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斯大林为何推翻列宁有关归还中国领土的承诺？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710367.html

2008-09-14:李奉先 文 关于这个话题，笔者以前注意过网上出现过类似这样的讨论，但有些网友一直质疑列宁的诚意，甚至认为此项承诺子虚乌有。笔者愿意在中秋之日拿出来，与大家再次探讨。笔者以为只要真心诚意地维护中华民族利益，就应该实事求是地参与交流，不同意见可以争论，甚而保留。唯愿有个具体地求证， 以得出理性的结论。笔者认为：列宁要把沙皇侵占的土地归还中国，过亿万年后仍是不争的事实。论据如次：

1．早在八国联军侵华时，列宁就严厉谴责沙皇政府对中国的入侵。列宁说认为：那些条约对中国是极不公平的，也说不去的；

2．列宁的观点还认为：什么“黄种人仇视白种人”“中国 人仇视欧洲文明”，那不过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掠夺压迫的借口。用中国的古言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说白了，我们的晚清当局那么窝囊，人家便明火执仗罢了；

3．列宁严厉谴责沙俄在中国杀人放火、侵占领土、修建  、铁路、乃至瓜分中国；

4．1919.7.25.苏俄发表《对中国人民及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史称苏俄第一 次对华宣言。宣布放弃沙皇政府与中国所定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废除沙俄与中国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所缔结的不利于中国的秘密条约。放弃沙俄在中国东北等地用侵略手段取得的土地。放弃沙俄在中国的租借和领事裁判权。放弃庚子赔款的俄国部分，和在中东铁路方面的一切特权等；

5．1920.9.27.苏俄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重申废除对华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沙俄夺取的一切中国领土和中国租界。永远无偿地退还一切侵夺的中国权利；

6．1923.8.16.苏联驻华全权代表在哈尔滨再次声明，放弃沙皇侵略政策，尊重中国主权；

7．1924.4.1.上海学生联合会等十余个团体，主张速签中苏条约，承认苏联。

遗憾的是中华民国初期，军阀间为了各自的地盘忙于“必先安内”。内乱没有中断，列宁因遗传病缘故仓促间撒手人寰。当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围绕最高统帅权争斗头破血流时，中国又开始了新的“北伐”。读者朋友们，仔细想一想，能怪谁呢？

我们继续讨论正题。当斯大林如愿以偿除掉亲列宁派系的托洛茨基后，为什么不把列宁的承诺“旧事重提”呢？为什么他执政长达近30年也不愿履行列宁的遗嘱呢？笔者认为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斯大林路线与列宁的路线本身就有区别。

列宁切身为了国际共产主义利益着想，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而斯大林仍然存在大国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情绪。读者不要认为我是守旧思维，就史论事，才能说明问题。虽然历史证明，斯大林是一位有巨大历史功绩的人物，是一位有非凡领导才能的人物，但又是一位犯有严重错误罪过的人物，他贪婪地攫取中国利益已经违背了他的信仰。二战时期，他在苏联更是声望日高，乃至一手遮天，谈不上考虑中国主权。

二．后来的国际形势巨变，中国国共两党均需要苏联这一庞大的军事大国与日本法西斯殊死决战。

    斯大林领导苏联红军打败了德国法西斯，取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表面上推动了世界和平与进步事业的发展 ，其实更增添了苏联不愿把非法吞下的果实再拱手交给中国政府，当然并不是苏联不愿意，是后来的苏联历任当权派不愿意。

三．国与国之间没有永恒的友谊，只有永恒的利益。

    从地缘政治和军事战略出发，美苏对抗已经初露端倪，斯大林不愿意看到有个强大统一的中国迅速崛起。

四．斯大林的个人素质。

    他在苏联接受和鼓励个人迷信，实行个人专权；在党内斗争中 滥用专政手段，导致法制被严重破坏，大批无辜干部遭镇压；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一些理论，已经被教条化、绝对化。因此他需要凭借大国大党的地位，树立自我中心，对外发号施令，推行大国主义，谋求世界霸权。

五．前沙俄的历史因素对斯大林的影响特深。

    沙皇时代扩军备战的传统，在斯大林理论中已经形成“大国面积”和“大国军事”的浮夸思维体系。彼得时代和叶卡特琳娜时代已经形成的强盗思维，于前苏联时代得以继续传承，这对出生于格鲁吉亚的小个子大胡子的斯大林来说，更是不遗余力地得以贯彻。用《三巨头》中有句台词形容斯大林很经典，丘吉尔说：“我相信上帝是站在我这边的！”斯大林反唇相讥曰：“这么说撒旦是站在我这边了？”

六．笔者认为：言行不一和背信弃义也是这个国家历来的传统文化精髓吧？当年的滑铁卢，拿破伦是怎么败给俄国的，以及二战后雅尔塔体系是如何形成的，至于唐努乌梁海和外蒙古如何脱离中国，笔者就不多说了。

此一时，彼一时也。笔者无意破坏中俄宝贵的战略同盟关系，美国一极坐大，俄罗斯不甘寂寞，欲多极应之，以整大国“雄风”，是离不开和平崛起的中国。而中国台湾问题的解决尚需俄方坚定地支持，“唇亡齿寒”啊：如此相互三国制衡，很好。▲ 笔者不才，姑妄言之。限于篇幅，就此打住。2008-09-14


俄格战争留给我们的启示
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08-09/10/content_835007.htm

2008-09-10 光明网-光明观察  作者：陈迁达

　　虽然，俄罗斯和格鲁吉亚之间的冲突还没有完全平息，俄格冲突对中亚东欧乃至整个世界格局所造成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而得出结论，但是，如果排除这次冲突在政治和道义上的意义不谈，而只是从军力以及战术的角度上来考虑，俄格之间的军事冲突能够给我们太多的启示。

　　2008年8月8日至16日的军事冲突是俄格两国冲突的高峰，这次战争是自俄罗斯独立以来首次对外宣战，也是俄军继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的首次对外作战。在这次闪电战中，俄军显示了强大的军事实力，以速度和规模向世人证明，尽管沉寂了多年而默默无闻，俄军依然还是世界上最为强有力的军队之一。但是，此次战争也暴露俄军中存在着一些严峻的问题，俄军的军事实力和人们头脑中那个在冷战中能够同美国平起平坐的苏联形象已经有了太大的差距。对比美国在伊拉克的战争，我们能够清楚看到，现在的俄罗斯和美国之间军事战争能力的差距，那可不是一点点的问题。

　　◆ 首先，在装备上，俄军武器装备水平低下，实战训练严重不足。

    俄军事装备基本上是靠吃老本，在这次武装冲突中，差不多95%的装甲武器都达到了最大使用年限，在俄军向南奥塞梯进发的过程中，竟然会出现一些坦克中途发生故障而阻塞了军队的交通的现象，这可谓是现代战争氛围格格不入。这让不禁让我们想起在十四年前，俄军在车臣战争中，俄军就已经出现了这种现象，时至今日，两次的表现却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另外，俄军对格鲁吉亚的大部分空袭仍然使用的是旧式炸弹和导弹，缺乏精确制导武器，对比美国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的绝对制空和精确打击，两军在装备上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

　　另外，据报道，由于俄军的训练经费长期不足，飞行员平均训练时间只有每年的四十小时，这远远低于一般规定的每年200小时的训练标准，严重影响了飞行员飞行和投弹技术的提高，不管从哪个方面说，这和一个被称为军事大国的身份很不匹配的。

　　◆ 其次，在战术上，俄军战术老套，现代化水平很低。

    俄军在战术上也是在吃老本，基本还是在延续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苏联时期的战争模式，即先是飞机大炮的一番轰炸，接着进入地面部队，可以说，这甚至还只是二战时期的战争模式。俄军在对格鲁吉亚的地面目标轰炸前，没有首先压制其防空力量，没有及时摧毁格军的雷达站，也没有能够破坏其指挥及控制系统，使得俄空军也遭受不小的损失。对比五年前的美伊战争，美国之所以能够放出“零伤亡”的狂言，还不是因为其自恃在战术上的绝对优势，美国能够为战争划清一个圈子而完全掌控局势，这就是他们在战术素养上高现代化水平的体现。

　　而且，俄军在这次战争中的情报工作也是一个极大的缺憾，他们事前对格军的部署没有精确的情报，战争中也没有完全掌握格军的军事意图。俄在自身攻防调配的通讯方面同样也没有做到全局的统筹与协作，各部队之间没有严密的配合和沟通，他们很多人只能用移动电话与指挥站保持联络，这完全不像一个军事强国在现代战争中的表现。

　　◆ 再次，在战争准备和指挥上，俄轻敌冒进，行动鲁莽。

    战争是生死之地，是国之大事，一定要做好万全准备，胜算在战争之前。虽然，很多西方媒体报道说，俄罗斯在战争开始的前一个月已经开始在南奥塞梯地区布置重兵，但是在这场战争中，俄军的表现却有点漫不经心。在战争开始的时候，俄罗斯对战争盲目乐观，他们没有料到格鲁吉亚已经在美国、乌克兰以及土耳其的帮助下大大提高了军事实力，以至于在战争开始的头几天内措手不及。而且，在俄军作战部队有大批的记者跟随，记者们可以通过手机同外界联系，这无疑就是要告诉对手自己的战略部署。这不像是一场战争，甚至这不像是一场实战演习，微笑的脸上看不到他们对战争的重视。

　　如果说在装备和战术上的不足还能够让人原谅，但是如果在心理上的轻敌和行动上的鲁莽而造成的被动局面，却怎么也说不过去。军事的强大就是要靠军队指挥、技术和装备，而指挥是其中的灵魂，不管你实力是多么的强大，装备是多么的优良，如果在战争之前就骄傲轻敌，作战时候又漫不经心，即使是最后能够取得胜利，那也很大程度上靠的运气。

　　俄罗斯人也已经看到了这些，他们已经开始检讨，开始在这次战争中吸取教训。当然，如果能够从这次战争中发现不足，抓紧训练，精心准备，这次战争中吃的亏也是值得的。怕的就是吃了痛还不觉悟。

　　看看咱们原来的“老大哥”、现在的“好邻居”“好伙伴”的教训，咱们是该学点东西的。



朝鲜为何不顾“秘密泄露”，让外国医疗团体进行诊疗？
http://www.topyl.com/bbs/thread-453323-1-1.html


《东亚日报》SEPTEMBER 13, 2008  朱性河  

每次朝鲜国防委员长金正日的“卧病论”盛行的时候，其原因都是外国医疗团体的朝鲜访问。这次也一样。在8月中旬，中国的3名医疗团队和法国医疗团队秘密进入了朝鲜。

朝鲜为何不顾这种机密暴露的可能性，让外国团体进行诊疗？

金委员长的医疗团队具备这世界顶尖装备。而且医疗团队成员都是拥有最好实力的医生，其医疗水平充分可以治疗脑中风等。

但是，对如同神一般的金委员长进行手术可谓是拿自己的生命或全家人的性命冒险的行为。特别是不能预期结果的手术。如果手术有什么闪失，留下后遗症的话那就是惹上大麻烦了。

就因为这样，很有可能是金委员长的医疗团队进行了简单的应急治疗后，要求外国医疗团队进行治疗。

邀请外国医疗团队中，最近的国家就是中国。其次是欧洲的医疗队。近处的日本和美国虽然也有很多著名医生，但是考虑到与朝鲜的关系，朝鲜更愿意邀请中国、俄罗斯、欧洲的医生。

1994年金日成主席的去世也能说明朝鲜医疗队的缺陷。金主席的死亡原因是为可以在初期进行简单应急诊疗就可以复生的心绞痛。很有可能是因为其身边的医疗团队怕有闪失，没能及时下决定，失去了最佳治疗时期才导致了病情的恶化。


目前谁是离间中央与人民的最大罪魁祸首？
http://www.topyl.com/bbs/thread-452952-1-1.html

刘力锋原创系列--题目《腐败是离间中央与人民的罪魁祸首！》

    中华民族在5000多年浩瀚的历史星尘里，从灭亡的夏朝至颠覆的中华民国演绎着跌荡起伏，兴衰交替的传奇，二十五个王朝与一个执政党的陨落结合在一起就是中华民族在纷争中挣扎的青史。

    在当今年代，百姓对党内日益泛滥的腐败现象咬牙切齿、深恶痛绝，一个国家出现腐败问题也许是难以避免的，然而是绝对不可以逃避的，国家的发展政策要符合人民的利益，要给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否则人民就会反对和抵制，当然国家要对政策担负全部责任，要保证贯彻实施，也要保障人民利益的来源，给予人民实际的利益，便会受人民坚决的拥护和爱戴。但是腐败分子是与中央的意愿背道而弛的，中央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地方上的官员是心甘情愿地为人民币服务，索取私利就建立在侵食人民血肉，啃食国家脊骨的基础之上，腐败问题久治不愈，定然会引起社会乃至整个国家针对严重的腐败问题进行变革，这是必然的发展趋势。

    党内的腐败现象在开始崭头露角的时候未能引起重视，导致目前已经如火蔓延，已经形成泛滥的形势，这是中国必须要面对的，而且是迫在眉睫，地方官员卑劣的腐败行径，如果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怨已久的情绪，那么中国又将演绎水与舟的故事。

    中央的监督机制还不够完善，并且在存留一些空白，这也是造成腐败的根源之一。虽然腐败大多出现在地方或基层，却是会直接影响中央的统治与执政，在国内充斥着内忧，是必然会拖制中国发展步伐的，在人民的生活中存在内忧，人民会产生憎恶心理。我党是否有统治国家的权利，完全是由广大的人民群众决定的，失去群众基础的政权摇摇欲坠，终究要赴万劫不复的深渊。

    我党在以前为人民创建江山的时候，对待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的恶敌是何等的冰冷，是何等的无情，可是现在执政之时，人民依然遭受着不同欺压，党却在行动上疏忽大意，再稳固的政权也经不起天怒人怨，也挥霍不起人民的忍耐，当处于此情此境，实在令人为我党堪忧，为国家堪忧。

    古人有云：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毛主席也有一句影响我党进程的至理名言：“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打江山都要靠枪杆子，守江山更难，就更不应该丢掉枪杆子，不管是国外的敌人，还是国内的敌人，都是人民的敌人，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厉鬼，对待国内的腐败分子，不要死守着“腐败分子同胞论”的错误观念，对待敌人不应该有任何怜悯，靠吃人民的肉，喝人民的血的蛀虫，倘若还心存善意，必被侵蚀得连骸骨都没有。

    天空有乌云也有太阳，不予否认中央是热爱人民的，即使中央如太阳一样撒播温暖的光芒，只要腐败的乌云侵袭，截留了普照的阳光，遮挡主了人民的视线，人民只得怨恨见乌云密布，不会对太阳心存任何感激之意。“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二十五个王朝与一个执政党在建国立业的时候，多少英雄豪杰血流江东，最后江山败落都是后世子孙骄奢淫逸，作践百姓而丧失统治地位，中华民族就是在历史的兴衰交替中沉浮了5000年。

    现在霸权主义对中华虎视耽耽，反华势力对中华垂涎欲滴，一旦国内因腐败问题而致使国内犹如一盘散沙，失去团结的基础，那么山河安在、民族安在？古人告诫后人要居安思危，是不想让子孙后代丧权辱国，是不想让子孙后代论为外族的奴隶，任由敌人折磨和宰割，国内要是有动乱，国外的敌人便可趁火打劫，侵占我国领土，目前国家已经在遭受沦陷领土之苦，民众已经开始都小规模的针对地区行政机关和执法机会搞破坏了，如瓮安事件、上海袭警事件等，这虽然政府与公安不承担主要责任，但是这些现象绝对不会是偶然发生的，这是必然的，目前群众普遍对地方官员不满，导致了多起群众性事件一触即发，这也是一个不祥的征兆，制止这些现象，不能表面上解决，国家就要釜底抽薪，对腐败下狠手，让民众们感觉大快人心，让民众们对中央在这方面的举措寄予期待，人民不会丝毫同情腐败分子，国家只有将腐败分子斩尽除绝，甚至“落井下石”，不留情面，才能够赢得民心，才能稳固政权。曾经打江山的时候，我们祖辈在毛泽东主席的带领下，有将战斗进行到底，将敌人消灭干净的毫言壮语，而我们就应该努力效仿，中华民族没有在帝国主义的铁蹄下屈服，没有在法西斯主义的屠刀面前畏惧，我党也没有在蒋家王朝的枪口下退缩，难道还要在腐败问题上一败涂地，在非战争时期，“攘外必先安内”这种策略是可行的，如果在战争时期，“攘外必先安内”就要失去原有效果，抗日战争初期，蒋介师就犯下了这样的错误。在内忧尚未激化的时候，而外患也尚未大规模进犯的时候，国家要致力于打击内忧，才不会在未来陷入内忧外患的双重威胁之下，敌人一直在给我们制造内乱，敌人千方百计扶助台独、藏独、疆独分裂势力，就是想扩大我们国内的忧患程度，鼓动我们自相残杀，以此准备坐收渔利，敌人怀揣着叵测居心，国人更不能掉以轻心，不能让国外的敌人利用国内的腐败分子、买办集团和独立势力将我们凌迟，因为人民无疑将是内忧外患最大的受害者。

    腐败问题已经是破坏民族团结的主要病根和源头，是离间中央与人民的罪魁祸首，在外患的侵扰下，如果我党因为腐败垮台，那么受苦受难的必定是百姓，惨遭外敌奴役和蹂躏的必定是百姓，作为中华民族的成员，内忧外患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要么当亡国奴，要么站起来斗争，甘当奴隶者，忍辱偷生、遗臭万年，只有奋勇斗争者才能谱写千秋不尽，万代不绝篇章！(--刘力锋)


为什么不能给林彪平反？
http://www.topyl.com/bbs/thread-453176-1-1.html

近来偶读辛子陵先生的《红太阳的殒落－－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不无收益。然而辛先生的该书中论及林彪事件时，却让人有重回邓小平时代那个《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感觉，在下不敢苟同，愿提出来以辛先生作一商榷。

　　◆ 一、研究历史还是算命先生算命

　　辛先生在书中提出：“但真理再向前多走一步，哪怕是向同一方向多走一小步，就会变成谬误。我指的是不能给林彪平反，这个案不能翻。”那么是什么理由不能给林彪平反呢？辛先生拿出来一个并不存在的假设结论予以论证，即林彪如上台就“要培养林立果为接班人，这个小朝廷如果建立，中国就会沦为北朝鲜，会是更厉害的法西斯专政。”辛先生这里显然不同于以往的中共官方语言，不再强调林彪是个十恶不赦的“反革命集团”，林彪要想“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云云，官方以往的指控实在太过荒谬，连辛先生都看出其中的破绽和吊诡，于是辛先生另辟蹊径，给林彪加上了一项新的罪名：林彪要想搞新的家天下，林彪上台后必定传位于子林立果，使中国倒退回封建皇朝，使中国沦为当今的北朝鲜。

　　辛先生戴在林彪头上的这顶帽子不可谓不新，不可谓不大。然而这个假设罪名能成立否？首先这个罪名是站不住脚的。历史研究不是算命先生，绝不可用根本不曾发生过的事情向前推定历史上的人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真正发生父子相传者仅北朝鲜金日成一家而已，是一个个案，并非普遍现象。其他共产党，如苏联共产党，东欧共产党、越南共产党等均未产生这一现象。为什么？这毕竟与共产党自己昭告于天下的伟大信仰和理念背道而驰。共产党人自己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 “共产党人要为天下最广大的人民谋福利”，“共产党是人民的公仆”，父子相传与过去皇权专制的封建王朝有何区别？即使是中共的开国领袖毛泽东也绝不敢公开地搞家天下，毛泽东可以提拔自己的亲属江青、毛远新，可是毛泽东直到临死时也不敢将“皇位”直接传给江青或毛远新。连“英明神武、雄才大略、不可一世”的毛泽东自己尚且做不到这一点，辛子陵何以能确定林彪如上台就一定会将“大位”父子相传给林立果呢？如何就能肯定林彪一家要实行与北朝鲜一样的“法西斯专政 ”，而不是邓小平式的改革开放呢？

　　这个世界上，谁家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将来能够出人头地，成名成家。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乃人之常情，西方国家领导人亦不例外。现代社会中，无论是西方社会还是东方社会（北朝鲜除外），国家的领导人却不敢将国家之公器公然私相授受给自己的妻子或孩子。当然，中国的皇权专制传统根深蒂固，中共领导人往往刻意从小就培养自己的子女。然而现实社会中不确定的因素太多，谁也无法确保自己的子女就一定能够出类拔萃、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文化大革命中最能一鸣惊人者，莫过于积极参加造反派组织。这类人数不胜数，最出色者就是王洪文。毛泽东的子女们李敏、李纳和毛远新都是响当当的造反派，名噪于一时。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有恃无恐，敢于造反，因造反有功而一夕成名，随即开始步入政坛而逐渐身居高位，成为中共党内的“明日之星”。以林彪家庭而论，林彪当时如果真想培养林立果，最便捷可靠的方式就是与毛家看齐，让林立果积极投身造反运动之中，从而一举成名天下知。然而林立果却与毛家造反派们截然相反。林彪严禁林立果参与任何形式上的造反组织，林立果也的确从未参加任何造反派组织，亦无“打砸抢”等劣迹，大学虽然没有读完即入伍，但是却潜心于空军的科技研究，他搞的科研小组有不少新的设想和研发，亦有相当的成果，还被毛泽东赞赏有加。这在那个造反混乱的时代里绝对是个异数。后来这个科研小组虽然被中共妖魔化为“反革命小舰队 ”，却仍然无法抹杀林立果当时的业绩。我们并不否认林彪的确想培养自己的孩子，但是这与辛子陵嘴里“林彪想搞北朝鲜式的家天下”毫不相干，整个一个风马牛不相及。一个根本就没有发生的事情无论如何也不能构成林彪的特殊“罪状”。

　　◆ 二、正史乎？野史乎？

　　辛子陵先生写作这本书时，显然自认为自己是个严肃的史学家，写的内容绝对都是“有所本”，乃堂堂正正的史学专家。辛先生更在自己一书的“导言”中断称该书的“历史事件和背景材料都是有根有据的。”换句话说，辛先生一书应属正史无疑。然而笔者读罢该书，却对辛先生的自诩颇多怀疑。

　　两年前，笔者读到辛先生的《林彪正传》，就深感野史乃辛先生的专长。那部《林彪正传》虽然名为“正传”，实乃章回小说体裁，东拼西凑了当年一些中共中央文件，自我编造了大量人物的情景对话，根本就是另一部京夫子式的稗官野史，如此的章回小说的东西全然没有任何注释和材料来源的说明。该书前半部分对林的军事才干有所承认，后半部分则是歪曲历史，毫无任何学术价值可言，编造的对话十分荒唐离谱。辛先生这次出版新书评毛是否走出了其擅长野史的体裁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此处仅举一例。该书下卷第６３８到６３９页，辛先生有鼻子有眼地编造了一段１９７０年９月末林彪与汪东兴的对话：

　　“‘我们谁也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麻烦。怎么办呢？’汪东兴沉重地开口。
　　‘汪主任，这不是我们找麻烦，是江青、张春桥他们捣乱。我听说主席对你的检查比较满意，是吗？’
　　‘闭嘴，叶群！听东兴讲。’林彪这一吼，叶群不讲了，汪东兴也不讲了。
　　林彪起身在地毯上踱步，转了两圈才说话：‘现在我已经无法和黄总长他们保持联系了，其中包括和你的联系，为的是又怕江青、张春桥他们在主席面前告黑状。我经常收到一些来自各地的揭发材料和原始证据，都是他们的丑闻。我无法想像，为什么主席会听信他们馋言！东兴同志，你说呢。’
　　汪东兴说：‘我也无法解释这个问题。不过我想在这种情势下，林副主席为了主动，还是向主席写个检查比较好些。’
　　林彪双目放着寒光，直射汪东兴：‘怎么，你是想让我授人以柄吗，是你个人关心我，还是有人派你来当说客的？’
　　汪东兴窘迫无言。
　　林彪接着说：‘我要写了检查，主席马上批发全党，那就等于我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面前承认了我的所谓错误。不我不会上那几个笔杆子的当，我没有什么错误，我也不会违心地写什么检查。’
　　‘我们该怎么收场呢？老这么僵着不是个办法。’汪东兴说。
　　‘这是毛主席考虑的事情，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我和叶群以及军委办事组的同志们都在接受审查。我们的历史是无可怀疑的。一切让主席决定吧，我从来相信他的领导和英明果断。’
　　林彪像打仗下了最后决心一样，坐在沙发上再也不说话。汪东兴讪讪告辞，叶群送客。”

　　这段所谓的林汪对话子虚乌有，纯属编造，其过程和内容从不见于任何个人的回忆录或人物传记，如汪东兴的《毛泽东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官方版《毛泽东传》，亦不见于有官方版色彩甚浓的席宣、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简史》等等。事实上，１９７０年９月６日庐山会议一结束林彪就去了北戴河，根本就不在北京。其时汪东兴根本就没有去拜见过林彪，更何况那些活灵活现的场景对话。辛先生书中类似的编造比比皆是，如毛泽东与江青的对话，林彪与叶群的对话，林彪与林立果的对话等等，实在是不胜枚举。

　　此外，辛子陵先生书中还有其他很多来历不明却让明眼人一看即知的坊间杜撰。比如香港某政论杂志刊登的所谓《林彪日记》、《邓颖超日记》、《康生日记》等等，这些内容不乏“惊人之笔”，但是却经不起推敲，严肃的史学工作者绝不会将这类坊间传说当成正史写进自己的书中。不仅如此，辛先生还将坊间另一部野史王兆军的《谁杀了林彪？》当成正史大量拿来引用，这就更让人怀疑辛先生史学的功力和为文的目的。因为喜欢野史将其当作正史大力渲染并身体力行参与野史写作的人绝不是真正的史家，充其量也只是一个文学创作者，与真正意义上的史家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他们的作品也只能成为人们茶余饭后消遣消磨时光的对象，绝无可能登堂入室成为传世的史学专著。

　　◆ 三、研究历史追寻事实真相就是翻案吗？

　　现下有一些人，一见到不同于官方版本说辞的研究，就惊呼“有人要搞翻案了”。辛子陵先生就是这样的人。历史研究与所谓的“翻案”是两个不同层次的事情，可以说，既有某种程度的联系，又有很大的区别。历史研究追求的是历史史实与真相，探讨历史事件当中的因果关系。官方版的历史，尤其是中共党史，以往受到过多人为地干涉，历史事件被扭曲，历史人物被任意地拔高或贬低。真正的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和义务还原那些被歪曲的历史。“翻案”则是政治人物的事。史家对于历史人物的研究，本来就应禀持史家之良知，客观、公正地予以评述，而非秉承上意，曲学阿世。

　　为政治人物“翻案”通常是政客们的事，大多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上台，大举为文革当中被打倒的人物“翻案”，举其荦荦大者有“刘少奇案”、“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等等。这些当年的“反面人物”一夕之间变为“正面人物”，得到歌颂、赞扬。然而研究历史却是史学家的事。历史学家不以现实政治的考量出发，不以迎合现实政客们的立场而研究历史，从而追寻历史之真相。如果历史学者们的独立、公正的研究与现实政治中的某些现象重合，也不能得出历史学家们就是为了“搞翻案”这样简单的结论。

　　以林彪事件而论，林彪是被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几代领导人否定的“反面人物”，林彪头上的帽子实在是多多矣。林彪到底是“反革命集团”的头子，还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林彪到底是“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还是与文革极左派斗争中失败的悲剧人物？这些都是当今中共政客们事情。任何对于林彪的重新评价，他们都更关注于是否会对当前的统治有任何不利因素，是否会产生连锁反应，从而导致对几十年来毛泽东功过、中共历史以及统治合法性的重新评价。而历史学家关注的是，为何会发生林彪事件，林彪事件的来龙去脉，林彪事件的具体过程，林彪事件的影响和中共日后政局的走向等等。显然，官方版的“林彪事件”有着太多的漏洞，所谓“林彪篡党夺权、政变杀毛”更是一个历史神话，经不起严肃认真地推敲。如果说，我们的研究推翻了中共官方的那些结论，也不仅仅意味了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为林彪翻案，因为那实在是一个低档次的活动。作为认真严肃的史学研究者，我们更着眼于历史深层次的内容，虽然在客观上有为林彪事件澄清的倾向与事实，但是我们更希望通过我们的研究，让人们更深刻地认识林彪事件的全过程，以达到全面、客观、公正地解释、评价林彪事件，揭示出那些被官方掩盖和歪曲的历史，同时也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使人们从历史的进程中得到经验与教训。如果辛子陵们对我们以往发表过的文章认真研读的话，他会发现，我们从不使用“为林彪平反”或“为林彪翻案”等字眼，因为历史不是“案”！如果辛先生们对此依然不依不饶地说我们的研究就是在为林彪搞翻案，那也只能证明了他们的浅薄和低俗，对此我们也只能敬谢不敏了。

　　◆ 四、林彪要当国家主席还是要当党主席？

　　自从１９７１年８月毛泽东南巡途中发明了“林彪要当国家主席”后，中共官方的史学著作都以毛泽东的是非为是非，一口咬定林彪建议毛泽东当国家主席的真正目的是林彪自己想当国家主席。这一说法已成为大陆党史界的“定论”。然而这一说法最致命的弱点是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予以支持，官方最常拿来指控林彪的证据就是９１３事件后的审查期间吴法宪的一个口供：“叶群说，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而这唯一的“证据”也被吴法宪自己推翻，吴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明指，这条“证据”是当时专案组逼供信的产物。显然，中共官方的指控实在站不住脚。这一点辛子陵先生显然也清楚地认识到了。为了弥补这一缺憾，辛先生竟然有了新的发明：“林彪想当党主席”。

　　初看到辛先生这一宏论还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以为是自己看错了，再细细品读后却令人啼笑皆非。辛先生指出“林彪想当党主席”的根据是什么呢？又是那本坊间野史《谁杀了林彪？》。该书信誓旦旦地说，林彪在“９１３事件”前夕对黄吴李邱说“我告诉你们一个事实。庐山会议前，是毛泽东自己亲自对我至少两次说到，他不想再当党的主席了，要当国家主席，国际上走走，扩大中国的影响，并提醒我发起这个建议。我是奉命行事。”辛先生为了使自己的说法显得更可信，还煞有介事地说：“为什么周恩来、康生提议设国家主席没事，林彪提议设国家主席就成了‘反党纲领’呢？因为毛没有对周、康许诺过要把党主席让给他们，自己去作国家主席。”首先，这个“林彪对黄吴李邱的表态”纯属子虚乌有，属作者王兆军胡编乱造。黄吴李邱一起最后一次见到林彪是在１９７１年３月３０日和３１日，当时周恩来率黄吴李邱、李德生、纪登奎从北京赴北戴河，向林彪汇报批陈整风会议的情况以及毛泽东的几次谈话。林彪听完汇报后表示“完全拥护主席的指示 ”，还为自己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作了解释。林彪在“９１３事件”前夕根本就没有接见过黄吴李邱。辛先生怎么可以将如此无中生有的野史情节拿来当作论据？其次，中共党内人人皆知，毛泽东自延安整风后坐上了党主席位置，其地位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动摇的，谁都不可能在毛在世时打毛泽东这个党主席的主意。毛泽东根本就不可能对林彪表示自己“不当党主席而去当国家主席“。如果辛先生认为该情节属实，那么请辛先生告诉广大读者，毛泽东是在何时、何地以及怎样向林彪作过如此“让贤”的表示？又有何人或文字为证？众所周知，毛泽东可以将国家主席一职让给刘少奇，但毛绝不会把党主席和军委主席一并让出，那才是毛真正的权力杖柄。而国家主席乃是个虚职，这是尽人皆知之事。在宪法小组讨论国家主席一章时，林彪曾在１９７０年５月对军委办事组明确表示坚决不当国家主席，甚至连国家副主席都不当（见《吴法宪回忆录》下卷），林彪怎么可能会去惦记毛泽东的那个党主席位子？那不是主动引火烧身，自寻死路吗？辛先生的“故事”无论是史实上还是逻辑上都是站不住脚的，实在过于荒诞不稽，聪明睿智如毛泽东者都未如辛先生般想出如此“绝妙”的“欲加之罪”。

　　◆ 五、林立果在林彪事件中的作用

　　在谈及林彪事件时，辛子陵先生特别提出，林彪的儿子“林立果推波助澜起了重要作用”。那么林立果起了哪些“重要作用”呢？辛先生给出了几条证据：由于有了空军司令吴法宪的“两个一切”（空军的一切都要向立果同志汇报，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指挥），林立果成立了“联合舰队”；起草《五七一工程纪要》，并在上海召开“三国四方会议”密谋政变事宜；林立果的所有这些“阴谋政变”活动均是林彪授意，林立果负责执行。其实，辛子陵喋喋不休提出的这些事项都是中共官方几十年来反复宣传的东西，不仅毫无新意，且许多内容都是虚构的、夸大的，所有重大指控均无直接证据证明，辛先生只能靠不断发挥其写章回小说的功力予以弥补，当然也就经不住认真严肃的推敲了。

　　第一，吴法宪是否在空军真的下过命令允许林立果可以在空军调动一切指挥一切？不可否认，吴法宪的确曾在一个私下的场合对林立果说，今后可以放手工作，有关空军的建设、科研技术和航空工业等问题都可以直接向林副主席报告，林立果可以在空军调动一切、指挥一切。吴的这番话显然有讨好吹捧之意，但更多的则是对林立果的勉励和关怀，期望林立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空军能干出一番事业。但是吴法宪的这番好意却被空军党办内部个别人加以放大，对外宣传出去，造成吴法宪的被动，吴法宪对此亦曾予以制止。吴法宪私下场合说的这句话，日后成为“两案”审判的重要指控。但是稍有知识水平的人都知道，军队的指挥权、调动权绝不可能这样私相授受得了的。吴法宪自己说“不要说我这个空军司令，就是林彪要调动和指挥空军，也要经过毛泽东的批准。除了毛泽东本人以外，谁也不能够在空军中指挥一切、调动一切。”吴法宪还说，“这个话我虽然在私下里说过，但是空军的领导权和指挥权、调动权，我从来也没有交给过林立果。事实上，也根本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见《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辛子陵指控林立果的活动是因为吴法宪的“两个一切”的授权显然不能成立。

　　第二，林立果是否成立了所谓的“联合舰队”？据吴法宪回忆，林立果在空军成立了一个调研小组，专门从事科研活动，林立果非常注重对外国军事实力的研究，通过调研小组的工作，林立果搞了一些发明创造，如远程雷达等。对于如何提高空军的整体实力，林立果也颇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如“建议研制垂直起降的飞机和短距离起降的飞机”，以及“空九师飞行训练安全经验总结”等，这些都不是坐吃干饭就可搞出来的东西，而是要脚踏实地作研究的结果。笔者曾看过叶挺儿子的一个回忆，谈及林立果想搞垂直起降飞机的研制，特地请了一些科研机构的人共同协商，但是由于当时中国整体工业实力不行，造不出此种类型的飞机发动机，所以林立果的这个动议根本无法实现。但这却说明，林立果的确是动了脑子，想真正干出一番事业，提高中国空军战斗水平。据调研小组的陈伦和先生回忆，“在我印象里正如毛泽东所表扬的那样，林立果非常注重科研工作。他每天都要看国外的军事和技术杂志，掌握动态；不断地给王永奎、许秀绪等人布置技术项目（如：彩色电视接收、飞行仪表的地面报警；电话机长途通话的增音等）的课题；还进口了不少器材和民用电器。由此产生大量的翻译任务，而且进度很紧，所以就形成了他到哪里，我就带上一纸箱的词典和书跟随到哪里工作的状况。”事实上，“联合舰队”仅仅是林立果私下里的一句玩笑话而已，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林立果成立了阴谋政变的“联合舰队”。中共日后将这个调研小组的作用作了无限的歪曲和夸大。

　　第三，“三国四方会议”是林立果召开的“政变黑会”吗？这个所谓的“三国四方会议”是官方多年来翻来复去重复的一个谎言。本人曾与令狐渊先生著有专文《“三国四方会议”真相揭秘》，刊登于２００７年１１月明镜出版社出版的《百年林彪》一书中。简而言之，南京空军高层内部长期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矛盾，几位主要领导人周建平、王维国、陈励耘以及原南空政委江腾蛟之间矛盾重重，几乎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林立果为了弥合他们之间的矛盾，１９７１年３月３０日约他们谈话聊天。他们几个人有先来的，后到的，如周建平就是凌晨三点半时才到那里，那时其他几人聊得差不多了。尤其应该注意的是，这些人闲聊时，林立果还基本不在现场。聊天当中既没有涉及什么《五七一工程纪要》，更没有任何搞政变内容，谈话主要围绕南空内部党代会问题、部队的军事战备问题等。这些情节有许多当事人为证。中共１９７２年１月下发的林彪反革命政变材料中引用了陈励耘“会议讨论了政变问题”的不实证词，事后陈本人则坚决予以否认。１９８０年的“两案 ”审判中，官方再也不提这个所谓的“政变”证据了，对陈励耘、周建平也不得不作了“免予起诉”的决定。事实证明，中共官方指控的所谓“三国四方会议”是林立果为了搞政变而开的黑会，纯属子虚乌有，故意栽赃陷害。稍微有点头脑的人也会看到其中太多的破绽。然而可笑的是，有些人，如辛子陵等对此是宁愿视而不见的。

　　第四，林立果的言行是林彪指使的吗？很多人在谈及这个问题时总认为，如果没有林彪的授意，林立果怎么可能如此胆大妄为，私下里与自己的几个亲信谈论什么“杀毛大计”。可以说，这是一个合理的疑问。但是合理的疑问还必须要有确实可靠的证据才能予以落实。可惜的是，中共官方的媒体、史书，包括辛先生的这本书均未能给出任何一条确实可靠的证据，辛先生甚至不得不发挥其高超的想象力，编造出林彪与叶群、林彪与林立果的对话，然后再通过这些杜撰来证明自己的论点。我们且看辛先生是怎么编造的吧。

　　辛书下卷６４２页说“林彪向儿子秘授机宜：‘一员猛打猛冲的大将，充其量只有匹夫之勇，而成不了帅才，真正的帅才应该会组织人，指挥人，利用人。要做到这点，首先要笼络人。要导之以高爵，养之以厚禄，任之以重权。’”于是就有了日后林立果的“三国四方会议”的召开。

　　辛书下卷第６４４页说“林彪曾对叶群说过：‘一个权字，一个快字，这是政变的两字诀窍。现代政变可以在一个早晨把权拿到手。搞政变，夺权的代价要最小最小最小，收获要最大最大最大，时间要最快最快最快，可是要找专诸这样的刺客也最难最难最难。’”

　　辛先生这番演义说书的本事实在令人叹为观止。林彪这些密室私房“谈话”是何人在何时听到并记录下来？又是如何传之后世的？我们通读了辛先生的大作才知道，原来林彪要搞政变的“确凿”证据竟然都是出自辛先生自己的生花妙笔。国内学者孙焕英在一篇《他们何以听到林彪夫妇的私房话？》中说：“在我看到的关于林彪传记性的文字中，最显得丰富多彩的，是林彪和叶群两口子的私房话。不但写得具体——那些话都是加了引号的原话，而且连说话时四体的动作、五官的表情、声音的高低、腔调的抑扬也都写得生动，使读者好像在看纪录片。不过，我读这类东西多了，反而迷茫起来。例如，有一篇写林彪的文字，有记述林彪和叶群私下议论对付毛泽东的段落。在这段落中，林彪话是怎么说的，叶群话是怎么接的；林彪是怎么哭的，叶群是怎么叹的，有鼻子有眼。我怎么也弄不明白：林彪和叶群的私房话，‘作者’们是怎么知道的？”“关于林彪和叶群的私房话，传到‘作者’们的耳朵里，如果有一百个可能，那么，就有一百二十个否定在等着它们。而事实上，那些‘作者’们虽然对林彪和叶群的私房话言之凿凿，而根据却是证之空空。这类‘作者’，是名副其实的‘作’者；这类‘纪实’，是名副其实的虚构。”孙先生最后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咱们的中国，有人死了，关于他们就可以任意编，因为死无对证；有人坏了，关于他们就可以随便骂，因为不算诽谤。所以，在咱们的大中国，历来是野史多而信史缺。‘改写历史’，也就成了一句伟大的号召。”（见《文学自由谈》２００４年第４期），对照辛先生这番野史杜撰，孙先生此言诚不虚也！

　　第五，《五七一工程纪要》的评价问题。辛先生站在中共官史的立场上对《五七一工程纪要》大批特批，这份《纪要》当然是个“恶毒攻击”中共的“反革命” 文献，对它的历史作用自然是要彻底否定的，同时还要在“刺毛”一事上大作文章。然而站在独立史家的立场上，我们不得不指出，《五七一工程纪要》绝对是个载入史册的不朽之作。无论辛子陵们怎么贬低它咒骂它，都无损这一文献的历史性地位。《五七一工程纪要》的伟大历史意义在于，它最早吹响了揭露、抨击毛泽东假社会主义之名行皇权专制倒退之实的号角。该《纪要》无情地揭露了毛泽东专制独裁统治的实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实乃“社会法西斯主义”。《纪要》还深刻地揭露了中国社会的现实，提出了改变中国的新的发展道路。。可以这样说，直到今天，大陆出现的批毛文字，均未达到它的深度和高度，其中当然也包括辛先生的著作。中共日后走的改革开放道路不过就是实践了《纪要》中的思想而已。现在我们再回首这份纪要，我们不得不指出，它揭露了毛泽东时代的黑暗与文革的荒谬，其作用超过了大陆后来一切批毛的文字，令人叹为观止。邓小平上台后对毛泽东的否定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远远不及《五七一工程纪要》来得更深刻、更彻底。辛子陵们所抨击的《纪要》里武装政变一事实在十分浅薄。看看华国锋、汪东兴们在毛泽东死后搞的“十月政变”，他们不过就是实践了林立果未能完成的事业而已。如果你承认华汪政变是终结文革救民于水火的伟大壮举，凭什么就要否定林立果所设想的政变呢？换句话说，如果１９７１年那次林立果设想能够成功，就会早五年结束毛泽东的文革暴政，也许会为中国提前开辟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由此可见，林立果设想的“政变”有其积极进步的一面，是人们所不能否认的！

　　◆ 六、简评《红太阳的殒落－－千秋功罪毛泽东》得失

　　《红太阳的殒落－－千秋功罪毛泽东》是近年来评毛著作中较为突出的一部，在国内引起很大反响，该书由国内知名人士李锐先生和谢韬先生分别作序，李锐先生更是以惊世之笔写下，毛泽东是“功劳盖世，罪恶滔天”。笔者读后有如下几点观感，简单提出来与大家分享。

　　第一，该书对毛泽东的揭露和批判，在深度和广度上在当今大陆党史学界前所未有

　　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过在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直没有停断过，文革结束后，人们开始反思毛泽东到底给中国社会和人民带来了什么：中国社会是前进了还是后退了？是光明了还是黑暗了？显然，在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之前面临着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即如何重新评价毛泽东建国以来的历史。然而邓小平为了自己的合法统治，强行压下了评毛、批毛的浪潮，以一纸《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评毛定下了基调，即毛泽东依然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建国之后，特别是文革当中只是犯了错误，被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所利用云云。正是由于这份《决议》，大陆党史学界对毛泽东的研究和评论被严格限制在这个框架之内，无论是官方出版的正统《毛泽东传》，还是其他人物、事件的研究都只能以此为准，不敢越雷池一步，造成毛泽东研究的模式化，概念化，停滞不前。起而代之的是对毛泽东的歌功颂德，上至中共中央，下至各级党政机关依然将毛泽东视为“一代伟人”，毛泽东的罪恶不仅没有被清算，反而成为毛的高瞻远瞩、丰功伟绩。这正是邓小平留给人们的无解之题。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充分证明了中国只有彻底抛弃毛泽东的思想、理论体系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和发展。辛子陵先生将毛泽东建国以来的所作所为作了系统的清理，较为全面、彻底的揭露了毛泽东建国以来的种种倒行逆施，尤其是大跃进带来的大饥荒，以及毛泽东家天下妄图传位江青、毛远新的真实布局。这些都是辛先生此书的亮点之处，值得肯定。

　　第二，关于中国发展前途的理论上的新突破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处于“经济上的巨人”和“理论上的侏儒”境界。中共一方面要搞经济上的改革与开放，抛弃毛泽东的计划经济、一大二公等闭关锁国政策，另一方面却要继续高举毛泽东的旗帜，在意识形态方面继续坚持共产党的一党专制的独裁统治。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在先天上就发育不足，那些自称为“毛派” 的人就不断指责邓小平就是毛泽东当年批判的“正在走的走资派”，中共也无法摆脱“打左灯向右转”的窘境。理论上的侏儒必然导致经济上的反复和社会的动荡，“六四事件”就是典型一例。辛子陵在书中特别呼吁“只有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没有保护这一政策的意识形态不能成事”，“当务之急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向人民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说清楚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错误的来龙去脉，回头看一看那个‘左’祸肆虐，生灵涂炭的时代，揭穿毛泽东的假马克思主义，夺回话语权，使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彻底失去号召力。”以这么鲜明的态度直指中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尴尬境地，并一针见血地点明中国必须彻底抛弃毛泽东祸国殃民的意识形态才能步出自我设限的窘境，才能走向民主社会主义的大道。辛先生在体制内的敢言，其胆识和勇气令人钦佩，这点也是我们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

　　第三，《红太阳的殒落－－千秋功罪毛泽东》的不足之处

　　虽然辛先生在评毛批毛一事上有出色的亮点，但该书仍然存在一些严重的不足之处，有必要予以指出。

　　（１）对邓小平的过度推崇，以邓小平的是非为是非，且辛书所述内容依然没有跳出《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框架。无可讳言，邓小平在拨乱反正的年代里起了决定性作用，邓小平以批判华国锋的“两个凡是”为开端，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在肯定邓小平的历史功绩时，还必须清楚地看到邓小平与毛泽东在本质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必须清楚地看到邓小平在建国后至文革前的十七年里，作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也是“罪恶滔天” 的。他们所不同是，邓小平复出后，部分地汲取了以前的教训，更加务实，经济政策上更加灵活、开放，没有那么多极左的意识形态的条条框框，这对于冲破中共多年来的“左祸”起了积极的进步作用。然而，邓小平为了自己的合法统治，强行压下党内批毛的意见，将文革当中的一切罪责放到所谓“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身上，为毛泽东作了开脱。中国人民在否定了华国锋的“两个凡是”之后绝不应该再搞一个邓版的“两个凡是”－－凡是邓小平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邓小平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邓小平一手导演下出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当前史学界研究文革史的最大的紧箍咒。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没有新的突破，对于文革当中发生的各种事件，就只能按“好人犯错误，坏人犯罪”的模式予以解释。辛先生在该书的扉页上坦承，１９７４年就根据邓小平的授意写了《林彪春秋的破产》。事实上辛先生从那时起就按照邓小平的这一思路解释历史，辛先生以后出版的《毛泽东全传》、《林彪正传》等都是这一思路的体现。显然，按照邓小平的旨意和党的决议阐述历史，必然会产生各种弊病，即迎合官方的正统思维，继续曲解、编造乃至篡改历史，这样一来对于历史的解释也就不可能客观与公正了。

　　（２）辛书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好人绝对好，坏人绝对坏”，缺乏客观公正的评论。官史对于历史的解释最大弊端就是为尊者讳。好人绝对好，坏人绝对坏。被官方定位的好人，史书中是看不到他们的缺点的，更不用说他们所犯的罪责，而官方定位的坏人则一无是处，他们的所作所为都要往坏处想，即使作过好事也必然是别有用心的。事实上，文革中除林彪、康生、陈伯达、“四人帮”外，大批老干部都曾积极参与，如周恩来、叶剑英等，他们没有一个真正反对过这场运动。周恩来更是毛泽东的大管家，一身兼了毛泽东文革运动的“总参谋长”和“总后勤部长”，全力保障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文革运动，没有周恩来的助纣为虐，毛泽东的文革很难顺利进行。连邓小平文革后都认识到了这一点。再例如，叶剑英文革当中也是积极分子，在斗倒罗瑞卿事件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可是在辛书中，我们是看不到这些真实历史的。我们看到的是，周恩来忍辱负重、呕心沥血，违心的讲话和做事，并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作了各种各样的斗争；叶剑英更是高风亮节，不仅有“二月逆流”的英勇事迹，更有后来的一举粉碎“四人帮”的伟大历史功绩等等。然而历史绝非“非红即白”，而是多重性、多样性的。对于历史人物也必须作全面客观地分析，研究历史必须打破“好人绝对好，坏人绝对坏”这种迷思。

　　（３）理论上的突破伴随着理论上的缺陷。辛子陵全书的落脚点在于论述，中国应该彻底摒弃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走“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辛子陵先生的这个看法本身是不错的，但是却是一厢情愿的。辛书反复论证了欧洲一些国家通过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相互融合而达成一个和谐理想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然而，我们必须看到，西方社会，特别是欧洲一些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都不是在一党专制下的产物，他们原本就没有一党专制的传统，而是多党制的自由民主体制，这些国家逐渐发展到民主社会主义是不奇怪的。但是中国的现实却与西欧社会相差太远，辛子陵幻想依靠共产党的一党专制达成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无异于缘木求鱼。如果中共依然顽固坚守其一党专制体制，辛先生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永远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而已。只有彻底放弃一党专政，走自由民主的多党制发展道路，中国才能焕发出真正的青春，步入一个正常的社会。

　　（４）历史研究是一项严肃认真的事业，不是普通的文学创作，来不得半点虚假，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绝不可为了迎合“上意”而任意编造历史。辛子陵先生在国内军事院校任教多年，对此应该了然于胸，当年对“四人帮”篡改历史及史学为政治服务恐怕也是深恶痛绝。但是通读辛先生的《红太阳的殒落－－千秋功罪毛泽东》，最遗憾的感觉就是，辛先生配合官方的抑毛扬邓而作史，其文太不严肃、太不严谨，不仅许多重要内容、如关键的材料、数据没有来源或出处，而且大量引用坊间野史充做正史，大量编造历史人物的对话、故事，在某种程度上可媲美坊间流传的京夫子、师东兵等人的文革演义系列作品，这样也就大大降低了辛书原有的价值，辛先生的书可能最终也只能与京夫子等人的演义说书为伍，无法成为信史。也许辛先生本人不这么认为，但是有良知的史家对此是不屑为之的。▲ (本文来自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作者 丁凯文)


中国对格鲁吉亚立场引起国际关注
http://www.voanews.com/chinese/w2008-09-13-voa38.cfm

记者： 杜林 华盛顿 2008年9月13日    

中国对待格鲁吉亚军事冲突的立场引发国际社会关注。有人说，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与西方社会的对峙会让中国成为赢家。也有人说，中国其实是进退两难。

有媒体报道说，格鲁吉亚军事冲突打乱了美国和西方对俄罗斯的长期战略，造成双方关系紧张。中国会从中渔利、乘机拉拢俄罗斯、加强自身国际地位。

美国丹佛大学国际关系教授赵穗生却表示，俄罗斯的能源供给对中国来说固然重要，但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还要考虑到中国与美国和欧洲大国之间的关系。中国虽然需要与俄罗斯搞好关系，也不愿意看到俄罗斯在这个地区的势力发展太大，需要在大国之间斡旋。他因此认为，格鲁吉亚军事冲突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太多机会。

香港时事评论员何亮亮在采访中也认为，中国出于自身地缘政治的考虑，在格鲁吉亚军事冲突问题上进退两难，只能保持“积极的中立”。他说: “只要事情没有牵扯到中国，他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满足俄罗斯的要求，甚至可以参与南奥赛梯的重建。但是如果军事方面美俄之间有更多的冲突的话，如果不涉及到台湾，我相信中国会保持中立的”。

赵穗生指出，中国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俄罗斯承认南奥赛梯与阿布哈兹地区独立。而“对中国本身来说，更重要的是还有台湾和西藏问题，因此允许分裂势力宣布独立并得到外部的承认，对中国来说还是有顾虑”，不会在地区独立问题上跟随俄罗斯。

但何亮亮认为，南奥赛梯与阿布哈兹的独立问题不会对台湾、新疆和西藏独立问题产生影响，因为面临的国际环境不尽相同。他说: “它在实际上对于新疆的独立、西藏的独立、或者台湾的独立，我觉得没有什么作用的，因为台湾独立、或者疆独、藏独，它除非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在后面支持，否则是不可能成功的”。

尽管如此，赵穗生认为俄罗斯还是会继续拉拢中国。中国不会参与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调停，但会发挥平衡作用，因为这对中国更加有利。何亮亮说，中国在格鲁吉亚军事冲突问题上还是会继续奉行长期和平战略，创造适合自身发展的国际环境。他说：“北京最高领导人正在很密切地关注目前的这种局势，而且基本上他们还是会用邓小平等话，就是‘韬光养晦，绝不当头’，不愿意卷入大的跟自己没有关系的冲突”。▲


美国欲引进中国神舟飞船 七月曾秘密访华
http://news.ifeng.com/mil/2/200809/0913_340_783016.shtml

2008年09月13日: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王斯报道 韩国《中央日报》12日援引美国宇航局周刊的报道称，美国宇航局希望能引入中国的宇宙技术并将其用于宇宙飞船的发射。

9月5日出版的美国宇航局周刊报道说，以美国宇航局副局长为团长的高级官员们曾在今年7月秘密地出访北京，就两国之间在宇宙以及地球科学领域的共同合作方案进行了商讨。根据这一报道，美国方面计划在2015年发射下一代的宇宙飞船。从2010年开始的5年间，准备暂停发射宇宙飞船。美国方面希望在期间借用中国的宇宙飞船进行宇宙勘探。

该报道称，直到现在为止，美国方面仍然在借用一部分的俄罗斯宇宙飞船与宇宙空间站等设施来进行宇宙开发。但是由于格鲁吉亚问题等原因，美俄关系可能趋向恶化。为了应对这种可能的情况，美国方面正在考虑用中国取代俄罗斯作为宇宙开发领域的合作伙伴。美国高新技术开发局相关人士表示“中国的一部分航天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美国宇航局也明白这一现实，并且希望与中国进行合作”。

根据美国宇航局的分析，中国将于本月25日至30日发射的宇宙飞船神舟7号的规模明显小于之前的神舟5号和神舟6号。在神舟7号飞船上使用了36项最尖端的技术。其中，附着在附属飞船上的高画质照相机使用了尖端技术，可以清晰地纪录航天员的活动情况。这位相关人士还表示，这些技术大幅度地提高了宇宙飞船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技术水准已经达到了可以与美国和欧洲相提并论的程度。▲


中国第三次思想解放提出还权于民
http://www.stnn.cc/ed_china/200809/t20080912_862978.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08-09-12

　　北京学术思想界开始探讨中国后奥运时代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这场以“还权于民”为重点的思想解放运动引起海内外媒体的关注。这场思想解放运动能够导致中国开始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吗？

    ★ 权力本来不是属于人民的吗？

　　中国学术思想领域提出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 主要是为了纪念30年前12月18号到22号举行的中共中央第11届3中全会。海内外中国问题专家几乎一致认为，1978年的3中全会是中国开始走向改革开放的里程碑。

　　第三次复出中国政坛的邓小平在11届3中全会上作了主旨报告，主要内容是“解放思想”。

　　据长沙晚报9月1号报导，以“还权于民”为核心内容的中国第三次解放思想浪潮是从湖南兴起的。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在最近发表的一个多小时的讲话中，先后90次提到解放思想，并且把“解放思想”和“还权于民”联系了起来。

　　一些民众在获悉中国新一轮思想解放运动以“还权于民”为重点的时候感到不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的时候不是已经宣布权力属于人民了吗？北京大学教授张千帆发表了如下分析：“从宪法，从规定上、文本上来看，人民本来就已经有权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宪法明确规定的。但是，我们也都知道，中国有两套不同的规则：一套是纸面上的规则，一套是潜规则。也都知道潜规则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制度在实际运行过程当中，人民实际上是被架空了，所以长期以来就是这样，而且我们长期以来根本就没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 人民有这么多本该有但没有的权力？

　　“还权于民”四个字看上去简单，其实包含很多丰富的内涵。据亚洲时报介绍，这个权，可能包括所有权。中国公民可以拥有很多私有财产，但是不包括土地。如果把土地所有权还给人民，那将意味著中国土地管理体制要进行改变。另外，“权”，可能还包括政治改革方面的内容，也就是让民众在政治和公共事务中有更多的发言权。

　　官方的新华社不久前也发表一篇文章，归纳了要归还给人民的权利包括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选举权，让人民选任官员等等。另外，新华社的文章还提到了要还给人民生存权、弹劾权、申诉权、所有权、发展权等等。
 
   ★ 源于官方的思想解放运动

　　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则提出前两次解放思想运动，也就是第一次实践和真理标准的讨论以及第二次邓小平南巡时期姓社还是姓资的讨论，偏重于“还利于民”，而这次则更偏重于“还权于民”。

　　亚洲时报9月10号发表文章介绍了张春贤的背景。今年55岁的张春贤原来是中国交通部部长，2005年调到湖南任省委书记。海外中国问题观察家广泛认为他是中国政坛的明日之星。张春贤任职湖南被认为是让他拥有在省一级工作的经验，从而为他在中央担任更高的职务铺平道路。

　　亚洲时报认为，考虑到张春贤过去的背景和他的政治前途，还权于民的说法通过他在湖南提出不是偶然的，而是表明这一提法可能受到更高层的首肯。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在分析这次解放思想运动的时候，也注意到和前几次不同的是，这次思想解放运动是从官方到民间。

　　他说：“它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多少有点不一样。那场讨论，当然也是中央主导下进行的，但是它首先发起是从学术界，它有点偶然，正好中央有这个需要。当然学界也是在一直倡导宪政民主这方面的东西，但是这次首先是由官员提出的。”

    ★ 评判标准：体制上是否有突破

　　一些专家对这次在中国兴起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是否成功提出判断标准。中国改革派理论家俞可平提出，这次思想解放运动有没有成果，主要是看体制机制上有没有突破。

　　前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的时候提出三个标准，一是更多地把意识形态转向利益格局的调整，二是从还利于民真正转向还权于民，三是从思想层面真正转向制度创新。

　　亚洲时报则认为，把“还权于民”和解放思想联系起来的中国政坛新星张春贤并没有提及政治体制改革。亚洲时报认为，把张春贤的话解读为中共愿意和其他政治力量分享权力是非常天真的想法。相反，还权于民只是让公众在监督共产党政府行使权利方面起更大的作用，也就是说，民众将会在公共领域和政治领域中有更大的发言权。(作者 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