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澄清“神七”的五大“谣传”
http://news.ifeng.com/mil/2/200809/0920_340_794966.shtml

2008年09月20日 青年参考

“神七”航天员将进行中国首次“太空漫步”(学名为“出舱活动”，Extra-vehicular activity，简称EVA)

国际航天界时刻关注着即将升空的“神舟七号”，对国际航天界的同行来说，他们十分关注中国“神七”发射背后的专业水准:中国的航天技术究竟有多先进？中国航天的收益有多大？中国航天的目标到底有多高……在世界的某些角落，流传着一些关于“神七”的“谣传”。

★ 1．太空漫步？NO，是舱外活动

澳大利亚中国航天问题专家莫利斯•琼斯博士和美国航天专家雷纳德•戴维，一直盯着中国“神七”航天员此次太空活动的细节不放，他们对中国航天员这么快就能进行太空漫步“感到不可思议”。

对此，香港《大公报》9月17日披露，新近上任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主任崔吉俊少将表示，“神七”标志性的特点就是航天员出舱，但“说舱外行走并不合适，准确地说，应该是航天员舱外活动”。“神七”共有3名航天员，一人出舱，一人在轨道舱里帮助出舱，还有一人在返回舱。他进一步解释说，飞船外围有很多把手，航天员出舱后，就是抓住这些把手活动，并不是太空漫步。

对于此次“神七”发射的时间定于9月25日晚上21时10分，崔吉俊称:“选择晚上发射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保证飞船一入轨正好对着太阳，这对飞船的太阳能帆板打开并正常运作及太空人出舱活动，都是很有利的。”对于出舱活动的时间，有关方面表示，9月26、27日两天的下午到傍晚，是最适合出舱的时间。

与航天员出舱活动一样引人关注的，是中国自主研制的舱外航天服。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9月16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透露，我国自主研制的舱外航天服，经过专家严格评审，各项技术指标完全满足“神七”飞行任务的需要。

上一次执行“神舟6号”任务的3个乘员组共6名航天员的新合影：后排左起为吴杰、翟志刚、刘伯明、景海鹏，前排左起为聂海胜、费俊龙(正选乘员组)。

这位发言人透露，舱外航天服每套总重量约120公斤，造价约3000万元人民币（此前国外有专家猜测，中国航天服每套的造价为1．6亿元）。他介绍，舱外航天服可为航天员出舱活动提供适当的大气压力、足够的氧气、适宜的温湿度，以保障航天员的生命活动需要；航天服具有足够的强度，防止辐射、微流星和太空碎片对航天员的伤害，保证航天员的工作能力；航天服还能提供可靠的遥测通信保障等。

美国宇航局的专家，将中国发射载人飞船的安保工作与美国卡纳维拉尔角航天器发射的安保行动进行对比。有外国媒体近日抱怨，采访中国发射“神七”很困难，是“不自由的表现”。美国宇航局相关专家表示，美国飞船在卡纳维拉尔角发射时，国民警卫队、特种部队、反恐特遣队、当地警方和宇航局的保安，布下了“ 天罗地网”，不允许无关人员靠近。

香港《大公报》9月16日报道称，“神七”发射场的警戒和安全保卫任务十分繁重。为加强“神七”外围的安全工作，采取巡逻和设立检查验证点相结合的举措，对通往基地的车辆和人员实施严密管控。这些措施与美国载人航天飞机发射时的安保措施比起来，并没有“过严”之处。

★ 2．行程缩水？NO，聚焦核心任务

法新社9月16日引用中国政府网的消息称，“神七”9月25日发射升空，航天员9月26日或27日出舱活动，9月28日返回地球，全程持续68小时，比外界预料的“缩水”了。

美国《太空电子报》9月16日刊登澳大利亚中国航天问题专家莫利斯•琼斯的文章称，从现在掌握的情况看，中国航天员并不是在“神七”升空后数小时实施舱外活动，而是推迟到9月26日或者27日。对此，琼斯认为，这是中国航天决策者谨慎的表现:“可以让中国航天员有时间准备舱外活动的器械，同时调整航天员的身心。特别是，如果航天员在首日飞行中有太空不适的话，推迟舱外活动就更显明智了。”

琼斯博士对“神七”9月28日便返回地面“感到意外”，但他认为行程短有短的好处，比如说，航天员可以集中完成核心任务，减轻对载人飞船的保障压力。“神七”有3名宇航员，比此前“神舟”系列飞船所载的航天员人数都多，这意味它携带的太阳能电池板、食物、饮用水和氧气量都要多得多。按琼斯的测算，要维系3名宇航员在太空的生活，得准备10个人的用品，因此，在核心任务能完成的前提下，缩短时间是划算的。

★ 3．走美俄老路？NO，中国式跳跃发展

美国宇航专家雷纳德•戴维今年6月24日在美国太空网上发表长文，详细剖析中国航天技术在国际上的地位，明确表示，中国航天决不是“重复美俄老路”，而是“中国式跳跃发展”。

戴维表示，中国载人航天技术发展是“跳跃式”的:2003年，“神五”绕地14周；2005年，“神六”在太空翱翔5天；这次，“神七”将实施中国首次航天员舱外活动。和美国载人航天相比，中国载人航天的发展堪称“跨步，飞奔和跳跃”。

对于中国载人航天的迅速发展，有媒体和政客将其说成是“吸引眼球”和“重复美俄老路”，可专家不这样认为。美国海军分析中心亚洲事务专家迪恩•陈说:“中国载人航天吸纳了美国与苏联的经验与教训，不必一切从头开始。令人感兴趣的是，中国载人航天飞行次数比美国少得多，这种发展经验对其他国家会有很大帮助。”

迪恩•陈还特别强调:“美国和苏联在载人航天发展过程中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中国迄今为止非常完美，我希望中国能保持完美的记录，这对各国发展载人航天都非常重要。中国在走一条完全不同于美俄渐进式载人航天发展的道路。这种跳跃式且安全的发展，对未来人类探索太空非常重要，省钱又安全，这是航天事业跨越瓶颈的关键。”

★ 4．昂贵的面子工程？NO，中国技术应用超前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国家安全决策系主任、中国太空政策专家乔恩•约翰逊－弗里兹表示:“据我所知，中国在航天技术应用方面几乎没有……”

按约翰逊－弗里兹的说法，上世纪60年代，美国裁人航天项目引领了“诸多的科学领域”，“这些科技是全新的，并且迅速运用到现实生活中……反观中国载人航天，看不出什么实际运用……”

列昂诺夫出舱行走后3个月，美国也进行了本国的第一次太空行走，1965年6月3日，由搭乘“双子星”4号飞船的宇航员艾德-怀特(Ed White)执行。这次行走持续23分钟，最远达到离飞船8米的地方。

对此，香港《文汇报》9月16日的报道反驳说，即将搭载“神七”飞船进入太空的微生物菌种和杂交水稻两类共8种物种，已送抵北京航天城。其中，微生物菌种包括灵芝、平菇、虫草、双孢蘑菇、杏鲍菇、茶树菇6种；杂交水稻包括“洲A”和“洲B”两种。

“中国载人航天对生物技术、通讯技术、国防科学、微电子科技的发展有极大的推动，”澳大利亚中国航天问题专家莫利斯•琼斯博士说:“载人航天对一个国家综合科技能力的发展，价值无可估量。”

★ 5．旨在登月竞赛？NO，中国希望共同探索太空

按美国太空网9月16日一篇报道的说法，“神七”显示了中国载人航天的实力，也让外界看到了中国未来太空探索的雄心。

已经曝光的7名航天员合影：由前至后分别是杨利伟(神5)、刘伯明、景海鹏、费俊龙(神6)、聂海胜(神6)、翟志刚、吴杰(航天教员)。航天员大队由2名航天教员和12名航天员组成，还有一半的航天员隐藏在幕后没有曝光。

美国国家航空与航天博物馆史密森纳研究所的罗杰•洛纽斯表示，中国载人航天以“美国所不及的速度”迅速发展，让西方猜测，中国应该有一个“更加庞大的太空计划”，并且具备“迅速实现的能力”，能与美国再登月“拼个高下”。

美国航天界有人希望中国航天员先登月，因为那会引发新一轮太空竞赛:“我不知道中国的太空努力会有什么成果……但我觉得中国的努力会让美国政府支持航天事业。”美国宇航局长格里芬不久前在给国会的陈述中，措辞强硬地表示，担心美国丧失在太空的霸主地位，他警告说，中国正在迅速成为美国的对手:“中国在我们重返月球前实现它的登月计划，将给世界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那就是，美国在太空领域不仅落后于俄罗斯，也落后于中国。”

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发言人简•李却表示，说到和中国进行太空竞争，布什总统已经指出，无论是月球还是其他星球，美国的太空活动都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竞赛”:“美国早在几十年前就赢得了登月赛跑。”

国际航天业人士指出，中国其实一直在倡导探索太空的国际合作，甚至提出参加国际太空站的研发，西方大国却担心中国“学得太多”而拒绝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自立自强发展太空探索与航天科技，其最终目的是共同探索宇宙。事实是，美国看到中国航天的迅猛发展后，已于今年7月恢复与中国的航天合作会谈。▲

◆ 相关报道

国际空间站，由美国、俄罗斯、欧洲航天局、日本、加拿大、巴西等联合参与，是目前人类载人航天的活动中心。1998 年11月国际空间站的第一个组件俄罗斯曙光号功能货舱进入预定轨道，同年12月，由美国制造的团结号节点舱升空并与曙光号连接，2000年7月星辰号服务舱与空间站连接。2000年11月2日首批宇航员登上国际空间站。自此之后，国际空间站上就保持至少两名乘员，运行在近地点319.6公里，远地点 346.9公里，轨道周期91.20 分钟，倾角51.63°的轨道上。▲


“中国模式”为何不好推广？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php?storyid=001022056&page=1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丁学良 2008-09-19：国际学术界——尤其是做发展研究的，包括发展经济学和发展社会学——在过去这些年里，常有一些学者提出“中国模式”的概念。所谓“中国模式”，当然主要是指从中国开放改革30年的经验总结出来的一种发展路径。

    客观地说，如果我们对中国过去的30年做一个研判，它确实在发展历程中走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特模式。这个模式既不同于老牌的西方工业化国家走过的道路，也不同于二战以后日本、韩国等走过的道路。当然，相比起来，“中国模式”同日本或韩国的模式，比同西方模式更加相近，但也不能划等号。而且，“中国模式”又不同于冷战结束前的苏联和东欧的发展模式。

    如果把上述三个参照系做一个比较，就会看到，中国在过去30年里，确实是没有完全照搬它们中的任何一个。至于中国本身的这个模式，该用什么样的社会科学概念去描述它，现在还是争议极大。但这个模式的客观存在，不应有争议。这是我要强调的第一点。

    我要强调的第二点是，国际上之所以很多人，特别是研究第三世界发展的学者越来越重视“中国模式”，一个基本的原因就是中国30年来，在严格意义的发展领域里（即不包括中国官方宣传夸张的那些方面，比如说文化），确实取得了实在的成就。尽管海内外一部分人否认，但站在客观的立场上看，中国取得的成绩是不可抹杀的，可以拿出确实的数据，不管是来自中国官方的数据，还是来自世界银行、IMF，或世界上一些著名的大学、研究机构。尽管这些数据之间在统计口径或计算方式上有差异，但对于过去30年来中国经济长期的增长，基本上是有共识的。

    国际上对中国的官方统计数据有质疑是长久的事。过去十几年，一些国际上有名的经济学家曾用了多种间接的方法，试图检验中国官方数据的可靠性。虽然他们的有些估算把中国的实际GDP增长打了两三个百分点的折扣，即便如此，中国在过去30年间累积的增长是实实在在的。

    然而吊诡之处在于，虽然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速度名列世界前茅，虽然全球公众对“中国模式”愈益关注，虽然一部分学者——既包括西方学者，也包括海外华人学者，也包括中国国内的一些学者，更不用说中国官方雇佣的宣传员，一直试图把“中国模式”向世界推广，却麻烦重重。

    推广中国模式，当然主要是针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而言；那些人均GDP比中国高出好多倍的发达国家，中国模式没啥适用性。问题在于，就是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推销“中国模式”，仍然是件很头疼的事情。我并非是中国道路的盲目赞许者，但作为一个中国学者，我也想在海外学术活动中，能把中国的经验多做推广。但我发现这很难！我跟很多外国学者和中国学者都讨论过这个问题——为什么难？

    即使不提那些枯燥的统计数字，你只要每年有去中国进行一两次考察的机会，都能看到中国30年来所取得的实在成就——看看那些高楼大厦、高速公路、工厂商场、城市广场、大坝电站，等等。这些难道不是真的吗？

    但是，你就是很难向世界推广中国模式。为什么？因为从社会科学角度来讲，一个模式的推广，不仅要讲这个模式取得的成果——即作为要素之一的“What”；更重要的，是要讲清楚“How”——即这个成果是怎么取得的？

    不少学者一开始对“中国模式”抱着很大的信心，但当他们分析到“How”这个关键环节时，就发现很难再乐观地说下去。因为中国模式操作的过程和机制，涉及到很多无法回避的问题，这就是中国取得高速经济发展所支付的巨大社会成本。我讲的社会成本是广义的，至少包括三大块。

    一是发展过程中的公正问题；我暂不提人权怎样，单讲发展中的公平正义问题就够了。

    二是生态环境的恶化。

    三是发展的行政成本问题；

    我现在还不提更高的政治改革等方面的内容，这些要是再提上就更麻烦了。仅仅从这三个角度来讲，任何要向世界推广“中国模式”的学者，都绕不过这道门槛——它们所代表的社会成本是那么的巨大。

    ◆ 第一、全世界发展中国家里，有几个能像中国那样，这么多年来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政策下，不让所有的相对弱势民众——在这样那样的事件中遭遇不公正对待的工人、农民、小商贩、业主、污染受害者、豆腐渣校舍倒塌的受害者、消费者等等——有依法组成真正属于自己的工会、农会、协会等团体，进行集体谈判、讨回公道的常规渠道？国际上几十年的社会科学研究都证实，如果劳工不能集体同雇主谈判，无法就其工作条件、工资福利等方面的要求讨价还价，就会处于一个异常脆弱、不堪一击的地位。当劳工和雇主间出现严重的力量不对称时，政府的作为就变得非常关键。

    一般来讲，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即使政府不主动帮劳方与雇方进行谈判，如果工人自己组织起来，找到途径——不管工人的组织叫什么，工会也好，行会也好，或者同乡会也好——那些地方政府至少不能每次都去叫警察把工人抓起来，立刻强迫他们的组织解散。但在中国，这基本上是常规现象，地方政府马上就会叫来保安、警察、甚至武警采取行动，有时还会使用重度暴力。

    从这个意义上讲，二三十年来，全世界有相当程度的市场经济的国家里，还没有哪个国家（没有市场化的国家不存在这些问题，如北朝鲜），不允许自我组织的劳方和资方进行谈判。只有中国很特殊，会对这些全面管制到如此程度。几年前参加一个研讨会，国内学者提到一个实例，我最初还以为是黑色幽默，后来问了好几个人，证实是真的，而且别的地方也常有。说是在大连，一家外资企业里的工人要求加点工资，经过谈判，外方老板基本上对工人的合理要求让步了，可是地方政府竟然叫来警察，把中方谈判代表抓了起来。无论从法律还是人道角度看，抓人都是荒唐的，因为工人不是用暴力、而是以和平的方式去交涉。

    在中国模式的发展中，工人还不是最弱势的，对农民更不公正。农民失地得不到适当补偿；农村孩子考大学分数线比大城市的高；最苦最累的活大半是农民工做，而他们并不享有基本的公民权（比如，奥运会设施建成了，奥运前把他们赶走）。顺口溜中国的“城市欧洲化，农村非洲化，两极大分化”，描述的就是这种状况。

    ◆ 第二、中国高速发展的巨大生态代价。这一点，从国际上独立的科学研究机构，以及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等发表出来的指标都有证明。中国的环境问题之严重，在以前，大部分中国人还没有鲜明的对照机会。这次北京奥运，就强烈对比出来了：北京没搬家，北京周围的省市没搬家，中国北方的邻国也没搬家，但在奥运期间，北京的空气及整个环境是那么不同。这就说明，人为的环境破坏的程度，是何等严峻。

    中国的生态恶化，其中最严重的是全国水资源被污染。长期以来，中国官方媒体都讲，原因主要归于中国人均水资源奇缺。德国的一个华人工程师查的数据表明，中国的水资源人均 2220立方米。这和德国的水平相当，它是2170立方米，但所有去过德国的人都能看到，德国的环境多么好！仅从人均水资源不充足来解释中国绝大部分河流被污染是说不通的。南韩的人均水资源比中国的少多了，只有1480立方米，但是我去过两次，看到的都是青山绿水。所以中国模式中，高速发展的又一个巨大代价是生态的恶化，这是无法抹杀的事实。

    ◆、第三、中国模式的巨额行政成本。做公共管理研究的都知道，为了贯彻“GDP增长高于一切、稳定压倒一切”的发展政策，中国的各级行政系统常常是不计成本的。县领导定下一个大目标，往往就是“举县”去做；省市领导定下一个大目标，往往就是“举省举市”动员落实；国家级领导层定下一个大目标，那当然就是 “举国”动员落实。只要一“举”，其它的统统让路，代价超常难以计算。

    中国3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果，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很羡慕。但是，对中国模式的分析一旦进入第二个层次，说清楚这些成果是以怎样的综合社会代价取得的，就不好推广了。你能向别的国家明白地说，“你要达到这种成果，一定要取消所有弱势群体组织起来，维护自己正当利益的权利”吗？中国的无权农民工、黑窑奴工、煤矿事故、拖欠工资这些，是相关产业“高效益”的重要原因，你能这么强行地干，但你能向世界名正言顺地推荐吗？你能向那些来访的发展中国家人士开导说，要在短期内有中国城市里那么漂亮的马路、绿地、豪华建筑，要开展有效的造新城运动，你们一定要敢于强制征地，对农民耕地被剥夺引发的社会矛盾和暴力冲突，要无情镇压。

    推广一个模式不仅要讲其效果，更关键的是要讲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方法产出这样的效果的，不然别人无法操作。这就是欲推广“中国模式”的悖论，你仅仅看效果，确实非常显著，但你一讲成本，就吓死人了。

    北京奥运会对“中国模式”的惊人效果和惊人代价，做了绝妙的展示。全世界哪个国家能把奥运办到这样宏大的规模？但不能忘了宏大后面的代价：中国正式公布的花费是448亿美元，这已经是雅典2004奥运会的4倍，是悉尼2000奥运会的5倍多，而这个天文数字并不包括“举国动员、党政军工青妇、各行各业都让路”的成本。比如，仅仅为了奥运开幕式上的鼓手队，就专门征招了一次兵，两年里全职操练。全世界愿意花这么大代价办奥运的政府不少，但钱不够；全世界有财力这么办奥运的国家很多，但不愿意，因为他们认为还有更值得花钱的领域。

    所以，目击了宏大北京奥运会的伦敦市市长说，2012年他们的奥运会预算在93亿英镑（174亿美元）以内，因为民主制和法治不允许办奥运不计成本，尽管英国的经济实力并不弱：2007年它的GDP总值2. 730 万亿美元，是中国的83. 2%；人均GDP是45300 美元，是中国的18. 4 倍。

    回顾和反思中国30年来走过的路，我们既不能否认它的巨大成果，也不能抵赖产生这些成果的巨大代价。目前中国从上到下正在大讲“科学发展观”，只有把这两个“巨大”都实事求是的放进去，才可能在中国下一阶段的发展中，创建良好的制度和政策，以不太长的时间，将前述的三大成本持续的降下来。若是，才会使中国的发展不但成为可持续的，也是人道的。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向世界推广“中国模式”了。▲（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中国将再就医疗改革征求公众意见
http://www.stnn.cc/ed_china/200809/t20080917_864837.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08-09-17：看病难，看病贵，是当今中国公众的普遍抱怨。中国政府近日决定就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问题再次向公众征求意见。批评者指出，只要政府当局无视公众的基本需要，中国现行医疗制度的弊病就不可能革除。

◆ 医疗改革大失败

　　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公众普遍认为，医疗卫生方面的改革是越改越坏。官方的新闻媒体也不得不成承认，中国的医疗改革是一个大失败。

　　日前中国官方智囊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有关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的调查研究报告显示，对社会稳定有重要影响的十大社会问题依次为“看病难、看病贵”、“ 就业失业问题”、“收入差距过大贫富分化问题”、“贪污腐败问题”、“养老保障问题”、“教育收费问题”、“住房价格过高”、“社会治安问题”、“城乡/ 地区差距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 “看病难、看病贵”高居十大社会问题之首。

　　许多批评者指出，“改革”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肮脏的字眼，因为许多公众感到，改革只是当权者对老百姓的巧立名目的剥夺。这些批评者最喜欢提出的一个例子就是所谓的医疗改革。

　　在实行改革之前，中国的医疗制度至少对城市人口来说，是相对平等的，相对可靠的。农村人口则没有什么医疗保障可言。改革之后，中国党和政府官员的医疗条件比以前大幅度提高，占用了大量的医疗资源，甚至住院如同住高级饭店，而且一切免费；而众多的公众治病就等于倾家荡产，甚至大病只能等死。

　　中国工人权利活动家严元章说：“我接触过穷人去住院，也接触过高干去住院。那真是天壤之别。高干可以得到非常好的医疗条件，因为他不在乎钱。或者说，国家可以给他报销。而穷人为了治病，也必须到这样的医院。你可以想象，他是必须倾家荡产的。”

　　中国在医疗方面进行的一个改革措施，就是让医院成为自负盈亏的企业，实行所谓的“以药养医”的政策，也就是准许甚至是鼓励医院卖药赚钱。在这种利益驱动下，药厂提高价格，医院开高价药，药厂医院都大赚，倒霉吃亏的是病患者。中国官方的新闻媒体报道说，中国公立医院靠卖药维持生存，药品收入占医院总体收入的40% 到 70%。

　　中国经济时报星期二报道说，中国国务院负责商品物资定价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表示，正在就“以药养医”政策问题向医药行业协会征求意见，以便进行进一步的改革，消除医院的生存靠卖药而不是治病救人的弊端。但是，持反对意见人士指出，在不解决政府对公立医院投入不足的问题之前取消“以药养医”，公立医疗机构就无法继续生存。

◆ 医改越改越坏

　　中国工人权利活动家严元章表示，中国当局这些年来不知道捣鼓了多少次医疗改革，结果是越改越坏；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之下，官方新闻有关医疗改革的讨论也只能是言不及义，顾左右而言他，不敢指出关键问题所在，这就是中国当局根本不在乎公众的利益，当局能利用数倍、数十倍于发达国家的资金举办奥运会，却没有钱来满足公众最基本、最起码的医疗需求

　　他说：“我们完全有能力为全体公民提供基本的医疗费用。我们有这个经济能力了。甚至相当程度的免费治疗，完全是可以做得到的，按照他的GDP，按照他的经济实力。”

◆ 政府有财力建立全民医保

　　中国国内外许多经济专家也不约而同地指出，中国政府现在完全有足够的财力，建立全民医疗保障体制。

　　中国社科院日前发表的有关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的调查研究报告则表示，“医疗问题被排在社会问题的首位，是全球其他国家的社会问题调查中从未见过的”。报告说，“‘看病难、看病贵’之所以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服务态度或公共产品供给短缺的问题，而是涉及整个非营利机构改革的大问题”。（作者齐之丰）▲（原题：中国将再就医疗改革征求公众意见）


俄反击赖斯指责：美无权打“世界旗号”说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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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评社香港2008年9月20日电／对于赖斯18日对俄发出措辞严厉的讲话，俄罗斯外交部的回应是：俄罗斯不打算与美国发生任何冲突，不论是言语上的或是其他任何形式上的。

　　环球时报引述俄塔斯社报道，俄外交部表示会一如既往地推动与美国及其他伙伴国家关系向积极而统一的方向发展，而这也是当今世界所需要。但鉴于彼此利益需要，这要求平等和相互尊重。

　　俄外交部说：“莫斯科准备与美国在各领域展开工作，就像美国国务卿提到的在反恐、暴力极端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粮食危机等方面。但任何企图‘制裁’俄罗斯的手段，包括将与美国的核合作双边协议和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及经合组织问题政治化都会起到‘反效果’。”

　　俄外交部的声明说：“国际关系正处于转折阶段，这也包括美俄关系，我们不想妄下结论。但也不想美国进行说教的同时打着全世界的旗号。这种权力，据我们所知不仅是华盛顿，任何人都没有这个资格。莫斯科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保持着正常关系，我们也不想将美俄两国关系与美俄两国人民关系弄混。”

　　在评价美国关注俄公民社会状况时，俄外交部说：“美国想当俄罗斯法院的‘赞助商’，不客气说这是干涉我国法院系统，这是不允许的。

　　对于赖斯指责俄罗斯对格“武力入侵”是历史的倒退时，俄外交部说：“赖斯认为，高加索危机植根于苏联解体。但专业人士都知道，其历史渊源更为悠久，那时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还是俄罗斯的领土而独立于格鲁吉亚。”

　　赖斯是18日在美国智囊机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做出上述讲话的。赖斯说，俄罗斯近期的行动让其“走上了一条孤立道路”，国际地位降低，说俄目前国际地位还不如苏联解体时期。▲


美媒称中国东风21C导弹可避开标准3拦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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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评社北京2008年9月20日电／环球时报消息：中国“反舰弹道导弹”再次成为美国媒体谈论的话题。不过同以往对“中国即将服役的反舰弹道导弹”的担忧相比，这次美国媒体却对中国研制“反舰弹道导弹”的能力表示了怀疑。美国《防务新闻》周刊9月15日报道称，研制反舰弹道导弹超出了中国目前的能力。但有分析认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权威的消息证明“中国反舰弹道导弹”是否真正存在，在这个前提下无论是担忧还是质疑，恐怕幷无太大实际意义。

　　◆ 称“东风－21C”可避开“标准－3”拦截

　　《防务新闻》称，中国正致力于在2015年之前发展一种反舰弹道导弹，这种反舰弹道导弹的型号可能是“东风-21C”，该型导弹是在射程 2500千米、可实施公路机动的“东风-21”中程弹道导弹的基础上研制的。据称，发展这种导弹是阻止美国海军，尤其是其航母战斗群介入台海冲突的战略的一部分。《防务新闻》认为，中国的设想是使用这种反舰弹道导弹实施多波次饱和攻击，其弹头可以避免“标准-3”导弹的拦截。

　　但是文章认为，作为躲避“标准-3”导弹拦截的最核心设备，该反舰弹道导弹的末制导系统以及再入段的研制进程似乎很缓慢。文章引用《海上长城》一书的作者科尔的话说，“目前没有公开来源的信息证明他们接近解决再入段重返大气层后的制导控制问题。”　

　　文章还认为，在反航母作战能力方面，中国还有太多的障碍，这将让中国难以达到既定目标。文章援引美国前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布莱尔的话称，为远程反舰导弹定位目标将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在众多的舰艇中找到幷跟踪“正确的目标”，对其实施精确定位和不间断的监视、跟踪更加困难。

　　◆ 美军对反舰弹道导弹很在意

　　尽管《防务新闻》对中国的反舰弹道导弹表示怀疑，但是美国军方却宁可信其有。在今年早些时候公布的2008年《中国军力报告》中，美国国防部就称中国正在发展反航母弹道导弹，还将它与中国的反卫星试验相提幷论，表示出极大的担忧。目前，美国海军已经着手研究将“爱国者-3”防空导弹融合到宙斯盾作战系统中去，以提升美国海军航母战斗群对弹道导弹的拦截能力。

　　一些专家认为，这是针对反航母弹道导弹的。为了进一步提高海军的反导作战能力，美国海军最近还宣布放弃了DDG-1000“朱姆沃尔特”级下一代驱逐舰的后续建造计划，转而生产更多的“阿利•伯克”级驱逐舰。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美国做出这一举动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的反舰弹道导弹”。因为“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无力应对中国的新式反舰弹道导弹 ”，而改进的“阿利•伯克”级装备了可以用于反导作战的“弹道导弹防御型宙斯盾”系统，配合使用“标准-3”及其改进型导弹，可以拦截大多数中近程弹道导弹。

　　◆ 外媒幷无权威消息

　　尽管美国和其他西方媒体都以不同角度，关注中国的反舰弹道导弹，但是分析人士认为，幷没有权威的消息证明中国正在研制这种武器。实际上，目前西方传出的所谓中国反舰弹道导弹也有多个不同的版本。

　　《防务新闻》引用美国专家的观点认为这种导弹是在“东风-21”的基础上研制的专用反舰导弹，而《汉和防务评论》则认为，“东风-21在中段目前采用惯性制导方式，飞行轨道是相当呆板的，即使采用末端光学、雷达成像制导技术，对于运动目标的攻击，几乎不具备现实的精确攻击作战意义。”

　　因此汉和认为，弹道导弹打航母是二炮利用现有导弹的一种战法。可以说，对中国的反舰弹道导弹众说纷纭，但却没有权威的说法。在这种背景下，无论是讨论其威胁，还是对其质疑，恐怕都无太大实际意义。▲


云南逾五百官员重温苏共亡党 反思孟连事件
http://www.stnn.cc/china/200809/t20080917_864955.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08-09-17【星岛网2008-09-17讯】云南省540多名党政官员9月8日至12日分批聚集在滇池岸边的省委党校，参加“深入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专题研讨班”，以孟连“7•19”事件为案例，深入反思，引为镜鉴。研讨班的组织者向官员们提供的学习资料包括《苏共亡党十年祭》等。

　　《中国青年报》消息，该省16个市(州)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市(州)长、政协主席和129个县(市、区)的党政主要官员悉数参加研讨，省级各部门的负责人、本科院校和国有重要骨干企业的党委书记也全部到齐。

　　中共云南省委召集全省所有中高级官员专题研讨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发生的警民对抗事件及其深远影响，旨在提醒权力在握的人民公仆们时刻牢记执政为民的诺言，随时体察和关注民生的艰辛，以及民众的利益诉求，重温古今中外“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惨痛教训。

　　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恒和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李汉柏在开班动员讲话中言辞恳切、情真意殷。李纪恒说，陈毅当年率部进上海，一再告诫部下不要惊扰市民，深得民心。“我下乡，你们警车前面开道，警笛越拉越响，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我觉得我一下子就被推到群众的对立面了！”李汉柏则痛斥官僚作风：“有的领导，人还没下基层就让下面报接待方案，你算什么东西？你这能和群众打成一片？往前推三代，在座的几个不是农民？大家要记住，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 ”

　　研讨班的组织者向官员们提供的学习资料是：一本《苏共亡党十年祭》、一册《党的领导人论群众路线》和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司马迁的《陈涉世家》、贾谊的《过秦论》，此举旨在以历史悲剧阐释“失人心者失天下”的规律。参加研讨班的一位市级官员深有感触地说，苏共失去人民的信任和支持，瞬间垮台，教训就是脱离群众；毛泽东60多年前关于避免“兴亡周期率”的论述至今言犹在耳：“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普洱市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7月19日发生一起暴力冲突事件，执行任务的警察被数百名民众围攻、殴打；冲突过程中，警察被迫使用防暴枪自卫，2人被击中致死。

　　云南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察厅厅长郭永东在通报“7•19事件”时说，此次事件表面是警民冲突，实质是胶农与橡胶公司长期的利益纠纷，当地党委、政府没有及时有效解决群众的合理利益诉求，导致胶农对橡胶公司积怨日深，最后转化为对基层干部、党委和政府的不满。

在讨论孟连“7•19事件”的省委常委会上，云南省高层官员对基层官员的作风漂浮、脱离民众的现状深感忧虑，并严厉斥责。孟连官员、民众反映，县委、政府主要官员经常不在县里，热衷于跑上面和外面，习惯于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官僚主义严重。据严格统计，县委书记胡文彬2007年下乡镇仅26次，都是当天返回；乡镇主要官员大都住在县城，周一上班，周末回家。以致诸如橡胶产业利益调整等工作，一拖再拖，民众怨气郁积爆发。

◆ “警察不是对付人民的”

　　在研讨班动员讲话时，省委副书记李纪恒说，现在交通方便了，反而离群众远了；通讯发达了，反而和群众交流难了；干部文化水平提高了，群众工作的水平反而降低了。他形象地比喻：母乳喂养不仅考虑到营养，也能零距离接触培养母婴感情，干群关系同理。

　　李纪恒说，苏共垮台、齐奥塞斯库被乱枪打死，教训就是脱离群众、高高在上。他说，我们很多年轻的书记县长，下车伊始就提出什么宏伟蓝图，完全脱离实际。一些干部屁股没坐热就走人了，有个统计说县委书记、县长的平均任职年限只有两年，乡镇负责人的任期更是只有1.9年，一个个心浮气躁，能干出什么名堂来？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李汉柏用亲身经历提醒各级官员将心比心，饱含热情对待群众的利益诉求。他举例说，几年前澄江县两家民营企业职工因住房被抵押而上访，连续多年，六七个省领导作过批示，问题始终悬而未决。为防止他们上访，县里设卡堵截，矛盾更加尖锐。李汉柏得知情况后，到职工家中走访，其穷困窘境令人心酸，“我对身边的干部说，他们不是刁民啊，让你们体会3个月你们不上访才怪！”经过多方协商，职工的合理要求得到满足，事情圆满解决。

　　曾经作为副省长分管政法工作多年，李汉柏强调，警察是保护人民而不是对付人民的。“我们一些干部以为手里有了权，动不动就派出警察。你想过没有，你一个县能有多少警察？不就100多个嘛，而最小的乡镇都有五六千人，多的几万人，你对付得了吗？随便来些人就把你作人质了。”

◆ 一些基层官员为老板服务

　　“有的干部习惯于浮在机关，热衷于迎来送往，忙碌于文山会海，深入群众少，对老百姓的事总是躲、推、拖。”李纪恒9月8日在云南省“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研讨班”上说，“一些基层干部甚至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异化，变成了‘为老板服务’。这种淡漠群众利益、只为既得利益‘护法’的事再也做不得了。”

　　云南省委、省政府调查发现，孟连县部分胶农与橡胶企业之间长期以来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经济利益纠纷。个别县乡干部与企业打得火热，有的坐着企业提供的豪华越野车，有的在企业入股分红。为给企业“保驾护航”，县委甚至将一橡胶企业老板的儿子安排到企业所在乡镇担任主要领导，导致胶农对基层党委、政府失去信任。

　　“我国正处在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不同群体和阶层之间以利益为核心内容的矛盾错综复杂。”李纪恒指出，“很多群体性事件，都是不能够妥善协调和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导致的。在协调各种利益关系时，一些党员干部往往摆不正位置，没有站在大多数群众的利益一边，不能做群众的主心骨、代言人，屁股很容易坐到比群众强势的既得利益群体一边。”

◆ 决策不能牺牲多数群众的利益

　　“因为决策不科学导致群众利益受损，是当前诱发新型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因素之一。”李汉柏指出，“要坚决杜绝三种违背民意、诱发矛盾的决策隐患：一是为个人和小团体利益决策，借批项目、批资金、批土地等谋利；二是为迎合少数领导和既得利益者而牺牲多数群众利益的决策；三是为个人政绩，急功近利、损害群众利益的决策。”

　　李汉柏认为，“孟连事件”就是“为既得利益者决策”的一个典型案例。当地少数县乡领导干部收取企业的好处，自然为企业办事。当企业与胶农发生利益冲突时，县委、县政府不是站到维护群众利益的立场上，而是应企业请求做出严打“农村恶势力”的错误决策，调动警力对部分胶农实施抓捕，由此引发2死61 伤的严重警民冲突事件。

　　“增强新形势下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群体性事件的能力和水平，提高科学决策能力是源头。”李汉柏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作为决策的根本依据，在决策过程中务必通盘考虑和统筹协调各方利益，缓解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努力维护最大多数群众的利益，着力避免因决策失误和工作方法不当引起群众不满和抱怨。” ▲


真假卖国贼的较量：1979年“渤海二号”沉船事件
http://news.ifeng.com/mil/history/200809/0919_1567_793445.shtml

    2008年09月19日新闻午报 1979年11月25日凌晨3时30分左右，石油部海洋石油勘探局从国外引进的“渤海二号”钻井船，在渤海湾迁往新井位的拖航中翻沉。当时船上74人，72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3700万元。这是石油系统建国以来最重大的死亡事故，也是世界海洋石油勘探历史上少见的。当时对石油部的公开指责和私底下民间的谩骂，都是因“渤海二号”事件诱发的。但关于对外开放究竟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争议和交锋，其实是当时中国两种观念、两种思潮的激烈斗争的一种表现。

★ “渤海二号”事故给中国石油人带来毁灭性冲击

    如今年届四五十岁的人都知道当年中国海洋上所发生的“渤海二号”沉船事故，因为这个事故产生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大的原因不仅仅是一下有72名石油工人遇了难；还因为“渤海二号”事件发生在1979年11月25日，它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初始，尤其是中国海洋石油对外合作最重要关头和最热闹的时刻。

    “渤海二号”沉船事故给当时的石油部和中国石油人带来的冲击之大，几乎是毁灭性的。首当其冲的是才上任不到两年的石油部部长宋振明被免去部长职务，其次是主管石油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石油工业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康世恩被记大过处分。这样的处分决定，在共和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对一向红旗飘飘、战功显赫的石油工业战线来说，这种打击是空前的。连一向不用动一下声色就能指挥石油千军万马的余秋里此刻说话也没几个人听了，他本人时常也被人在报刊上不指名道姓地说三道四……

    “渤海二号”事件沸沸扬扬了半年多时间，最后的具体“责任者”便落到了马骥祥身上，他被判了几年徒刑。这样一位曾经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及为中国石油建设立过卓越功勋的“老八路”、“老石油”的被判刑，对所有石油人来说，其感情的伤害是严重的，甚至是残酷的。任劳任怨的马骥祥，刑满后又回到石油系统工作了一段时间，不久便办了离休手续，于1996年1月25日去世，终年75岁。

    秦文彩是“渤海二号”事故仅存的几个没有受到多大牵连的石油部领导之一。因为那个时候，他正忙于主持同几个国家的石油公司谈判而在各国间奔走。

    国务院对“渤海二号”事故作出决定后，石油部连部长一职都空缺在那里，临时由一位副部长主持工作。

    这年秋天，秦文彩从解放军总医院回来的路上，他心里堵得慌：他刚刚从康世恩的病房里出来，65岁的老部长在吃了处分没多长时间便突然倒下了，经医生检查，发现是膀胱癌。这在石油人心目中，仿佛又是一个“渤海二号”事件。

    秦文彩的心在流泪。然而他无法停止和拉回已经驶出海岸的中国海洋石油对外开放的合作航船……与法国、日本和美国阿科等公司的合同已经签订，诸多国家的物探船队早已在南海、东海和渤海湾展开工作，如果因为中方的原因，这些合作受到影响和耽误，其产生的损失将是巨大的，而且必须由中方承担。秦文彩感到自己如泰山压顶……

★ “魏宗国”美国发文，成为渤海论证会的导火线

    就在国务院正式作出对“渤海二号”事件的处理意见的同时，石油部紧接着面临的一场更大考验已经逼近他们——这就是后来引发的不得不由邓小平亲自出面过问、中央组织的由24个部委和众多新闻媒体参与的秦文彩领衔上百名石油专家和从事海洋石油对外合作工作的一群“卖国贼”，同把他们推上“审判台”的“爱国者”们面对面交锋的“3•23大论战”，它的官方名称是“渤海论证会”。

    一时间，石油部上空黑云阵阵，弄得秦文彩手下的那些正在跟外国人谈判的外事人员都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不敢昂首走路。

“石油部臭！”

“石油部出了一批吸血鬼！”

“石油部的人不把人民的血汗钱当回事！”

“石油部里有卖国贼……”

    这样的骂声，秦文彩和石油部的人经常能在街头和公共汽车站台上听到。那时“小道消息”不比现在的手机短信传播慢。

    对石油部的公开指责和私底下民间的谩骂，都是因“渤海二号”事件诱发的。但关于对外开放究竟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争议和交锋，其实是当时中国两种观念、两种思潮的激烈斗争的一种表现。它不仅仅是人民内部观念与思潮的交锋，中间也掺杂着“四人帮”的残余势力的恶意攻击及“两个凡是”的阴影。秦文彩他们面临的这场斗争，首先是来势凶猛，其次是铺天盖地，再次是里应外合，大有彻底扼杀邓小平和党中央制定的对外开放决策之势。

    导火线是美国纽约的一份中文报纸——《华侨日报》上的一篇文章。这篇署名“魏宗国”的文章发表于1980年1月25日，距“渤海二号”沉船事件公布一个来月，距秦文彩他们与日本、法国和美国石油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半年时间。

    “魏宗国”——（“卫中国”的谐音），其文章一上来就充满着火药味，他出于对“卖国主义者的强烈义愤”，对石油部主持签订的中日两国之间石油合作合同进行了“剖析”，认为：“中日合作勘探开发渤海石油的协议中，中方和日方的报酬比例为1∶1.5；而国外的合同资源国和外国投资者的分成比例一般是 4∶1。”显然，这么大的反差，说明了中国石油部和一些官员在与长期敌对中国的日本人“做着不可见人的勾当”。文章还以“事实”说明：“合同签订不到几十天，日本人已将其投资的7亿美元。连本带利赚回来了！”“魏宗国”据此预言，中国与日本的合作，将使中国在“15年的合同期内，损失1000亿美元”。

    这还了得！当时中国人的生活水平非常之低，整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才多少？1000亿美元的概念，在大家的心目中，是个不可思议的数字。

    “石油部的人到底在干什么？他们是想把我们中国出卖给小日本啊？”中国人有“窝里斗”的毛病，现在一听说有人要出卖国家利益，于是便有人立即呼应起来。这时候，中科院情报所有一位女士，借着自己的工作便利，当她读到“魏宗国”的文章后，出于“爱国主义”的强烈责任感，大有拍案而起的勇气，立即将自己的一腔“爱国热血”，倾洒在笔端——她以万字檄文，向中央领导反映石油部的“卖国主义行径”和“铁的事实”。信发出的时候，还附了《华侨日报》“魏宗国” 的那篇文章。

★ 邓小平沉思良久，批示约集专家召开论证会

    对“魏宗国”和中科院那位女士的“爱国主义”行为，呼应的人很多，加上石油部“渤海二号”事件的出现，“卖国主义者”被无情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秦文彩、张文彬，当然还有康世恩，他们都是被人背后谩骂为“卖国贼”的代表人物。整个石油部仿佛也都成了被“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俘虏”了的阵营。

    中科院那位女士的那封信一路过关地走到中共最高层手里，最后到了邓小平办公桌的情况说明了一点——谁也不敢轻易放掉石油部那么大的一个“卖国集团”。

    这回轮到邓小平沉思了：是啊，这一阵子社会上对于改革开放说三道四，讲什么的都有，其中在利用外资和对外开放问题上暴露出的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激烈争论。

    什么是爱国主义？什么是卖国主义？什么是真爱国主义，什么又是假爱国主义真卖国主义呢？所有这些问题一定要让我们的人民认识和了解清楚！

    在搞清楚这些问题时，要防止“左”的东西，同时还要防止右的，总之，讲改革开放、解放思想，都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邓小平静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将那封信和“魏宗国”的文章搁在一边，然后点上一支“大熊猫”，开始了思忖……许久之后，他拿起一支红芯铅笔，在信的上端重重写下一行批示：秋里、谷牧同志：请你们约集一批专家，好好论证一下。

    那一段时间，余秋里心情非常不好，石油部宋振明部长被撤职时常有人将各种怨气怨言传递到他余秋里的耳朵里，而报刊上公开的和不公开的指名道姓地点他余秋里的也已经很多了，似乎石油部成了一个“卖国贼”的大黑窝，他余秋里就是这个“卖国贼大黑窝”里的“总后台”。

    “有人就这么说你！”余秋里的子女中就有人对他这样说。

    每每此时“独臂将军”都会大发雷霆一通：“狗屁！他们知道个狗屁！我们石油部要有卖国贼的话，中国就不会有大庆油田、胜利油田了！早就让帝国主义踩在脚底下了！”

    但是在外面、在工作场合，余秋里仍然保持着国家副总理和老将军应有的风度，他冷静地思考和应对着眼前的艰巨任务和风雨飘摇的海洋石油对外开放之航程……他相信自己的老部下康世恩、张文彬和秦文彩他们不会做出不利于国家和民族的事，更相信广大石油工人和石油部的干部们是经得起考验的。

    “文彩，你们要认真准备，做好汇报，阐述你们的意见、观点。因为这个问题很敏感。有人骂我们是‘宁赠友邦，勿与家奴’。我们要认真研究，要自己心中有底，看看对在什么地方，错在什么地方。还有哪些地方有问题，一点也不能马虎和含糊。”余秋里很快把秦文彩叫到能源委的办公室，及时作了布置和交代。

    一起参加谈话的还有能源委副主任杨波同志。他补充道：“这次证论，来头不小，你们要充分重视。到时候，要讲出为什么要对外合作，那些项目是怎样批准的，都要讲清楚！”

    “是！”秦文彩坚定地向两位领导保证道：回去马上着手准备，一定全力应对这次大辩论、大论证。

★ 论证会阵营空前豪华，但火药味极浓

    1981年3月23日，一场声势浩大、阵营豪华、气氛异常严肃的论证会，在北京六铺炕的石油部大楼五层会议室如期举行。

    “真正奉行和执行爱国主义行为的爱国主义者，被骂成了卖国贼；而有些人，在那次大论战中，却是以爱国主义者的身份和嘴脸出现，你说可笑还是可悲呢？”三十年后的今天，秦文彩这样问我。

    所有答案都会在客观的和铁的事实面前获得结论。

    此次论证会的阵营之豪华是空前的，原因有二：一是参加的单位之多，除了石油部，还有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科委、全国人大法制委、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地质部、石油部、财政部、外贸部、外交部、国家海洋局、中国银行、中国贸促会、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地球物理学会以及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24个国家部委及主流媒体单位；二是近百名国内顶级的专家，主要是从事石油和地质及经济、法律方面的专家，他们中有为新中国石油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黄汲清、张文佑、顾功叙、翁文波、侯祥麟等石油与地质专家，还有马洪、徐寿波等等。

    会议的主持人，是江泽民同志。那个时候的江泽民是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这个论证会是中央决定由进出口委与能源委一起主持召开的。另一位主持人是杨波同志。

    第一天的会议在江泽民的主持下宣布开始。随即，身兼能源委主任的余秋里副总理作了简短讲话——因为此刻的余秋里虽为国务院副总理，其实论战的另一方早已私下里把他同样列在了“怂恿和指使石油部进行卖国行为的总后台”的角色，所以余秋里非常知趣地在作了一番开场白后，很快离开了会场。

    不过，余秋里作为国务院领导，他的开场白说得还是非常有力。他说：“勘探开发海上石油，是中国石油工业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决策，中央对此极为重视。这次论证会，应在经济、技术方面充分论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目的是搞好我国海上石油勘探开发的整体工作。”
 
    余秋里走后，秦文彩注意到，本来火药味就很浓的会议现场，一下又显得气氛更加凝重与沉闷。令他感到有些不舒服的是，那个写信告到邓小平那儿去的女士，今天显得十分得意，眼睛不时地在现场到处寻觅和探秘什么。而新闻单位的一些记者仿佛也把她当作了“英雄”，不时地走过去与她交流和交换联系的电话号码。“沉住气，现在我们是‘被告’呢！”秦文彩暗暗告诫自己。当他把这种告诫的目光传递给坐在自己身边的赵声振、钟一鸣等人时，反倒觉得有些好笑了：因为秦文彩看到赵声振、钟一鸣他们个个比自己更加正襟危坐、神情严肃地坐在那儿，还真有点儿“被告”的样子。

    “哎，用不着这样，我们是庄严陈述的！没什么了不起。”秦文彩胳膊和目光并用，向自己的战友们送去力量。

    顿然间，他看到赵声振、钟一鸣等人的脸上露出一丝宽慰和充满胜利信心的微笑。

    作为主要“被告”，秦文彩必须首先要代表石油部作一个总体的发言。而他的发言，是经几位从事对外合作的同志共同起草完成的，当然也经过石油部党组主要负责人看过并同意的。尽管如此，秦文彩知道，这一次发言，意义非同寻常，既要回答骂他们“卖国贼”的那些人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用事实来回答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主张的中国石油对外开放的决策的正确性和已经做的工作是完全符合国家利益、符合人民利益，以及是怎样与国际海洋石油开发的通用法则与做法接轨的。秦文彩深知自己肩上的责任……

“现在，我代表石油部发言。”秦文彩从座位上站起来，说得简洁又掷地有声。

“……中国海洋石油的对外合作，对中国主权没有任何损害。合同区块划分大小，都是由我们主权国来决定的。合作区块的主权永远属于我们中国！”

    这是针对那些把石油部按照区块划分同合作国石油公司进行勘探开发说成是“出卖主权”的说法的正面回应。

    之后，秦文彩从八个方面，就中方与外国公司合作勘探开发海上石油吃不吃亏、合同主要内容和具体操作等问题，一一作了详细的阐述。他的长篇发言，简单地归结为：

    ——勘探期内，不论有无商业性油田发现，全部勘探费用由日方（或其他外方）独自承担；

    这么好的买卖有什么错？会场上，有人已经开始在私下里讨论和交换意见了。

    ——双方投资购置、建造而形成的固定资产，最终归中方所有；

那是用人家的钱建起来的东西，有的肯定还是比较先进的设备和装备，我们少花钱就能得到它，这是一桩便宜买卖嘛！有人轻轻拍手叫好。

    ——油田从开始商业性生产之日起，无论成本高低，也不管盈利多少，首先提取年产原油的42.5%作为中方固定留成；

嗯，这一条得细细研究，42.5%是多还是少呢？听听再说。

    ——所发现的油田建成并进行商业性生产的两年中，中方可以接管操作权，操作费按年产量的15%由中方包干；

    一旦发现了油田，就把操作权拿回来，这很重要。应该说这做法很好嘛。

    ——油田在投产后的15年内，日方可获得年产原油的4.8%作为投资回报；

    15年？4.8%？是多还是少了？不过，人家花了好几个亿美金来帮我们勘探开发，风险是很大的。如果没有发现油田，所有投资都得扔在海里。找到油田让人家获得一定的回报这很正常，而且人家来投资本身就冲着要赚点钱、占些小便宜的嘛！我看这条没问题！

    ——回收双方的投资和利息，其年额度不能超过年产原油的37.7%；

这又是一个什么概念？噢，就是用原油来抵偿投资方的投资与利息，可以嘛！我们就是因为国家穷，没钱，才找人家来合作嘛！国际惯例应该是多少？听听，听完再问问。

    ——合同期内，每个油田的累计采出量，不得超过整个油田储量的85%；其余的15%归中方所有；

    嗯，这规定好。如果合同偿还期的15年内把油田的油都采完了，不等于为别人开发了嘛！留出保底储量是主权的体现。好！不过15%到底是多还是少了？

    ——油田建设开发投资，中、日（外方）的投资比例为51%∶49%。中方的投资，原则上由日方（外方）提供低息贷款。如中方拥有自有资金，也可以不用日方（外方）贷款。

    对嘛！一旦油田建设开始，我们是大股东嘛！中国就是现在穷，穷了你就得让点利给人家。我看这些都是很好的做法嘛！

    可不是，哪像那些人传言的是卖国行为，更没有丧失什么主权嘛！

    我从一开始就不相信，堂堂人民共和国石油部，怎么可能做赔本的买卖？再说，他们的每一个项目都是经国务院批准的。要说在同外国公司合作中，有没有个别人想占点小便宜，我不敢保证，但谁想说石油部的人都是“卖国贼”，他们干的都是“丧失主权”、“为外国赚大钱”的话，打死我也不相信！

    “不相信！我看那些说三道四的人是别有用心。”

★ 以强有力数据，一一反驳“魏宗国”指责

    秦文彩在台上一条条陈述的时候，台下已经有人不停在窃窃私语。然而再看看另一方也不含糊，他们（她们）一个个不时瞪大眼睛看着秦文彩，不时又拿着笔在纸上“刷刷”地写着，并交头接耳地互相鼓着劲，全力准备着进攻……

    “下面，我想就用一些具体的数据和事实，来回答《华侨日报》上‘魏宗国’一文中提出的那些问题。我要在这里严正声明的是，‘魏宗国’的这篇文章中所列举的数据几乎没有一个是符合事实的！”

    论战正式开始了！秦文彩开始了他对《华侨日报》“魏宗国”文章的一一反驳——

    ◆ “首先我想指出的是，魏文所说的‘日本在15年内，享有石油出产的42.5%’，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按照合同，一旦找到油田，在原油总产量中，我方享有42.5%的固定留成油，还有15%的操作费包干；而日方只有4.8%的报酬油。至于其余的37%的原油，合同中也写得清清楚楚，是中方按照国际市场的价格出售给日方的——特别要说明的是，我们这样做，既得到国务院的批准，同时又根据国际油价基本上是朝着不断涨价的情况来确定的，所以说它的出售定价，是根据产油时的国际油价来确定的。这既合理，也总体上有利于我们这一方。至于为什么要把37%的原油卖给日方，我们在合同里也非常清楚写明白了，它是作为我方投资建设和开发油田所需的经费的还贷和需要还付的利息。一旦偿还完毕建设投资和利息后，原油销售收入，则完全归中方所有。在这一点上，‘魏宗国’ 的文章混淆了基本概念和基本事实。”

    ◆ “其次，魏文中说‘中日协议中石油产权的报酬比例，双方几乎高达1∶1.35’，这完全是没有丝毫根据的无稽之谈。下午，我想请诸位认真看一下我们与日方签订的合同文本，便知真相。在此，我想先向大家说明一下，按中日双方签订的合同规定测算，扣除双方投资的本息及操作后，中方与日方的净收入的比例平均为9∶1，如果是发现了高产油田，这个比例可以达到13.9∶1；产量低的油田，其比例也可保持在8.81∶1的水平上。”

    “你们问世界其他国家同类的石油合作合同的比例是多少？我可以告诉你们：大约在4∶1的水平。也就是说，资源国和投资合作商之间的分成比例一般为4∶1。请听清楚了：我们同日方签订的分成比例的平均水平是9∶1，高出一倍以上！”

    ◆ “第三个问题是：魏文中讲到的所谓的日方‘不到十几天，7亿美元的投资已连本带利全部收回’，则更是违背基本事实的。按照合同规定，日方在渤海湾的勘探开发投资远不止7亿美元，且按照现在的合同规定，日方想收回其基本投资最少也得7年，怎么可能在十几天内收回投资呢？魏文的那种说法，不仅完全不符合事实，即使在国际海洋石油合作开发史上也是从没有这种先例的，而且几乎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不知是‘魏宗国’先生缺乏这方面的基本常识，还是有意捏造出这样的天方夜谭！”

    “嘿呵呵——”秦文彩听到下面已经有哄笑声了。

    突然他提高声调：“最后我想指出的是，‘魏宗国’的文章中说日方在收回投资后，‘所得到的将是源源不绝的免费原油供应，是价值千亿美元的石油资源 ’，这更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至于所谓的‘价值千亿美元的石油资源’，一是石油资源永远属于我们资源国国家所有；二是千亿美元的石油资源，意味着我们渤海湾要发现相当于7个大庆油田，或者说会有两个欧洲北海油田的资源量！我和我的同行对渤海湾再乐观的估计，也没有想得到可能有7个大庆油田或两个北海油田这样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伟大发现！”

    “哗——”秦文彩结束讲话，台下顿时响起热烈鼓掌。

    有几个人的脸色特别难看。其中有那位女士。

★ 与“原告”正面交战，再次赢得掌声

    “谁对秦文彩同志的发言有异议或问题，可以自由提出来。”杨波清了清嗓子，示意会场安静。他把目光移到以那位女士为代表的“原告”一方。

    “我想问：石油部在不同地质部商量的情况下，便同外国公司签订了协议，这样做是否超过了石油部管理的范围？”早已耐不住的那位女士站了起来，对着秦文彩责问道。

    “海洋石油的对外合作，是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石油部只是作为职能部门在行使自己的工作职责。再说，地质部孙大光部长是知道我们的工作的。”秦文彩站起来回答道。

    “你们是不是在搞租让制？”另有人提问。

    “不是。”秦文彩回答得干脆，“我们搞的是风险合同。它是一种中外双方平等互利的合作模式。而且，即使在合作区块内，我们中方也保留着打井的权利。”

    “南海对外合作，你们有没有同总参商量过？”有人提出一个军事保密问题。

    “是的，我们不仅与总参有过多次的沟通与协商，而且国务院在作出相关决定时，总参的同志是参加了会议的。”

    “听说外国公司都有自己一套非常有经验的谈判专家和经济学家，你们都是新手，谈判能不吃亏吗？”

    “这同志提得很对。确实，我们在对外合作中深感自己的经验不足，特别是一些专业的法律和条款问题，有时被搞得头都会痛，但有几点可以保证我们在谈判中少吃亏、不吃亏：一是我们的同志虚心好学，包括我们的副总理康世恩同志，用他言传身教的作风，带领我们从不懂到懂、再到完全能懂并一直到熟练；二是我们为了避免吃亏，尽量地多选择几种方案进行比较，从中选择更有利于我们的最优方案；三是我们也请了第三方有丰富经验的国际专家帮助我们一起工作；第四点最重要，是我们参与对外合作的同志，他们都是石油部百里挑一的好同志，他们对国家、对党、对我们的人民忠心耿耿，勤劳机智，工作一丝不苟，并且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十分注意在实践中进取和提高自己的能力，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把与外国公司所签订的合同给国际上著名的石油公司和专家们看后，他们一致认为我们中方不仅没有吃亏，而且应该说是极有利于我们中方的，属上佳或最佳的方案……”

再一次热烈鼓掌。

    “我记得非常清楚，那九天半的时间里，我们不是在五楼的大会议室进行集体论战，就是在下面的小会议室翻阅资料，准备迎接挑战。”现年75岁的邱中健院士站在他的办公室，推开窗户，指着中石油西南方向的那栋楼，给我讲述约三十年前的那次大论战。“很热闹，有人说我们是卖国贼，很好笑，怎么可能呢？当时从事海洋石油领导工作的一些同志，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像余秋里、康世恩和张文彬、秦文彩他们，都是打过仗的人，像我和黄汲清、翁文波这样的旧知识分子，在新中国成立之前，都吃过帝国主义和日本人的苦头，怎么可能做出卖国的事嘛！”

★ 骂卖国贼者反成真“卖国贼”

    “渤海论证会”，亦称“3•23论证会”，是中国对外开放初期一次规模最大、声势空前、内容广泛的大论战。它涉及到主权问题、经济问题、外交问题、军事问题和劳资问题等等方面，是一次为中国全面对外开放作先导的理论与实践的大辩论、大交锋和大总结。正如后来江泽民等同志在向中央财经委领导小组汇报时，中央领导充分肯定的那样：渤海石油勘探开发论证会开得好，很有必要，而且通过这种由多个部门和众多专家参与的集体论证形式，有利于增进对国家大政方针决策的正确性和可操作性。同时，中央再次充分肯定石油部所进行的包括渤海湾在内的海洋石油对外合作项目的进展，总体是好的，对我方是有利的，与外国公司签订的合同没有吃亏。

    让秦文彩和石油人特别欣慰的是，中央再次强调我国海上石油开发与外国公司的合作不仅要继续，而且要坚持下去，甚至可以不断扩大范围。让外国公司有利可图理所当然，不应因此束手束脚，只要有利于加速我国海上石油开发，争取到更多的外国资金和技术，有利于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事，石油部可以放手大胆地干。同时，在与外国合作中，可以充分利用我国的人力和资源国的自身优势，比如在建设服务基地和基地服务工作方面，尽可能地不雇用外国人员，由我们自己来做，争取“肥水”不外流。

    中央领导十分肯定论证会上专家们提出的关于加速我国对外合作开发海洋石油的立法建议，给秦文彩留下了深刻印象。

    “秦部长，报告一个好消息：听说那位女士已经被抓起来了！”突然有一天，有人兴高采烈地跑来对秦文彩说。

    “哪个？”秦文彩愣了一下，问。

    “就是写信告我们是卖国贼的那位女士。中科院的！”

    “噢——她怎么啦？”

    “她向外国人出卖情报，被我安全机关抓住了，据说马上要判刑！”

    秦文彩轻蔑地“哼”了一声，说：“没想到她骂了我们好一阵卖国贼，最后自己反倒成了真卖国贼！可悲。”

    “现在想起来，我们真得感谢这位女士，是她挑起的那次大论战，反倒让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对外开放的复杂性和重要性，以及同外国公司合作中必须坚决捍卫的国家利益和法律法规制度建设……”当现在的秦文彩再评说起那次大论战和那些辱骂他和石油部是“卖国贼”的人时，已经并不在乎了。（完）▲


林彪被“摘「反革命」帽”的背后
http://www.topyl.com/bbs/thread-457667-1-1.html

    华国锋去世的纪念文章，官方首次不用「反革命集团」来形容林彪。其实今年四月，林彪死党胡萍追悼会上已看出端倪。八十年代影视作品对林彪就有正面评价，多位军旅学者对林彪研究作出重要贡献。

    八月三十一日，中国官方新华社为刚去世的华国锋发表生平介绍，提及他于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中，曾「参与处理林彪集团问题的工作」。长期以来，中国官方说到林彪问题，必称「林彪反革命集团」，甚至年初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座谈会」上，仍称逝者协助「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妄图夺取最高权力的阴谋」。

    但其实在这座谈会三个月后，为林彪反革命集团「摘帽」的端倪就出现了。四月二十四日，「林彪死党」、原空军副参谋长胡萍的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东礼堂举行。胡萍家属公开挂出两幅催人泪下的挽联。一幅是：戎马一生坎坷路，呕心沥血，长空万里送君行。是非荣辱两不惊，胸怀坦荡，功过自有后人评。另一幅是：仰俯无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

    回顾「九一三」以来，林彪的历史功绩受到彻底否定，铺天盖地的批判文章说林彪「不读书不看报」；「根本不会打仗」。话剧《平津战役》，为了避开林彪，几乎完全删去天津战役的内容。林彪还被称为「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林彪被泼的污泥浊水，简直无以复加。

    林彪摘帽了，但「集团」的称谓仍带有暧昧的贬意，他还不能像刘少奇、彭德怀和陶铸那样得到平反昭雪。但非敌即我或非敌即友，「反革命」三字的抹去，意味着林彪至少不再被视为「政治敌人」。

    其实，林彪名字作为一种历史存在，也一直坚实而巨大。早在八十年代，中国军方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影片《四渡赤水》时，就没有漏掉「正面人物」林彪。九十年代，八一厂拍「大决战系列」《辽渖战役》和《平津战役》等，林彪是戏中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的统帅，他沉着冷静、深有谋略、器宇不凡，他的经典台词「各个纵队首长开完会就回去吧，我没有准备你们的饭」、「我不要伤亡数字，我只要塔山阵地」等令观众耳目一新。影片还表现林彪非「军神」而普通军人的一面，譬如，酷爱嚼炒黄豆。而最感人的恐怕还是，蒋介石在召开国民党军事会议时，竟说感到林彪之魂在场，惜才之情、师生之谊溢于言表，超越政治对立。

    八十年代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名列三十三位中共军事家，林彪也有一席之地，分明经过中央军委批准。中共元老陈云、杨尚昆和黄克诚在不同场合说，林彪是历史上有名的军事指挥员，写他的历史，不能对他一概否定，而不作全面的、历史的评价；「林彪在长征路上，在抗战中，特别是在东北解放战争中，还是有功的」。

平型关打破日军神话

    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五日是平型关战斗七十周年纪念日。平型关之役是八路军出师华北抗日前线的第一仗，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神话。山西当局为「平型关大捷纪念馆」新建约五千平方米的将帅广场，铜质群雕分别是参战将领林彪、聂荣臻、杨得志、李天佑、杨成武及萧华等，造型生动、神态各异，而群雕中心则是手拿望远镜、左手叉腰、凝视前方的林彪。可见，政治阴云并不能遮掩林彪的历史身影。

    今天回顾「九一三」事发当时的一宗「奇闻」，深不可测的谜团也大可释然了。据前中共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回忆披露，当出逃的三叉戟专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包括林彪在内机上九人全部身亡的消息传来之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号啕大哭，捶胸顿足，足足过了二十多分钟，方才平静。周恩来这场摧心裂肺之哭，许多研究者后来分析，极可能为毛泽东与中共受到无可挽回、无法弥补的重创而痛哭；极可能为日后再也无人与他分担「伴君如伴虎」恐惧而痛哭。

    实际上，周恩来哭的恰恰是林彪本人及遭遇。思想自由、人身安全本是政治文明应有之义，可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共产国际、在苏共和中共党内，「无产者联合起来」只是招揽入伙的诱人旗幡，旗杆下却「头颅抛处血斑斑」。别人不清楚，他周恩来最清楚黄埔军校学员林彪是何许人。林彪就算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说到底，也不过跟毛泽东意见不合。意见不合，就是弥天大罪吗？就算外逃，也是被迫而为，林彪仍是同志，而不是敌人。这一点，正是中共今天为林彪摘去「反革命」帽子的最大理由。

    林彪集团头上「反革命」三字抹去，对海内外许多学者、研究者和作家也是巨大告慰。他们中间有王年一、张聂尔、余汝信、何蜀、高华、蓑笠翁、丁凯文、舒云和陈小雅等人。他们研究林彪，有些人要「为林彪讨回一个公道」，但更多人是要追问事件所折射的政治之谜。

    已去世的文革史学家王年一说，「林彪有病。毛泽东也有病。病夫治国，成了中国的特色」。他说，有一件事可证明林彪有「病」：建国以后，林就与夫人叶群不同房，叶群曾写日记，痛骂林彪毁了她的青春，「一个人，从四十几岁起就没有性生活，这能没有病吗」？王年一又说，「毛、林的个性都极强，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人格」，所以在文革中渐行渐远。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林多次求见毛泽东，但得不到响应，于是幽怨写下「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条幅，决心同毛决裂。而毛巡视南方时，一面作歼林部署，一面又敲山震虎，泄露消息。岂料林彪先发制人，且破釜沉舟，「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举」。

    舒云在海外出版的《林彪事件完整调查》和《林彪画传》深受读者欢迎，多次再版。舒云二十年间，采访一百多位林彪亲属和知情者，搜集了大量资料及一千多张珍贵照片，充分肯定林彪对中共的贡献。还有张聂尔撰写的《风云「九一三」》，这部关于林彪的专著于九十年初代在中国大陆出版，因审查极严，许多内容因通不过而被删去。张聂尔与林彪女儿林豆豆非常熟悉，林曾到张家接受采访。张聂尔还采访过吴法宪夫人陈绥圻及子女。张聂尔身患癌症三十多年，于二零零七年五月去世，林豆豆、李作鹏的女儿等，都前往送别。

军方女作家肯定林彪

    值得一提的是，王年一是被誉为「中国军事智库」的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拥有少将军阶。舒云和张聂尔曾是解放军女军官。他们的研究写作，与军旅作家莫言、刘亚洲、阎连科、朱苏进、刘震云、李存葆、王湘穗和乔良等人的创作相映成辉，成为神州最敢言的一群，堪称中国思想解放的奇观。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是意大利学者克罗齐的名言。中国学者朱光潜深刻阐发：「没有一个过去史真正是历史，如果它不引起现实的思索，打动现实的兴趣，和现实的心灵生活打成一片。昔日历史在现时的思想活动中才能复苏，才获得它的历史性……」。三十七年来，「九一三」林彪座机坠毁日总是搅起人们心底的波澜，其能量远远超过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祭日。谁也无法否认，林彪事件核爆炸般的精神震撼和挥散不去的凄厉，早已融入一代人的心灵，成为中国新时期地平在线的启蒙曙光。▲


中编办统一部署地方大部制改革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80920/21072434122.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9月20日 中国经营报

　　重庆市如今正在潜行的地方政府机构改革，正在引起千里之外北京的关注，此时此刻，中央直属机关的“大部制”改革刚刚落幕，地方政府的机构改革，刚刚列入中国决策层的议事日程。

　　重庆的改革将不是个案。记者了解到，在北京奥运“时段”将告结束的时刻，中编办召开了有各地方编办主任参加的专题会议，向全国的地方编办都提出了“大部制”改革的要求，显然，重庆只是快走了“一步”，接下来，围绕精简机构与政府放权的改革工作，将在全国各省推开。

　　统一部署

　　重庆正在吸引全国地方政府的目光。该市刚刚冻结了市政府所有人员编制，并暂停绝大多数增加编制与机构升格的审批。在此之前，重庆市农委刚刚成立。同时，市政府也已成立专门调研组，研究机构改革的各种途径与方式，而在调研结束后，这个调研组将自动转为机构改革的“工作组”。

　　这并非是重庆市的“激进之举”，而是来自中央政府的统一安排。一位接近中编办的消息人士告诉记者，在奥运会结束后，中编办曾专门召开会议，要求地方政府切实推进机构改革，以适应中央“大部制”改革后，行政构架的配置。

　　“来参加会议的包括各省、自治区以及计划单列市的编制办公室主任，在这个会上，中编办明确提出了地方也要搞‘大部制’改革的要求。”他向记者透露，而重庆目前所进行的各种机构改革的准备工作，都是依据这次会议精神部署的。

　　记者了解到，此前，身兼中央编制工作委员会委员职务的国务院秘书长马凯，在今年8月的一次工作会议上，就已对此问题“拍板定性”，据一位当时参会的人士回忆，马凯当时的讲话强调，中央层面的“大部制”改革已经告一段落，下一步将重点推进地方政府与之配套的机构改革。

　　“地方政府机构改革是该认真地进行一次了，此前中央政府机构改革已经进行过多次，但地方上跟进的次数并不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谢庆奎如是评价，在他看来，地方政府编制相对职能而言比较臃肿，而职权交叉的情况，甚至多于中央部委，严重影响了办公效率，因此，地方政府的改革已经势在必行。

　　不过，记者目前掌握的情况表明，中编办以及中央政府层面，并未对这项改革设立时间表和完成期限，消息人士称，中编办的态度是，各地方政府情况不同，要实际安排，不搞“一刀切”。

　　放权核心

　　“行政管理体制没有科学与不科学，只有适合与不适合。”说这话的是重庆市法制办主任李殿勋。记者了解到，目前，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基本原则已经明确，即除了中央政府明确有要求要在地方设置对口部门之外，地方政府可根据本地情况灵活掌握，以求“适合”。

　　尽管重庆是全国范围内较早推进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城市，但是前述接近中编办的消息人士告诉记者，重庆目前也仍是在进行前期调研工作，正是的改革尚未真正展开。重庆市编办副主任刘永全也表示，由于改革牵涉面广，所以需要异常谨慎。

　　正因如此，在8月份农委挂牌之后，重庆市便再也没有对机构进行撤并精简。据了解，这个新机构由原农业局、农机局、农办与农综办合并而成，主要负责综合管理和统筹协调全市农业和农村工作，而其最直接的“效益”在于，可将被整合的部门总计每年20亿元的涉农资金统筹安排，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

　　“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说，希望看到地方政府在机构改革上有所创新，尤其是在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方面，实际上就是放掉该放的权力。”接近中编办的一位人士称，而在8月召开的工作会议上，马凯就已经把如是内容，确定为下一轮地方政府改革的主要思路。

　　谢庆奎认为，中央政府创新是比较难一点，地方上管辖范围比较小，更有可能实现创新，包括职能转变、机构精简方面。“有些地方中介和民间组织比较发达，让他们承受一部分政府转变出来的功能，这样子政府就能瘦身了。”他说。

　　在他看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功能应该是有区别的，地方政府一些必设机构要跟中央大致对口，而有一些应该是因地制宜设置的机构，这类机构在瘦身的同时，应该增加。显然，放权也不是一味的减少部门设置，而是尽可能的合理设置，并突出政府的服务职能。

利益桎梏

　　让地方政府放权，一切显然不那么简单。

　　2008年两会期间，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华建敏在公布了中央“大部制”改革方案之后，各省的主要领导都对此表示了关注，不过，各省如何进行调整自身的机构设置，还是处在观望状态，其核心便在于“资金拨付、审批权力”的对位，现在，这也正在成为地方政府放权的主要桎梏。

　　“地方政府无论财政紧张还是富裕，都愿意从中央财政拿到更多的资金，所以有一些机构对下是没有服务职能的，但对上却可以有对口争取资金的能力，这样的机构，地方政府肯定不会撤并，而是一定会保留，对此放权，政府很难做到。”山东省政府办公厅的一位人士向记者坦言。

　　重庆市政府一位长期从事政府改革研究的厅级官员，更是了解此中之道，他表示，向社会中介组织、行会组织放权，就意味着下放处罚权，如吊销工商执照等。显然，在这些职能真正下放后，原有部门的利益将要进行重新分配，无论将其并入哪个部门，都异常困难。

　　在他看来，政府放权的改革最有前景，但实施起来很有难度。毕竟现有的政府部门想放权的不多，最终如何改革要看部门间如何妥协。“简单的合并同类项的‘大部制’改革所起的意义不大，最终也将是失败的，要多呼吁政府放权。”这位官员说，而中央政府也在密切关注重庆的进展，毕竟这关乎中国基层行政机构改革的未来与前途。

　　新闻背景

　　重庆试行地方“大部制”

　　据悉，重庆已正式启动“大部制”改革试点，今年8月8日，重庆新的农委挂牌成立，新的农委由原农业局、农机局、农办与农综办合并而成。经过调整，重庆市直属机构减少1个，直属局事业机构减少1个，而处级内设机构则减少了16个。

　　同时，重庆将进一步探索“大部门”体制，因此已经暂时冻结市政府部门的机构编制，除特殊情况外，不再办理市政府部门增加机构、增加编制、增加领导职数，以及机构升格等机构编制事宜，特别是涉及调整和变动的部门，原则上不再使用余编补充工作人员，不再新提拔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