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胡锦涛清华上学时一文突显了成为改革开放领导人的基础
http://www.topyl.com/bbs/thread-458928-1-1.html

    胡锦涛同志在四十四年前，发表于《人民日报》的《上了生动的一课毛泽东思想的颂歌——工人农民战士学生座谈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文章，是非常及时的，也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胡锦涛同志这篇文章，向我们提示了党的改革开放领导人勇于进取的三大基础，从而，让我们更坚信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性。

那么，党的改革开放领导人勇于进取的三大基础是什么呢？

★ 其一，党的改革开放领导人的思想基础是毛泽东思想。

在改革开放初始，小平同志就提出了“四项基本原理”。这不仅是改革开放的政治纲领，也是改革开放理论的出发点。因此说，改革开放理论就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正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决不是引用毛泽东同志的只言片语，而是，完整地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于实践中。比如：毛泽东在其两篇著名哲学著作《矛盾论》和《实践论》中，并没有引用马克思列宁的只言片语，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而是完整地运用了马列主义哲学思想，并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案例，来揭示中国革命规律。同样，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也是如此。由此可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是一脉相承的，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 其二，党的改革开放领导人的感情基础是忠诚党的革命事业。

党的事业是什么？她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全心全意地为人民谋幸福；邓小平一心一意地让人民过上富裕生活；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执政为民”都是对党的革命事业忠诚的体现。

★ 其三，党的改革开放领导人的现实基础。

不同时期的党的领导人，所面临的现实基础也不同，因此，他们谋略也不会相同。这就是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唯一特征，就是灵活机动地运用战略战术；同样，社会主义建设也需要坚持这一特征。正是如此，我党的领导人虽然都坚持马列主义，却从不重复过去的方式。毛泽东没有重复俄国十月革命，同样，邓小平也没有重复毛泽东做过的事。因为，党的领导人都尊重现实。

当然，真正跟党走的人，也必然会有这三个基础。不然，他就不能理解党的精神，就不能辨别前进方向。因此，不具备这三个基础的人，哪怕是只缺一个基础的人，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者！

★ 附：胡锦涛早年一文：

上了生动的一课 毛泽东思想的颂歌

——工人农民战士学生座谈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清华大学学生 胡锦涛）

人民日报1964.10.06 第 6 版  

看了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以后，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旧中国沉重的苦难，革命先辈们抛头颅、洒鲜血从事艰巨的革命斗争，胜利的红旗插上了天安门的情景，蓬蓬勃勃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繁荣景象，都教育着我，鞭策着我。我从内心感到：这不仅是一场很好的歌舞，而且是一部中国革命的巨大史诗，是党领导下的四十多年革命斗争的缩影，是对我们进行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它赋予我们巨大的精神力量，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  

对于我们这些没有受过旧社会苦的年青人来说，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给予我们深刻的忆苦思甜教育。从《旧中国的苦难》一场里，我看到在旧社会三座大山的压迫下，劳动人民食不糊口、衣不遮体，他们肩上压着沉重的负担，在皮鞭下牛马似的干着活，却过着牛马不如的日子。残酷的国民党反动派还要抓壮丁，弄得劳动人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无耻的帝国主义者，他们吸尽了中国人民的鲜血，还任意残杀中国人民。的确“不懂得剥削，就不懂得革命！”这种阶级的深仇大恨，国家民族的耻辱，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我们要把革命进行到底，要把黑暗的剥削制度从地球上消灭干净！  

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使我更进一步体会到我们党和毛主席的伟大和英明，使我下定决心，更加坚定地跟着党走。歌舞中充分地显示了从党成立的那一天起，中国革命就走上了新的历程，特别是遵义会议确立以毛主席为首的领导以后，我国的革命事业更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代。是在毛主席的指引下，红军完成了举世无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在毛主席的号召下，解放区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大生产运动；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是在毛主席思想的光辉照耀下，今天我们又高举三面红旗，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这一切都雄辩地证明，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毛主席是伟大的领袖。他代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他代表了我们六亿五千万人民的革命呼声，我要更好地听毛主席的话，学习毛泽东思想，坚定地跟着党走，永远前进在毛主席领队的革命行列中！  

看了这场歌舞，联想到今天大好的革命形势，我深深感到我们青年一代肩上担子的重大。我们的革命先辈吃尽了千辛万苦，打下了今天的江山。我们青年一代能不能接好革命的班，这是关系到我们的党会不会变质，我们的国家会不会变颜色，我们的革命事业能不能进行到底的严重问题。我们决不能把先辈们流血牺牲得来的革命果实从我们手中丢掉。我是一个青年学生，要更好地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努力吸取革命先辈的革命经验，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走革命化的道路，走劳动化的道路，决不辜负革命先辈的期望。▲


国家发改委官员反思医改 最大损失是迷失方向
http://www.ddhw.com/readarticle.aspx?topic_id=1000&msg_id=67736

    2008-9-22 作者: 周凯   
    
　　在昨日举行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举行的第四届中国健康发展高峰论坛上，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副司长王东生表示卫生体制改革最大的损失是行业发展方向的迷失、从业者对宗旨灵魂的败坏、医患关系紧张。并指出医改要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

　　9月21日，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举行的第四届中国健康发展高峰论坛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司副司长王东生表示，改革开放30年来，卫生体制改革最大的损失就是行业发展方向的迷失和对宗旨灵魂的败坏，以及医患关系紧张。

　　王东生表示，从上世纪80年代进行卫生体制改革以来，医疗机构基础设施条件得到较大改善，先进的医疗设备大量配置，医疗技术和服务水平明显提高，群众因资源短缺造成的看病难问题得到基本解决。

　　但同时，改革也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一是医药费用大幅度增长，个人支付比例增加。王东生列举了一些数据，我国卫生总费用由1980年的143.2亿元猛增到2006年的9843.3亿元，增长了68倍，同期政府和社会投入由78.8%下降到50.7%，个人支出由21.2%增加到49.3%，看病贵、看不起病成为新的社会问题。

　　二是对医疗机构监管不力，医德医风每况愈下。在放开搞活、鼓励创收政策引导下，医疗机构逐利行为不断增强，花样不断翻新，医疗费用成倍增长。行政管理部门疏于对医疗机构的监管，更加剧了医疗机构和医生不规范行为的发展。

　　王东生指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在市场经济机制改革中，首要的任务是要分清市场与政府的职责，把公共产品和半公共产品用市场化的办法进行改革必然走向趋利化，违背了公益事业的发展规律，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为此必须回归其公益性质”。▲ 来源: 中国网


是朝鲜政局变数让越南对中国爱妒交加吗？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727528.html

2008-09-21 李奉先 文 : 前不久，越共总书记向中国政府求援，度过了经济危机。没多久越南便与美国埃克森-美孚达成了一项油气初步勘探合作协议，而勘探地点恰位于南海中越争议海域。越南将上百南沙油气区全球招标,美俄法英德等国公司已与越南签订合同，开采的却是中国的石油。越南甚至放出硬话，狂妄地宣称“拥有南沙全部岛屿的主权”，其官方《西贡解放报》甚至声称“决不放弃一寸土地”，并“不惜与中国一战”。　

是什么原因促使越南既有求于中国又敢开罪中国呢？难道是朝鲜半岛的政治波动促使越南这样做吗？笔者认为不单单如此：

◆ 1、越南的经济现状迫使它试图通过南海问题转移国内对政府的抱怨情绪。

　中国国内学者普遍认为：“越南是南沙争端中我国最危险也是最难解决的对手。”在南沙主权问题上，越南的既得利益最多，它占据了23个岛屿，并且每年开采三千万吨石油，而中国实际控制仅仅６个岛屿。越南侵占南沙群岛部分岛屿后，将南沙海域划分为上百个油气招标区，在国际上公开招标。

招标的目的是引狼入室，从而染指更多的经济利益。以此激发国内民族的向心力，让国内民众很快忘记中国对越南的无私援助，越南当局此举自认为最上手的如意算盘。

◆ 2．妄图靠国际因素借力打力。

 近几年来，越南同美国、俄罗斯、法国、英国、德国等国家，不断签订勘探开采石油、天然气的合同。上述的国家基本上都是历史上的西方列强，签定合同后，将试图给中国制造麻烦和难题，使主权之争演变成国际问题的多方外交纠葛。越南当局明白：南沙的石油给它带来了巨大的利润。仅2006年上半年，越南油气总公司油气开采产量就达1237万吨，其中原油为860万吨，天然气37.65亿立方米，原油出口量约为820万吨，出口额达41.4亿美元。越南不但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同时也将世界主要大国都牵扯这一争议性的课题。

◆ 3、越南面对中国在越的影响力深为恐惧，牵制中国它才能再其势力范围内军事称霸。其实越南很自卑，越是歇斯底地叫嚣越反映其里子的虚无。越南对中国的感情：又怕又爱。虽然频频挑衅，却又频频败北，消弱中国对该地区的影响力，才能使其具备备底气，这一点，笔者认为越南与韩国很相似。

◆ 4、中国因为国内经济建设，越南担心中国走民族复兴之路，会使其本身再次中华化。越南明白自己过去曾经是中国的地方政府，疑虑和戒备促使其打出“中国威胁论”的牌子。想要借题发挥，南海问题便是很好的话题。

于是越南不断与中国表面亲昵互动，一边又积极推进与强国的军事合作。正如香港军事评论员马鼎盛先生认为：“越南为了能够在东南亚抗衡中国，冷战时代是依靠苏联支持搞地方霸权主义，现在它又积极推进与美国、日本及印度的军事合作，并多次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其矛头当然首先是对准中国。”

◆ 5、历史上南海主权的争论，越南担心自己的证据无法站稳脚跟，有必要引发东盟的关注。

以东盟或南海各当事国之力共同对抗中国，以达到其进一步侵食和霸占南海之目的。

◆ 6、越南认为自己有能力打造强势海军，必须有中国的默许和支持，它才能称雄该地区。越共九大后，越南大力推行海洋发展战略，没有中国的杯葛，它将能为所欲为。所以它得与中国“恩爱”，尽管心里有自己的想法。不恩爱，害怕中国真的震怒……

◆ 7、越南担心中国想把它抱得太紧，因此越南试图通过求助于美国，再借助另一个大国俄罗斯与中国相抗衡，于是它认为有向中国骄人和叫板的资本。

越南军方人士称：“自2005年从俄罗斯购买了11架苏-27战斗机后，越南海军的空战能力大大增强，而购买苏-30MK、米-28H、卡-31和苏-39等先进战机的计划，也都在有条不紊地实施着。越南计划在2015年前建成一支现代化海军。”

越南国防部长范文查甚至放风说：“如果没有美国驻军，我们都知道谁会过来。等我们明白时，中国人可能在南沙站稳了脚。”范文查公开表示：“希望把金兰湾和美国作新一轮的妥协交换，换取美国的军事合作。”

◆ 8、越南当局认为台湾因素和美日因素一直牵制着中国的发展，中国根本没精力没时间和越南转趋交恶，意识形态问题使中国忍气吞声。台湾为了寻求所谓的“国际空间”，不惜贸然接近越南。这给大陆在处理越南局势造成了非常大的麻烦。
而越南地处在重要的战略地位，是美日石油运输线的必经之地。美日围堵中国的都必须利用东盟来牵制和制约中国。

最后指出：朝鲜半岛变数起伏，越南需要中国维持其国内政局稳定，但也渴望朝鲜因素制约着中国的战略布局。美国“和平演变”越南的方针，一直没有改变，越南夹在中美大国博弈之间，不得不权衡利弊。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中国对越南素来以德报怨，但关系主权尊严问题，笔者认为中国只是隐忍不发罢了。向来“以邻为善，以邻为伴”的中国其实洞若观火，中国仍以最大的诚意和博大的胸怀珍惜中越友谊，只希望越南迷途知返，不要再做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则已。▲ 2008-09-21 李奉先 文


"举国体制"的资源错置与社会不公
http://newsvote.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7590000/newsid_7591600/7591621.stm

透视中国、何清涟
 
中国政府为北京奥运做出巨大投资

北京奥运盛宴结束，中国终于用金山银海堆出了"金牌第一大国"，这很让中国政府受到鼓舞，于是官方人士放话，今后还要坚持体育的"举国体制"。因此，我想讨论一下举国体制的两大弊端：资源严重错置与社会不公。

★ 资源错置：教育、公共福利与奥运金牌孰轻孰重？

先列举一组数据说明中国财政收入的支出流向。即使按中国政府对外公布且大大缩水的430亿美元（另一个北京奥组委顾问黄为透露的数据是5200亿人民币，计700多亿美元），这一投入也远远超出事关中国"百年大计"的教育支出，更是超过全国卫生支出――2007年，中国教育支出为157亿美元，卫生医疗支出为97亿美元。而教育与医疗费用过高，早就被中国人谑称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中的两座（另一座为购买住房支出）。

这两座山有多重？以教育为例，2006年青海省人大代表程苏在"两会"上提交的调查表明，西部贫困农民家庭供养一个孩子上大学，要透支35年的家庭收入。另一项调查中，接受调查的110户陕西合阳农户中，11人因高额学费而累死、自杀或病逝，所有家庭都负债累累，从数万元至十几万元不等。此类情况不独发生在青海与陕西，是全中国中下阶层的共同恶梦。

政府的卫生公共投入减少，使中国医疗体制的公益性严重缺失。欧洲国家在医疗方面的公共投入，约占整个国家医疗卫生投入的 75％左右；东欧等转型国家约占70％左右；印度近年来在53％－57％之间。中国的卫生公共投入远远低于上述国家，近年来徘徊于45％左右（政府投入只占18％左右，其余为社会投入），公众个人投入占国家卫生总投入55％左右，负担很重。因此有病不敢就医者，在城市约有五六成；在农村则有七成以上。而因病返贫的家庭，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都有不少。

到底是支撑面子的奥运金牌工程重要？还是教育与公共卫生这些有关民生的公共投入重要？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会有不同的选择，中国政府放弃了民生，选择了面子工程，这种资源严重错置，只会发生于缺乏纳税人博奕机制的政治制度之下。

★ 社会不公：举国体制养育了体育利益集团

中国人对体育举国体制的反思始于2004年雅典奥运会举办前夕。当时中国网络上流传一篇文章"警惕奥运金牌的陷阱"，作者在文中展示了惊人的数字：雅典奥运会"备战"4年，中国花费了200亿元。如果中国队在雅典获得30枚金牌（事实上得了32枚），那么每枚金牌的成本就差不多是7亿元，"可谓世界上最昂贵的金牌"。在雅典奥运会中国鸣金收兵之后，另一篇"一枚奥运金牌7亿元？体育举国体制的冷思考"问世，引发了国内对体育举国体制的热烈讨论，参与者认为，教育与民生比金牌体育重要，国家的财政开支应该用在刀刃上。

《南方周末》当时发表了一篇对北京2008年奥组委执委和亚奥理事会体育委员会主席魏纪中的采访，魏认为雅典奥运组办之所以获得成功，"最根本的一条是，希腊政府把体育场馆建设放在了后边，而把老百姓放在了第一位。"

2004年的讨论还触及举国体制的另一个问题，即重奖举国体制培养的金牌运动员究竟合不合适。我今天想讨论如何解决举国体制产生的这种社会不公。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既然是全国税收支撑的举国体制培养出这些金牌运动员，金牌投资者"全国人民"应当分享金牌带来的经济效益。但"全国人民"此时却成了一个名义上分享金牌荣誉的集体名词，而非实体，甚至没有代理人。倒是"全国人民"投资养活的体育界，不仅享受公务员待遇，还围绕着金牌运动员形成了一个个利益集团，包括运动员、国家体委、运动员所在的队及"培养"其出道的家乡体委在内，均可分享"奥运金牌工厂"产出的一切利润，而真正的投资者"全国人民"在利润分成时却处于缺位状态。

我认为，"全国人民"至少应当参与利润分成，用来建立一个基金会，为体育的举国体制转型预作准备。无论如何，这种资源错置、漠视民生的制度安排不应当再延续下去。▲


什么原因使江泽民在文革中遭迫害较轻？
http://www.topyl.com/bbs/thread-458306-1-1.html

    江泽民设法在“反右”运动和“大跃进”中幸免，相对而言安然无恙。到了1962年，他所有的考虑都集中于未来。促成他的调动的又是汪道涵。两人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江每次因公出差去北京，都会拜访汪夫妇。汪当时是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副部长。随着经济开始复苏，他想让江泽民离中枢更近一些。汪把36岁的江从长春调到上海，让他担任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第一副所长，这是一个需要他的管理与技术技能的职位。

　　“在那里工作的有700多人。”曾培炎回忆说。曾在同一年进入该研究所，几十年后，他成为江主席最重要的部长之一。“年轻人和技术人员都喜欢同江交流。他是个组织者，又是个专家。他经常到我们实验室来，了解我们的研究工作进展如何。”

　　汪还安排江的妻子王冶坪在同一研究所担任总务秘书。此后的20年里，她的职务不断提升，直到担任研究室主任。在工作中，她非常热情并且很低调，下班后就赶紧回家照顾家庭。

　　在当时遭受“大跃进”破坏的中国，上海算是一个相对繁荣的“孤岛”。尽管如此，生活还是很艰辛。虽然江被提拔了，他拿的工资还是很低。他和妻子每天自己带午饭，送孩子上学，坐公共汽车上班。他们要一周数次设法排上最短的队购买生活必需品。不过，江的新工作有一个好处，就是在新职工宿舍分到了一套现代化的两居室公寓房。在上海拥有自己的房子曾是他们家庭的梦想，他们将在这套公寓中住上20多年。

　　人们充满乐观，看来，那些破坏性的政治运动似乎终于退潮了。以刘少奇和邓小平为领导的党的务实派在与激进的“左派”分子的斗争中越来越有魄力。刘在 1959年接替了毛担任国家主席。(在中国，“左”和“右”的政治标签，就其在“保守派”或“自由派”方面的意义而言，跟在美国的情形正相反。“左派”是保守派，他们力图维护纯粹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毛泽东推行的政治控制。右派是自由派，他们力图改变现行体制，以使其更符合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和开放的民主政府。终其一生，邓小平既与极左也与极右作斗争。继承他的事业的江泽民也将如此。)

　　1962年2月，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指出，国家的灾难局面只有三分属于天灾，另外的七分属人祸。包括毛和刘在内的很多高级领导人作了自我批评。邓将问题归咎于经验不足，他说所有人都有责任。毛继续被尊崇为新中国的缔造者。他在那次会议上表现出反常的顺从，但这些批评很可能已经激怒了他。4年以后，毛发动了对刘和邓的斗争，但当打倒这两人的时候，也几乎毁掉了整个国家。

　　而在当时，人们试图采用务实的方法解决中国的问题。最具革新精神的领域之一是由刘少奇的门生薄一波所领导的第一机械工业部。他营造了以工作成绩为奖惩依据的环境，像江泽民这样的人可以在这种环境中崭露头角。

　　“江在研究所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发展国际合作，”沈永言回忆说，他在江到任后不久看望了江，“他说所长对这方面不感兴趣。”江泽民热爱学习语言，尤其是英语，加之思想开放，好奇心强，真是很有天赋。他访问了很多国家，他的国际视野开始形成。

　　1965年，一机部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出席在日本举行的科技会议，江被选为代表团成员。由于中日没有外交关系，因此两国没有直飞的航线，代表团要途经香港。江对这个岛屿的繁荣与迅猛发展印象深刻。香港所有的行业———纺织、电子、航运、房地产和旅游业———都欣欣向荣。香港的出口额相当于中国大陆出口额的6倍之多！它跟上海的差距之大令人吃惊，而上海还被认为是中国的商业中心。岛上精致的百货商店及现代化的摩天大厦让江了解到一个中国的城市可以达到怎样的成就。

     他此行的表现和随后所作的汇报给上级留下了深刻印象。1965年年中，部里有意将他调到北京，在那里他可以协助管理全国的电机生产，但是一项新的、更为重要的任务突然出现了。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包括一个原子能研究中心在内的一项重要工程———刚刚成立。汪道涵建议由不到39岁却有着动力工程领域过硬履历的江担任所长兼党委副书记。身兼两职给了江很大的权力，这一任命把江提拔进了高级领导干部的行列。

　　江对于这一任命心情复杂。虽然他将成为有300多人的新机构的领导，但他更喜欢在北京工作的前景。新职务的一个不利因素是，他的家庭没法与他同行。家人不得不留在上海———这是一段20年分居生活的开始。尽管江每年有一个月的假期可以与家人团聚，两地分居还是使这个家庭，尤其是他的妻子在情感上付出了代价。另一个不利因素是，武汉作为湖北省的省会处于政治主流之外。不过，事实很快证明，这一点反而是天大的喜事。在此后的几年中，政治的主流是任何人都最不愿卷入的。

　　1965年11月10日，迫在眉睫的厄运初见端倪。一家上海报纸刊登了抨击北京市一位副市长所写剧本《海瑞罢官》的文章。评论的作者是一个叫姚文元的人，他声称该剧含沙射影地攻击了毛主席，阴险地暗示有党的高级干部在背地里支持该剧。后来结果表明，姚自己才恰恰为他人所操纵，特别是毛的妻子江青以及上海的宣传干将张春桥。他们三个再加上一个名叫王洪文的工厂保卫干部将会成为臭名昭著的“四人帮”。

　　到了1966年3月，“四人帮”(译注：当为江青等人，此时“四人帮”尚未形成)对毛危言耸听地说，“你的命令没人理会，你的权威正被人篡夺”。毛则认为可以通过净化中国的意识形态加速中国的发展，但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却来源于他的信念，这信念产生于他动荡的一生的晚年，即他必须再次使中国革命化。 “文化大革命”开始是为了阻止中国走上苏联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道路，最终却化为十年浩劫，几乎毁掉整个国家。毛想造福的对象——工人和农民——全都变得更加贫困。

　　正像他以前所做的那样，毛又一次求助于人民，敦促他们谴责其领导人和被他称为“阎王殿”的党的中央委员会的一些部门。当年晚些时候，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分别被打成“头号走资派”和“第二号走资派”。两人都遭到清洗。刘少奇夫妇受到了红卫兵长期的肉体和精神折磨。当监狱方面拒绝治疗刘少奇的糖尿病时，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邓小平也免不了承受较长时间的艰辛，但其命运要好得多。

　　类似的惩罚也落到了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的头上。最初，他们并不认为这种疯狂能够持久，但在狂热情绪和激进分子与投机分子的推波助澜下，“文革”迅速升级，并失去控制。毛泽东，一个真正具有超凡魅力的人，其人格却被严重扭曲了，对他的崇拜笼罩着全国。年轻的红卫兵大多数没受过多少教育，他们挥舞着记录着毛主席语录的红宝书，好像它是神灵的启示一般，对任何他们认为是反革命的人加以审判。红卫兵呼喊着制造不和的口号：“破四旧”(即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和“永远忠于毛主席”等。

　　大学被关闭了，教授们被流放到农场去清扫猪圈或在水稻田中劳作。当“革命委员会”接管了为数不多的仍在办公的机构以后，运动进程告一段落。人们开始相互为敌———工人对工人、朋友对朋友、孩子对父母。随着数百万人遭到清洗，文明被扫进垃圾堆，整整一代人被毁掉了。30年后，江泽民说：“贬低和破坏美好文化艺术的荒谬行为是完全错误的。”

　　起初，江最担心的是他在上海的家人。到1966年11月，他意识到无政府状态并没有像多数人希望的那样快要过去，而是正在不断蔓延。12月，他请了一个短假去看望妻子和儿子。他决定取道北京，他这样绕道有其深意，是想亲身感受一下正在发生的一切。

　　到达首都后，江了解到，一机部所有高层领导都已经或即将被打倒，并发配到农村去扫猪圈和种稻子。汪道涵和江的其他朋友一样都被流放。他们销声匿迹了10年或更久。

　　上海的情景同样令人不安。潮水般的红卫兵蜂拥在市委大楼门前，高呼口号要求市委书记陈丕显和市长曹荻秋下台。两人都曾有过光辉的革命记录，现在却遭到攻击。据说是因为陈拒绝谴责刘少奇和邓小平。12月30日，聚众闹事者突破了军队把守的路障，洗劫了中共上海市委的办公室———该事件被称为“康平路事件 ”。此后不久，陈就被揪出来参加了3次批斗会和公审，电视台对此进行了现场直播。此后他和其他许多人一样也被清洗了。江泽民后来把这一阶段的动乱称为“史无前例的破坏时期”，其中有些是他亲眼目睹的。

     1967年1月，江回到武汉，他发现“文革”的冲击已像冬日的寒风，横扫了这座城市。江保持了低调，他穿上旧军服，与普通人装束无二。不过，作为研究所所长，他很容易成为攻击目标。批判他的“大字报”贴到了墙上，其中之一写道“江专而不红”。他被指控为走“白专”道路，是“修正主义者”和“走资派 ”。他自己说过的话———“我们必须热爱我们正在从事的工作”———成了他的罪证，他还因为重复陈毅将军的话———“‘专’就是红，它们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而受到批判。

　　在江泽民身上，红卫兵找到了大量的攻击点：他的知识分子背景、他成长的文化背景、他所接受的精英教育以及他在苏联的留学经历。他能说多门外语这一事实意味着他“崇拜外国生活方式”。他们还指控江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

　　江的确非常注意自己的外表。他偶尔会在公开场合梳头并整理着装。他的朋友们有时候会以此开一些善意的玩笑，他们会说：“大脑袋小梳子。”江会微笑着回敬他们：“爱美乃人之天性。”

　　江默默地承受批判。与他的同学和同事相比，他知道自己是幸运的。他没有被清洗、流放或监禁。他有两个救命的优势：他生在一个“红色”的家庭；他专注于科学研究。用“文革”的语言来说，他是属于“靠边站”，而不是被“打倒”。尽管如此，他还是很愤怒：毕竟他曾为建设党和国家那么努力地工作。江后来告诉他的朋友和家人：“墙上的大字报真令人难以忍受。没办法同他们理论。对我而言，这是一种折磨与考验。”

　　红卫兵选了一个名叫刘振华的大学生来调查和审问江泽民，这可能是使江感到最为屈辱的事情。在审问中，江十分坦诚。他告诉这个神经过敏的学生：“你们年轻人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有各种各样的人。你必须学会如何用自己的头脑分析问题并发掘真相。”当刘指责他的“资产阶级生活”时，江愤怒了。

　　他斥责道：“无稽之谈！我住的是宿舍。我的毯子都被虫子咬破了。我的公文包破烂不堪。你可以去查我的所有财产！”

　　刘私下里告诉一位朋友，他非常感激江的忠告。

　　尽管如此，江被拉下了所长的位子，接受公开批斗，被迫交代自己的“错误”并写下检讨书。尽管他在心里可能有时觉得生气,有时觉得好笑，但江努力保持一个坦率正直的态度，不给那些坏蛋以任何借口对他进行变本加厉的迫害。即便如此，他拒绝为了开脱自己而牵连任何人。一段时间后，攻击他的人好像已经用尽了所有可以指控他的借口。

　　是什么原因使江泽民遭受的迫害相对较轻呢？首先，他离北京和上海比较远———那两个地方被看成是滋生反对毛以及破坏共产主义的“走资派”的温床。另外，江的个人行为无懈可击：他没什么财产，从不追求浮华的生活方式。为了把迫害他的人搞糊涂，江强调他的父亲是共产党的烈士，而对他成长的文化背景和所接受的精英教育则轻描淡写。那时江还不知道，他的母校扬州中学是红卫兵攻击的早期目标，他们用鲜亮的大红色把这栋“封建”大楼涂抹得面目全非。

　　江竭尽全力帮助所里的工作人员。他的办公室主任姓杨，曾经在中南海担任过10年的警卫工作，对党很忠诚，但由于曾给中央委员会写信批评“四人帮”(译注：当为江青等人，此时“四人帮”尚未完全形成)而被打成“反革命”。江对他说：“杨同志，你确实是一个好同志。你一定要相信只要我们的老一辈领导人还健在，只要人民解放军还在，天就塌不下来。最终，你会得到平反和正确评价的。”

　　在江被停职期间，他为技术人员组织讲座和课程，考虑到当时反知识的政治气候，这真是个小小的奇迹。其中包括用英语和俄语来授课，吸引了100多名学生。他还加深了自己对核工程学及马列主义的理解。头一次有了那么充足的时间，他可以如饥似渴地读书，特别是英语书籍，非常具有反讽意味也非常聪明的是，其中包括外文版的毛泽东著作。毕竟，怎么能够批评他读毛的著作呢？江的另一项自我完善是学游泳，这一技能成为他在以后岁月中最主要的锻炼方式。

　　9月，江探访了一些新入所成员的房间，注意到他们中的4个人挤在一个狭小的屋子里。在与一位名叫华明春(音译)的不到20岁的毕业生交谈时，他说：“ 小华，为什么不和我住到一起呢？”听到这话，新来的同志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是紧张地笑笑。“这不是什么大事，”江说，“所长和其他人都应该一样。领导决不能搞特殊。”当华到了江的房间，他惊讶地发现江已经重新放置了两张单人床，还把自己的小书桌放在床中间，与他共用。

　　1967年是“文革”的暴力活动达到高峰的一年。华明春回忆说：“有一天，我问江所长，他想不想出去看不同红卫兵派系间的武斗。他拍拍我的肩膀说：‘小华，你还年轻，你应当把时间用到学习上。如果我们没有知识，就不能建设我们的国家。’”

     在华搬进来之前，江把所有业余时间都用于在宿舍里学习。他的床上总是堆着高高的书。如今他有了个室友，江便在办公室里读书，直到很晚才回来，几乎总是要到华睡着以后。“他总是很小心地开门，”华说，“他从不开灯，总是摸黑作上床前的准备。”

　　华和江在一起住了3年。他记得江从不抽烟或喝酒。不过，他的确记得江的宽边眼镜，还有那颇有意思的头发问题。华说：“我们所里有些人批评江的头发留得太长了。他们说江的发型是(解放前)30年代的。”

　　江别无选择，只能把头发剪短，但当他回来时，听到了同样的抱怨———说他的头发还是不够短。因此他再次回去，让理发师给他理了个政治上正确的寸头。当他这次再回来的时候，他摩挲着几乎已被剃光的头问他的室友：“小华，现在我的头发怎么样？”

　　华忍不住笑了起来。他说：“好啊，江所长，短头发能防止被人‘揪辫子’。相信我，这次没人会批评你的头发了。”

　　江泽民在武汉的那几年里，只有很少的个人财产———一个旧皮箱、一个人造革手提包、一条蓝色碎花小棉毯、一顶旧蚊帐、一个小收音机以及一个煤油炉。研究所没有食堂，单身汉要吃饭就得到隔壁的武汉锅炉厂去。有时候，江工作或学习太忙，他会给华留一个字条，让他带碗米饭回来。其他时间，他会用煤油炉做点简单的汤面。“我们所里就有煤油，”华解释说，“但江总是到商店去买他需要的那一点煤油。”

　　“个人的就是个人的，”江说，“所里的就是所里的。我们必须公私分明。”

　　“在我看来，这有一点过分了。”华补充说。

　　1968年，有更多的人进所，由于没有空房子，两个人搬进来与江和华同住。江对华说：“我们要同甘共苦。”他的室友聊天打牌，但无论屋子里有多吵，只要江在屋里而又没睡觉，他就总是在读书。有一次，一个室友的家人来访，江建议所有其他人另找地方睡几天，让那家人有些私人时间在一起。

　　多年后(1991年)，华明春惊讶地得知江泽民是江上青的儿子。“我们在一个小房间里生活了3年多，”华当时说，“但他从没对我提过他是烈士的儿子。”

　　1967年10月9日，周恩来总理———在这个灾难性的时期几个孤独的理性的声音之一———访问了武汉。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按要求夹道欢迎这位伟人，江与其他同事一样，都把这看成是一种荣誉。但是，就在周到来之前，江和另外6名靠边站的高级领导被强行关进一个空屋子里，不许出来。这让江感到苦涩和失望。他说：“今天，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见到周总理。”江的同事从没见他这么沮丧过。

　　在停职近两年后，江泽民被要求接受党的严格审查，结论是在江的个人背景或政治行为中找不到任何严重问题。结果，江被送到“五七”干校。“五七”干校的得名是因为毛泽东在这一天号召知识分子去体验农民的体力劳动。干校位于一个农场，通过身体受苦的方式来改造人，据说这是锤炼政治纯洁性的火焰。吃饭就是用粗糙的饭碗，像农民一样蹲在地上吸溜面条。几十年后，江仍记得农场那“尘土满天、泥泞崎岖的乡村小路”。

　　江在农场住了一年多。由于性格使然，江充分利用了这段时间，并和一些人建立了友谊。除了按要求养猪和种小麦，他靠演奏乐器、练习书法和绘画来打发时间。文化兴趣又一次使他保持了良好的精神状态。转折即将来临，干校生活是江复出的第一步。▲


大家都在看 中国怎样处置“三鹿案”
http://www.ddhw.com/readarticle.aspx?topic_id=1000&msg_id=67705

　　亚洲週刊 2008-9-21；中国必须将“三鹿”毒奶粉大案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的问题来严办，并在体制上全面改革，加以防范。如果政府不能保障人民的消费安全，也必将在政治上付出难以估量的代价。

　　近代的经济史学家罗伯茲(Robert S. Lopez)曾指出，当十三及十四世纪资本主义在意大利半岛各城邦萌芽的时刻，生产与商业行为曾发生了重要的质变，那就是“它不再是一种冒险”，而变成例行、重复、均质、风险大幅降低的纪律行为。而经济文献学者也寻找到当时的工匠团体及行会规章，严格要求品质管制，不做劣质商品都已列入规定，并被认为是一种“行业荣誉”。

　　上述品质，也就是资本主义体系里所谓“理性”的主要成分，人们从事贸易和消费时，不必再“碰运气”。在这种纪律条件支撑下，相互的信任也可以使得运作成本降低，不必为了伪劣商品而尔诈我虞、对簿公堂而虚耗时间与金钱。这种纪律条件行之久远，现在早已成了“商誉”的传统，公司商品一有瑕疵，就会主动而彻底的全面回收。

　　而谈到这种纪律，当今中国大陆的表现就难免让人失望至极。中国古代人经商，虽有“ 货真价实”、“信用可靠”、“童叟无欺”这样的要求，但这只限于道德宣示，并没有确切的体制保证，因而才会有广泛的“偷工减料”和“鱼目混珠”。而到了现在，尽管中国作为世界的主要工厂与市场，生产与消费规模日益扩大，但伪劣、不实，甚至黑心的商品也跟著日益氾滥。由于这种事情是如此的普遍和频繁，甚至中国整个国家都赔掉了形象。由最近“三鹿”牌毒奶粉这起惊人的大案，已显示出中国伪劣黑心商品问题，已到了绝对不容再姑息，而必须将其视为“危害国家安全” 这个层级的问题来严办，并在体制上全面改革加以防范。而更严重的是，当政府不能保障人民的消费安全，也必将在政治上付出难以估量的代价。

　　中国大陆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商机无限，固然生产及消费大幅成长，带动出许多优秀企业，但开放所造成的机会，却也使得宵小黑心之徒，有了把经济当成冒险家乐园的趋势。中国俗谚所谓“人无横财不富，马无野草不肥”，已在经济领域上广泛出现。当不肖生意人都想赚黑心横财，其混乱黑暗的程度已可想而知。

　　近年来，中国大陆的黑心商品，包括黑心食品、药品，以及其他如黑心玩具等层出不穷。其犖犖大者即有二零零三年至二零零四年间安徽阜阳劣质奶粉造成“大头娃娃”的案件；宠物食品输美有三聚氰胺及三聚氰酸毒性成分的大案；中国制造的感冒糖浆因含有工业用二甘醇，销往巴拿马、海地、印度、阿根廷等多国，造成多人受害甚至死亡的国际丑闻；以及今年初发生在日本的“中国毒水饺案”等。如果再加上诸如去年扩及美、加、澳、新西兰等多国的“毒牙膏”，以及稍早前输美玩具涂料含铅超量等问题，中国儼然已成了全球黑心大国了。

　　而这次“三鹿牌”毒奶粉事件之绝对不可原谅，乃是中国毒奶粉问题早已存在至少五年以上，但或因它主要为内销产品，在中国“只怕外国人，不卹自己百姓”的积习下，大陆由中央到地方都漠然视之，甚至地方还曲意遮掩。这次事件早在三月即被人反映，却一直拖拖拉拉，媒体也配合不加报道，所幸还是在偏远的甘肃被引爆。由这样的过程，我们已可看出它的“共犯结构”是多揦的庞大可怕！

　　“三鹿牌”毒奶粉事件绝对不可原谅。如果是小规模的黑心食品，它固然可恨，但伤害亦有限。但“三鹿牌”奶粉则不然，它是中国内销最大品牌，因此这种大企业卖出这种商品是“黑心的向上攀升”。大企业必须是小企业的榜样，而它却成了反面榜样。其次，奶粉乃是婴儿主食，大量婴儿天天吃毒奶粉，这已形同是慢性谋杀。到目前为止，吃这种奶粉而就医的婴儿已逾三万，估计还会更多。这种效果已到骇人听闻的程度。政府不果断的严厉处置和勒令赔偿善后，怎能向人民交代？

　　此案的绝对不可宽恕，乃是中国在后奥运时代正需要以开放的成果争取国际和全球华人的肯定和支持，它所捅出的紕漏已将“奥运效果”打了很大的折扣。特别是毒奶粉及其制品销售台港澳，尽管这些地区受害轻微，但对大陆的负面印象却大为增加，大家都竞相走告：“去大陆吃东西要特别当心！”这种负面影响，大陆不知要做多少正面的努力始能弥补。因此，毒奶粉案已成了汤锅里最大一粒老鼠屎，整锅汤都被搞坏了！

　　由于黑心商品案不断，加上它的共犯结构，北京当局已不能再敷衍了事，而必须藉著坚定严厉善后，证明政府有维繫和谐社会、和谐商业的决心。强化中央及地方的商品质检，修改并加重伪劣商品的罚则，扩大媒体举报不法事件的自由度；对“三鹿”公司的高层、河北省的共犯，都要严厉处置。大家都在看，“三鹿案”怎么办！▲ 来源: 亚洲週刊


站在海外看祖国：西方惧怕中国只因中国能办大事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727371.html

    2008-09-21: 这几天一直关注外媒和外国人怎样来看待和报道中国及中国人，获得的信息与在国内媒体看到的报道大相径庭。比如在国内获得的信息，一般都是西方惧怕中国强大，惧怕民众富裕，于是想方设法攻击中国，让中国回到贫穷落后才是西方所要达到的目的。然而这几天的感受远非如此，西方不但不怕中国强大，而且更希望中国民众富裕，甚至在西方主流媒体上随时都可以看到针对中国国内的经济问题、民生福利问题、安全生产问题等，为中国出谋划策指点迷津。为什么在国内获得的信息和国外的感受有如此巨大的差异，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这几天看了一些新闻和接触了一些民众后，逐渐明白了西方惧怕中国的根源何在。西方真正怕的就是“中国能办大事”的体制。

    欧洲人普遍认同中国古代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观点。于是对于中国近30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基本上都是持肯定和赞成的态度，褒多于贬。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民众的富裕，的确在整个西方国家表示出了对中国未来的担忧，这种担忧恰恰就是国内普遍宣传和民众都清楚的制度优越性。对于政治体制的不同理解是东西方产生隔阂和误解的最大原因之一，也是东西方媒体互相妖魔化对方的火力攻击点。西方人自17世纪开始资产阶级革命以来，在西方推行宪政民主制度已经有近400年的历史，对于其政治体制的优越性倍感自豪。然而在西方民主进程中，由于不时出现的短暂威权独裁统治，给欧洲和整个西方世界带来巨大伤害，欧洲人对于独裁的威权体制特别敏感和警觉，几乎所有西欧国家对于独裁的权力行为都通过立法进行限制。

    中国近30年所取得的经济成就，统治阶层一直认为是国家的制度的优越性所致，是可以集中优势力量进行攻坚战，办成欧美人无法办成甚至根本做不到的事情。在中国的特定历史环境下，目前的政治体制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可以通过强有力的集权把政府的所有精力用于经济发展中去。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集权体制下管理模式的一些问题也逐步暴露出来，强权必然产生腐败，官员的个人意志化随时会给社会的发展带来额外的人为政治成本，如贪污腐败、封杀民意、囤积社会矛盾等，随时都有可能造成民怨爆发，给社会的稳定带来不确定因素。威权式的统治模式，如果领导人的人格魅力和能力超强，给社会带来的发展效应是不可估量的。比如邓小平给中国带来的变化不仅仅国家和民众均受益，西方也是赞不绝口。

    刚刚在北京结束的奥运会，对于整个西方的冲击，让欧美人瞠目结舌，宏大的体育设施和完善的后勤保障，几乎是让西方人无可挑剔。高达400亿美元的支出，西方人在慨叹中国真的太有钱的同时，更是认为不可思议。在集权机制下，中国的城市建设已经把整个欧洲远远的摔在了后面。要看现代化的城市，在欧洲人心目中那就去中国吧。中国庞大的城市建设和基础设施的投入，在欧洲只能想想而已，付诸实施是困难重重。中国人在欧洲已经超越日本、韩国人，成为最受欧洲人喜欢和青睐的人，中国人的消费能力惊人，中国人的文明素质也得到欧洲人的普遍认可。中国人到底有多少钱，总是让欧洲人倍感神秘。也就是说，在欧洲无论是中国和中国人，已经逐渐被欧洲人所喜欢和接受。在欧洲没有人歧视中国人，也没有什么人看不起中国人，相反给予中国人更多的是尊重和敬意。

    欧洲人对于国家概念的理解和中国人完全不一样，在他们心目中政党不等于政府，政府不能等同于国家，爱国就是不能让政府伤害国家和侵犯民众的利益。正是之于对国家概念和政党概念的不同理解，才是欧洲人惧怕中国的实质所在。
    一方面，欧洲人认同中国现阶段集权体制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和发展成就；  

    另一方面，又担心一个没有权力约束的集权统治存在的潜在可怕问题。

    毕竟靠道德和个人的自我控制来约束统治阶级的作为，是非常不可靠的，必须要进行权力分解和相互间的权力制约。在集权国家，一旦领导人某一天头脑发热，给整个世界带来的伤害是很恐怖的，特别是一个非常具有势力和强大的中国，领导人的权力如果缺乏法律机制的约束，那是更为可怕的。集权制能办好的大事，也能干危害最大的坏事。

    欧美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是放心和信任的，但要让欧美人信任中国政府目前的政治体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站在海外看祖国：奶粉事件的国家危机公关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723279-1.html#comments

    2008-09-19 离开祖国好几天了，这几天一直在路途上奔波，对于外界新闻几乎没有关注，自己犹如一个不闻时事的方外之人。

    昨晚，安顿好居所，和几个中国朋友去一间咖啡厅喝咖啡，国外的电视正在播放关于中国近期爆发的三鹿奶粉事件，电视反复告诫市民，最好不要购买来自中国的奶粉和食品。

    刚刚踏上异国他乡的土地，非常希望能够了解国内的动态，给自己暂时还不踏实的心灵得到祖国来自的安慰，然而从外媒上看到国内这样的尴尬新闻，本来就还不踏实的心情蒙上了一丝不安和忧虑，怅然若失的心态似乎又增添了几分失落感。

    离开祖国时，就给自己写博客设定了一个初步的规划，就是希望通过对国外的了解，然后以客观的心态，站在海外的视野角度，来解析一个不同的中国，让国人了解在海外人心目中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同时也期望让外国朋友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减少相互间的误解和分歧。

    还未离开祖国时，只知道三鹿奶粉出了问题，昨晚从新闻里看到，包括伊利、蒙牛、光明、古城、圣元等国内22家知名奶粉品牌的产品均含有违禁的三聚氰胺，中国奶粉不安全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原本想根据这几天的见闻，对比国内的一些现象，来展开自己的《站在海外看祖国》的系列文章。但昨晚从电视画面看到的中国奶粉事件，于是打消了写日常见闻的文章，就以奶粉事件来开启鄙人《站在海外看祖国》的系列文章。

    昨晚在咖啡厅，就奶粉事件和朋友们进行了交流。近十余年，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和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地位获得较高的认可，但是中国的产品，普遍在世界上获得的认可度不高，除了以低廉的价格来赢取市场外，在产品的安全性能和质量方面还有一定的差距。低质的产品不仅仅影响中国产品市场，更是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国际形象。

    这次奶粉事件，对于中国奶制品行业来说，将面临重大的考验，更是让一部分在海外的华人深感忧虑，因为这个事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食品安全事件，已经给整个中国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甚至让一些偏激的外国人由奶粉事件上升为对中国人的憎恨。昨晚在咖啡厅不时发出的“可恨的中国人”声音，让我这个刚踏上他国土地的中国人倍感压力。

    随着奶粉事件的蔓延，带来的负面效应也会因为国外媒体的报道而扩展，对于今后中国奶制品海外市场的扩展以及食品的出口所带来的危害将逐步凸现出来。失去市场并不可怕，由此给国外的极端团体所利用，制造人为的反华情绪和抹黑华人在海外的形象，那才是真正的可怕。面对奶粉所带来的不可预估的后果，中国政府的国家危机公关也要同时迅速展开，尽量将危害降低到最小的范围内。

    首先，应及时向有关国际组织和相关国家公布奶粉事件的真实情况。要求相关企业，按照国际商务原则，由此造成为的危害该赔偿的就必须赔偿，该召回的就必须召回，该道歉的就必须道歉。

    其次，对于有关责任人应立即立案查处，特别是政府和监管职能部门的负责人，要在法律框架范围内从严、从快进行惩处，并向国际媒体公布，绝不护短。

    其三，借奶粉事件，完善食品监管机制，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食品安全生产和追踪制度，保证食品生产和销售的安全。

    其四，借奶粉事件，举一反三的检讨行政管理机制的缺陷。为什么管不住食品安全？生产安全？仅仅是官员不力吗？是不是体制本身就存在问题？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百分百的保证食品不出问题，区别在于出了问题后解决问题的手段和能力。当年康泰克因药品里面含违禁的苯丙醇氨，史克公司展现出的危机公关能力至今让人难忘，更是众多企业学习危机公关的样本典范。康泰克的危机公关，不仅仅让康泰克迅速重新从市场站立起来，更是通过危机公关让公司获得了社会的认可和信耐，提升了公司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奶粉事件不仅仅需要展示这些奶粉企业的危机公关能力，更是国家诚信危机的一次整体大救赎。但愿奶粉事件过后，中国的企业还是是负责任的企业，中国人还是是坦诚的人，中国还是一个让民众和国际上信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