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反恐专家首次透露奥运的最大“敌人”
http://www.voc.com.cn/article/200807/200807170716447924001.html

    华声在线 http://www.voc.com.cn　2008-07-17： 连日来，一些西方媒体纷纷对北京的安保措施发出冷言冷语，称北京“神经过敏”。对此，权威反恐专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战略研究所所长李伟接受本社记者专访时表示，开放的北京也需要安全。

　　★ 北京仍是世界最安全城市

　　有外国专家称，北京奥运面临的威胁将超过冷战后任何一届。对此，李伟并不赞同。他认为，尽管北京也面临许多威胁，但依然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之一，这是基于两个因素：

    ◆ 一是、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理念；

    ◆ 二是、中国政府做了大量不为人知的工作，使得许多可能威胁安全的破坏事件，在策划、准备的过程中就已经挫败了。

　　★“敌人”究竟在哪里？

　　那么，北京奥运的“敌人”究竟在哪里？李伟认为，主要有以下几股势力：

　　◆ --“东突”恐怖份子。最近公布的一些被挫败的、正准备实施的恐怖事件，都和一些东突组织有关。并且不断有东突组织发布一些视频，发表一些针对奥运的恐怖威胁言论。

　　◆ --“藏独”激进份子。在西藏“三•一四”事件中反映出暴力倾向。“藏青会”甚至扬言要牺牲百名藏人发动针对北京奥运的自杀性袭击。

　　◆ --“法轮功”。以往曾组织过类似自焚、投毒事件，“法轮功”的特殊之处在于，根本不清楚他什么时候突然鼓动修炼者展开针对奥运的破坏活动。

　　◆ --社会不满人士。在中国社会高速发展和转型过程中，难免出现大量社会矛盾。不排除极个别人仿效国际恐怖活动的方式、方法，报复社会，最近出现的瓮安事件、上海袭警等个别极端事件，就敲响了警钟。▲


揭秘：中国在1956年波匈事件中的角色
http://bbs.voc.com.cn/topic-1556110-1-1.html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http://bbs.voc.com.cn 在苏联处理波匈事件的初期，中国因情况不明，未及参与。而在苏联决定从布达佩斯撤军和再次武装占领匈牙利的问题上，中国的意见起了主导作用。这就是说，在危机处理的后期，苏联听从了中国的建议和主张，其结果是毛泽东既批判了苏联的大国主义，又保证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波匈事件标志着中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和声望已经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自赫鲁晓夫执政以后，中苏关系便进入了蜜月期。尽管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有些做法令毛泽东担忧，但丝毫没有影响中苏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恰恰相反，赫鲁晓夫大胆地批判斯大林，搬掉了长期以来压在中共头上的“盖子”，正是毛泽东求之不得的。总体说来，苏共二十大的方针与中共八大路线是一致的。当时，莫斯科非常重视中国党的意见。苏共中央不仅在《真理报》转载了中共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还把全文重新翻译后印发了20万册单行本，供全党学习。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时，苏联电台选出最有名的播音员，数次播放录音，以示重视。不仅如此，苏联驻华使馆还在1956年总结报告中建议苏共中央派党务工作人员去中国，了解中国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情况，因为“中共积累了丰富的党政建设和群众工作经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赫鲁晓夫回忆说，在波匈事件的危机关头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同兄弟的中国共产党协商”。

    ★ 处理波兰危机：苏联未遂的军事干涉　

    关于中国是否参与处理波兰10月危机的问题，过去流传着一种说法，似乎是中国阻止了苏联对波兰的武装干涉。按照新华社在事后报告的情况，当时“波兰人众口一词的说法”是：“如无中国党的劝阻，波兰事件的演变将比匈牙利惨得多”。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报道的标题就是：“苏联在波兰的克制是由于中国的关系 ——毛泽东第一个向哥穆尔卡发出贺电”。后来也有波兰研究者认为，中国对苏联干涉波兰持反对态度是“苏联代表团在会谈最后阶段转变立场和意外妥协的原因 ”。但笔者的研究表明，事实并非如此。

    10月18日，苏共得知波兰统一工人党将召开八中全会改组政治局的情报后，做出两个决定：派遣苏共代表团去波兰，阻止全会召开；将此事通告各兄弟党。但通告的全部内容只是说明：“波兰局势对社会主义阵营，特别是对苏联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层出现的局势引起我们的严重不安”，因此苏共中央认为有必要派代表团去波兰。显然，与中国的一些回忆史料完全不同，苏共在通报中根本没提到准备武装干涉的想法，尽管莫斯科已经决定如此行事。就在主席团会议后，国防部长朱可夫下达了命令，要求苏联在波兰及其边境附近的驻军做好军事准备。10月19日，波罗的海军区和第7空降师108伞兵近卫团已经完成了战斗准备，54架里-2和45架伊尔-12飞机正待命出发。

    已经披露的史料表明，从10月19日至20日凌晨，苏波两党的谈判及华沙危机的解决，与中国没有关系。赫鲁晓夫决定暂时停止在华沙的军事行动有两个原因，一是对形势的判断使苏联人意识到采取军事行动可能会扩大为一场战争，二是波兰党的行为虽然不能令人满意，但并没有要摆脱苏联的意图。显然，后者更为重要 ——华沙毕竟没有突破莫斯科的外交底线。中国后来从波兰方面获取的信息也证明，苏联仓促做出的武装干涉的决定，确实是受了错误情报的误导：“据可靠方面说 ”，就是因为保守派“向苏联大使提供了错误情报，说波兰发生了**政变，所以苏联当时才采取了最紧急的措施，包括军队的集结和调动。但当赫鲁晓夫等同志到华沙谈判后，才弄清楚不是那么回事”。由此可以断定，中国的因素在这里并没有起什么实际作用。因为赫鲁晓夫和哥穆尔卡此时并不知道中共的态度，而中共当时也没有得到苏联将使用武力进行干涉的消息。

    10月19日，尤金大使向刘少奇递交了苏共中央的来信。据刘少奇的翻译师哲回忆，尤金说：波兰统一工人党内部在一些根本性政策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并准备召开八中全会，改组政治局，要把亲苏派罗科索夫斯基等人开除出政治局。苏共中央认为，这些政策关系到苏联、东欧的根本利益，怀疑波兰有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投入西方集团的危险。尤金通知说，苏共中央代表团已经去了波兰。师哲还特别指出：尤金没有告诉中共领导人，苏联此时已出动了军队，对华沙形成了包围态势，形势十分紧张。师哲是直接当事人，而且这个说法与上述俄国的档案材料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可以判断，事实上中国当时并不知道苏联已经准备武装干涉波兰，而广为流传的吴冷西回忆录中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赫鲁晓夫一行回国后对波兰的局势仍然放心不下，接连召开主席团会议讨论。10月20日会议的记录显示，苏联领导人希望“结束波兰目前的局面”，条件是罗科索夫斯基继续留在波兰。决定准备从波兰召回苏联顾问的文件，并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处理波兰问题。此时莫斯科已经意识到，苏联驻波兰使馆在传送情报时“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在21日的会议上，赫鲁晓夫倾向于对波兰采取让步政策，他提出：“鉴于形势，应该放弃武力干涉。应表现出耐性”，这个意见得到多数人的赞同。会议拟定并通过了给波党中央的信，同意撤销隶属于波兰安全部门的苏联顾问机构，召回在波兰军队中的苏联顾问。会议再次提出，“召开一次有民主德国、中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领导人参加的会议是必要的”，时间确定在23日，并通过了给各党中央的信。信中只提了一句“鉴于波兰的形势，我们希望交换意见”，还说要派一架专机来接中国代表团。会议当天，赫鲁晓夫与哥穆尔卡通了电话，他在谈话中强调，“没有任何障碍能够阻止把苏联与波兰之间党和国家的相互关系建立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所阐述的原则的基础上”。显然，在中共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之前，苏联对波兰的基本政策已经确定。所需要的帮助是如何处理与波兰关系的善后工作以及如何稳定社会主义阵营的局势。后来的情况表明，正是在这些问题上，中共代表团发挥了重要作用。

    接到苏联的邀请信后，毛泽东在21日晚上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波兰局势和苏共中央的来信。会议决定派遣代表团赴苏，其任务主要是从中做调解工作，劝他们协商一致，达成协议；方针是着重批评苏共的大国沙文主义，同时劝说波兰党顾全大局；方式是分别与波苏两方会谈，而不搞三方会谈。会后，毛泽东连夜接见尤金，告诉了中共中央的决定。22日晚，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继续讨论波兰问题。会议结束后，毛再次约见尤金，对他说：看来波兰还不像马上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加入西方集团。他们要改组政治局似乎是坚决的。对于这种情况，苏联方面到底采取什么方针？无非一种是软的办法，一种是硬的办法。所谓硬的办法就是派军队，把他压下来，比如武装干涉；软的办法是劝告他。劝他，他不听，剩下一个就是让步。他要改组政治局，就让他改组，承认哥穆尔卡为首的中央，同他打交道，在平等的基础上跟他合作。他不是要独立要平等吗？就让他独立，跟他讲平等。这样，就可以争取波兰留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华沙条约组织里。由此看出，刘少奇访苏的目的主要是批评苏联的大国主义和老子党作风，同时保证波兰留在社会主义阵营。

    赫鲁晓夫似乎已经感觉到中国人将在波苏之间起到重要的沟通和调解作用。10月23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10月24日11时集体同中国人会晤。然而，未等集体会见，赫鲁晓夫便抢先单独赶到机场等候。中国代表团于23日午后抵达莫斯科伏努科夫机场，赫鲁晓夫一路陪同刘少奇来到宾馆，并不断诉说苏联在对波关系中的委屈，希望中国党给他出主意，并表态支持他。谈到处理波兰危机时，赫鲁晓夫做了自我批评。不过，赫鲁晓夫强调，苏联对波兰不大好讲话，你们中国好讲话，波兰同志对你们比较信任，对你们好，希望中国同志能够劝劝他们，那样对苏联、对社会主义阵营都有好处。刘少奇、邓小平当即表态说：我们支持你们。

    根据俄国档案记载，在出席10月24日上午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时，刘少奇首先声明，“苏共中央委员会对波兰采取的措施是正确的。基本的一条是，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心，不能有几个中心”。同时也指出，“缺点是有的，应该纠正。有时是强加于人”。刘少奇还批评了过去斯大林对待日本共产党的错误态度。最后，刘少奇表示，保证与苏联团结一致。赫鲁晓夫则表示同意刘少奇的观点。另据会议参加者师哲的回忆，刘少奇在发言中指出：苏联在斯大林时期犯有大国沙文主义、大民族主义的错误，致使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不正常的状态。这也是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之一。赫鲁晓夫表示完全同意刘少奇所提出的意见。刘少奇回国后向中共中央报告说，在这次发言中，“批评了他们在国际关系中间特别是在对兄弟党的关系中间的大国主义、大民族主义的倾向，并且指出了他们在一些具体事情上的一些缺点错误。我们算是比较坦率地这么讲一次。”显然，通过波兰事件批评苏联，并要求苏共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是中共代表团的主要目的。

    同时，中共对于波兰党也有担忧的地方，即波兰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立场，这首先表现在对罗科索夫斯基问题的处理方式。由于罗科索夫斯基是苏联控制波兰的象征，因此波兰党在将其排除出政治局后，还要进一步解除他的国防部长职务。这个消息不仅令苏联人不满，也使中国人觉得有些过分。刘少奇在10月26日参加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时表示，这个问题很关键，哥穆尔卡走得太远了，不应对打击过自己的人搞报复。为此，赫鲁晓夫提出请刘少奇亲自到华沙去帮助苏联做工作。由于担心刘少奇来华沙是为莫斯科当说客，向波兰施加压力，哥穆尔卡婉言拒绝了中国的请求。于是，同波兰人的接触只能换一个方式进行。

    10月27日凌晨2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北京紧急会见波兰大使基里洛克。毛泽东首先批评了苏联，并表示支持波兰党的纲领和路线，还特别称赞哥穆尔卡24 日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以及波兰党的“高度智慧”。同时，毛泽东也指出，中波两党必须联合起来，尽最大努力说服苏联同志，但波兰也必须表现出宽容态度，“我们不能容许敌人利用我们阵营内出现的裂痕”。此外，毛泽东也表示对波兰要求苏联军队撤出波兰领土的主张感到担忧：社会主义阵营中其他一些国家也可能仿效波兰提出同样的要求，例如在匈牙利和民主德国。如果出现类似局面，“这将意味着对社会主义阵营构成严重危险”。中国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波兰统一工人党，他们在28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决定，致信感谢中国同志，并拟在波苏会谈结束后邀请中国代表团访波；宣布罗科索夫斯基休假；通知中国，波兰从未打算要求苏联从波兰领土撤军。

    然而，尚未接到波兰的信件，毛泽东对处理问题的方式已经开始改变。10月29日，赫鲁晓夫等人与中共代表团讨论匈牙利局势时，双方一致的意见是苏军最好继续留在波兰和匈牙利等东欧国家，保持华沙条约，警惕**。这时北京来了电话，刘少奇接完电话后向苏联人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希望苏联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一律平等，更加放开些，驻军也应该撤离，让这些国家独立自主。赫鲁晓夫等人对此很不理解，刘少奇解释说：你们放手，给他们独立平等，他们会更靠近你们，会更拥护苏联。经过讨论和说服工作，赫鲁晓夫最后表示接受毛泽东的意见。这时刘少奇又提出了一个建议：苏方是否可以公开声明不干涉别国内政，相互平等，经济、组织等问题由各国自己决定。经赫鲁晓夫同意，双方立即就宣言的起草工作进行了安排。[在30日晚上的主席团会议上，赫鲁晓夫表示放弃在罗科索夫斯基问题上的意见，让波兰人自己做主。会议通过了经中苏双方讨论过的宣言草稿，题目是《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友谊和合作的基础》。

    至此，波兰问题算是解决了。不过，最后通过发表宣言解决问题的时机和方式却给处理匈牙利危机带来了麻烦。　

    ★ 处理匈牙利危机：苏联第一次出兵　

    10月23日匈牙利危机出现时，中国毫不知情，直到24日凌晨苏军占领了布达佩斯，中国也没有任何反应。匈牙利的改革派和保守派对中国的态度都非常友好，而中国的方针是“多听少说，不轻易表态”。尽管郝德青大使本人一直对匈牙利群众运动持否定态度，认为其目的是要摆脱甚至推翻党的领导，但中国使馆对匈牙利的内部事务从不发表意见。从布达佩斯发生骚动一开始，中国大使馆的铁门就紧闭起来，拒绝与匈牙利的任何一派建立直接的联系，即使是那些以前来往密切的朋友。比如，一些拉科西政府的官员希望在中国使馆得到庇护，郝德青通过门卫婉转地请他们去苏联使馆。出于安全的考虑，中国使馆人员都集中到宿舍大院集体办公，只能通过收听和收集街头传单、小报来了解情况。由于使馆没有电台和直线电话，平时与国内的一切通讯都要经过邮电局发送和接收。因而在危机的最初日子里，由于邮电局停业，使馆一度中断了与国内的联系。

    有关匈牙利事变的消息，中国人最早是从莫斯科得知的。根据俄国的档案记载和师哲的回忆，23日下午刘少奇到达莫斯科，在其住所与赫鲁晓夫谈话时，匈牙利领导人格罗和朱可夫接二连三地来电话，报告了布达佩斯的动乱情况。赫鲁晓夫向刘少奇讲述了匈牙利局势后说，现在也来不及征求你们的意见了，明天主席团开会，请你们参加。说完就走了。24日上午刘少奇出席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赫鲁晓夫在会上介绍了匈牙利的情况，称苏军已经出动，进入了布达佩斯，社会秩序已基本上恢复。只有几个据点没有拿下来，其他问题都已解决了。人民欢迎苏联红军，欢迎苏联的坦克。他希望中国同志理解，这是完全必要的步骤。赫鲁晓夫还强调，波兰是党内问题，是正确与错误的问题，而匈牙利已出现了**征兆。因此对匈牙利问题的处理不能跟波兰一样，希望中国同志了解。看来，赫鲁晓夫只是向中国代表团解释了一下出兵的原因，并不需要中国人对此做出评论，而刘少奇也没有表示任何态度。

    10月24-28日匈牙利的局势变化既曲折又复杂，但无论如何到28日晚上，当苏斯洛夫从布达佩斯返回并汇报了最新情况后，苏联领导人的倾向性意见是宣布支持卡达尔和纳吉的新政府，接受纳吉的宣言，同意从布达佩斯和其他占领地区撤军。

    同一天，驻匈苏军司令部下令制定苏军撤出布达佩斯而由匈牙利军队接管的计划。按照后来制定的计划，接替的部队应于10月29日20时至30日6时进入阵地。此时中国领导人作何感想仍然不得而知，但《人民日报》在28和29日两天的报道却让人感到暴风雨即将过去了：匈政府限令叛乱者停止抵抗，已有大批暴乱者放下了武器；暴乱分子请求谈判，布达佩斯暂时停火，匈政府和人民正设法恢复和平生活；已经实行暂时停火，正在进行谈判等。或许正是如此，毛泽东觉得华沙条约的存在已经不重要了，从而决定支持波、匈等国要求苏军完全撤退回国的主张。

    10月30日，布达佩斯的局势进一步恶化。上午，莫斯科接到米高扬和苏斯洛夫的报告：“党的领导机关感到束手无策，党组织正在解体。流氓分子横行霸道，强占区党委，杀害共产党员。组建党的纠察队的工作进展缓慢，工厂停工，居民闲坐在家，铁路停止运行，无赖大学生和其他叛乱分子改变策略，表现十分猖獗。”广播电台已经被占领，“叛乱分子发表声明，只有在苏军撤出布达佩斯后才能放下武器”，“匈牙利军队采取观望立场”，“有可能与叛乱分子联合”。是日14时，匈牙利部长会议主席团做出决议：在匈牙利结束一党制。14时28分纳吉发表广播讲话宣布了这个决议，并呼吁苏联军队立即撤离布达佩斯。纳吉还声明：政府将立即开始与苏联政府就苏军从匈牙利领土撤出事宜举行谈判；政府承认在革命过程中建立的地方民主自治机关。按照28日的计划，苏联军队于16时停止战斗，并开始从布达佩斯撤出。

    然而，此时在莫斯科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却把精力集中在讨论刚刚按中共意见起草的平等关系宣言草案上。显然是受此影响，会议在匈牙利问题上也倾向于采取妥协的立场。根据讨论记录，30日的会议刚开始研究匈牙利的局势，赫鲁晓夫进入会场，通报了昨晚与刘少奇会谈的情况。赫鲁晓夫说，考虑到苏军驻在国的意见，建议今天通过中共提议的宣言草案，而从人民民主国家撤军的问题将在华沙条约国会议上讨论。所有政治局成员一致表示同意。在随后的讨论中，布尔加宁虽然抱怨“中国同志对我们与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的认识是不正确的”，但还是同意了准备给匈牙利的呼吁书和宣言。莫洛托夫建议，立即开始关于从匈牙利撤军的谈判，至于华沙条约问题，与其他国家一起讨论。关于中国提出的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关系，莫洛托夫认为，国家关系和党际关系应在不同的基础上。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的看法与莫洛托夫一致。但谢皮洛夫认为：“目前事件发生的过程，暴露了在我们与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方面存在着危机。反苏的情绪在扩大。应该深入地揭露其原因。”他还提出，应“坚持不干涉的原则”，经匈牙利政府的同意后准备撤军。朱可夫赞同撤军，并承认处理匈牙利危机在军事和政治方面是有教训的，在民主德国和波兰的驻军问题更加严重，继续坚持下去还不知道会导致什么后果。福尔采娃和萨布罗夫也赞成通过宣言。赫鲁晓夫最后总结说，大家意见一致，首先应发表宣言。随后，主席团讨论了宣言草案。傍晚时分，苏方将宣言草稿送给刘少奇看，其内容基本上就是刘少奇讲的话，甚至有的词句都一样。晚8时宣言定稿，中共代表团再度出席苏共主席团会议，讨论并通过了这个宣言。显然，中共关于发表平等宣言的建议，尽管原先是针对波兰问题提出的，却导致了30日对匈牙利采取和平方针的决策。由此可以判断，29-30日苏联经过一段犹豫，决定放弃对匈牙利进行武装干涉。对此，中共的影响是有决定性作用的。

    直到这时，中苏两方都还没有提出在匈牙利再次出兵干涉的问题。此后几小时内，情况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 处理匈牙利危机：苏联第二次出兵　

    按照赫鲁晓夫在1957年6月全会和后来出版的回忆录的说法，30日凌晨赫鲁晓夫离开刘少奇回家时，做出的决定是不在匈牙利使用武力。但回家后看到匈牙利局势恶化的新情报，经召开主席团会议讨论，一致决定再次出兵干涉。因为已经与中国达成不再使用武力的协议，现在又突然改变做法，所以在31日晚刘少奇回国前，赫鲁晓夫带领整个主席团赶到机场，与刘少奇等举行会谈。令他感到意外的是，刘少奇对此完全赞同，说这也是中国方面的考虑。根据赫鲁晓夫的说法，再次出兵的决定完全是苏联自主做出的。

    但中方的说法完全相反，以师哲的回忆最为详细：10月30日上午，苏方将米高扬关于匈牙利局势恶化的报告送给刘少奇看。中共代表团看了这个报告后深感意外，整整讨论了一天。经研究提出了两种办法，一是苏军撤出布达佩斯，二是苏军采取镇压行动。晚上刘少奇打电话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表示，可以把两种办法都向苏联提出，跟他们商量。毛倾向于进行镇压，但以为最好等**多暴露一些，在人民看得更清楚的时候再行动为好。当晚，应中共代表团要求，中苏领导人举行了紧急会晤。刘少奇和邓小平明确表示，不能让匈牙利政权落后敌人手里，苏军部队应当回到布达佩斯，坚决维护人民政权。匈牙利的问题不同于波兰问题，已经具有**的性质了，必须想办法加以挽救。但赫鲁晓夫表示非常为难，认为出兵就意味着要对匈牙利实行全面占领，因此苏联主张退让。中共代表团没有再坚持，会晤结束。31日晚上，刘少奇接到苏方电话，要求代表团成员提前一个小时到达飞机场，同苏方再度会谈。赫鲁晓夫一见面就告诉刘少奇，经过主席团一整天的讨论，又有了新的决定，准备在匈牙利采取进攻的方针。刘少奇表示赞同，又提出苏联出兵的前提条件一是要有匈牙利政府的邀请，二是要有得到匈牙利群众的拥护。

    俄国档案中关于30日和3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的讨论记录，印证和补充了师哲的说法。根据30日会议的第49号记录，大约在夜晚，尤金报告了与中国代表团会谈的情况：中国人对匈牙利局势表示忧虑，提出“匈牙利是否会脱离我们的阵营？纳吉是怎样一个人？是否可以信任他？”更晚一些时候，赫鲁晓夫和刘少奇进入会场。刘少奇转达了中共中央的意见：“军队应该留在匈牙利和布达佩斯”。而对赫鲁晓夫随后发言的记录是：“两条途径。军事途径——占领。和平途径——撤军，进行谈判。”莫洛托夫的讲话似乎是倾向中国的意见：“政治局势已经明确。建立了**的政府，过渡性的政府。”这说明30日夜间中共已经表明了新的立场，而苏共还在犹豫。31日的会议记录显示，苏联领导人已经明确了态度。赫鲁晓夫对匈牙利局势的意见是：必须重新考虑对匈牙利事件的评价问题，苏联军队不能从匈牙利和布达佩斯撤出，必须采取坚决的行动来恢复匈牙利的秩序。“如果我们撤出匈牙利，就会使美国、英国和法国帝国主义受到鼓舞。他们会认为我们软弱并进攻我们。”接着，赫鲁晓夫指出，不能在埃及之后再把匈牙利送给西方，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赫鲁晓夫还提出了再次武装干涉的具体办法，如成立以卡达尔为首的临时革命政府，由明尼赫担任部长会议主席，以及与铁托会谈等。主席团一致同意赫鲁晓夫的主张和提议。参加会议的匈牙利前领导人拉科西、赫格居斯、格罗也表示赞同。

    这个过程表明，对苏联第二次出兵决策起关键作用的是10月30日晚毛泽东对匈牙利危机态度的转变，更准确地说，是对纳吉政府态度的转变。个中原因，刘少奇转告的米高扬30日电报大概是一个因素，同时也有史料显示，来自中国驻匈使馆的分析也影响了毛泽东的判断。据匈牙利外交官拉德瓦尼和骆亦粟回忆，郝德青大使与卡达尔的私人关系很好，后来他曾告诉卡达尔，他早就看出纳吉的政策将导致资本主义在匈牙利复辟，甚至认为米高扬与纳吉政府的交往以及苏联军队撤出布达佩斯都是错误的，并确信只有军事干预才能解救这种状况。后来毛泽东本人证实，由于郝德青的建议，使他改变了态度。在1959年5月5日与明尼赫会谈时毛泽东强调，中国的领导人对1956年的事件给予了密切的关注，并指着坐在陈毅后面的郝德青说，大使的报告和建议对于评价和处理1956年匈牙利迅速发展的局势是最有帮助的。他追述到，在那年的10月底，中国使馆报告说，**势力正在取得越来越多的支持，并且警告说如果苏联不能成功地清算纳吉政府，那么资本主义在匈牙利的恢复将是不可避免的。毛泽东说，由于这个消息和来自几个东欧共产党的消息，他决定立即请赫鲁晓夫对匈牙利的修正主义者采取军事行动。

    不少学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不赞成苏军进入波兰，却要求赫鲁晓夫改变原先的决定，出兵匈牙利？其答案就在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认为，波兰反对的是苏联的大国主义，而匈牙利反对的是社会主义。毛泽东对前者举双手赞成，对后者则无论如何是不能容忍的。不过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同莫斯科最初对波兰局势的判断失误一样，北京后来对匈牙利局势发展的判断也是错误的。纳吉本人及其政府固然在处理危机时缺乏远见，举措失当，但从来就没有背叛社会主义，至于后来脱离华沙条约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苏联武装干涉的做法逼出来的。

    如果说到中国在波匈事件中的角色和影响，那么可以认为，放弃武装干涉波兰和第一次出兵匈牙利的决定，几乎完全是苏联自主做出的，而在决定从布达佩斯撤军和再次武装占领匈牙利的问题上，中国的意见起了主导作用。不过，本文更注意的，不是讨论在具体处理危机的过程中苏联是否听从了中国的建议或主张，而是提出这样一个结论：与其说中国帮助苏联解决了危机，不如说毛泽东通过处理危机达到了自己的目标——既批判了莫斯科的大国主义，又保持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赞同有些学者提出的这样一种看法：在处理1956年的危机中，赫鲁晓夫最关键的行动之一，是将中国带进了欧洲。开始介入东欧事务，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和声望已经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而莫斯科在共产党世界的领导权则开始遇到了来自北京的挑战。▲


汪 东 兴 同 志 是 如 何 出 局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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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http://bbs.voc.com.cn

　　★ 汪东兴是如何出局的？

　　汪东兴是江西省弋阳县人，出身贫农。1932年参加红军，历任排长、干事、特派员、指导员、教导员、第2野战医院政委、两延河防司令部组织科科长、白求恩国际和平总医院政委、中共中央社会部三室副主任、二室主任。

　　1947年，汪东兴担任中央直属队司令部副参谋长、中央书记处办公处副处长兼警卫处处长，从此警卫毛泽东30年。

　　1947年毛泽东撤离延安前，问汪东兴敢不敢留下来等敌人？汪东兴说：“怎么不敢？只要主席下命令，我就留下来等敌人。”毛泽东给汪东兴一个连，汪东兴只带了一个加强排，在王家湾和敌军打了一仗，这一仗没有多少意义，只不过是毛泽东浪漫气质使然，但也体现了汪东兴还是有胆量的。几天后，毛泽东对汪东兴说：“刘戡的部队寻找中央前委机关在王家湾扑了个空，现从小河镇向延安方向撤走了。我想再给你一个连的兵力，尾追敌人，深入敌后，再打一仗怎么样？”汪东兴表示：主席你下命令，我什么样的仗都敢打！毛泽东说：“我看你很勇敢，能打仗。王家湾一仗是阻击战，你敢于面对敌人以小量部队阻住了大量的敌军，仗打得漂亮。这次任务是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还是以小部队插到敌后去，在安塞、延安之间袭击、扰乱敌人，让敌军睡不好觉，吃不好饭，不得安宁，疲劳不堪。一方面进一步给刘戡造成错觉，搞不清我们到底有多少部队与他周旋；另一方面也是在实战中锻炼我们的警卫部队。”汪东兴又带了一个加强排，在敌后呆了一个多月，完成了任务。

　　★ 1949年，汪东兴负责毛泽东访问苏联的安全保卫工作。

　　汪东兴和毛泽东朝夕相处，毛泽东和汪东兴有过很多谈话，例如评论《水浒》、中苏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井冈山斗争、与张国焘的斗争等，在开国将帅中，汪东兴与毛泽东的接触最密切。

　　建国后，汪东兴历任政务院秘书厅副主任兼警卫处处长、公安部八局副局长、九局局长、公安部副部长。实际上一直负责毛泽东的安全保卫工作。1955年获少将衔，是少将中唯一没有军内职务的人。1958年，汪东兴曾出任江西省副省长。

　　杨尚昆被批判后，汪东兴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文革开始后，他的形象一直是“正确路线”人物。1966年底，汪东兴组织了一份材料给毛泽东，题目为《刘少奇的罪行大事记》。涉及到刘少奇、朱德、邓子恢、谭震林、黄克诚、叶飞、刘震、饶漱石、周小舟、陈少敏、舒同、陈丕显、曹荻秋、周扬、夏衍、彭真、伍修权、叶季壮、罗瑞卿、高岗、陈云、安子文、陆定一等人。毛泽东看后说：“谁说我们的老粗不能搞材料，汪东兴同志搞的材料很有说服力，一下子就把问题点明了。”

　　1967年，毛泽东叫汪东兴去找刘少奇，毛泽东说：“只要刘少奇能够认识他的问题，我们还是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我历来反对将人一棍子打死的政策，那样不得人心嘛。现在全国的红卫兵和造反派都要批斗他，他不检查过不了关嘛。我也不好说话呀。他总得叫我好说话嘛。凡是同群众对抗，同党中央对抗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汪东兴和戚本禹带着中南海造反大队给刘少奇的《勒令书》去了刘少奇家，汪东兴向刘少奇传达了毛泽东的话。汪东兴对刘少奇说：就我而言，我不希望你的问题继续升级，而是早点结束。这对全党全国都有好处。你的问题已经牵连了好多人了。你还想看到无辜者再跟你挨批挨斗吗？

　　1969年3月，准备召开中共九大，林彪特意对毛泽东说：“汪东兴同志是个好同志，他参加中央政治局对中央的工作有利，他对主席忠心耿耿，是个难得的人才。”在中共九大上，他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成为中央领导人之一。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汪东兴在华北组发言说：“中央办公厅机关和8341部队在讨论修改宪法时，都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和8341部队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会后，陈伯达拉着汪东兴的手说：“你的发言很好，字字句句讲到了要害处。”汪东兴的讲话登在全会第6号简报上。江青对此很不满意：“你汪东兴什么时候也学会讲演了？”

　　在此之前，毛泽东在武汉曾找汪东兴谈话，明确说：“宪法中不要设国家主席这章，我也不当国家主席。”并由汪东兴回北京向中央政治局传达毛的意见。毛泽东曾要汪东兴打电话给周恩来说：不要设国家主席；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为此，毛泽东找汪东兴：“看到6号简报了吗？”汪东兴回答看到了。毛泽东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已经来过了，他们说6号简报影响很大，把人们的思想都搞乱了，这里有你的一份功劳。不过我不给你记，让别人给你记吧。这么一来，你们都成了英雄，而我成了孤家寡人，是不是？你们想逼我上梁山，我偏偏不上你们的当，看你们怎么办？你在我的身边，为什么有事不向我讲，你想改换门庭就给我滚！”毛泽东严厉地说：“你汪主任了解我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还派你回北京向政治局传达过，你怎么又让我当国家主席呢？”汪东兴做了辩解，毛泽东说：“不当国家主席，就不代表群众吗？你强调群众拥护，难道我不当，群众就不拥护了？我就不代表群众了？”

　　汪东兴为此写了检查报告，文内有“我没有听毛主席的话，我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也违反了政治局会议的意见，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行动，我的内心极感沉痛”之语。汪东兴的检讨，印发给了全会。之后，在庐山上，林彪按毛泽东的指示，召集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开会，林彪在会上说：“今天，找你们开个会，你们在会上为什么要在同一个时间发言，为什么都引用了同样的语录。你们要坦白，要交代。”这样的会还开过一次，但林彪没有通知汪东兴参加，毛泽东说：“不要你了，说明你不是那个圈子里的人。”

　　在华北组会议上，汪东兴做了检讨，他按毛泽东的指示请了假，把毛泽东转移到只有周恩来一个人知道的住处。

　　1971年8月，毛泽东南巡，点名要汪东兴陪同，江青建议不要带汪东兴去，怕他走露消息，毛泽东说：“我看不会，这个人听话。正因为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犯了错误，我才更要使用他。我就是喜欢那些不干不净的人，干净的人倒是很危险的。”毛泽东先后同刘丰、刘建勋、王新、华国锋、卜占亚、刘兴元、丁盛、韦国清、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南萍、陈励耘、熊应堂谈话，汪东兴每次都在场。之后，汪东兴护送毛泽东回到北京。

　　9月12日晚，林立衡向8341部队张宏副团长报告林彪可能要出走，汪东兴将此情况报告了周恩来。林彪的飞机起飞后，吴法宪从西郊机场打电话找汪东兴，说林彪的专机已经起飞30多分钟了，飞机在向北飞行，即将从张家口一带飞出河北，进入内蒙古。吴法宪请示要不要派歼击机拦截？汪东兴请示了毛泽东，毛泽东说：“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

　　★ 党的十大，汪东兴当选政治局委员。

　　毛泽东去世后，汪东兴忠心辅助华国锋。华国锋和汪东兴开始了紧张而绝密的准备工作，制定先发制人，整治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计划和部署。汪东兴将这个计划告诉了李先念，汪东兴说：中央警卫部队就可以完成这个任务，不需要从外面调动任何部队，问题是采取了动作以后军队的工作，要有准备防止军队内部发生内讧，因为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在军队里还是有市场的。在叶剑英和李先念的支持下，华国锋和汪东兴借口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逮捕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

　　汪东兴极力维护华国锋的威信，他有一段著名的话：“邓小平也反对四人帮，但是他整治不了四人帮。他哪里有我们英明领袖华主席那样的本事！”叶剑英并不卖汪东兴的帐，说：“汪东兴充什么大头，在小平同志眼里，根本没有他们的地位和说话的机会。和我们相比，他还是一个乳臭未干的三流政客，他能当什么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简直是开国际玩笑。就是再打一百次仗，也轮不上一个警卫员出身的人当什么大头呀。他连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本事都没有，我们根本就不和他一般见识。”

　　华国锋和汪东兴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凡是”。1977年1月，北京出现要求为邓小平平反的大标语，汪东兴批示对这类反革命案件要坚决打击，为首的要坚决杀掉。邓小平曾经让汪东兴的老上级王震找汪东兴试探口气，汪东兴劝邓小平老老实实坐在家里看看书，抱抱孙子，不要再参与政治。

　　邓小平复出之前，华国锋让汪东兴去见邓小平，希望邓小平承认自己的错误，承认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时，邓小平说：“我出来不出来工作没有关系，不出来也可以给你们当当参谋嘛。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天安门事件是一个革命事件。”邓小平对华国锋和汪东兴提出的“两个凡是”表达了不同意见。

　　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汪东兴发言介绍了毛泽东历次对邓小平的评价，讲了邓小平工作前后的情况。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复出。

　　1977年8月，在十一大上，汪东兴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华国锋说：“汪东兴同志在粉碎四人帮中立了很重要的功劳。可以说，没有汪东兴同志的部署和安排，我们是不会一枪未响、一滴血未流就解决了问题的。”邓小平也说：作为一个过渡，这样的人总是少不了的。我也赞成他担任党的副主席。在开国将帅的少将中，只有李德生和汪东兴担任过这个职务。

　　汪东兴当时兼任中共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和副校长胡耀邦意见分歧，在理论修养上，汪东兴自然不是胡耀邦的对手。

　　在对待《中国青年》复刊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态度上，汪东兴的表现引起很多人的不满。邓小平毫不掩饰地对华国锋说：“你可是不能尽听汪东兴的话。他的思想僵化得很，在党中央的领导同志中威信不高。主席晚年虽然有错误，但是那些错误与他身边人员的素质不高有很大关系，汪东兴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毛主席那里，只能是帮倒忙，而帮不了好忙。”“他动不动就打着毛主席的旗号进行活动，这是很令人讨厌的事情。”“现在要提防这个人来垄断毛主席的文件，不要让他干涉的东西太多。”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分组讨论中，汪东兴被点名批评。1978年12月25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免去了汪东兴十五、六个兼职，尤其是汪东兴失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和中央警卫局局长的职务。

　　中央政治局召开生活会，邓小平说：“汪东兴几乎每次开会都要出来唱唱反调，已经充当我们中心工作转移和平反冤假错案的绊脚石了。”胡耀邦说：“汪东兴同志这两年来基本上还是停留在过去的左的路线上踏步不前，经过了许多同志的帮助甚至批评，仍然没有足够的认识。我觉得，他继续留在副主席的位置上已经远远地不适应了。我建议在合适的时候是否调整一下他的职务。”汪东兴在会上发言说：我的观点和思想和你们的许多意见格格不入，彼此很难统一。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党的事业和党的团结，我决定还是自己辞职比较好，这样对你们更好地执行你们的路线，也就排除了很大的障碍或阻力了。”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批准他辞去党的领导职务。

　　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上，汪东兴当选候补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是按得票多少排列的，汪东兴排在最后一位。1985年，汪东兴进入中央顾问委员会。▲


看美国智囊兰德公司对中国人的评价，一针见血
http://topyl.com/view.php?fid=SSTT&id=2760721

http://www.topyl.com 受众传媒网 2008-07-16
 
    美国兰德公司是一家著名的非盈利的研究机构，为美国官方提供"客观的分析和有效的解决方案"。最近，他们公布了一份对中国现状分析报告，即有肯定，也有严厉批评，值得国人反省。
 
    本文观点来自兰德公司亚太政策中心。

    如果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富裕和统一的国家，我们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就不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是第二次欧洲大战。中国能够阻止日本侵略或者打败日本。美国在这些冲突上的花费从根本意义上会减少很多，因为珍珠港事件不会发生。我们和整个世界，更不用说10亿中国人，一个多世纪以来，已经为中国的弱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世界需要一个健康的中国。

    中国的需求对日本走出衰退起到了促进作用。 日本状况给世界经济带来了风险。关于这一点，怎么说都不夸张。日本巨额的债务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逐渐波及到全世界。在中国有力的帮助下，危险似乎已经过去。中国全球化给美国带来了很多影响。最明显的是，中国成为美国商品最大的市场。可口可乐早就完成了那个看上去像是神话的目标：卖10亿瓶可口可乐；曾经嘲笑中国梦的通用在中国卖了很多的别克汽车，在困难时期，中国带来的利润占通用利润的很大一部分；中国联想购买IBM个人电脑业务，挽救了这个垂死部门的工作岗位。中国提供更低价的生活必需品给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尤其是对我们不是那么富裕的居民而言。有迹象表明由于能够购买中国低价的出口货物，低收入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可能提高了5%到10%。

    中国金融体系的不合理意味著中国建造了垂死企业，导致巨大的生产力过剩。近些年来，中国财政政策上的反复无常导致过度建造，对铁、铝、水泥和其他原材料产生了巨大的需求。日本人和现在的中国人看上去似乎会买下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但是当你看到他们的财政状况的潜在问题时，你会发现一个黑洞。日本人在90年代陷入了这样一个黑洞，至今还在努力地爬出来。中国人很多年后仍将会为目前这种无节制的狂热的购买行为感到心痛。

    目前，中国面临著巨大的挑战。中国的银行是我们所知道的世界上最糟糕的银行。中国每一代，都有相当于美国规模的人口从农村涌入城市。每年，都有 1200- 1300万新工人加入就业大军。在制造业，生产力对就业的影响比我们国家要严重得多。到202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会使工作人口与不工作人口的比率成为世界上最糟糕的，比日本更甚。如果没有特效的新政策的话，中国的经济在那个时期就会狠狠地撞墙。到2020年，以我们的标准来看，它会是一个非常穷的国家。

    中国人缺乏诚信和社会责任感。中国人不了解他们作为社会个体应该对国家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普通中国人通常只关心他们的家庭和亲属，中国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上而不是建立在一个理性的社会基础之上。中国人只在乎他们直系亲属的福址，对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人所遭受的苦难则视而不见。毫无疑问，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道德观势必导致自私，冷酷，这种自私和冷酷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最关键因素。

    中国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法制社会，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守法行为格格不入。中国人老想走捷径。他们不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即成就来自于与努力工作和牺牲。中国人倾向于索取而不给予。他们需要明白一个道理：生活的真蒂不在于你你索取多少而在于你能给予社会和你的人类同胞多少。　　　　　　　
   
    大多数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学到过什么是体面和尊敬的生活意义。中国人普遍不懂得如何为了个人和社会的福址去进行富有成效的生活。潜意识里，中国人视他们的生活目的就是抬高自己从而获得别人的认知。这样一来，一个人就会对"保有面子"这样微不足道欲望感到满足。"面子"是中国人心理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它已经成为了中国人难以克服的障碍，阻碍中国人接受真理并尝试富有意义的生活。这个应受谴责的习性使得中国人生来就具有无情和自私的特点，它已成为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

    中国人没有勇气追求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首先，他们没有从错误中筛选正确事物的能力，因为他们的思想被贪婪所占据。再有，就算他们有能力筛选出正确的事情，他们也缺乏勇气把真理化为实践。

    中国人习惯接受廉价和免费的事物，他们总是梦想奇迹或者好运，因为他们不愿意付出努力，他们总想不劳而获。很少有中国人明白一个事实，就是威望和成就是通过一步步努力的工作和牺牲实现的，不付出就没有所得。简单来说，如果是为了谋生，那一个人只有去索取；但如果是为了生活，一个人必须要去奉献。

    由于在贫穷的环境下生长并且缺少应有的教育，大多数中国人不懂得优雅的举止和基本的礼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着装笨拙粗鄙却不感到害羞。他们在青少年时所受的教育就是如何说谎并从别人那里索取，而不是去与别人去分享自己的所有。

    中国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国家。但无限制生育政策所带来恶果使得中国成为了无限廉价劳动力的输出国。这些输出也包括那些受过教育的劳力输出，除了他们的教育水平，实则和其他一般苦力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中国大规模生产的便宜产品降低了输入这些产品的地区的商业信用度。由于技术落后，管理失败，中国制造的单位能耗要比发达国家如日本，美国高出很多。因此，随着出口额的增加，中国在扩大生产的同时丧失着宝贵的能源。同时，这种行为也严重的污染了环境，使中国变为全世界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国家。

    目前中国正在遭受着资本主义社会2大邪恶的折磨，即环境的破坏与人性的丧失。由于中国人天生的贪婪的本性，它们可以毫无保留的接受资本主义的阴暗面即无止境的追求利润，忽视人的尊严。中国人对西方的技术与产品狂热追求却对西方管理文化所强调的坦率，直接，诚实这些品质漠不关心。

    由于中国文化不鼓励敢于冒险这种优良品质，所以中国人极力避免冒险，他们也不想寻求机会来改善自己的生活。中国人对于生活的平衡性和意义性并不感兴趣，相反他们更执迷于对物质的索取，这点上要远远胜于西方人。大多数中国人发现他们不懂得"精神灵性"，"自由信仰"以及"心智健康"这样的概念，因为他们的思想尚不能达到一个生命（补：即肉体和灵性的并存）存在的更高层次。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专注于动物本能对性和食物那点贪婪可怜的欲望上。

    在中国人的眼中，受教育不是为了寻求真理或者改善生活质量，而只是身份和显赫地位的象征和标志。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别人那里得到尊敬并不是因为他们为了别人的幸福做过什么，而只是因为他们获得占有了相当的知识。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只不过是一群仅仅通晓考试却从不关心真理和道德的食客。

    中国的教育体系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失败和耻辱。它已经不能够服务于教育本应所服务的对象：社会。这个教育体系不能提供给社会许多有用的个体。它只是制造出一群投机分子，他们渴望能够受益于社会所提供的好处却毫不关心回报。　　　　　　　

    中国可以培养出大批的高级技能人才，但却很少可以培养出合格的可以独立主持的管理级专家。服务于一个公司或者社会，光有技术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勇气，胆量，正直和诚实的领导才能，这恰恰是大多数中国人所缺少的品性。正如亚瑟.史密斯，一位著名的西方传教士一个世纪前所指出的，中国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和正直的纯正品性。这个评价，虽然历经百年，如今依旧准确诊断出中国综合症的病因。

    大多数中国毕业生对选择出国并为外国工作不会感到内疚，事实上他们首先欠下了中国人民在教育上为他们所做出的牺牲。随着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破坏和逐步衰弱，大多数的中国人，包括受过教育的人都徘徊在精神和内心世界的路口，像迷失的狗一样不知何去何从。▲


奥运之后，中国经济会否掉头向下？
http://www.ddhw.com/readarticle.aspx?topic_id=1000&msg_id=63599

    2008-7-16: 2008年时间过半，对中国大陆来说，这半年过得相当艰难，未来半年又面临诸多困难。中共领导层目前兵分两路，一路全力以赴保奥运会，但求北京奥运会能平平安安；一路力保经济，防止经济形势恶化，出现奥运会后的下滑。在以举国之力办奥运会下，北京奥运会大致可以无风无雨，但中国大陆经济的走势，会否掉头向下，则是疑云重重。

　　过去半年来，中国大陆经济看上去是整体向好，宏观经济仍处于“绿灯区”，国内生产总值保持10%的成长率，固定资产投资保持两成五的增长，进出口保持20%以上的增长，消费方面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保持强劲的10%以上的增长。也就是说，拉动中国经济的投资、进出口、消费三驾马车，都还在奋力向上，再加上夏粮丰收，中共领导人认为，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的势头”。但在大数据之下，中国经济已透出力不从心的“减速” 现象，也就是增长速度的放缓。国内生产总值半年来保持10%的高增长，但增速已逐月下滑，部分地区已出现负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出口、消费，实际增速都全面下降。

　　伴随“减速”而来的，是消费者物价指数居高不下，通货膨胀已实实在在地出现。股市已出现震荡，楼市正在开始下滑，大大小小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生产出现困难，仅广东一省就有万家企业抱怨出现亏损。由此，中国经济放缓已成定局，正开始出现高低失据的问题。也就是说，结束了多年高增长、低通胀之“一高一低” 荣景，实际步入高增长、高通胀的双高阶段。现在令人担心的，是在经济全面减速之下，会不会出现低增长、高通胀的“一低一高”局面。而低增长会低到何种程度，高通胀又能否控制得不那么要命，以至“一低一高”到滞胀的程度。

    ★ 拉动中国经济的投资、进出口、消费三驾马车，都还在奋力向上

　　还令人担忧的是“日本热钱模式”出现，据推测进入中国大陆的热钱，数额以兆美元计，当经济减速和出现下滑，热钱图利不成，即行撤走。虽说中国大陆有1兆8000亿美金的外汇储备，但热钱走得急了，问题一定来了，日本因之衰退20年，中国大陆能否躲过。

　　中共领导层已看到半年数据，发现了种种问题，现在已疾呼地方和部门，要树立信心，保持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由温家宝到上海江苏亲身考察，各部官员纷纷下到地方调研，面对经济已出现的变局，化解高低失据的困局，已成头等大事，但实际操作，面对的是宏观调控的左右为难。化解困局，最重要的当然是宏观调控的决策。去年底定下的今年宏调方针，是“双防”，即防止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这一方针，已不再提，代之而来的，是不同时段的提法，如抗击冰雪之灾的、地震灾后重建的“两手抓”等，最新提法，是“避免经济出现大起大落”、“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把抑制通货膨胀放在宏观调控的突出位置”。

　　在实际操作中，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增长，就要解决减速的问题，稳定投资、增加进出口、扩大内需消费，以之拉动经济。但在物价高涨，居民消费减少，企业利润下降，减少投资意愿，楼市股市波动，金融风险加大。要想控制物价，用价格管制手段，可能影响市场供给，加息又可能消减货币紧缩政策功力，热钱涌入，企业经营更困难；以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又怕经济下滑后收入减少，明年日子不好过。

　　既要防通胀，又要防经济下滑，是为“双防”，令宏观调控左右为难，在保增长和压物价中，找寻出一个平衡点，就成了宏观调控决策的艰深命题。由于7月20日开始正式进入奥运会期，为保奥运会还要付出一定经济代价，就令难上加难。

　　“双防”已成迫不得已的调控目标，但防通胀是过度性目标，保增长是终极方向，在全球化的内外夹攻之下，决策层看来要解决财政政策偏稳，货币政策偏紧的问题，以更灵活的身段，更适时的手段，来引导中国经济面对“拐点”。来源: 《世界日报》▲


气候考验：极端天气正演变为常态
http://news.sina.com.cn/c/2008-07-14/154415930022.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7月14日 浙江在线

    极端天气正在由一个传统意识中的小概率、局部事件演变为常态、全局性课题。

　　经过年初的雪灾,旱灾洗礼,人们或许还不愿意承认这个模糊凸显的事实,因为这意味着很大的变化。许多人希望雪灾一去不返。但是夏天如期而来的洪水“不知趣”地提醒人们:极端天气不会演出一次就退场。

　　假如雪灾年复一年光临华南,北方在旱灾之外又添上洪涝,中国的农业布局将怎样调整适应? 宏观经济走向又将如何? 做这样的设想确实很难,但假如这就是人类行为导致全球变暖的必然后果呢?

　　假如华北和东北的地下水终于再也抽不出来呢? 这是一个被连年丰收掩藏起来的问题,但却不是一个伪问题。

　　就像因环保贡献而获诺贝尔奖的美国前副总统戈尔所说,我们设想很多问题尚不严重或者不存在,因为认真面对它们会造成生活的极大不便。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在敷衍等待。

　　但是,无视这些问题,最后却可能带来更严重的后果。我们需要做很多不便的小事来延缓极端气候的演化。用国家减灾办官员的话说,极端性天气的最大特征就是想不到。我们准备好了吗?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