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北京奥运面临3类安全风险 安保部队已部署到位
http://mil.news.sina.com.cn/2008-07-07/1118509162.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7月07日《瞭望》新闻周刊
 
　　★ 奥运安保部队部署到位

　　确定动用陆军、海军、空军部分力量，兵力涉及4个军区和海、空军及总部直属部(分)队，包括陆军航空兵、工程兵、防化兵和卫勤等专业力量。动用作战飞机、直升机、舰船、地空导弹、雷达、防化、工程保障等武器装备。

　　距北京奥运开幕只有一个月了，来自国家有关负责部门的权威判断是：“北京面临的安全形势总体是稳定的，但依然要面对来自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威胁，面对来自恐怖势力、分裂势力、极端势力的挑战。”

　　去年7月16日，《瞭望》新闻周刊刊登了《海陆空军保卫北京奥运》一稿，引起社会反响。一年后，奥运安保部队准备得如何？《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独家专访了北京奥运安保协调小组军队工作部部长田义祥。

　　田义祥介绍说，现代奥运会自诞生以来，其安全都是关键因素。世界上举办过奥运会的国家，都把安全保卫作为一项重中之重的工作。军队也是奥运安保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近几届奥运会举办国的安保工作情况看，无论是盐湖城的冬季奥运会，还是悉尼、雅典的夏季奥运会，军队都参加了安全保卫工作，并作为重要力量发挥了显著作用，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 借鉴四条成功经验

　　田义祥认为，世界上成功举办奥运会的国家，在奥运安保方面有许多成功经验值得借鉴。具体梳理大概有四条特别值得重视：

　　◆ 一是、拥有一个高效的奥运安全保卫指挥管理体系。

    悉尼奥运会专门成立了奥运安全保卫指挥中心，直接指挥和协调各安全保卫力量的行动，做到安全保卫行动快速有效；雅典奥运会安全保卫指挥管理体系分决策、运行和执行三个层次。

　　◆ 二是、军队介入提升了安全保卫队伍素质。

    悉尼奥运会从武装部队调集4000名官兵，组成陆、海、空三军联合指挥部，提供立体防范，配合警方行动；雅典奥运会军队启动一级战备机制，采取了二战以来的最大军事行动，动员兵力53363人，使用了大量军事装备，警方与军方密切配合，在每一项奥运设施交付使用前，都要接受军警“扫荡式”的安检，然后守护起来。

　　◆ 三是、加强国际合作，利用国际资源防止恐怖主义。

    悉尼、雅典两届奥运会在筹办和举行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受到恐怖主义威胁，但澳大利亚和希腊两国都主动和国际反恐机构加强合作，交换情报信息，把恐怖主义名单输入电脑随时待查，共享反恐资源，增强了防范能力。

　　◆ 四是、大量使用最新安全保卫设备和技术，强化奥运安全保卫措施。

    澳大利亚国防部拨款1000万澳元，给有关国防科研机构作研究经费，希腊政府花巨资2.55亿欧元，从美国购买一套综合作战指挥平台C4I系统，在同一时间内可以向指挥中心和奥组委的116个紧急行动中心反馈相关信息。这两届奥运会上大量使用的世界最先进的安全保卫设备，也是奥运安全保卫工作成功的主要经验之一。

　　“北京奥运会开幕在即，奥运安保部队严阵以待。”在谈及北京奥运的安保情况时，田义祥用最简练的语言作出了回答。

　　★ 多兵种、多武器完成七大安保任务

　　中央领导前不久在考察调研北京奥运安全保卫工作时指出，安全保卫工作是办好奥运会的第一要素和前提基础条件，对成功举办奥运会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田义祥介绍说，我军奥运安保工作从2005年初，就开始进行了各项准备工作。按照奥运安保工作协调小组的统一部署和计划，现已完成了军队各级奥运安保指挥机构的建立，形成了有效的领导指挥体系；各级、各任务部队都制定了相应的奥运安保方案；军队情报系统纳入了国家奥运安保情报保障体系，建立了军地情报共享研判机制；编印了陆、海、空军奥运安保训练大纲和配套教材，组织了奥运安保针对性训练和演练，参加了“好运北京”测试赛；依托现有指挥体制和指挥手段，实现了军地指挥机构的互通互联；及时为部队补充配发了奥运安保专用装备器材；学习借鉴雅典和悉尼奥运安保成功经验，就一些专业问题与有关国家进行深入探讨交流。

　　本刊记者从北京奥运安保协调小组军队工作部了解到，当前，奥运安保部队在奥运安全保卫工作中主要有7项任务：一是负责北京市及京外赛区的空中安全；二是负责濒海地区周边海上安全；三是参加处置核化生恐怖袭击，协助公安部门处置爆炸等恐怖事件；四是提供情报支援；五是组织抢险救援、医学救援和直升机运输等；六是加强奥运会期间边境管理控制，维护边境和海岸地区稳定；七是完成奥运安保工作协调小组赋予的其他任务。

　　为了万无一失地完成任务，田义祥指出，我军奥运安保部队将按照就近用兵的原则，确定动用陆军、海军、空军部分力量，兵力涉及4个军区和海、空军及总部直属部(分)队，包括陆军航空兵、工程兵、防化兵和卫勤专业力量。动用了作战飞机、直升机、舰船、地空导弹、雷达、防化、工程保障等武器装备。

      ★ 高效顺畅的指挥体系是关键

　　参加奥运会的安保工作，对中国军队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在工作实践中还有许多重点、难点问题需要解决和不断强化提高。

　　田义祥说，在奥运安保工作实践中，我们注重以重点难点问题的解决推动工作的进展，不断提高实战能力。主要是在军地联合指挥，保证奥运期间空中安全、海上安全，防范和应对核化生恐怖事件，组织灾害救援等5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好并在训练中不断加以强化和提高。

　　田义祥进一步介绍说，高效顺畅的指挥管理体系，是加强沟通协调、形成整体合力、保证安保行动快速有效的重要保证。要完成好奥运安保任务，需要在军地各级指挥机构和任务部队之间，建立有效的跨部门、跨机构协同关系，充分发挥各安保力量的整体效能。为此，军队建立了与国家奥运安保“国家——赛区—— 现场”三级指挥体系相对应的“军队——军区、海军、空军——任务部队指挥组”三级指挥体系，并对应向地方指挥机构派出指挥人员，接受地方相应指挥机构的领导，协助地方有关指挥机构进行协调指挥，实现了军地联合指挥的有效对接。

　　“距奥运开幕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当前我们主要进行有针对性、实战化的训练。”田义祥说，“实战化模拟演练是奥运之前安保准备的主要内容，分层次组织军兵种分练、指挥推演和综合演练，逐级合成逐级形成战斗力。各大单位还将围绕可能发生的各类突发事件，结合实际环境，进行全过程全要素检验性演练，提高联合行动能力。”

　　 ★ 反恐怖袭击是重中之重

　　奥运会是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种族人士沟通思想、交流文化、联络感情，共享奥林匹克魅力与欢乐的盛会，历来是恐怖势力、分裂势力、极端势力制造影响、进行捣乱的重要目标。北京奥运会面临的主要威胁有哪些呢？

　　田义祥指出，“逢奥必扰”已成为敌对势力破坏奥运会的潜规则。反恐怖是奥运安保的重中之重。从奥运会安全保卫方面看，主要面临三类安全风险：恐怖袭击是奥运安保面临的首要威胁。“东突”恐怖势力、“藏独”分裂势力、“法轮功”邪教组织等，可能通过各种方式甚至极端暴力，干扰、破坏奥运会顺利举行。3月10日“东突”恐怖势力制造的航班爆炸未遂事件、3月14日以来在部分藏区发生的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打砸抢烧事件，都充分说明他们破坏北京奥运的企图。此外，境内外敌对势力干扰破坏、突发公共安全事件也是奥运安保面临的主要和潜在威胁。

　　田义祥介绍说，在应对突发情况、突发事件方面，我军奥运安保部队有明确的对策和措施。为预防和及时处置空中异常情况，特别是空中恐怖袭击，在各赛区空域划设了由远及近的5个区，逐次采取查证、警告、外逼、迫降直至攻击行动。此外，参考其他奥运会举办国的做法，准备在奥运赛区划设限飞区和禁飞区，实行一定范围的净空管理，以确保空中安全。依据风险评估等级，军队协助公安在奥运场馆等重要目标部署了先进的专业安检、检测装备器材，把好“排查封馆、入场安检、管内巡测、定点监测”四道防线，及时发现有毒有害物质，实施先期处置。在奥运会举办期间，将在奥运赛区附近部署防化、工程、医疗卫生、陆军航空兵等专业力量，以确保遇有情况快速反应、及时高效处置。对海上安全的管控，将针对不同海域特点，划分限航区和禁航区。海上比赛之前，海军将组织潜水兵力、声纳装备对水下情况进行安全检查。比赛期间，海军将在外围海域组织不间断的巡逻警戒，加强对海区的搜索和观察，阻止非法船只及漂浮物、蛙人等进入赛区。▲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刘逢安 记者 于滨)


中美两国之间的矛盾：缘于彼此错误的定位
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es6/forum_us080703a.shtml

    [1490](2008-07-03)借助2002年以来对全球主要货币持续贬值30%的弱势美元，新近创下140美元每桶历史新高的油价，美国制造业不但成功重返西欧视野，也令外迁订单开始出现回流迹象。横跨太平洋的高昂运费开始大口吞噬中国乃至亚洲已被削弱的成本比价优势，全球制造业出现重新布局的迹象。而一阵阵吹得亚洲制造立地不稳的“北风”，某种意义上，却是美国图谋制造业重现比较优势的“东风”。商业周刊上期推出封面文章“美国能否赢回制造业”，已经彰显出美国的真正用心。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一直认为，中国现行的汇率政策，等于给中国公司出口提供“补贴”。实际上，伯南克行事很愚蠢，但该观点目前在美国政经领域却还是颇有市场的。今年前几个月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虽然减少，但还是超出美国政界人物的预期，这为台下一直在敦促中国应该进一步提高人民币升值幅度的美国议员提供了更多的“口实”。

　　而美国经济学家罗奇先生又走了另一个极端，他认为解决中美贸易失衡关键在美国，早在去年初他就反对过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补贴”论调的，这位摩根士丹利的前全球首席经济学家认为：“这是对中国货币政策和改革状况有失偏颇的评论，评论者没有注意到中国如何制定其货币政策，也没有看到这种所谓‘补贴’给美国带来的好处。”他说“真正的问题是要弄清楚究竟谁在‘补贴’谁。”这位大摩的全球首席经济学家认为指出，中国每年新增的外汇储备当中，有６０％－７０％用于购买美元资产，按中国外汇储备每年新增２０００亿美元计算，意味着每年需购入最少１２００亿美元的美元资产。“没有中国买入美元资产，美元肯定会下滑，美国的利率也会走高，这表明中国正‘补贴’着美国利率。”他还指出，中国“补贴”给美国的还有大量物美价廉的商品。罗奇表示，作为一个低成本且产品质量不断提高的生产商，中国与美国做买卖，无形中是给美国家庭的购买力提供了补贴。“即便终止对华贸易，美国的贸易逆差也会出现在别处，如果是成本较高的生产商，就等同于对美国消费者征税。”

　　但我对中美两国之间的矛盾的看法不同，我个人矛盾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美双方都没有站好自己应该站的位置，以比较优势学作为考察的基点方法来看：资源禀赋的提升，即资本、劳动力与资源这三大要素禀赋的提升对经济的增长最重要。一个国家是否充分利用了要素的比较优势和市场规模优势在确立竞争优势中最紧要。目前，中国国内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多。因此应当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或者资本密集型产业中的劳动力密集区段。这样，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穷人与富人的最大区别在于，穷人靠劳动力挣钱，富人靠资本雇用人挣钱。只有充分就业，穷人才能分享经济增长的果实。

　　但恰好相反中国却偏偏不认这个比较优势的理，还抱一种毛泽东式的有多大胆就多大产的心理，非的搞什么赶超战略”。在这里首先中国自己就定错了位。

　　汤恩比曾在他的《历史研究》一书里就这个问题有过这样的议论：

　　“文明透过某种‘生力’而趋于成长，‘生力’使文明自一个挑战走向另一个更高的挑战。而这种成长必须兼顾表里两个层面。外表层面的成长是通过不断的克服外表环境来加以表现的，至于成长的内在层面，则是通过不断的‘自决’与‘自明’来提升掌握的过程~~~~

　　挑战也不完全是自外及里的过程，更多时候是自内发生的，胜利也经常不是表现在对外界环境困难的克服上的，而是表现在内在的‘自决’与‘自明’上的”。

　　所以我还是哪个老观点，“自决”“自明”应该是我们发展的中国所应有的心态。

　　而同时，美国本身也站错了位置，作为发达国家，美国的比较优势是资本多、创新资源丰富而劳动力非常少。他们为了使本国的产业具有竞争力，应该动用资本和创新资源来代替劳动力。但美国现在于中美之间的矛盾，往往就是以劳动力来说事，这也是一种典型的认识和定位的错误。

　　这里有必要对比较优势学有所认识：在我们的现实生产中投入的生产要素不仅仅只是劳动力，而应该是多种的，而投入两种生产要素则是生产过程中的基本条件。根据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在各国生产同一产品的技术水平相同的情况下，两国生产同一产品的价格差来自于产品的成本差别，这种成本差别来自于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别，这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别则决定于该国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由于各种产品生产所要求的两种生产要素的比例不同，一国在生产密集使用本国比较丰裕的生产要素的产品时，成本就较低，而生产密集使用别国比较丰裕的生产要素的产品时，成本就比较高，从而形成各国生产和交换产品的价格优势。也进而形成了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此时本国专门生产自己有成本优势的产品，而换得外国有成本优势的产品。而广义的生产要素禀赋论指出，当国际贸易使参加贸易的国家在商品的市场价格、生产商品的生产要素的价格相等的情况下，以及在生产要素价格均等的前提下，两国生产同一产品的技术水平相等(或生产同一产品的技术密集度相同)的情况下，国际贸易决定于各国生产要素的禀赋，各国的生产结构表现为，每个国家专门生产密集使用本国比较丰裕生产要素的商品。生产要素禀赋论假定，生产要素在各部门转移时，增加生产的某种产品的机会成本保持不变。也正是基于这种生产要素禀赋理论，中国的现实劳动力多，这样的时间和空间概念下使中国处在了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或者资本密集型产业中的劳动力密集区段。同样美国的现实也决定了她应该站到国内的比较优势是资本力和创意力多的时间和空间的事实里而当发展资本和创意力密集型的产业中的资本力密集区段。

　　但从美中贸易摩擦来看，显然是彼此都没有认清自己的比较优势没有站好自己应该站的位置所导致。▲  韩和元   《联合早报网》


钓鱼岛和东海协议：中国外交何去何从？
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es6/forum_jp080706a.shtml

    [1037]　(2008-07-04) 中国对于与日本之间的领土争议采取的一贯态度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理由是，目前这个问题解决不了，那么就留待以后解决，而且"后代的人更有智慧"来解决之。对此，有人评论说，搁置主权是有勇气的表现。问题是，假如中国的对手日本没有搁置主权，假如后代的中国领导人比前代更加缺乏智慧，中国将何以自处？

　　笔者认为，所谓搁置主权与其说是有勇气的表现，不如说是缺乏远见更为贴切。原因有二：

      ◆ （1）如果中国搁置或回避主权争议，对方却不搁置，而是步步为营，不断深化主权控制，时间久了，按照国际法通行的"实际控制有效"的原则，中国将失去对钓鱼岛主权的法理权利。

      ◆ （2）中国的搁置换取不了对方的善意，日本这样的国家尤其信奉现实主义（realism）。从现实主义逻辑出发，日本并不认为中国搁置主权争议是出于解决争端的真诚愿望，而是因为中国目前的力量不够，不具备收复争议国土的能力；如果将来中国国力上升到那一步，必然会通过武力或以武力为后盾，强行改变现状，夺回争议领土，日本对此必须未雨绸缪。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中国一厢情愿地搁置主权争议，反而促使日本不动声色加快实施主权化措施。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方面极大的失策。

　　但亡羊补牢，事情尚未到不可挽回的地步，中国政府可以派出军舰和战机进入钓鱼岛海域为本国渔民（包括台湾渔民）提供护航，以强硬姿态宣示主权。这样做并不会导致战争。因为国际社会均承认钓鱼岛属于争议领土，既然日本可以进入，那样中国也有进入的权利。如果日本动用军事力量驱逐中国船只，中国就同样以对，将日本船只悉数驱逐出去。日本难道因此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向中国这样一个拥有核力量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军舰开火吗？可以肯定的说，这种现实可能性是极小的。此一判断有先例可循。2000年7月18日，中国一艘科学考察船进入了钓鱼岛海域，遭到日本海上保安厅军舰的拦截，中国科考船马上急电国内请求支援，中国某沿海基地迅即出动数架飞豹级战斗轰炸机飞临钓鱼岛上空，日舰被迫退出。

　　钓鱼岛是中日东海划界之关键，一旦丧失，中国将失去在东中国海大面积经济海域中所应有的权益。联合国大陆礁层委员会规定，2009年 5月12日为有关国家对其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主权要求提出科学依据、完成申请的最后期限。因此中国必须争分夺秒，不仅在口头上，更须通过切实行动对钓鱼岛行使主权，实施有效管辖。如果中国对钓鱼岛主权继续消极搁置，则贻害极大。中国政府必须尽快采取强硬措施捍卫钓鱼岛主权，派遣武装力量或武装护送民间保钓人士拆除或炸毁日本青年社在钓鱼岛安置的灯塔，并正式巡航钓鱼岛海域，为我国渔船及其他民用船只护航，以实际行动向世界宣告中国对此地"无可争辩的主权"，为此不惜与日本发生武装对峙，直至把日本军事力量从钓鱼岛逼退。如果中国不采取言行一致的维护和巩固主权的行动，将来即便有力量彻底收回钓鱼岛，也将付出难以想象的物质和道义代价。就现阶段而言，中国（包括台湾）确实没有完全收复钓鱼岛的能力，但如果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切实行动维护了国家主权，打乱并中止日本对钓鱼岛的主权化进程，也将是了不起的胜利。

　　中日两国围绕钓鱼岛问题的激烈争端再次表明：一个国家的实力是解决争端，捍卫自身利益的决定性因素，武力则是解决国际争端的终极手段。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态度坚决，毫无妥协之意，倚仗的就是其强大的工业和军事实力。中国在现阶段实力不足以完全收回钓鱼岛的情况下，必须采取同等的主权化措施，作为与日本谈判的基础。中国在推进主权化的同时，可仿效韩国强硬捍卫竹岛主权的做法进行举国动员，并在各个国际场合以大量历史事实，向世界反复宣讲中国对钓鱼岛"无可争辩的主权"。但困难在于，没有对日本压倒性的实力优势，中国终究无法短期内解决钓鱼岛问题，那么现实的做法就是采取积极搁置、即武装搁置的办法，直到有能力完全收回钓鱼岛。

　　关于共同开发。中日两国均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中国主张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同时依照大陆架优先原则，对350海里大陆架海底资源主张排他性主权权利，与法有据。根据公约的有关规定，日本琉球群岛大陆架与中国东海大陆架并不重叠，不属于中国东海大陆架的一部分，两者的界限是位于琉球群岛西侧20海里处的冲绳海槽（Okinawa Trough），此处水深超过2,500米，是中国东海大陆架向东延伸的自然终结点，以及东海大陆架与日本冲绳群岛之间天然的地质分界线。因此，日本根本无权主张对东海大陆架海底资源的主权权利。然而，日本并不理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认为应当与中国共同拥有东海大陆架，并擅自画出了所谓"日中中间线"，企图侵吞属于中国的海底油气资源。

　　国家间开展经济合作本无可非议，但必须明确主权和资源权的归属，否则不能进行所谓的"共同开发"或"合作开发"，那样将会造成归属不明的既成事实，为日后解决主权争议平添无穷的麻烦。中日双方自2004年10月至2007年11月就东海问题举行了十一轮磋商，日本曾在首轮磋商中提出在东海全范围内实行"共同开发"。在其后的谈判中，日本要求共同开发即便是按照日本单方面画出的中间线也完全属于中国的春晓油气田，被中国所拒绝；日本也拒绝了中国提出的对钓鱼岛附近海域进行共同开发的主张，认为尖阁列岛（Senkaku Shoto，即中国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不允许中国染指钓鱼岛海域资源权益。2008年6月18日中日达成东海协议，划定共同开发区域；中国同意日本以注资方式"合作开发"早已实现自主生产的中国春晓油气田。而日本方面是否做出了对等让步?两国外交部对此均讳莫如深，无片言透露。这种反常的举动只能被理解为中国单方面做出了重大让步，这样的让步令人惊诧莫名。它将造成怎样的后果？而中国又得到什么呢？

　　日本绘制的东海分界图

　　首先绝不可能是日本在钓鱼岛主权上的让步，因为主权已然被"搁置"起来了。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向无妥协之意，而且，对钓鱼岛的实际占领也正是日本主张所谓"中间线"的一个重要法理依据。据报道，日本在协议中表示赞成中国"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但对于日本而言，这种搁置无非是对现状的确认，日本既然认定"尖阁列岛"是其固有领土，则不会顾忌中国的反对而终止实施"有效管辖"。6月10日，日本公然撞沉中国台湾"联合号"渔船并逮捕船长就是明证，而中国外交部仅仅以"坚决反对、严重关切"之类的虚词敷衍了是。其次，处在非法的"中间线"西侧，从任何意义上都完全属于中国的油气田凭什么让日本参与开发？！日本要求参与开发中国春晓油气田的理由是所谓存在"虹吸现象"，即中国的春晓油气田吸走了位于中间线东侧"属于"日本的海底油气资源。中国接受日本参与开发春晓油气田的主张，很难不被人理解为是对日本说辞的认同，那么中国对所谓"中间线"的原则立场实际上就变得含混不清了。中国外长杨洁篪在6月24日就东海协议所做的书面答记者问中，称日本企业参与开发春晓油气田，接受中国法律管辖，"体现了中国对春晓油气田的主权权利"；允许日本注资春晓油气田属于两国的"合作开发"，而非"共同开发"。杨洁篪在回答有关日本官员不认为合作开发与共同开发存在本质区别的问题时，特别强调指出，"合作开发"与"共同开发"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前者适用于中国法律，后者则不适用于任何一方当事国的法律。杨表示，中国过去不承认日本的"中间线"主张，今后也不会承认。但问题恰恰在于，6•18中日协议所划定的共同开发区正好位于日本所主张的"中间线"及"中间线"略偏东之间的海域。按照杨的说法，中国对合作开发拥有法律管辖权，即完全的主权权利，而共同开发则不适用于中国法律，那么，中国对从法理上应完全属于中国的东海共同开发区，乃至全部东海大陆架的主权权利又体现在何处呢？由此可见，中国在春晓油气田上的让步事关重大，并不仅仅具有政治象征意义，而是很容易被看做是对日本所主张的"中间线"原则、乃至对日本侵占中国钓鱼岛事实上的默认。换句话说，按照中国对外谈判中一贯奉行的所谓"互谅互让"的精神，在日后的中日谈判中，尽管中国口头上依然不见得会承认日本单方面画出的中间线，但很有可能基于"对历史和现状的考虑"，准备"以'中间线'为基础"与日方谈判并达成协议。这也正是允许日本参与开发春晓油气田的危害所在。

　　中国政府对自己做出的让步显然并不理直气壮，否则不至于要求日本方面对协议文本严加保密。这种做法本身就足以令人生疑，而且，这种仅仅是用来蒙蔽本国民众的做法，丝毫无助于促进中国的国家利益。如果东海协议是中国外交的胜利，为何不向国民公开展示协议内容？！从中日双方透露出的有限信息中，看不出日本方面做出了什么让步。况且从技术上讲，即便日本有所谓的让步，比如从中间线稍作退让，中国的损失也是实质性的。这是因为，中国从未提出超出国际法依据的过分主张，东海大陆架完全是属于中国的，中国对东海大陆架油气资源拥有完全正当的、排他性的主权权利。而日本则是强词夺理，试图把毫无法理依据的中间线强加给中国；因此，即便日本方面有所后退，其主张仍然是过分的、与法无据的。

　　当然，中国方面似乎也并非一无所获，而是通过在资源利益上的重大让步，把东中国海建成"和平、合作、友好之海"，改善了中日政治关系。作为回报，日本首相福田康夫欣然同意出席今年8月北京奥运会开幕仪式。那么，中日关系是否因中国付出利益上的重大代价从此改弦更张？官方控制的媒体自然是竭其所能向国民兜售中国"外交成就"将实现的和谐世界、和谐亚洲的美好前景。但是，如果中国官方把这样的外交"面子工程"也当成切实的外交成就来大肆吹嘘，那只能说是世界外交史上的奇闻，更是对中国人民智商的侮辱。有评论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在谈判中不过是得到了面子，而日本则是得到了里子。

　　事实上，未来两国关系的发展是否将如中方所愿，其实远在未定之天。可以肯定的说，日本丝毫也不会在钓鱼岛问题上让步；在东海资源分界问题上，日本依然会持强硬立场。中国试图通过改善中日政治关系，以分化日美同盟，在战略考虑上有其合理之处。但中国如果想通过经济利益上的让与换取日本的战略合作则完全是打错了算盘。中国目前的做法只会引起日本对中国的蔑视，进而对中国得寸进尺。日本这样一个有大国雄心的国家怎么可能跟一个在经济技术上对西方高度依附，在外交上不讲什么道义原则的、机会主义的中国结成战略同盟？！

　　中国要想在战略上拉近和争取日本，只有也必须依靠自身力量的壮大，实现技术自立，建成真正让日本敬畏的、政治上高度文明的强大的工业化国家。在那样的条件下，日本就会顾虑与一个独立自主的强大中国对抗将付出的代价，从而考虑与中国实现战略和解的可能。因此，事情总是辩证的，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逻辑并不完全适用于东亚社会。当前，中国一方面应努力通过与日本平等对话和交流，缓和政治关系；另一方面，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中国则必须态度强硬，寸步不让。在东海大陆架问题上，中国可以和日本谈判，但必须以冲绳海槽为基础，彻底否定日本的中间线原则。如果谈不下来，就搁置谈判。如果日本采取行动侵犯中国海洋权益，中国可以向国际海洋法院控告日本。既然中日均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那么均应受此国际法约束。如果国际海洋法院偏袒日本，中国则宣布不再接受这个没有公平可言的国际体系的约束。这将给谋求把中国纳入国际体系，把中国改造成所谓"对国际体系负责任的大国"的西方资本主义提出一个大难题。如果因为不能平等对待中国这样一个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尊敬、对国际安全承担重大责任的大国，如果因为漠视中国的正当利益而"逼反"中国，这对于世界和平将意味着什么？届时谁应当为此承担责任并付出代价？

　　历史经验早已雄辩地证明，绥靖妥协绝非实现和平之道。中国如果丧失钓鱼岛，丧失大批海洋资源，将造成经济上的重大损失和战略上彻底的被动。1943年，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曾问蒋介石："冲绳你要不要"？蒋答曰："不要"。冲绳的前身是中国的属国琉球国，19世纪下半叶为日本所觊觎，当时琉球国王尚泰派专使急赴北京向大清政府求援，但清政府腐败无能，在军事力量、特别是海军实力远胜日本的情况下，却惧于和日本对抗，接受了列强的所谓调停，不但坐视琉球国灭亡，更向毫无道理的日本赔款50万两军费白银。清廷本意也是出于"和为贵"，用现在的话说，就了为了发展洋务运动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但中国的软弱绥靖极大地鼓励了列强其后对中国属国越南和朝鲜的吞并行动，从而对中国的安全形成致命威胁，中国的和平发展也遂成"黄粱美梦"。

　　事实上，日本吞并琉球一直没有得到国际承认，这就是为什么战后冲绳被置于美国托管之下，却并没有立即"交还"日本的原因。蒋介石作为一个政治家，无论有多少主客观理由为其"不要"琉球开脱，但拒绝接受琉球，将之纳入中国版图的战略后果是灾难性的。在列强争霸的19世纪，琉球国并不具备独立的国际人格，中国主导下的东亚朝贡体系虽然式微，却依然有效。如果中国在战后接收琉球为自己领土组成的一部分，或至少支持琉球复国，将是功德无量的伟大战略安排。相比之下，精明的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为重纳琉球（冲绳）做了理论上的充分准备，在国际法和外交实践上均做出创新。日本政府提出了"剩余主权"(remnant sovereignty)的概念，被美国所接受，以至于美国在1972年将冲绳主权"交还"给日本。由于台湾国民党当局对于钓鱼岛问题提出异议，美国即宣布置身事外，表示钓鱼岛主权归属应由有关当事国谈判解决，美国仅仅是向日本移交了钓鱼岛的行政权。日本正式接收钓鱼岛后，即有条不紊地实施主权化措施，将其主岛及附属岛屿或划归为大藏省的国有土地，或将之卖与私人家族（古贺辰四郎）开发，并都做了土地登记。钓鱼岛列岛中的赤尾屿甚至被日本租与美军做武器试验靶场。日本还以冲绳和钓鱼岛为基地，划出范围很大的、覆盖到"中间线"西侧，包括中国春晓油气田在内的"防空识别区"（Air Defense Identification Zone, ADIZ），并陈列重兵，进行针对中国的军事部署。

　　清廷腐朽没落，导致中国失去琉球，今日之中国决不能再失去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否则无法向后世子孙交待。此次台湾派出军舰首次进入钓鱼岛，为保钓船护航，这是划时代的壮举，值得高度赞扬。反观中国大陆，号称迅速崛起，国内生产总值已压倒德国，不日将超日赶美，却噤若寒蝉，无所作为，令人齿冷。台湾以一孤岛之力，加之安全上依赖美日安保体系，其孤军保钓行动势必难以持久。大陆、台湾至今不能统一，以致在国际上相互算计，为他人所利用，实乃中华民族之大不幸。假若两岸顾念民族大义，联合保钓，其势岂是日本所能阻挡。况且从策略上讲，在台湾 "联合号" 渔船被日舰撞沉之际，中国大陆迅即派出配置强大火力的军舰进入钓鱼岛海域威慑日本，进而为台湾后续进入钓鱼岛的渔船提供护航，这将激荡多少台湾同胞的心，一切政治歧见都将相形见绌。正如在2003年SARS期间，中国大陆如能以一个大国的胸怀，积极帮助台湾成为世界卫生组织的正式成员（中国政府为此可要求世卫组织仿台湾加入世贸组织例，与时俱进将接纳机制由"成员国"（member state）修改为"成员方"（member），以体现中国政府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以便让台湾及时获得国际机构的援救，将大大赢得台湾的民心。中国政府坚决有力的捍卫钓鱼岛主权的行动，也必将增强台湾行政当局联合保钓的勇气和决心，从而有利于从战略上分化日台关系，促进国家的统一。当然，中国政府的出发点主要不应是为了利用台湾的弱点，而是为了民族大义，即所谓"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这点有史为鉴。1974年1月31日，南越大规模入侵南沙群岛，实行武装占领，中国东海舰队亟需驰援南海，为抓住战机，奉中央军委"直接走"的命令，必须穿过被国民党海军封锁的台湾海峡。蒋介石得知情况后，叹息道："南沙的战事紧哪"！即刻下令国民党海军为东海舰队的军舰放行，不仅如此，国民党海军还打开探照灯为东海舰队行进的前方海面照明（见中国纪录片《炮击金门》）。此情此景令人感佩不已。反观此次中国政府之不作为，其效果怎样，后果又将如何，毋庸笔者多言，实有目共睹。

　　正所谓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中国的发展迄今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样也积累了巨大的矛盾和冲突。可以说，中国正处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如何把握历史的契机，把中国引向辉煌和伟大的巅峰，需要中国领导人在内政、外交上有大政治家的气魄、眼光和睿智。中日之争所造成的国内危机只是冰山之一角，国人对此次中国政府在钓鱼岛和东海问题上外交表现之失望和愤怒之情溢于言表。此绝非国家之福，若处置不当，则势必加剧国家的内部危机。知微见著，大权在握的执政者当体察民意，从虚骄自大中警醒。▲  伏 波  《联合早报网》


紫坪铺大坝 诱发汶川大地震？
http://www.zaobao.com/special/feature/pages/feature080706.shtml

    张晓中 (2008-07-06): 5月16日 ，汶川特大地震后第三天，记者乘车到号称岷江一号工程的紫坪铺大坝采访。由于地震造成的山体滑坡，汽车走到距离大坝还有两公里的地方就被军人拦住，只好徒步走向这个巨大的水利工程。

　　沿途到处是运送武警和军人的客车，他们正火速奔赴这次特大地震的震中——汶川映秀镇。路的一边是快步进入灾区的军人、另一边则是从灾区经过10多个小时徒步，翻山越岭逃出的灾民。从他们惊魂未定的眼神和满身的泥土不难看出，地震对他们的心灵造成巨大伤痛。

　　记者跟在军人后面行走大约半个小时，一个巨大的水坝出现在眼前。这些军人对着大坝说：好壮观！但是走进大坝，映入眼帘的是倒塌的围栏、震裂的地面和山上滑下的巨大岩石和泥浆。大坝正在泄洪，巨大的水流喷出坝口。

　　走上大坝，可以看到多辆贴有“紧急工程维修”字样的汽车，也能看到在大坝周围勘查的水利工程技术人员。在朝向映秀镇公路的一端，记者看到四川水利厅的官员。显然，大坝的安危已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

    ★ 紫坪铺大坝成为焦点

　　就像三峡大坝一样，紫坪铺大坝具有发电、防洪的作用。它位于都江堰与汶川交界的岷江上游，坝高156米，相当于一座52层高楼；总库容11亿立方米，相当于10个北川唐家山堰塞湖；耗资70亿人民币（约14亿新元）。由于它位于成都平原上游，一旦发生溃坝将威胁到成都上千万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因此大地震发生后，紫坪铺大坝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曾经多次到岷江上游考察，关注大坝对生态和地质影响的中国著名探险家、地质生态学家、中科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杨勇，在地震发生当天接受本报专访时就提出要关注大地震对岷江上游水库产生的影响，尤其是要特别关注紫坪铺水电站的情况。

　　大地震发生后的第三天，杨勇率领一支考察队，深入龙门山断裂带及岷江断裂带上的岷江上游的河谷考察。即将前往美国考察水电站项目的杨勇，在北京接受本报电话专访时，向记者介绍了岷江上游水库现场的见闻，并对维护大坝安全度过已经到来的汛期提出了看法。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对能源的需求日益增加，浩如繁星的大小水电站、水坝纷纷建立，几乎占据了岷江上游的每个角落。为了消耗这些电力，当地政府又在岷江河谷建设了许多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如水泥、硅铁等。为了发展旅游业，也多次对公路进行拓宽，地震前，都江堰到汶川的高速公路正在修建中。

　　要实施这些工程，建设更宽的公路，都要开挖山坡，损毁植被，堆砌土石废渣。杨勇在最新一期的权威期刊《华夏地理》中如此描述岷江上游的地貌：“稀疏的植被、密集的地质灾害、休眠中古滑坡体、泥石流沟、坐落在陡峭高山上的藏羌山寨、河谷两岸密集分布的村落、城镇、工程以及繁忙的九寨黄龙旅游热线，还有近年来集群式开发建设的水电站水库群，早已使当地的生态环境脆弱不堪。”

　　地质学家、四川省地质区调队总工程师范晓指出，对山体坡麓和坡面的大规模开挖，把原来具有安息角度的自然斜坡坡角，普遍截消成具有高陡临空面直立崖坡，使得河谷两岸的许多山体具有失稳崩滑的隐患。

　　范晓在《汶川大地震地下奥秘》一文中，将那些被人为开挖的山体称作为“阿喀琉斯之踵”（出自古希腊神话，指致命伤）。“这些看似伟岸坚固的山体，实际上已变得非常脆弱。”

　　记者在紫坪铺大坝通往映秀镇的公路上，就看到上述的“阿喀琉斯之踵”。在高山消出的公路，在特大地震中全部坍塌，桥梁折断，同样的情形在岷江河谷处处可见。

建设在龙门山断裂带上的紫坪铺大坝，是不是诱发汶川大地震的导火线？

　　范晓指出，紫坪铺按照海拔877米的正常蓄水水位，水库的尾水可直抵映秀镇。“库尾岸线西距5.12大地震的震中仅5.5公里。紫坪铺水库坝址附近的水深约120米，有大坝向上游约4.2公里至横跨水库的庙子坪大桥处，水深仍有100米。

　　根据中外地震学界的研究，目前能认识的水库诱发地震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水库蓄水对于库区岩层新增的外在压力以及库水沿断层向下渗透，打破了原有的地应力平衡状态，并降低了断层面的摩擦系数和岩石的抗剪（抗剪系数与抗震性的强弱成正比，抗剪系数越大，建筑的抗震性越好）强度。

中国地震界制定了可能产生水库诱发地震的七项定性标准：

    ①    坝高于100米，库容大约10亿立方米；
    ②    库坝区有活动断裂；
    ③    库坝区为中新生代断陷盆地或其边缘，近代升降活动明显；
    ④    深部存在重力梯度异常；
    ⑤    岩体深部张裂隙发育，透水性强；
    ⑥    库坝区曾有地震发生；
    ⑦    库坝区有温泉。上述七项，符合数越多，该水库蓄水后诱发地震的可能性就越大。

　　范晓说：“紫坪铺水库符合了上述七项标准中的前六项。”惟独没有的是，紫坪铺附近没有温泉。

　　他根据本身进行的调查进一步指出，紫坪铺水库所处的地质结构位置相当令人担忧。“水库大坝下距龙门山主边界断裂在地表的出露迹线仅2公里，库尾淹没线上距龙门山中央断裂地表出露迹线仅约500米，库区还有与上述断裂平行的密集断层群通过。”

　　他透露，专家们对紫坪铺诱发地震的“硬伤”是了解的，并且没有等闲视之。建设之前就进行过大坝诱发地震危险性评估。2004年，大坝蓄水前，在周围建成了七个子站、一个中继站地震监测台网。

　　在5.12大地震前，专家们对紫坪铺水库诱发地震震级预测是3至5.5级，共记录到0.9至3.6级地震735次。这次映秀镇震中是以库区中心为圆心，半径15公里的圆内。这与大地震后，中国地震局专家组对5.12地震震源分析的结果十分类似。

　　问题的关键，范晓认为，是对2005年到2008年震前数据加以分析，在得出最终结论之前，“紫坪铺水库诱发5.12大地震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 杨勇：一言堂很难真正吸取教训

　　杨勇则提到，去年他在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考察时，中国科学院一名老地理学家曾经对他说，在活动断裂带上规划密集型水库和水电站是非常危险的。“言犹在耳，大地震就这样爆发了。”

　　记者至今仍旧记得，5月12日地震发生后仅20多分钟，记者联系到人在甘孜州参与纪录片拍摄工作的杨勇，他急切地对记者说：“现在必须立即派人到岷江上游的水库去检查，尤其是紫坪铺水库，检查它们受损的程度，制定抢救方案。”

　　他在大地震发生当天夜里，就通过短信给政府相关负责人发出建议：第一，地震灾区江河流域水库立即开闸放水，以防水库溃坝；第二，紧急组织人员调查水库受破坏情况，调查地震引起的山体崩塌滑坡，特别是有可能形成的河道堵塞和堰塞湖态势；第三，根据人工和天然水库的调查情况，做好应对预案，防止溃决性洪水灾害发生。

　　地震第二天，杨勇带领的考察队足迹遍及岷江上游几乎所有的主要水电站。经过三天的考察发现，灾区上百座大中小水电站和在建电站，在地震中均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如大坝岩基结构发生变化、大坝破损变形、水库泥沙加重等等。

　　杨勇告诉记者，在考察中他们发现，受强震影响，岷江河谷很多地段引起山体再次滑坡，形成危险山体。加上余震不断，随时可能产生次生灾害。对今后水电站正常运行和沿江城市村镇重建将有长期影响。

　　他认为：“政府和社会处理灾难的态度非常重要。我们需要冷静反思，对这次地震造成的损失进行的评估要保持公正性。如果是一言堂就很难真正吸取教训。”

　　从这次地震中能吸取哪些经验与教训? 杨勇说：“首先应该承认，以前对岷江流域建设如此多的水电站存在布局上的问题；第二，承认对在龙门山这样的地质构造带上建设大型工程所面临的风险估计不足。只有这样，才能深化对在这个区域所建工程的认识。”

　　对于岷江上游在建和计划兴建的水电站项目，杨勇认为立即恢复施工，会诱发更多的地质灾害。他建议将灾区重建纳入成都市以及相邻城市群和新农村的发展规划中，建立地震安置城和藏、羌移民城，将汶川地震中标志性建筑和岷江沿岸的地震遗址，规划成世界地震地质公园。  ▲  《联合早报》


胡耀邦谈往事：比较毛泽东和邓小平
http://www.topyl.com/bbs/thread-411403-1-1.html

胡耀邦辞世19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他的丰功伟绩，他的公仆品质，仍然深深铭刻在人们的记忆深处；他的良操美德，他的高风亮节，他的人格魅力，仍然被人们广为传颂。

胡耀邦曾说:“我十几岁参加革命，从来就没想当什么官。”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存在团中央档案室里的一份材料就是明证。那是胡耀邦在参加党的八大期间亲笔写的信，现抄录如下:

陈云、小平同志阅转主席并原书记处同志:

今天上午，我出席主席团会议，看到我的名字摆在预定的正式中央委员里的时候，从心底发出了无限的痛苦，几次想站起来提出意见，但老是感到难为情。当快要散会的时候，算是鼓起勇气站起来了，可是又被大家说“不要谈个人问题”，就坐下来了。

我是作梦也没有想到，我会被提名为中央委员的。我决没有低估自己，我曾经估量过自己的分量。我这样计算，如果我们党把领导核心选成一个二千多人的大团，大概我可以摆得上。后来决定选成一个大连（这是我衷心拥护的），在这个连里有我的名字，心里非常不安。但又一想，做青年工作的没有一个人也不好，所以就拼命压制着自己，没有提，也没有同别的同志谈。至于由于提的太快，又没有把工作做好，因而欠了党的债，那以后还可以经过自己的努力去补偿。从这一点上说，我认为我这样做也是识大体的。

现在九十七个正式中央委员的名单中又有我，我就完全想不通了。这样做使我太没有脸面见那些无论是过去多少年和这几年，对党的贡献都比我大几倍的绝大多数的候补委员。这对我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无论如何，请主席和中央同志把我的名字摆在候补名单里去。

情绪有点激动，写得词不达意，想一定会原谅我。

敬礼！

中央书记处很重视胡耀邦的来信，委托刘澜涛找胡耀邦谈话。刘说，中央领导认为，青年团里应该有一名负责人成为中央委员，而胡耀邦本人的资历符合这个要求。现在这件事已经定了，就不要再提了。

9月27日，八大选举中央委员会，胡耀邦当选为中央委员。散会后，胡耀邦拉上王鹤寿、张黎群一同上车，从中南海怀仁堂回到他在富强胡同的家。他们坐在客厅里，助手和秘书向胡耀邦表示祝贺。胡耀邦表情严肃地说:“祝贺什么，不相称啊！不少省委书记、中央的部长、部队里的将军，功劳比我大，资格比我老，但还是中央候补委员。我给毛主席和中央写了信呢，请求无论如何不能把我安排当中央委员。如果是工作需要，安排个候补委员就足够了。但是没有采纳。我心情很不平静啊！”

    ★  纳  谏

1982年以前，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基本方针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但是，随着党的工作中心的转移，各民主党派经过长期锻炼和考验，在政治上与共产党更加一致，原来实行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已经远远不能反映这一根本的变化。怎样适应新形势，提出新方针，就是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胡耀邦所要解决的问题了。

1981年12月21日至1982年1月6日，第十五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1982年1月5日，在中南海怀仁堂，中央领导会见出席会议的部分同志，并与大家亲切座谈，胡耀邦发表了长篇重要讲话。在讲到同民主党派的关系时，他强调，各民主党派同我们党风雨同舟几十年，我们之间的关系不仅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而且要“风雨同舟，鱼水相依”。

由于胡耀邦讲话较长，会议主持人宣布中间休息一刻钟。休息时，胡耀邦见到一位熟悉的记者，打过招呼后，亲切地问:“我今天讲得怎么样？”
“很好！”记者回答。
“哎，你们新闻记者不能光挑好听的说嘛，你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胡耀邦继续笑着问。
“把我们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比作鱼水关系，恰不恰当？”记者忐忑不安地说。

“说说看，有啥不恰当？”胡耀邦不但不生气，反而更加和颜悦色。

“我们一直把党和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比作鱼水关系，人民群众好比是水，党和军队好比是鱼，鱼是离不开水的。而我们党与各民主党派是朋友关系，把朋友关系比为鱼水关系，似乎不太科学。因为，你说谁是水、谁是鱼呢？”记者见他虚心听取意见，便把自己的想法毫无保留地说了出来。

“好，有道理，有道理！”胡耀邦诚恳地说。

胡耀邦善待记者的宽广胸怀和虚心纳谏的态度，深深地感动了周围的人。
会后，经中央统战部审查的新闻稿送到胡耀邦手中，他认真琢磨记者的意见，经过缜密思考、反复推敲，决定把原稿中的“风雨同舟，鱼水相依”改成“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1982年1月16日，新闻稿发表。从此，“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这16个字，就成为我党统战工作的正式口号，被社会媒体频繁使用。
对这句话，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及社会各界，都称赞不已。一位民主党派中央的负责人感慨地说:“我每听到、看到‘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这8个字，都禁不住感慨万千！共产党没有忘了我们，没有拿我们当外人啊！”

       ★  雅  量

胡耀邦的民主作风，凡与胡耀邦接触过的人无不交口称赞。他鼓励人说话，动员人说话，“ 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就是他身体力行的名言。据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田纪云回忆，凡是胡耀邦主持的会议，大家敢说不同意见，并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即使跟他争论得面红耳赤也没关系。所以，田纪云认为，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是中国共产党最民主，政治生活最正常、最活跃的时期之一。
田纪云的说法得到众多的印证。1985年6月，劳动人事部副部长严忠勤在中央书记处汇报工资改革方案时与胡耀邦争论起来。事后，胡耀邦却说:“严忠勤这人不错，敢于直言。”

曾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的李锐1982年参与中共十二大的筹备工作。李锐回忆:“记得我向耀邦做过两次或三次系统汇报，他平易近人，交谈很是随便。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一个原十一大中央委员的去留问题，是煤炭系统的，他在‘文革’中欠了账，当年却是颇有点名气的中青年。我们同耀邦来回争论了3次，各有各的理由，最后他服从了大家的意见，这个人不保留了。”

曾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杜导正撰文回忆，胡耀邦担任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时，每周两次召开例会。每次，胡耀邦自己先讲40分钟左右，然后请大家发表意见。于是大家七嘴八舌随意发言，胡耀邦也经常插话。这种会上，他从不居高临下，从不做指示，参加会议的人发言，他都虚心听。有时候觉得别人的意见对，他就说:“我同意这位同志的意见，我的意见收回。” 杜导正认为:“一个领导人，尤其是身居这样的高位，能让人在他面前就政局或某些大是大非问题，毫无拘束地发表个人意见，包括不同的政见，这恐怕是最难得的一种政治品质。”

还有一件事情最能体现胡耀邦的博大胸怀和雅量。一次，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加强、完善农村生产责任制问题。胡耀邦讲话以后，很多省市委书记都表态赞成，但有位省委书记当场表示有异议，他讲了一大堆理由并带着明显的情绪说：“我们那里情况特殊，不能搞联产承包责任制！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有人公开唱反调，会议气氛紧张起来。尽管胡耀邦当时非常急切地要推动农村改革，也迫切希望在党内高层能形成共识，但他没有发火，而是平静地说：“各位如果对联产承包责任制想得通，就做，想不通，允许你再想一想。那位不同意的同志也可以‘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嘛，让实践来证明哪个办法好，你们看这样行不行？”

胡耀邦的一席话，让整个会议气氛轻松下来。

会议过后没多长时间，那位省委书记通过学习和实践，主动放弃了自己的意见，在本省农村积极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  睿  智

胡耀邦是一个极富智慧、极懂策略的政治家。

1977年12月15日，胡耀邦就任中组部部长。上任伊始，平反冤假错案，解放干部，这是胡耀邦早就成竹在胸的一件大事。他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按照邓小平多次讲的“有错必纠”的原则积极推进平反工作。胡耀邦旗帜鲜明地提出“两个不管”，即对于“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简单地说就是用“两个不管”的矛，去对付“两个凡是”的盾！30年后的今天，重温这番话，仍让人感到振聋发聩、掷地有声！
有人提出质问：“毛主席批的怎么办？”

胡耀邦斩钉截铁地答道：“照样平！”

当时曾经有人提了一个挑衅性的问题：“你说,不管什么时候，那么，国民党的错案平不平？是否连国民党搞错的也平啊？”

胡耀邦机智地把这种挑衅顶了回去：“我们把国民党推翻了， 就把它平掉了嘛！”

“两个不管”彻底地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大大加快了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进度。

胡耀邦抓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因为包产到户问题，过去批了十几年，许多干部被批怕了，一讲到包产到户，就心有余悸，谈“包”色变。

如何让农民自发进行的农村改革在政治上获得通过，这问题曾经使胡耀邦大费脑筋。一天晚上，胡耀邦在中南海勤政殿走来走去。他在琢磨，怎样避免使用“包产到户”这个名词，以减少政治上的阻力。他突然想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名称，如果再加上“农村”两个字，不就可以把分田单干、包产到户都绕过去了吗？！

胡耀邦认为这个办法肯定通得过，立即坐下，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写在纸上并高兴得笑起来。

从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作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式载入了史册。

王仲方：胡耀邦谈往事比较毛泽东邓小平

我的日记里记录了与胡耀邦同志的两次谈心，现整理出来以纪念耀邦同志九十诞辰。

当选总书记后的一次谈心

1980年3月1日，报纸发表了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公报。3月2日发表召开十二大的决议，成立中央书记处的决议，公布了书记处成员十一人的简历。这一天是星期日，上午我去看耀邦同志，他正在家里独自一人读《东华录》。我们做了一次长谈，将近两小时。谈兴未尽，我告辞了。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交心之谈，当然主要是他谈的。

我首先谈到五中全会开得好，公报也写得好。耀邦说，这个公报是下了功夫的，在写法上不按议程一项一项地写，而是集中起来写。突出了五中全会的主题，加强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公报中，为少奇同志平反占了两大段，篇幅最多。但是并不影响主题，并不使人认为五中全会就是解决少奇同志平反问题。其实五中全会上议论最多的是汪东兴等四位同志的问题，但公报上对四个人的问题就是几句话。本来对汪还可以说得好一些，但他在政治局检查时，总想把总理拉下水，这就不好了。他不听我的意见。总理当时的处境，大家是理解的。
公报定稿时，已是2月29日下午七时四十二分，离广播只有18分钟。有人建议推迟发表，这怎么能行呢？已经事先打过招呼，国内外都在等着，不能按时广播，人家会发生各种猜测，说五中全会有分歧啦！公报意见不一致啦！等等。必须按时广播，这是一个战略眼光问题。

公报一公布，国内外反应非常强烈。总的反应是好的，都认为中国政治局面更稳定了，保证了政策和领导的连续性、稳定性。

公报一些重要的论点，可以开出若干题目，写一批文章，如不搞终身制等等。宣传部要抓好五中全会的宣传。

耀邦接着说：小平同志的战略眼光是很高的。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提前召开十二大。这些重大战略部署都是他提的，抓得很紧。按照小平同志的战略部署，再有三年，即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什么三长两短，也不致出什么大问题，政策和领导的连续性就有保证了。三年，经济工作大的发展，也在三年以后。1983年，马克思逝世100周年，我们的情况会比现在更好。我们大家一定要发奋图强，好好干。

耀邦语重心长地说：我们不论在哪里工作，做什么工作，都要力求有所建树。政治上的建树，思想上的建树，理论上的建树，改革上的建树，工作上的建树，总之要有所建树。你在某件事情上提出一个好的意见，做了一件工作，写了一篇文章，起了好的作用，也是一种建树。比如北京市，首都所在，搞好市容的美化，种树、种花、种草，把服务行业搞好，既可美化首都面貌，又可解决就业问题。抓住这一条，带动各方面，也是一种建树。不抓这一条，老是想搞重工业，搞钢铁，搞石油化工，搞得首都污染越来越严重，街道市容越来越脏，社会秩序很乱，就看不到有什么建树。

耀邦接着说：要有建树，就要敢闯。我个人有什么？就是敢闯。小平同志是了解我的。这次要我出来工作，我看至少有三条：

◆ 第一，我虽然没有他那样高的战略眼光，但是他提出的主张，我能理解，能够跟得上；

◆ 第二，我能够进行各项组织工作，实现他的战略布局；

◆ 第三，他知道我这个人是正派的，不搞歪门邪道。

耀邦同志回忆起过去，说毛主席他老人家也是了解我的，后来对我不满意，生我的气。我在解放后团中央那一段工作，抓的面太宽，经常发急，没有搞出什么特殊的建树，是我自己不争气。罗 (瑞卿)最了解我，他很早就说我是有希望的，贺老总也了解我，甚至林彪也还是看重我的。比较起来，总理不大了解我，先念也不大了解我。谈到罗瑞卿，耀邦激动地说，罗是水平很高的，能力很强的。如果罗不死，这次很可能是政治局常委。有罗、赵，我们三个人合作，事情更好做。

接着我们两人评论起耀邦去年一年的几次讲话。耀邦说，去年一年，从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这一篇算起，再有理论务虚会的两篇，新闻工作会议一篇，上访工作会议上一篇，农村宣传工作会议一篇，再加上中纪委会上一篇，大块文章，大概有九篇，小的讲话不算。中纪委那一篇我讲了中纪委的任务首先要抓政治路线，看你是执行还是违反党的政治路线，这一点是很重要的。生产目的那一篇，讲平衡，还是讲得好的，那是帮助修改加上的。这九篇总有十几万字，其他不算。今年恐怕也要有四、五篇，当了总书记，免不了要讲几篇的。

耀邦说，我的东西，总要讲一点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方法论。要抓住现实存在的问题，把它集中起来，讲点方法论，才能讲得深。

耀邦认为当年多少篇讲话，比较起来，剧本创作座谈会这一篇水平最高。耀邦说，这一篇我是用了功夫的，不仅是对文艺，对其他方面也是有影响的，可以发得宽一些，文艺工作者可以人手一篇。这篇东西讲了怎样看待自己，怎样看待阴暗面，也讲了马克思基本观点，方法论。比如讲了思想认识的规律由统一到不统一，又到统一；一致到不一致，又到一致。可以就这些观点写点文章。耀邦说，这篇东西文风也是好的，一气呵成，没有老套。讲起文风，还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好。你看《论持久战》、《实践论》写得多么好呀！又深刻，又生动，简直增减一个字都不行。可惜，到晚年就差了，包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著作，文风也比不上过去，真有些“江郎才尽”了。鲁迅的文风也好，每一个字都是用了功夫的。

这次五中全会公报，包括去年邓、叶几篇讲话，政治性、思想性、科学性都是好的，但是不够生动。乔木同志现在搞的东西，文风也不如过去，他很注意科学性、逻辑性，但生动性不够。

社会科学院出那么多刊物，我很少看，或者不看，没有讲出什么东西。我看，说理论，还是数《理论动态》。抓住当前重要问题，理论联系实际。

现在看，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水平并不高。真正有分量的是第二篇《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是罗瑞卿亲自抓的，是吴江他们起草的，罗改了几遍，给我打过三次电话。当时我的处境有困难，罗挺身而出，这篇文章的影响大。可是吴江他们后来的文章也差了。

耀邦同志说，过去公安部的东西写的比较好，上中。特点是比较稳定，有些部门也有好东西，但不稳定，有时好，有时又下去了。公安部东西比较稳定，当然也是一分为二，也有些神秘主义。接着又联系到我说，罗同我说过多次，说你是能写东西的，为什么现在不写了？我看你是有思想水平的，有能力的，但是没有搞出应有的成果来，我看你的闯劲不够。

最后，我们的话题又转到五中全会。我说五中全会是得人心的，中央书记处人选是符合众望的，大家对这个领导班子寄以很大希望。要密切联系群众，要树立新的一代领袖的新风。耀邦说，说不上什么领袖。我说这个领袖是复数的。耀邦说，我们就是搞集体领导，不搞划圈圈，有事大家商量，就地解决。

我告诉他，有人议论，胡耀邦当了政治局委员，不搬房子，不搞特殊。这次当了总书记，会不会搬房子，搞特殊呢？耀邦说，我一辈子不搬房子，不搞那些庸俗的东西。我说，不搬房子，当然好，一辈子恐怕难。耀邦说，至少五年不搬家。我说，安全还是要注意。他说，极个别的坏人要打黑枪当然是可能的，但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脱离大多数群众，不为广大人民群众办好事。

耀邦最后说，今年工作十分紧张，要分秒必争，还要讲究工作艺术，才能把事情办好。

1989年3月18日晚上，李昭同志来电话，说耀邦同志已回到北京。第二天上午，我和史洛明去胡寓。李昭同志接待我们，谈他们去年12月去广西、湖南，逗留了四个月。两人休息都有成绩，胡得过一次肺炎，也康复了。正谈着，胡耀邦进来，畅谈了一个小时，还照了相。

耀邦同志谈到广西缺粮，人民生活很困难。王恩茂同志也到了广西，谈到他去了一趟河南宣化店，这里是1947年359旅的驻地。旧地重游，四十二年，一点未变。耀邦对一点未变不大相信。

四十多年了，总有一点变化吧。恩茂同志肯定地说，确实一点都没有变。要谈变，只是过去他住过的一家院子，如今已挤进好几户人家。过去的鄂豫皖老根据地，群众温饱问题没有解决，人民生活仍然贫困。当然，湖北有的地区，如荆州地区，比较富裕。谈起这种情况，耀邦同志的心情比较沉重，虽然很着急，又没有办法。

谈着谈着，耀邦的情绪开朗了。他说，有两个没有想到，一个是1980年，想不到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自己走上了党主席(后来是总书记)的职位。当时就表示，虽然担任了党的最高职位，但是胡耀邦还是胡耀邦，并没有因为职位高了，本事就大了。第二个意想不到是，1987年初，下台以后，反而威信未减，影响更大了。要重视这两个意想不到，度好晚年。不过问工作，到下面，不要省的领导汇报工作，作为同志，谈谈也就很好了。

我对耀邦说，你当总书记时，也不是没有缺点和失误，党内外对你也不是没有意见。但是，让你下台的方式很不正常，反而使党内外，以至国外，对你的同情和支持更高了。我认为1987年你下台，最大的损失不是你胡耀邦本人，而是损害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树立起来的党的形象，党并不如领导人再三表示的，在“文革”之后，党的生活，特别是领导层的政治生活已经正常了，倒是使党内外沉重地看到，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阴影似乎又重现了。

耀邦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心境一直是振奋的。多次谈到1958年毛主席提出的党内那种良好的政治局面，终于可以实现了。他谈得多么真诚、多么深信不疑。可是严酷的历史，再次教训了他。正如杨西光同志说的，耀邦太天真了。

交谈中，我深为耀邦的心境担忧。他这个人是把全部生命都奉献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他时刻关心着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福利。他看到的问题，特别是关系群众疾苦的事，不让他表示态度，无动于衷，是绝对不可能的。他是一个有感即发的人，如今他却有感不能说，有话不便说，闷在心里。这对于耀邦，再也没有什么让他更难受的了。我看到他的神情之忧，知道他的心境之苦，又无言以对。只好劝他放宽些，保重身体。过去再忙，也不放松读书，今后可以更安静地读书了。

我以前给他送过他喜欢看的书，以后会继续给他送去。耀邦笑着点点头。也许是长途旅行归来，神情显得有些困乏。在告辞之前，我忽然想起，同耀邦照了一张像。万万想不到这竟是一张“绝照”，是我同耀邦的最后一张照片，距耀邦逝世仅28天。

1989年4月15日，耀邦去世。据说是由于心脏血管破裂致死，真可谓是心碎了。耀邦逝世前四天，我去医院探望。李昭同志悄悄告诉我，耀邦刚睡着了。我没有进病房见他一面，真是又后悔，又悲痛。继罗瑞卿同志去世之后，我又失去了一位相知很深，从心里感到极其亲近，最为敬爱的良师、益友。耀邦不是完人，但却实实在在是一位好人，一个极其真实、极其善良、心地透亮、大公无私的人。他没有死，他活在我的心里。

后来知道耀邦的墓修建在共青城，这可能不是耀邦生前所交待的，但应该是耀邦所能同意的。我认为这是最佳的安排。▲ (来源:炎黄春秋 作者：王仲方 作者系罗瑞卿秘书，原中国法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