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苏共垮台内幕：精英特权阶层是如何挖墙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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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共垮台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腐败，特别是党内形成了一个权贵阶层，导致苏共自己割断了与广大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关系，在人民群众的不满、失望、冷漠和抗议的逻辑链条中，最终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在20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苏共的衰败及其垮台是值得深思的一个重大课题。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苏共如此悲惨的境地呢?总的说是几十年来不断积累、潜伏着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恶性发展和总爆发的结果，是各种因素“合力”的结果。在这些因素中，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苏共没有跨越腐败的陷阱，特别是党内形成了一个权贵阶层，导致苏共自己割断了与广大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关系，淡漠和疏远了与人民群众的鱼水之情，在人民群众的不满、失望、冷漠和抗议的逻辑链条中，最终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本文试从这个视角管窥一下苏共垮台的原因及其教训。


　苏共党内存在一个权贵阶层，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验证：

　　◆ 第一，1991年8月25日之后，苏共迅速土崩瓦解，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政权交替之“顺利”出乎人的意料。在“八一九”事件中，很少有群众支持苏共，相反却有不少人站到“民主派”一边去了。解散苏共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人民群众没有起来保卫共产党，党的各级组织也没有抵制，甚至中央委员会仅仅要求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宣布解散”也未获批准。后来，重新成立的共产党组织也声称“并不想使前共产党复活”，因为它已经“名誉扫地”。实际上，1989年前后，苏联国内曾经作过一个“苏联共产党究竟代表谁”的调查，结果令人十分吃惊：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只占7%，代表工人的只占4%，代表全体党员的只占11%，而认为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达85%。

　　◆ 第二，苏联剧变后的进程证明，最大的赢家不是黑市倒爷，甚至也不是持不同政见者，而是过去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成员，他们摇身一变成了今天俄罗斯的新显贵。美国一个专门研究俄罗斯问题小组的负责人弗兰克•奇福德说：“苏联共产党是惟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可以说，搞垮苏共的主要力量并不是反共分子，而是苏共党内的腐败分子。用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经济学教授大卫•科兹的话说就是：“在80年代末辩论苏联发展的方向时，由10万人组成的‘精英集团 ’开始作出选择性的思考：如果改革达到民主化，就会减少特权和权力；如果回到改革前的社会主义，虽有相对的特权和地位，但特权又受到原有的社会主义机制的限制，也不能积累过多的财富，更不能把特权和财富传给自己的子孙后代。因此精英们认为资本主义能够为他们提供最大的机会，不但管理，而且拥有财富、传给子孙。”因此，苏共的垮台，在很大程度上是苏联既得利益集团的“自我政变”，是为了使他们长期以来通过不合法、不正当手段占有的社会财富和各种权益合法化，正如俄罗斯《自由思想》1997年第8期刊载的《俄罗斯的新阶级》一文所说：“私有化没有使国有财产落到最有权利获得财产的人手中，也没有落到有能力利用这些财产造福于社会的人手中，而是落到了早就准备窃取这些财产的人手中。”私有化实际上是“早就准备窃取这些财产”的前苏联官僚阶层玩弄的顺水推舟的把戏而已。

　　◆ 第三，尽管西方的“和平演变”对苏联解体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内因决定外因，否则就会陷入“外因决定论”。正如美国学者大卫•科兹所言：无法想象，“ 中央情报局连在美国大门口的菲德尔•卡斯特罗都消灭不了，竟有能力策划把苏联这样的超级大国搞垮”，“外部压力始终是事态进程中的一个因素，但是起主要作用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内因”，“真正原因来自苏共内部，我这里指的是大约十万人左右的占据着党政机关重要领导岗位的精英集团”，这个精英集团“绝大部分成员倾向于资本主义”。正所谓：物先自腐，而后虫生；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如前所述，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并没有使相当一批原苏共官员和苏联官僚沦为阶下囚和贫困阶层，相反，他们成为社会转轨的直接受益者，仍是“主人翁”，只不过头脑变了，面目变了。那么苏联的权贵阶层是如何形成以及如何转变为一个阶级的?作为一个腐败的群体，他们又是如何使权力发生异化的?

　　从斯大林时期开始，苏共就建立了一套高度集中的体制，强调铁的纪律和党的绝对统一，打击反对派，使党内民主生活窒息，党群关系紧张，官僚主义逐渐扩散。《让历史来审判》的作者罗•亚•麦德维杰夫说：“一些不太坚定的共产党员有了权之后，开始滥用自己的地位，在他们的行为中开始出现和共产党人格格不入的一些征候：高傲起来，轻视劳动人民的利益，出现官僚主义——这些人开始成为骑在人民头上的、首先追求自己个人利益的官吏。甚至党的监督也不能使部分国家机器官僚主义蜕变过程完全停止，况且，许多党的领导干部在成为国家活动家之后，也沾染上了老爷作风和官僚主义这些毛病。”“党的机构的某些工作人员开始远不是为劳动人民的利益去使用自己的影响，党内机构的个别环节也出现了腐化因素，完全没有什么理由使一些党的干部享有特权，这些特权后来又变成了目的本身，成为一种拜物教。”

　　就斯大林本人而言，他早年在生活上保持简朴，甚至严格要求自己。但是从30年代初期开始，人们便一座一座地为斯大林盖“专用别墅”，并且毫无限制地用公款来支付斯大林家庭的“豪华生活”。在斯大林身边工作的像警卫长之类的大员在生活待遇上也享有很大的特权，他们全都为自己修建了乡村别墅，坐着政府的汽车，像政府部长、甚至像政治局委员那样生活。30年代初期开始，高级干部包括汽车、别墅、仆役在内的一切家庭生活费用由政府开支已经成为一种“制度”，不仅党内要员享受着特殊的生活待遇，甚至他们的亲属也利用其特殊地位为“自己、为他们的近亲远戚，搞豪华生活”。

　　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1935年到莫斯科访问时发现，连无产阶级伟大作家高尔基也被当做贵族供养起来。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高尔基服务的有四五十人之多，他家里每天有亲朋食客数十人。罗曼•罗兰在他的《莫斯科日记》中认为苏联已经出现“特殊的共产主义特权阶层”和“新贵族阶层”。他写道：“身为国家与民族卫士的伟大共产党人队伍与其领导者们，正在不顾一切地把自己变成一种特殊的阶级”，“而人民则不得不依然为弄到一块面包与一股空气(住房)而处于艰难斗争的状况之中”，沿途的一些农民和工人“向我们投来阴郁的目光，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向我们挥动着她的拳头”。罗兰断言：“这个党今后还会继续其特殊化，且日益突出”，“让构成民族脊梁的精英们与民族脱离开来，此乃不智之举。要知道民族精英的真正作用是哺育民族并且使自己溶化在民族之中。没有理由要让民族精英们把荣誉、财富与金钱的优势都搜为己有”。[7](pp117-119)关于苏联领导层的特权化，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一书中回顾了特权化在斯大林时代就已大肆蔓延的情形：“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有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完全可以在一个单独的国家里为那些获取权位的少数人而实现。”“全莫斯科享受各类特供商品的人总共有4万人。国营百货大楼有一些柜台是专为上流社会服务的。而那些级别稍稍低一点的头头们，则有另外专门商店为他们服务。一切都取决于官级高低。”

　　不过，尽管斯大林时期确有一部分领导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工资比较高，还享有其他特殊待遇，但这些人为数较少，所以当时还不具备产生“特权阶层”的成熟条件。这一群体是在赫鲁晓夫时期开始出现的。这时，干部已不再像斯大林时期那样因自己的地位和命运随时可能出现不测而提心吊胆，多少有了一些安全感。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特别是其执政后期，一方面由于体制的僵化和干部队伍的稳定，特别是事实上的终身制得以确立，另一方面由于党内外民主和群众监督机制的破坏和削弱以及腐朽思想对干部的侵蚀，“特权阶层”终于形成。据俄国学者最近估计，当时这个阶层大约有50-7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300万人之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

这个“特权阶层”成员的主要特征是：

◆ 第一、他们掌握着一些党政军领导机构和企业、农庄的绝对领导权；

◆ 第二、多数人文化程度较高，受过高等教育，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经常去西方国家访问；

◆ 第三，这些人已不是当年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对他们来说只是口头上说说的东西，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在他们头脑中已经淡薄；

◆ 第四，他们不以享有比一般规定的高级干部待遇还要大得多的特权为满足，而且以各种方式侵吞国家财产。

他们中的不少人把自己领导的企业、农庄当作资本，从事半合法的和非法的生产经营活动，获取大量利润。用美国学者大卫•科兹的话说就是：这个特权阶层非常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没有意识形态的立场，最会重复官方的意识形态词句而不去相信它，只关心自己的特权和利益，只有极少数人相信社会主义。这个“特权阶层”对苏联社会产生的消极影响主要在于它因循守旧，不想或反对进行有损自己利益的任何实质性的改革，深恐因此而失去自己的既得利益。因此，它(至少是这一集团中的大多数人)在主观上并不想直接搞垮苏联和复辟资本主义，而是想方设法维持现状，但正因为这样才为以后改革的夭折和苏共的垮台埋下了伏笔。

　　从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1987年开始，苏联许多部委改为大型康采恩，部长、副部长变成了康采恩董事长，财政局长变为银行行长，物资局长变为交易市场老板，石油部变为石油公司。这是一个变革过程，但是实施这个变革的主体错位，在许多情况下权力已经人格化。当时苏联官僚权贵阶层羽翼已经丰满，他们成为实施这个过程的主体，窥视到了以国家名义支配国有财产的机遇，借口也堂而皇之，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将财产的国家所有实际上变为自己支配。同时，国家法规不健全，国有财产管理混乱，有了超常的高度中央集权体制，权贵阶层可以利用部门和行业超常的集中程度，甚至代表国家以所有者面目出现，直接支配所管辖范围的财产。当时连共青团也动了起来，开始经营“共青团经济”，开办共青团商品交易所等。官僚利用权力开始在国有的名义下暗自积聚个人资本，但这个时期他们还不具有阶级属性，而是苏联制度下的权贵阶层，是通过对人民财产的特殊占有形式即隐性占有方式来积累资本的。可见，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误为官僚加剧变异提供了特殊的客观环境和条件。

对于当时干部的特权，戈尔巴乔夫也承认比较严重。1987年11月，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指出：

◆ 第一，在苏共党内，绝大多数党员还是“真诚而无私地履行了自己对人民承担的义务”的，但在过去的年代里，却“没能对那些不诚实、喜欢钻营、自私自利的人设置一道牢固的屏障”；

◆ 第二，苏联居民中存在着“过着天堂般的生活的特权阶层”，“有些人享受着非法的特权”；

◆ 第三，许多单位、机关以至企业里设置了疗养院、膳宿旅馆、别墅村，“党政机关也都有一套服务部门，并也确实出现了问题。特别是当该地区对全体居民的服务大大逊色于上述单位和机关的服务质量时，问题就更严重了”；

◆ 第四，对于1987年前后苏联的经济改革所遇到的困难，向企业放权这个做法“受到了不愿与许多特权和权利决裂的管理机构的顽强抵制”，各部的部长们和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在行动上往往把狭隘的本位主义利益，或者干脆把小集体利益置于社会利益和人民利益之上”。

　　博尔金在《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描述过，戈尔巴乔夫在国外得到许多奖金、奖品和稿费，当时个人帐户上已有100万美元。有一次戈氏从韩国归来，从皮包里拿出一个装有10万美元的信封，是韩国总统卢泰愚送的。

　　关于戈尔巴乔夫时代领导干部的特权问题，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中写道：“当人们了解到这令人愤怒的社会不公，并看到党的领袖不采取任何措施以制止党的高层人物对财富的这种不知羞耻的掠夺，就会失去最后一丁点的信任。”“没有信任，也就谈不上有任何前途的、真正的改革。”被苏共视为异己分子的叶利钦，可以说恰恰在这一点上一度得到了很多人的拥护。戈尔巴乔夫下台前曾会见叶利钦，希望自己下台后保留原有的一些特权，但被叶利钦拒绝了。

　　伴随着权贵阶层的形成，苏共逐渐走上了腐败变质的道路，切断了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关系。从苏共蜕化变质的过程来看，苏共的腐败从根本上来说是权力的变质，一切腐败现象都同没有正确对待和使用权力有着密切的关系，使权力异化。概括地讲：

　　◆ 一是、理想权力化，即背弃革命理想，单纯地追求权力。“列宁时代的革命者面临的前景是逮捕、坐牢、苦役，甚至绞刑架，若能从监狱中逃出，不是转入地下，就是逃亡国外；而后来持大学文凭和口讲良心的入党的人面前，则是飞黄腾达、特权、由党和国家完全包干的物质的满足。”即使是老一代的共产党人，在权力的腐蚀下也会发生蜕变。

　　◆ 二是、权力特权化，就是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个人的权力，变成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在二战以后几十年间，官员的特权名目繁多，诸如宅第权、特供权、特教权、特继权、特支权等，不一而足。

　　◆ 三是、公仆官僚化。许多党的领导干部关心的不是人民，而首先是自己的官运，自己的地位、自己的物质享受和奖赏，自己的特权。“他们不承担任何责任，不解决任何问题，却年复一年在自己的位置上坐得稳稳当当。”“最可怕的是，提升职务主要靠熟人、靠对个人的忠诚和靠亲属关系，而不是凭借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以至“在我们的管理机构内就出现了稀奇古怪的‘势力范围’、‘个人领地’，其为首的都是‘自家人’”。“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官员即使具有最好的个人品质和禀赋，也几乎都成为官僚主义者，而如果某一官员没有发生这种蜕变，那么这个帮派就会把他排挤和抛弃掉。”

　　◆ 四是、权力商品化，就是进行权钱交易，把权力作为捞取金钱的手段。在苏联，特别是在七十年代改革的浪潮兴起以后，公开的和秘密的权钱交易恶性地蔓延开来。这些人赚钱很容易，主要是在流通领域中倒卖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甚至走私战略物资，包括石油、金属、核原料，大发横财。这些活动并不是孤立的，在监察和司法机关也有他们的保护人和代理人，甚至得到国家机关中高级官员的支持和庇护。就连派赴阿富汗军队的军官也从事武装走私活动，问题之严重可想而知。利加乔夫在《戈尔巴乔夫之谜》一书中形容“改革的真正悲剧”时说：“一股可怕和无孔不入的营私舞弊势力，简直是一瞬间，大约一两年时间，就取代了几十年在苏共和整个社会中滋长并泛滥的营私舞弊分子。这股势力扼杀了1985年4月以后在党内出现的健康发展的开端。这股寄生势力就像繁殖很快的马铃薯甲虫一瞬间吃光马铃薯的嫩芽那样，很快就使改革的幼芽枯萎了。结果，一个奋起实行改革的国家就这样失去了平衡，受到动摇，现在已坠入深渊。”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苏共陷入腐败泥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还要从体制上找，用邓小平同志的话讲：“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

　　列宁逝世后，由于激烈的权力斗争和当时苏联所处的国际环境，也由于斯大林的个人原因，苏联的政治体制没有像列宁晚年所叮嘱的那样向民主化方向转变，相反，总的趋势是将原来就日趋集中的政治体制推向极端，形成了一套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模式。这种政治体制模式有明显的弊端和危害性：

　　◆ 首先，“党的组织行政化”和“党政干部官僚化”使党成为国家机构的一部分，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由此出发，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形成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形成了脱离群众的官僚特权阶层，因而使普通劳动群众无法感受到这些人是在代表他们掌权，而是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反差，加深了他们的被欺骗感和失望。

　　◆ 其次，“国家权力个人化”和“监督机制无效化”使权力失去了监督，而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改革开始后，以往人为掩盖着腐败现象被大量揭露，使人们对苏共的一些干部究竟是否代表人民的利益感到怀疑。

　　◆ 第三，“干部制度委任化”，干部由上而下层层任命，干部可以只对上负责而可以不对下负责，造成党群、干群之间的隔阂，因而也损害了党的领导的代表性。

　　◆ 第四，“个人崇拜普遍化”与“国家权力个人化”相联系，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无生机可言，使社会丧失了制约性批评机制，领导人出了问题，也难以及时得到纠正。不仅如此，个人崇拜还培养了一批品德不良、权迷心窍、阿谀奉承的害群之马。一些心术不正和怀有政治野心的人还会通过对斯大林等人的不怀好意的歌功颂德，实行“精神贿赂”，以达到向上爬的目的。

　　◆ 第五，“法律制度虚无化”使苏联民主和法制遭到严重破坏。大清洗和国家安全部门的罪孽，祸及几乎每一个苏联家庭，人们心头埋藏的世代怨恨难以消除，人们心灵上的创伤久久难以抚平。

　　总之，苏共在苏联建立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模式以及由此而衍生出来的官僚特权阶层，使本应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政治代表的共产党的代表性和合法性受到严重损害。

　　应当承认，苏共高度集中体制的产生有其一定的历史背景和惯性，而且这种体制也曾发挥过重大作用。但问题是苏共高度集中的包括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干部任命制在内的体制，未能适应时代的转换和改革的要求，在内部运行机制上出现了结构性危机，形成一种体制性障碍。在70多年的时间里，苏联体制(包括党的体制)没有造就出能够解决自己体制问题的人，这可以说是苏联体制的最大悲剧之一。健全的体制标志是它有自生和更新的能力，它能够解决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困难，其中也包括不把那种不能解决体制自身问题的人推上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岗位。即使由于历史的误会，这样的人担任了国家和党的最高领导人，这个体制也能制止他的姿意妄为和滥用权力直到将他赶下台。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或多或少地窥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宣称进行“根本革新”，但操作的指导思想、方法、步骤、方针都有致命的弱点，捅的漏子越来越大，局面越来越失控，戈氏最后采取不负责任的办法，在西方的一片赞美声中使苏共陷入绝境。 ▲


中共积极培养第六代领导人接班群体 人选基本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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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年来，许多学者讨论中共高层政治制度化的现象。这些制度化的现象包括年龄限制、任期限制、循序渐进的晋升规律、专业能力、职务历练等等，其中职务历练又可以细分为地方历练（担任过省级党委或政府正副首长）、交流经验（中央与地方交流、省际交流、中央部门交流）、财经管理专业等等。制度化现象的出现，降低中共高层政治的不确定性，让外界拥有更多线索分析中共领导人事更替。固然这些因素未能包括一些其它重要因素，如非制度因素（派系关系）、无法取得相关讯息（健康状况），或是目前尚未操作化（政绩），都增加评估的误差范围。但根据有限但准确的制度因素，我们仍能提供观察中共高层领导人更替的分析基础。  

　　这些标准大体上与中共近来谈到的甄选标准吻合。举例来说，2007年10月24日香港文汇报指出，近几年的重要人事调整显示“能否经得起重大事件和危机考验”、“是否在重要岗位作出突出贡献”、“从政经历是否丰富”、“是否遵循科学发展观”等五因素，已经成为高官升降的标准。又如新华社2007年10 月24日报导，2007年6月25日四百余位中共高干就新提名为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预备人选进行民主推荐，胡锦涛提出的甄选条件涵盖：

（1）政治坚定，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为指导，落实科学发展观，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中央保持一致；

（2）领导能力强，实践经验丰富，有正确政绩观，工作业绩突出，党员和群众拥护；

（3）廉洁自律，在党内外有良好形象；

（4）63周岁以下正部长级干部和军队正大军区职干部；

（5）充实一些1950年代出生的年轻同志，以形成合理的梯次结构。像王岐山临危授命处理北京市SARS危机，就是符合“能否经得起重大事件和危机考验”的最佳例证。
 

　　本文以现有文献提出的制度因素为基础，建立几个评估中共第六代领导接班群的标准，包括三个必须满足的基本条件，“中共党员”、“1955年以后出生的干部”、“现任副省部级以上党政干部”。在满足这三个条件之后，本文再点出六个提升干部竞争优势的加分条件，分别是“1960年以后出生的干部具有年龄优势”、“现任正省部级党政干部具有最强的职级优势”、“具有中央委员会成员的资历优势”、“曾任省级党委、政府的领导职务”、“具有省际、中央与地方、中央部门交流经验”、“具财经管理工作经验的干部具有资历优势”。

　　根据上述标准，本文筛选1955年以后出生，具有中共党籍，现任副省部级以上党务和政府领导职务的干部。结果一共找出139人。其中级别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者1位（令计划）、正部级干部11位（周强、胡春华、孙政才、萧捷、努尔•白克力、陆昊、李鸿忠、王正伟、赵乐际、张庆伟、刘家义），其余127位为副省部级干部。接着，本文依照六项加分条件给予每一位干部配分，每满足一项加分条件给予一分。积分越高，表示该干部在较多面向上具有竞争优势。最后结果发现，有四人在五个面向上有竞争优势，分别是周强、胡春华、孙政才、萧捷，均为正省部级干部。  

　　这四人当中，显然又以胡春华（河北省代省长）竞争力最强。胡春华生于1963年4月，湖北五峰人，198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中央委员。他在1983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时，主动要求入藏支持，在西藏工作达二十年之久。他是少数能通藏语、熟西藏文化的汉族干部。在胡锦涛担任西藏党委书记时，胡春华先后担任西藏团委副书记、林芝地区副专员。后又相继担任西藏团委书记、山南地区专员等职，1997年底进京担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2001年调回西藏治自区任党委常委、秘书长。两年后成为西藏自治区委副书记、政府常务副主席。2006年11月担任正部级的共青团第一书记才43岁。2008年外调担任河北省代省长。由于省级领导经验是成为领导人的重要经历，胡春华提早到地方历练，有助于他的政治前途。

　　周强（湖南省省长）的竞争力也不容忽视。他生于1960年4月，湖北黄梅人，西南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中共党员，十六届、十七届中央委员。周强早年在司法部工作达十年左右，1995年11月担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1997年任常务书记，并于38岁时的1998年起至2006年之间担任第一书记。 2006年9月周强离开共青团岗位，出任湖南省代省长，不久之后真除省长。周强和胡春华两人都是鲜明团系干部，但具有共同的弱点。一人为中文专业，一为法律专业，两人均无经贸管理的背景。两人在省长任内是否有能力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将是他们晋升为领导人的一个重点。

　　孙政才（农业部部长）生于1963年9月，山东荣成人，198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中央委员。他1984年毕业于山东莱阳农学院，同年考入北京农林科学院，获硕士学位，后又取得农学博士学位。孙政才是农业专家，长期在农业部门工作，属于学而优则仕的官员类型。他在2002年5月出任北京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并在副部级职务历练不多的情形下，于2006年12月出任农业部部长，回到他熟悉的农业领域。孙政才虽然担任过省级党委常委，但从未出任省级党政首长，缺少治理地方的经验。未来若无法外调担任地方要员，他的晋升机会将受到影响，顶多只能成为第二层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或副总理），一如回良玉的例子。

　　萧捷（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生于1957年6月，辽宁开原人，1985年8月入党，十七届中央委员。1982年9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1987 年12月至1989年4月赴西德进修，1992年9月至1995年7月在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攻读财政专业在职博士。萧捷长期在财政部工作达二十年，具有财经专业背景。2005年7月起他在湖南省担任省委常委、副省长两年，并于2007年出任国家税务总局局长。不过，他的竞争优势在四人之中应该是最弱的。他和孙政才一样，从未出任省级党政一把手，缺少治理地方的整体经验，也不如周强和胡春华一样具有团系背景。更重要的是，他的年龄较长，为1957年出生，在2020年中共二十大之后顶多只能在担任要职一届（五年）。在年龄上，他并不是最适当的第六代领导人人选。

　　在四个加分条件上具有竞争优势的人一共有八位。其中五位是正省部级干部分别是努尔•白克力、陆昊、李鸿忠、王正伟、赵乐际。另有三人为副省部级干部，分别是赵勇（河北省委常委、唐山市委书记）、苏树林（辽宁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孙金龙（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

　　在正省部级的五位干部中，条件最强的是陆昊（共青团第一书记）。陆昊出生于1967年6月生，上海市人，198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保送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学习，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高级经济师。他在20岁时成为文革后北大首位直选产生的学生会主席，27岁时接手北京市制呢厂，迅速将该厂转亏为盈。其后陆昊先后担任北京纺织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正副主任、北京市海淀区委副书记，北京市副市长。他在 2003年1月36岁时出任北京市副市长，成为副部级干部，又在2008年5月，41岁的时候出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成为正部级干部。陆昊还是二十六年来首位从未先在共青团系统工作，就直接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人。他过去的政绩良好，出任北京制呢厂厂长，就迅速把一个5000人的大厂转亏为盈，记者称他为“ 国企大旗青年扛”，并导出所谓的“陆昊现象”。陆昊就任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主任，又把先进理念注入中国大陆的“硅谷”。陆昊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后，将于四年后中共十八大成为中央委员，之后会依过去惯例外放担任省级大员，加入周强、胡春华、孙政才等人形成的第六代接班人选的领先群，同时确保共青团人员在第六代领导人中扮演重要角色。  

　　李鸿忠、赵乐际两人的潜力也不容忽视。李鸿忠（湖北省省长）生于1956年8月，山东昌乐人，1976年12月入党，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吉林大学历史系历史学专业毕业。李鸿忠长期在经济发达的广东工作，2001年起先后担任副省长、省委常委、深圳市市长和市委书记，于2007年 12月调任湖北省省长。深圳市为改革开放的重镇，地位非常重要，为副省级市。李鸿忠先后在深圳与湖北掌权，几乎等于具有治理两省的工作历练。不过，他是 1956年出生，不利于成为第六代领导人的核心成员。

　　赵乐际（陕西省委书记）生于1957年3月，陕西西安人，生于青海西宁，1975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十七届中央委员。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毕业，中央党校研究生。赵乐际长期在青海工作，1994年起先后担任副省长、省委副书记、省长和省委书记，2007年3月调任陜西省委书记，已经具有治理两个省份的资历。他的缺点在于年龄稍大，为1957年出生，在2020年中共二十大之后顶多只能在担任要职一届（五年）。在年龄上，他并不是最适当的第六代领导人人选。

　　王正伟（宁夏自治区政府主席）生于1957年6月，回族，宁夏同心人，2003年9月取得中央民族大学民族经济学博士学位。1981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十七届中央委员。王正伟长期在宁夏工作，1998年起先后任自治区委常委、宣传部长、银川市委书记、自治区政府常务副主席、党委副书记，并于2007年5月代理宁夏自治区政府主席，不久之后真除。

　　努尔•白克力（新疆自治区政府主席），生于1961年8月，维吾尔族，新疆博乐人，1982年12月入党，中央党校研究生班政治理论专业毕业，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努尔•白克力从未离开新疆工作，先后担任喀什地区行署副专员、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乌鲁木齐市市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并于2008年1月当选新疆自治区政府主席。  

　　王正伟和努尔•白克力都是近年来崭露头角的少数民族菁英。少数民族已经很久无人能够成为政治局常委了。若依过去经验法则，两人顶多能够担任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一如回良玉的前例。未来观察的重点应该是两人是否能够调到一般省份工作，离开民族自治区。两人之中，又以努尔•白克力机会较大，因为他是1960年代出生，有较长的时间可以担任第一线领导工作。

　　副部级干部中，赵勇、苏树林、孙金龙三人的优势项目最多，同时都是十七届候补中央委员，也都出身于1960年代。赵勇生于1963年1月，湖南益阳人，1982年6月入党，十七届候补中央委员。赵勇曾在湖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学习，又在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产业经济专业在职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自1991年起赵勇长期在共青团工作，曾任湖南省团委副书记、团中央青工部正副部长、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常务书记，是典型的团系干部。他于2005年底调往河北担任省委常委，先后担任省委宣传部部长和唐山市委书记。
 
　　孙金龙（1962年出生）也是属于团系干部，于1995年至2003年之间在团中央青工部和书记处工作。之后，他担任安徽省委常委，先后担任政法委书记和合肥市委书记。孙金龙目前仍无财经管理经历，但具有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读在职研究生、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专业在职博士研究生（获博士学位）的学历。若是他们治理地级市的表现良好，日后将很有机会逐步晋升为省级要员，为晋升领导人铺路。苏树林（1962年出生）长期在国营石油工业工作，2006年底调任辽宁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之前，担任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副总经理。换言之，他具有管理大型国有企业的经验，又担任管理干部升迁的组织工作，算是少有的人才。  


　　总结来看，本文认为，现任正部级干部中，周强、胡春华、孙政才、陆昊四人最具有成为中共第六代领导群接班人的竞争优势，李鸿忠、赵乐际居次。副部级干部中，赵勇、苏树林、孙金龙最值得注意。由于目前距离第六代接班群产生的中共二十大，尚有十二年，副省部级干部在这段时间之内的仕途历练上仍有诸多变量，现任副省部级干部中谁会脱颖而出，仍有待观察。▲


韩国政府证实传闻 金正日脑溢血 韩国随时应变
http://www.ddhw.com/readarticle.aspx?topic_id=1000&msg_id=67140

    文章作者: 姜贵瑛

　　2008-9-12  尽管朝鲜政府否认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患病传闻，但韩国政府证实，金正日在上个月中旬因脑溢血病倒，接受外国医生的手术治疗后，病情已经好转。但由于目前金正日的行动不便，无法进行对外活动，就此专家认为，今后朝鲜的领导体系将出现重大变化。

　　◆ 没有语言障碍 别人扶才能站起来

　　韩国国会情报委员会干事李哲雨说：“朝鲜国防委员长金正日在8月15日前后因为突发脑溢血病倒，一度失去了知觉，但接受了外国医生的手术治疗后，可以说话，恢复得非常好。虽然金正日没有语言障碍，但别人扶他才能站起来，他可能需要接受几个月的康复治疗。”

　　这是韩国官方首次证实外界传闻66岁的金正日病倒消息。李哲雨说：“常驻在中国和朝鲜边境的情报人员向我们表示，法国的脑神经外科医生们8月17日访问朝鲜。通过对卫星照片的分析，发现8月中旬以后，位于朝鲜平壤市内的高级干部专用医院‘奉化诊所’的车辆进出变得频繁。因此我们认为，金正日可能8月中旬就入住奉化诊所接受治疗。”

　　◆ 李明博召开紧急会议下令内阁做好准备

　　一名外科医生指出：“金正日如果没有语言障碍，可能是右脑出现问题。右脑所管的左手脚瘫痪的可能性很大。”

　　韩国政府证实金正日的患病消息后，李明博总统召开紧急会议，下令指示内阁做好准备，以随时应付朝鲜政局所可能出现的改变。

　　不过，韩国国防部长李相熹说：“朝鲜军队没有异动的情况下，提升战备状态，反而会使国民担心，同时会刺激朝鲜军方，因此暂时不采取行动。”

　　另外，美国《华盛顿邮报》分析称：“如果金正日去世或行动不便，美国主导的朝鲜弃核计划将化为泡影。金正日上月14日在公开场合最后一次露面后，朝鲜突然宣布恢复宁边核设施，表明朝鲜出现了权力之争。”

　　专家分析指出，朝核问题的解决进程很有可能因金正日健康异常停止不前或后退。

　　韩国庆南大学教授金根植说：“金正日无法正常处理政务的情况下，当前最紧迫的问题可能是恢复健康和维护体制。因此，朝鲜在朝核谈判中自然会采取更加保守的态度，同时很有可能会把核设施恢复原状。”

　　另据报道，美国多名专家认为，金正日如果有什么三长两短，美国官员担心谁将控制朝鲜的核武器，以及对日本和韩国所将带来的冲击。

　　他们说，最可能的影响，是军人接管朝鲜的政权。

　　他们不否定朝鲜发生权力斗争或劳动党政权崩溃的可能性，并推测这将导致数以百万的难民逃亡到邻国中国、韩国和日本，但也可能出现由韩国主导的朝鲜半岛重归统一。

　　如果南北重归统一，中国可能出面干预。朝鲜是中国与韩日两国的缓冲区。

　　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研究员克林格说：“要是朝鲜政权倒台，韩国是否会觉得有义务援助朝鲜情同手足的同胞？” ▲ 来源: 联合早报


布什秘密授权美军在巴基斯坦境内军事行动
http://www.topyl.com/bbs/thread-451901-1-1.html

　　据中国网2008-9-12报道，《纽约时报》周四（11日）称，美国总统布什曾7月份秘密签署命令——在无需巴基斯坦政府预先批准的情况下，首次允许美国特种部队在巴境内执行地面攻击任务。

　　美国官员告知《纽约时报》称，当美军进行有限地面攻击时，他们会告知巴基斯坦政府，但是不会申请巴方批准。例如上周在靠近阿富汗边境的巴基斯坦小村所进行的特别军事行动就是照此执行的。《纽约时报》报导称，这份命令说明美国认为巴基斯坦缺乏打击敌人的意愿和能力。

　　一位匿名的美国高级官员对《纽约时报》称：“巴基斯坦边境地区的形势是不能容忍的，我们的行动必须果断坚决。命令签发之后，行动已经刻不容缓。”

　　报纸还报导称，这份命令也说明美国对巴基斯坦军方和情报机构一直不能完全信任，认为一旦告知巴基斯坦具体行动的细节，这次行动就会泄密。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基亚尼周三表示，巴基斯坦不允许外国军队在其境内进行军事行动。“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捍卫主权和领土的完整性，没有外来军队可以在……巴基斯坦境内进行军事行动，”军方声明援引基亚尼的说法称。

　　美国一名高官对《纽约时报》表示，巴基斯坦政府已经私下批准美国针对重要军事目标进行有限地面攻击的概念，但并没有对每一项任务都批准。美国联席参谋长会议主席穆伦周三对众议院表示，美国并没有取得针对阿富汗叛乱势力的战争，称美国会修正其针对潜藏在巴基斯坦境内武装分子的战略。

　　9月10日，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阿什法克-佩尔韦兹-基亚尼谴责驻阿富汗美军上星期对巴发动的越境袭击，并称巴基斯坦“为了保卫主权和领土完整将会不惜一切代价”。基亚尼这一表态异常强硬，是他就任陆军参谋长以来第一次公开批评美国。他说，美军对巴基斯坦南瓦济里斯坦地区发动的越境袭击造成了无辜平民丧生，恐怕会对反恐产生反效果。他称，巴基斯坦在该地区的政策是寻求和解，因为军队虽然要消灭武装分子，但也要求得民众支持。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布赖恩？惠特曼未就基亚尼的发言作出正面回应，只是称美军与巴基斯坦方面就边境地区事宜正进行密切接触。▲


社科院报告指出：中国干群矛盾日益显化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中评社北京2008年9月12日电／日前，中国青年报记者从国家智囊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独家获得《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这是我国学界对和谐社会的首份研究报告。

　　报告指出，现阶段我国社会基本稳定，各种主要社会关系总体上较和谐，但来自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和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是我国面临的两大主要挑战。

　　该报告由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李培林、副所长陈光金等人撰写。报告依托于2006年3月~5月进行的大规模调查资料（调查覆盖全国东中西部28个省市区，130个县（市、区），520个村／居委会，访问住户7100户，有效样本7061个）。

　　★ 八成人相信当前出现的一些问题是暂时的

　　调查统计显示，74.9%的人认为我国现阶段社会“非常和谐”和“比较和谐”。认为我国现阶段社会“非常稳定”和“比较稳定”的人所占比例为75.8%。

　　同时，96.5%的被调查者认同“对现在的中国社会来说稳定非常重要”。

　　研究者表示，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工业化在总体上进入中期阶段，从国际经验来看，这个阶段也是社会发展容易出现矛盾和问题的时期。我国现实经济社会生活中也确实面临不少矛盾、挑战和压力，但是从调查结果来看，超过九成的城乡居民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形势表示乐观。有 83.4%的人相信“当前中国社会发展出现的一些问题是暂时的”；91.6%的人认为“党和政府是有办法管理好我们国家的”；93.5%的人认为“下一代的生活会比我们更好”。报告认为，这说明我国社会总体上是一个非常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社会。  

     ★ 干群关系冲突最大

　　但是，报告同时指出，在发展的过程中，要做到让所有社会群体都能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并对未来充满信心，并不容易。不同的社会群体拥有不同的发展能力、条件和机会，存在差异是必然的。这种差异在特地因素下会转化成利益矛盾或冲突。

　　报告认为，社会群体间的利益冲突是我国社会和谐稳定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

　　调查显示，各种社会人群都认为，目前社会利益分配格局不平衡。只有16.3%的人认为“我国各个社会群体间没有冲突”，67.9%的人认为有冲突，其中有44.9%的人谨慎地认为有一点冲突。这说明，原本可能潜在的群体利益矛盾正在逐渐显化，成为被意识到的社会利益矛盾。

　　★ 报告特别对干群矛盾的日益显化感到担忧

　　调查各社会阶层对近十年来获益最多的群体的排序中，69.84%的人认为国家干部是近年来收益最多的群体，其次是演艺人员（53.71%）、私营业主（52.13%）、国有／集体企业经营管理者（47.98%）、专业技术人员（44.11%）。

　　报告认为，干部排在获益群体的首位值得警惕，在过去多数年份的同类调查中，排在首位的多数情况下是私营业主。报告认为这一方面是因为在市场竞争加剧的情况下，公务员职业在稳定的就业、收入和社会保障方面的优势更加凸显，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一些腐败现象的蔓延已经对干部形象造成不良影响。

　　与此同时，调查结果表明，在贫富关系、劳资关系、干群关系、城乡关系、脑体关系等一系列基本社会关系中，在“群体差异”方面50.68%的人认为贫富关系差距最大，但在“群体冲突”方面有28.26%的人认为干群之间最容易出现矛盾和冲突，是最容易出现冲突的社会关系。

　　对此，报告分析认为，一方面我国社会人民群众普遍认为“先富群体”的支付手段主要还是正面的，拼搏努力、致富能力强和受教育程度高是致富的主要原因，因此人民群众并不表现出普遍的“仇富心理”。但那些不为法理所接受的致富方式，如“贪污腐败”、“侵吞国有／集体资产”、“以不正当手段赚钱”等则主要指向官员群体。另一方面，我国社会目前存在的政府部门乱收费、学校乱收费、征地拆迁补偿不合理、司法不公粗暴执法、下岗失业没有得到妥善安置等社会冲突事件也常常被直接归咎于政府部门和国家干部，这也大大增加了干群关系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 医疗、就业成最突出的社会问题

　　报告认为，我国现阶段和谐稳定面临的另一大挑战来自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此次调查中发现，对社会稳定有重要影响的十大社会问题依次为“看病难、看病贵”、“就业失业问题”、“收入差距过大贫富分化问题”、“贪污腐败问题”、“养老保障问题”、“教育收费问题”、“住房价格过高”、 “社会治安问题”、“城乡／地区差距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

　　报告认为，这些涵盖民生、发展、社会安全、社会差距的问题都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最容易引发具有普遍性的社会不满情绪。报告强调，这些问题都与国家的相关制度和政策密切相关。

　　在这些问题中，报告特别分析了医疗和收入分配问题对社会和谐稳定的影响。

　　报告指出，医疗问题被排在社会问题的首位，是全球其他国家的社会问题调查中从未见过的。“看病难、看病贵”之所以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服务态度或公共产品供给短缺的问题，而是涉及整个非营利机构改革的大问题。

　　报告指出，建立一种以公共服务为目的，有预算约束和成本约束，能提供较好的大众服务和持续发展的非营利机构，是一项与国企改革同样艰巨的任务，也是和谐社会建设必须完成的任务。

　　报告还强调，收入分配问题对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影响不容小视。调查结果显示，收入差距的扩大态势非常明显，2006年人均年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达到0.496，而家庭人均资产差距的基尼系数更是高到0.653（按照国际通行标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

　　报告认为，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我国人民社会态度和行为的深层次因素。收入差距过大成为公众高度不满的社会问题，特别是权钱交易、贪污腐败、各种非法致富行为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使人民群众产生了强烈的社会不公平感，在很大程度上威胁社会和谐稳定。

　　报告提出，就目前来说应该把反对腐败、尽力消除灰色收入作为规范收入分配的主要着力点。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农民非农业就业的规模，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也被专家列为是消除收入分配差距的可行性政策。▲


中国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方面正在酝酿新思维
http://www.ddhw.com/readarticle.aspx?topic_id=1000&msg_id=67162

　　 2008-9-13:已经过去两个多月的贵州“瓮安事件”，仍在持续发酵，新华社主办的《瞭望》新闻周刊最新推出的一组规模宏大的专题，就将“瓮安事件”当作“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标本性事件”深度解剖。中央电视台也同时聚焦群体性事件，它选择的标本则是发生于7月19日的云南“孟连事件”。

　　主流媒体如此高调地公开报道群体性事件，这不是偶然的。它首先宣示着一种态度，给群体性事件“脱敏”的态度。决不遮遮掩掩，决不讳疾忌医，而是大大方方地正视群体性事件，把它们还原为公共话题，让天下评说。这种勇气，这种决心无疑值得称许。

　　同样值得称许的，是它们对于基本事实的还原。《瞭望》周刊坦承，尽管当地“玉山帮”相当部分成员确实不同程度地卷入了“瓮安事件”，但迄今为止，“尚未有足够证据说明，黑恶势力是这场群体性事件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央视也披露了孟连胶农与橡胶公司之间严重的利益失衡，认为这才是引爆孟连事件的深层原因，而非像孟连当局当初宣称的那样，属于所谓“农村恶势力挑战政府公信”。这实际上意味着，无论“瓮安事件”还是孟连事件，都是单纯的利益冲突，都是民众基本的利益诉求得不到正常宣泄和正当满足，都是民众长期积怨的集中爆发，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在特定条件下的集中表现，不存在什么隐秘的政治图谋。

　　对于基本事实的还原，同时意味着对于科学逻辑的还原。既然只是单纯的利益冲突，就不应该将事件泛政治化。群体性事件高发是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如何应对、处置，各个国家早已经摸索出一整套的原则和策略，早已经成为专门的学问。而我们过去以国家暴力作支撑的粗放的政治斗争逻辑，事实上早已经过时了。拿捏有度才能进退自如。要妥善应对群体性事件，就必须了解群体性事件的一般规律，就必须服从科学研究的一般逻辑，报道中因此有了专家的视角，科学的声音。从技术和管理的细节把脉群体性事件，而不仅是政治立场的抽象宣示。处理群体性事件正走向专业化，这或许可以发展成为社会治理秩序精密化的发端？

　　特别难能可贵的是，这些新思维不是媒体的一厢情愿。云南省委省政府正以“孟连事件”为主题，集中全省地市级党政主要负责人进行专题研讨，同时还将举办一期县级党政主要负责人的专题研讨班。不失时机，举一反三，力求最大限度地突破惯性思维和惯性模式，创造群体性事件软着陆的有效机制，以尽可能减轻其社会政治成本；来自体制内高层的这种艰难尝试跟媒体的大胆推动正在形成合力，这或许代表了后奥运时代，中国迈向现代政治文明的一个基本的路径？

　　处理群体性事件的惯性思维和惯性模式非一日之寒，尽人皆知。而千惯性，万惯性，起决定作用的显然只是传统利益格局的惯性。《瞭望》称：“瓮安事件”的演变轨迹显示，某些地方官员和地方政府已经成为“只对自己负责”的特殊利益群体。群体性事件处置之所以长期不能正常化，之所以长期处于舆论的暗箱和法治的死角，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这个“只对自己负责”的特殊利益群体的百般阻挠。最新事态表明，体制内的理性力量正试图与这个“只对自己负责”的特殊利益群体实现快速切割，不再让整个国家机器被他们绑架。这是对传统利益格局的革命。考虑到中国正跨入矛盾多发期，历史原因和未来社会经济形势的复杂演变正在交相汇聚，注定了我们必须预做安排，强化体制弹性和风险承受能力，这种对传统利益格局的革命就尤其刻不容缓。在群体性事件处置问题上必须拨乱反正，通过拨乱反正才能达到拨乱反治，这已经可以说是基本的社会共识。

　　或许正是基于这个共识，最新一个令人鼓舞的动向是，近日深圳宝安区绿的司机停运，得到地方政府善意对待。地方政府同意其两天内选择停运，企业免除两天租金；同时立即着手处理相关利益纠纷。政府的善意很快得到回报，整个事态发展平稳，没有发生任何暴力冲突，与“瓮安事件”及“孟连事件”形成强烈对比。处理群体性事件的新思维在实践中或已崭露头角，不禁令人遐想。▲ 来源: 南方周末


邓小平与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
http://bbs.voc.com.cn/topic-1623919-1-1.html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http://bbs.voc.com.cn

　　于光远

　　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时间是三中全会的七倍，的确为全会做了充分准备。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能理解，何以五天的全会能开得那样成功。

　　邓小平无疑是会议的核心和灵魂。他在同外国记者的谈话中肯定毛泽东的功绩，遏制并纠正了错误的倾向。

　　对“文革”等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邓小平还为此专门找许世友等九人谈“过关”问题、大局问题。

　　　　邓小平在党内的领袖地位实际确立于此时。

　　★ 邓小平和外国人的两次谈话

　　1978年11月25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北京市委林乎加、贾庭三和团中央韩英、胡启立汇报并做了指示后，邓小平26日会见日本民社党第二次访华团，同日晚日本时事社就自东京发出电讯，美联、法新、合众、路透四大西方通讯社当天根据日本通讯社的消息做了转播。邓小平11月27日又会见美国专栏作家诺瓦克，回答了诺瓦克提出的一些问题。

　　小平同志接见日本人的谈话，中央工作会议秘书组在28日就印发给会议的出席者；刊载与诺瓦克谈话的外交部新闻司27日编印的《外国记者情况简报》，会议秘书组也发给了中央工作会议的出席者。在这个时候（未记准时间）常委听各组召集人的汇报，有一位常委问邓，他同日本客人讲的那十九条，可否向干部传达，按照这个精神对群众工作。邓小平回答说：“那个谈话，（日本记者）概括得基本正确。”华国锋做出决定：邓小平同志与日本人谈话可以传达给下面。常委听汇报的会上这些讲话就传达到各分组。邓小平与外宾的谈话，主要内容是讲“天安门事件”的。

　　在同诺瓦克的谈话中有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部分。在国内问题部分中讲了“对毛主席的评价问题”、“对彭德怀重新评价问题”、“驳斥所谓权力之争”、“关于大字报和安定团结问题”。在第三个部分中邓小平说：

　　“可以告诉你（诺瓦克）一个背景材料。在确定中央领导成员时，有人要我当总理，我就首先表示反对。倒不是说我不可以当。当总理是累死人的工作。那时我已73岁，现在74岁了。搞不了啦。还是年轻一点的搞好，如华主席就比较适当。

　　“过去对‘天安门事件’的评价是错误的。最近，北京市委重新宣布‘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这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和批准。（如果没有党中央批准）北京市委也没有宣布（重新评价）的权力。这不仅是党中央的意愿，而且是全党的一致愿望，是大家决定的。

　　“关于这个问题，党中央没有必要再做什么新的决定。毛泽东主席一贯主张‘有错必纠’。既然‘天安门事件’过去的处理是错误的，就必须纠正。

　　“‘天安门事件’的背景是‘四人帮’捏造的。人民群众有疑问，那时候毛主席为什么批准了（当时党中央的决定）。群众不清楚当时的情况。当时毛主席的病非常严重。虽然当时负责党中央工作的是华国锋主席（当时是副主席），但是，甚至连他也不能见到毛主席。只有‘四人帮’一伙能见到毛主席。当时，毛主席连话都说不清楚，处于不能判断或思考许多事情的状态。‘四人帮’利用这种情况，处理问题让人觉得好像是毛主席同意了。

　　“人民群众不知道这些情况，心里有疑问。因此，应当很好地说明这些情况。

　　“纠正对‘天安门事件’的评价。对此没有任何人表示异议。只不过是解决复杂的问题需要一定的过程，现在这个时机已经成熟了。

　　“粉碎‘四人帮’后，要纠正的问题很多。不纠正这些，不仅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连维持现状也是困难的。

　　“粉碎‘四人帮’后，我们有信心。

　　“粉碎‘四人帮’，群众高兴。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希望安定团结。

　　“党中央和地方领导，正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没有安定团结，是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

　　“对‘四个现代化’全党百分之百赞成。不是百分之九十九。对安定团结，领导人百分之百赞成，全国百分之九十九赞成。这并不是表面现象。”

　　★ 邓小平关于闭幕讲话稿起草的几次谈话

　　会议开了20多天，许多问题都已经提了出来。许多人已就这些问题做了发言。最后连中央人事和组织问题都提出来了，有的组还写了书面建议。中央工作会议到了该闭幕的时候了。闭幕会上，中央领导人当然要讲话。会议已经开过三次大会。除了第二次大会纪登奎做说明外，都只有华国锋一个人讲话。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始前后，叶剑英和邓小平就着手准备在大会上的讲话，而且找人起草。这一点是我以后很久才知道的，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并不知道。

　　闭幕会上，华国锋当然是要讲话的。除了他讲话之外，大家都认为邓小平和叶剑英一定会讲话，不可能不讲。

　　有一次听召集人汇报的常委会上，华国锋请叶剑英、邓小平两位在闭幕会上讲话。这话传到西北组，组内同志认为“理应如此”。至于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先念讲不讲话，没有人说；至于汪东兴，大家对他批评很多，在闭幕时不知道他准备怎样说，大家也在猜测。后来，在1978年12月13日闭幕会上讲话的有三个人：华国锋、邓小平和叶剑英，李先念没有讲，汪东兴则写了一个检讨性质的书面发言。

　　关于邓小平在闭幕会上的讲话稿的起草，我经历的事情、可以写的事情就多了。因为那个稿子是邓小平要我组织力量起草的，他对自己想怎么讲、讲些什么向我交代得很清楚。草稿写出来之后邓小平亲自定稿时，我也在场，也可以说参加了定稿的事情。

　　1997年《百年潮》的编辑韩钢到我家来约稿，我说到当初邓小平要我组织力量把他讲的想法写成稿子时给了我他亲笔写的三页提纲，而且把原件给韩钢看了。他说他和党史研究者都不知道有这个提纲，因而对他们来说是个“新发现”。

　　20多年来我一直珍藏这几页提纲，这本来只是为了纪念，并不想用它来说明什么。关于邓小平在闭幕会上讲话稿起草的情况，邓小平当然知道得最清楚，胡耀邦比我了解得更全面。比如邓小平曾布置胡乔木起草这个讲话稿但没有用这件事，我是很晚很晚才知道的。在邓小平、胡耀邦在世时，关于这个讲话稿起草的情况，用不着我去回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对这件事，活着的人中，我成了接触最直接、了解情况最多的人了。

　　会议议程过了一多半的时候，胡耀邦找我谈为邓小平起草在闭幕会上讲话稿的事情。12月2日，邓小平找胡耀邦和我到他家里谈起草讲话稿的问题。邓小平自己写了一个讲话稿的提纲，一共有七个问题：一、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二、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三、向后看是为的向前看；四、克服官僚主义、人浮于事；五、允许一部分先好起来；六、加强责任制，搞几定；七、新的问题。在提纲的最前边，邓小平还加了“对会议的评价”这个问题。所以加起来是八个问题。

　　邓小平正是根据这个提纲同我们谈起草讲话稿的事情的。我一直以为除了这个提纲和邓小平讲话稿的正式文本外，我手边不再有其他有关材料。最近我在翻我自己的“故纸堆”时，竟又意外地找到了几份当年邓小平同我们谈起草讲话稿和修改讲话稿时的谈话记录，这使我能更多地回忆起当时的一些情况。由此我想到不要轻视“故纸堆”，“故纸堆”有时能解决大问题。

　　邓小平首先说：

　　想了一下，不准备长稿子。

　　第一个问题是对会议的评价。他说：

　　这次会议了不起，五七年以后没有，五七年以前有，延安（时期）有。这个风气要传下去，（这是）很好的党的生活，党的作风，既有利于安定团结，（又有利于）防止思想僵化，实在可喜。

　　第二个问题是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他告诉我们写这个问题时要“讲点理论的重要”。他说，这个争论（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笔者注）很好，越看越好，越看越是政治问题，是国家前途命运问题。他提出要解决新的问题，全党全民要开动脑筋。

　　第三个问题是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他指出：现在这个时期更要加强民主。集中那么多年，现在是民主不够。现在大家不敢讲，心有余悸。发展经济，（要实行）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工厂工人监督，农村社员监督。他还说：目前主要反对空头政治，反对说空话。现在是正确的意见，也不落实，没有具体措施，一拖就是一年。要讲权力下放，讲讲千方百计，讲调动积极性。要利用每一寸土地，有一点土地种一棵树，有一块水面搞养殖，有一块草原种草。他谈到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时说，这个矛盾只能靠价值法则及供求关系来调整。否则不能自主。要靠质量，质量好会销全国。不要怕乱，市场不会乱，承认市场的一定调节。他说：经济民主，重点不只是政治，重点是经济民主，有些要用法律，如民法，刑法，各种单行法，种树应该有法律。地方也可以立法。

　　第四个问题是向前看。他说：这个会议向后看解决一些问题，目的是为了向前看。不要一刀切，解决遗留问题，要快，干净利落，时间不要长。完全满意不可能。还说，安定团结十分重要。毛主席“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不要纠缠这个问题。“文化大革命”，不要涉及，让时间来说清，过一段时间再说这个问题，没有一点亏吃。

　　第五个问题是克服官僚主义。他批评了人浮于事、拖拖沓沓的现象，还批评有几多如会议多等。邓小平提出：要学会管理，培养与选用人才，使用人才，改革规章制度。好的企业必须用先进的办法管理。党委领导好不好，看企业管得好不好，看利润，看工人收入。城市如此，农村也如此，各行各业也如此。

　　第六个问题是允许一部分企业、地区、社员，先好起来。他说这是一个大政策。允许一部分先富起来，农村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再到百分之二十，城市百分之二十。邓小平说这样才有市场，本身就促进开辟新行业。要反对平均主义。干得好的，就影响左邻右舍。

　　第七个问题是加强责任制。在批评了无人负责的现象后，邓小平说搞几定：1.什么项目，2.从哪里引进，3.定在什么地方，4.定哪个人从谈判到管理。可能六七定，开单子。并头进行，不耽误时间。现在打屁股打计委，有什么用？要打，打个人。国内企业也要专人负责，专门机构搞几定，请些专家，譬如荣毅仁就可以当专家。

　　第八个问题是新措施新问题。邓小平提出要搞人员核算标准。

　　小平有如此详细的提纲，又做了如此具体的谈话，我们这些起草的人就好办了。从邓小平那里回来，胡耀邦和我找了我们国务院研究室的林涧青等人赶紧起草稿子，大约两三天就起草好了。

　　初稿起草好以后送邓小平审阅。在修改稿子的过程中，邓小平又找我们谈过几次话，逐字逐句地提出修改意见。我手边还有两份邓小平谈修改问题的记录稿。其中一份记录不完全，前面部分的记录稿没有找到。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谈到要为敢想敢做创造条件。怎样才能敢想敢做？从制度上解决，根本是民主制度。总不能随便打击同志，对新事物采取支持鼓励态度嘛！特别是学术研究、思想领域上更需要民主讨论嘛！武断可不行，要真正搞“双百”方针。越轨怎么办？这有个信任群众信任干部的问题。

　　他再次谈了开动机器的问题。他说：开动机器，一个生产小队看到一块空地没有种树，有一块小水塘没有搞养殖，睡不着觉。开动脑筋可以增加多少财富？脑筋用在什么地方？四个现代化嘛！

　　邓小平还提出要建立健全党规党法，他说：党要有好作风，党的作风，无非那三个作风，它本身就是制止违法乱纪的。现在看来党规党法比国法还重要。经济民主这方面要强调，这里有权力下放问题，民主监督。讲了经济民主，选举不好，没有权力下放，党委随便干预也没有民主，也培养不出人才。认真执行党章，权力义务都讲了。没有民主就没有法制。现在没有各种法，要逐步地搞，开始粗一点不要紧，不完善的可以逐步完善。植树造林没有专门法令，经济法规没有，普通法规就做起来，不要求一下完备（修改法律），单个地搞，各个地区搞。总之，没有法不行就是了。

　　谈到向前看，邓小平说对（犯错误的人的）过去不要求完备，自我批评不够，让他自己考虑，在实际工作中改正。因为过去的问题太复杂，但（对）以后新的错误要严一些。

　　关于新的问题，邓小平说：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大量出现，特别是上层建筑一面，有规章制度，用人问题，有选人标准。为社会主义、为人民发展生产力是主要标准，否则什么叫政治上强？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还要展开，不要等上层建筑，从一个厂，从专业公司搞起，农村从公社搞起。改革有障碍，包括老干部，总的赞成具体反对。要以大局为重，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要说理。总之，方针明确，方法妥当，没有好的方法行不通。

　　邓小平谈了权力下放、责任到人的问题。他说：有一个责任到人的问题。讲集体负责、党委负责就等于无人负责。打屁股不能乱打一通。既然责任到人就应该有权，没有权也就不可能有责任。领导得好不好，根本的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有技术是否得到不断的更新，靠体力劳动不行。

　　谈到先富起来的想法，邓小平说：80元少了，加到100元。城市带农村，大城市带小城市。搞好城市的服务行业，大有可为。他还谈了城市规划问题，举了新加坡的例子，说新加坡一个岛上都有卫星城市，为什么我们不搞？北京西山、石景山都应规划。新加坡1500新元就有权买一套房子，5间房子70平米，相当半年工资，分期付款。日本奖金搞得好的相当半年工资，相当一部汽车。新加坡房租相当于工资的50％，欧洲日本相当于l／3。他还说，小生产众多的国家有问题，小生产习惯势力（稿子里）可以讲。

　　最后，邓小平讲到稿子短一些顶事，不能长篇大论，语言少些，干净利落一些反倒明确。他还希望修改快点，两天搞好，分寸恰当些。

　　另一次谈话是在稿子再次做了修改以后。邓小平肯定稿子由原来讲八个问题改为讲四个问题，基本可以。同时要求开头或中间要讲一讲重点转移问题，他说这是一个主要的方针，要不了多少语言，但这是个大前提，是总的东西。我的记录稿上还记有“重点转移的评价，新时期，真正反映”等字样。

　　谈话中，邓小平批评了把个人摆在中央之上的新式迷信，他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比“两个凡是”重要。真正说来是上层建筑有问题，官僚主义是一个内容。权力过分集中，离开民主集中（制）的集中，脱离了组织，离开民主搞集中，这才是实质。各级组织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各个组织一直到支书，权太大，不利。我们的制度不是鼓励支持人们敢想敢做。精神鼓励不够，物质鼓励不够。僵化的原因，是干得好干不好一个样，而且还得全票，不得罪人，大家却觉得可以过得去。政府制度是这样，党内制度也这样，（因此）怪现象发生。邓小平特别提出要加写一段所谓追查谣言的问题。他说，这实际上是软弱，是神经衰弱的表现。还说打击报复是很恶劣的风气，必须制止、斗争。

　　邓小平还提出稿子要加写按劳分配的内容。他说：搞得好的得的多，包括领导干部，就应该多得，就应该先富起来。积极性没有经济手段调动不行，只讲风格是不行的，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个时期可以，长期一辈子不行。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他说：总之有赏有罚都同经济利益联系起来讲这个问题。奖励而且物质奖励也奖到具体的人，具体的车间。通过责任制，通过赏罚，该升的升，该降的降，不合格就要降。要培养专家，专家这样一用就用下去，为社会主义事业，实际上为人造福就是政治标准。

　　邓小平还提出要建立必要的法律，他列举了六个法律名词，并且说要研究国际法，不懂外法，国际交往越多，将来要栽很大跟头。

　　邓小平在谈话中再次谈到向前看的问题。他说，问题太多，只能解决得粗一些。对过去（犯错误的人的）处理，特别在政治结论上可宽可严的宁肯从宽。还有一个安定团结要写一大段。对过去，正面解决就行了，不追查细节，从大局着眼，对过去的人可以宽一点，但应把问题讲清楚，可以等待、思索。总结经验（要）时间，不要逼着马上检讨，这也是党风。

　　我们只要把大是大非弄清楚了，有些小是小非一件一件弄清楚不可能也不必要，有些事，不宜多谈。他也说到有些人不能重用，打砸抢的，帮派思想严重的人，风派，溜（溜须拍马）派，看风使舵、找靠山的人，不能重用。对搞帮派、打砸抢的人，要警惕教育，不能轻易信任。  

　　关于改革所带来的新问题，邓小平指出：改革上层建筑，改革生产关系，都可以带来许多问题，涉及到大量的人，减人，安置人，什么人学习，什么人改行，可麻烦了。等待安排，工资照发，仍会不满意。这个改革会涉及大批人的切身问题。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并且创造条件使其各得其所，相信群众，会取得群众理解、谅解。他说，震动比较大。新的矛盾并不比现在的问题简单，而且会更复杂。走群众路线，信任群众，教育群众以大局为重，可以解决。随着生产发展，社会需要方面很多，明年即使不大量出现，后年肯定大量出现，总之随着生产力发展可以得到很好解决。

　　这次谈话中，邓小平对稿子看得更细，意见也谈得更具体。起草的同志根据他的意见又做了修改。记不清是哪一天了，当邓小平听执笔的同志对改定的稿子通读一遍之后，说“行了，就这样拿出去吧”，我们的起草工作就完成了。

　　关于这个讲话稿的起草，我想讲的主要有这么几点：讲话的内容可以说全是邓小平自己的想法，不但思路是他自己的，而且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语言也大都是他自己的；他对执笔者写出的稿子很仔细地看了，在审查草稿的过程中又不断地深化和充实自己的思想，最后由他拍板定稿；讲话用的题目也是他讲的，虽然在印发给出席者的文件中，由于按照统一的体例，没有题目。另外，我想讲的，一是在邓小平家里布置起草讲话稿和改稿、定稿时，胡耀邦和我俩人一直在场，而且除了执笔者之外，再没有别人在场，他也讲过些意见。二是我只做了这么一件事，即是遵照邓小平和胡耀邦的意思，找到了执笔起草的人，向他们做了传达，商量了一下文章的框架，限定时间和拿出来交卷。我没有提出值得讲一讲的意见，我也没有动笔起草稿子。

　　我这样动笔杆子的人帮助工作非常忙的领导人做点文字工作，是自己的职责，就是多做一点工作也算不上自己有什么“功劳”。何况小平已有很清楚的思路，也不用我花很多气力。

　　★ 关于邓小平在闭幕会上的讲话

　　邓小平这个讲话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献。对这篇讲话，人们说过的、写过的话很多，再写似乎是多余的。但是在这里不写一些，看来也不行。因为我参加了文件的起草和定稿，在闭幕会直接听了他讲话，本人又是那次中央工作会议的参加者，似乎应该讲讲当时的印象和体会。

　　首先我记得这个讲话的题目是邓小平自己定的。在那3页提纲中没有讲话的题目，在3页提纲中也没有后来讲稿中写的“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连在一起的这19个字。这19个字是在定稿时加上去的。我记得林涧青等写出经过我看过拿到邓小平那儿去的初稿也还没有这19个字。3页提纲第一部分邓小平写了一个“解放思想、开动机器”8个字的标题。下面又写了一句“全党全民动脑筋”，还有一句“实事求是”。提纲第三部分的标题是“向后看为了向前看”，写了一句“安定团结十分重要”。“解放思想”、“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向前看”这些思想、这些语言在提纲中都有了，但没有合成这19个字。后来在文稿中才写进这19个字，并且出现在两个地方——先是在开始的导语性的部分里，接着在文稿的第一部分，两处一字不差地重复了一遍。似乎就在定稿过程中，讨论到导语部分时，邓小平讲可不可以就把这句话做文章的题目。胡耀邦和我都说很好，能把今后工作中最重要的三点概括起来，完全不落套。而且议论了在标题中省略“开动脑筋”4个字成15个字。

　　我记不清楚最后拿出去的稿子是什么样子，只是看到闭幕会华国锋、叶剑英和邓小平的讲话都没有标题，大概是为了统一规格，邓小平讲三中全会吹响改革的号角，就集中表现在邓小平的讲话中间。他的思想，首先写在那三页提纲中，然后在定稿的三天中，他对原先的提纲补充了不少，又大大丰富了内容。执笔写稿子的人、定稿时发表意见的人不是一点作用不起，但是讲话中那些精辟的见解可以说完全是邓小平的。有些新思想、新观点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发言中没有涉及。当时我真有些奇怪：他怎么将事情想得那么深，那么多，那么细。

　　　★ 【附记】邓小平与许世友等九人的一次谈话

　　这样的谈话我想在工作会议中也许还有，但是我只知道这一次。这是1978年12月1日晚上的事。这一天晚7时半至8时半，邓小平和李先念找许世友、李德生、杨易辰、王思茂、任仲夷、万里、陈丕显、段君毅、胡立教等人。他知道这些人对陈锡联、纪登奎等有比较大的意见，担心他们对陈、纪等的错误揪住不放。因此他表示像“天安门事件”、“七二○”事件、产业军等等是要做出处理的，但是只能搞粗，不能搞细。一搞细就要追，追就会产生不利的效果。

　　他说他那天找他们谈话是和他们开个谈判。邓小平说得很恳切，说这也可以“算我一个请求，要以大局为重”。他说道理在你们那里、在群众那里，因为你们说的都是对的。揭批百分之百的正确。但是现在，确有个大局问题。国际、国内。主要是国际的反映。外国人对其他没有兴趣，主要是看中国安定不安定。

　　邓小平说，他是有意识地、自觉地和稀泥。稀泥必须和，有意识地和，否则不利。只有和稀泥，才是正确的。

　　他说自己同外国人谈话后，安定一下，好了一点。但还要等会议结束，他们（指外国人）要看我们这次会议的公报。

　　他说国内需要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现在，国内国际局面很好，这个来得很不容易。法国外贸部专贴了李强一张大字报，说生意做少了。当前安定团结确实重要。要给人民、给国际一个安定团结的形象。凡是有损于这个，给人以错觉，极为不利。这是大局。

　　他向那几位谈到，常委意见，任何人都不能下，只能上，不能下。他讲这次会议在人事方面会有变动，对那“几个犯错误的同志”要批评，但不能动，现有的中央委员，一个不去，有的可以不参加会议活动，但不除名，对那些有意见的人，让他过关算了。他还主张多想办法让他们过关。

　　邓小平对这几位同志说：“这次会很好，实际上从五七年以来，就没有这个局面了，可惜，可惜。这正是延安作风，毛主席的作风，这是真正的党的好作风。”同样的话，第二天他跟胡耀邦和我也讲了。▲（摘自《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