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国向俄罗斯购买航天服内幕
http://www.ddhw.com/readarticle.aspx?topic_id=1000&msg_id=67998

    2008-9-25:  2008年9月25日21点07分至22点27分，中国将择机发射神舟七号载人飞船。这次飞行任务的主要目的是，实施我国航天员首次出舱活动。这次神舟七号飞行任务中，两名中国航天员将分别穿着中国产的“飞天”舱外航天服和俄罗斯产的“海鹰”舱外航天服实施首次出舱活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王兆耀在9月24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强调，“俄方专家将提供全过程的技术支持。这是中俄两国在载人航天领域合作的一个重要事件。”王兆耀对俄罗斯同行给予的积极帮助表示感谢。他指出，中俄双方在保障实施神舟七号发射方面的合作非常成功，这为双方今后开展更深入的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俄罗斯《独立报》等媒体也对此评论说，中国工程师已经向世界证明：宇航服上的“中国制造”表明，中国有能力自己研制宇航服——这是中国人在掌握开发太空技术方面迈出的相当重要的一步。

　　★ 中国向俄罗斯订货

　　据王兆耀介绍，俄方为中方研制生产了供“神七”飞行用的“海鹰”舱外航天服，并提供了全程技术支持。2004年 4月，中国和俄罗斯签署了从俄罗斯新兴科学生产股份公司引进“海鹰”舱外航天服的合作合同。根据合同，俄方为中方研制生产了供飞行用的“海鹰”舱外航天服 3套、供低压训练用的舱外航天服2套、供水槽训练用的舱外航天服4套，以及舱载对接系统4号，其中飞行用和低压训练用的航天服的供电和通信等设备则是由中方配套研制的。

　　中俄两国在航天领域的合作成就可谓斐然。不但由俄罗斯联邦航天署和中国国家航天局组成了俄中航天合作分委会联合工作小组，而且政府间的会议一般每年要召开1~2次，专家级水平的会议每年就有5~6次。

　　俄罗斯联邦航天署署长佩尔米诺夫不止一次公开称赞说，中国已经成为航天大国，中国的航天技术水平、生产，以及支持非常令人肃然起敬。他指出，近三年来，俄罗斯和中国在航天领域实现协作的数量和质量都有很大提高。他甚至不讳言，中国和俄罗斯已经从过去的中方作为买方、俄方作为卖方的相互协作关系中走出来了。现在双方是完全平等的伙伴关系，中俄两国在航天领域的联系已经向高质量的共同研制和开发过渡。

　　★ 俄罗斯惊叹“中国制造”

　　俄罗斯媒体指出，鉴于目前世界上只有美国、俄罗斯和中国能制造宇航服，因此，“神七”新航天服无疑成为此次载人飞行的一大亮点。

　　与“神五”、“神六”不同，“神七”在研制上的关键之处在于宇航服和气门闸。因为此次将实现太空行走，航天员能否从舱内气压骤然适应真空环境，气门闸和宇航服将扮演重要角色。为适应真空环境，“神七”宇航服从气密、排泄、通讯、电源、活动关节等各方面，都要比“神六”有较大提高。

　　我国自主研制的舱外航天服每套总重约120公斤，造价约3000万元人民币。该宇航服整套包括通信工具、航天头盔、压力手套、供氧和排放二氧化碳的设备等。

　　目前，美国和俄罗斯使用的都是软硬结合式的航天服。无论哪种航天服都由多层组成，它们互相连接形成一个整体服装，但要求各层的质量要高、要轻、不能过厚，以避免影响航天员的行动。

　　在俄罗斯专家看来，舱外航天服是“神七”技术攻关中最难的一项。无论是俄罗斯“海鹰”舱外航天服，还是中国自主研制的舱外航天服，它们都像是一艘五脏俱全、功能完备的“柔性小飞船”——不仅可以把航天员与太空的恶劣环境隔开，防止强辐射、微流星和空间碎片对航天员的伤害，还能提供一个确保航天员生命安全的生存环境。舱外航天服的气压调节尤其关键，不能出现一丝漏气，否则将危及航天员的生命。即使俄美在实现太空行走40余年后的今天，他们的舱外航天服也仍避免不了会出现问题。

　　有俄罗斯媒体认为，实际上，中国自主研制的舱外航天服已经通过评审。购买俄罗斯宇航服可以看作是为航天员的安全考虑加的“双保险”。

　　★ 中国宇宙开发进度是个谜

　　自从40多年前列昂诺夫走出飞船的那一刻起，人类迄今已进行100多次太空行走。作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第二阶段的首次飞行，神舟七号此次升空的主要任务有三项：航天员太空行走、进行空间材料科学实验和释放伴飞小卫星。中国发射“神七”的最终目的，是为建造自己的永久性空间站作准备。

　　中国航天事业的飞速发展，随着前两次飞船的上天，早已令世界瞩目。俄罗斯《独立报》认为，在航天技术方面，中国正在超越美国和俄罗斯。也许，若干年后，中国在这方面的发展和成就会超越俄罗斯，完全可能俄罗斯反过来要向中国学习。

　　更有俄罗斯专家指出，中国迈向太空的速度一直令人惊异，在未来开发宇宙的进度上更是个谜。尽管美国已经到过月球一游，俄罗斯也信心十足要飞往火星，但中国的航天技术正超越美、俄等航天大国。特别是考虑到美国的金融危机、俄罗斯技术的落伍以及其他一系列可能令俄罗斯和西方国家冻结宇宙开发进程的负面因素，中国未来成为世界第一的航天大国不是没有可能。来源: 搜狐▲


国务院否认存在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
http://www.ddhw.com/readarticle.aspx?topic_id=1000&msg_id=68006

    2008-9-25 国务院机关老干部活动中心负责人25日接受中国新闻网记者采访时，就近日网上出现的所谓题为“祝咏兰主任在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产品授牌仪式上的讲话”的帖文进行了说明。

　　这位负责人说，国务院机关老干部活动中心没有所谓的“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没有举行过所谓的“授牌仪式”，也没有“祝咏兰”这个人，网上相关信息纯属谣传。

　　《联合早报》近日有消息披露，在中国普通民众可能被转嫁检测食品安全的成本之际，网络却揭发政府官员在食品安全上享受着特权，让备受毒奶粉波及的政府公信力进一步流失，也冲击了当局的统治合法性。

　　消息称，在民众对于食品安全信心动摇的同时，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的存在，遭互联网曝光并广泛流传，让为食品安全担惊受怕的网友哗然。

　　据网上传闻称，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成立于2005年4月，据中心主任祝咏兰8月18日在山东济南举行的“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产品授牌仪式”上透露，中心不但为国家94个部委的退休老干部“臻选、评估、并生产(或授权生产)”特供指定专用产品，也“依托国务院后勤基地、中央警卫局农场、武警边防后勤基地和遍布全国13个省市、直辖市、自治区的生产基地”，为国家机关的官员特供有机食品。

　　祝咏兰说：“我们臻选‘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产品条件非常严格，要求重点在其‘安全性’和‘营养性’。”她指出，中心严格要求特供食品“不使用化肥、农药、生长激素、无污染，不使用化学添加剂、防腐剂，不使用基因工程技术”。来源: 中新社▲


近期中国周边国家军事部署出现加快的迹象
http://military.china.com/zh_cn/critical3/27/20080923/15101136.html

    2008-09-23 中华网论坛  近来世界经济的疲软，各国经济增长放缓，国际金融出现剧烈动荡，这不得不对中国安全形势造成直接影响。因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每一次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的出现，都曾导致过世界范围的战争与混乱。而且世界上也存在着有些国家用发动对外战争作为转移国内矛盾的可能。静观中国周边近期发生的一系列军事动向，我们不能不对相关国家的相关活动作出反应，特别是在近期中国周边国家军事部署出现加快的迹象下。
    
    在东面，美国宣布核动力航母即将入驻日本，以及日本宣称在其领海发现不明核潜艇说明，在今后的西太平洋第一岛链，中国的海军特别是潜艇的活动范围将受到严密的防控与限制。而中国的潜艇部队恰恰是中国海军唯一能有效实施对第一岛链进行突防的打击手段。尽管美国总统大选在即，共和与民主两党都宣称要与中国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但近期的美军在东亚的军事调整只能证明美国在对华关系上是采取两条腿走路的，那就是经济上合作，军事上打压。由于朝鲜的局势一直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以及美朝核武器谈判又陷入僵局，美国与韩国对朝鲜进行军事冒险的可能性是一直存在的。美国不是和韩国搞了个什么“概念计划5029”吗？美国与韩国存在军事冒险的信心是存在的，因为他们已经看到金正日政权存在的某种不稳定迹象，他们很可能是在等待某种时机。朝鲜这种政权不稳定不仅刺激着美国，韩国其实比美国更显得迫不及待，因为他们希望看到朝鲜半岛的统一。为什么说这是美韩的一种军事冒险？这就是中国因素的存在。韩国大多数人认为五十多年前，就是中国导致了朝鲜半岛的分裂，所以在韩国人的内心深处有着一种欲报一箭之仇的仇恨心理。这种心理的存在预示着假如中国再次参战，那么就要考虑到韩军的疯狂性，不能对战争的艰巨程度估计不足。其实在美韩包括日本在内的联军对朝鲜进行军事冒险的情况下，用假设中国参战是用词不当的，因为中国在对朝鲜的支持上是不容怀疑的，也不存在假设中国参战，而是肯定的中国参战。美韩放出风声，以建立中国与美韩在朝鲜的军事缓冲区为诱饵，试图使中国上当。但是这种小聪明是徒劳的，因为现代意义的武器系统已经使地域概念被无限地压缩，中国容忍美韩联军在三八线上每推进一步，那么就等于美军的炮火向中国的纵深前进一步。可以这样界定，无论中朝关系发展如何？但在对待美韩与日本在内军事企图方面，中朝的战略核心利益是始终一致的。妄想中国袖手旁观是痴人说梦！
    
    在西南，随着印度的国力的上升，以及美国的极力拉拢；印度在处理对华关系上的态度正日趋强硬。近来在其国内舆论宣传以及在中印有争议地区的军事部署方面动作频频。一方面经常无端指责中国的边防部队越界；另一个面增派苏30等先进战机进入一线机场。这给人一种临战前动员的一种感觉。中国在这里切不可掉以轻心。印度为何近日动作频频？我们就不能不谈到印度的宿敌、也即我们的盟友—巴基斯坦。目前巴基斯坦由于军事强人穆沙拉夫总统的下台，直接导致了巴基斯坦国内安全形势的恶化。驻阿联军频频越界打击巴基斯坦境内的基地组织，也牵制了巴基斯坦军方的精力。如果把驻阿联军对巴基斯坦主权的侵犯看作是一种佯动的话，那么帮助印度分解中巴在克什米尔方向上的联合就是一个不错的解释。这不能不说明驻阿联军与印度的动作频频存在某种默契。再把美国在我东面的动作联系起来看，我们就能得到一个比较完整的证据链。美国日本韩国印度已经在实质军事协调方面连成一体，以此推断；那么这个证据链上还将出现一个反中国的一节，这个一节必将出现在南海，那么这个反华之链就真正形成了。这与日本热门候选首相麻生太郎为推动遏制中国而倡导的“自由之弧”是多么的异曲同工啊!
    
    在我们的西北部，首先是阿富汗。美国为首的北约军队几年来在阿富汗是越反越恐，并有将反恐地域向外部扩张的趋势，现在连驻军人数都不够了，说至少还要向阿富汗战场增派数万战斗人员。这就使得我们怀疑美国及北约是不是借反恐之名，另行某种之实？一个小小的阿富汗打了几年，恐怖分子未少，却多了起来，这不是咄咄怪事？这只能说明美国及北约别有用心。以美国及北约强大的尖端武器武装到牙齿的军事实力打基地组织这样的游勇散兵应该是小菜一碟，可以说是不费吹灰之力。但是现在看来美国及北约反恐是假，以反恐名义进入南亚是真，现在又欲扩大化，意图赖在中国身边不走，可见美国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现在有一点情况开始变得不明朗起来，这就是上合组织。这次俄罗斯与中亚五国欲建立常规武装联盟，而独缺的就是中国。这就使我们不得不怀疑作为该地区大国俄罗斯的真正用意究竟要剑指何方？俄罗斯如果是出于对中国未能在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问题上及时提供支持的报复，那么这样的小动作是不是有点太小家子气了。中国不是俄罗斯的跟班，应该是平等的伙伴，中国在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问题上的表现不是象有些人所说的是为了在本国领土问题上的顾忌，而真正的原因就是中国致力于多极化的世界格局。成为多极化中的一极就是中国的国家战略，现在如果在关键问题上采取紧随俄罗斯的跟随政策，无疑将矮化中国这一极，这对中国的国家战略是一种伤害。因此俄罗斯要想真诚地与中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战略伙伴，平等地对待对方是相互尊重的基础。脱离上合的中亚五国军事联盟其影响力也不会大到哪儿去？甚至会有瓦解上合的危险。
    
    综上所述，中国目前的安全形势的确不容乐观，但好在台海局势是我们内部局势有所缓和。中国应该强化地区安全机制，堵塞美国在我周边的漏洞。积极提高军事斗争应对准备，特别是警惕西南方向的可能威胁，做到有备无患，未雨绸缪。▲


“中国威胁”靠边站，和平信使是神七
http://mil.news.sina.com.cn/p/2008-09-25/0916523062.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9月25日 环球时报

　　美国《华盛顿观察》9月23日文章，原题：“中国威胁”靠边站，和平信使是神七  北京奥运会结束后，中国继续积极筹备另一件让世界瞩目的壮举———发射神舟七号载人宇宙飞船。太平洋彼岸，美国人的眼球也被中国人的这次太空之旅牵动着。与2007年中国成功试射“反卫星火箭”后华盛顿出现的惊讶与惶恐不同，这次，美国的太空专家们抱着积极的祝福等待中国的神七一飞冲天。

　　“如果神舟七号成功完成太空旅行，不仅美国，整个世界都会对中国太空技术的发展留下深刻印象。这不会导致‘中国威胁论’抬头，神舟七号是带着和平使命升空的，它不是敏感军事技术。”美国太空问题专家、乔治•华盛顿大学空间政策研究所主任约翰•劳格斯登说。

　　退役美国宇航员杰•毕其说：“神舟七号升空不应该导致‘中国威胁论’上升。美国人应该意识到，探索太空并非美国人专利，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做。”

　　中美两国在太空领域的碰撞向来是微妙的。在中国启动嫦娥工程积极探索月球时，布什政府宣布“重返月球”计划，而谁会先落脚月球的争论弹奏的其实是中美之间的不和谐音。美国杜克大学美国宇航局历史学家亚力克斯•罗兰教授表示，“我希望中国、美国和其他国家能在太空项目上合作，而非竞争。太空竞争已经造成巨大浪费，导致了失败的策略。合作才能使各方实现人类探索太空所能得到的潜在利益。”

　　在劳格斯登看来，中国正在非常小心地、一步一步地发展太空飞行技术。说到中美在太空技术层面的差距，基本上没有太大可比性。换言之，中国与美俄在太空技术上的差距是很大的。

　　“中国在太空领域取得了好成绩，但是处于启蒙学习阶段。更形象的比喻是，中国仍是太空领域的少年，还没有成年呢。”劳格斯登说。

　　2007年1月，中国首次成功进行了“反卫星武器”测试。华盛顿登时患上了剧烈的“脑震荡”。从国会到学术界，美国人敏感的太空神经被绷得紧紧的，仔细琢磨着中国人的太空意图与政策。然而，此次神七升空，五角大楼和美国媒体却显得平静得多。

　　“无论美国媒体，还是军方，都没有因为神舟七号的发射而更担心中国，更谈不上‘威胁’。”劳格斯登解释说，“美国对中国太空技术的担忧是从 2007年“反卫星”试射开始。这一技术从军事角度而言，给美国带来了潜在威胁。但是，神舟七号载人飞船是中国民用航天技术的发展，任何国家都可以参与。美国乐见中国取得这样的成就。”(作者李焰) ▲


中国已经完成了水下监听系统的部署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feb1160100au0f.html?tj=1

    2008-09-25: 位于神奈川县横须贺市的驻日美国海军司令部9月12日正式宣布，“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将于25日在日本横须贺基地入港。不过，有法国媒体称，中国已经初步完成了水下监听系统的部署，具备了全天候监控西太平洋美国海军潜艇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具备被美国专家认为是有助于击败美国5个以上航母战斗群。

　　★ 封锁距离可达台湾岛

　　国际在线消息，“华盛顿”号属于“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1992年7月服役，编号为CVN73，排水量达10万吨左右，装有两座可同小型核电站媲美的反应堆，最高时速超过55公里，舰上官兵5600人，是世界最大级别的航母。“华盛顿”号航母可运载80多架战机，其中包括预警机、战斗机和反潜机等，将成为西太平洋地区海上漂浮的最大航空堡垒。

　　据军事专家介绍，“华盛顿”号航母在执行任务时，可以封锁800—1000公里的正面距离，这个长度相当于日本本岛的最南端至台湾岛最北端的直线距离；在执行海域控制任务时，它能控制半径为400—500公里的海域，这个面积接近于整个东海的面积；在执行攻击任务时，它有能力在24小时内出动近百架次的攻击机，把近千吨的炸弹投放到数百公里远的目标上。

　　由此可见，美国在日本部署核航母，对西太平洋沿岸的俄罗斯和中国等有关国家形成了海上威慑态势。

　　★ 为强化亚太军力找借口

　　就在有关“华盛顿”号航母确定进驻日本的报道发出的同时，法国媒体就报道说，中国已经初步完成了水下监听系统的部署，首次具备了全天候监控西太平洋美国海军潜艇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具备被美国专家认为是有助于击败美国5个以上航母战斗群。据说这个报道是援引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国防专家的话。

　　实际上，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会对这个报道存有疑惑。首先，他们讲到水下监听系统，仅仅是一个信息采集的手段。姑且不谈这个系统的有无，说仅仅靠这样一个单纯防御性的信息采集监视系统，就可以击败美国的5个战斗群，一般人都会觉得是天方夜谭。

　　军事专家指出，这种所谓“威胁”航母的说法在逻辑上相当混乱，因为航母本身是一个超级的作战武器，把这样一个武器摆在别人的家门口，同时要求别人不得 “威胁”它，这根本不符合逻辑。因此，美军的战略意图实际上非常清楚，那就是为自己在西太，尤其是东亚地区强化战力寻找借口。

　　★ 航母也有致命弱点

　　美国高级新闻分析人士马丁•西夫认为，美国对庞然大物般的核动力航母的迷恋，是过分自信的结果。目前，在西太平洋地区，俄中等有关国家的反航母作战水平与以前完全不一样。

　　西夫认为，不仅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拥有强大的打击航母手段，中国海军也拥有打击航母的实力。其中，中国海军已经拟订21世纪的非对称反应战略，可以对部署西太平洋的美军核动力航母进行威慑。

　　西夫比喻说，在拳击比赛中，个儿越大，可能摔得越狠。美军核动力航母也是如此。一旦遇到小个儿的常规潜艇组成的“狼群”，大个儿的核动力航母就可能倒霉。

　　西夫指出，美军现在的核动力航母很脆弱，甚至比二战期间的战列舰还要脆弱，难以承受现代炮弹和导弹的打击。其中，美军核动力航母“华盛顿”号配备大量战机，存放大量弹药和燃料，整个航母就像一个巨大的弹药库和油库，一旦外来的炮弹或者导弹引起弹药库爆炸，后果不堪设想。▲


欧美对华武器禁运有“双重标准”
http://news.ifeng.com/mil/4/200809/0925_342_803158.shtml

2008年09月25日环球时报驻英国特约记者郝平报道：英国简氏大陆问题专家史密斯9月23日称，尽管欧盟与美国对中国持续实施武器禁运，但欧洲国家把关不及美国严格，仍有不少设备销往中国；今年全球军事费用，美国仍居首，中国则排名第四。

简氏针对中国的国防工业发展举行说明会，就中国国防工业发展趋势及未来发展发表报告。

史密斯指出，1989年后美国与欧盟国家宣布对中国实施武器禁运，不过，欧洲国家对禁运有不同解释，今年第一季欧洲核准销中国的执照包括：弹道测试设备、军用直升机设备、军机导航设备、军用通讯设备，及战斗机、空运与航运雷达等设备零件。

去年英国政府核准销往中国的军事设备执照价值达4.5亿美元，今年第一季达1.9亿美元；欧盟2006年核发销往中国的军事设备执照价值达4亿美元。

史密斯表示，今年全球国防预算仍以美国居首，总计达6963亿美元，中国以580亿美元排名第四。

史密斯还进一步指出，中国的国防工业不仅研发供国内使用，同时外销出口，目前约与四十个国家有军事交易关系。中国的导弹技术良好，自制的能力与俄罗斯相当。

作为中国国防工业进步的代表，中国航空崭露头角，包括和巴基斯坦联合研发的JF-17（枭龙）战机，及富有外销潜力的歼-11、歼-10战斗机和K-8教练机。▲


“文革”前17年与新时期反腐败的比较
http://news.china.com/zh_cn/history/all/11025807/20080925/15105917.html

2008-09-25  新华网     汪谦干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摘 要：“文革”前与新时期我国反腐败工作环境的相同点是：处在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领导之下，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且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处在社会转型时期。但这两个阶段的社会转型并不相同。为此，我国采取了相应的反腐败措施。其相同点有：中央高度重视反腐败工作，开展经常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腐败分子严厉惩处；不同之处是：反腐败的组织机构健全程度不同，反腐败的方式不同。但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文革”前基本控制了经济领域的腐败现象；新时期遏制了腐败风的滋长和蔓延，但一些腐败现象仍然比较突出。
 
 在新中国建立后至“文化大革命”以前（以下简称“文革”前）及新时期（本文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时期），我国均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腐败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本文试图对“文革”前和新时期我国反腐败的环境、采取的措施及其效果进行比较。
    
   ★ 一、“文革”前和新时期反腐败的工作环境比较
    
    “文革”前和新时期反腐败工作环境有一些相同的地方，即这两个阶段我国都处在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领导之下，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且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处在社会转型时期。
    
    但这两个阶段的社会转型并不相同：
    
   ▲ ㈠社会转型的性质不同
    
    在 “文革”前，我国处在一个制度性的转型时期，即我国正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型。整个社会发生了质的变化。政治上，彻底铲除了国民党旧政权，中国共产党开始掌握全国政权；经济上，彻底打破了官僚资本经济，开始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公有制逐步占全国经济的主导地位；思想上，结束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全国思想混乱的局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
    
    在新时期，我国的社会转型是一种体制内的转型，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改革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社会的性质没有变化，但具体领导方式有所改变。政治上，我国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经济上，实现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指导思想上，继续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结合新形势，增加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 ㈡实现社会转型的手段不同
    
    在“文革”前，实现社会转型是通过激烈的武装斗争，通过建立强有力的革命政权来实现，如采取了镇压反革命、没收官僚资本、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等措施，体现的是浓烈的阶级斗争气息。其形式较为激烈，转型过程相对较短。
    
    在新时期，实现社会转型主要是通过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形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社会发展的进程，在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前提下，逐步地、有序地、稳定地向前推进。先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待条件成熟时，再逐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其形式较为和缓，进程相对较长，情形更为复杂。
    
    ▲ ㈢社会转型后的效果不同
    
 在“文革”前，我国呈现由混乱走向秩序的状况：建立了稳固的政权，实现了祖国的完全统一（除台湾外）；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经济建设取得了初步的成就；各民族和睦相处，男女平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人们精神上朝气蓬勃，追求理想，重视信念。但政治上高度集权，一言堂、家长制作风依然存在；意识形态高度强化，阶级斗争氛围浓郁；经济形式单一，经济体制僵化。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了这些体制上的缺陷，推波助澜，终于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使党和国家工作、社会正常秩序受到巨大的破坏，我国社会主义事业遭到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在新时期，我国社会转型已取得初步成效，整个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政治体制改革积极稳妥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确立，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坚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开创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新局面；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前提下，人民思想进一步解放，观念进一步更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的理念开始深入人心。我国社会也呈现由单一走向多元化的状况：市场主体、利益关系、分配方式、人们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均多元化。但由于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尚未完成，现阶段也存在不少的问题，如经济体制还不完善、政治体制有待改进、文化尚欠发达、一些人的思想观念模糊等，直接后果便是一些人失去了信仰，为追逐经济利益，不择手段，致使腐败现象迅速蔓延，腐败问题依然严重。
    
    ★ 二、“文革”前和新时期反腐败的措施比较
    
    我国的反腐败工作都是在中国共产党强有力地领导下进行的。在现行的政治制度下，它可以迅速地调动一切组织资源来开展反腐败的工作。针对“文革”前和新时期不同的社会环境，我国分别采取了相应的反腐败措施。
    
    ㈠相同的措施有：
    
   ▲ ⑴中央高度重视反腐败工作，将其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
    
    “文革”前，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反腐败斗争高度重视，将其作为防止党和国家政权变质的大事来抓。早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对革命胜利后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新形势作了估计，及时警告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他明确地指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禁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建国后，毛泽东不仅多次重申要警惕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而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果断地开展反腐败工作。据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回忆“三反”运动时说：毛泽东主席“不仅提出方针，而且亲自督办；不仅提出任务，而且交待办法。在‘三反’运动紧张的日子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起我的汇报，甚至经常坐镇中节委，参加办公会议，亲自指点。”

    这些措施极大地净化了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党风和社会风气，它的成效至今令人难忘。1963年到1966年，中共中央又开展了“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运动。这场运动对打击贪污盗窃等腐败行为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许多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被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混淆了两类矛盾，使不少干部和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造成了一些消极后果。

    在新时期，随着对内改革、对外开放，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清醒地意识到，可能会出现腐败易发多发的严峻形势。为此，邓小平提出：要把反腐败工作贯穿于改革开放的全过程；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 ；

    反腐败要从党内抓起，从高级干部抓起，从具体事件抓起；严格维护党的纪律，对违纪违法案件不管牵涉到谁，都要按照党纪国法查处等。1980年11月，陈云在中央纪委召开的座谈会上也尖锐地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问题。”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反腐败工作更是常抓不懈，上任伊始就专门讨论反腐倡廉问题。江泽民认为，反腐败关系党心民心，民心向背，决定政党、政权的兴衰存亡。他在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中说：“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v]他曾反复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并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 。

    以胡锦涛为首的新一届领导集体也高度重视反腐败工作。2005年1月11日，胡锦涛在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体会议上指出：“坚决惩治腐败是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有效预防腐败更是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志。”

    2007年10月15日，他在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中又强调：“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要求“全党一定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

    不仅重申了反腐败的决心，更强调了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必要性、迫切性。自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一面抓反腐败的制度建设，致力于预防腐败；一面坚决查处违法违纪案件，依法严惩腐败分子。正是由于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才有效地遏制了腐败现象的滋长和蔓延。
    
   ▲ ⑵开展经常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通过开展经常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心中树立牢固的理想和信念，使他们自觉地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蚀，从而筑起第一道反腐败的防线。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文革”前，我国开展过多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如1950年、1951-1954年、1957年分别开展了整风运动，1951年还在全党普遍进行了关于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活动等。这些活动对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觉悟，防止党员干部腐化变质，保证政府廉洁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促进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好转，我国又相继进行了多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如1983年10月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作出关于整党的决定，开始全面整党。这次整党在全党分期分批进行，历时三年半，到1987年5月基本结束。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号召全党树立和发扬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加强社会主义的民主、法制、纪律的教育等。但也不必讳言，80年代后期，我国对反腐败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所忽视，社会上滋生了较严重的腐败问题，引起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在接受这个教训后，我党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对反腐倡廉做到警钟长鸣。如1996年10月、2001年9月分别作出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等一系列学习、教育活动。这时期，最重要、持续时间最长的是1998年11月开始的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三讲”活动，对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进行了一次党性党风教育。2000年2月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后，全国又掀起了学习“三个代表”的热潮。以胡锦涛为首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任伊始就重申了毛泽东建国前夕提出的“两个务必”，即：“务必使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ix]并领导全党全面、深入地开展了“三个代表”的学习、教育活动。2004年又在全党开展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的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广大党员干部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增强了拒腐防变的意识。
    
   ▲  ⑶对腐败分子严厉惩处
    
    反腐败工作要落到实处，就必须对腐败分子予以严惩，发现一个，查处一个。腐败分子只有真正意识到“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真确地明白搞腐败必须付出高昂的成本，才会有所收敛，反腐败的形势才会有所好转。总体来说，新中国建立后，对惩治腐败行为一直保持着高压态势。特别是建国初期，中央对腐败分子的惩处非常坚决。毛泽东曾说：“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x]在“三反运动”时，贪污旧币1亿元以上的就称为大老虎，1亿元以下1000万元以上的称为小老虎。当时全国查处了10万余人，其中判处有期徒刑的9942人、无期徒刑的67人、死刑的42人、死缓的9人。[xi]这次运动还抓住典型案件及时处理，如枪决了中共天津地委前任书记刘青山、时任书记张子善。刘青山、张子善分别是1931年、1933年入党的老干部，对中国革命曾作出过重要贡献，但解放后，贪污腐败，蜕化变质，成了人民的罪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此决不姑息，决不手软。邓小平曾说：“一九五二年杀了两个人，一个刘青山、一个张子善，起了很大的作用。”[xii]
    
    在新时期，中共中央对腐败分子的打击也非常有力。自1982年开展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起，我国集中力量查处了一大批有影响的大案要案。仅从查处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人数就可以说明，如1988年为194人，1990年跃升为1188 人，1992年达到1488人。此后有所回落，1993年为1037人，但1996年又猛涨为2699人，1997年仍有2577人，1998年下降为 1820人，到2002年又创新高达3269人。[xiii]在200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大上，中央纪委的工作报告指出，1997年10月至 2002年9月，受处分的县处级干部有28996人、厅局级干部有2422人、省部级干部有98人。[xiv]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反腐败的成绩也很显著。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披露，2003年至2007年7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处县处级以上干部11557人，其中地厅级干部791人、省部级以上干部32人。[xv]而自2000年以来，因经济犯罪被判处死刑的副省级以上干部就有成克杰、胡长清、王怀忠、郑筱萸4人。这个力度是前所未有的，在全世界也罕见。
    
    ㈡不同的措施主要有：
    
    ▲ ⑴反腐败的组织机构健全程度不同
    
    “文革”前，中共中央为了适应反腐蚀防腐败斗争的需要，建立了专门的监察机构：1949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和地方县委以上的各级党委，人民解放军团以上的各级党委建立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由中央政治局领导。地方各级纪委在该级党委会指导下工作。因“指导”概念的内涵不够明确，后中央又规定，各级纪委是各级党委的一个工作部门。因此，各级纪委在各级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工作。

    上级纪委在工作上、业务上对下级纪委有指导关系。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后开展了一些工作，处理了一批违法违纪的党员，但“三反运动”以后，特别是发生高岗、饶漱石事件以后，中央认为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组织和职权已不能适应加强党的纪律的任务，因此，1955年3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决定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代替中央和地方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其任务是经常检查和处理党员违反党章、党纪和国家法律、法令的案件。较前任务加重，职权扩大；领导体制也有变化，各级监委在各级党委指导下工作，下级监委在上级监委领导下工作。在行政监察方面，自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监察委员会（1954年改为监察部）后，地方县以上各级人民政府也相继成立了人民监察机关，以监察各级国家机关和各种公务人员是否违反国家政策、法律、法令或损害人民及国家的利益，并纠举违法失职的机关和人员。

    党和行政监察机构在反对腐败方面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不久行政监察机构受到错误批判，被指责为同党闹独立，并在1959年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被撤消。此后，行政监察机构职能归属到各级党的监察机构。但两者性质、范围不同，监察对象也不同，以致“管不了”、“管不好”，也使政权体制上的关系不顺。到“文化大革命 ”，党的各级监委也被撤销。

    总体来说，“文革”前，我国反腐败的组织机构不完善，主要是党的监察机构在发挥经常性的作用，行政监察机构存在的时间较短、作用有限，有时临时性机构发挥主导作用，如领导“三反运动”的是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
    
    在新时期，我国建立了比较健全的反腐败组织机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设立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其基本任务“就是要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

    它是中共中央专门领导反腐败的机构。随后，地方各级党委也相继设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各级纪律检查机构恢复建立后，不仅抓紧平反冤假错案和处理违纪案件，还注重纪律和制度方面的建设。各级纪委开始是在同级党委领导下开展工作。但这种体制影响了纪检工作的开展，因此，从1980年起中央纪委以下的各级纪委的领导关系改为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的双重领导。为加强纪委的检查效力，特别是提高对同级党委的检查能力，又提升各级纪委书记的职级，他们均担任同级党委常委，前几年还曾担任同级党委副书记。全国各级检察院恢复后，分别设立了反贪污贿赂局，2005年以后又相继设立了反渎职侵权局，对腐败分子立案侦查。

    自1986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设立监察部起，我国县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又相继恢复了行政监察机关。1993年初，中共中央又决定中央纪委、监察部合署办公，并把反腐败作为合署办公的第一项工作。“合署办公”是我国党政监督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加强了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强化了行政监察机关的职能，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和行政监察工作形成了合力。对于新时期反腐败的领导体制，江泽民在1996年1月召开的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上将其概括为：“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这一提法后被写进1997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中。

    这样，我国形成了纪检、监察和检察机关相互配合、相互支持，较为健全的监察体系，为我国廉政建设、反对腐败作出了贡献。
    
   ▲  ⑵反腐败的方式不同
    
    “ 文革”前，我国实行的是运动反腐，即通过开展群众运动，调动广大群众斗争的积极性，以监督和防止腐败。最有影响的是1951年11月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1952年1月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这场运动历时半年多，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形成了有力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它清除了党的队伍和国家干部队伍中的腐化分子，有力地抵制了旧社会恶习和资产阶级的腐蚀，对于形成健康的社会风气有很大的作用。此后，中共中央又多次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如反右派运动、四清运动等，虽然各个运动的主要任务不同，有些还犯有严重的“左”倾错误，但只要涉及经济领域的问题，一定都抓住不放。经济问题往往会成为影响领导干部政治生命的高压线。这在一定程度上警告了一些可能犯经济错误的领导干部，使他们不敢轻易涉足。经过频繁的群众运动，经济领域的腐败分子较难逃脱被惩罚的命运。
    
    在新时期，我国反腐败工作一般不再采用群众运动的方式，主要是实行权力反腐，并向制度反腐转变。所谓权力反腐，即依靠中央的决心、领导人的意志来反对腐败。中央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反腐败的决心和意志，前面已有介绍，这里不再赘述。但权力反腐，主观性较强，且不稳固。当中央及主要领导人将注意力集中到反腐败上，并采取果断地措施时，反腐的效果就比较明显。当中央及主要领导人将注意力转移到其它问题上，或者在反腐败问题上态度不坚决时，反腐的效果就比较差，这个时期腐败现象就比较多。当然，我国在进行权力反腐时，也开展了制度建设。

    在新时期，中共中央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方面的文件，如:

    1980年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1983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

    1990年3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

    1994 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

    2001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也制定了一系列惩治腐败的法律。这为遏止腐败风的滋长和蔓延发挥了重要作用。
    
    所谓制度反腐，即通过制定较完善的制度来反对和防止腐败。邓小平明确提出：克服特权等腐败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

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反腐败的实践中也认识到了依靠权力反腐的不足，强调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指出：“要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

    但第一次把制度建设与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相提并论，首见于江泽民做的中共十六大报告。这个报告中提出了“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改革和完善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建立和完善巡视制度”等重要论断，为制度反腐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过去的反腐斗争都是提要“反对腐败”。中共十六大报告还明确指出要“反对和防止腐败 ” 。加上“防止”一词，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性变化，表明中央的反腐败指导思想和工作重点转到了“惩”与“防”并重。从一定意义上说，防止腐败比惩治腐败更重要，难度更大；同时，反腐败既要治标，更要治本。胡锦涛也多次强调：教育、制度不完善，监督不得力，是腐败现象得以滋生蔓延的重要原因。自十六大以来，我国坚持用发展的思路和改革的办法解决反腐败问题，努力做到“用制度管权、用制度管事、用制度管人，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 。

    在法制化建设方面，2003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集这些年各地制度反腐之大成，明确提出了“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12月31日中共中央又颁发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修改并颁发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其中《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是我党历史上第一部系统规范党内监督工作的基本法规；

    2004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 的反腐倡廉方针；同月，中共中央正式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使党员的主体地位有了制度保障；

    2005年1月，中央正式颁布实施《关于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提出了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内容和工作目标。据不完全统计，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央纪委、监察部共制定或修订法规和规范性文件160多件，会同有关部门起草制订40多件，地方和部门起草1000多件。

    这表明我国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的基本框架初步建立。在组织建设上，2003年，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正式组建专门的巡视工作机构，目前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已建立了巡视机构，其中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设立了11个巡视组，各省、市、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组建了121个巡视组和32个巡视工作办公室；纪检监察机关派驻机构统一管理工作也在全国全面推行；
 
    2007年5月31日，中央又批准成立了国家预防腐败局，负责预防腐败工作的组织协调、综合规划、政策制定、检查指导，从体制上进一步完善预防腐败的工作。由此可以看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力求通过制定科学、合理、严密的制度来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


    ★ 三、“文革”前和新时期反腐败的效果比较
    
    “文革”前采取的运动反腐方式在当时的情况下，起了较大作用，成效是显著的：基本控制了经济领域的腐败现象。在长期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通过领导、组织和发动群众开展革命工作，取得了重大胜利，开展群众运动已成为革命传统，各级干部也习惯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解决阶段性工作；广大群众对共产党怀着朴素的阶级感情，也容易接受群众运动的方式。必须指出的是，那时我国经济腐败少，除了中央反腐败坚决、采取了较适宜的措施外，与我国经济体制也有很大关系。

    随着三大改造运动的结束，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并实行高度的计划经济。在城市，政企不分，企业主要是生产单位，没有自身的经济利益追求；在农村，农民参加了集体经济组织，生产自主权极其有限，也难有发家致富的积极性。这样，在经济领域发生腐败的机会较少，发生腐败的程度较低，治理腐败的难度相对也较小。通过发动群众，就比较容易地发现腐败问题。但利用群众运动反腐败也有弊端，如群众运动主观性、随意性较强，发动起来后容易发生过激、过火的斗争；有些运动定有指标，为完成任务，常常会伤及无辜；也有少数干部借机打击报复，迫使一些群众不敢讲实话、说实情。结果，经济领域的腐败是少了，但党内斗争却激烈了，许多干部、群众被错整；“左”倾思想愈来愈严重，人们独立思考的意识越来越淡薄，个人崇拜盛行。这就使我国很难避免“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在新时期，我国的反腐败也取得了重要成果：经过全党、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在继承中发展、在改革中创新，不断取得新的进展、新的成效。特别是在严肃党纪政纪、治理商业贿赂、深挖腐败分子、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等方面，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总体上说，党政机关和干部队伍中腐败现象蔓延的势头程度不同地得到遏制。它取得的成绩是举世公认的。赞比亚驻华大使戴维•克利福德•萨维耶说：“中国政府在反腐败领域所做的工作是值得称赞的。特别是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理念如果能够深入到每一位官员心中，将会对反腐败局面产生深刻的影响。”
    据国际监督组织透明国际2007年9月26日公布的“腐败感受指数”，中国与巴西、印度清廉程度在全世界并列第72位，俄罗斯列第143位。
 
    其中中国的清廉程度与2006年的第70位大体相当，较2005年的第78位有较大提高。这显示中国的反腐败已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现在一些腐败现象仍然比较突出，导致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土壤和条件还存在。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仍然是严峻的，反腐败斗争的任务仍然是繁重的。

    这主要是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正处在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社会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都发生了或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就为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土壤和条件。在这个阶段，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尚在变革之中、不很完善，一些人，特别是那些掌握公共权力的人，很容易获得腐败的机会，也有逃脱被惩罚的可能，而一些人逃脱了惩罚，更多的人便抱着侥幸的心理，也想从中获取腐败收益。

    此时，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也发生了重大调整，社会分配尚存在严重不公现象，这使一些人的心理严重失衡。一些掌握公共权力的人，虽享有较高的收入、较好的待遇，却总要与更高收入群体攀比，特别是与那些借助自己掌握的权力而致富的人群攀比。为弥补这种心理上的失衡，便利用权力谋取私利。此外，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后，涌入我国的不仅有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还有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

    一些人受此影响淡薄了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极力追求物质生活的满足，疯狂追逐金钱。若掌握一定的权力就很容易发生腐败。其实，在国家经济结构与社会状况发生巨变、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往往是腐败的高发期，这可以说是国际社会发展的一个通病和顽疾。联合国在对107个国家调查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个国家人均收入在265美元至1000美元时期是社会剧烈变革的阶段，也是社会经济、思想状态变化最大的阶段。

    我国正处在这一阶段。其实，美国在19世纪与20世纪初腐败问题也很严重。

    在俄罗斯，腐败已成“万恶之首”。据俄新社报道，普京总统2005 年9月中旬在俄南部联邦区领导人会议上指出：俄罗斯南部腐败成风、拉帮结派，障碍了这一地区经济的发展，“这个问题不仅在南方存在，而且在全国都存在。”
    
    总之，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决不能对已经取得的反腐败成绩沾沾自喜，对严重的腐败问题诿过卸责，必须不断地研究在新环境下如何有效地开展反腐败工作，必须继续对腐败分子保持高压态势，使反腐败工作有为、有力、有效，让群众宽心、放心、舒心。（原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 3期。 责任编校：张朝胜。）▲
    
    作者简介：汪谦干，男，安徽怀宁人，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