历史经验、深入分析研究农业和农村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农业和农村跨世纪发展的目标和必须遵循的方针，对我国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制定了推进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政策措施。

　　受访专家认为，在我国，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大背景下，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这次全会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决定的形成，标志着全党对我国农村改革和发展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了，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自觉性更高了。

　　★ 十六届三中全会：新任务、新起点

　　2003年10月11日～14日，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不仅是今后十年改革与发展的 “蓝图”，同时也是科学发展观的全面展示，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新的思路和举措。被称之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又一座新的里程碑。其中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五个统筹”的发展目标，是党的执政理论的重大创新，是更加现代，更加符合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执政理念。这一执政理念的重大变化，已经和必将推动中国全方位的深刻变化。

　　常修泽告诉记者，“经济体制改革的突出变化就是注重对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和统筹。”他分析，“前一阶段的改革，幷没有把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一个独立的完整的指导性理念提出。十六届三中全会强调以人为本，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就从一个更高的境界指引我们研究幷推进体制创新。”

　　综合受访研究者的判断，以十六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明确了国有制不等于公有制，混合所有制经济特别是股份制也是公有制，这是继多种形式的分配方式、市场配置资源之后的第三次思想革命。同时，十六届三中全会还明确了法律没有明令禁止的领域非公有经济都可以进入。提出建立现代产权制度，从单纯的经济发展转向以人为本、全面、均衡的发展观，同时大力推进政府行政管理改革，这意味着中国改革或者说制度创新将进入全新阶段，即改革的第四阶段——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由此，带有全局性根本性的重大改革已拉开序幕，经济、社会及行政体制改革相互促进的态势开始形成。

　　不仅如此，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种思想被写入中国发展的战略文本还是第一次，这标志着决策层在国家发展战略上发生的重大变化。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已全面展开。

　　★ 期待十七届三中全会

　　即将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将目标定位于研究推进农村改革发展问题。谈及此，张立群分析说，对于中国这个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关系着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当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提速过程中，而城市化的发展目标之一就是要解决好农民、农村的发展问题，幷且要通过工业化的推进为三农问题的解决找到出路。同时，三农问题能否解决好，也是关系着中国下一步发展的基础性因素。“正因如此，本届三中全会的关注面更加集中，这也表明在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三农问题正越来越突出”。

　　经过30年改革开放，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巨变。2007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140元，比1978年增加了近30倍；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由2.5亿人减少到1500万人；粮食总产量由改革开放前的3000亿公斤增加到5000亿公斤。30 年间，10个“一号文件”，“多予、少取、放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统筹城乡发展”等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政策措施，清楚记载了党领导农民群众改革实践的历史轨迹。

　　但是，当前农村的改革发展还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很不平衡，农村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特别是去年以来，由于部分农副产品供求紧张而导致的物价过快上涨，由农资等价格上涨导致农民种粮比较效益偏低，由政策不配套导致政府重视粮食生产而农民种田积极性不高等不利因素，直接影响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但难点也在农村”，常修泽认为，十七届三中全会以研究推进农村改革发展问题为主要议程意义十分重大。

　　如何观察本届三中全会，叶笃初提示，其一，可观察中央全会的工作报告，即总书记代表政治局所作的报告，“观察工作报告怎样做，能看出点味道来”。其二，可观察工作报告的征求意见过程和范围，现在中委的权力已大大提高，其知情权、发言权、决策权、监督权都悄然扩大，这表明中央领导集体的民主性逐步增强。同时，从中央广泛向专家智囊征求治国理政方案来看，中央领导集体的开放性也有所增强。其三，可观察中央政治局提交三中全会审议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他看来，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分量将比人们预料的分量更重。来源: 中评社 ▲


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著文惹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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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1997年，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厉有为到中央党校学习，经过阅读与思考，他写出一篇有关所有制改革的文章，党校的老师和同学都比较赞赏，于是就打印传阅。未曾想，不久以后某刊物发表了批判厉有为的文章，文末附上了厉有为的原文。厉有为发现后直叹京城水深。更为厉害的是，还有人批判说厉有为根本不具备一个党员的资格，更不应该居于深圳市委书记这样的高位。后来，江泽民总书记看了厉有为文章的复印稿，让厉有为想不到的是，总书记在稿子上写满了批注……

摘自《交锋三十年:改革开放四次大争论亲历记》，马立诚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10月

我见到厉有为，是《交锋》一书出版两年之后。

2000年春天，厉有为来京出席"两会"，住在京西大观园酒店。我去看望他，谈起1997年那场风波，他还是义形于色，愤慨不已。谈话间，他也披露了一些外人所不知的内幕。

1996年秋，身为中央候补委员、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的厉有为来到中央党校，参加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厉有为从百忙中脱身出来，有了这样一个静下心学习的机会，自然十分珍惜。他哪儿也不去，从阅览室到寝室，再从寝室到阅览室，两点一线，集中精力阅读、思考和写作。

厉有为阅读与写作，与实际工作结合很紧。当时的经济改革与国企改革，总是被所有制问题绊住脚，他想努力在这个问题上有所突破。在3个月时间里，他一共写了 4篇文章。11月20日完成的第4篇文章，就是引起争议的《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在这篇文章里，厉有为提出，除了公有制与私有制之外，可以建立多数劳动者占有多数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

临毕业，党校老师建议用这篇文章作为他的毕业论文，班主任还决定让厉有为做论文交流。厉有为在两个学员班上宣读了论文，引起热烈反响。老师和同学都向他要这篇文章，他在送给大家的文章上加了一句话:"此文章请研究提出意见，不供发表。"

未曾想，小范围传阅的文章，却激起了一场始料不及的大风波。1997年初，一篇批判厉有为的打印文章，在北京各界广为散发。大批判文章后面，附上了厉有为的《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并说此文是一篇"及时而难得的反面教材"。

批判厉有为的话十分吓人:

“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在中央党校一次省部级干部学员研讨会上，作了一篇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大唱反调的报告。这篇被广泛散发的报告，绝不是一份普通的学习体会和思考，而是精心准备抛出的一份彻底改变我国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的政治宣言和经济纲领。改革前沿的这位封疆大吏公然要求党的十五大按照他的思考从根本上修改党纲、党章，再清楚不过地表明，经过18年的改革，一种得到很大发展的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力量，再也不甘于屈居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补充'角色了。他们公开向党内党外申明，要由他们来改变和掌握中国今后社会演进的走向。”

"可以说，对这份报告的态度，是当前改革的关键时刻，检验一个共产党员是否清醒地认识到真假社会主义改革的试金石。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应当自觉地起来与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浊流做坚决的斗争。"

还有更严重的事情发生。

1997年2月10日，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编辑发行的《历史唯物主义通讯》(以下简称《通讯》)第28期发表了进一步批判厉有为的文章:《厉有为意欲何为？--首都理论界人士批评厉有为同志所谓的"一些新认识"》。

这个理论研讨会是1997年1月18日召开的，据说有2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他们来自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

《通讯》说，厉有为的文章"有严重的理论错误和极有害的政治主张"，"这些话出自他这样的领导干部之口，并在筹备党的十五大期间散布，因而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决不能等闲视之。"

不知为什么，《通讯》没有列举这些"教授、专家和学者"或者"有识之士"的姓名。所有发言者均用"首都理论界人士"或"与会专家学者"命名。

批判要点集中在以下4个问题:

第一，厉有为说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而我们搞的"现实的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主义"。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优越性。这是厉有为为了毁掉我国的全民所有制，为了搞私有化而编造的理论根据。

第二，厉有为的文章抹杀了当今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基础上的本质区别，宣扬"趋同论"。这是厉有为为了在我国推行私有化而制造的舆论。

第三，厉有为的文章提出了一个多数人占有多数生产资料的私人股份化的方案。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私有化方案。这就是要通过搞非国有化，化公为私，培植和养肥一个新的资产阶级。

第四，厉有为的文章公开要求改变我们党的性质，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罕见的。厉有为所代表的是那些已经拥有私产和企图拥有大量私产与私人股权的一些人。

既然上纲这么高，《通讯》图穷匕现了:

"与会的专家学者建议并要求反映:像厉有为同志这样的思想和政治素质的共产党员，不够共产党员的条件，更不适宜作为中央候补委员进入党的中央委员会，也不适宜担任任何一级党政组织之重要的领导职务。"

厉有为看到这些大批判，一下子懵了。京城的水如此之深，这是他没有料到的。一不留神，就要把他这个"封疆大吏"淹没了顶。

为什么这些"理论界人士"下手如此之重？我和凌志军写的《交锋》曾经对批判者的动机做过如下分析:

一是这些人选择厉有为作为突破口，经过缜密的考虑。厉有为的官不大不小。官不大，批起来风险小；官不小，批起来能震动。这些人要的就是震动，要吸引各界眼球。二是厉有为的看法在当时有代表性，狠批厉有为可以封住很多人的口。三是十五大即将召开，批判者力图通过这些舆论给中央施加压力，影响十五大决策，使私营经济政策发生倒退。

厉有为的《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到底说了什么？

让我们看看这篇文章的概要:

一、从1979年到1991年，我国的无效投资高达6800亿元，新建的大中型企业有三分之一不能正常发挥作用。1995年国有企业亏损达461亿元，比 1990年增加了182亿元，平均年亏损近40亿元。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足以使人猛醒。导致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就是生产资料的占有形态和计划经济体制不适应现代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二、什么所有制最先进？传统看法是越"公"越先进，还有人认为公有与私有水火不容。实践证明，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不但有排斥的一面，而且有共存和融合的一面。什么所有制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什么所有制就最先进。

三、全民所有制是理想化的，不是实际占有形式。全民企业职工以外的人民群众，就没有体现占有，他们的所有权没有任何财产处置权和收益分配权。我们所说的多数人占有多数生产资料，是指实实在在的占有，既有财产处置权又有收益分配权。

四、有第三种所有制，介于公有与私有之间。它是若干私人财产的集合，组成集体财产，但不剥夺私人财产的所有权。只是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相分离，与经营权相分离，为全体资产所有者谋利益。它具有社会属性，是社会所有制。

五、什么是私有化？把国有企业无偿或以有价证券形式分给职工或居民个人，可称之为私有化。什么不是私有化？首先，股份制经济不是私有化；其次，私有经济的发展不是私有化；再次，国有资产的产权通过市场交易有买有卖，不是私有化。

六、我认为私有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有机组成部分。理由是:第一，私有经济受到我国制度和法律制约；第二是补充公有制不足；第三，它是我国经济实力的有机组成部分；第四，解决了一大批人口就业问题；第五，先富起来起示范作用，可以帮后富；第六，多交税多创汇。

七、在初级阶段，我国有以下几种生产资料占有形态:各级政府所有的公有制，社区集体所有制，劳动者集体所有制，社团所有制，技术资本和经营资本入股的股份制，私人所有制，混合所有制。以后，混合所有制会越来越多。

八、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形成一个有产的劳动阶级大平台。这样，我们党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目的就实现了。我们党的纲领和章程要与新的理论和目标任务相一致，对不适应的地方要做适当修改。

九、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以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和人民，加速完善市场机制，加速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很明显，厉有为的这篇文章驳斥了风行一时的万言书的观点。这样一篇文章出自一位中央候补委员之手，对于万言书的作者们来说，自然是不能容忍的。

厉有为告诉我，当时觉得安慰的是全国各地有不少人声援他。有理论界的，有新闻界的，包括北京的一些部长。广东省社科院还召开专门会议支持他的观点。

更重要的是，就在这一年4月，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南海他的办公室的客厅里与厉有为谈话。

江泽民一见到厉有为就说:"丁关根(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长)把批你的文章都收集起来给我，我一看把你骂得很厉害，我就问丁关根，厉有为究竟说了什么。丁关根把你的32页的文章复印了给我，复印得很不清楚，但32页文章我都看完了。"

江泽民进入里屋，把厉有为的文章复印件拿出来翻看。厉有为看到，好多页都有江泽民的批注。

江泽民开始和厉有为讨论这篇文章。江泽民问，厉有为答，谈了40多分钟。江泽民对所有制问题非常感兴趣。

临别时，江泽民对厉有为说:"你回去安心当你的书记。"厉有为觉得非常温暖。

厉有为还告诉我，后来江泽民到广东视察，再次见到他，还是鼓励他安心做好工作，不要有什么顾虑。

厉有为在党校毕业时，也给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胡锦涛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出3条建议:一是要防止"左"；二是党校对学员的毕业论文应坚持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的"四不"原则；三是建议中央党校应成为重大实践和理论的研究场所。

后来中央党校一位领导给当时深圳市委副书记黄丽满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在党校的一次会议上，胡锦涛提到了厉有为的文章，说在党校内要发扬理论探讨精神，不要乱扣帽子。

厉有为告诉我，1997年5月2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谈话之后，批判的声音就消失了。

事情的发展表明，大批判文章的作者没能占上风。1997年9月11日，十五大召开前一天，国务院发展中心办的《中国经济时报》发表了对厉有为的专访。专访文章刊登在"十五大代表访谈系列"的专栏里，说明厉有为不仅还是深圳市委书记，而且已经成为中共十五大代表。

这是厉有为在遭到批判之后，第一次公开回答对手。有经验的读者都明白，《中国经济时报》如果对时局心中无数，是不敢给厉有为这样一个反击的机会的。厉有为在回答记者采访时坚持认为，那篇文章符合中央的精神。

在十五大闭幕那天，人们发现，厉有为并没有像批判者希望的那样，被撤消一切职务并被开除出党。如同党的十四大一样，在十五大上，厉有为再次被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这件事情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中央推进改革的决心。▲


美国售台武器背后的秘闻：特殊方式加速中国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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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神舟七号的完美表现，"轨道上的熊猫"翟志刚的精彩表演，伴飞小卫星的多次准确变轨，最后成功绕飞，让美国的鹰派政治家"辗转难眠"、"忍无可忍"，于是世人看到了来自大洋彼岸的种种龌龊反应：从"布什密会达赖"，到"美国政府宣布售台65亿美元军火"，再到"美国宣布收容东突恐怖分子"...其实，"后奥运效应"才刚刚开始，"美国保留对中国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力！"

过去的几个月时间里，中国以令人不可思议的惊人能量战胜了一系列巨大挑战，神州大地上展示了一幕幕史诗般的神奇演出：在宝岛台湾，主张"维持现状"的温和领导人代替了主张台独的激进分子开始在台湾执政；在中国大陆，迅速战胜多场巨大自然灾害后，奥运会不仅成功举办，还丝毫"不留情面"地将已在奥运金牌榜榜首上盘踞了几十年的美国拉下马来，害得自尊而又自负的山姆大叔不仅拒不承认奥运"金牌榜"，搞出一个不伦不类的奥运"奖牌榜"，让外人都替他难为情地宣扬奥运赛场上"美国仍是世界第一"。

    金牌的确不能代表民众生活水准的普遍提高，但它代表着一种气势，一种精神，一种力量和趋势，而这些东西是最可怕的：58年前，正是它们支撑着当年还贫弱不堪的中国士兵在盖马高原上打得美国人"满地找牙"，使凭着二战的辉煌正不可一世的山姆大叔，斯文扫地，无地自容。
                                                   （二）
    近代以来，西方的持续侵略造成了中国延续数千年的政治、经济体制彻底解体，中国的经济、军事等综合实力一直排在西方各国之后，西方早已习惯于以"藐视"的眼光打量中国。

    1978年，川人小平将中国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经过30年的厉兵秣马、养精蓄锐，如今中国渐显强国气象，不仅有了与西方强国平起平坐的机会，而且超越趋势愈加明显。这就使得骄横了200多年的美国甚为失落，于是对华政策也接连不断出现了很多"令人恶心"的丑陋表演。其实，眼下美国投掷的"明枪暗箭" 与"93年银河号事件"、"96年李登辉访美事件"、"99年驻南使馆被炸事件"和"01年南海撞机事件"完全是一脉相承的。

    中国不仅快速发展，而且还要（和平）统一台湾，对于这一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大趋势，美国（包括日本）是最不愿意看到的。
                                         
    地球上国家虽然不少，但主要玩家屈指可数。大国之间，纵横捭阖，翻云覆雨，明争暗斗，使得国际局势总显得波谲云厄，暗潮汹涌。其实，自人类能以氏族部落划分以来，这种直接而残酷的竞争乃至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当年，主席形容这一现象时比较文雅，谓之曰"万类霜天竞自由"。强国崛起的盛宴，往往也是敌国衰亡的丧礼。没留过血的王者，地位很难巩固。
                                                  （三）
    不久前英国媒体的一项调查显示，在英国人眼里，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稳定的最大威胁"。而在法国、德国和意大利，认为中国是头号威胁的比例也明显上升；在美国一般民众眼里，中国是除伊朗之外的第二威胁；在直接影响美国政策走向的鹰派政治家眼里，快速崛起的中国无疑是头号威胁。
 
    无论是第一还是第二，从中可以得出的一个肯定的结论是：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美国对中国的"关心"和关注急速上升。
 
    美国等现有国际秩序的主要受益者对中国的崛起心怀强烈戒心，冷战结束后，美国一家独大，其军事与科技实力远远超过世界上所有国家。其新保守主义者不仅希望维持这种格局，而且希望其更进一步发展，追求对全球事务全面、深入、持久的主导，实现新的帝国理想。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希望阻止任何国家发展出制衡美国的军事能力。中国显然具有制衡美国的力量--尽管仅仅是潜力。苏联解体后，美国本寄希望于中国政权的自生自灭（这一点在已故美国总统尼克松先生的著作《1999：不战而胜》里表达得非常清楚）。但"令人失望"的是，中国不仅没有崩溃解体，反而战胜诸多挑战，愈挫愈勇，逆流而上，十几年过后竟有了政治、经济、军事甚至文化等全面复兴的"泰山压顶"之势。中国是一个由传统帝国秩序转变为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的特殊个案，中国今天所面临的地缘政治格局在相当大程度上是西方近代殖民主义的产物。为此，包括"佩洛西"在内的不少美国政治人物忧心忡忡，纷纷跳出来鼓吹"中国威胁论"，试图唱衰中国，遏制中国发展。

    其实，美国需要是理智对待中国崛起，中国的发展对美国不是威胁，而是机遇。2008年8月份的《泰晤士报》坦言：中国的崛起是本世纪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如何面对中国的快速强大，已成为西方政治家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
                                                  （四）
   
    21世纪，中国的崛起将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

    从内因看，时下的中国各族青年，多数具有忧国忧民意识、强烈民族自豪感和历史责任感，他们为祖国的百年屈辱史而郁闷，他们为民族五千年文明史而自豪，他们对敌人嫉恶如仇，对祖国恨爱交加，恨是因为不满意仍然落后的现状，爱是因为人人肩负着复兴民族的神圣使命。这是中国实现大国崛起最重要的社会基础。  

    其实，任何一个大国的发展周期大体都要经历成长、起飞、强盛、停滞和衰落等阶段。中国已经历1949年至1978年的准备成长期，目前正处于1978年到 2020年的经济起飞期，不出现特殊情况，预计2020年后中国将进入经济强盛期。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3大工业品制造国，预计2008年后位居全球第2，GDP（请不要拿GNP在此争论，量变是质变的前提，量的超越是质的超越之前奏）在今年年底则毫无悬念将超越德国。同时，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投资的重点地区："全球500强"中有88%的公司已进驻中国；到2007年底，中国已连续10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2大外商投资国。

    3000年前在爱琴海诸岛创造了辉煌文明希腊人，以尚武的精神吞并希腊横扫欧洲建立罗马帝国的亚平宁山地人，创造了金字塔与诸多伟大文明的古埃及人，以及中世纪的铁血帝国拜占庭、奥斯曼、东罗马，无不灰飞烟灭，湮灭于人类的基因海洋。其曾经辉煌一时的豪华宫殿，一个个都成了供后人凭吊的遗址。

    为什么曾经独树一帜的文明成为人类历史上的匆忙过客？
    民族生存的根本在于抵御外来族群的欺凌与侵略。也就是说，面对强敌和重大挑战的民族凝聚力的强弱，决定着一个民族的历史命运。人心涣散、意志消磨、萎靡不振的民族迟早都要灭亡，这是颠扑不破的铁的历史法则。中华民族之所以能逢凶化吉，在生死存亡关头战胜无数挑战，关键在于对外来危险具有无与伦比的抵御消解能力。

    某个民族如果发展到以国家形式生存的程度，就意味着这个民族的文明已经成熟。从此，国家就成为这个民族的生命形式，成为这个民族的外壳与灵魂，国家的兴衰荣辱就成为这个民族的生命轨迹。从本质上看，分裂内乱直接侵害国家形式，进而破坏民族精神状态，消解凝聚力，从而对整个民族带来毁灭性灾难。

    中国人与生俱来的强烈族群精神、同仇敌忾的决心和宁折不弯的志气，从来都是反对分裂维护统一的国家航船的压舱之物，这在整个人类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中国人非常清楚：在大国崛起的道路上，不仅需要破釜沉舟的勇气、同归于尽的决心和视死如归的气概，还需要引而不发的聪明、随机应变的灵活和以静制动的智慧。否则，再美好的蓝图，也可能只停留在蓝图上。  
                                                 （五）
    2500年前，中华民族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孟子曾"心有戚戚焉"地告诫世人：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1800年前，军事家、政治家曹操曾饱含深情地沉吟：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方今春深，龙乘时变化，犹如人之得志而纵横四海。龙之为物，可比世之英雄。

    可以肯定的是：随着中国崛起步伐的加快，挑战不会更少，而是更多。大规模售台武器后，美国对中国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仅仅是个开始！应该说，这是我们的幸运，因为时代选择了中国。

     感谢美国，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加速中国崛起！▲


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的最大看点
http://www.topyl.com/bbs/thread-469341-1-1.html

    中评社香港2008年10月8日电／美国《世界日报》10月7日载文《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定调任务》，摘要如下：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共17届三中全会，于10月9日起一连4天召开，也审定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征求意见稿。这意味着，中共17届三中全会早已议定的主题，不会改变。但现在看来，这次三中全会，还会增添点其他任务，简而言之，就是要做“两个定调”。

　　自中共11届三中全会，开改革开放大闸以来，之后历次三中全会，都是要做有关改革开放的重要决定的。这次要做农村改革的决定，其背景是纪念改革开放 30年，是谓改革的再起步，其情可解。但中共的中央全会，通常一年一度举行，自胡温主政以来，实施党内改革，中央政治局要向中全会汇报一年工作，中全会要讨论和决定重大方针政策，也已成了惯例。

　　于此，这次17届三中全会，通过农村改革决定，虽是主要议程，但已是程序性完成，中全会的相当精力，要放在听取和讨论胡锦涛的政治局工作报告，以及预定温家宝讲话汇报经济和社会发展工作上。而在现实要求下，胡的报告和温的讲话，必定要回应两大问题，一是改革开放30年，中共如何开辟改革新路，一是面对目前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经济和社会发展宏观调控如何调整。由此，中共17届三中全会，就要作出“两个定调”。

今年改革开放30年，中共中央决定于12月间大举纪念，其中胡锦涛在纪念大会上做“重要讲话”，是新一轮改革的重要指向。

　　由此，这已成一个新的历史关头，各个方面，自然会提出自己的诉求，施加不同的压力，来影响中共领导层的决定。

　　目前虽说没有中共17大前那类的改革大争论，但各方面还是有不同表态，有人主张，改革30年，唯有政改落后，现在已到全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有人主张，中国最大的问题，还是法治不彰，推行宪政改革，到了时候；还有人认为，中国的问题主要还是民主问题，现在市场经济成形，利益多元化格局已现，传统改革已经激发不起热情，找不到动力，民主化改革到了时候。

　　中共领导层方面，现在还在准备胡锦涛改革讲话阶段，已有的共识，一是改革开放要继续推动和深化，一是用新一轮农村改革打头炮，一是以全面学习实践科学发展来统一思想和行动。至于12月纪念改革开放30年之际，会不会、能不能提出新的改革思路，这次三中全会，应当会作重要定调。

　　另一方面，国际经济风云变幻，全球金融危机蔓延，中国经济已不可能不受影响，加上国内有通货膨胀加剧，经济增长放缓，就业可能出现危机等现实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三中全会可能听取最新经济形势和宏观调控措施的汇报，在中共中全会取得相应的共识，对今年余下的日子乃至来年的宏观调控，作出方针政策的调整和敲定。

　　有关经济和社会发展形势的判断，之前曾有盲目乐观情绪，金融危机对中国到底有多大影响，既定的宏观调控政策变是不变，高层仍有犹疑，经济界更有激烈争议，加上部门利益化下政出多门，争议怎能不延伸到中共中全会上？

　　现实状况显示，步入全球化下，中国已不能在国际金融乃至经济的危机面前，独善其身甚或一枝独秀。面对经济出现波动、投资连续下滑，外需预期下降，内需仍未提振，中共领导层该出手时就得出手了，而中共中全会上，各地方诸侯、各经济重臣齐聚，在现行政体下，自是最重要的议事定向的场合。

　　目前当局定下的宏观调控方针，是所谓“一保一控”，即保经济稳定成长，控制通货膨胀全面扩大，可能不会变，但一系列相应的课题，包括货币政策如何作稳定经济的结构性调整，财政政策如何为扩大内需向民生倾斜，经济下滑之际就业市场如何保持稳定，如何参与国际间的稳定市场行动等等，实际上还在等答案。

　　于此，中共17届三中全会，不止是要解农村改革之套，还要定改革发展、经济和社会调控之向，这才是这次会议的重大看点。▲


新"三中全会"议题设置出人意料 蕴涵"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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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0-10: 2008年10月8日，天安门广场一片喜庆祥和。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将于10月9日至12日在北京召开。 中新社发 鲁谷 摄

中新网10月9日电《日本新华侨报》10月9日刊发题为《新“三中全会”登场再树改革风向标》评论文章说，中国农村的新改革是一场涉及人口最多、地域最广、内容最复杂的改革战，也是一次最大的民生改革，并将为全国范围的深层次改革打下坚实基础。可以预料此次中共全会不仅可望作出一揽子“惠农决策”，有助破解转型中的“经济谜局”，也将成为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风向标。

文章摘录如下：

经过北京奥运和“神七”的辉煌“预热”之后，备受关注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在10月9日如期登场。这个中国政坛每年最重要的政经布局和决策会议，无疑将是波澜壮阔的2008年中国最具份量的政治大事。由于中共高层已宣布此次全会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农村改革发展问题，使本次全会披上了“浓重的改革的色彩”，因而更为世人瞩目。

舆论普遍观察到，此次中共中央全会的议题设置有些出人意料，甚至蕴涵“玄机”。因为此次会议是在这样四个背景下召开的：

一是北京奥运和神七成功；

二是一系列天灾人祸发生，特别是四川大地震；

三是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

四是国际金融风暴。

    按理说，不论是奥运的经验推介，大地震后的沉重反思，还是改革开放的纪念总结，或是金融危机的应对策略，都应提出一个总体要求，在推动改革开放上有深度表示，不是重新起步，就是要下大力气解决重大问题。

    出于这样的背景考量，前一段时间中国国内舆论借助纪念改革开放、寄语“后奥运时代”，对改革30年回顾总结和再起步、再推进，有种种讨论和期待，民间也有强烈声调。其主要倾向，一是认为中国已具备全面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或到了宪政改革时候，不论是反思30年的改革，还是体会奥运的开放，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出路在此；二是认为，在市场经济初步建立后，当下中国改革应以民众最关心的社会管理改革、改善民生问题入手。

    一般分析，中共领导层刻意打“农村牌”，选择农村改革发展作为三中全会主题，意图也很明显，将以农村作为未来改革的主攻方向。一方面30年前的改革由农村起步，再转向城市改革，最后演绎成轰轰烈烈的市场经济改革，30年后改革从农村再起步，是对过去改革的呼应，“改革30年一轮回”更加精彩。另一方面，如今改革的难度和成本越来越高，要选改革突破点更加困难，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似时机还不成熟，而选择农村改革，恰是最大公约数，且风险相对低而受惠面极广。

    如果说这里有“玄机”，那就是现任中共领导层期望像邓小平等老一代政治家当年一样，采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思路，再从农村发起“引爆”新一轮改革风潮，重在构建和谐社会。

    毋庸置疑，30年前的那场发轫于农村的经济改革给中国带来无比的活力。30年间，从农村到城市，沧桑巨变。但不容忽视的是，高速发展也带来了巨大隐患—— 东西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加大，城乡二元壁垒严重，有人甚至认为中国30年的大发展是以牺牲广大农民利益为代价的。这不仅违背中共“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建设小康社会的理念，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农村改革涉及9亿农村人口的利益，关系中国现代化进程，同样迫在眉睫。(申深) ▲


我国官方研究苏联变修：越研究越糊涂
http://www.ddhw.com/readarticle.aspx?topic_id=1000&msg_id=68774

    2008-10-10 作者: 刘吉同  赫鲁晓夫的“修正”，比如他对“个人迷信”的批判和谴责，他为数百万被镇压和下狱的人平反昭雪，他拨乱反正废除秘密审判和从肉体上消灭“政治犯”的做法，他提出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外交政策等，并不是什么“修正主义”，而是“进步主义”。

　　1979年，我国高层当时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仍是世界大战不可避免，战争的策源地是苏联，“苏修亡我之心不死”。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中央成立了国际问题写作小组，胡乔木挂名任组长，宦乡为副组长，成员有何方、李慎之等人。

　　小组的任务很明确，就是研究苏联是怎样变修的，从理论上反击修正主义，最后写出一本《社会帝国主义论》之类的书。小组的研究人员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虽然“研究”出不少简报和文章，但对苏联是怎样变修的这个中心任务，却越研究越糊涂。研究到最后，只好偃旗息鼓，不了了之。

　　这真是一次值得称颂的理论失败。之所以值得称颂，是因为它接近了真理。或者说，它对研究的问题采取了可贵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苏联所谓变修，我们通常认为“始作俑者”是赫鲁晓夫。就是说，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才是不“修正主义”的正宗正牌、货真价实的社会主义。然而，赫鲁晓夫的“修正”，比如他对“个人迷信”的批判和谴责，他为数百万被镇压和下狱的人平反昭雪，他拨乱反正废除秘密审判和从肉体上消灭“政治犯 ”的做法，他提出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外交政策等，实际上正是对近乎走到尽头的斯大林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挽救，并不是什么“修正主义”，而是“进步主义”。研究小组能在“苏联变修”这个问题上止步，“我们指责苏联变修的那些理由大多站不住，在某些方面我们更甚于它”，是难能可贵的。

　　之所以值得称颂，还因为他们遵循了“只唯实，不唯上”的治学精神。对邓小平布置这项研究的指示，小组采取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服从真理为归依的态度，这是需要极大政治勇气和高尚道德品格的，同时也说明邓小平有着博大的胸襟。来源: 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