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号召美国发扬“北京奥运精神”美宇航局长解读中国“神七”
http://qnck.cyol.com/content/2008-09/23/content_2369420.htm

2008-09-23 特约记者　闻新芳
 
　　身为美国航天领军人物的美宇航局局长米切尔•格里芬，９月１４日在洛杉矶发表长篇讲话，全方位解读“神七”和中国的“载人航天探索精神”。并号召美国最高决策层和航天人士要发扬“北京奥运精神”，重塑美国航天无可挑战的霸主地位。

　　★ “尼克松缺乏太空眼光”

　　据美联社等媒体报道，９月１４日，格里芬在加州洛杉矶空军基地发表长篇演讲，全方位解读中国载人航天发展的“精髓”和航天探索精神，检讨当今美国航天探索方面的不足。

　　“保证未来５０年方向不偏，是我们航天发展的关键！”格里芬感慨地说：“我不是为了向国会讨钱而来，预算并非宇航局未来５０年最大的挑战。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要坚定不移地朝既定航天探索目标走，而不能偏离。”

　　格里芬痛心地说，美国航天人怎么也想不到，在“阿波罗１１号”１９６９年成功登月后的３年半时间里，美国民选领导人逐渐降下了美国航天计划的大幕：“阿波罗１１号”登月成功后仅数周，美国政府就取消了“阿波罗２０号”计划；几个月后，“阿波罗１８号”和“阿波罗１９号”也被先后取消，美国真正的航天计划就此烟消云散……美国宇航局因此被人斥为“目光短浅”。格里芬辩解说：“说实在的，所有上述决策都不关美国宇航局的事，真正缺乏眼光的是我们的民选总统，是尼克松总统的战略失误，让我们失去了太空的眼光与国家航天事业的目标，让我们退回到低轨道太空探索时代。”

　　伴随而来的是美国宇航局经费骤减，航天探索能力狂跌——从占联邦总预算的４．２％降到０．６％；“土星Ｖ”号火箭研发流产；“阿波罗”新一代飞船中途而废……

　　★ 理工人才大幅缩水不敌中国

　　“失去太空就是失去未来！”格里芬说：“这并非我危言耸听——５０年前，我们的国家克服太空探索刚刚起步的巨大困难，成为这个领域的佼佼者，并因此在基础科学、制造技术、工程技术和数学领域遥遥领先其他国家，占美国总人口不到４％的科学与技术精英，担负了美国绝大多数的发明创造重担，解决现实问题，并且探索地球和宇宙的秘密。”

　　格里芬接着说：“随着老一代美国航天人的离开，如制造航天飞机、哈勃太空望远镜、国际空间站和火星探测器科学家们的退休，美国宇航局去哪里找替代人才呢？更为严重的是，我们可能会失去整个未来！”

　　格里芬端出了一组美国众议院科技委员会提供的令人震惊的数据：与１９５７年人类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旅伴号”相比，如今美国颁发的物理学士学位数字，只相当于当年的一半！工程学士学位的数量在过去２０年间也跌了２０％，并且其中还有许多学位是外国留学生取得的，他们中的不少人学成后返回祖国。２００４年，中国的工程学士毕业生有５０万，印度有２０万，而美国只有７万人！２００６年，只有１５％的美国大学毕业生获得了工程或者自然科学学位，而韩国是３８％，法国是４７％，新加坡是６７％。过去１０年间，在美国大学获得工程硕士学位的美国人减少了３４％，三分之二的工程硕士学位被外国留学生获取。最新调查显示，美国公共学校学生对数学和科技的兴趣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甚至不及阿塞拜疆、拉脱维亚和中国的澳门。

　　如果不能扭转这一颓势的话，那么美国的科技水平将被其他国家全面赶超，其不利影响远不只在太空探索领域，而是会直接威胁到我们的全球市场竞争能力。

　　“这种情况不是一夜间发生的，也不可能在一夜间解决。我们之所以严重短缺科技人才，就是因为我们缺失了像航天工程那样培育基础科学的平台。”格里芬强调。

　　★ “我被北京奥运会的信条打动了”

　　要想扭转美国太空探索的这一颓势该怎么办呢？

　　格里芬说：“我被上个月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运动员们的信条打动了，‘奥运会重在参与而非一定要赢’，这如同我的生活信条一样——重在奋斗而非必胜。这真是太正确了。下个月，我们的‘亚特兰蒂斯号’航天飞机即将升空，执行对哈勃太空望远镜的维修任务。虽然我们得面对诸多风险，但关键在于我们得有奥运会打拼的精神。事实上，我们的一名宇航员将会把北京奥运会纪念品带上太空，与他一起执行这次风险不小的任务——一年前，即将搭乘‘亚特兰蒂斯号’航天飞机执行任务的宇航员麦克•马西米洛问他１３岁的儿子丹尼尔：他想让老爸带点什么纪念品上太空呢？正在练习游泳的丹尼尔扫了一眼卧室墙上挂的菲尔普斯的大头照说，‘能不能来一顶那个游泳天才的泳帽呀？’马西米洛想方设法与菲尔普斯取得联系，没想到这个游泳天才一口答应，并且把在鸟巢里创造世界游泳纪录的一顶泳帽签名后交给马西米洛，托他带上太空，并在返回地球后交给一所中学作为纪念。通过这种方式，我认为至少能让美国青少年关注我们的太空探索５分钟吧。”

　　格里芬非常感慨地说：“美国应该从北京奥运会学点东西。在精彩绝伦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他们欢庆自己的航天计划和对太空的未来探索，如在‘鸟巢’四周打出太阳系的图像，然后是航天员在黄色的太阳背景下跳舞。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据报道花了３亿美元，堪比美国的‘阿波罗１１号’登月工程。然而，这一目的就是要向世界宣布，中国正步向超级大国之列。”

　　格里芬透露，美国智库兰德公司有一份最新报告称，几年前中国启动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０６—２０２０》，明确中国的科技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方式。这份报告明确表示，要在２０２０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２０２０年要在科技方面居世界前列，成为世界五大专利国之一。

　　中国重金打造航天事业，因为中国决策者和民众都理解其价值。航天事业是发明创造和民族国家自尊的驱动器，是人类目光投向更远星空的基础平台。在未来５～８年内，中国还将发射１００多颗各种型号的先进卫星，所以任何读过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一书的人都不会怀疑，中国将孕育成千上万的高新技术。

　　★ “中国神舟比俄罗斯飞船强大”

　　格里芬还说，中国的载人飞船吸纳了俄罗斯飞船的一些设计，但两者之间“除了外形相似外几乎完全不同”，用格里芬的话来说是，“中国神舟远比俄罗斯飞船更强大”。

　　格里芬表示：“中国即将进行首次航天员离舱太空活动，还会发射轨道舱，最终建立自己的空间站——虽说比我们的简单而且更初级，但未来几年肯定能提高很多。事实上，尽管中国官方还没宣布登月计划，但他们靠‘神舟’飞船和‘长征五号’火箭就能实现登月梦想，因为‘长征五号’堪比当今世界任何其他国家的先进火箭。两年前，我参观过中国的航天基地和设施，与他们的工程人员深入交谈，我因此毫无疑问，他们会在２０１３年左右让‘长征五号’火箭投入使用。我也参观过印度的航天设施，同样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格里芬最后表示，他发表如此的长篇演讲，并非要强调与中国或者印度以及其他国家进行“新太空竞争”，而是尊重这些国家为发展太空能力而进行的努力，同时关心美国的太空探索。▲


俄八架战机被格方击落内幕：俄卫星导航失灵
http://news.ifeng.com/mil/4/200809/0923_342_798939.shtml

2008年09月23日 东方网 据strategypage网站22日报道，俄格冲突结束一个多月以来，越来越多的信息显示，俄罗斯军队在进入格鲁吉亚后确曾遭受严重损失，共有八架战机被格军击落，包括四架苏-25攻击机、两架苏-24攻击机、一架图-22轰炸机，以及一架米-24直升机。

分析称造成该结果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俄军飞行员没能躲过格鲁吉亚的SA-11中近程全高度防空导弹系统。该系统俗称“牛虻”，能同时跟踪、捕获和打击4个目标，射程2-30公里，对战机具有极大杀伤力。目前，俄军已采取措施，帮助飞行员应对该防空系统。

另外一个原因是俄罗斯的“格洛纳斯”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在俄军进入格鲁吉亚后不能提供卫星导航，致使俄军“失明”一度被动挨打。“格洛纳斯”系统标准配置为24颗卫星，目前在轨卫星数量为16颗，其中用于导航目的的为13颗。

该系统覆盖整个俄罗斯领土需要至少18颗卫星，覆盖全球需要24颗卫星。现在的卫星数量能保证对俄罗斯大部分地区的卫星导航，但对格鲁吉亚地区则鞭长莫及。这严重影响了俄军机载“灵巧炸弹”的威力，致使俄空军和陆军在战斗中受损严重。

目前，俄罗斯已经宣布今年年底之前将发射至少8颗卫星，到2011年将卫星总数增加到30颗。▲


中国：跛足的市场经济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php?storyid=001022141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仇里 2008-09-24

华尔街的神化终结了，美国的5大投行相继倒下，一个时代已告终结。

次债危机爆发之初，谁也没有想到影响会如此之大。一个小小的金融衍生产品竟然让华尔街庞大的金融帝国发生了深刻的危机，进而影响了整个金融体系，是典型的蝴蝶效应。

无独有偶，就在大洋的彼岸，中国的毒奶事件也演绎着同样的故事。

事实上，向乳品里面掺假由来已久。早在8年之前，媒体就曾经报道“往牛奶里面添加尿素”，而添加尿素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蛋白质检测的含氮量，只不过现在进化成了添加三聚氰胺。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无论是从奶农到企业再到政府，大家对掺假都保持着沉默，发展经济成了最冠冕堂皇的理由。危机没有爆发，大家都陶醉在歌舞升平的欢乐中，有毒物质从饲料逐渐蔓延到奶粉，从祸害美国的宠物进而让中国的婴儿结石。

即使危机到了临界点，也被掩埋在保护地方企业的官僚思维和对媒体的垄断公关之中。

早在6月30日，就有消费者向国家质检总局投诉，但是直到9月9日新西兰向中国通报以前，无论是国家质检总局还是石家庄市政府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另外，在广为流传的三鹿危机公关方案里，“目前在百度上享受新闻公关保护政策的企业有蒙牛、伊利等，政策享受起点为自然年度500万元的广告投放……可以将目前几大事业部早期负面消息删除。”媒体扮演黑老大，甚至中央媒体也卷入其中，将市场信心基石当成可以任意贩卖的商品已经见怪不怪。而今，几千名婴儿受到伤害，三鹿老总锒铛入狱，省部高官相继落马，但是这一切远远不能阻止危机向更深层次的蔓延。

消费者或是持币待购，或是将自己的视线转入国外奶粉品牌身上；而奶农业也只有将牛奶倾倒在马路上，对乳品的怀疑进而波及到对整个食品行业的质疑，整个市场一片萧条。

严格地说，无论是大洋彼岸的次债风波还是中国的毒奶事件，都属于一个制度体系下的Bug。 “一粒老鼠屎害了一锅汤”，唯一有所区别的是，美国的经济制度体系比较严密，Bug隐藏的相当深；而中国是明知故犯，某种意义上更像是人祸而非制度的缺陷，而这，更让人感觉遗憾。

应该说，没有任何市场体系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可以让人不偷懒，但不能叫人不撒谎及不害人，而西方的市场之所以发达，是因为他们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进化，建立了约束整个市场行为的制度体系，而我们不仅仅没有从他人成长的路径中汲取经验，而更多是陶醉在自己野蛮成长的光环下而洋洋自得，将制度的漏洞冠以中国特色而百般遮掩，这才是我们真正的悲哀。

某种程度上讲，市场的本质实质上是消费者信心的集合，公平的法律和透明的信息是维持这个市场运作的制度基础，而我们的市场经济从一开始就缺乏对这两大制度基础的足够尊重，更多是成王败寇的发展逻辑。如果说免检政策是某一部门依靠出卖公权力谋取利益的话，百度则是将出卖公信力作为自己的赢利模式。

缺乏法律监管和信息透明的市场先天就是跛足的，而这样的市场伦理已经导致整个社会的两大痼疾，官商勾结和信用缺失。在一些人的心中，市场就是发财，而发财则可以不择手段，因此，我们的市场经济奉行的不是靠劳动致富，而是靠官商勾结，恶意地转移社会财富的办法来获取财富；而我们的媒体只有依靠日夜不停地撒谎和欺骗才能维持这个市场的基本信心，消费品市场如此，证券市场也不能脱俗。

危机爆发了，美国在努力修复自己的金融体系，从制度基础上进行重建，而中国还继续着自己的发展逻辑。

经济是超道德的，但是人类社会却不能不道德，一个缺乏基本制度基础的市场注定是高成本的，这意味着必将某一天我们的市场会面临崩溃。毒奶粉、瘦肉精、泔水油；食品问题、药品问题、日用品问题，这已经不仅仅是企业造假，而是涉及到中央国企、名牌产品、权威认证、整个社会的制度性造假，这不禁让我们心惊肉跳：我们还能相信谁？▲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中国官员问责制能解决根本问题？
http://www.voanews.com/chinese/w2008-09-23-voa55.cfm

记者：叶兵 华盛顿 2008年9月23日    

三鹿毒奶粉丑闻、山西溃坝惨祸等安全责任事故导致多位主管部门和地方领导官员下台之后，中国媒体称中国再次掀起问责风暴，让人们看到问责制常态化的曙光。有评论人士认为，没有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等事前防范监督机制，没有代表民意的选票和体制上的保障，再多官员下台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三鹿奶粉事件引发的食品安全危机导致中国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引咎辞职，中共河北省常委兼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被免职，对此官方媒体和香港亲中报纸上发出一片叫好声。香港文汇报发表社评指出，李长江辞职，显示中央整顿吏治决心。

*开始建立责任政府*

中国共产党党报办的人民网登载的一篇文章说，李长江、吴显国等一批中央和地方官员引咎辞职和被免职，表明党中央、国务院问责追究失职官员以践行责任政府本义，对遭受重大事故损失甚至失去生命的民众表达歉疚之情。

文章强调，更深层的意义在于，中国责任政府的建设已迈出了坚定步伐。

中国共青团办的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文章写道，问责制的常态化，就是多管齐下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是重塑官员、民众等13亿多个体对社会、对国家应有的道德感、责任心，就是让“言必称制度”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和下意识的自觉行动，促动社会风气的普遍好转。

在官方媒体中，中国青年报一般被认为相对来说言论比较大胆，比较开放。但是评论人士认为青年报的那篇文章还是没有说到点子上。

*需要从体制上变革*

北京文化学者凌沧洲表示，要从根本上解决由于官员失职而酿成的频繁人祸问题，中国需要从体制上变革。他说，不从制度上反思，只是让某个官员下台为一起事故负责，到头来还是治表不治里，顶多起到一时作用。

他说：“我觉得，只能促进一时的干部、官吏的廉政，或者叫勤政廉政。因为它是整个体制的问题，整个的利益集团，它没法推动。可能上下推诿，左右推诿，没有体制性的保障，就是没有民选票选，没有新闻开放、舆论开放来监督，我觉得就不能形成根本的制约力。”

独立评论人士刘晓波在海外刊物“观察”上就毒奶粉事件和对官员问责问题发表文章说，如果毒奶粉事件的问责仍然仅止于让地方官充当替罪羊，那么其背后的高层渎职和制度之弊就无法得到追究。

文章指出，如果胡温从毒奶粉事件中汲取的教训就是“加强公民道德、职业道德、企业道德、社会道德建设”，而仍然不敢触碰深层的制度缺陷，那么中国食品安全问题也就无法得到真正的解决。

刘晓波在文章中批评当局在处理相关事故时不够尽职。他说，对于必须为重大安全事故负责的各级政府来说，在其治下出现震惊全社会的严重安全事故，没有任何理由不作为头等大事处理。

这位独立评论人士同时强调媒体对各级政府的监督作用。他指出，对于负有向公众提供真相的媒体来说，面对如此重大的命案，也没有理由不作为头条新闻进行同步追踪报道，更没有任何理由向社会隐瞒真相。

*开放新闻和言论自由*

在北京的资深媒体工作者凌沧洲表示，要从根本上整顿吏治，改变与当前官场腐败、官商勾结密切相关的食品安全危机四浮的混乱局面，必须开放新闻和言论自由。

他说：“我觉得官员免职最多也就是给官员打打强心针，给吏治打打强心针而已，无助于根本解决问题。如果不开放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么一定会是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在中国奶制品和食品安全受到广泛关注之际，中国农业部长承认，国内原料奶中间收购环节基本处于失控状态。

据报道，这是中国政府部门首次承认原料奶收购环节的监管空白，也凸显出中国食品安全监管的体制漏洞。中国政府为解决这一问题，决定成立全国奶站专项整治行动领导小组，在全国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奶站专项整治。▲


美媒：神八神九神十飞船将对接成中国太空站
http://www.ddhw.com/readarticle.aspx?topic_id=1000&msg_id=67839

  文章提供 于 2008-9-23 美国《太空日报》，中国空间站建设的第一步将是发射一个小型的“太空实验室”，这就是神舟八号。神八之后，无人驾驶的神舟九号将发射升空并与之对接。最后，神舟十号将搭载3名宇航员升空，并与神八神九对接。这三艘飞船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小型的空间站。

　　据美国《太空日报》网站22日报道，日前有媒体报道称神舟七号飞船是中国建设空间站的开始，但事实并非如此。神舟七号之后的飞船才有望展开中国的空间站建设工作。

　　《太空日报》网站报道说，中国空间站建设的第一步将是发射一个小型的“太空实验室”，这就是神舟八号。神八的外形与此前的神舟系列飞船有所不同。

　　这个太空实验室由两个连接在一起的圆柱形组成，其中一个稍小，还有两个对接口以及一对太阳能电池板。

　　神八之后，无人驾驶的神舟九号将发射升空并与之对接。最后，神舟十号将搭载3名宇航员升空，并与神八神九对接。这三艘飞船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小型的空间站。

　　报道称，整个太空战建设任务可能将在2010年开始，但也有一些报道称2009年就将开始。▲ 来源: 环球时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十年（上）
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08-09/01/content_10072089.htm

2008年09月01日 学习时报
 
    以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整整三十年了。

    三十年来，中国的社会主义从低谷走向兴盛，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东欧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剧变。社会主义在国内和国际出现这样强烈的反差，为我们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
了前所未有的认识条件。本文仅从几个侧面，对三十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出、形成和发展，略作阐述。

    ★ 一、一个革命性结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结论，是怎样提出来的呢？

    1982年9月，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下就得到广泛的支持和拥护。这决不是偶然的，反映出历史的必然性。

    中国的社会主义，开始是照搬苏联模式，主要是，纯粹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后来，在苏联模式的框架下，我们又搞了不少自己的东西（“中国制造”），主要有，“一大二公三纯”的所有制，大跃进，人民公社，阶级斗争为纲，反走资派，文化大革命等等。我们把过去的社会主义称之为社会主义传统模式，其主要内容就是，苏联模式加“中国制造”。

    社会主义的传统模式越来越暴露出它的弊端。到了十年“文革”后期，阶级斗争为纲造成了天下大乱、冤假错案遍城乡的严峻局面，而且又提出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论断，如果再搞下去，党自身的存在都会成问题。此时，广大人民群众和党内的大多数，对阶级斗争为纲已经十分厌恶。这表明，阶级斗争为纲已经走到了尽头。另一方面，“一大二公三纯”的所有制，吃“大锅饭”的体制，已经越来越不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经济严重短缺，社会普遍贫穷。这表明，传统模式社会主义容纳的生产潜力，已经耗尽。

    中国的社会主义必须翻开新的一页。这是历史的要求，这是人民的意愿。

    粉碎“四人帮”以后，经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人们用实践标准首先检验了“文化大革命”，予以彻底否定，最主要的是否定了阶级斗争为纲，其主要标志是，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问题决议》；接着又用实践标准检验搞了多年的社会主义，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解放了思想，否定了苏联模式加“中国制造”的社会主义传统模式，其主要标志是，1982年党的十二大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结论。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结论表明，我们不但要抛弃阶级斗争为纲，还要改变原有的社会主义模式。这对社会主义的传统模式来说，就是要实现质的更新，这就意味着，要进行一场革命。所以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革命性的结论。

    对于这场新的伟大革命，我们有一个认识过程。

    开始时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伟大的革命。邓小平1978年12月13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我们是在不断地解决新的矛盾中前进的。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3页）邓小平提出了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改革的要求，但改革的焦点在哪里，破什么，立什么，还不甚明确。以后逐渐认识到，关键是体制问题，是对计划和市场如何看的问题。经过了艰苦的探索，也经过了计划与市场问题上的多次思想交锋、多次拉锯，实践和认识都逐步推进。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做了决断。他说，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邓小平的谈话破除了长期以来束缚社会主义者的一个传统观念，即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搞市场经济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同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依据邓小平的论断，确定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的目标模式。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另一面讲，就是要革除计划经济体制，这是经济领域的深刻变革，必然牵动全局。人们认识到，所谓革命，就是体制革命，首先是、主要是经济体制的革命，也必然涉及到各个方面体制的改革。

    党的十七大做出了新的重要论断：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这场新的伟大革命的主要内容就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 ”。（《十七大文件汇编》第9页）

    纵观三十年的改革开放，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是一个大界碑。此前的十四年，是在实践中探索的阶段，是摸着石头过河；此后的十六年，由于明确了改革的目标模式，是更自觉地推进改革的阶段。

    从四个现代化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到改革开放是新的伟大革命，表明我们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内涵的认识已经完成了一个认识过程，达到了应有的新高度。但改革还远没有完成，因而这个认识过程也远没有完成。

    ★ 二、走历史的必由之路

    开始时，我们就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中国的特点出发，重在走自己的路。

    邓小平提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3页）在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说：“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页）后来，邓小平又在理论上阐明：“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从中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无论是从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看，还是从实践经验看，确实非常重要。

    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来，我们对中国的实际认识长期不清醒。离开了中国的基本国情和中国的特点，尤其是脱离了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低的实际，制定的路线和政策超越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反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吃了欲速则不达的亏。

    十二大以后，大家都注意研究中国的国情、中国的特点。特别是十三大，做出了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科学概括了我国的基本国情。

    一个时期以来，着重研究和宣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强调要切合中国实际建设社会主义，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实践中长期存在的一个大问题。这对克服过去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存在的某些空想因素（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纠正“左”的错误，起了很大的作用。

    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社会主义的传统模式，特别是计划经济体制，不仅不切合中国的实际，在它的母国也不适合，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不适合。凡是搞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的发展都很缓慢，人民的生活状况都不能令人满意，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都发挥得很少。随着苏联的解体，东欧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人们对此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问题不仅在于从本国实际出发，还在于如何遵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人们对社会主义传统模式弊端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这种社会主义模式不适合中国的国情；这种社会主义模式在一些基本点上背离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的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第一次提出了一个重要论断：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里的“公有制”、“有计划”的用语，反映了历史进程中某一阶段的认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这个文件讲了新话，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应该是商品经济，实际上是放弃了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的传统观念和理论判断。这个文件推进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社会主义决不能例外，应当遵循这个客观规律。

    1992年十四大以后，人们更加认识到，市场经济是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特别是在分工和商品交换的基础上，逐渐发育成长起来的，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最有效方式。这都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

    以确认市场经济体制为标志，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认识，在实践中不断扩展和深化，如发展民主、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建设生态文明，强调国际接轨等等。

    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要从中国的实际、中国的特点出发，更要遵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将走自己的路与走人类历史的必由之路有机结合起来。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特色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在中国的具体体现。以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为由，拒绝普遍规律，不是真正地坚持中国特色。▲ □沈宝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十年（中）
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08-09/18/content_10072132.htm

2008年09月18日 学习时报

    ★ 三、遵循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年代里，我们为什么照搬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为什么在实践中出了那么多的问题，搞了不少不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的“创造”？这是今天仍然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首先一个原因，是缺乏经验。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是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苏联是世界上唯一能同美国抗衡的社会主义国家。长期以来，苏联一直大力宣传他们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们对他们的社会状况又没有很深入的调查和研究，甚至带有几分盲目和迷信。新中国成立时，我们很自然地向苏联请教，寻求苏联的支持和帮助。苏联派来了大批专家，支持和帮助我们的建设，在当时来说，这是一条捷径，其历史作用很明显，是无可指责的，但也搬来了苏联模式。

    另一个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没有深入研究和正确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在对马克思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上，存在不少问题：

    （一）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阐明，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将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马克思指的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我国是一个经济文化很落后的国家，我们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社会条件比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所要求的条件差得很远。但我们没有具体分析我国的社会现实情况，机械照搬马克思的理论，认为我国已处在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因而所制定的路线和许多政策，超越了社会发展阶段，甚至认为，离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也不远了，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这种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理解，是最主要的问题。

    （二）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理解。过去很长一段时期，我们学习和宣讲《共产党宣言》，强调“两个必然”。《宣言》说：“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4页）人们将这个重要论断概括为“两个必然”，即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这就是“两个决不会”。（同上第2卷第33页）“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前者说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后者说的是社会变革的历史条件，应当将二者统一起来理解和把握。但是，我们过去恰恰是将二者割裂了，重视了前者而忽视了后者。这是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犯急性病，搞“穷过渡”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源。

    （三）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但这句话前面有“从这个意义上说”的限制，意思是说，限于消灭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并不是消灭一般的私有制。可是，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我们却提出了“使小生产绝种”的口号，把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扩大为消灭一切私有制。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社会主义阶段，实行按劳分配后，虽然排除了剥削，但还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他称之为“资产阶级法权”。毛泽东误认为资产阶级法权就是资产阶级性质，因而认为按劳分配同旧社会差不多，大反资产阶级法权。

    （四）误读了著作。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了总结“大跃进”的教训，毛泽东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的《政治政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这两本书是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反映。但只是读这样的两本书，就不可能跳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框框。

    （五）随心所欲地进行理论创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提出了许多理论，如人民公社理论，大跃进理论，等等，都被认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更被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实践已经证明，这些“理论”都是谬误。所谓随心所欲，一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二是认识离开了实践经验；三是拒绝实践对理论的检验。

    理论上的偏颇必然导致实践的偏差和失误。这方面的教训十分深刻。同时也说明，党的领导干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具有极端的重要性。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全党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课题，提出和阐述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观点：社会主义阶段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两条原则；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必须实行对外开放；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建设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以人为本；等等。

    上述这些重要的理论观点，有拨乱反正，也有正本清源，更有新的探索和创造，恢复并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依据和指针。

    三十年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以能够健康发展，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就是因为我们严格遵循了上述这一系列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又同每一个发展阶段的具体特点相结合。比如，实现共同富裕，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要求，我们坚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但在具体实践上，我们从解决温饱问题，到实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逐步推进，显示了鲜明的中国特色。遵循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又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将二者统一起来，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四、大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

    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的社会制度。《共产党宣言》阐明，无产阶级在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以后，只是消灭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即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同资产阶级私有制相联系的传统观念决裂。《共产党宣言》又提出，无产阶级要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自己手里，用来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这就是要继承和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成果，来建设社会主义。在我们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具有特殊的意义。

    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列宁。列宁肯定，要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而要成为文明国家，就必须有相当的物质基础，这正是苏维埃俄国所缺乏的条件。列宁提出了吸取资本主义国家文明成果来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他开列了一个生动的公式：“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 +＝总和＝社会主义”。列宁把吸取和借鉴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看作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重要条件。

    在人类历史上，相对落后的文明吸收借鉴比较先进的文明以发展自己，是很自然的现象。在我国盛唐时期，日本派大批“遣唐使”到中国学习，吸取中国的文明成果，成功地发展了自己。近代以来，中国学习了西方很多文明成果，除了科学技术，还有银行、邮电、新闻，还有共和国、宪法，等等。这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现象。

    “四人帮”把学习借鉴现代文明成果诬蔑为“崇洋媚外”，正如邓小平所说，这是一种蠢话。这同清王朝顽固派将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和工业制品斥之为“奇技淫巧”，视为洪水猛兽，是同样的心态和弱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开放的转变，实行对外开放。邓小平强调，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开始一段时间内，主要是强调吸收国外的资金、设备、技术。随着对外开放的发展，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有了重大的进展。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式。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邓小平把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做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这是对外开放思想的扩展和升华。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断解放思想，清除“左”的思想影响，大胆吸取人类文明成果，对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作用越来越明显。

    最明显的实例，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经济是人类创造的重要文明成果，但在过去长时期中，我们却认为市场经济体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因而加以拒绝。我们解放思想，吸取这一文明成果，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激活了整个社会。这是大家都感受得到的。我们正在实践的依法治国、国家公务员制度、差额选举、竞争机制、尊重和保障人权，等等，也都是对人类文明成果的吸收和借鉴。如何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如何防止绝对权力的产生？十七大提出：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如何将人民的民主权利落到实处？十七大提出，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以上这些，都体现了对人类文明成果的借鉴。在我们这样经济文化落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成果，是一个基本的要求，也是一条捷径。

    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善于将走自己的路，同走人类文明大道有机统一起来。在这方面，我们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消除不必要的疑虑，大胆吸取和借鉴人类文明成果。▲  □沈宝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十年 （下）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09/22/content_10091678.htm

2008年09月22日 学习时报

　　★ 五，改革开放催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982年，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候，我们还生活在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一个理论概念。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变。胡锦涛在十七大的报告中说，三十年来，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这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变化所做的高度的、又是切合实际的概括。

    回顾三十年前的情况，我国是一个贫穷的社会主义国家，物资严重短缺，社会普遍贫穷。10亿人口中，竟有2.5亿没有解决温饱问题。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我们已经创造了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是活生生的现实了。

    三十年来，我们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很多，可以列举以下五个主要方面：

    （一）从工作重点看，过去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忽略生产力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抛弃阶级斗争为纲，把全党和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三十年来，我们始终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这是拨乱反正的一个主要成果，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起点。

    （二）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看，我们已经从“一大二公三纯”、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我们现实社会的经济基础。

    （三）从经济体制看，我们已经从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改革意义重大而深远，激活了我们的经济和整个社会。

    （四）从社会状态看，我们已经从封闭的墨守陈规的状态变为全面改革、日趋活跃并融入世界的状态。

    （五）从出发点看，过去总是强调建设社会主义要为国家做贡献、为人类做贡献，现在强调要重视改善人民生活，解决民生问题，并提出了以人为本。

    以上这些，都不是表面的变化，而是社会主义的质的更新。

    这样一些重大变化，使社会主义置于当代中国的现实基础之上，回归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又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以上这样一些重大的变化，给我们的社会发展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呢？以下四点是十分明显的。

    第一，带来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仅2165亿美元，到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已达3.23万亿美元，年均增长9.6％。我国经济连续二十九年快速增长，被国际舆论视为奇迹。

    第二，综合国力大幅度增强。无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都大大增强了。从我国在联合国的作用看，从我国在一系列国际组织和重要活动中的作用看，从解决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的进程看，我国的国际地位明显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影响力也明显增强了。

    第三，人民生活普遍改善。现在，我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这一点，也得到国际舆论的普遍赞赏。现在，我国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都有很大提高，衣、食、住、行、用等方面的巨大变化，人人都可感受得到。

    第四，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民群众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青壮年文盲已基本扫除，九年制义务教育已基本普及，大学的毛入学率已达到20%。过去普遍存在的个人迷信、思想僵化状态已有根本性改变。人们的民主意识、参与意识增强了。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交往方式，也有了很大进步。总之，人的素质有了显著的提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怎么来的呢？

    回顾历史，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结论，是在全面拨乱反正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现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是通过改革开放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由传统模式转变为一种新的模式。学者们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称之为“新社会主义”、“新型社会主义”，等等，表达的基本含义是相同的。

    三十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

    ☆ 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主题，

    ☆ 十三大明确了我国的基本国情，概括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制定了党的基本路线。

    ☆ 十四大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制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模式。

    ☆ 十五大确定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同时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这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基本形成。

    ☆ 十六大和十七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续向前发展。在此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不断充实，从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文明，到建设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个文明，再到建设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四个文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实践。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标准的社会主义。就像房子一样，世界上并不存在抽象的标准的房子。凡是房子，总是具体的，北京的四合院，上海的石库门，农村的农家小院，以及近年来在各地建起的一幢幢高楼大厦。社会主义也是这样。每个国家的社会主义，一定是各有特点，不可能一模一样，关键要看在基本点上是不是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遵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结合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在这三者统一的基础上，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科学发展的结果。我们应当将这几个方面联系起来，理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实践有力地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

    回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十年，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十七大文件汇编》第11页）我们坚持这条道路，不断开拓创新，一定能够达到既定的光辉目标。▲ □沈宝祥


为什么要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09/23/content_10095151.htm

    2008年09月23日 学习时报  最近，看到一些文献，一些同志对市场取向的改革提出了质疑。我认为有必要从经济学的角度认真分析计划经济内在的矛盾和困境，只有这样才能说清楚为什么三十年来，我们的资源配置方式要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

   ★ 一、传统计划经济理论的设想与几十年的争论

    1994年，党的十四大提出，要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即使从1978年以来算起，到1994年止，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争论，持续了16年。争论主要在计划与市场的性质上，也即它们到底姓社还是姓资，而不是考虑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率、动力和均衡配置资源的需要。

    关于计划与市场，西方和东欧的经济学家早在本世纪的30年代就进行过争论。然而，他们争论的角度却与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完全不一样。他们的争论是经济学意义的争论，而我们的争论，包括延续到今天的争论，却更像是意识形态的政治争论。这场争论不再在这里赘述。然而，如果将西方经济学家与东欧经济学家们的理论争论和现实中的问题介绍一下，有助于我们了解传统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支柱──计划经济体制是怎样失败的。

    社会主义能不能既有效率，又实现资源配置的均衡，西方和东欧的经济学家进行过长期的争论。西方经济学界20世纪30年代有过一场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论战。论战的背景是当时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已逐步形成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这里生产资料公有，没有生产资料市场。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 L•Von Mises）教授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计算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经济不能解决它的资源的合理分配问题。理论依据主要是，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结果是生产资料市场的消失，这样，生产资料的价值便不可能用货币表现出来，市场就不能从货币度量的价格信息传递和卖买双方的供求不断均衡中起调节作用，从而货币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就不可能起它在竞争市场上反映产品价值方面的作用，用货币形式进行计划就不可能了。这使社会主义无法确定生产决策和投资的经济效率，从而也无法合理配置资源。

    米塞斯的这一观点遭到了西方经济学界巴伦（E•Barone）的反驳，巴伦根据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论反驳说，即使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中央计划当局也能够通过解联立方程的途径推算出同竞争经济中固有的市场价格起相同职能的计划价格。巴伦的发现使得社会主义反对者对社会主义的攻击退到"第二道防线"，即不否定计划经济条件下有合理配置资源的理论可能性，而是否定其实际可能性。哈耶克（Hayek）和罗宾斯（Robbins）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他们认为运用巴伦的方程，需要有收集和处理庞大信息的能力，这在实际中办不到。例如，罗宾斯说："在纸面上，我们能设想这个问题用一系列数学计算来求解。……但实际上这种解法是行不通的。它会需要在几百万个预算数据的基础上列出几百万个方程，而统计数据又根据更多百万个个别计算。到解出方程的时候，它们所根据的信息会已过时，需要重新计算它们。根据帕累托方程可能实际解决计划问题的提法，只说明提出这种主张的人不了解这些方程意味着什么。"

    为了批驳哈耶克、罗宾斯，当时旅居美国的波兰经济学家兰格在《经济研究评论》杂志1936年10月号和1937年2月号上发表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一文，作为对社会主义经济反对派的一次反击，同时也考虑了苏联战时共产主义产品经济暴露出来的问题，提出了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兰格开拓性地探索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经济均衡的主客观条件、运行机制及其具体方式，他从一般均衡理论出发，证明社会主义经济中价格的决定不是任意的，而是通过相继试验错误的方法来实现的，因而是有客观的性质。中央计划局可以把这种价格作为经济计算的工具，实行资源合理配置，达到经济的均衡状态。兰格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理论构画，不同于马恩所设想的完全取消市场机制、没有商品货币的产品经济设想，也不同于苏联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模式，而是一种计划模拟市场的经济运行模式。

    兰格的计划模拟市场制定价格，调节运行的思想提出后，遭到一些经济学家的质疑，指出中央计划手段的有限性与实际经济运行的复杂性不相适应，因而中央计划局不可能代替市场的功能，不可能模仿出逼真的市场分配资源的机制。例如，哈耶克当时对兰格和狄金斯方案就提出尖锐的质疑。兰格当时也清楚他理论上的这一弱点，他知道如果不能解决计划手段问题，而仅仅靠中央计划局去对千百万种产品试错，等计划当局的计算和计划出来，实际的经济运行已经过计划期了，那么他提出的运行模式就会缺乏实际运用的价值。

    正当兰格在苦思中，本世纪40至50年代，主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前后的期间，出现了一系列崭新的科学技术和有关理论。它们是：电子计算机、控制论、信息论、系统工程、运筹学、投人产出平衡等。这些科学技术的成果，首先被运用于军事领域和工程领域，如控制论在二次大战中被应用于自动高射炮的研制中。而后，它们又被扩展到生产领域和大型工程项目的组织管理中。因此，他根据此，写了《计算机与社会主义》，通过计算机的价格试错，求解千千万万个联立方程，中央计划机关就可能有计划按比例地分配资源。

    ★ 二、计划经济暗含假设条件的不成立

    那么，为什么出现计算功能极强的计算机手段后，计划经济体制仍然在许多国家相继被改革，并由市场体制所替代呢？实际上，计划经济实施有许多暗含的假设条件，这些暗含的假设，在实际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中，是难以成立的。兰格的中央集权的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模式，建立在一系列暗含的假设之上：假设信息费用为零，取得信息是无代价的，从各行业、各地区、各企业和各消费者手中获得信息不需要成本；假设计划过程，即计划制定、下达、实施、反馈等过程也不需要成本；假设计划的制定、下达、执行、反馈等各方及各计划执行者之间的利益是高度一致的，计划的纵向和横向之间没有利益上的矛盾；计划人员是非常有理性的，其知识全面、经验丰富，能先知先觉，预测未来，计划人员犯错误的可能较小。

    这些假设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不成立的。

    ☆ 首先，获得信息要付出代价，并且需要时间，还要辩别信息的真伪。与计划经济相适应，需要建立庞大的统计体系、统计人员和机构，一直要延伸到企业和其他经济活动单位之中，这些人员需要开支。信息统计的时间有一个过程，包括样本记录、逐级汇总、直到集中。有一些信息，等这样一个过程完成后，其发布对企业的生产用处不大，甚至发生负作用，因为社会需要的变化太快，根据采集样本时的统计信息来指导生产，已经不适应变化了的对生产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在传统的社会主义行政体制中，往往由于生产者考虑个人的政治升迁、横向的攀比、部门和地区的利益，扩大生产成果、缩小利润、夸大损失等等伪信息较多。根据这些伪信息，制定农业生产计划，或发生粮食短缺，或出现粮食过剩；制定生产投资计划，或发生重复建设，或下达对投资者无利的生产任务，或者一些供给过剩，或者一些供给严重缺乏。

    ☆ 其次，制定、下达、执行和反馈计划也是需要成本的，而且比市场调节成本高得多。严密的计划经济体制，需要庞大的计划制定和发布机构，要有层层和各部门的计划机构，在各企业之中要有与之相关的计划处室。因此，计划经济设想实施的结果与马克思另一国家逐渐消亡的设想正好相反，国家越来越被强化。这种成体系的庞大的计划体系，需要巨大的办公开支，其人员需要大量的工资及住房等费用。而且计划制定和协商过程，也需要大量的成本，比如开会、文件、差旅、招待、邮电等等费用。计划的制定、下达和执行需要时间，社会资源在计划的制定、协商、下达、执行等过程中，周转速度缓慢，社会劳动时间延长，（类似资金利息式的）时间成本加大；而由于计划的周期长，往往社会需求在计划制定时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信息统计的反馈在一个统计和计划体制的国家里非常迟缓，根据制定的计划进行的生产和投资决策，形成的供给结构常常与社会的需要结构有很大的差异，导致社会资源配置的浪费。这就是计划的另一时间滞后性成本。

    ☆ 再次，计划研究者、制定者、层层下达者、执行者、反馈者等等之间的利益并不是高度一致的，这就影响了统计和真实性和计划科学性和其执行的严肃性。

    ◆ 一是、计划体系是由各方工作者组成的系统，而每个工作者有他自身的利益，他的利益与整个计划体制的利益并不是一致的。特别是计划制定和下达者，往往有很大的资源配置权力，资源分配的多少、好坏、及时与否，项目审批的时间、额度，等等，可以极大地影响计划执行者的利益。因此，计划执行者为了在争取计划（资源和审批）时，时间最短，成本最低，多获得资源，常常想尽一切办法来满足计划控制和下达者的个人的利益；而计划制定和下达者又利用制定、审批等权力来寻租。最后，并不能使计划的制定和下达，真正能按经济需要和比例进行。

    ◆ 二是、中央计划机关与部门及地区和企业之间，在利益上也并不是高度一致的。就各计划机关来说，本身也有一个小机关利益。对用各种方式交租金多的，分配资源也多、好和快；对所交租金少的，分配资源则无、少、差和慢。而要求计划需要资源和审批的部门、地区和企业，往往为了多得资源，夸大所需资源的数量，谎报需要的资源的必要性，再通过不正当地手段，获得资源，使资源可能配置在不当的行业、地区和企业之中。

    ☆ 第四，计划人员的理性是非常有限的，并不能预知未来，因此计划的科学性得不到保证。计划人员不可能有无所不包的全面的知识，而一个审批项目在现代社会中，其外部联系和内部结构越来越复杂，涉及到许多方面，一个计划制定和审批者，需要有各种工程技术方面的知识，要有财务、市场、风险等方面的知识，还能预测未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而由于过去和目前公务员和官员体制所限，关系、论资排辈、稳定等因素，可以能使许多知识面有限、能力较低的人员在计划制定、决策和审批的岗位上。许多计划人员根本不知道怎样调查需求、降低成本、避免风险。这样的计划人员制定、下达和决策的计划，本身可能就有许多错误。再加上个人利益决定的寻租动机，使计划的失误很多、时间很长、成本很高。实际上，目前许多亏损、报废和不应该建设的项目和企业，绝大部分，都出自各级计划机关。而且，由于没有产权关系，决策失误的风险和责任都与计划机关无关。计划人员非常有限的理性，其个人的利益，再加上决策无风险和责任的体制，使社会主义最大的浪费和损失发端和来自于各级计划机关。

    以上就是从经济学角度，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解释的，国家社会主义模式下的计划经济体制为什么要退出历史舞台、市场经济体制为什么要溶入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原因。▲（作者：周天勇）


中国航天与航天强国相比的差距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8-09/23/content_10094571.htm

2008年09月23日 《瞭望》新闻周刊
 
    9月20日15时15分，神七载人飞船、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和逃逸塔组合体，顺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标志着神七任务已进入最后的发射准备阶段。 新华社记者 李刚 摄

    在目前的国际航天界，美国、俄罗斯为第一军团，而欧洲空间局和日本、中国等为第二军团。

    随着“神舟”七号即将发射，新一轮的中国“航天热”成为北京“奥运热”后的又一国际话题。美国有位航天专家此前发出感叹，他将美国比作航天领域里一直跑在前列的“兔子”说，如今“兔子”虽然跑得快，领先很多，但在睡觉；中国虽然是航天领域的“乌龟”，过去跑得慢、落后很多，而现在，他们毫不气馁，步步前进。

    这一形象比喻，可谓既承认中国航天事业的成就，也认为中国航天与航天强国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 我国航天成就世界瞩目

    在独立自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国航天事业，起步较晚，但起点较高。

    我国载人航天事业起步比国际社会至少晚了30年，比航天强国美国、俄罗斯至少落后半个世纪。但是，我国自从1999年11月20日发射“神舟”一号载人试验飞船后，先后于2001年1月10日、2002年3月25日、2003年1月5 日，连续4次发射成功“神舟”系列号的不载人试验飞船。航天专家认为，这些成功表明，我国已掌握了天地往返技术，和其他一系列关键技术。

    2003年10月15日，我国发射第一艘载人宇宙飞船，航天员杨利伟成为浩瀚太空迎来的第一位中国访客。“神舟”五号的成功发射和回收，使我国成为继俄罗斯和美国之后，第三个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2005年10月12日，我国第二次成功发射载人宇宙飞船，成功实现“多人多天”的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在这次太空飞行中，我国还实现了第一次天地之间对话，创造了其他多个中国航天史上的 “第一”。

    时任美国太空总署署长的格里芬说，“神舟”六号升空，证明中国已跻身世界航天的 “精英国家”之列，中国再次展示，他们是一个能载人飞上太空的航天先进国家之一。时任俄罗斯航天局副主管的莫尔西耶夫说，中国已经加入了人类太空俱乐部，我们期望在所有范畴上跟其进一步合作，包括载人航天飞行。俄罗斯密切关注中国的太空计划。

    2007年10月24日，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嫦娥一号”月球探测卫星，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颗月球探测卫星。这颗探测卫星运行在距月球表面200千米的圆形极地轨道上，执行了多项科学探测任务。“嫦娥一号”月球探测卫星的完善发射，使中国人向着千百年的登月梦想逼近。

    ★ 与美俄航天强国的明显差距

    像在众多领域里一样，中国更多时候表现为大国，距离强国尚有不小差距。接受采访的多位专家坦言，我国尚未成为与航天强国美国、俄罗斯（前苏联）并驾齐驱的航天强国。对此，人们可从以下关键性节点来认识。

    ——1957年10月4日前苏联发射世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半年后，美国的人造卫星上天；而中国则是1970年4月24日才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中国比航天强国晚了十三四年。

    ——1961年4月12日前苏联宇航员加加林成为世界第一位飞入太空的人，1969年7月20日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乘坐“阿波罗”11号飞船，成为人类踏上月球的第一人；而中国则是2003年10月15日，成功发射和回收载人飞船，比航天强国晚了三四十年。

    ——1970年12月15日，前苏联“金星”7号探测器首次在金星上着陆，1971年4月9日，前苏联“礼炮”1号空间站成为人类进入太空的第一个空间站，两年后，美国将“天空实验室”空间站送入太空，1971年12月2日前苏联“火星”3号探测器在火星表面着陆。5年后，美国的“海盗”火星探测器登陆火星。与此相比，中国尚没有类似实际计划。

    ——1981年4月12日世界第一架航天飞机——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发射成功；1986年2月20日，前苏联发射“和平”号空间站，服役已经超期8年，至今仍在运行，成为截至目前人类最成功的空间站。与此相比，中国虽实现月球探测，但是尚未登上月球，离探测火星、着陆火星，研制和发射空间站距离还很遥远。

    受访专家认为，美国和前苏联在冷战时期建设的宇宙空间站，虽然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军事目的，但是，作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永久性载人空间站，让人铭刻于心的是其对人类空间科学和宇航技术的贡献。

    有航天专家指出，中国与航天强国存在明显的综合性和整体性差距。在人造卫星领域，我国刚刚达到国际航天界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期的技术水平；在飞船研制技术领域，我国与美国和俄罗斯相比，虽然在主要性能方面达到第三代飞船水平，但是也还有一定的差距。在航天重要领域，我国与世界航天水平的差距保守分析，为10年到15年。

    综观之，在目前的国际航天界，美国、俄罗斯为第一军团，而欧洲空间局和日本、中国等为第二军团。这一历史格局，在未来相当长时期难以改变。

    ★ 中国航天事业需作新努力

    多位两院院士、航天专家认为，中国与航天强国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新一代运载火箭研制；二是空间基础设施建设，三是航天科技体系建设。

    在新一代运载火箭研制方面，航天专家屠守锷说，早在多年以前，作为世界航天强国的美国、俄罗斯已完成运载火箭的更新换代。我国运载火箭的研制，与航天强国以及欧洲原有差距进一步拉大，甚至过去多年里，一度出现落后于日本、印度之势。

    中国科学院院士孙家栋说，航天技术要发展，运载火箭是基础，我国研制和发展新型大推力火箭任务迫切。新型火箭预先研制进行多年，有关发动机和大型结构设计取得成绩，已经达到了立项要求。

    中国工程院院士龙乐豪表示，未来，中国航天事业应瞄准世界先进水平，要实现这一目标，只有尽快研制出新型高可靠性、低成本、无污染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才能满足未来30年，乃至更长时间国内外市场需要，用来发射不同用途的大型卫星和空间站。

    新型运载火箭的主要特点是：大直径、大运载能力、高可靠性、无污染、易操作。今后10年，美国、日本、欧洲将陆续有此类火箭问世，在新的差距面前，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的研制应急起直追，作出新贡献。

    我国的长征系列火箭虽可基本满足低、中、高地球轨道不同航天器发射需要，但是，尚无能力发射我国研制的大吨位传输详查卫星和空间站，尚不能满足国际大吨位商用卫星发射需求。

    在专家眼中，我国传统运载火箭与航天强国主要差距是：直径小、运载能力小、污染严重，可靠性有待提高。国外新型运载火箭的近地轨道运载能力均达到20吨量级，地球同步转移轨道运载能力均在10吨量级，其直径在5米以上。从未来载人航天和登月探测飞行器的需要来说，我国同样需要研制直径更大和推力更大的新型火箭，新一代火箭必须在现有基础上实现创新和突破。

    运载火箭的直径对发射的航天器构造有直接影响，直径越小受限制越大，我国计划研制的探月航天器和空间站的构造，受现有火箭芯级直径的制约很大，迫切需要研制5米直径的大推力新型火箭。

    据本刊记者了解，在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关键时期，国家对此给予了高度关注，目前，新一代运载火箭研制进入快速发展时期，随着先进的运载火箭的问世，我国与航天强国在这方面的差距有望缩小。

    在未来我国空间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航天专家、两院院士梁思礼认为，实现从航天大国向航天强国的历史性转变，我国必须加强空间基础设施建设。

    据梁思礼院士介绍，空间基础设施建设，即设置在地球外层空间，可为国计民生提供服务和保障的基本的航天系统。这是一个由卫星和地面站组成的“天地一体化星座系统”，主要由地面与空间两大部分组成。空间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三大类：即全球定位系统、全球国际卫星通信系统、对地观测卫星系统。

    西方航天战略家预言：“在21世纪，一个国家对航天能力的依赖，可以和上世纪一个国家对于电力和石油的依赖相比拟。”太空将成为愈来愈重要的关系国家利益的新疆域。

    梁思礼认为，加强空间基础设施建设，最终目标是要建设一个空间和地面一体化的安全可靠的具有多种用途的航天网。这个网络系统要像铁路网、公路网、电力网等系统一样，可以长期稳定不间断运行，为国家的众多需求提供必要的服务和保障。由于空间和地面的设施和设备有一定的使用寿命，加之科学技术在不断进步，新设施和新设备不断涌现，因此，要加强空间基础建设，必须有计划地更换和替代空间与地面的设施和设备，保障这一网络时刻保持正常运行状态。

    梁思礼提出，我国在部分航天领域已走到世界前列，现在，我国应该重视航天基础设施建设，使之更好地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实用性的航天科研项目有相当可观的市场，这些市场不仅有国内的，而且有国际的。有了国际和国内市场的支持，航天事业才能突飞猛进。

    在航天科技体系建设方面，航天专家认为，中国要成为航天强国，缩短与发达国家的现实差距，需要加大投入。当然，我国的投入，以前和今后都无法与美俄航天投入相比，因此，我们需要用国家有限的资金，努力建设独立完整的航空科技体系，继续走具有中国特色航天发展道路。

    国家航天部门负责人表示，中国的航天事业，须按照需要发展，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前提之下，选择那些为社会所急需的项目攻关和突破。这样，才更有利于把中国的航天技术水平提高一步。▲（《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杨民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