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广东叫板新加坡是继承邓小平的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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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洋表示，广东和香港既有竞争，也有合作，但总体来说，他认为是合作大于竞争，而且从整体上来说，竞争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中评社香港2008年9月1日电／常在公开场合中提出“广东叫板新加坡”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上星期五在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专访时，进一步阐明“广东叫板新加坡”的意思。因为汪洋的这一句话，引发了广东舆论的热烈讨论，广州各大媒体更先后访问新加坡并做了专题报道，大家都在探索，身为小国的新加坡，国情与广东有很大的差异，它到底有什么值得广东学习。

　　汪洋说：“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它的发展都有自己的需求，人类的制度文明不可能简单地搬到一个地方完全套用，都得和当地的实际结合。在结合的过程中，新加坡的每一步都走得比较成功，所以在这40年里才能走到今天的时局。”

　　他也说：“广东过去在改革开放30年的过程中，走过许多弯路，因此广东现在想借鉴新加坡的成功经验，与广东的实际结合起来，走出一条适合广东的路子，最后成为像新加坡这样的先进城市，如此而已。此外，广东今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有很大的成就，也遇到很大的问题，很多问题可能是新加坡过去遇到过的。”

　　汪洋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中国领导人都访问过新加坡，借鉴新加坡许多具体实际的做法，比如中国廉租房就是新加坡组屋演变过来的，当年朱熔基去了新加坡学习，然后在上海实践，后来影响了全国。

　　“我们（广东）现在面对新的矛盾、新的挑战时，也有必要去学习，像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经我了解，新加坡几十年来也有几次产业结构升级，是怎么做的？我们也面临这样的问题。你们的城市建设怎么搞能防止折腾？你们怎么在一个高度开放的社会下，把社会管理得这么有序？（能学习的）太多了，不一而足。”

　　汪洋在访问中也澄清，“叫板新加坡”其实不是他的发明。他说：“当年邓小平就是这么讲的，要求广东要超过新加坡。现在实际上经济总量是超过了，但是我们的人均水平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你们人均（产值）3万多美元，我们4000多美元。邓小平当年也要求，不止在物质上有这个任务（超过新加坡），精神上也有这个任务。我们现在在精神上与新加坡也有很大的差距，无论在社会管理、社会秩序、社会风气等，所以我提出‘叫板新加坡’，实际上是对邓小平先生遗愿的一个继承性的说法。”

　　★ 有香港在广东很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谈及广东的最大竞争对手、“兼”最重要合作伙伴香港时，汪洋表示，广东和香港既有竞争，也有合作，但总体来说，他认为是合作大于竞争，而且从整体上来说，竞争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他指出，过去30年的历程已经是最好的证明，包括香港回归中国后，大家是互利共荣的，香港保持了持续的繁荣稳定，广东始终保持经济增长第一的良好势头。

　　“香港繁荣稳定，最大的受益者是广东，广东好，最大的受益者是香港，按道理来说，我们和香港是一个经济区，唇齿相依。像香港自由行，80%的人是广东过去的，很多广东人都到香港购物，如果广东经济不好，它（香港）马上就有问题。相反的，如果香港不好，我们通过香港进来的境外投资也会减少，所以无论是市场还是政府官员，都必须认识到彼此是唇齿相依的关系。”

至于广东一直想进一步发展、却让港人相当关注的广东金融业，汪洋坦言，实际上有香港在，广东很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广东现在其实只是想在有分工的条件下发展金融业，使它和广东的整个制造业和经济水平相适应，广东现在的金融水平和经济水平不相适应，金融业的增加值占广东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值的4%左右，上海、北京都是8%至10%，甚至是更高的水平。

　　广东如何打造自己继续扮演改革开放重要角色？

　　另一方面，广东过去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这是30年来广东对自己、也是大家公认的定位，现在改革开放已见到成效，广东今后又要如何打造自己，以在中国整体发展中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对此，汪洋提出了三点：

◆ 第一、广东要成为提高中国国际竞争力的主力省；

◆ 第二、广东要成为探索科学发展模式的试验区；

◆ 第三、广东要成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行地。此外，他也表示，广东总是想在各个领域都走在全国的前面，因此也会争取成为民主建设的开头兵。

　　在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汪洋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得“四位一体”：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四个条件一起考虑，不能只考虑经济建设问题，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追求的不止是提高物质水平，人们的精神水平和民族法制水平也要提高。

　　至于成为民主建设的开头兵，汪洋说，中国去年召开的17大已经明确指出，人类的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中国共产党要积极推进民主的建设，但方向得是坚定的、路子得是稳妥的，毕竟亚洲许多国家在推进民主时，出乱子的例子太多了。现在中国有很多地方都在非常积极地进行这样的探索，日前不久，贵州就有县级领导进行直选，他们很积极，广东也如此，例如深圳近期就在差额选举制度上有些新颖的想法。

　　深圳市政府今年5月份发布了一份名为《深圳市近期改革纲要（征求意见稿）》的文件，里头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部分最为引人注目。按照《纲要》的计划，深圳市将在党政两方面实施市、区两级的差额选举制度，并“允许参选人（包括自荐和党员联名推选人员）在一定范围内开展竞选活动。”

　　不过，汪洋也说，深圳在差额选举制度上的想法还没有成为定论，并强调民主有建设性的作用，也有破坏性的作用，广东和中国希望看到的是民主的推进能够在坚定、稳妥的轨道上前进。

　　在重庆考虑咸菜怎么分　在广东则是吃海味怎么分

　　“在重庆要考虑大家吃的咸菜怎么分配，这里（广东）则是吃海味怎么分配。”

　　汪洋除了广东省外，之前也管理过重庆市和安徽省，经验非常丰富。在分享他管理三个截然不同的地方的经验和体会时，汪洋简单巧妙地用了以上的形容来解释管理重庆和广东的不同之处。

汪洋说：“我管理过的三个地方属于中国的东、中、西部地区，省情确实有很大的差异，各有各的难处，其实穷人也挺难、富人也挺难！”

　　不过，尽管如此，他也表示，共同点还是有的。“共同点就是你是一个执政党，你的执政理念是一样的。中国人做官的传统文化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无论在什么地方，就从那个地方的利益出发，去找到适合那个地方发展的道路，然后努力工作，推动这条道路上的实际举措，造福当地的老百姓，在三个地方工作，（这个理念）都是一样的。”

　　汪洋表示，每到一个地方就要重新认识它的省情、事情，都要基于过去工作的基础上，作出自己的判断。“大的路子可能都是一样的，大家都要发展、都要得到好处，但具体的工作举措，则由于个人的风格和经验不同，会作出不同的选择。”

　　汪洋接手管理广东后，至今最大的“动作”、最受外界关注的，莫过于珠三角地区，尤其是东莞，的产业转型升级。外界近期不断指责广东当局的手法过于强硬、急躁，搞到很多外企在东莞无法生存，不得不撤出那里到中国其他地方，甚至是中国以外，寻求新的发展。

　　对此，汪洋在受访时坚决地表示，广东的产业转型升级是从广东的实际情况所做出的判断和选择，广东希望社会各界关注这件事情，并从社会各界的关注中听到意见，从而协助广东更完善地完成产业转型升级的举措。他认为，广东必须走自己的路，不能在乎别人怎么议论，“因为别人可以议论，但他却不了解你的全部过程，他不占有产业转型的所有信息。（别人的）这些判断可能是正确的，也有可能是不正确的，正确的我们吸收借鉴，不正确的，我们一笑了之，所以还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议论吧。”

　　★ 广东产业转型升级靠政策的吸引和推动

　　汪洋强调，产业转型升级的举措主要还是靠政策的吸引和推动，而不像外界所说，是靠强制性的手段。

◆“比如东莞，第一、我们鼓励企业就地转型升级，不会强制；

◆ 第二，东莞设立了十亿元（人民币）的产业转移基金，给予企业支持和帮助；

◆ 第三，如果有强制，也是对有些高污染企业，因为现在政策不允许了，必须强制它们关闭，那是应该的。

如果外界有这样的看法（利用强制性手段），我认为主要是对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我们可能有强制性的举措，如果是其他企业，从利益上考虑，（我们）也不会让它们走，因为它们在的一天，厂房可以出租、住房可以出租、它们也可以纳税。”

　　汪洋进一步解释说，广东省政府其实是希望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制造环节能够转移出珠三角，比如家具制造、皮革制造、小五金制造、服装鞋帽制造等等八大劳动密集型行业，它们占用了广东土地的25%，但只生产了8%的生产总值。“我们是希望这一部分的制造环节转移出珠三角，但把它们的设计、营销、物流、研发等制造业两头的服务都留在珠三角，这样可以解决制造环节对能源、资源和环境过度消耗的问题。”

　　他指出，当年香港把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到广东，现在轮到广东希望将它们转移，“我们希望它们转移到广东的东西两翼和山区，有政策去引导，但是，我们也不反对他们走出广东、甚至走出国门，这是我们的基本态度。”

　　谈及近期一直怨声载道的台企和港企，汪洋说，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它们一些选择离开广东其实是正确的，是个市场行为。汪洋强调：“当然，不能简单地说所有外资撤出中国我们都不介意，所有外资撤出中国我们其实很介意，那毕竟是对中国的投资环境、前景的判断问题。不过，港资、台资、以及其它外资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若转移出去，我认为是企业在市场条件下的一个选择，有它的道理，我们也不反对，或者说，也不非常介意。”

　　“我们并不会对很多劳动密集型企业撤出广东而感到恐慌，如果没有它们的退出，（广东的）产业升级就没有空间，比如说佛山，我现在是指望那些低水平的陶瓷生产企业退出，把厂房扒掉，再盖让现代服务业可以利用的空间。我在东莞调研时也说，不是说不让你做纺织，但是要你用电脑织机，取代人工，我们希望你的产业提升一个档次，把劳动密集型的部分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方去，这样就可以在有限的土地空间里有更多更高附加值的产出。”

　　产业转型升级势在必行，但前面的路子却凹凸不平，陷井重重，尽管如此，汪洋对前景还是充满着信心，他说：“我和我的团队协调配合地都很好，这也是我做工作的基本经验，无论你有什么样的选择，你必须在工作团队里形成共识，形成共识的事情，大家就一块去做，形成不共识的东西，我们可以暂时放在一边。到目前为止，在这三个地方工作，我觉得就我自己而言，整体还是成功的。当然，在广东说这些话或许还太早。不过，我相信在广东，有我的团队的支持，相信也会成功。” ▲


处理台湾“国际空间”问题三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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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世铨：台湾的“国际空间”问题是两岸关系中复杂而又敏感的问题。

　　中评社香港2008年9月1日电／全国台湾研究会副会长、研究员许世铨，在今天出版的《中国评论》月刊9月号上发表专文－－“两岸关系中的台湾‘国际空间’问题”，详细论述了处理台湾“国际空间”问题的三大原则。

　　全文如下：

　　★ 处理台湾“国际空间”的三大原则

　　台湾的“国际空间”问题是两岸关系中复杂而又敏感的问题。从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实践看，由于它涉及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大陆祇能秉持一个中国原则、严肃认真地予以对待。同时考虑到在两岸尚未统一的情况下，台湾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不可能完全置身于国际社会之外，因此大陆理性地根据不同层面、不同性质的问题予以务实的处理。在二○○○年民进党执政之前，特别是台湾当局对“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做了调整之后，台湾方面基于实际利益，面对两岸关系的现实，在某些问题上也做过务实的妥协。在此情况下，双方曾就诸如奥运会、亚洲开发银行（ADB）、亚太经济合作会议（APEC）以及世界贸易组织（WTO）等问题做出了双方均不十分满意，但尚可接受的安排。

　　回顾过去两岸在国际舞台上既有不容妥协的斗争、又有务实妥协的历史，笔者认为两岸在今后的对话与协商中要处理好台湾“国际空间”问题，应当遵循三大基本原则：

　　◆ 第一，一个中国原则。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在国际上决不允许出现 “两个中国” 或 “一中一台” 是大陆坚定不移的立场，也是两岸中国人的共同责任。任何要 “突破” 这个原则的图谋在过去五十多年来从未成功过，今后也不会成功， 这是两岸关系中否定不了的事实。

　　◆ 第二，细致、严格地区分台湾“国际空间”问题中不同层面，特别是不同性质的问题，并根据具体问题予以具体处理。实践表明，由于它的复杂性，两岸在处理这个问题时至今没有“一揽子”的解决办法，实际上依循了区别对待的“个案处理”原则。

　　◆ 第三，在处理具体问题时，采取胡锦涛总书记今年六月十三日会见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时提出的两岸会谈“十六字方针”十分必要，即“平等协商、善意沟通、积累共识、务实进取”。在这种以诚相待、充分考虑对方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双方应就不同问题确立相互信守的“游戏规则”，唯如此才能解决问题。

　　为了引起讨论，从而就教于各位先进同人，笔者拟就上述三个问题提出引玉的“砖”见。

　　☆ 一个中国原则
　　
　　一个中国原则关系到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华民族的核心利益，绝对不允许受到侵犯。大陆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坚定不移地信守一个中国原则，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这一原则。实际上，一九四九年以来，两岸在很长的时间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因为有了这个共同的政治基础，大陆才有可能执行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台湾也因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而获得了和平发展的空间，经济腾飞、社会发展，一度名列亚洲 “四小龙” 之首。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之后，李登辉和陈水扁反其道而行之，企图 “突破” 一个中国原则，在国际上搞“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特别是陈水扁为此推行所谓“烽火外交”。但结果如何呢？他们不但没能撼动一个中国原则，反而在国际上强化了各国普遍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压缩了“台独”的空间；在岛内，陈水扁强行推动的“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的“公投”以失败告终。同时，这些“台独”冒险行动使得台湾失去了宝贵的发展机遇，经济下滑，民生拮据。历史教训弥足珍贵。

　　大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从未动摇过。但是考虑到在两岸尚未统一的情况下，台湾同胞不可能完全置身于国际社会之外。大陆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特别是一九七九年确定了争取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之后，不断调整相关政策。例如，一九七九年二月以后，大陆调整了在所有国际组织中“有我无蒋、有蒋无我”的方针，在一些非政府性国际组织中，如国际奥会，不反对台湾非政府机构以非全国性组织参加。一九七九年十月，国际奥委会通过了《名古屋决议》，为两岸参加奥运会做出了安排。一九八三年六月，大陆调整了在亚洲开发银行（ADB）这个政府间经济组织问题上的“驱台纳我”的方针，开始和亚行磋商在台湾改名的情况下保留其席位的可行方案。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大陆和亚行达成备忘录，大陆作为中国唯一合法代表加入亚行，台湾改称为“中国台北”（Taipei,China），保留亚行成员资格，解决了这个问题。

　　一九九一年十月，大陆和当时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APEC）的主办方韩国在纽约签署了备忘录，为大陆、台湾和香港参加该会议做出了安排。一九九二年两岸开始了海协会和海基会的对话与协商之后，大陆为解决两岸在一个中国原则问题上的分歧，以求同存异的务实态度，采取了祇要双方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可不涉及一个中国政治义涵的立场，促成两会达成“九二共识”。一九九二年九月，大陆考虑到台湾申请加入当时的关贸总协议有利于保护台湾的对外贸易不受歧视，在关贸总协议的框架下，中国政府和美、欧、日等贸易大国达成主席声明，明确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单独关税地区、本着“陆先台后”的原则加入关贸总协定。据此安排，大陆和台湾先后于二○○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和二○○二年一月一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二○○○年八月，前副总理钱其琛进一步对一个中国原则予以新的定义，他说： “就两岸关系而言，我们主张的一个中国原则是：世界上祇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于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 这为两岸互动和处理台湾 “国际空间” 问题开放了更广阔的空间。回顾这段历史可以看到，祇要有了一个中国原则这个政治基础，那么不管问题多么复杂，两岸是有智慧找到解决办法的。

　　☆ 台湾“国际空间”的区分
　　
　　从大的方面区分，台湾的“国际空间”有官方和非官方之分。在官方关系中有双边关系和多边的国际组织关系。在国际组织中，又有联合国组织和非联合国的独立法人国际组织。在联合国和非联合国政府间组织中还必须区分政治性和功能性组织，而不同组织的不同章程也会对两岸处理相关问题有直接影响。这种复杂情况决定了两岸在处理这些问题时祇能依循区别对待的“个案处理”原则。

　　就非官方的民间关系而言，台湾享有和国际社会进行经贸、文化、人员等多方面往来的广阔空间。以经贸关系为例，台湾为外向型经济，如果没有广阔的外贸空间，台湾经济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果。台湾同胞出境旅游，在某些国家和地区比大陆同胞享有更便利的待遇。这些情况祇要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大陆不但不持异议，而且乐观其成。大陆在这方面的政策是明确的。一九九五年一月，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提出的著名对台工作八项主张明确表示：“对于台湾同外国发展民间性经济文化关系，我们不持异议。”由于这个问题相对地简单，笔者不拟赘述。下面仅就如何处理双边的和多边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问题，提出个人的浅见。

　　（一） 大陆、台湾与外国的“邦交”关系。

这个问题不但涉及到一个中国的原则，而且涉及到谁代表这个中国。在两岸达成统一框架之前，这个问题没有妥协的余地，祇能是“非此即彼”。台湾的分裂势力和国际上反华势力企图搞“两个中国”的所谓“双重承认”，甚至是“一中一台”，但在大陆的坚决反对之下，包括当年两位蒋先生的反对之下，这种图谋从来没有得逞过，今后当然更不会得逞。但是大陆从来不排拒有原则地和台湾方面讨论“邦交国”问题，大陆的政策是“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二○○五年四月，胡锦涛总书记和当时的国民党主席连战达成的“两岸和平发展愿景”中即包括“促进协商台湾民众关心的参与国际活动的问题”。据此笔者认为，在两岸关系出现难得历史机遇、海协和海基两会已恢复对话与协商的情况下，包括“邦交国”问题在内的台湾“国际空间”问题，按照先易后难的顺序，应该摆到谈判桌上来了。

　　在“邦交国”问题上，台湾方面提出最多的主张是两岸“外交休兵”。笔者看到岛内对此提出的主张，其核心内容是：“台湾不会试图增加与其正式建交的国家的数量”，“将会把资源全力用在巩固既有邦交国的友好关系上”；“希望两岸不要互挖墙脚，这不是台湾单方面就可做到，也要对方有同样意愿”。（欧鸿炼，二○○八年六月二日）但是“外交休兵”不但涉及到两岸的意愿，还涉及到相关的第三方，还有第三方的意愿。因此笔者认为两岸可以讨论这个问题，但双方 “邦交国”的数量很难完全“冻结”起来，“休兵”不会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为了达到“休兵”的目的，笔者提出下列双方似应遵循的“游戏规则”：

　　◆ 1、被动原则。即双方承诺不主动“挖对方墙脚”，是否改变“邦交”关系由第三方提出。

　　◆ 2、政经分离原则。双方承诺不以金钱收买“邦交”，也不以“经援”为诱饵争取“邦交”。与“邦交国”的经济关系应在建立关系之后而不是之前讨论。与第三方的“邦交”关系祇能是第三方的政治决定。

　　◆ 3、“通气”原则。双方的“邦交”关系发生变动时，应事先向对方“通气”，不搞突然袭击，这有利于双方积累互信。

　　◆ 4、同胞利益至上原则。双方承诺在各自“邦交国”不分彼此地履行维护在地两岸同胞利益的责任。

　 （二）联合国和政府间国际组织问题。

如上所述，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不同组织性质不同、章程不同，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处理，因此不可能有“一揽子”的解决办法，祇能个案处理。据此，笔者的具体建议是：

　　◆ 1、区别对待、个案处理原则。首先要区别联合国及其下属组织和非联合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区别。就联合国及其下属组织而言，它和“邦交国”问题一样，不仅涉及到一个中国，而且涉及到谁代表这个中国的问题。必须正视的现实是，一九七一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二七五八号决议确定了这个问题，联合国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全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根据联合国章程，涉及到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事务，联合国祇能和北京打交道。笔者注意到台湾岛内有一种议论说，台湾当前的目标是先加入世界卫生组织（WHO），以此为“敲门砖”进而加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其他联合国组织。这种“多米偌骨牌效应” 想法和“重返联合国”做法同样是不现实的。大陆绝对不允许在联合国内出现“两个中国”，更不允许出现“一中一台”，因为这样做了，大陆将成为中华民族的罪人。两岸不应从各自得失，而应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上考虑这个问题。一九 七一年前的二十多年间，大陆宁愿被“孤立”在联合国之外，也绝不搞“双重承认 ”。

　　至于非联合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对亚行、WTO和APEC的处理，原则是一个，但处理方式都不一样，而且互不为先例。在亚行问题解决后，大陆政府即声明：“台湾改称后留在亚行这一模式，对于任何其他国际组织不构成先例。”今后两岸碰到这方面的问题，祇能一个一个地分别探讨解决办法。

　　◆ 2、务实协商、避免对抗原则。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国际组织问题上采取两岸“对簿公堂”、付诸表决，或者把某国际组织告上法庭等对抗性做法不但于事无补，而且伤害两岸或相关国际组织的感情。在两岸恢复协商和对话的新形势下，两岸应当有可能通过务实的协商来解决问题，一时无解的，暂时搁置起来，而不采取对抗的做法。从长远看，这更符合两岸的利益。

　　◆ 3、维护现有安排原则。两岸业已达成的安排，如亚行、WTO、APEC等，无不经过长时间的反复磋商才取得的，要单方面地改变它们很难，最好先维持现状，因为这些安排基本上触及到双方不可能再退让的底线。以亚行为例，当时的行长藤冈真佐夫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和台湾方面公开和秘密地接触了二十多次，和大陆接触了三十多次，提出了二十多种方案，最后双方虽均不完全满意，但都接受了藤冈提出的“中国台北”（Taipei,China）这个方案。李登辉当权时曾试图通过大幅度增加捐款来把台北后面的逗号去掉，结果不但徒劳无功，反而被认为是出尔反尔，制造麻烦。
　　　　　　　　　
　　★ “务实进取”的意涵
　　
　　胡锦涛总书记在会见江丙坤董事长时提出了两岸协商的十六字方针并做了具体的阐述。他说：“平等协商，就是在商谈中双方要平等相待，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善意沟通，就是在协商中充分考虑对方的实际情况，多从善意的角度理解对方的想法，消除不必要的疑虑。积累共识，就是要不断扩大共识、缩小分歧，这样才能取得更多更大的成果。务实进取，就是要实事求是地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真正解决问题，做到行稳致远。”胡总书记的这番推心置腹的话表达了大陆解决问题的诚意和对台湾同胞的信任。笔者这仅就“务实进取”这四个字谈个人浅见。

　　两岸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中国原则问题。要在台湾“国际空间”问题上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必须实事求是地面对两岸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或“底线”。笔者在上文中，根据个人的理解勾勒了大陆的“底线”，简言之，在国际上绝对不能出现“两个中国”，更不能出现“一中一台”。对于台湾方面的“底线”，笔者研究不深，仅从涉猎到的资讯归纳为以下几个基本点：

　 ◆（1）把“与各国平等参与”放在首位，用蒋经国先生的话说就是“存在就是希望”，不轻言退出国际组织。

　 ◆（2）名称放在第二位，在无法使用“中华民国”时，变通使用其他称呼，但不能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的意涵。

　 ◆（3）尽力争取相关国际组织修改章程，以“保障台湾和其他成员享有同等的权益”。从历史情况看，大陆在不违背自己“底线”的情况下，实事求是地面对台湾的“底线”，予以务实的处理。例如在奥运会的问题上，大陆尽力照顾了台湾方面的上述立场，在台北奥委会接受了国际奥委会关于改名、改旗、改歌的决定后，台湾运动员继续参加奥运会比赛；开幕式时，台湾运动员和大陆运动员分别入场；国际奥会也把章程中各国参加奥运会使用国家名称、国旗和国歌的条款改为“代表团”的名称、旗和歌。

　　综上所述，两岸关系中的台湾“国际空间”问题十分复杂和敏感，双方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既有都不能妥协的“死结”，也有相互妥协达成的安排。从历史的经验中不难看出，把中华民族的根本和长远利益置于两岸暂时的得失之上应当是最高原则。从这个大局出发，一时不能解决的问题，先搁置起来；有可能做出安排的应当本着解决问题的诚意，充分考虑对方的实际情况，不强对方之所难，一个一个地解决问题，积少成多。如能如此，笔者相信，以两岸中国人的智慧，通过协商总会处理好台湾“国际空间”这个问题。▲


中国企业500强不过是自娱自乐
http://news.sina.com.cn/pl/2008-09-01/073116208493.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9月01日长城在线 （来源：燕赵都市报）

　　作者：王石川

　　“与世界500强相比，我们投入多，收益少；干得多，收益少；我们卖产品，他们卖品牌；我们卖力气，他们卖知识；我们卖市场，他们卖技术；我们卖资源，他们卖文化；我们人赚钱，他们钱赚钱。”在银川召开的2008中国企业500强发布暨中国大企业高峰会，公布了本年度中国企业500强最新排名。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以营业收入超过1.2万亿元的业绩，再次稳居综合榜榜首。国家电网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分别名列综合榜第二名和第三名。(8月31日《人民日报》)

　　多年前，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杜评价中国企业500强时，有一句话颇是一针见血：“卖烟的最赚钱，卖油的最来钱，商贸的最省钱，银行最有钱。”如今看来，这一论判并未过时，不仅未过时，反而有继续强化之势，对此，我们不知是该喜还是该忧？

　　自2002年以来，中国企业500强已经是七度发榜。打量这几年的排行榜，应该说，每一年都有所变动，但不得不说的是，每一年的变动都属于枝节变动。比如，笑傲榜首的似乎永远都是中石化，位列前几位的似乎永远是国家电网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等，换言之，在榜单上风光无限的似乎永远是垄断企业。

　　2008中国企业500强年度排行榜公布时，有分析称，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所占的比重在不断下降，私营企业竞争力不断增强。此说值得商榷。表面看，国有及控股企业占比为66.2%，较上年减少18家，私营及私营控股企业占比9.2%，较上年增加4家，这一变化足可使人欣慰，但从长期看并非这样。比如，在2006年中国企业500强中，私营企业有87家，占500强企业总数的17.4%。以此对照，私营及私营控股企业的占比实际上是大幅下滑。从中国企业500强的所有制结构来看，国有经济继续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统治地位，并控制了对国民经济整体具有重要影响的行业。可以断言，“卖烟的最赚钱，卖油的最来钱，商贸的最省钱，银行最有钱”的态势几乎不会改观，私营及私营控股企业在中国企业500强年度排行榜中仍然只能是叨陪末座。

　　耐人寻味的是，多数时候，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虽然有权力荫庇，也是集团作战，但其效益和效率远远低于私营及私营控股企业。众所周知，私营企业发展态势是良好还是颓然，以及其规模、比例的大小，将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活力与社会发展的前途。

　　在中国企业500强内部，国有及控股企业与私营及私营控股企业相比，优势明显，风头无二。如果与世界企业500强相比，则是另一番景象。杨杜教授还有一句话同样震撼人心：“与世界500强相比，我们投入多，收益少；干得多，收益少；我们卖产品，他们卖品牌；我们卖力气，他们卖知识；我们卖市场，他们卖技术；我们卖资源，他们卖文化；我们人赚钱，他们钱赚钱。”

　　不妨作一比较，2008中国企业500强的营业收入、净利润总额、资产总额分别相当于2008世界企业500强的12.67%、11.85%和 7.79%。应该说，中国企业500强与世界500强的差距在缩小，从营业收入、利润总额的比例看，均比上年有所提高，但中国企业500强的利润率之低，让人汗颜，即所谓的“我们投入多，收益少；干得多，收益少”。

　　尤其值得忧虑的是，中国企业500强的增长点多集中于制造业以及资源性产业，而世界企业500强的增长点则集中于服务业。我们知道，在每年的纳税排行榜中，纳税大户往往正是资源性企业，比如大庆油田曾连续多年纳税总额蝉联榜首。靠资源性企业来获取高额利润，不值得欣喜，因为资源性企业几乎都是垄断企业，资源具有不可复制性，靠此获得的利润属于透支性利润，难以长久。

　　还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企业500强平均研发费用为5.68亿元，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平均为1.32%，远低于世界500强大企业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平均3%—5%的水平。显而易见，一个创新能力不强的企业，必然后劲乏力。创新才能赢得尊严，创新也才能持续发展。正如温总理日前赴广东调研经济运行情况时直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企业要发展，关键在于创新。只有不断创新，中华民族才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企业才能成为同行业的领军企业。

　　综上观之，窃以为，如果不改变上述的双重落差，中国企业500强再煊赫，再引人注目，也终究是自娱自乐，自我抚摩。▲


福田康夫下台缘自执政党内外压力
http://news.sina.com.cn/w/2008-09-01/233716212400.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9月01日 新民网

　　9月1日晚,新民网从日本共同社和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1日报道获悉，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在今晚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辞职。

　　对此,新民网记者专访了上海交通大学环太平洋研究中心主任王少普教授以及日本问题研究专家、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吴寄南教授。两位专家都认为，福田康夫的下台，是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内外压力的结果。

　　内忧外患福田下台

　　王少普教授认为，自民党处在一个内忧外患的环境之中，内外双重压力使得福田不得不做出辞职决定。据王少普介绍，目前，福田康夫支持率逐渐下降，执政党自民党党内派系斗争逐渐白热化。另外，由于世界经济环境恶化，日本内部经济改革遭遇瓶颈，“日本国内是通货膨胀和通胀紧缩两种情况并存的情况”。一方面，国际能源价格不断上涨导致日本国内通货膨胀严重。据新民网了解，日本6月份的通货膨胀率达到1.9%，为十年来日本通胀率最高。而另一方面，由于高龄老人医疗保险仍不周全，同时日本国内银行利率极低，又致使日本国内通胀紧缩。在这两种情况之下，日本经济发展进入衰退期。滞涨

　　据新民网记者了解，8月7日，日本经济财政大臣与谢野馨向相关内阁成员会议提交了8月的月度经济报告。报告对国内经济形势的基调判断作出了下调，称“近来景气走弱”。该报告事实上承认了经济发展的减速，自2002年2月起持续至今的战后最长景气期很有可能就此结束。王少普认为经济景气后退是致使福田下台的重要因素之一。

　　除了内部因素，王少普还分析，由于9月12日至11月20日，日本将举行临时国会，执政党自民党将面临诸如新的反恐法令延长等棘手问题而受到在野党的抨击，届时或将丧失自民党的执政地位。在此压力之下，希望福田康夫以下台来保全自民党的执政权。

　　追本溯源前辈之过

　　除了内外因素之外，吴寄南教授还分析根源在于日本前几任首相给福田“扔了一堆烂摊子”。吴寄南教授认为，自福田上任以来，日本政治运营日益困难，而小泉、安倍等几位自民党前任总裁未能给福田留下些许赢得政绩的策略。相反，前几任首相的诸多政策以及频频曝光的丑闻让安倍的支持率降到20%，进入浅滩。虽然福田上任之后致力于国际面貌的改善，与领国的关系逐渐转暖，同韩国、中国建立友好外交，但依旧未能挽回其逐渐下降的支持率。吴教授认为，为了不让自己的政治生涯留下污点，让国会在其任内期间解散，福田做出了辞职的决定。

　　福田之后麻生或将接棒

　　据此前媒体报道，日本时事社针对日本政治家之中最适合当首相人选问题的全国民调指出，百分之二十二点九的受访者指名麻生最适合，高居首位，前首相小泉纯一郎以百分之十五点四排名第二，接着是最大在野党民主党党代表小泽一郎(百分之八点一)和民主党代理党代表菅直人(百分之四点二)，福田得到百分之四只排名第五。

　　对福田之后谁能接任这个问题，王少普教授认为，麻生太郎是最可能的人选。王少普也做出了相似预测：由于麻生亲民随和的性格，以及其酷爱漫画，得到了日本年轻一代的支持喜爱。同时，麻生也是执政党自民党中的第二号人物，接任福田康夫的可能性较大。▲


“麻生回归”或使福田政权走上末路
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es6/forum_jp080815.shtml

(2008-08-15)　去年9月，以右翼强硬立场闻名的日本前外相麻生太郎“出乎意料”地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上败于“温和派”福田康夫之手。因此，麻生这个曾先后与小泉、安倍、福田竞争日本首相宝座却屡战屡败的右翼政客，于落选后负气表示不在党内与福田合作并拒绝进入福田内阁，其手下的麻生派“自动”退出日本政治前台成了自民党内唯一的“反主流”派系。然而，俗话说“风水轮流转”，日本首相福田康夫于日前对自民党领导层和内阁进行了“大换血”式的首次改组，“出乎意料 ”地将自民党干事长这一要职交给了党内政敌麻生太郎。这个怪异的“福田－麻生体制”随即引发了日本媒体及国际舆论的一片热议。

　　福田上台至今不过十个月，期间由于日本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急剧变化，日本社会出现了物价大幅上涨、经济增长减速、企业收益下降等导致国民生活困难的严重经济问题，加上养老金记录、央行总裁接班人难产、恢复汽油税暂定税率、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又称长寿医疗制度）等内政民生问题的负面影响，导致其内阁支持率从当初的近60％一路下滑，甚至一度跌破20％。因此，显而易见的是，福田此番大刀阔斧地组建这个所谓“实现安心（生活）内阁”，并不计前嫌与麻生结成政治同盟，无非就是为了应付自民党目前所面临的各种执政危机，其中拉抬民众支持率和打赢明年众议院大选更是当务之急。福田与麻生破天荒的“联手”，除了可以再次验证“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这一句政治名言外，实际上还预示着福田政权已几近山穷水尽的地步，不得不“饮鸩止渴”以求打出一条“生路”。

　　与小泉、安倍一类的“政治明星”相比，福田显然属于稳健务实的传统型政治人物，其个性不张扬、不好斗，没有强烈的政治野心与权力欲望，颇有“谦谦君子”的古风。06年小泉下台之时，日本国内民调显示多数国民希望赋闲的福田出来与安倍公开竞争，但“众望所归”的福田因不愿看到靖国神社问题被中国加以利用来牵制日本，更不愿因此造成其所属森喜郎派的分裂，遂以“年高体弱”为由提早表态退出自民党总裁竞选，成就了安倍的上台。《读卖新闻》因而发表社论称赞福田此举“充分考虑到日本的未来”，将其封为坚定维护日本国家利益的“国士”。07年安倍下台之时，同样是这个“君子”福田，却为了收拾因安倍仓猝辞职而留下的烂摊子，为了挽救自民党及日本所面临的严重危机，义无反顾地奋起古稀之躯，大张旗鼓地与麻生展开激烈角逐（显然福田认为麻生之才具不足以领导日本），进而赢得日本首相宝座，成就了“父子首相”的政坛佳话。福田如此反差强烈而又“激动人心”的“一退一进”，确实堪称日本政坛上硕果仅存的传统政治楷模。

　　可惜，烈士暮年的福田虽然“壮心不已”，但自民党及日本社会目前所身陷的各种困境和危机，却极可能让其“壮志难酬”。首先，在国际方面，日前由联合国协会世界联合会（WFUNA）主导的“千禧年计划”提出了一份名为《2008年未来状况》的报告，这份报告指出，由于粮食与能源价格日益高涨、水资源短缺、气候变化加剧和人口迁移增多等问题，可能促使全球未来十年趋向更动荡、暴力冲突更多。事实上，仅从08年年初至今，我们即可看到国际环境正在发生剧烈的负面变化，今天的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环境恶化、资源短缺、经济困难、冲突不断的动荡时代。显而易见，这种全球性的不利变化对于极度依赖海外资源和市场的日本必然造成严重的冲击，从而在日本社会上引发各种内外危机；同时，这种的国际因素所造成的时代困境并非日本一国所能改变，更绝非一党一人所能挽救。其次，在内政方面，由于执政的自民党（包括号称推行改革的小泉政权）长期实施保守的政经政策，导致日本贫富悬殊加剧，社会福利倒退，经济成长停滞，政治丑闻迭出，所造成的政治后果都成了福田政权当前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担和顽疾，不论其如何作为，均难以扭转政绩不佳的厄运。此外，去年参院选举后，日本在战后首次出现朝野政党分别掌控众参两院的政坛格局（日本政界称之为“07年体制”），形成史无前例的国内政治对立局面，致使福田上台后的施政处处受到反对党的掣肘，频受民主党党魁小泽一郎的攻击乃至“逼宫”。在外交方面，虽然家学渊源的福田精通外交，为自民党内有名的“外交族”（区别于鹰派的‘国防族’），但除了对华外交颇有斩获外（这自然离不开中国方面的积极配合），日美同盟受到冷遇，对韩外交不进反退，与俄罗斯及东盟的关系仅能维持现状。《读卖新闻》8月2日的文章指出，当今日本外交处于前所未有的艰难处境中。世界形势变动越来越快而日本却难以应付；日本地位日益下降，政府却拿不出有效的应对策略。正是此一日益严峻的国内外形势，迫使福田不得不“穷则思变”，积极拉拢颇有人气的麻生加盟，希图藉此维护其政权稳定，以求明年能够带领自民党顺利赢得众议院大选。

　　众所周知，麻生太郎是日本右翼阵营里的“大嘴巴”，向以坚持强硬反华立场及参拜靖国神社而著称。麻生出身于政治世家与财阀家族的双重门第，家世显赫、财大气粗，从政后将如其外祖父吉田茂那样成为日本首相视为人生的最终目标。麻生作为日本政坛亲美派的典型代表，先后在小泉、安倍内阁出任外相，期间主张大力加强日美同盟，扬言日美同盟应优先于联合国，强调“要强化全世界中的日美同盟关系”。另一方面则在历史认识、参拜神社、台湾地位、“中国威胁论”等问题上公然蔑视中韩等邻国人民的感情，屡屡冲击、挑战对华关系的外交基础及政治底线。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麻生的政治路线自然与福田的政见相左，因此自小泉时期起，福田即与麻生不咬弦；后来两人成为竞争首相的政治对手而针锋相对，彼此之间的嫌隙和矛盾更形公开化及白热化。此外，在去年的总裁选举中，福田虽然得到党内除麻生派以外的所有派系首领的一致支持，但仍然还有近四成的国会议员背离其派阀领袖的意志而将选票投给麻生。因此，在未来的执政期间，不排除麻生利用自民党干事长的职务之便暗中培植私人势力，一旦时机成熟即行发难，迫使福田“退位让贤”。由此可见，饥不择食的福田此番与麻生这样野心勃勃的死硬右翼政客结成政治同盟，不仅背离其一贯的政治理念和政策方针，更无异于将一颗随时都会爆炸的政治炸弹埋在自己的身边。据8月初的最新民调显示，日本民众认为最适合担任下届首相的政治人物正是麻生太郎。

　　在历史上，战后日本首相的任期大多甚为短暂，往往不到两年，各派系势力为了重新获得分配权力的机会，便以支持率低下或政治丑闻的借口将在任首相拉下马，派阀政治带来的政权频繁更迭，成为日本政坛的长期积弊。有鉴于此，01年小泉出任首相后即以“改革”名义力图打破自民党的派阀政治传统，屡下狠手清除异己以掌控内阁人事安排权力。安倍上台后承接小泉“遗产”，继续谋求不受派阀左右和掣肘。但残酷的政治现实最终打破了安倍的美梦，不得不回头求救于各派阀，重新延揽派阀首领入阁。而福田此次内阁改组，继续扩大对派系首领的任用，八大派阀首领悉数入阁。换言之，曾经受到小泉和安倍强力打压的自民党派阀政治，经过福田这次改组不仅卷土重来，更是全面复辟。如此一来，虽然可以暂时维持政权稳定，但派阀政治所难以避免的先天弊端，使得福田新内阁日后再度爆发政治丑闻的机率大增，性质可能更为恶劣，同样埋下了未来造成政局动荡的祸根。加上福田本人已经七十有二，面对繁重的政务和严重的危机，难免心有余而力不足，“年老力衰”之类的指责就会成为党内政敌或反对党的攻击口实。概括而言，“麻生回归”对于福田政权肯定是一柄双刃剑，随时可能给予福田致命一击。

　　从中国对日外交视角而言，“麻生回归”可以让我们更为清晰地、形象地考察日本对华外交政策的本质。所谓的“亲华鸽派”原来随时可以与 “反华鹰派”同流合污，因为日本政客不论“左右”，毕竟是服务于自身的政治利益以及日本的国家利益，而不可能从根本上“自觉维护中日友好”。有时候，“亲华鸽派”更能从中国身上获得“反华鹰派”所不能得到的好处。此次内阁改组后，福田有意安排“中国人民熟悉的老朋友”二阶俊博负责近期中日最大矛盾的东海油气田问题，安排年轻的“知华派”议员林芳正负责中国民众最为关心的日本国防军事政策。此举名义上自然是为了“稳定中日关系”，实际上却是摸准了中国对日外交“讲友好、要面子”的死穴，意图在东海油气田开发和扩充日本军力两个方面继续取得更大的突破。归根到底，对外友好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但不论何种性质的“友好”都不能凌驾于中国领土主权及民族长远利益之上。（中山）郭 王  《联合早报网》▲


中国正遭遇改革开放30年来最严峻外部冲击
http://www.topyl.com/bbs/thread-445278-1-1.html

目前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正面临这样一个深刻的调整周期。对于中国经济来讲，可能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最严峻的一次外部冲击。

开放，是中国近30年最为核心的关键词。开放，即中国与世界的互动。这种互动是如何展开的？当下的互动最为关键之处在哪里？展望未来中国应该如何更好地与世界互动？

近日，就以上话题，《第一财经日报》专访了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李向阳。

● 1、30年与世界经济的互动、互动在逐步深化

☆《第一财经日报》:先请你概述一下，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与世界互动的开放过程。

◆ 李向阳: 中国与世界互动的开放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78年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这个阶段主要是打开国门，发展对外贸易调节国内市场余缺，引进外资弥补国内资金不足。

从南方讲话到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二阶段，这是对外开放的升级。这个时期，大进大出的对外贸易逐步建立。

第三个阶段，是加入WTO至今，对外开放的广度与深度加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互动阶段。由于中国经济规模扩大，中国经济全面融入世界经济，在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影响越来越大的同时，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开始加大。

☆《第一财经日报》:三个阶段是渐进的，也就是说这种互动在逐步深化？

◆ 李向阳: 是的。对外开放是表现在两个层面上，第一个层面是商品、服务与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这主要是指国际贸易，资本、技术、劳动力的国际流动；第二个层面是规则与体制方面，中国的体制在不断适应改革开放的要求，宏观体制和微观机制都在发生变化。尤其是2001年进入对外开放的第三阶段之后，中国对全球规则的影响力也在加大。用政治经济学的话说，以上两个方面，一是生产力层面，一是生产关系层面。

新阶段:中国企业和中国资本走出去

☆《第一财经日报》:毫无疑问，开放是中国经济取得成功的重要动力，你能否就此作简单总结？

◆ 李向阳: 过去30年，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对外贸易从最初调节国内市场余缺发展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外资在给我们带来先进技术与管理的同时，对我国产业升级和企业发展的示范功能功不可没。同时，市场开放打破了阻碍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既得利益集团，以开放促改革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突出特征。

☆《第一财经日报》:从展望的角度来看，新阶段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互动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中国企业和中国资本走出去。现在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以 QDII、中国巨额外汇储备和中国投资公司（CIC）等为代表的中国资本也在走向世界市场。你认为这方面中国会带给世界怎样的影响？

◆ 李向阳: 如果说“引进来”是前30年对外开放的突出特点，那么“走出去”将是我国对外开放新阶段发展的重要内容。通过发展进出口贸易，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全球市场的供求格局，并对过去10年全球低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鉴于我国巨额的净储蓄和外汇储备规模，未来我国对外投资的发展将会改变全球产业的布局和资本市场的供求格局。当然，这一过程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近年来，发达国家兴起的投资保护主义正在形成一个巨大的障碍。

● 2、对全球经济周期的认识不足、开放不是没有风险的

☆《第一财经日报》:世界经济是波动的。在这30年之中，我们尤其经历了1997年开始的东南亚金融危机、2001年美国的IT泡沫危机以及去年开始的次贷危机。现在应该怎么来看世界经济的波动对中国经济曾经产生的影响？

◆ 李向阳: 暂且不谈当下的次贷危机。在此之前，我们经历的主要冲击是1997~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1年的美国IT泡沫破灭。但总体而言，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并不大。东南亚金融危机基本上属于新兴市场的危机，没有全面波及到美欧等发达国家经济。更重要的是，我国当时的资本开放程度低，资本管制比较严格，不存在热钱问题。因而，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香港地区的联系汇率机制的直接冲击，二是对国内出口贸易的冲击。当时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以及对外出口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滑。但我国总体上实现了成功应对。至于2001年美国的IT泡沫危机，在美联储的扩张政策下，对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冲击时间较短，规模较小。

尽管东南亚金融危机没有影响到中国的开放，没有影响到中国更积极地融入世界，但是这两次危机的意义从观念上向我们敲响了警钟，那就是开放不是没有风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