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朝鲜空军在中朝边境举行大规模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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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军方消息人士说，朝鲜近日在中朝边境和西部沿海地带附近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空军演习，其规模在朝鲜这个能源奇缺的国家非常罕见。

    据韩联社2008年9月23日报道，这位没有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说:“朝鲜最近在西部海域上空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空军演习，参加演习的包括米格-21战机和其他作战飞机。”

    报道说，此前美国传教士卡尔•莫勒说，他在中朝边界附近曾亲眼目睹朝鲜举行大规模空中演习。美国自由亚洲电台援引莫勒的话说:“两周前我正好在中朝边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大量朝鲜战斗机在中朝边界附近飞行。我非常惊讶，因为一般不会发生这种事。”

    根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莫勒称，这次空军演习和各种对朝鲜食品短缺状况恶化的报道显示，朝鲜出现了“极其不稳定的迹象”。

     然而，军方消息人士说，这次演习并不意味着朝鲜局势动荡，因为尽管并不多见，但朝鲜过去就曾举行过类似的军演。


    韩联社平壤2008年9月24日电 23日，据传患病的朝鲜国防委员长金正日的“潜居”已满40天。此时，朝鲜的“革命心脏”首都平壤仍保持平静。

    在今年7月金刚山游客枪击事件以后首次大规模访朝的“韩民族互助运动”访朝团来到平壤，见到的是居民们日常生活的一派繁忙景象。

    21日，从平壤市羊角岛饭店到万景台、主题思想塔、凯旋门的每一条街，一大早就有三三两两的人群走过，表现出居民们繁忙的景象。

广场和百货商店门前等市内各处设置的公用电话亭挤满了人，每座电话亭都有四、五个人在排队。

    光复节百货店门前，停着一辆深蓝色汽车，挂着写有“广播宣传”字样的牌子，身穿军装的妇女在旁高声唱着宣扬体制的歌曲。

    街上处处是“只要有伟大的将军在，我们就能胜利”、“先军领导团结一心强盛大国”、“21世纪的太阳金正日将军万岁！”、“将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今年打造成革命转换之年，写入祖国青史”、“朝鲜式社会主义必胜不败”等口号。

两年前也曾访问过朝鲜的一位访问者称，感觉街上比两年前干净了许多。

    去年末到过平壤的另一位访问者则表示：“居民们看上去很有活力。并没感觉落后。”但也有人表示：“感觉居民们没有活力。”

    从七谷教堂到革命大街的路上，一位中年男子骑着自行车驶过，后座上载着蓝色的“大韩民国”字样还很清晰的破旧麻袋。男子瞥上一眼访朝团的大巴后，又匆匆前行。

    在羊角岛饭店见到的意大利人M（30岁，电影公司职员）称，问朝鲜居民是否听说金正日患病的传闻，有人说“不知道”，还有人说“可能是因为（金正日）太忙，所以没能出席（9.9节）活动”。

    在主题思想塔见到的奥地利人约瑟夫•胡博（40岁，造纸企业CEG职员）介绍说：“15家公司的20多人来‘考察旅游’，打算呆四天。问过几位朝鲜居民有关金正日病倒的传闻，他们都说‘不清楚’。”

    20日晚在欢迎晚宴结束后，韩方记者向朝方民族和解合作协商会副会长李忠福（音）出其不意地问及南北关系现状及今后前景，并拍摄了对话场面。朝方有关负责人对此表示“不在计划内”，要求“审阅”，并删除了电视台的部分拍摄内容。

    此外，朝方有关负责人还阻止韩方记者在人民大学习堂向平民提问，或紧跟在一旁听取谈话内容等，高度警惕采访活动。（完）▲


中国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的坚实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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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9-24 金秋时节，纽约联合国总部将再度迎来中国领导人的到访。9月25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将出席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以及第63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从1974年邓小平登上联合国讲台算起，中国已经先后有5位领导人亮相联合国会场。他们都说过什么，又有着怎样的风采表现？回望34年间各位领导人的联合国之旅，或许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的坚实足迹。

　　★ 温家宝：首访48小时20场活动

　　行程尚未开始，各方已经闻风而动。这几乎是中国领导人每次出现在联合国会场前后都要面对的场面。9月19日，外交部新闻发布厅举行中外记者吹风会，详细介绍了温家宝总理即将开始的48小时联合国之行。而早在3天前，当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宣布温家宝将出席9月25日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以及第 63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后，他的行程和有关细节就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四个月前，温家宝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曾有一次特殊的会面。5月24日，汶川地震灾区的映秀镇，在中国刚刚遭遇劫难的那片土地上，两位领导人的四只手紧紧相握。4个月后，潘基文邀请温家宝做客联合国，探讨的话题依然并不轻松，贫穷与饥饿、教育与健康、环境可持续发展等专题圆桌会议将依次举行。

　　作为中国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后的又一次重大多边外交行动，在国内外形势复杂的今天，担任总理后首次率团出席联合国会议的温家宝显然还肩负着不同寻常的使命。

    ◆ （2008年5月24日，温家宝在汶川县映秀镇会晤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中国政府近年来在解决民生问题上作出的重大战略调整，以及在减贫计画上的成功努力，对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不可或缺。”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陈琪副教授如是解读中国的贡献。在他看来，这次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中肯定会有相关的利益博弈，如何应对这种压力，提出既具有道义制高点又切实可行的国际主张，“将成为中国领导人面临的又一个重要考验”。而在9月19日的吹风会上，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透露，因公务非常繁忙，温家宝此次在纽约只停留 48小时左右。但就在这短短的48小时中，将安排近二十场多边和双边活动。除了出席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外，温家宝还将在第六十三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中全面阐述中国内政外交政策，并将会见与纽约的华侨华人、中资机构和留学生代表等，此外还将与媒体进行交流。无论对中国还是世界来说，即将走过四分之三的2008年都格外不同寻常。全球化带来的挑战，正愈加集中地困扰着不同国度的人们，而中国的国际立场，以及后奥运时期的政治经济走向，或许就将在几天后的联大清晰地展现在世界面前。

　　“我们希望，通过温总理这次出席联合国两个会议，能够充分显示中国对实践多边主义的坚定支援，显示中国对联合国工作的全面、坚定支援，显示中国对落实千年发展目标进程的坚定支援，也显示中方将继续为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做出努力。”何亚非说。

　　★ 邓小平：新中国新面孔引发震撼

　　当温家宝总理几天后在联大阐述中国为新千年发展目标构想所做的努力时，距离中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亮相联合国已经过去了34年。而三十四年前，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要远比现在恶劣得多。1974年4月，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在纽约召开，中国政府决定由刚刚恢复工作不久的邓小平率团参加。而彼时，国际社会对新中国并不瞭解，对邓小平更是知之甚少，很多美国专家都在猜测，邓小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因此，“蒋介石政权的反叛者”、“职业革命家”等词都出现在美国媒体对他的描述上。

　　“说实话，我那时不知道他是谁。因为他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所以我们那时以为他是中国代表团的一名顾问，甚至不知道他是中国代表团的团长。我记不太清楚当时一些具体细节了，但我在纽约和他一起吃过晚饭。他处理事情的果断、能力以及对事物的洞察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多年以后，在接受大型文献纪录片《邓小平》的采访时，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回忆说。不仅是对邓小平不瞭解，当时由于新中国刚刚重返联合国不久，在国际外交舞台上亮相机会有限，很多国家都对新中国充满了漠视、疑虑和好奇。邓小平作为第一次登上联合国讲台的中国领导人，自然吸引了堪称“史无前例”的关注。

　　望着台下100多个国家的代表团和众多记者，邓小平健步走上联合国大会讲台，从容开始了富有自己特色的发言。发言中，他详细阐述了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和中国对外关系的原则。

      ◆（1974年4月6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

　　在那次联大上，邓小平还庄严声明：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自己也决不搞霸权主义。这个表态震动全场，尤其是使广大发展中国家得到了极大鼓舞。著名外交家吴建民当时作为中国常驻人员在联合国工作，他清楚地记得，邓小平讲话后，发展中国家代表十分兴奋，排着长队向他表示祝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是发展中国家普遍的要求，不合理的、旧的经济秩序给他们带来的危害太大了。小平同志代表中国政府支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立场，对发展中国家是巨大的鼓舞。”吴建民回忆说。而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瓦尔德海姆也见证了中国领导人第一次亮相联合国的历史时刻，他后来对《国际先驱导报》回忆说，邓小平瞭解联合国的重要性，他把中国带入了众多的国际组织之中，“我在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期间曾与邓小平多次会晤。虽然我们两人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个人经历，并肩负不同的政治任务，但我感到我们有一个共同点，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消除中国的政治孤立状态，共同塑造一个世界，使中国在国际大家庭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1997年2月，邓小平辞世后，联合国降下半旗。

　　★ 江泽民：让美国人很吃惊

　　回首中国领导人的联合国足迹，中美关系都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而江泽民的两次联合国之旅，与美国的关系几乎都是其中的重点之一。

　　1995年10月21日至25日，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江泽民赴纽约出席联合国成立50年特别纪念会议。而在那次大会举行前的几个月，用《江泽民传》作者库恩的话说，中美官员都在为一个问题绞尽脑汁：美国总统克林顿是否将借江泽民在美国逗留之际邀请他进行正式的国事访问？经过一系列的交涉后，两人最终计画在纽约举行会晤。10月24日，纽约刚刚下过一场大雨。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江泽民，在会上发表了题为《让我们共同缔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讲话，这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参加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当时，中美关系正因克林顿允许李登辉“访美”而大动干戈，中国政府因此断然召回了驻美大使。在讲话中，江泽民未点名地批评了“有的大国”：“有的大国常常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的幌子，侵犯别国主权”，“制造藉口侵犯他国主权、干涉他国内政，终将自食其果。”这段语气尖锐的讲话结束后的下午，江泽民来到纽约市著名的林肯中心广场大厦的10楼顶层，同克林顿举行会晤。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两国元首的会面格外顺利，原定一个小时的会谈最后持续了90分钟。会谈时美方记录员苏葆立回忆说，江泽民讲话沉着自信，没用文字稿，“他直截了当地谈论有争议的问题，偶尔用幽默的插话来缓解气氛，有时还讲英语。”江泽民第二次到访联合国，是5年后的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2000年9月6日至8日，150多位国家元首齐聚纽约，共同规划新世纪的未来。在那次会议上，除了发表简明扼要的讲话外，江泽民的出访还有两个花絮成为事后人们的谈资。


     ◆ 2000年9月7日，江泽民（中）、希拉克（右二）、普京（右一）、布雷尔（左一）和克林顿（左二）出席由中国宣导的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首脑会议

　　在5个常任理事国首脑会晤了1小时10分钟后，江泽民适时接过话头，准备提议结束会议。这时，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江泽民刚刚开口说了一句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就被克林顿打断。克林顿说，江主席你先不要宣布会议结束，我还有一段话要讲。接着，克林顿不等翻译翻成中文，就顺着自己的思路，继续回顾起两个人的交往和友情。即将离任的克林顿，以这样的方式和中国领导人提前进行了告别。峰会期间，江泽民邀请了联合国安理会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的元首来到自己下榻的酒店，而当时的一张照片引起了人们的猜想。包括克林顿、普京、布雷尔和希拉克在内的五位元首，摆好姿势照了一张合影，江泽民正好位于四个人位置的中间。《江泽民传》中披露，有人因此向他暗示，这张照片表明中国又重新回到了世界事务的中心时，江泽民犹豫了一下后又开玩笑说，“我想，这是因为我是他们中最年长的吧。”江泽民还采取了一个“大胆而史无前例”的举动——邀请言辞尖刻的美国记者华莱士在电视节目《60分钟》上对他进行采访，而且没有任何问题限制。访谈中，双方你来我往，华莱士提出的敏感话题，被江泽民一一化解。“当华莱士抱怨江的回答太长时，主席马上反击说他的回答和华莱士的问题一样长。如果华莱士想要短一些的答案，他就应当问更短的问题。”库恩介绍说。

　　★ 两位委员长：联大舞“槌”

　　从2000 年至今，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两次联合国之行，无一例外都与元首峰会在同一时期展开。这两次分别是2000年的千年议长大会和5年后的第二届世界议长大会，出席这两次会议的领导人分别是李鹏和吴邦国。事实上，李鹏在1992年1月就曾以总理的身份出席过安理会首脑会议。在那次会议上，李鹏阐明了中国政府对国际形势、建立国际新秩序以及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等问题的看法和主张，反响良好。

　　2000年8月29日，在去纽约的飞机上，李鹏就召开了一个陪同人员会议。在《李鹏外事日记》中，他回忆说：各种反华势力正在紧锣密鼓，准备对江泽民主席和我这次来纽约进行干扰破坏。我驻美国大使李肇星同机返美，他介绍在美国“中国威胁论”嚣张，继苏联之后，中国变成美国之假想敌人。我简短讲了话，要大家作最坏的准备，作最大的努力，对付各种反华势力是一场斗争，要有克敌制胜的勇气和巧妙应对的部署，为完成我参加大会的各项任务而努力。联合国千年议长大会上，身为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的李鹏当选为大会副主席。他在大会发言中重点阐述了中国关于加强国际合作的基本看法，并介绍了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经济情况。“我是第五位发言，按规定不到5分钟就结束了。我的发言博得与会者热烈的掌声。”李鹏当年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2000年8月31日，李鹏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会议大厅主持千年议长大会）

　　8月31日上午10时，李鹏主持了千年议长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为保证会议按规定进行，李鹏在会议开始前就拿起了主席槌，告诉大家发言不要超过5分钟，“不然，我只能行使主席的权力了”。而在第二天下午看望纽约华侨华人、留学生和使领馆人员时，李鹏对当时的发言记忆深刻：“分批照相后，我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博得阵阵热烈的掌声。我讲话声音洪亮，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这股劲头，可能是为海外赤子的诚心所感动。”千年议长大会后，第二届议长大会5年后在联合国总部开幕。2005年9月7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出席开幕式，并在下午举行的全体会议上做了题为《加强多边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发言。吴邦国还作为大会第一副主席主持了会议。当时陪同出访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曹卫洲后来介绍说，吴邦国在发言中深刻分析了战后60年来的国际形势，明确提出加强多边合作应当相互尊重、建立互信、共同发展的三点建议，并指出应当发挥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积极作用，加强各国议会联盟与联合国的实质性互动，重申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

      ◆ （2005年9月7日，吴邦国主持第二届世界议长大会）

　　★ 胡锦涛：5分钟展示大手笔

　　迄今为止，中国领导人最近一次亮相联合国大会，还是三年前的联合国60周年华诞时，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了联合国首脑会议。作为出席联大会议的第五位中国领导人，胡锦涛的出现吸引了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新加坡《联合早报》当时评论称，胡锦涛以国家元首身份进入大国外交和国际舞台不过二三年时间。无论是言谈举止，还是神态风格，他已经展现出雍容大度、挥洒自如和信心十足的大国领导人形象。成立60年的联合国，2005年起开始更加正视改革的迫切要求，以至于“焕发新春”的口号都被印在了纪念徽标上。而究竟将怎样改革，未来的世界将是什么样，各国众说纷纭。

　　胡锦涛的讲话日期选择在了当地时间9月15日上午，当时任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的张义山副代表亲历了胡主席的讲话过程，他对《环球》杂志回忆时表示，自己当时还为中国代表团抽了“好签”。因为按照规定，大会发言分时段进行，先后顺序是国家元首级、总理级和外长级。为了体现平等，每个时段都要通过抽签来决定各国领导人的出场次序。“我们那个签抽得很不错。在大会发言，出场太早了听众还没到齐，太晚了人又都散了。胡主席讲话的时间不前不后，正好是人最多的时候。”张义山对媒体表示，另外一个签是中国代表团的席位，也相当不错，正好在正中走道比较居中的位置，“所以会议期间看到胡主席坐在那里，许多国家的代表都主动过来与胡主席握手。”中国前高级外交官陈有为表示，自己曾多次随同外长与国家领导人出席联合国大会，从代表席上观察会场风云。通常情况下，联大会场都比较松散，座席上交头接耳，人员进进出出，发言空洞老套居多，缺乏吸引力。但这一次，他在电视中发现，“当胡锦涛发表讲话时，会场宁静，各国领导人全神贯注倾听。在胡锦涛讲话结束时，全场立即报以热烈掌声。这种情景是前所未有的。”这篇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重要讲话，全面阐述中国对当前国际形势及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和立场，对加强联合国作用、推动联合国改革、促进国际发展合作等问题提出了具体主张。也正是在这短短5分钟的讲话中，胡锦涛提出了“和谐世界 ”的理念，这种新世界观就此在联合国会场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到访联合国的69个小时中，除8场多边活动，胡锦涛还进行了 11场双边会见，包括同美国总统布什、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晤，同菲律宾、尚比亚、莫三比克、印度、阿尔及利亚、巴基斯坦、马其顿、加蓬等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的会见，同第6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国瑞典首相约兰•佩尔松的会见，以及同众多领导人的握手寒暄。日理万机的穿梭外交，成为贯穿胡锦涛联合国行程的鲜明主题。也是在那次大会上，胡锦涛还提出了援助发展中国家的五个具体措施，包括为所有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提供部分商品零关税待遇，今后两年内免除重债穷国的债务，三年内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亿美元优惠贷款，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医药援助，以及为发展中国家培训3万名人才等。

（2005年9月15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提出了“和谐世界”的理念）

　　有外媒因此感叹，“在联合国大会的讲坛上，从来还没有一个大国提出过这样具体的一揽子援助计画……也许有人会说，中国自己还有很多人没有脱贫，何必如此阔绰地援助他国。但胡锦涛的这一大手笔反映了中国国力的日益壮大，拥有更大的外援能力，表明即使北京已把大国外交置于全球外交的首位，仍然关心着第三世界，愿意伸出援助之手。”（本专题写作过程中，参考了《江泽民传》、《江泽民出访纪实》、《李鹏外事日记》、《吴建民传》以及其他媒体的公开报导，在此一并致谢）

　　★ 中国借重联合国舞台

　　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领导人每一次亮相联合国舞台都格外引人关注。而从邓小平以副总理身份亮相联合国会场至今，尤其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领导人登上联合国讲台的频率越来越高。在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的刘建飞教授看来，今天中国的影响力与过去已不可同日而语。“1974年中国还没有实行改革开放，整个国家也被孤立在国际社会之外，虽然联合国恢复了我们的合法席位，但中国的声音还是很容易被忽略。”

　　刘建飞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冷战时期是美苏两个大国在主导世界事务，联合国基本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无非就是表决机器”。而在冷战后，联合国的作用开始显现，一些大国也愿意通过联合国协调，而不是争斗，“联合国过去是斗争的舞台，现在是合作的舞台。”

　　对中国而言，新一届政府更加重视多边外交，而多边外交的最主要平台就是联合国，所以中国对联合国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视。“特别是冷战以后，加强联合国的作用也是中国的目标。”刘建飞表示，中国领导人频繁参加联合国会议本身，也是支持联合国发挥更大作用的表现之一。“我们曾宣导的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就是以联合国为基础，在联合国框架内来操作的，这一点和美国不一样，美国提的建立所谓新秩序是想降低和减弱联合国作用。”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的崛起，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望值也越来越高。2005年9月，胡锦涛主席正式在联大上阐述了“和谐世界”的理念，并对发展中国家做出了5项援助承诺，充分说明了中国的负责任形象。

　　具体到温家宝总理的这次出行，刘建飞认为，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肯定会使中国领导人的信心更强了，同时也令世界对中国人的办事能力有了新的认识。在这个背景下，国内国际舆论的期望增高是自然的，尤其是一些国家可能会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面对机遇和挑战，中国人该有什么样的心态呢？“期望是期望，现实是现实，”刘建飞表示，“中国肯定会一如既往地表达自己主张，包括支援千年发展目标等问题，但中国毕竟只是一个国家，发挥作用也不能超出自身能力范围。” ▲  来源: 中评社


中国为何不造航天飞机而造载人飞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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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9-24  目前人类研制发射成功并正在使用的载人航天器共有3种：载人飞船、空间站和航天飞机。其中，航天飞机综合运用了运载火箭、载人飞船和飞机技术，堪称人类智慧的结晶。

　　既然航天飞机代表着世界航天技术的先进水平，以跨越追赶方式进行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为何还要从载人飞船起步呢？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在中国航天界就造载人飞船还是造航天飞机曾进行过广泛深入的比较论证，最终，载人飞船方案成为唯一的胜者。为什么载人飞船独受青睐呢？科学家和设计师们提出了他们的理由。

　　◆ 一是、中国已经拥有研制和发射飞船的技术基础和条件，而不具备研制航天飞机的优势

    比如，对长二捆运载火箭进行适应性改造，就可以发射飞船；中国在卫星返回技术和防热材料研制方面经验丰富；通信卫星和导弹控制技术为突破飞船的运行、返回控制技术提供了借鉴、奠定了基础。

　　◆ 二是、航天飞机与载人飞船相比，结构复杂、技术风险大、研制周期长

    研制航天飞机不仅要靠航天技术优势，还要有航空技术优势，中国在先进飞机制造领域还不具备如此复杂的技术能力。即便是科技力量雄厚的美国，研制成功的航天飞机至今还有许多技术安全问题尚未完全解决，投入使用以来已造成两次重大事故和14名航天员遇难。而载人飞船结构简单、技术成熟、研制周期短，从1971年6月苏联联盟11号飞船坠毁以来，至今未发生重大事故。

　　◆ 三是、载人飞船的研制和运行成本低，更符合中国国情。

    中国研制的多用途载人飞船既可运送航天员，又可向未来的空间站运输物资，还能作为空间站轨道救生艇使用，它的留轨舱还能承担科学实验任务。而航天飞机无论是造价、发射和返回着陆场建设费用，还是运行和维修费都相当昂贵。

　　◆ 四是、有利于载人航天分阶段持续发展

    掌握载人飞船技术对于研制空间实验室十分有利，而且飞船与空间实验室或空间站对接后还可以作为一个舱。目前，中国实施的载人航天三步走计划的后两步――建设空间实验室和空间站只能在载人飞船的基础上进行。

　　通过深入的比较论证，中国科学家们最终达成了共识，确定了中国载人航天的发展方向，即从载人飞船起步。▲ 来源: 网易


中国如何跳出自我击败的治理模式
http://www.zaobao.com/yl/yl080924_501.shtml

（2008-09-24）● 郑永年　山西襄汾的山泥倾泻事件与河北的三鹿奶粉事件，很快把人们从奥运会的欢乐中叫醒过来。尽管这些年来，类似的事情频繁发生，但很多人还是不能明白为什么一个能够成功举办像奥运会那样重大国际事情的大国，不能整治这样那样的恶性事件并有效控制它们的发生呢。

　　奥运会尽管是个体育盛事，但这个体育事情的组织则是涉及到国家的方方面面，不仅涉及到党政机构、各级政府和官僚机构，而且也涉及到整个社会。奥运会的成功不仅检验了中国的组织者尤其是最高领导层对现存组织的整合能力，更是检验了其动员社会力量的能力。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社会力量的动员，奥运会会办得如此出色。

　　但是非常荒唐的是，正是这样一个能够集中各种力量干大事情的政治体制，就是整治不了山西频繁发生的人为灾难，预防不了也同样频繁发生的诸如三鹿毒奶粉那样的食品安全问题。

　　尽管每次事件发生后，民众的怨恨总会洒向政府官员，也总会有不同层级的官员需要承担责任，但官员的频繁更换并没有使得情况有任何好转，更不说是解决问题了。相反地在一些情况下，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

　　这就要求人们从更深层次来看问题。这里需要讨论的是中国治理模式甚至政治模式中所包含的诸多自我击败因素。

     ★ 政治和经济利益一体化

　　在这样的恶性事件上，差不多所有自我击败的因素都可以和中国政治和经济利益一体化的现状连接起来。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一体化有几种呈现方式：

　　◆ 第一，政府就是经济主体，或者说是企业的所有者。

　　◆ 第二，政府是企业的一部分，主要是政府在各种类型的企业中持有股份。

      ◆ 第三，政府是企业的后台老板。尽管企业并不属于政府，但政府则是在背后操作。

　　◆ 第四，一些政府官员和企业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不管是哪一种形式，都会促使政治自我击败。

　　这些年来，尽管中央政府强调科学发展观，强调经济发展要以人为本。但要转换已经高度内化了的GDP主义谈何容易。对地方政府来说，发展还是最重要的。

　　政府要的是经济成绩，地方的经济增长对官员政绩有好处，对地方官员的经济利益也有好处。只要地方企业能够为地方经济作出贡献，政府对企业的不义行为也就加以认可。企业出了事情，政府自然出来帮忙，为企业逃脱责任。

　　如果是涉及到政府个别官员和企业的利益关系，情况就会更加复杂。无论是企业主还是政府官员，他们并不是没有意识到企业应当负有怎样的责任，但是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他们选择的总是金钱而置国家的法律和人民的生命与不顾。

　　从利益的角度来说，企业官员和地方政府能瞒就瞒，直到不能瞒或者瞒不住为止的行为也就很容易理解了。就这次三鹿奶粉来说，3月中旬就已经知道消费者投诉，8月初就已内部得出结论，但9月份面对媒体却仍然矢口否认，声称“仍无证据表明婴儿患病与食用三鹿奶粉有必然联系”，而且居然还强调“三鹿奶粉符合国家质量标准，不排除竞争对手栽赃”等。

　　等到问题完全曝光之后，所有相关者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都同样出来为自己辩护，把责任全部推到奶农身上。给人的印象是他们个个都是受害者。

     ★ 官员因频发的工业事故栽跟头

　　这次三鹿奶粉事件的爆发也可以说是层层利益保护下的人为产物。四年前，安徽阜阳发生了“大头娃娃”事件。之后，有关媒体公布了阜阳市多家不合格奶粉企业和伪劣奶粉“黑名单”，其中，三鹿奶粉赫然在列。

　　但是没有部门和官员去关心这件事情，对质量和安全进行把关。倒是各个方面协助三鹿拼命公关，最终使得三鹿从“黑名单”中撤下来。原因再也简单不过了，因为对质量和安全把关无利益可图，而帮企业攻关则就不一样了。

    从各方面的报道来看，三鹿奶粉的纽西兰合作伙伴早就发现问题，并要求中方采取行动，但遭到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拒绝。中国企业官员和地方政府草菅人命的行为方式不得不令人惊讶万分。

　　山西的各种人为的灾难也是这样。这些年，山西不知道发生了多少灾难，死了多少讨生活的人们。中央有关部门也不是没有整治山西的决心，向山西派了一批又一批的官员。

　　在山西，这些年不知道有多少不同层级的官员因为这频发的工业事故中栽了跟头。但是巨大的经济利益还是使得企业主和政府官员前仆后继地冒险。

　　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一体化使得政府“自废武功”，也就是自我击败。很多年来，政府的改革就是要建设一个规制型政府。就企业和政府的关系来说，规制型政府的前提就是政府要从经济领域撤出来。

　　在政治和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规制只能是左手规制右手，也就是说规制只能是自欺欺人，没有实质性的意义。今年3月全国人大之后，中国开始了“大部制”的改革，其中一个目标就是建设规制型政府。但从实际行为来看，很多现象是和规制型政府背道而驰。立法部门做一套，行政部门又有自己的一套，互不从属；不同层级的国有企业的垄断情况越来越严重，并且中国的企业都是有行政级别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谁来规制谁呢？

     ★ 情况没因问责制而得到改变

　　除了政府和企业的不分，规制型政府建设的困难也来自于规制和现实需要之间的严重脱节。中国的规制制定者或者立法者这些年出台了非常多的规制和立法，但似乎没有一个规制或者立法可以实施的下去的。

　　当然规制者和立法者可以把责任推给既得利益或者地方保护主义。但这显然过于简单。如果一个规制或者立法真正为社会所需要，那么就应当执行得下去的。中国的规制或者立法，要不没有，要不就是过于理想。例如近年来的有关环保和劳动法方面的情况都是这样。

　　很显然，如果一个意在保护劳工权利的法律连劳工都不想接受的时候，就要应该反思这个法律了。规制和法律并不是越理想越好，而是要根据现实性。只有具备了现实性，才能够有实施的可能。

　　这些年最大的进步就是开始实行官员问责制了。但现在看来这个制度也是治标不治本。官员来来往往，但地方利益是永久的。在不改革基本制度的情况下，光是问责是远远不够的。

山西的情况就是没有因为问责制而得到改变。各级政府欺上瞒下的情况没有因为问责制而得到改变。问责制只是一种事后追求责任的办法，但要预防事情的发生就需要从改变基本制度入手。

　　如何改革基本制度？这里要回到奥运会的成功。社会力量的动员和参与是奥运会成功的主要因素。中国改革所产生的困难就在于改革者总是担心社会力量的兴起，不敢真正赋权于社会，包括媒体和非政府组织。一会儿分权，一会儿集权，但权力总是在不同层级的政府间流动。

　　在社会力量被排挤在政治过程之外时，众人就仅仅是被政府和企业管治的对象。也就是说，一个把社会力量排挤在政治之外的组织是没有任何向社会负责的内在机制的。即使产生了负责的机制，这个机制也只是浮在表面上的，没有实质性意义。

　　记得孙中山先生把政治定义为“众人之事”。这里的众人不仅仅是被管制的对象，更是政治的参与者。只有当众人成为政治过程有机部分的时候，中国才能从根本上跳出自我击败的现象。▲ ●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中国官场风暴：以吏制改革化解危机
http://news.ifeng.com/opinion/200809/0924_23_801006.shtml

    中新网2008年9月23日电 美国《侨报》9月23日发表社论《中国官场风暴:以吏制改革化解危机》指出，治国之道，在于严明的吏治，也在于清明的吏制，即形成一套完善的官员管理制度。中共建政以来先后制定和施行了不少的制度措施，诸如对官员进行选任、考核、监察、奖惩以及道德教育，功效不可谓之无。然而在这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代里，政治理想和现实诱惑之间存在强烈反差，仅靠官员党员的道德觉悟是不现实的，还要靠制度的效力。

★ 社论摘录如下: ★

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会议和国务院常务会议后，大陆官员更为紧张了——从山西溃坝事故到河北三鹿奶粉事件、从国家质量监督到深圳歌厅大火，十数名低自处级、高至部长级高官乌纱帽掉落，而国务院昨日也宣布调整、调动大批官员，既有地方大员、也有部委新贵——胡锦涛发表长篇讲话、温家宝当众表示内疚，中南海动作频频且迅速，不仅连媒体舆论感到惊讶，也令此前抱怨连连的各地百姓稍得安慰。

这些密集动作事实上并非心血来潮的雷阵雨，而是一场有关吏治和吏制的新官场风暴:中共在上周五(19日)于中央党校举行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主持会议的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宣布这项“科学发展观”学习活动将在全国持续一年半时间，显示这将是中共近两年最大动作。

尽管外界会联想到这项学习活动犹如当年全党学习“三个代表”理论，但是世易时移，站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新时点上，人们应该相信，中共不会用一种旧式的政治思维来框架自己、用一种走过场来宣示革新图腾。全球化的危机以及转型期的矛盾，都向这个庞大的执政党提出了挑战，以至于胡锦涛能意识到“管党治党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这种严重性。

即便不用学习西方行政制度，就是中国的老祖宗也有锦囊法宝。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在“明主治吏，而后治民”的观念下，中国历代帝王都制定了对官吏守职的系列考核标准，其中包括德行、修养、教育以及廉洁等之种种。艰难赢得执政地位的中共同样重视治吏之法——毛泽东在建国初期感慨明朝之败亡、力劝各级官员认真读读《资治通鉴》，也引用管子“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的话说“治国就是治吏”。

在学习科学发展观动员大会上，胡锦涛提到了中共当前面临着三大考验——“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考验”将是长期的、复杂的。而他在讲话中对各地频发的重大生产安全和食品安全事故的反思也是近年罕有的措辞:“这些事件反映出，一些干部缺乏宗旨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作风飘浮、管理松弛、工作不扎实，有的甚至对群众呼声和疾苦置若罔闻，对关系群众生命安全这样的重大问题麻木不仁。”

事实上，中国人善谈所谓“人事”，按照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的解读，事者乃制度之谓也。换言之，期待官员取正，则需好的制度；有了好的制度，也要官员正派。明代的《从政录》曾概括清官三种类型“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但恰恰是明朝之亡却是在贪腐行道、吏治不彰。如此辩证的逻辑是中国历史和文化所孕育出的国家性格，也是执政者追求长治久安的艰难抉择。

因此，治国之道，在于严明的吏治，也在于清明的吏制，即形成一套完善的官员管理制度。中共建政以来先后制定和施行了不少的制度措施，诸如对官员进行选任、考核、监察、奖惩以及道德教育，功效不可谓之无。然而在这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代里，政治理想和现实诱惑之间存在强烈反差，仅靠官员党员的道德觉悟是不现实的，还要靠制度的效力。

目前，“溃坝事故”和“问题奶粉”之类的生产和食品安全风波愈演愈烈，已经形成了一个重大的社会危机，威胁着中国的稳定与发展。危机的产生，从根本上说，是监管出了问题，也就是吏制出了问题。因此，化解危机的根本之道，除了要重典治吏、勇于问责之外，还要纵深改革、完善官员管理制度，此外并无它途。

在中国，改革往往是由危机推动的，此次重大社会危机如果能推动更深层次的制度变革，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美国世纪大救援为何曲高和寡
http://news.ifeng.com/opinion/200809/0924_23_800965.shtml

    2008年09月24日 新闻晨报 作者:陶短房

   上周末美国财长保尔森可谓最忙碌的人，以至于《洛杉矶时报》总结他为一周媒体出镜率最高的人物。这当然是因为他那个堪称“世纪大救援”的7000亿美元平准基金救市计划。

    由于美国经济本身建立在高赤字、高负债的“信用经济”基础上，华尔街金融体系一旦崩溃，整个美国的经济乃至政府运作都会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而被次贷风波贬值成一堆废纸的大量金融衍生产品盘根错节，将一连串大大小小的金融机构牵扯其中，非大量注资、将那些“死债券”盘活成流动资金，则这些金融机构很难自拔，正因此，美国政府才在斟酌再三后重磅出击。不仅如此，保尔森还在上周末呼吁G7其他成员效仿美国，共同应对金融风暴的冲击。

    然而也许令美国政府和保尔森始料不及的是，各方面的反应相当冷淡。

    各国央行虽然唱了几句“共同应对挑战”的高调，但对于实质性的注资问题，迄今却只有欧洲央行和英格兰银行拿出不多的一点点钱“应卯”，其他都是口惠而实不至，加拿大财长弗莱厄蒂和德国财长施泰因布吕克干脆明确表态，不会参加或采取类似美国的行动。

    国外如此，国内也如此。当地时间9月22日晚，美国参议院银行、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主席理查德•谢尔比要求美国政府终止向国内银行提供7000亿美元的救援计划，理由是这项计划既不可行也不全面，而且用纳税人的钱来检验一个草率决定是“愚蠢”的，据悉他的观点得到许多议员的支持和附和。

    保尔森意在挽救金融危局的金融干预计划，缘何在国内外都这般“曲高和寡”？

    对于各国政府和央行而言，一方面，华尔街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枢纽地位以及美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重要意义，都令他们不能对华尔街金融风暴置之不理；另一方面，正如施泰因布吕克所言，保尔森呼吁各国效仿美国，实质上是希望各国出钱，分摊美国自己惹出的金融麻烦，他们当然不情不愿。虽然次贷危机席卷全球，覆巢之下难有完卵，但各国情况毕竟都不相同，大部分G7成员国的金融体系并不像美国那样充斥着大量衍生产品，金融基石远较美国牢固，如加拿大《金融邮报》22日的报道就称，美国采取平准基金救市的措施，是因为对华尔街金融市场而言，不良资产影响金融机构资金流动性，是最致命的威胁，但加拿大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因此加总理哈珀就敢于公开宣称，加拿大“没必要”照保尔森说的去做。

    对于美国国内的政治家和普通民众而言，华尔街大亨们在金融市场火爆时意气风发，独享丰厚利润，如今弄得一屁股债，却要拿老百姓的税款救命，这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不仅如此，保尔森的平准基金刚刚宣布，华尔街五大投行中仅存的两家——高盛和大摩，便双双宣布转型为商业银行，并迅速获准，如此它们便可突击搭上平准基金的末班车而坐享担保，这自然让不满的声音变得更响亮。今年是大选年，选民的声音本就被无限放大，不论是议员还是两位总统候选人，都无法对这些民意置若罔闻。麦凯恩在两房救市后公开表示希望“下不为例”，就是明显的例子。

    必须指出，国际也好，国内也好，不以为然的主要是“政府注资”，而非政府干预本身。不论弗莱厄蒂还是施泰因布吕克都表示各国政府和央行应加强对本国金融体系的监管，声称“下不为例”的麦凯恩和一直避免对平准基金作直接评论的奥巴马尽管对如何监管观点不一，但都同意“应加强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管理”，就连公开对保尔森计划唱反调的议员们也表示，应“全面检查政府调控金融的职能”，不但要监督金融，还要对政府的金融监督机制本身加以监督。

    这种看似自相矛盾的现象背后，其实隐藏了这样一个道理:各方面都希望解决金融危机，消除这一危机对自己构成的威胁，但又不希望为此付出过高的代价。如今华尔街风声鹤唳，美国金融大厦乃至全球金融体系岌岌可危，各方面在磨合之后，应能本着“共患难”的精神，寻得一条折衷的救市道路，但一旦危机暂时缓和，各方利益的差异将不可避免地让分歧进一步扩大化，并最终构成对美国和对全球金融体系的认识、反思，甚至重塑。▲  (作者为旅加拿大学者)


俄情报部门称美以想借格鲁吉亚基地空袭伊朗
http://mil.news.sina.com.cn/p/2008-09-24/0753522818.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9月24日中青在线-青年参考特约记者张竹力: 随着伊朗核问题不断升温，以及伊朗总统内贾德一直对以色列持敌对态度，美以可能在美国总统选举结束前打击伊朗。俄罗斯驻北约外交特使德米里特•罗戈津9月17日透露，俄情报部门获得的绝密情报显示，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利用格鲁吉亚的军事基地，发动对伊朗的战争。

　　★ 想借道格鲁吉亚空袭伊朗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9月17日报道，俄驻北约外交特使罗戈津指出，美国和以色列已经准备好利用“格鲁吉亚的领土”，发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罗戈津说：“萨卡什维利十分赞赏华盛顿的价值观，这就是他允许美国使用格境内空军基地的原因。”他还指出，“假如格鲁吉亚为空袭伊朗提供帮助，我只能为格鲁吉亚人感到遗憾了，因为伊朗有足够实力和手段保卫自己打击敌人。”

　　据美国合众社的报道，美国、以色列和格鲁吉亚已经达成秘密协议，允许以色列使用格南部两座空军基地，发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色列的轰炸机将从格空军基地起飞轰炸伊朗的核设施。

　　很多以色列的专家也认为，以色列领导人将做最坏的打算，那就是在美国选举结束以前，给伊朗一个“十月震惊”，用军事手段解决掉伊朗核设施。以色列坚信必须把握机会才能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摩萨德估计伊朗的核设施将在2009年完工，并于2010年正式开始运作，”以色列资深记者伯格曼说，“伊朗拥有核武器将是以色列人的噩梦。”

　　★ 用遥控无人艇对付伊朗潜艇

　　美国《洛杉矶时报》9月18日报道，美国海军在圣迭戈海域展示了一款遥控无人攻击艇。美国海军称其性能十分先进，可以有效执行近海反潜和打击恐怖分子的任务，此举主要针对伊朗大量高速攻击艇和微型潜艇带来的威胁。

　　据法国《费加罗报》报道，伊朗海军发明了一种能对美国海军造成致命打击的新战术，主要依靠自行研制的微型潜艇和高速攻击艇，来打击敌方大型水面舰艇。该报资深记者乔治•马尔布吕诺说，伊朗研制并装备了大量高速攻击艇，这些高速攻击艇携带有大威力火箭和其他武器装备。当伊朗受到来自海上的攻击时，这些高速攻击艇可以给敌方军舰以沉重打击。马尔布吕诺说，除了高速攻击艇，伊朗革命卫队还研制出一种新式微型潜艇，可以发射威力巨大的高速鱼雷，敌方的大型水面舰艇很难躲避；伊朗革命卫队还装备有射程超过300公里的远程反舰导弹和大量无人机。

　　伊朗海军装备的高速攻击艇和微型潜艇，显然对美国海军造成了现实威胁，华盛顿也对此十分头痛。美国海军现有的大型军舰，都不适合在波斯湾的狭窄水域作战。为摆脱这种困境，美国海军于9月18日推出了一种遥控攻击艇，据称这款无人攻击艇是快艇和潜艇的“克星”。该遥控无人攻击艇长39英尺(约12 米)，可以携带5000磅(约2300公斤)有效载荷，最高航速可达35节(时速35海里)，并可以在10英尺(约3米)高的海浪中安全行驶。这种遥控无人攻击艇采用了大量先进技术，首批两艘造价就高达1.97亿美元，在批量生产后，单艇成本约为4600万美元。

　　美国海军的官员们说，这些无人攻击艇将用来对付“流氓国家”的微型潜艇和快艇，而且它们主要部署在波斯湾，一艘濒海战斗舰就可以携带14艘无人艇。

　　“现在全世界都面临恐怖主义的威胁，一些狭窄水域尤其危险，我们需要一种有效手段来保护海军免受攻击。”美无人攻击艇计划的负责人托马斯•马尔肯说。“我们将建造更多的无人艇用来打击我们的敌人，”海军上士马克•梅纳德说，“大型军舰在远洋对峙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美国海军的首要任务是近海作战，我们需要性能优异、高效费比的装备。”

　　显然美国和伊朗都意识到，小型攻击艇在波斯湾海域具有绝对优势。如果美伊爆发海上冲突，在波斯湾定会上演“快艇大战”。可是伊朗水兵需要冲锋陷阵，而美国大兵则可以在后方遥控操作，不必担心生命安全。▲


中国是否进入了"缺德"时代 我们的"良心"呢？
http://www.voc.com.cn/article/200809/200809230747421063.html

    2008-09-23　网易博客　中国曾是一个十分推崇道德的国家，“孔孟之道”曾经主宰着中国几千年的精神世界，然而当有一天，中国人发现“孔孟之道”过于的束缚人的思想，于是中国开始追求西方的价值观。

　　近几十年来，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旗子下，西方的价值观与中国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种冲突导致了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一个空场，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各取所需”与“极端自私”的世界观蜕变，其结果是，中国在经历3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后，大部分人的人格在急剧下降，物质利益最大化成为国人的价值取向。

　　这30年来，中国人从西方学到的，是弱肉强食的法制，却没有将人家的诚信和法制“拿来”，而中国从自己老祖宗那里保留的，不是道德观，而是人的劣根性的最彻底化。

　　我们曾经有过“孔孟之道”的熏陶，有过“斗私批修”的灵魂洗礼，有过“雷锋精神”的伟大情操，我们既有过信仰宗教的历史，也有过信仰共产主义的年代，中国什么都学到过，但是，当我们面对西方的文明袭来时，我们突然觉得以前的一切都是假的，在举国经济发展的浪潮中，在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候，唯有个人的利益，才是最实际的，而道德、良心、信誉等等，早已经被抛弃了。

　　中国人常常说，“头顶三尺有神灵”，可那不过一些受害者对不法分子的诅咒罢了，做缺德事情的人从来就是将自己的利益放在唯一的位置上的。中国在历史上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信仰，只有道德规范的约束，然而，当一个民族的道德观被彻底粉碎的时候，法律能够约束到人们心灵的每个阴暗角落吗?更何况在一个法律并不健全，又常常被强权破坏的国家里，三鹿婴幼儿奶粉事件，仅仅暴露的是中国食品安全管理上的问题吗?

　　现在国家有关部门正在进行补救措施，其中一项就是取消“食品免检制度”，这当然是必要的，因为从奶粉事件上看，中国的食品检测管理确实存在了严重问题，但事实上，我认为这个问题并不仅仅在于检测管理部门的不作为。其实，类似制度本身并没有错，因为当一家企业的物品质量其历史表现，均能够达到一定标准的高度时，检测部门可以放宽检查力度，进行抽检或者免检，可是这里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信誉。——可是中国人有吗?

　　回顾一下中国那些经营者的信誉历史，从工业酒精兑酒，到注水猪、瘦肉精，从苏丹红到阴沟油，从大头奶粉到今天的“三聚氰氨”......中国人良心的堕落已经连婴儿都不放过了，其实这不过是冰山的一角。

　　中国有句古训，我希望大家不会忘记，那就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最近，日本也发生了“毒大米”事件，肇事者尚知羞耻已经自杀谢罪，中国的那些不法分子有那种羞耻感吗?

　　当三鹿婴幼儿奶粉事件被揭露后，肇事单位将责任一推再推指责奶农，我想问他们，难道这个企业对食品原材料进货不进行来料检验的吗?按照他们的逻辑，那么奶农是不是也可以把责任推给牛的身上?而牛也可以推卸责任，说是草料的关系?而草料也可以说，那是因为工业污染造成了大自然的空气污染?

　　也许，我们在今后不长的时间里，可以看到有肇事者得到法律的制裁，而食品质量监督也会在很长的时期中得到加强，可我觉得，那只是治表。今天我们看到的那些不法行为，并不仅仅是出在管理上的漏洞问题，三鹿婴幼儿奶粉事件，就像用苏丹红作添加剂可以保持色泽鲜艳，甚至瘦肉精、避孕药喂黄鳝等等一样，当事人不是疏忽，不是质量把关不严的造成，而是利欲熏心，故意害人利己，而这一切，除了这些人的罪恶，难道我们不应该从我们中国的道德体系上去认识它存在的必然性吗?

　　好歹在今天，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加强了整治力度，这次公开处理奶粉事件，毫无疑问，会使中国的奶业受到致命打击，我希望那不再是表面问题，同时，我还希望通过这件事情，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加强整个民族的精神文明建设，它不是冬天抓赌，夏天抓黄那回事情，人的道德性从根本上应该是“良心”二字。▲  (责编:胡晔 作者:林继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