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华国锋与袁隆平　杂交水稻结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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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6月9日，袁隆平院士在京开会期间，去华国锋同志家中探望，两人手拉手，亲切交谈。

　　2008年8月20日，曾在湖南工作22年的华国锋同志去世了。
 
　　华国锋是新中国诞生前夕南下到湖南工作的，从1949年2月开始，他先后担任湖南省湘阴县、湘潭县县委书记，1954年担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等职务。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以后，中央调张平化担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华国锋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分管农业工作。湖南是个鱼米之乡，华国锋在湖南的多年工作中，长期从事基层领导工作，对湖南农业生产的情况非常熟悉，对粮食增产问题十分关注。他曾主持兴修了洞庭湖排涝、韶山灌区等大型水利工程。谈起华国锋同志对杂交水稻科研与推广工作的支持，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十分激动，对华老充满了崇敬和感激之情。
 
　　事情还要回到42年前。1966年2月，正是“文化大革命”即将开始的前夕，当时在湖南安江农校从事水稻育种研究的袁隆平经过几年的科学试验和理论探索，总结出一篇题为《水稻的雄性不孕性》的论文，发表在由中国科学院主办的《科学通报》（1966年2月第4期）上，很快被国家科委九局的熊衍衡发现，幷及时报送局长赵石英阅示。赵石英对此事非常认真，认为水稻雄性不育研究，在国内外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若能研究成功，将对粮食生产产生重大影响。于是立即请示国家科委党委书记聂荣臻，聂老表示支持。赵石英及时以国家科委九局的名义，向湖南省科委与安江农校分别发了便函，责成他们支持袁隆平从事这项研究。在“文革”中，这个便函起到了保护袁隆平与杂交水稻项目研究的双重作用，主持国家科技工作的聂荣臻元帅也对袁隆平的研究给予了肯定，使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科学研究在十年动乱中仍然能艰难进行。
 
　　从1966年到1970年上半年，尽管有“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严重干扰，在国家科委和湖南省科委的大力支持下，由袁隆平主持的杂交水稻科研小组还是正式开展了工作。“水稻雄性不孕性选育计划”研究与试验同时进行。在此期间，袁隆平带领助手先后用1000多个品种做了杂交组合实验，但都没能培育出一个不育株率和不育度都达到100%的雄性不育系来，在一段时期内形成了科研徘徊的局面。于是，袁隆平提出了“用远缘的野生稻与栽培稻进行杂交”的设想，以求创造新的不育材料，达到突破徘徊局面的目的。到了1970年6月，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在湖南省常德市召开了湖南省第二次农业学大寨科技经验交流会，当时主持会议的就是担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代主任的华国锋同志。华国锋同志点名袁隆平参加这次会议，幷请他在大会上发言，介绍杂交水稻科研的情况。
 
　　接到参加会议幷发言的通知，袁隆平心里很不安，因为当时的科研工作进展幷不顺利。在会议期间，华国锋同志邀请袁隆平坐在主席台。袁隆平向参会代表介绍了杂交水稻科研的实际情况，同时也说明了存在的技术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难度，幷表示有些愧对省领导和大家的期望。
 
　　当时华国锋同志听完袁隆平发言后，对袁隆平说，周恩来总理经常过问杂交水稻科研的事，希望能够继续研究下去，尽快把它搞成功。袁隆平听后深受感动，也很受鼓舞，觉得工作还没有作出像样的成绩就得到这样的重视，一定要把杂交水稻科研工作坚持下去。
 
　　当年11月23日，在袁隆平关于“把杂交育种材料亲缘关系尽量拉大，用一种远缘的野生稻与栽培稻进行杂交”的构想指导下，助手李必湖和冯克珊在海南岛南红农场找到“野败”，为籼型杂交稻“三系”配套打开了突破口。1971年，湖南省农科院成立杂交水稻研究协作组，袁隆平领导的杂交水稻科研组调入省农科院。
 
　　1973年10月，袁隆平在苏州召开的水稻科研会议上，发表了《利用“野败”选育“三系”的进展》的论文，正式宣告了我国籼型杂交水稻“三系 ”配套成功。1974年，湖南省试种20多亩，平均每亩产量超过650公斤，充分显示了杂交水稻的增产优势。当时华国锋同志已调国务院工作，主持工作的省委第二书记张平化同志到试验田里看了以后非常高兴，提出要发动群众以“最大的干劲、最快的速度”把杂交水稻生产搞上去。到1975年，湖南、广西等10多个省、市、自治区种植杂交水稻超过4000多亩，这个时候，杂交稻种的供求矛盾已经显现出来，因为要大面积推广杂交水稻，必须有杂交稻种做保证。
 
　　1975年10月，由中国农科院和湖南省农科院主持在长沙召开了全国杂交水稻第四次科研协作会，当时湖南省农科院主持杂交水稻工作的是副院长陈洪新同志。陈洪新同志是河北省唐县人，是一位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南下”干部。1960年3月毛泽东主席到湖南视察工作时，向毛主席汇报工作的 15位湖南省委、地委书记中，他是其中之一（他当时任湖南省郴州地委第一书记）。陈洪新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严重冲击，降职担任当时的农科院革委会副主任，他后来成为全国杂交水稻专家顾问组组长。陈洪新认为，应该有根有据地大胆推广这种高产水稻，认为核心问题是尽快培育出足够的不育系种子，才能加快杂交水稻的推广应用。他提出利用华南沿海地区的有利气候条件，组织更多的育种人员“扩大南繁”，加速杂交稻种子的繁殖。陈洪新把这个大胆的构想向湖南省委有关领导作了汇报，得到了省委支持。省农科院领导决定派袁隆平、陈一吾两位专家进京向农业部汇报，但因有关领导无暇听取汇报失望而归。
 
　　此时的陈洪新心急如焚，因为1975年湖南杂交水稻种子的4次“扩繁”就是为了争取能在1976年全国大面积推广。在当时“文革”尚未结束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如果没有中央的重视和支持，在全国大面积推广的想法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他和何光文院长决定，进京找有关领导汇报。1975年12月 17日，他们到北京后住在国家农业部招待所，准备直接向部领导汇报。但农业部办公厅从18日开始连续三天通知他们：部领导太忙，请等候汇报。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陈洪新于12月20日（那天正是周六）在招待所的房间内给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华国锋写了满满四页纸的汇报信，幷请他能当面听汇报。陈洪新把信直接投到国务院办公厅，信封上写着“华国锋同志亲收”。12月22日（星期一）上午9点左右，国务院办公厅打电话通知陈洪新：下午3点华副总理听汇报，到时会派车来接，不要外出。当天下午3点前，陈洪新等二人被接到中南海小会议室，华国锋同志和当时分管农业的副总理陈永贵、农业部部长沙风、常务副部长杨立功都来了，汇报整整进行了3个小时，华国锋同志认真听取了汇报，不时提出问题幷做记录。听完汇报后，华国锋同志对杂交水稻研究给予了高度评价，幷很有针对性地指出：“对杂交水稻一定要有一个积极的态度，同时又要扎扎实实地推进，要领导重视、培训骨干、全面布局、抓好重点、搞好样板、总结经验、以点带面、迅速推广。”幷当即拍板：第一，中央拿出150万元人民币支持杂交水稻推广，其中120万元给湖南作为调出种子的补偿；30万元给广东购买15部解放牌汽车，装备一个车队，运输“南繁”种子；第二，由农业部主持立即在广州召开南方13省（区）杂交水稻生产会议，部署加速推广杂交水稻。
 
　　有了国务院强力支持，1975年冬天，湖南省政府加大了杂交水稻推广的力度，组织育种大军赴海南岛制种，拉开了全国大规模南繁制种的序幕。谈起这段往事，袁隆平院士认为如果没有华国锋同志的支持，杂交水稻的大面积推广是非常困难的。
 
　　2008年初，华国锋曾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深情地说：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如果杂交水稻研究取得成功，那将是对全世界一个划时代的贡献。毛主席对农业的高度重视，鞭策我对这一重大科研课题予以关注，早在1970年，袁隆平和他领导的科研小组，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湖南省领导机关（那时中共湖南省委尚未恢复，还是“革委会”时期）就对他们的成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我和袁隆平曾作过一次愉快的交谈。他的坦诚，他的质朴，他的科学思维，他的科学视野和宏观意识，都给我很深的印象。我告诉他，要将水稻雄性不育系的材料拿到群众中去搞。幷要求有关地市和部门大力支持。对于科学研究，我是个外行。但我知道，农业生产要发展，就得依靠农业科学的进步；而农业科学的进步，离开农民和土地，是不可能成功的。作为一个地方的领导人，支持和帮助他的科研项目，是我的天职。大概从那时候开始，我们之间就建立了一种友谊。此后，杂交水稻在湖南推广试验取得了成功，湖南的粮食生产迅速上了一个新台阶。 1975年，我已经到北京工作。他们为了将杂交稻向全国推广，碰到了困难。我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幷及时要求南方13个省、市立即行动，推广杂交水稻。后来的实践证明，杂交稻的大面积推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不仅是袁隆平的成功，也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成功，是炎黄子孙的成功。我长期分享着他们胜利的喜悦。我们之间的友谊，几十年来与日俱增。
 
　　从此，一个长期从事水稻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与担任过湖南省、中央重要职务的领导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2004年底，袁隆平院士当选为中央电视台 “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华国锋同志在家中看了电视后，还叫秘书给袁隆平院士打电话，请他注意身体。2006年6月9日，袁隆平院士在北京出差之际，听说华国锋同志身体欠佳，就特意抽出时间去家中看望他。袁院士告诉我们，当时华老很激动。两位老朋友讲话时，紧紧握着对方的手，半个小时都没有松开。临走时，华老还特地写下“隆平同志：贵在创新”赠与他。
 
　　袁隆平院士对我们说：这几个字，弥足珍贵。真心感谢华老！
 
　　在袁隆平院士的办公室里，记者看到了华老的题词被平整地嵌在玻璃相框里，摆在办公桌上。（来源：《科学时报》）▲


法国媒体称：中国对德国的态度令人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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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9-12：不但联邦总理安格拉•默克尔没有到北京参加奥运会开幕式，而且联邦政府也没有派遣一位代表，这让中国政府感到恼怒。德国方面一再保证说，德国总理很少为这样的事情出访，而且最近一直如此。但是这样的解释于事无补。中国政府认为这是一种侮辱。特别因为几乎没有一位外国政府首脑缺席奥运会开幕式，更是加强了中国政府的这种认识。

　　在中国，人们把德国政府的缺席列入它一系列“对中国的批评姿态”之中。虽然官方称，默克尔在总理府会见达赖喇嘛引发的两国关系的“冰冻期”已经结束，但是北京知道，默克尔总理对中国持疏远态度。德国对中国的审查制度和人权进行批评报道，而且还就抵制奥运会展开讨论，许多中国媒体都把这看做德国政府政策的一部分。很多中国人还在因特网上批评德国政府缺席奥运会开幕式。

　　现在，联邦总统克勒前来参加了残奥会开幕式，和伊朗总统一样内贾德一样，德国总统成为6日残奥会开幕式上最高级别的贵宾之一。中国对克勒之行感到高兴，并表示感谢。克勒向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解释了他此行的个人原因。他想给予残疾人特别关注。中国政府确实也知道，克勒本人就有一个视力障碍的女儿。

　　胡锦涛让这位来自德国的客人感到，中国也有兴趣改善双边关系。在围绕奥运会产生分歧后，中国政府目前正努力展示自己人道主义和友好的一面。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举办的残奥会为此提供了一个好机会。克勒在会谈后说，中国主席向他保证，中国将继续致力改善人权。中国希望在这个方面继续和德国保持对话。德国外交部长施泰因边尔6月来华访问时，中国已经表示，愿意重启因西藏问题而中断的中德人权对话。克勒说，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中国方面的坦诚令人惊讶。

　　克勒在德国驻华大使馆举办的接待会上说，奥运会和残奥会一定有助于中国的进一步改革和开放。他祝贺奥运会获得成功，祝贺残奥会开了一个好头。他提醒说，人权和民主必须是对话议题，但必须尊重迄今为止已经取得的成就。

　　中国国家主席也明确表示，他很重视改善双边关系。中国乐意同德国发展长期稳定的关系。双方应该增强互信，妥善处理分歧。

　　从中国外交部那里也能听出轻松的心情：德中关系又在更稳固的道路上运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将于本周出席在德国汉堡举行的“中欧论坛”地单词会议，他还将会见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人们希望，人们希望。总理默克尔10月来华出席亚欧峰会能使两国关系最终“正常化”。此外，中国对施泰因迈尔获得总理候选人提名感到高兴，因为中国人知道，施泰因迈尔奉行的是与总理女士不同的对华政策。▲


金正日可能依赖军方进行“病床统治”
http://chn.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08/09/13/20080913000010.html

    朝鲜日报记者 安勇炫 (2008.09.13 据悉，北韩国防委员长金正日因脑血管系统异常而接受手术后，目前正处于恢复之中。但是，专业医生一致认为他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进行“病床统治”。北韩专家分析说：“对于金正日来说，在身体没有恢复正常的状态下，必须找到一个可以维护其统治权的可靠支撑点，由于他在1998年之后一直推崇‘先军政治’（军队优先），所以会更加依赖军方。”围绕在金正日身边的军方核心人物都是谁？这种“依赖军方的政治”会对国内外局势造成什么影响？

    ◆ 最信赖的军方亲信集团已全面出动

    据统计，北韩于8日举行庆祝国庆60周年的中央报告大会时，主席团的21名党政军核心人士中，有11人(52%)是军方人士。举行普通活动时，出现在主席团中的军方人士所占比率通常为30%至40%，与此相比，上述数字确实是大幅增加。因此有人推测说，金正日最信赖的军方亲信集团已经开始全面介入权力。

    去年陪同金正日公开露面次数最多（30次）的人民军总政治局常务副局长玄哲海，出现在9.9节（北韩建国60周年）阅兵仪式的主席团中，这一点也备受关注。治安政策研究所研究员柳同烈表示：“一般来说，军方次帅级（比大将高一个级别）才会坐在主席团中，所以大将玄哲海出现在主席团中是非常破例的事情。”

    专家提到的军方内部的核心“金正日心腹”，除了玄哲海以外还有去年陪同金正日27次露面的国防委员会行政局局长李明秀，以及在北韩进行核试验的2006 年，陪同金正日42次的人民武力部副部长朴在京。据悉，2003年以后，在军方人士中这三人陪同金正日的次数最多，平时也直接向金正日作报告。另外，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永春和人民武力部部长金一哲也被指为金正日的心腹。

    专家表示，在部队野战中活动的集团也值得关注。从体系上看，人民军作战局局长金明国位于直接接受、执行金正日命令并的位置上。国家安保战略研究所责任研究员李基东表示：“（人民军）作战局局长在金正日身边直接接受军队相关指示。金正日最信任金明国和前任作战局局长、国防委员会行政局局长李明秀。”金明国和李明秀与金正日属于同一辈人，在70年代金正日继承权力的过程中通过激烈的“忠诚竞争”迅速崛起。负责防御平壤的平壤防卫司令全镇洙和指挥10万特种部队的轻步兵教导指导局局长李泰哲都是可以在最短时间内调动兵力的人物，所以备受关注。

    元老级人物包括曾任金日成主席护卫司令的李乙雪元帅和国防委员会二把手赵明录次帅。但据推测，由于这些人年事已高，而且健康状态也不好，实际上很难发挥作用。国策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员表示：“金正日虽然会善待金日成主席时代的军方元老，但不会给他们权力并依靠他们。”

    ◆ 南北关系和北核谈判前景不容乐观

    专家纷纷表示：“躺在病床上的金正日对军方越依赖，就越会对南北关系和北核谈判等方面产生负面影响。”

    有人分析说，北韩上月26日宣布“停止核设施去功能化措施”也是军方趁金正日健康出现异常之机发挥影响力的结果。北韩外务省发言人当时称“根据我国‘有关机构’的强烈要求”。据分析，“有关机构”指的就是军方。据观测，看到没有核武器的伊拉克侯赛因政权的没落，北韩军方对核武器更加执着。

    军方对穿越军事分界线的金刚山和开城旅游以及开城工业园区事业持否定态度。很多人认为，7月11日发生的韩国游客在金刚山遭枪击身亡事件是北韩军方在幕后策划的。因此，如果金正日继续依靠军方进行病床统治，军方就很有可能在包括经济合作的南北关系和北韩改革、开放问题上坚持保守、强硬路线。

    世宗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宋大晟表示：“军方很有可能会为维护体制而妨碍南北关系的发展。最恶劣的情况是可能会冒险采取军事措施以平息内部不满情绪。” ▲


搁浅两年的中俄军购重现曙光 对质量提出新要求
http://news.ifeng.com/mil/2/200809/0912_340_780707.shtml

俄媒体称，中方承认俄方涨价依据，但对产品质量提出了新要求

2008年09月12日 国际在线-世界新闻报 本报记者/李静

一项搁浅两年的中俄军事装备交易，近日重现曙光。俄罗斯媒体近日报道称，俄罗斯向中国出口伊尔-76军用运输机和伊尔-78加油机的项目将继续推进，双方的相关谈判已经开始。有关专家认为，这标志着中俄军事装备合作出现转暖迹象。

★ 中方承认俄涨价依据

据俄罗斯《纽带》网报道，俄国防产品出口公司负责特别事务的经理扎瓦利9月5日在接受采访时宣布，俄方已与中国恢复了就提供伊尔-76军用运输机和伊尔-78空中加油机相关合同的谈判。

扎瓦利表示，俄方认为，俄中双方最初商定的飞机价格过低，导致整个合同无法顺利执行。为此，开展新一轮谈判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对合同条款进行必要的修改，其中最重要的是有关价格的条款。

另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根据两国在2005年签署的协议，中国将以10.45亿美元的价格购买34架伊尔-76MD军用运输机和4架伊尔-78空中加油机，而俄罗斯以生产成本增加为由，要求中方把合同价格提高至15亿美元。

据俄媒体报道，有关重新商议合同条款的工作已在不久前出现了转机。中方已承认了俄方提出的涨价依据，并表示准备考虑签署一份新合同。不过，中方坚持，俄罗斯在提价的基础上必须确保产品质量和保修服务不出现问题。除此之外，中方还要求在签署新的正式协议前，派遣中国专家对飞机生产厂的实际状况进行考察。

此外，中方还在考虑是否在价格增加的基础上，改变购买的飞机机型。据俄罗斯媒体透露，俄方正考虑向中方出口更加先进的伊尔-476机型。伊尔-476是伊尔-76的升级版本，装配了更加现代的发动机和全电子飞行控制系统，其载运量达到了60吨。

军事分析人士称，中国和俄罗斯前些年在国防技术方面的合作比较多，但是近两三年来明显有所减少，而伊尔-76和伊尔-78的合作项目重开谈判，将有助于两国的军事装备合作回暖，而且还会促进中俄双方在中国大飞机研制项目上的合作。

★ 中国对伊尔-76需求大

伊尔-76运输机是俄空军的主要运输机型，该机型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装备苏军，它的载运量为40吨，不但能运载100多名士兵，还能装运各种装甲车或防空导弹。

伊尔-78加油机由伊尔-76改装而成，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装备苏联空军。伊尔-78可携带35吨航空油料，同时为3架飞机加油。

迄今为止，俄罗斯一共生产了900多架伊尔-76，其中大约有100架出口到了古巴、伊拉克、利比亚、印度以及中国等国家。上世纪90年代，中国购买了14架伊尔-76，这批运输机对于中方空运能力的增强起到了重要作用。就是这批伊尔-76，在今年5月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的抗震救灾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提高空运能力，中国一直在同俄罗斯接洽，准备大量购买伊尔-76运输机。2005年，中国与俄罗斯签署了购买34架伊尔-76和4架伊尔-78的合同，但在次年就传出了合同执行被冻结的消息。

★ 制造厂变更导致争议

事实上，这份合同被迫中止的直接原因，是俄罗斯方面试图变更这批飞机的生产厂家。按照中俄双方谈判时的约定，负责组装这批飞机的是位于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的契卡洛夫飞机制造厂。但就在合同签署后不久，伊尔-76及衍生型号机型的生产组装被转移到了俄境内的乌里扬诺夫斯克飞机制造厂，原因是，契卡洛夫飞机制造厂人才流失严重，目前已没有人力资源大批生产伊尔-76运输机和伊尔-78空中加油机。

俄方认为，由于生产厂家易地，必然会造成生产成本的增加，如果按照与中方协议的价格执行合同，将造成约4亿美元的亏损。为此，俄方提议修改原合同中的价格条款。

有军事专家指出，中方对合同心存异议，除了俄方提价的因素外，还同生产厂家易地本身有关。中方认为，契卡洛夫飞机制造厂在组装生产伊尔-76运输机方面的技术比较过硬，而乌里扬诺夫斯克的制造厂并不完全具备组装生产伊尔-76的能力。▲

新闻链接

★ 俄罗斯有过类似先例

据悉，以签订合同时低估价格为由要求提价，导致合同无法执行或者延期执行，这在俄罗斯的对外合作中并非罕见。

2004年，印度与俄罗斯签订合同，以15亿美元的价格购买俄“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号航空母舰。合同规定，俄方应对该航母实施整修和升级后，于 2008年8月交付印度海军。然而，俄罗斯在合同签署后就称，有关部门此前严重低估了整修成本，等到工程开始后才发现，整修所需费用几乎与建造一艘新航母不相上下。

此外，俄罗斯还表示，整修的配套设备价格也有所增加，因此要求印方将价格提高10亿美元。印度对此自然难以接受，合同随即面临终止的结局。▲


俄重启对华出售运输机谈判 曾因中途加价停滞
http://news.sina.com.cn/c/2008-09-11/105016273531.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9月11日 新华网
 
伊尔－76运输机让中国军队实现千里大投送。本报记者 李刚/摄

　　俄对华出售大型运输机的谈判过程一波三折，俄愿与中方重开谈判事出有因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寇立研发自北京 俄罗斯与中国在武器装备的合作上“已经走过了蜜月期”，这是西方媒体报道中常见的观点。然而，俄罗斯与中国近日恢复大型军用运输机谈判的消息，证明西方媒体的判断过于武断。

　　据俄罗斯纽带网报道，9月5日，俄罗斯国防产品出口公司负责人宣布，俄方已与中国恢复了就提供伊尔－76军用运输机和伊尔－78空中加油机相关合同的谈判。

　　★ 俄中途加价导致合同冻结

　　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引进俄制伊尔－76大型运输机。2001年前后中俄进行接触，准备引进新一批伊尔－76。经过数年艰苦谈判，终于在 2005年达成协议，中国向俄罗斯订购34架伊尔－76MD军用运输机和4架伊尔－78MK空中加油机。当时合同的总价值是10.45亿美元。

　　然而，变故就发生在合同签署之后。当时美元急剧贬值，金属原材料价格上涨，俄方觉得在新变化面前再以原来价格出口不划算。更让俄方感觉“吃亏”的是，中俄合同签署后不久，俄方向约旦出口了一架改进型伊尔—76，标价大大高于给中国的报价。

　　俄方开始反悔。与此同时，俄联邦为加强对军工企业的整合和宏观管理，也为了将利润集中到本国企业，将本来由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飞机制造联合体负责的飞机总装工作转移到俄境内的乌里扬诺夫斯克，飞机的生产成本由此进一步发生变化。

　　于是俄方向中方提出合同加价到15亿美元的要求，交易就此陷入僵局。2006年3月，中方冻结合同。据外媒报道，当时38架飞机中已经有15架处于半成品状态。

　　★ 重启谈判双方各退一步

　　近一年来，僵局有所松动，双方重新回到谈判桌前。外媒分析说，中国部分接受了俄方关于美元贬值和成本上升的解释，但由于伊尔－76已经有些过时，中国加价的回报很可能是引进伊尔－76的升级改进型：伊尔—476。

　　而俄方转变策略，愿意与中方重开谈判事出有因：一方面，总装生产线移回国内后，俄方迫切需要让它运转起来，否则空置的成本也是个不小的数字。另外，俄方有意让伊尔－76逐渐退出舞台，开发新一代性能更佳的大运输机，但升级研发的经费需要靠出口换来。另一方面，中国已经在大飞机研发上加大了步伐。俄方认为，这是伊尔－76进入中国的最后机会，不得不综合权衡利弊，抓紧时间谈判。

　　西方媒体分析，中俄伊尔－76交易很有可能以中国提价、俄方提供新型机并向中国提供相关技术的方式达成妥协。

　　★ 中俄共同研发并非不可能

　　曾几何时，俄罗斯军火以物美价廉而著称于世，历年军火出口额不断攀升。但近几年来，俄罗斯军火出口却屡屡亮出红灯。

　　除中俄伊尔－76交易受挫外，俄罗斯与印度的军火贸易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在价格上涨的同时，俄罗斯军火的用户们发现，这些年来俄罗斯的武器并未有明显的性能提升。当西方战机进入第五代，新型武器正在不断出现之时，俄罗斯军火商们似乎还在吃苏联时期的老本。

　　有分析预测，未来俄罗斯与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军火交易合同可能会减少，而技术合作合同可能会增多。俄与有关国家共同出资、出技术，研发新型武器将会在未来一二十年里逐渐多起来，而未来中俄共同研发新一代大型运输机，在2020年前一起实现空军主力运输机换代的可能性也并非不可能。▲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的来龙去脉
http://bbs.voc.com.cn/topic-1630150-1-1.html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http://bbs.voc.com.cn

　　按照国际惯例，在每一份战后签署的和约中都包括战争赔偿的内容。这种由战败国向战胜国缴纳的赔偿，款额往往大得惊人，如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甲午战争结束后，战胜的日本就通过《马关条约》以战争赔偿的名义从战败的中国清政府手中掠走白银两亿两。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在长达１４年的抗日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在战争结束后，战败的日本却没有向作为主要战胜国之一的中国缴付赔款！更令人不解的是，那些受战争破坏远较中国为轻的东南亚国家却不同程度地获得了赔偿，其中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所得赔款分别为２亿美元、５．５亿美元和２．２３亿美元，甚至连当时尚未统一的越南南方吴庭艳政权也获得了赔款３９００万美元。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还是让历史本身作出回答吧。

　　★ 一、张群曾在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大声疾呼：“决不放弃我们对日要求应得的赔偿！”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伴随着广播中日本天皇裕仁停战诏书的公布，在中国大地上飞扬跋扈了整整十四个年头的太阳旗颓然坠地——中国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最终取得了胜利。

　　１９４５年９月２日上午１０时，日本代表在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签署了投降书。在德意日法西斯三国轴心集团中，日本是最后一个在投降书上签字的。在此之前，意大利与德国已分别于１９４３年９月３日和１９４５年５月７日向盟军投降。

　　从表面上看，日本是在包括美国投掷原子弹和苏联出兵东北的行动在内的盟军联合打击下乞降的，但实际上，对促使日本投降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是中国八年的全面抗战。

　　中国的抗日战争贡献最大、损失也最大。据统计，在这场历时持久的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人数总计高达３５００万；各种损失折合当时美元计算数额高达１０００亿以上。

面对如此惨重的经济损失，要求罪魁祸首日本给予中国战争赔偿是天经地义的。中国政府对此态度相当明确，当时的国民政府外长王世杰在阐述战后中国对日基本政策时指出：尽管中国不主张采取狭隘的报复主义，但就赔款问题则“应一本正义与公道之要求，以从事解决。”为此，中国政府特意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负责调查和统计战争中各项人力、物力损失的情况，以便对日提出赔偿要求。

　　中国要求日本赔偿的政策与盟国战后对战败国总的政策是一致的。早在１９４５年２月英美苏首脑举行雅尔塔会议时，便制定了要求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给予盟国战争赔偿的原则。规定德国应赔偿２００亿美元，其中１００亿归苏联，８０亿归英美，２０亿归其他国家。战后，英、美、法、苏对德国实行分区占领，成立盟国管制委员会，德国的赔偿以盟国从各占领区拆迁工业设施抵偿。同时，对于追随德国与盟军作战的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芬兰五国同样提出了赔偿要求。１９４７年２月１０日盟国与上述五国计立的和约中规定，意、罗、保、匈、芬五国分别向苏联、南斯拉夫、埃塞俄比亚、希腊四国赔偿２．５５亿、３亿、０．７亿、４亿和３亿美元。

　　对于日本，以美英苏中为首的同盟国在日本投降后成立了一个赔偿委员会，专门协商日本赔偿问题。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５日，该委员会一致认为，为了剥夺日本进行战争的产业能力，防止军国主义复活，决定加重日本的战争赔偿。方式是把日本工业设备的一大半拆迁给各战争受害国作为赔偿。为此，指示各国分头调查、统计战争期间的损失，以便具体确定赔偿的方案。

　　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２５日，经过两年多的调查核实，同盟各国向日本提出了索赔要求，总计金额为５４０亿美元，中国也在其中。但是在赔偿如何分配的问题上，各国意见不一，英国要求占有赔偿的２５％，美国要求３４％，苏联要求１４％，法国要占１２％，澳大利亚要占２８％，仅这几个国家，还未包括受害最重的中国的要求，分配比例总和已超过了１００％。

　　中国在会上以“受害最久，牺牲最烈”为由据理力争，坚持应获日本赔偿总数的４０％，但各国不依，仅同意占３０％，此后各方争执不休，问题一拖再拖，久而未决。国民党政府由于忙于打内战，因而后来对日本赔偿的分配问题也就无心顾及了。不过，国民党政要张群在１９４７年９月９日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所作的外交报告中仍大声疾呼：“决不放弃我们对日要求应得的赔偿！”这充分表明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态度。

　　而日本方面，直到旧金山对日和约签字，从未向任何国家提起过战争赔偿问题。这中间一晃就是四年。

     ★ 二、美国为称霸世界，操纵旧金山，会议把中国拒之门外

　　１９５１年７月１２日，美国公布了对日和约草案，并在７月２０日向同盟各国发出了召开旧金山会议的邀请函，从而把一度被搁置的对日和约问题再次提上日程。

　　但是，令世界各国大为惊讶的是，在美国起草的对日和约草案中所列的对日作战国家的名单中没有中国，其后中国也没有收到出席旧金山和会的邀请函。这意味着中国——这个在反抗日本法西斯作战中历时最长、贡献最大、损失最重的国家，将不得参加盟国对日和约的拟定和签署工作。旧金山和会把中国关在了门外。

　　毫无疑问，美国是策划将中国排除在对日集体缔约之外的主谋。此举的出笼与当时美苏对立的国际形势及美国战后称霸世界、遏制苏联的全球战略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战结束后，美国凭借战争中壮大起来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急于在世界建立“美国式的和平”，充当世界的霸主。但是战后实力同样强大的苏联以及在苏联影响下在东欧建立的一系列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打破了美国的梦想。美国便在“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幌子下，纠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地与苏联展开角逐。于是，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曾经并肩浴血奋战的昔日盟友开始分道扬镰。至五十年代初，美苏对峙的冷战格局已经形成。此间发生的国际事件如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爆发，东、西德的分裂以及朝鲜三八线的划分，无不被打上美苏冷战的时代烙印。其中，中国事态的发展最典型地反映了这一时代特色。

　　从１９４７年至１９５１年，对中国人来说的确称得上是天翻地覆、江山易主的４年。这期间，点燃内战战火的蒋介石退踞台湾；而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则于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在北京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面对中国形势的变化，美、苏两大战后强国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苏联于１９４９年１０月立即承认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美国则极力否认新中国的合法地位，执意拉扯着日趋末落的蒋介石政府。

　　为了平衡新中国的诞生给资本主义阵营带来的冲击，就必须在远东重新扶植一个新的反共堡垒，以遏制共产主义的发展。美国选中了日本。１９４８年１月６日，美国陆军部长亚罗尔在一次演讲中公开宣布：“今后对日占领政策是扶植强有力的日本政府，……以便起到可以防御今后在远东方面发生新的共产主义威胁的堡垒作用。”这标志着美国对日政策来了个１８０度的大转变——由战后初期的抑日变为扶日。此后，美国走上了重新武装日本的道路。

　　１９５０年６月，朝鲜半岛爆发的战争点燃了美苏两大阵营间的第一次武装冲突。随着美国和中国先后的介入，朝鲜战争已由单纯的内战升级为一场国际战争。

　　美国为了打赢这场所谓“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战争，急欲启用日本这一反共先锋。为此，美国力主尽快与日本缔结和约，解除对日本的军事管制，恢复其主权，以便使日本尽快加入反共的行列中。召开旧金山会议的建议，就是在这种火药味极浓的气氛中提出的。

　　但是，由于美苏对中国政府的认同不一，在邀请国、共哪一方出席旧金山会议的问题上双方发生了争执：美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张由台湾蒋介石政府参加和会，这遭到了苏联政府的坚决反对。眼看旧金山会议有搁浅的危险，美国为了早日实现其扶日反共的目的，竟然置中国作为主要战胜国的权益于不顾，借口盟国对中国政府的认同有分歧而单方决定不邀请中国代表出席旧金山和会，主张中国应在会外与日本单独缔结和约，对于将由中国哪一方与日本缔约，美国强调“应由日本去决定”。

　　这种把中国排除在对日和约谈判之外并且给予日本选择缔约对象权利的做法，使中国在对日和约问题上失去了主动地位。中国海峡两岸对美国无视中国权益的作法均表示了强烈的反对：７月１６日，蒋介石在台湾发表谈话指出：“中国被拒绝参加对日和约签字，乃破坏国际信义之举，政府决不容忍。”８月１５日，周恩来外长代表新中国政府对此提出了抗议，指出将于９月４日在旧金山召开的对日和约会议，背弃了国际义务，中国不予承认。

　　然而，美国当局不顾中国方面的强烈抗议，一意孤行，于９月４日－８日召开了有５２个国家出席的旧金山会议，并操纵会议通过了对日和约。

　　旧金山和约是很不公正的条约，它把对日作战的起始时间定为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从而抹杀了中国人民自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起，特别是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至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这几年对日寇的单独抗击的历史。同时，和约在赔偿问题上极力宽大日本，只是泛泛地规定：“日本国对战争中造成的损害及痛苦，将向盟国支付赔偿。”对于具体数额根本没有提及，同时对战胜国的赔偿要求作了原则上的限制：即只能“利用日本人民在制造上、打捞上及对各该盟国的贡献的其他服务上的技能与劳作，作为协定赔偿各国修复其所受损失的费用”，而且必须在“日本可以维持生存的经济范围内进行”。这种重重限制的赔偿规定就是以日本人的劳务充作赔偿，实际上是变相减免日本的战争赔偿，与１９４５年盟国赔偿委员会作出的加重赔偿的原则是相抵触的。因而遭到了亚洲、欧洲正义国家的反对。除了中国、朝鲜、越南未被邀请赴会外，缅甸和印度拒绝出席会议，而出席会议的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会后拒绝签字。这样，由于中、印、苏等国的抵制，当时世界上有一半的人口是不承认旧金山和约的。

　　９月１８日，周恩来外长代表新中国政府严厉谴责了旧金山和约，指斥它是“一个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敌视中苏，威胁亚洲，准备新的侵略战争的条约”。同时声明，“旧金山和约由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准备、拟制和签订，中央人民政府认为是非法的、无效的，因而是绝对不能承认的。”

　　然而，与新中国政府捍卫民族权益的严正态度相反，退踞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为了争得与日本缔约的所谓“正统地位”，转而承认旧金山和约，追随美国的意愿走上了与日本单独缔约的道路。１９５１年９月１２日，台湾当局外长叶公超发表声明表示：台湾当局愿意以旧金山和约为蓝本与日本签订双边和约。

    ★ 三、日本利用旧金山和约玩弄花招，美国推波助澜，台北为争正统放弃赔款

　　１９５１年９月８日签订的旧金山和约，极大地改善了日本战后所处的不利地位，因而１１月２６日，日本国会便非常痛快地批准了这个和约。与旧金山和约同样给日本带来好处的，即日本对于中日双边和约缔结对象的选择权。日本当时的首相吉田茂很兴奋地宣布：“日本现在有选择媾和对手之权，对于如何行使此权，应考虑客观环境，考虑中国情形以及其与日本将来之关系，不拟轻予决定。”言下之意即日本一定要充分利用这一权利谋取最大的益处。事后证明，吉田政府的确在这个问题上绞尽脑汁，大做文章，极尽阴险、奸诈之能事。

　　为了等待时机，日本政府在与中国缔和问题上采取了拖延的对策，但为了防止盟国指责它蓄意拖延，吉田政府煞费苦心地搞了一个民意测验，让日本国民就同北京还是台北缔结和约表态，但得出的结果却令人哭笑不得：支持与台北或北京缔约的比例一模一样，均为３８％，而余下的２４％则是无所谓的。这样，吉田政府便以民意难辨，难以作出决断为由，理直气壮地拒不表态，静观事态的发展。而私下里针对台湾急于与之缔约的心理，不时散布一些可能与北京缔和的言论。

　　１９５１年１０月２５日，蒋介石派驻日本代表董显光拜会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冈崎胜男，询问有关缔约的事宜。冈崎不慌不忙地答道：“我国现在若与贵国订立双边和约，势将引起大陆中国国民对我之仇视”，因此，“我们现在的政策是要慢慢等待时机，以待日本实现独立自主后，研究何时同中国签订和约或选择中国的哪一方问题，我国历来尊重中华民国政府，遗憾的是，中华民国政府的领土只限于台湾。”言下之意似乎是并不准备与台湾方面缔约。

　　五天以后，吉田在日本参议院的演讲更让台湾心惊。吉田公开表示：“如果中共在今后三年内提议根据旧金山和约与日本讨论缔结和约，日本政府自然愿意谈判并缔约，丝毫不会提出反对。”事后吉田还在会见董显光时表示：“日本不能忽视大陆上四亿五千万中国人的感情。”

　　日本政要的一系列言论，使台湾当局如坐针毡，台湾当局为了保住所谓的正统地位，一方面连续电令驻美大使顾维钧策动美国对日施加压力，一方面又在草拟的对日和约当中广作让步，特别是在日本方面尤为敏感的赔偿问题上更为明显。如草案中规定：中国“承认日本国如欲维持足以生存之经济，则其资源目前不足以完全赔偿所有此类损失及灾难，同时并承担其他义务”，因此，只要求“利用日本国民为中华民国从事生产打捞及其他工作，以作为补偿。除此以外，中华民国放弃一切赔偿要求，放弃该国及其国民因日本国及日本国民在作战过程中所采取任何行动而产生之其他要求。”这个草案已初步放弃了日本赔偿，仅仅保留了一部分劳务补偿内容。

　　与此同时，台湾当局又处处小心谨慎，生怕惹恼了日本，丧失了缔约的机会。有个小插曲充分表现了这一点，即当驻美大使顾维钧遵命与美方交涉后，美国合众社发了一个消息，内称顾大使对日本拖延双边和约表示不快。台湾外交部闻讯大惊失色，立即查询此事，并发表否认声明，指称电讯报导有误等等，由此可见台湾诚惶诚恐到了何种程度。

由于美国当时出于反共目的，在亚洲奉行的是扶日而不弃蒋的政策，因此，在台湾力争与日本签约的问题上给予了大力支持。１９５１年１１月５日，美国白宫表示：“坚决反对日本与中共拉笼关系之任何企图。”此后又于１２月１０日，派旧金山和约的主要策划人之一，负责对日缔约的杜勒斯作为特使赴日，以促成日蒋和约而对吉田政府施加压力。杜勒斯直接了当地要求日本与台湾缔约，并威胁道：“如果日本政府不同中华民国签订和约，美国国会就不批准旧金山条约。”

　　在美国的强硬干预及台湾方面作出了重大让步的情况下，日本政府才“不情愿”地改变了态度。１２月２４日，吉田表示不承认共产党中国，愿与台湾缔结和约。１９５２年１月３０日，日本委任河田烈为中日和谈首席全权代表赴台，与国民党政府外长叶公超进行双边谈判。

　　１９５２年２月３０日谈判正式开始，至４月２８日和约签字，前后进行了正式会谈３次、非正式会谈１８次，历时６７天。谈判期间，日本方面又一次暴露了其阴险、狡猾的面目。

　　战争赔偿问题是和约的重要内容，因而在这个问题上争论十分激烈。根据中方起草的和约草案，在赔偿问题上只要求日本对中国提供劳务补偿，其他赔偿已经放弃，这是台湾当局作出的重大让步，而且与旧金山和约的原则一致。但日本对此却坚决反对，蛮不讲理地坚持台湾可以根据旧金山和约没收日本在华财产和资产作为补偿，不应再提劳务补偿的要求。由于双方观点相差悬殊，谈判多次陷入僵局。不仅如此，日本仿佛把战败国的身份忘在了脑后，竟多次提出自己起草的和约草案，气焰嚣张至极。

　　而台湾方面在谈判初期自恃有美国撑腰，认为只要美国以不批准旧金山和约相威胁，便不难最终迫使日本就范，因而在谈判中据理力争，态度甚为坚决。对中方草案只作细节修改，重大原则毫不让步。谁知至３月下旬，风云突变，美国先于３月２０日，操纵国会以６６票对１０票批准了旧金山和约，后于４月１６日宣布旧金山和约将于４月２８日生效。美国的行径对台湾当局来说不啻于背后一刀。因为美国国会承认旧金山和约，使台湾在对日谈判中失掉了最有力的王牌；同时，美国限定了和约生效时间等于给了日本有力支持。因为一旦和约正式生效，日本解脱了战败国的束缚，恢复了主权，在对华缔约问题上将更为主动，这对台湾来讲极为不利。

　　在这种形势逆转的情势下，蒋介石政府为了赶在旧金山和约生效前与日本达成和约，被迫在赔偿问题上作出全面让步，于３月２５日决定放弃全部赔偿。仅在条约草案中列入下述文字：“日本承认其赔偿之义务，我方亦承认日本无力作出全部赔偿，为此……我方宣布放弃以劳务进行赔偿之要求。”

　　然而，得了势的日本变本加厉，居然抓住台湾方面急于签约的心理，对上述行文也不接受，坚持在和约中取消有关赔偿问题的条款，否则采取拖延的方法，拒不谈判。台湾当局无可奈何，于４月１２日答应了日本的要求。但是，蒋、日和约的最后签字直到４月２８日下午３时才告完成，此时距旧金山和约生效仅仅还剩７个小时。

　　因此，在蒋日和约的正文中通篇找不到赔偿二字，其相关内容仅是在和约以外的议定书中加以确认的。

　　议定书第一条乙项原文为：

　　“为对日本人民表示宽大与友好之意起见，中华民国自动放弃根据旧金山和约第十四条甲项第一款日本国所应供应之服务之利益。”

　　另一处相关内容是在和约正文附录的记录中，原文是：

　　日本国全权代表：“本人了解：中华民国既已如本约议定书第一项乙款所述自动放弃服务补偿，……是否如此？”中华民国全权代表：“然，即系如此。”

　　蒋日和约的缔结，引起了新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１９５２年５月５日，即和约签字一周后，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严正声明：“对于美国所宣布生效的非法的单独对日和约，是绝对不能承认的；对于公开侮辱并敌视中国人民的吉田蒋介石和约，是坚决反对的”。并且指责蒋介石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允诺是“ 慷他人之慨”，中国政府和人民绝对不予承认。

　　★ 四、中日邦交正常化联合声明指出：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中国放弃对日本的赔偿要求

　　１９７２年２月２１日上午１１时２７分，当那架银白色的总统专机掠过浩瀚的太平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机场降落的一刹那，以中美苏三国为基点的国际战略新格局便诞生了。

　　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实况，通过卫星向世界各地进行转播。这次行动改善了自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起中美间相互敌视的历史，在世界范围内引起的震动不亚于一场大地震。

　　受到冲击最严重的莫过于中国东部近邻日本。面对美国１８０度的急转变，一贯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日本措手不及，当时的日本首相佐藤荣作是歪着嘴看完电视转播的。

　　但是政治是排斥感情的，“识时务者为俊杰”，佐藤内阁深谙此理。尽管内心不满，但为了跟上美国的步伐，日本政府在尼克松访华后，便秘密地委托东京都知事美浓部在访华时给周恩来总理捎信，表示佐藤首相“要求亲自访华”。谁知当即被周恩来以“佐藤政府说了不做”为由加以拒绝，并宣布中日谈判不以佐藤为对象。佐藤政府碰了一鼻子灰。

　　周恩来回绝佐藤的试探，并非表示中国不愿与日本复交，相反，新中国早在１９４９年６月２０日便发表过迅速准备对日和约的社论。仅仅因为日本政府追随美国，承认蒋介石政权并与之缔结非法和约，才导致中日两国长期的敌对。尼克松总统访华后，形势的发展有利于解决中日历史上遗留的问题，因此毛泽东曾明确指出：中日恢复邦交问题“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总之，现在到了火候，要抓紧。”周恩来回绝佐藤，一方面体现了欲擒故纵的外交策略，一方面也是对长期敌视中国人民的佐藤政府的一个惩诫。

　　果然，６月１７日，佐藤荣作内阁被迫下台，７月７日，田中角荣内阁登场。田中在就职当天便表示了要与中国恢复邦交的愿望。对此周恩来于７月９日迅速作出了反应，他在欢迎也门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宴会上专门加了一句：“田中内阁７日成立，在外交方面声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随即又让中日友协副秘书长孙平化借率领上海舞剧团在东京访问演出之机，转告田中：“只要田中首相能到北京当面谈，一切问题都好商量。”

　　当时日本政府要想恢复中日邦交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对待中国一再坚持的中日复交三原则（三原则的主要内容是：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三、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

     另一个就是有关日本战争赔偿问题。关于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在不承认日台条约时已强调指出：“日本军国主义者杀害了上千万中国人，使中国蒙受数百亿美元的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的损失。中国拥有要求赔偿这些损失的权利”。这就意味着日本对中国的赔偿数额将相当大。日本既然避免不了这一问题，便转而指望中国高抬贵手。为了探摸中国的态度，预先就双方的争执点达成谅解，需要一个从中穿针引线的人。当时日本公明党委员长、正在访华的竹入义胜充当了这个重要的角色。１９７５年竹入义胜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了他于１９７２年７月２５日与中国方面会晤的细节：

　　“我把我们的意见全说了，共有十几条，并告诉他们，如果你们赞成这些意见，事情就好办了。……周总理最后问我，假如我们接受你们的建议，日本政府会采取行动吗？于是，我就从北京打电话给田中先生，请他作出决断。田中回答‘行’，很干脆。最后一次拜会周恩来总理的时候，周总理拿出一份打印文件并对我说‘ 这基本上是我们关于日中联合声明的原始方案。’我很吃惊，内容和后来的日中联合声明差不太多。”竹入义胜的活动为中日邦交谈判打下了基础。

　　关于日本战争赔偿的问题，在中方草案第七条这样写着：“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放弃对日本国要求战争赔偿的权利。”但是在日后中日联合声明的正文中行文有了个别改动，去掉了“权利”二字换上了“要求”。

　　外交文件上的一字之差，往往掩盖着谈判桌上的翻云覆雨，唇枪舌剑。在中方放弃赔偿的问题上，中日双方果然有一场短兵相接的较量。

　　１９７２年９月２６日，田中首相抵达北京的第二天，中日两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轮外长谈判。当谈判进行到中方草案第七款赔偿问题时，日方代表高岛忽然狂妄地声称，根据１９５２年日本与台湾缔结的和约，日本战争赔偿问题已经解决，因而不存在中国放弃什么赔偿权利的问题。同时对中日间终止战争状态等提法一一表示拒绝，会谈因此不欢而散。

　　次日，周恩来会见田中，一反前一天温和的态度，以严厉的口气谴责了日本的行为。他说：“听了今天上午外长会谈的汇报。高岛条约局长是破坏日中邦交正常化来的吧。日中邦交正常化是个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高岛局长是搞讼棍那一套嘛！我不认为高岛局长的意见是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的本意。”同时周总理对中日赔偿问题再次重申不承认台湾的允诺，指出：“当时蒋介石已逃到台湾，他是在缔结旧金山和约后才签订日台条约，表示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那时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国，是慷他人之慨。遭受战争损失的主要是在大陆上。我们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赔偿负担而受苦，所以放弃了赔偿的要求。”“毛主席主张不要日本人民负担赔款，我向日本朋友传达，而你们的条约局长高岛先生反过来不领情，说蒋介石已说过不要赔款，这个话是对我们的侮辱，我们绝对不能接受。我们经过５０年革命，蒋介石早已被中国人民所推翻。高岛先生的说话不符合你们两位的精神。”面对周恩来总理义正辞严的声明，田中一行垂头丧气，连晚饭都吃不下去了。

　　第二天，中日联合声明起草小组再次开会，高岛一上来便对他上次的言行表示道歉，声言日本国民对中国放弃战争赔款的要求深为感动。至此，由于战争赔偿问题引起的风波方才平息下去。不过中方体谅到日本方面的难处，同意将声明中有关赔偿的“权利”一词换为“要求”。

　　１９７２年９月２９日上午１０时２０分，中日两国代表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声明第七条写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至此，中日两国间悬而未决长达２７年之久的赔偿问题，以中国政府的大义之举宣告结束。▲  摘自[[西陆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