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30年最具影响力的30件大事之---15、1996年 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
1996年12月1日，中国开始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款，实行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提前达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款的要求，标志着中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
今 日 看 点 : 2008-06-25 ▲◆★●■☆
以色列欢送萨科齐仪式上军警开枪自杀
http://news.sina.com.cn/w/p/2008-06-25/063015811123.shtml
中央明确提出建立公务员正常退出机制
http://news.sina.com.cn/c/2008-06-22/233715794679.shtml
工程院院长徐匡迪列举科技界诸多不良现象
http://news.sina.com.cn/c/2008-06-24/044915802521.shtml
中国西飞确定借助伊尔76研制重型运输机
http://mil.news.sina.com.cn/p/2008-06-24/0728506666.html
改革开放30周年：解析特区成败（上、中、下）
http://www.ddhw.com/readarticle.aspx?topic_id=1000&msg_id=62215
第一篇 深圳过关：见证30年市场化导向经济改革
http://www.ddhw.com/readarticle.aspx?topic_id=1000&msg_id=62215
第二篇 失踪的蛇口：25年前民意测验推选管委会班子
http://www.ddhw.com/readarticle.aspx?topic_id=1000&msg_id=62214
第三篇 “北海泡沫”启示录：经营城市概念却浮出水面
http://www.ddhw.com/readarticle.aspx?topic_id=1000&msg_id=62213
以色列欢送萨科齐仪式上军警开枪自杀
http://news.sina.com.cn/w/p/2008-06-25/063015811123.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6月25日 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6月25日电 综合消息，以色列政府24日在本古里安机场欢送结束访以的法国总统萨科齐夫妇时，一名负责边界警卫的警官突然对着自己头部举枪自尽。安全保镖听到枪声以为有人行刺，立即拔枪护送萨科齐和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离开现场。
☆ 萨科齐临别遇尴尬
枪响之时，军乐仪队正在表演，宾主显然都未听到枪声。身着暗色劲装的男子迅即掩护萨科齐和妻子登上飞机扶梯。在慌乱中，萨科齐的妻子布吕尼花容失色，抢在丈夫前头登机。
同时，以色列安全警卫也纷纷拔枪，护卫总理奥尔默特和总统佩雷斯避入他们的防弹座车内。目击者说，数分钟后，确定状况解除，安全无虞后，奥尔默特和佩雷斯重返现场，登机向萨科齐夫妇解释事发经过并道别，目送专机离去。
以色列警方发言人证实，一名机场警卫在乐仪队奏乐，萨科齐准备登机之际，举枪自杀。由于自杀场合实在太敏感，媒体纷纷猜测这是否是行刺法国总统的阴谋。警方发言人罗森菲尔德否认此说，他表示：“一名警官在欢送典礼上自杀，这绝对不是意图行刺。”
以色列电台说，这名自杀的警卫当时距离萨科齐专机约100到200米，有两名目击的女兵受惊吓送医。目击者说，自杀的警官站在一个高处屋顶上，开枪后跌落地面当场死亡，尸体盖着布暂时放置在机场跑道上。
萨科齐此行在以色列访问了三天。▲
中央明确提出建立公务员正常退出机制
http://news.sina.com.cn/c/2008-06-22/233715794679.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6月22日 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6月22日电 中共中央近日印发的《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提出，要建立公务员正常退出机制。
《工作规划》提出，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形成干部选拔任用科学机制。规范干部任用提名制度，地方党委讨论任用重要干部推行无记名投票表决。完善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差额选举办法，着力解决民主推荐、民主测评及选举中的拉票贿选等问题，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建立公务员正常退出机制，完善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回避和交流制度。完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发挥考核结果在干部任用和监督管理中的作用。▲
工程院院长徐匡迪列举科技界诸多不良现象
http://news.sina.com.cn/c/2008-06-24/044915802521.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6月24日 中国青年报
本报北京6月23日电(记者李新玲)“近年来科技界受到社会上浮躁心理和急功近利思想的不良影响，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现象，科学道德建设面临新的挑战，院士群体的科学道德也面临更高的社会期望。”6月23日下午召开的中国工程院第九次院士大会上，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在工作报告中，用了很大篇幅论及院士科学道德建设的成绩和问题。
徐匡迪说，中国工程院院士是我国工程科技界的杰出代表，同时也应当成为科学道德的模范和旗帜，这已是全体院士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共识。
他说，以钱学森院士为代表的老一辈国际著名工程科技专家及荣获中国科学技术最高奖的袁隆平、王选、金怡濂、王永志、闵恩泽院士等新时代的著名工程科技专家等，不仅是工程科技的开路先锋，更是科学道德和社会道德的典范，他们是工程院院士的杰出代表，是院士群体和中国工程院的骄傲，也是广大工程科技工作者学习的榜样。
同时，徐匡迪在报告中列举了一些有关科学道德的不良现象：“国内外已经发生的学术腐败现象令人震惊；一些学术不端行为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个别院士疏于对学生和助手的管理而产生不良影响；个别候选人的申报材料因夸大成绩而受到质疑，这些都应该引以为戒。”
谈及此问题时，徐匡迪引用了恩格斯的话“任何人在自己的专业之外都只能是半通”，以及鲁迅先生在文章《名人名言》中所剖析的“一成名人，便有‘满天飞’之概”。徐匡迪强调说：“这两句话是至理名言，我们应引以自律。”
中国工程院对于院士学术道德建设的重视还体现在章程的修改中。在院士大会将要审议和表决的新修订的《中国工程院章程》第四条“院士标准和条件”中，增加了“品行端正”的表述。
据工程院常务副院长潘云鹤解释，在对章程进行修改时，向院士发出了485份问卷，收回449份。调查问卷的表述是“品德优良”，填写问卷的77.5%的院士同意加上这方面的要求，但大多数院士赞成用“品行端正”。
来自香港大学的李焯芬院士说，在章程中加入关于品德的要求是很有必要的。▲
中国西飞确定借助伊尔76研制重型运输机
http://mil.news.sina.com.cn/p/2008-06-24/0728506666.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6月24日 东方网
近日，停顿近三年的中国采购38架俄罗斯运输机的合同有了新的消息。美国合众国际社6月10日刊发平可夫的文章，文章称中俄在寻求陷入停顿的伊尔 -76/78采购飞机问题的解决办法，如果进行重新商谈，中国或购买新一代伊尔-476型运输机。伊尔-476型运输机是现有伊尔-76运输机的有限升级版本。
★ 中国运输机采购合同陷入停滞
平可夫在文章中称，中俄之间关于飞机交易的谈判开始于7年前。2005年中俄双方签定了该项合同，经过双方协商，中国以较低的价格购买30架伊尔—76MD型运输机和8架伊尔—78型空中加油机。中国最初提出每架飞机支付1800万美元。俄罗斯方面则提议每架飞机的价格为2200万美元，最终双方经过谈判后决定每架飞机的价格为2000万美元。
一段时间以来，由于就涉及中国进口俄罗斯伊尔—76运输机的交易出现了一些分歧，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军事合作已经出现停滞状态。中国方面表示，俄罗斯违反了关于出售38架该型运输机合同的一些条款。不过，俄罗斯认为这种理由并不成立。
中俄双方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价格方面。俄罗斯认为，在国际运输机市场上，2000万美元这一低价格是前所未有的。相比之下，大约在同一时期，约旦订购了一架改进型伊尔—76运输机，合同标价为每架飞机大约5000万美元。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俄之间的这笔交易从一开始就产生了争议。双方之间关于采购伊尔—76型运输机的讨论自2001年就已经开始，到2005年终于签订合同——但是到2008年，还没有交付一架伊尔—76运输机。
文章援引来自伊留申金融公司(Ilyushin Finance)的消息说，经过一番协商，俄方与中国在伊尔-76飞机上的论争终于取得了某些进展，中国愿意探讨签订新协议的可能性，但中国方面坚持运输机的具体型号、产地和价格都要重新商谈；中国还提出，在签订新的官方协议之前，要到飞机生产厂家实地查看一番；一个较为可行的计划是中方首先到乌里扬诺夫斯克(Ulyanovsk)飞机制造厂考察，伊尔-76飞机的新版本，即伊尔-476。
★ 伊尔-476只做有限升级
中国空军目前使用的是伊尔—76MD运输机，其配备有D-30KP型发动机，单台推力12吨。在最大载重为47吨时的最大起飞重量为190吨，最大载重48吨，巡航速度每小时800千米，空降时速度每小时260千米，最远航程7500千米最大载重时为4400千米。机上乘员7人，配有导航雷达、气象雷达及机载计算机等先进电子设备。
伊尔—476是伊尔-76MD的最新改进型号，安装了一套全数字飞行控制系统、玻璃驾驶座舱，以及一台新一代的佩尔姆PS—90A76型涡扇发动机，以及改进的“库普尔”—76M航电系统。巡航速度增加到825千米／小时，最大起飞重量达到210吨，载重60吨。
PS-90A76型发动机推力为14.5吨，相比伊尔-76原先使用的D-30KP型发动机的12吨推力略有增加，同时，其油耗减少13%-17%，而且在噪音和排放物方面，PS-90A-76型发动机符合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将于2006年开始实施的更加严格的要求。
★ 中国急需自主制造大飞机
中国大型运输机的缺乏导致了军队远程投放能力的不足。在这次汶川地震中，解放军出动的军机是当仁不让的主力军。地震发生后，解放军空军的伊尔 -76、运八运输机几乎在第一时间就装载着各种器材、物资向灾区飞去。不过，担当救援主力军的解放军军机，国外研制生产的占了多数。此次充当中国空军战略大运输主力的伊尔-76是国内装备的载重量最大、航程最远的军用运输机，在汶川上空空降15名空降兵勇士的飞机就是该型运输机。目前国产最大的运输机是运八，该机最大载重量只有20吨，难以满足战略空运和重型装备空投的需要。
进入新世纪以来，西飞、陕飞等企业一直在考虑重型运输机，而中国的“大飞机”项目为其注入了生命力。2007年8月22日的英国《简氏防务周刊》就刊登了一篇文章，推测西安飞机工业集团确定了建造重型运输机的计划。
《简氏》的文章称，国防科工委主任张云川于2007年7月初参观位于陕西西安的工厂，视察了建造重型运输机生产线的进展情况。在参观期间，张云川说，应该在成熟技术及中国创新性技术的基础上建造重型运输机，该机很可能在伊尔-76MD飞机的基础上建造而成，不过将拥有更好的运载能力和功率更大的发动机，其大小很可能接近于波音公司生产的C-17战略运输机。
该机将由三名机组人员操控，计划拥有最高为66吨的运载能力(C-17运输机的运载能力为75吨)，机身长49米(C-17为53米)，翼展 49米(C-17为51米)，机翼面积为310平方米(C-17为353平方米)，机高为15米(C-17为16.8米)，最大起飞重量为220吨(C- 17为279吨)。
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正在进行高涵道比涡扇发动机的开发工作。这种发动机将为大型飞机提供动力。另外，该中心还在研究碳纤维材料，期待它能实质性地减轻飞机的空重。
大飞机是指起飞重量超过100吨的飞机。大型飞机工程已被列入中国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和“十一五”规划纲要。只有中国自主研发成功大飞机，才能打破欧美对华武器禁运，才能真正进入航空强国之列。（作者:钱程灿）▲
改革开放30周年：解析特区成败（上、中、下）
http://www.ddhw.com/readarticle.aspx?topic_id=1000&msg_id=62215
2008-6-24 作者: 卢波
30 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先锋现象，而特区则是改革开放中的先锋事物。这种使命今天仍没有结束，中国在市场经济河流中还需要很多过河的石头，因此在深圳、浦东之后，又有了滨海新区、成渝“特区”和长株潭试验区。特区的先锋使命从30年前开始，到今天依旧在延伸。改革开放不是一个既成事物和现在完成时态，而永远是将来时。
引子：
30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先锋现象，而特区则是改革开放中的先锋事物。特区之特，不在于享受了特殊政策，和这些地方最终的发展成就如何，而在于没有这个钻头，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历史空间中的掘进就不会达到今天的深度和广度。
实际上，特区本身并不意味着幸运和成功。在谈论特区时，人们最经常想到和提到的是成功的深圳，然而事实是还有汕头这样令人记忆并不深刻的特区或者珠海和厦门这种不显山露水的特区。而与深圳特区作为“试验田”的意义相伴生的作为“试管”的蛇口，在历史上试验的超前性曾经领先于深圳，也涉及了时至今日仍然具有先锋意义的改革领域，却仍在历史的发展中归于平淡，令国人知其名而不知其实，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继特区之后确定的14个“准特区”沿海开放城市，也命运各异。作为西南开放桥头堡的北海市，其命运的几起几伏得知难明。而此后建省的海南，其被寄予的自由港梦想与顿挫的现实之间，距离之遥也颇含吊诡。与先期政策利好的特区相比，这些后起之秀更多承担了“主观愿景”带来的外部风险和自身失范压力，资源瓶颈、人口压力和亚洲金融危机，使其在学习游泳的过程中备尝风浪。
从这个意义上说，特区担当的改革开放钻头的使命，有幸运也有风险，难免会带来很多不确定因素。在洞穿历史岩层的进程中，不是每个钻头都能愈砺愈新。
但特区对于改革开放的关键意义任何时候都不容否认，它除了是示范性的，更是启示性的。深圳速度对中国的意义，不仅在于效率，更在于市场经济样本的发育成型，它是中国改革开放投入市场河流后未曾消失，因而可以摸到的第一块石头，帮助中国越过了市场经济的第一条河。它使那些恐水的迷惘症消失。从这个意义上说，特区的试验意义怎么评价也不过分。
这种使命今天仍没有结束，中国在市场经济河流中还需要很多过河的石头，因此在深圳、浦东之后，又有了滨海新区、成渝“特区”和长株潭试验区。它们把试验的领域和层次进一步推向深广，并且由于其超越前特区的身量，在发挥试验作用的同时锻造着中国的现实。特区已经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社会的重要方针。
特区的先锋使命从30年前开始，到今天依旧在延伸。本刊以《特区成败》作为改革开放30周年系列报道的开篇，正是想说明，改革开放不是一个既成事物和现在完成时态，而永远是将来时。
谨以此专题献给改革开放30周年。
第一篇 深圳过关：见证30年市场化导向经济改革
http://www.ddhw.com/readarticle.aspx?topic_id=1000&msg_id=62215
停掉造楼，拿什么来继续深圳速度
早上七八点上班时间的皇岗口岸，仍然是从深圳去香港的人比从香港过来的人多。表面看起来，人流趋势和30年前人们争相“逃港”时差不多，“其实不一样哦，打开他们的passport看看，十个有九个是香港人，住在(深圳)这边，赶过去上班。”皇岗边检站警官麦小姐告诉本刊记者。
香港理工大学的青年教师苗波就是这匆匆人流中的一个，他在距皇岗口岸咫尺之遥的东方雅苑小区花2000多人民币租了一套两居室。每天清晨步行到皇岗，“5分钟通关”，从落马洲坐上短线直巴，半小时就到九龙红的校区了。这个距离比起大多数北京、上海工薪族的上班路都要近。
★ 世界平了
“大家都讲求实际的，2000多港币，在那边只能住筒子楼，更不用说这边早茶、宵夜，水、电、煤气统统都省不少啦。”
这道区隔深圳与香港的“关”，并没有让苗波产生生活在别处的感觉，“打开电视，都是一样的节目;平时吃吃喝喝，需要什么都有的;我们读书人应酬不多，感觉不到什么不适应。”
而在30年前，皇岗、罗湖、沙头角这些口岸以至整条深圳河都是需要严防死守的。
王金贵1978年从北京交通部调来深圳筹建招商局蛇口工业区，他告诉《望东方周刊》记者，当时选派干部来深圳，除了业务条件，还有两个附加条件一定要满足，一是政治上非常可靠，自己本人不会逃港;第二个是生活作风要过硬，“因为青壮年男子都游过去了，这边只剩下一些老弱和妇女儿童。”
不止一位当地老干部向本刊说起，实事求是地讲，当时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向中央提出在毗邻香港的深圳搞一个特区，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因为当地人逃港防不胜防，不如“给他们划一个地方，像香港那样搞 ”。
如果只以这个标准判断，深圳已经算完成了任务。香港特区政府发布的统计数据表明，截止到2005年，一共有25900名香港老人在内地长期居住，其中绝大部分定居在深圳。目前，皇岗、罗湖、福田三个陆路口岸日均通关人数保持在40万到50万人左右，可想而知在深港之间跨境居住、工作的人有多少。
两地生活品质日趋接近，让深圳河彼岸的吸引力逐渐减退。2007年底，香港媒体一度热炒有智囊向特首曾荫权献计，给予200万拥有户籍的深圳居民免检入境香港的权利，以提升旅游消费，刺激经济景气。深圳网络媒体针对此事开展的网上调查却显示，大多数深圳居民对香港“自由行”兴趣不大。
“现在也很容易啊。”深圳一家国有商业银行职员王晓霖告诉本刊，“单程证是拿不到，通行证太好办了，一次的、5年期限的随便你办。”“都是外地人才过去，我们去那边，也没有什么好买的，人民币虽然升值，我们收入也还不如他们，可那边东西还是贵啊。”
来过深圳的人都知道它有两道“关”，比起越来越“自由”的港深口岸，隔离特区与内地的“二线关”更是几乎形同虚设了。5月份，因为奥运火炬传递和举办“文博会”，布吉、梅林等“二线关”一度增强了检查力度，颇令往返的出租车司机不耐烦。
其实，这样的隔三岔五的抽查，与20年前根本不可同日而语。“那时候，每辆车都要查，不像现在只查身份证，人人要提前办好边防证。”梅林检查站的边检中队长老陈告诉本刊。“现在还说那些老话干什么，平时站岗的人根本看不到的，这几天不知为什么又要查。”来自湖北的出租车司机胡辉说。
没有什么能比深圳的这两道“关”更形象地说明，30年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改革是怎样令世界变平的。
眼看快要成为历史遗迹的“二线关”也提醒着人们，光把这块划出来的地方搞得跟香港差不多，还远远不够;深圳身为特区，还被赋予了为整个国家的改革事业勇于实验、冲锋在前的职守。
★ 辩证“深圳速度”
特区特殊在哪里？早在它刚刚起步的时候，引发过争论。1983年，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管委会主任袁庚在他们自己办的《蛇口通讯》上发表访谈，透露：中央一位来视察的领导说：“深圳经济特区是靠国家输血活命的，如一旦把输血针头拔掉，它就不行了。”当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梁湘碰到袁庚后问他，我也全程陪同，怎么没听见这句话？袁庚答：“这段话是你去洗手间时，中央领导对我说的。”
深圳最开始为人称道的，是它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邓小平第一次南巡，先后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分别为三个特区题词。在深圳，梁湘在面包车上指着一块空地告诉邓小平：“几个月内这里将盖起一座大学来，秋天，学生们就要在这里上课。”邓小平听了十分满意，回北京对人讲这就是“深圳速度”。
重效率、讲速度的深圳，在举国转向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之际，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1985年底，深圳市委书记梁湘登上《半月谈》封面，成为当年十大新闻人物之首。
但随着改革深化，经济建设的方法之争也开始露头。1985年接任深圳市长的李灏，在一片大干快上的形势中，看到了一种危机。从全国各省市区和各大部委涌来深圳办“窗口企业”的资金、人员，一方面推动了深圳的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为了以最快速度赚钱，“淘金者”把注意力放在了搞房地产和短线贸易上。
刚从国务院副秘书长任上调到深圳的李灏，深知中央在深圳搞特区的用意，决不是一上来就在楼堂馆所方面跟香港一较高下。
李灏上任时面临的情形，深圳市政府党组第57次会议纪要记录得很清楚：“我市已拥有酒店、旅店、招待所367间，床位40880张，加上各度假村床位 4420张，共有床位45300张，总面积为76.6万平方米。据今年(1985年)上半年统计，中高档宾馆住房率平均仅在45%以上，而目前我市已批准兴建的高层综合性楼宇达297幢，建成后拥有床位15万张，大大超过了实际需求量。同时，这批综合性高层建筑全部建成后，需增加电气设备安装容量 69万千瓦，新增加日用水量26万吨，远远超出了我们的计划预算。”
据李灏回忆，袁庚跟他这位新市长一见面就讲，“你来早了一点，如果晚一点，等问题充分暴露出来再来，就好办了。”
“1985年还看不出问题的严重性，第二年，银行收紧贷款，不但不多贷，还催着还款。那时深圳市政府财政赤字有七八个亿，相当于一年半的财政收入。”“ 邱晴、刘鸿儒(均为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来追债，当时中央也很困难。我、周溪舞、周鼎三个跟他们谈判，我说三年还给你，一分钱也不少。”
特区到底怎么办下去？ 1986年年初，国务院在深圳召开全国特区工作会议，会上，负责特区工作的国务委员谷牧要求把工作重点放在抓生产、上水平、求效益，要求深圳把基建投资规模维持在1984年的水平上。就在当年，深圳对全市1500多项基建项目进行了全面清理，基建规模被压缩一半以上，施工队伍裁减近10万人，20层以上的高楼停建了60多栋。
停掉项目容易，关键是拿什么来继续“深圳速度”。李灏介绍，搞加工工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本来就是建立经济特区的初衷，1986年的转向不过是回归了这个正途。
“刚开始办经济特区的时候，叫‘出口特区’。” 1979年关于建立深圳特区的50号文件就把深圳叫做“出口特区” ，后来才改叫“经济特区”。 “除了搞来料加工，还有一个大的思路，就是利用外资，引进技术。”
1986年转型，让深圳从等待输血的特区，慢慢具备了造血功能。两年后，深圳出口达到20亿美元，而当时全国出口额不过100多亿美元。为什么深圳没有像有些特区和开放城市那样在泡沫经济中大起大落？李灏认为，这多亏从上到下，大家的思想都不僵化，“有了偏差，能马上指出来，马上改。”
一位长期担任梁湘秘书的老同志回忆说，深圳那一代领导人，工作上可以争得面红耳赤，个人交往上却情深谊重。1986年5月，梁湘不再担任中共深圳市委书记职务，调任广东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适逢梁湘参加革命50周年，在全市局级干部出席的送行会上，梁湘作了一个相当感人的“离职讲话”。“50年来，我没有虚度年华，希望大家继续保持改革开拓精神。”当梁湘说到 “就此先立下遗嘱，死后我的骨灰安葬在(深圳罗湖区)梧桐山上，我要面向世界，看到中国的未来！”时，李灏不禁插话：“梧桐山有幸埋忠骨！”
1991年3月，梁湘从海南回到深圳，住在蛇口一招待所内，当年一见面就“吵架”的老冤家袁庚，第一个手捧鲜花前来探望。
★ “起吊机撑不起上海的未来”
不重大楼重制造业的深圳经验，使深圳避免了其他一些特区或沿海开放省市的楼市泡沫，也为继踵的上海提供了参考。
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退下来的邓小平每年都在上海过春节。1991年春节，邓小平就对前来汇报浦东开发情况的上海市委、市政府负责人说：“浦东开发晚了，是件坏事，但也是好事。可以借鉴广东的经验，可以搞得好一点，搞得现代化一点，起点可以高一点。”
什么是高起点？是不是楼盖高几层就算高起点？1997年从海南洋浦管理局局长转任上海市经委副主任的江上舟告诉本刊记者，邓小平对浦东、对上海的期许肯定不只是几栋高楼大厦。
“领导人去一个地方看什么，不是随心所欲的，也不是完全听从地方安排的。”20世纪90年代，邓小平在上海度过的五个春节，都去看了一些什么地方呢？
1991年春节前夕，邓小平视察了上海飞机制造厂大场分厂，参观了中美合作MD—82飞机总装车间。他对陪同的朱基说：“可以把飞机生产与浦东开发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一年，他还“看了”上海闵行区的新中华机器厂，参观了“长征四号”运载火箭合练弹、部分军工产品和民用产品。
1992年春节，邓小平来到生产芯片的上海贝岭公司。在一台大束流离子注入机前，邓小平停下了脚步，听讲解，他沉思了一会儿，出人意料地指着这台机器问身旁同志：“你们说这台设备姓‘社’还是姓‘资’？”
江上舟负责上海集成电路、现代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见证了浦东新区乃至整个上海十几年来的发展道路。
他总结出的经验教训是，“脱离了先进制造业，股市只能分配财产，不能创造财富。”“房地产塔吊经济，不是建设，只是建筑。起吊机撑不起上海的未来。”
江上舟说，上海楼越建越高、消费市场越来越繁华，当然值得欣慰，但如果在先进制造业领域，不能一举赶超发达国家，归根到底是靠不住的繁荣。
尽管改革深化、中国加入WTO之后，变平的世界已经让上海失去了税收、政策优势，但上海几十年的制造业经验，它周边长三角完整的产业配置，仍然是世界罕有的。上海未来发展的最大机遇中，可能就有发展大型民用客机制造以及硅材料或印刷电路技术制造的4种半导体产业。
江上舟以芯片产业的例子，来说明上海先进制造业的差距与机遇并存。“目前，全世界集成电路工业12英寸300毫米生产线50条;8英寸200毫米集成电路生产线80余条。其中在中国台湾省就有13条12英寸300毫米集成电路生产线，20余条8英寸200毫米集成电路生产线。上海水平则远逊于台湾省。到 2007年底，上海只有1条12英寸300毫米集成电路生产线，10条8英寸200毫米集成电路生产线。
但是，中国市场的巨大需求能够延长8英寸200毫米集成电路生产线生命周期，消除投资者“资本沉没”恐惧，只要上海能够用供土地、供厂房合资形式，将每条8英寸200毫米生产线投资额度锁定在6亿到7亿美元之间，争取再引进10多条带品牌、带订单的8英寸200毫米生产线，就能令上海每年新增 1000亿到1500亿元人民币制造业产值。
江上舟说，上海引进10条8英寸200毫米生产线，机遇就在眼前，业界公认上海是世界集成电路制造成本最低的地方。2008年台湾选举，新人主政，只要宣布允许12英寸300毫米集成电路生产线跨海西进，台湾立刻会有十几条8英寸200毫米集成电路生产线，为避免“资本沉没”抢先登陆大陆。
★ 特区之火，可以燎原
特区当地的经济搞上去，固然重要，但这并不是特区的全部职责。李灏回忆说，“我来深圳之前，中央的领导同志曾经找我谈话，说深圳就这么点地方，中央不想你上交什么钱，也不是要创多大的出口，最重要的是你将来要搞好改革，要能走出一条新路子出来。”
让李灏颇感自豪的是，深圳特区闯出几个新路子，最终推广开来，改变了中国的经济面貌。
以合理的汇率水平，来推动出口，就是深圳开头，推广到全国的一项重大政策。1985年，深圳成立外汇调剂中心，将虚高的汇率降到合乎市场规律的合理水平，使“两头在外”的外向型经济飞速发展起来。
深圳1979年设置特区之初，美元公开挂牌价是1.5元， 100美元兑换150元人民币，内部结算价是100美元兑换280元人民币，由于外汇结算实行双轨制，严重干扰了进出口市场秩序。很多贸易公司根本不用做生意，完全靠倒卖外汇挣钱。
同时，由于本币币值高估，实际上形成了鼓励进口、压制出口的外汇政策。这个汇率政策不改变，深圳发展外向型经济就搞不起来。但当时，深圳又不可能改变整个汇率体系。要恢复真实汇率，只能用市场手段，经过几个月筹办，1985年11月，深圳经济特区外汇调剂中心成立，买卖双方可以到外汇调剂中心参加调剂，外币兑换人民币价格随行就市。
深圳的这项改革后来得到了中央的首肯，1987年国家外汇管理局正式下文确认合法，一直沿用到1995年中国外汇结算并轨，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回过头看，如果没有深圳外汇初级市场的试验，要建立合理的汇率制度，搞外向型经济，是根本不可能的。”
由深圳特区推广到全国的第二个重大措施是成立管理国有资产的投资管理公司。李灏就任市长后，发现所有政府机构没有不办企业的，可以说全民办企业。这些企业虽说不用政府机构投资，但一挂上国有企业的牌子，最后出事都要市政府埋单。市里领导只能说清楚当年财政收入多少，负多少债，但是全市有多少企业，有多少资产，负债多少，谁也说不清楚，连资产负债表的概念都没有。
深圳率先成立了投资管理公司，把所有市属国有企业统统归它管理。这其实就是现在各级国资委的雏形。1987年7月全国第一家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才正式成立，花了一年多时间，才弄清楚全市国有企业有多少资产，从建特区到1989年深圳国有资产净资产达到32亿元。
深圳特区也由此确立了稳健财政政策，量入为出，以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的公共财政的雏形。确立了不搞赤字财政，不随便给企业担保的规矩，除非是国外的国际组织，像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有一些政府性质的贷款，一定要政府出面担保。这些措施，逐渐成为各级政府通行的做法。
第三个得到全国性推广的举措是成立规划委员会。李灏认为，一个城市的市长必须把城市规划权抓在手里，城市经济总量渐渐大起来，必须对城市的土地利用、发展布局作出更详细的规划。“我当市长不愿兼职，但规划委员会主任我是当仁不让。”
后来，城市建设必须有规划，成为一种惯例，并最终被国家立法所确认。李灏说，深圳本身的规划，有成功之处，也有不少教训。“如果经验多一点，精力多一点，也许城中村、乱占乱搭建就不会那么多”。值得骄傲的是，深圳城区有48%的绿地保留到现在，规划委员会起了很好的作用。
由深圳首创的监察局制度，后来也在全国推广，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公务员监督制度中一项最重要的创新。
★ 一停下来就不是特区了
当年特区建设的领导者们都承认，随着改革深化，特区的优势日益消失。
江上舟通过集成电路生产线在北京、深圳、珠海、成都的零散分布看到，随着税收、产业布局审批等优惠措施的取消，特区与其他城市开发区相比，竞争优势正在逐渐淡化。“特区在未来的竞争中，只有充分认识自身优势和劣势，才能选准发展方向。”
李灏也注意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经济特区有没有必要存在，就一直是个问题。很多人认为加入WTO，就该实现“普惠化”，经济特区的历史使命就此结束了。
他并不同意这种观点，“只要向市场化转轨没有完成，就仍然有试验任务需要特区承担。深圳的进一步发展就寄托在继续试验上，比如，深圳可以继续金融改革试验，划出区域，连通香港，实现资本项目下人民币自由流通，形成一个结算中心;资本市场方面，鼓励小型高科技企业的创业板，也必将赋予深圳新的活力。”
回顾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特区，有些人认为它就是靠双轨制，打时间差赢得了发展。李灏认为，这是对历史的不尊重，当初办特区，很多人都是冒着极大的风险来干这番事业的。
“深圳特区过去不管有多少个全国第一，都不值得夸耀，经济特区的职责就是率先的东西，不当冲在最前面的士兵，那还是什么经济特区？”
“我要忠告后来的改革者，这里的工作，天天都站在火山口上。所以你操守要好，又想做事，又想仕途顺利，不容易。”
“我对经济特区的看法是，它是担当着特殊的任务，为了实现一个特定的目标，实行某些特殊政策措施的地区。没有特定的目标，就不需要建经济特区。深圳就是带着吸引港澳、东南亚华侨外资，发展出口型工业的目的建立的特区，通过它试验的一系列政策，后来推广到全国，对深化改革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比如说深圳探索出的一套刺激外向型经济的汇率政策、税收政策;比如它探索出的一套国有资本怎样与市场经济接轨的制度，都是任何理论教科书上没有的。”
至于特区的未来，李灏认为，特区要保持自己的性格才叫特区。特区的性格是什么，那就是所谓“改革试验地”，就是允许这个地方对现状有所突破。 “改革除了经济方面的改革，还有司法体制、文化制度和其他各方面的改革。起码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效率化我们还是有文章可做的。一停下来，就不叫特区了。”
令改革先驱们备感欣慰的是，深圳特区并没有停下勇于尝试的脚步。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深圳市政府5月22日在官方网站深圳政府在线上发布了面向全体市民征求意见的《深圳市近期改革纲要(征求意见稿)》，19条改革意见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内容。
其中，“在区政府换届中试行区长差额选举，由同级人大差额选举出区长、副区长，为以后条件成熟时进行市长差额选举积累经验”、“借鉴国际上成功的经验，大胆探索建立健全法官独立审判制度”、“ 学习香港、新加坡的经验，建立健全行政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适当分离又相互协调的运行机制”等多项改革建议都有耳目一新、涉足深水之感，展示了特区大胆试验，永不停步的锐气。来源: 瞭望东方周刊
30 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先锋现象，而特区则是改革开放中的先锋事物。这种使命今天仍没有结束，中国在市场经济河流中还需要很多过河的石头，因此在深圳、浦东之后，又有了滨海新区、成渝“特区”和长株潭试验区。特区的先锋使命从30年前开始，到今天依旧在延伸。改革开放不是一个既成事物和现在完成时态，而永远是将来时。▲
第二篇 失踪的蛇口：25年前民意测验推选管委会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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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测验推选管委会班子，是蛇口25年前的创举
2008年4月27日，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第一届管委会的几位老人在深圳南山区新时代广场二楼聚会。时间约的是中午12点，提前到的人闲来无事，猜测袁庚会在什么时候踏进房间。
“老爷子肯定11点45到。”蛇口工业区第一届管委会成员、负责蛇口港务建设的孙绍先说。跟从袁庚多年的旧部都知道，提前15分钟到场，是他雷打不动的习惯。只是今非昔比，袁庚今年已经91岁，“据说脑子已经不行了。”他还是这样吗？
11点45，袁庚在长子袁中印搀扶下到了包房门口，管委会应约而来的几位老人，最迟也是12点准时到达，没有人迟到。还是跟当年一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目睹这一幕，让《袁庚传》的作者涂俏感慨良多，前一天的签名售书会上，前来捧场的多是两鬓飞雪的“老蛇口人”，年轻一代已经不知道谁是袁庚。此刻，窗外的海景广场上高楼林立，行色匆匆的青年男女时尚自信，跟对岸的香港几无二致，他们不知道，让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正是这些老人的勇气与智慧。
★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1984年国庆35周年的游行队伍，出现了两条引人注目的标语，一条是“小平，你好”，另一条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后一条被当作经济体制改革象征的标语，是由新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率先提出来的。
这个口号得到肯定并广为传播，归功于1984年邓小平第一次南巡。当时的蛇口工业区管委会副主任王今贵向本刊记者回忆，1984年1月25日下午，袁庚突然交给他一个任务，“通知工程公司连夜加班，埋水泥柱，用五六米的铁皮和三角架，做一个‘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牌子，放在从深圳进入蛇口的分界线上。”
“我要让首长路过时看到那个标语牌。”袁庚说。王今贵并不知道是哪位首长要来，旁边的老副总指挥许智明提醒袁庚，对金钱和效率的公开崇拜，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并不合拍。袁庚的回答是，“我就是想让小平同志鉴定一下，这个口号到底行不行。”
当时以经济工作为中心大目标已经确定，但经济工作究竟怎么搞并无成例。袁庚因为领导在香港的“窗口企业”招商局，在与市场经济接轨方面颇有优势。“时间就是金钱”来自于他的亲身体验。招商局曾经在20世纪70年代末在香港购得一座写字楼供办公用。双方签完字，对方拿到支票后，留下一个人与袁庚商谈善后事宜，其他人拿着支票迅速钻进轿车，轿车“嗖”的一声箭一样冲往银行。
当时香港已经实行双休日，他们签合同那天正是周五下午，如果不赶在银行下班前将支票放进自己账户，这张2000万港元支票三天的利息就要白白损失，按当时14厘的利息计算，三天就是28000港元。
袁庚在市场竞争中体验到，无论是资本还是劳动，一切生产要素都是有价值的，不能白白浪费。这个想法，与一直为争论姓“资”姓“社”耽误了发展时机而忧虑的邓小平不谋而合。邓小平视察蛇口结束后，袁庚问：“小平同志，我们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不知道这提法对不对？”
当时在场的熊秉权、王今贵等人回忆，邓小平只回答了一个字“对！”
为了支持蛇口对效率和金钱的追求，邓小平在蛇口还一反不为商业项目题名的惯例，为招商局拖到蛇口充当酒店的明华轮题写了“海上世界”四个字。
★ 民意测验
30年后，袁庚在蛇口的老搭档们评价说，这位以敢闯、直率著称的改革先行者，绝非有勇无谋。
蛇口工业区的第一届管委会成员，是由民意测验推选出来的。“当时蛇口有130名干部，谁来当领导，并没有经过上面提名，是自己推举出来的。”首届管委会选举中，得票第一的王今贵告诉本刊。
这个举动在当时轰动一时。可是，“民意测验推选干部，并不是如传记作家们想象的那样是袁庚自己想搞就搞的。” 王今贵说。
为了实现用人体制上的这个突破，袁庚可谓煞费苦心。1983年初春，胡耀邦总书记视察蛇口，在蛇口龟山别墅，袁庚趁谈完大好经济形势，气氛非常活跃之机，似乎无意间提起：“我们感到，我们的干部是不太怕群众的。我只怕交通部(招商局隶属交通部)，怕顶头上司，只有他们才能撤我的职。”
袁庚看着胡耀邦继续说下去：“如果群众有权选举和监督干部，我相信可以改变一下干部的结构和干部的作风。我们想做一个不算太小的改革，准备冒一点风险。”
“好！好嘛！”胡耀邦连连点头。
“总书记说了‘好’，我们就记录在案，马上打报告这样做！”袁庚激动地站了起来。
至今，那份向交通部党组提交的采取民意测验方式选拔领导干部的《关于调整蛇口工业区领导班子的报告》，仍然保存在蛇口“招商局博物馆”里。
这份报告的最后部分写道：“今后工业区领导班子的产生，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实行更广泛的民主选举和监督，改变过去任命制的做法，每届任职三年，任期内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民意测验，对测验不称职的成员，可随时罢免。以上改革设想，已经胡耀邦同志在视察蛇口工作时口头赞许。以上报告当否，请予审批。”
“当时选拔管委会成员，确实是130个干部在白纸上自己推选，没有什么内定名单，也不存在什么差额。”王今贵回忆说。
尽管王今贵在第一次民意测验中得票最高，当上了管委会第一副主任，但他并不认为当时蛇口的做法有多大意义。“民主是一个系统工程，没有一个完善的程序，麻烦紧接着就来了。”
王今贵认为蛇口工业区本质上还是一个企业，直接套用投票选干部的形式，确实能起到一定的监督制约作用，但是不是符合蛇口发展的需要就很难说。
袁庚出于一种热情，一度想要将民意测验的投票范围扩展到参与蛇口建设的所有人，包括建筑工人、企业工人。王今贵坚持民主测验只能干部参加，不能搞全民参与。“我在党委会上说，不能搞，现在人的素质，对国家、对集体的责任感没有达到那个程度，后来，民意测验只扩大到工人中的工会主任那一层。
王今贵得出这个结论，是根据他的亲身经历。管委会上任第二年，蛇口育才学校的校长写了一个报告，说教师队伍不稳定，都想经商，必须增加工资，稳定情绪。 “当时，这个家我在当，我表态，不同意;他们的工资已经比建设部门高两级，校长还掌握一笔基金可以当奖金下发。我的这个意见，校长回去给老师们一讲，第二年4月份民意测评我的票就很少，因为老师在干部中是一个很大的群体啊。”
“不是说我得票少了，就不能搞民意测验了，而是说这样的测验，对于管理工作到底是正面的，还是形成了制约。反复思考，我觉得企业的管理是面对面的，利益关系很直接，恐怕不好套用政府治理的形式。世界上哪个企业是靠选举成功的？如果李嘉诚干四年就下台，那和黄早就垮了！”
同样，蛇口一度被热炒的舆论监督，也并没有得到王今贵看好。“《蛇口通讯》确实经常出现一些不同看法，有人用化名，给领导提提意见。但蛇口就是那样一个小的范围，经常能见到袁庚，有意见完全可以当面提啊。”
王今贵认为，蛇口虽然有很多抱负，但它毕竟只是一个企业，蛇口对改革开放的意义，主要还是首先引进了来料加工区的概念。袁庚在当时国务委员谷牧召集的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充分利用广东省的土地和劳动力，与香港的资金、设备、技术、专利，两者结合起来，就有了有利因素，这是任何香港财团都做不到的。这样，被耽误几十年的招商局才能迎头赶上。”
现在看来，招商局首创的“三来一补，引进外资”这个发展思路，在全国铺开后成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这是蛇口真正的价值所在。
★ 并入南山
最终，蛇口还是回归了自己的企业本位。蛇口工业区由在港中资企业招商局出资开发建设，又位于深圳市行政辖区范围内，双方一度在开放方向，权限设置，乃至税收关系上都出现过冲突。
20世纪80年代初，因深圳方面办理各种手续太慢，蛇口上书国务院请求解决，经当时主管特区工作的国务委员谷牧主持会议协商，广东省给了蛇口工业区管委会相当于县级政府的权力。
王今贵回忆，深圳当时的领导人一直批评蛇口是政企不分的典型，在改革大趋势下，政企还是分开了。蛇口工业区管委会只存在了两届4年，后来就改为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的董事会，行政事务归由新成立的深圳市南山区管理。
在蛇口工业区管委会第一次民意测验中被推选为管委会成员的虞德海，后来担任南山区区委书记。2001年12月，虞德海以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南方日报》记者贺信与狱中的虞德海对话，提到袁庚对虞德海的评价是，“制度环境不同，越淮为枳，认为他“随着职位变迁，环境变化，手中的权力没有受到相应制约，绝对的权力绝对使人腐败 ”。
虞德海回答说：“根本问题还在自己身上，毕竟那么多人和我面临同样的情况，但他们还是好干部。”但他也承认：“在蛇口的同事之间，连一斤茶叶的关系也没有;在南山，创业已经10多年了，很多人对自己的要求都不像过去那么严格了。”
《袁庚传》作者涂俏采访了156位蛇口工业区的参与者、见证者之后，总结出大家的看法，蛇口的实验无论是哪方面都不能轻易抹杀。涂俏引用袁庚本人爱讲的一句话来归纳蛇口的意义：蛇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支试管，就像爱迪生试制出来的第一个灯泡，本身只有2秒钟的辉煌，但从此世界明亮起来了。
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写下第一笔的蛇口，并入深圳南山区后，在行政体制上消失了。但蛇口工业区的建设者们不舍得离去，大都在南山定居。袁庚本人仍然住在微波山上的“鲸山别墅”，将近1米8的身材，已经萎缩到1米7。每天下午，这位消瘦的老人总坐在门口的藤椅上向南张望，他视线所及，正是当年蛇口的象征 —— 停泊在蛇口六湾，有邓小平亲笔题名 “海上世界” 的明华轮。来源: 瞭望东方周刊
第三篇 “北海泡沫”启示录：经营城市概念却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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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海“沉没”了，“经营城市”概念却浮出了水面
“治理北海泡沫，要掉几颗脑袋！”1994年，朱基总理以他的个性化语言，为北海20世纪90年代初的土地开发热画上句号。
因为遭遇那场史上最严肃的宏观调控，身处西南一隅的广西北海暴得大名。这个14个沿海开放城市中最不显眼的一个，引来了全世界的注意力和资本，指点出一个“北海奇迹”，或者叫“北海泡沫”。
16年光阴，足以让人的思想焕然一新，北海那一场喧嚣，到底是只留下一个“泡沫经济的博物馆”，还是首开风气，从土地市场入手，拉开了中国要素市场改革的序幕？当年“北海泡沫”的主要策划人、原国家发改委试点司对外开放处处长王飞欣对北海特区的成败有一番评判。
★ “北海的金钥匙是土地”
1991年底，时任国家体改委对外开放处处长的王飞欣，由东北至西南沿海岸线对14座沿海开放城市进行考察，北海是最后一站。第一次踏上北海土地的王飞欣，看到的只是北海与沿海开放城市称号的不协调。当时的北海只有三四家“外资企业”，还都在以“出口转内销”的模式运行。这些中资在香港的窗口企业，只能算得上是些“伪外资”。
在国家审批的14个沿海开放城市中，北海规模最小。城市人口仅10多万，占地面积也只有十几平方公里。王飞欣对本刊回忆，当年批准北海为对外开放城市，中央文件上还有一个括弧，内写“含防城”，足见北海市分量之轻，必须再加上另一个城市。“北海被列入14分之一，主要还是体现了中央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照顾。”
北海的天然劣势也让当地政府头痛不已，总觉得缺少一个切入点，让北海飞起来。王飞欣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遇见了任玉岭。这个口才极佳的北京人，当时挂职北海市副市长。
任玉岭更具浪漫情怀，离开北海多年以后，他写下了《我爱北海》一书，书里充满了对北海情感充沛的描述。气候多么宜居，土地多么平坦富饶。但这一切，在王飞欣看来，都对北海的经济开发意义不大。
任玉岭告诉本刊，与王飞欣见面前，北海市也邀请过几轮专家来出主意，“大家纵观几大要素市场，发现人力、技术、资金，北海均无优势。唯一的可能性是作为大西南的出海口，充当连接内地与东南亚的桥梁。”
王飞欣则向任玉岭直陈，这种可能很难实现。北海虽是大西南的出海口，面向东南亚，但西南地区并没有外向型经济，王飞欣告诉《望东方周刊》记者，就是到现在，这个区位优势实际上仍然没有作用，将来也不会突出，只能当成一个概念。“在资本家眼里，概念不值钱。”
★ 政策出海口
“北海真正值钱的，是体制上的位势差，也就是政策上的特殊性。”王飞欣帮助北海找到了他们视而不见的机遇：在14个沿海开放城市中，北海的政策相对特殊。别的开放城市，比如广州，享受政策优惠的开发区仅有1平方公里;北海则是全市享受特区政策，正是因为北海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太不重要了，所以允许它全市都对外资开放，全市都是开发区。这是北海最特殊的地方，是“北海现象”也好，“北海泡沫”也好，最终得以形成的政策根源。
“北海唯一的优势是这一大块土地。开放城市的附加价值怎样放在土地上，是北海发展的关键。”王飞欣提出了一个具体的建议，搞土地成片开发。土地成片开发不是北海的专利。当时，海南洋浦、天津、厦门都在尝试，但都是经验丰富的外资在做。王飞欣大胆提出，既然外资一时还瞧不上北海，能不能让中国人自己来做，就在这儿，在北海，允许内资也搞土地成片开发，就以土地要素市场吸引别的要素投进北海。
王飞欣、任玉岭的设想是，如果北海开这样一个口子，西南地区，甚至全国内地城市就能在这里打开一个窗口。
大家都想在开放城市搞个窗口，挣点活钱的想法，果真被他们猜中。各内陆省份，尤其是西南各省，对北海出台的土地成片开发政策非常热心。小平南巡之后，北海马上公布了允许内地资金来北海成片开发土地的政策，“霎时间北海变成了万众向往的自由世界。”
王飞欣介绍说，“你们已经很难理解，在旧体制下，每个人都被定格在一个坐标上，基本上不允许个人开拓事业，那时候大家多想要一个施展才能的空间，你们是想象不到的。”而北海的低门槛，真正给了那些跃跃欲试的内地创业者一个机会。
后来的事实证明，北海这个出海口不是物质的出海口，而是变成了一个政策的窗口。
★ 一边设计政策，一边自己动手
就连土地成片开发政策的主要设计者王飞欣，也自己上阵搞开发，成了在北海搞土地成片开发的第一批人。正是这一点，让北海的改革遭遇了最多的质疑。
第一个与负责北海招商引资的副市长任玉岭签土地开发合同的人，就是当初制定北海土地开发政策参与者之一马小林。马小林代表一家民营公司“四维集团”与北海市政府签约，这家公司在北京注册，资金来源和公司实力都不甚明了，却搞成了北海第一个土地成片开发，总面积达到将近3平方公里。
王飞欣自己参与的“乡镇企业城”更是后来居上，这个乡镇企业城首批规划就达5平方公里。当土地出让方案摆在北海市委书记王庆录办公桌上时，他提笔批示：“此事事关重大，宜抓紧抓紧再抓紧。”
“事关重大”，不是要谨慎从事，反而要“抓紧抓紧再抓紧”，地方官员当时的急迫心情可想而知。
王飞欣身为国家公务员，他哪里来的钱去搞这个土地成片开发呢？15年后，王飞欣向本刊记者解释说，合同虽是他签的名，但他是代别人签的。“我在海南的时候，认识了一个人，他名下有一个名义上的国有公司，他委托王飞欣处理这家公司在北海的事务。”就这样，王飞欣代表这家公司与北海市政府签下了占地面积5平方公里的“北海乡镇企业城”成片开发合同。
王飞欣说，他签下那块土地的时候，什么价格、承诺都没有谈，只是说负责5平方公里的开发，就大胆写了个25亿的引资总额。
甚至他和马小林签下的北海最初的两个土地成片开发项目，连协议书都是市政府方面任玉岭起草的。“这岂不是意味着甲方、乙方的立场高度一致，有这样做生意的吗？谁来照管北海国有土地的利益？”
王飞欣解释说，给予土地成片开发者很多优惠，并不等于无偿交出土地。“当时，土地只是名义上给开发商，开发后还是需要拿钱出来买的，签订正式土地出让协定的时候，最终也要按市场取向来定价。
★ 土地市场“击鼓传花”
“当时的地方政府，确实思想解放。一开始，人们还比较纯朴，一年以后就学坏了。”王飞欣永远记得，在1992年到1993年之间，北海市的世态人心是怎样在热炒土地的狂潮中骤然改变的。
“最开始搞开发区，大家强调的是共同的利益。乡镇的书记、生产队长进来一起开会，裤子是卷起来的，腿上还有泥，蹲在椅子上。一年后，我们‘乡镇企业城’ 开工典礼，生产队长是西装革履，开着凌志来的。这个队长，刚开始动员农民拆迁的时候，还不知道扩音喇叭哪边冲里，哪边冲外。北海纯朴的民风渐渐改变了。”
王飞欣签了合同，需要丈量土地的时候，就感到了新的障碍。他最后了解到，有一家公司，为了图快，给具体承办的机关一人配了一辆摩托车。于是，再找他们办事，如果不给好处，速度就慢了下来了。
当然，比起王飞欣的收获来，这些小困难不值一提。成片开发公司几乎无偿地拿到土地之后就开始招商了，内地的一些企业纷纷响应。“海南的企业已经受过熏陶，成了这一轮北海炒地运动中的领头羊，立刻在海南企业中掀起了北海热，也带动了其他地区企业奔向北海的滚滚浪潮。”
这些下家，从成片开发土地的“乡镇企业城”、“现代企业城”等“上家”手里拿地，大多数也只用先交预定金，预定金只是土地转让金的5%左右，所以，早到的炒家虽然不像第一批签合同的王飞欣他们那样无本万利，但仍有利可图，可以继续把土地转卖给后来者赚取差价。
“往往是，拿到几千平方米的公司，又分割成几百平方米的小地块，再给别人，收取更高比例的转让费。北海就以这样的方式，一下子搞了十几个开发区。”这样的击鼓传花，一直持续到宏观调控骤然降临。
大量国有银行资金被违规拆借，面临流失危险，导致监管当局痛下决心，调控北海“土地泡沫”。1993年4月28日，北海所有企业的大额资金拆借被冻结，所有参与北海房地产开发的银行被勒令限期收回所有贷款。资金链突然断裂，北海突然被冷冻。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北海人去城空，喧嚣了8个月的30平方公里北海新城突然安静下来。
★ 解放土地要素市场
王飞欣至今仍不同意把北海称作“经济泡沫的博物馆”。他坚持认为“开发之后再补足土地转让金”的政策设计，带动了“北海奇迹”。王飞欣也承认，如果一开始就按“交齐土地转让金才能拿地”的方式运作，那些皮包公司根本就搞不起来。“但不那样设计，谁又有兴趣把宝贵的资金砸到西南海隅的这座小城呢？”
其实，其他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在开发初期也是遵循这个路子。一般人以为特区就是对外开放，首先吸引外资。实际上从特区发展的过程来看，首先是要建好一个环境，都是先内联后外联，深圳、上海浦东莫不如此。”
王飞欣说：“深圳也好、浦东也好，一开始高楼大厦都是部委、地方投的钱，如果中国人都不愿意去，外国人为什么去？环境好了之后外资才会来，因为外资风险意识更强。”
1991年、1992年，正值新一轮改革启动前期，当时沿海几个开放城市，都在谈论城市建设资金从哪里来。深圳的李灏也在发愁。“我给北海出的主意就是钱在脚下，钱就在土地上。”
王飞欣认为，北海是中国经济周期性的一个牺牲品。“改革存在起落周期，深圳也有过三起两落，海南也有两个周期。1985年、1990年两次调控，深圳挺过来，幸运地走到了第三起，它就发展起来了。”
按照王飞欣的说法，1993年，北海正在签约的大型工业项目有好几个，已经在申请立项的也有好几个项目。如果北海有时间补足产业基础这一课，加上如此好的宜居条件，完全可能把泡沫变成现实。
王飞欣总结说，“北海实验最大的实际意义在于，从那以后全国城市都学会了‘经营城市’。”
“要想让一个东西不浪费，就要赋予它价值。就好比当年农村包产到户，让农民珍惜劳动力、珍惜土地，惊人的生产力马上就解放出来了;北海土地开发之后，各地方政府都看到了土地的价值。”
王飞欣认为，包产到户和土地制度改革是改革开放进程中推进最顺利的两项改革措施。“土地要素市场改革，中央一个推动性的文件都没有发，可是一夜之间，全国如火如荼;大家都知道了，土地有价值，就有了节约，有了效率。”
他将北海的试验定义为“第二阶段改革开放的标志”。“向市场经济转型，第一个阶段是放开普通商品市场;第二个阶段就是放开要素市场。“北海对土地要素市场的实验，是对计划经济的大胆突破。北海土地成片开发，实际上与沪深股市建立一起，成为中国第二阶段改革的标志。”
★ 谁来关上潘多拉的盒子
可是，土地要素市场的发育在提高了土地使用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社会公正问题。
要素市场不同于普通商品市场，尽管生产要素与每个人的生活都紧密相关，但这种关系并不像普通商品与人的关系那样显而易见。谁倒卖一车钢筋，谁拿走了国有工厂里的设备，都是可见的不公正，要监督要素市场开放中出现的不公正行为却非常困难。
由于王飞欣等政策设计者本人的利益亦在其中，采访过程中，他们面对土地要素市场改革中出现的不公正，总是顾左右而言他。实际上，要素市场的开放，必然形成更复杂的利益关系。1992年8月，刚刚启动的深圳股市股票发行中，就出现了工作人员私分新股申购抽签表的“集体贪污案”。该市金融系统工作人员内部截流私买抽签表十万多张，导致44%的抽签表流失，涉案工作人员4180人。
原深圳市委书记李灏也向本刊讲述了深圳市严查公务人员利用职权购买企业原始股的故事。
深发展1987年股票公开发售时，80万公众股卖不出去，曾经到机关推销，当时为了支持深发展，市政府规定公务员可买200股，1990年，面值20元的深发展股票炒到每股132元，一时谣言满天飞。
“香港报纸说我买股票赚了450万，交了150万党费，搞得我有口难辩。后来一清查，才知道家里子女集资买了200股。这事还惊动了中央，派调查组来调查，李鹏同志亲自给我打电话，说传你有多少多少股票。”
事后，李灏找到深圳人民银行行长，要他把手里有深发展原始股的处长以上干部的名单开出来。“一查，市委常委、副市长里面只有我、秦文竣还有警备区政委三个人没有买。我在市委常委会上讲，我们搞证券市场，不要从中得到什么好处，我们要坚守这条。大家把股票都交出来吧。”
后来，深圳市发了一个通知，处级干部不能买股票，我对他们做工作说，“我们自己得失是次要的，关键要保住证券市场，要面对现实，不能因为这个被关了。”
今天的北海，仍在试图再度盘活沉寂的土地与楼市，似乎除了这个显而易见的要素，北海没有其他抓手。但是最显而易见的往往也就是最难以把握的，北海如是，海南亦如是。当只是基础要素的土地成为经济主宰，制度建设和市场开拓暂付阙如，面临比计划经济条件下复杂得多的利益格局和群体诉求，经济发展的短命也就可想而知了。“北海泡沫”的破灭告诉人们的也许是，只凭热情和机巧发展经济，没有相应的制度保障，无论多么热闹的经济奇迹，最终都将化为泡影。来源: 瞭望东方周刊 ▲
http://news.sina.com.cn/w/p/2008-06-25/063015811123.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6月25日 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6月25日电 综合消息，以色列政府24日在本古里安机场欢送结束访以的法国总统萨科齐夫妇时，一名负责边界警卫的警官突然对着自己头部举枪自尽。安全保镖听到枪声以为有人行刺，立即拔枪护送萨科齐和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离开现场。
☆ 萨科齐临别遇尴尬
枪响之时，军乐仪队正在表演，宾主显然都未听到枪声。身着暗色劲装的男子迅即掩护萨科齐和妻子登上飞机扶梯。在慌乱中，萨科齐的妻子布吕尼花容失色，抢在丈夫前头登机。
同时，以色列安全警卫也纷纷拔枪，护卫总理奥尔默特和总统佩雷斯避入他们的防弹座车内。目击者说，数分钟后，确定状况解除，安全无虞后，奥尔默特和佩雷斯重返现场，登机向萨科齐夫妇解释事发经过并道别，目送专机离去。
以色列警方发言人证实，一名机场警卫在乐仪队奏乐，萨科齐准备登机之际，举枪自杀。由于自杀场合实在太敏感，媒体纷纷猜测这是否是行刺法国总统的阴谋。警方发言人罗森菲尔德否认此说，他表示：“一名警官在欢送典礼上自杀，这绝对不是意图行刺。”
以色列电台说，这名自杀的警卫当时距离萨科齐专机约100到200米，有两名目击的女兵受惊吓送医。目击者说，自杀的警官站在一个高处屋顶上，开枪后跌落地面当场死亡，尸体盖着布暂时放置在机场跑道上。
萨科齐此行在以色列访问了三天。▲
中央明确提出建立公务员正常退出机制
http://news.sina.com.cn/c/2008-06-22/233715794679.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6月22日 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6月22日电 中共中央近日印发的《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提出，要建立公务员正常退出机制。
《工作规划》提出，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形成干部选拔任用科学机制。规范干部任用提名制度，地方党委讨论任用重要干部推行无记名投票表决。完善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差额选举办法，着力解决民主推荐、民主测评及选举中的拉票贿选等问题，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建立公务员正常退出机制，完善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回避和交流制度。完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发挥考核结果在干部任用和监督管理中的作用。▲
工程院院长徐匡迪列举科技界诸多不良现象
http://news.sina.com.cn/c/2008-06-24/044915802521.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6月24日 中国青年报
本报北京6月23日电(记者李新玲)“近年来科技界受到社会上浮躁心理和急功近利思想的不良影响，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现象，科学道德建设面临新的挑战，院士群体的科学道德也面临更高的社会期望。”6月23日下午召开的中国工程院第九次院士大会上，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在工作报告中，用了很大篇幅论及院士科学道德建设的成绩和问题。
徐匡迪说，中国工程院院士是我国工程科技界的杰出代表，同时也应当成为科学道德的模范和旗帜，这已是全体院士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共识。
他说，以钱学森院士为代表的老一辈国际著名工程科技专家及荣获中国科学技术最高奖的袁隆平、王选、金怡濂、王永志、闵恩泽院士等新时代的著名工程科技专家等，不仅是工程科技的开路先锋，更是科学道德和社会道德的典范，他们是工程院院士的杰出代表，是院士群体和中国工程院的骄傲，也是广大工程科技工作者学习的榜样。
同时，徐匡迪在报告中列举了一些有关科学道德的不良现象：“国内外已经发生的学术腐败现象令人震惊；一些学术不端行为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个别院士疏于对学生和助手的管理而产生不良影响；个别候选人的申报材料因夸大成绩而受到质疑，这些都应该引以为戒。”
谈及此问题时，徐匡迪引用了恩格斯的话“任何人在自己的专业之外都只能是半通”，以及鲁迅先生在文章《名人名言》中所剖析的“一成名人，便有‘满天飞’之概”。徐匡迪强调说：“这两句话是至理名言，我们应引以自律。”
中国工程院对于院士学术道德建设的重视还体现在章程的修改中。在院士大会将要审议和表决的新修订的《中国工程院章程》第四条“院士标准和条件”中，增加了“品行端正”的表述。
据工程院常务副院长潘云鹤解释，在对章程进行修改时，向院士发出了485份问卷，收回449份。调查问卷的表述是“品德优良”，填写问卷的77.5%的院士同意加上这方面的要求，但大多数院士赞成用“品行端正”。
来自香港大学的李焯芬院士说，在章程中加入关于品德的要求是很有必要的。▲
中国西飞确定借助伊尔76研制重型运输机
http://mil.news.sina.com.cn/p/2008-06-24/0728506666.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6月24日 东方网
近日，停顿近三年的中国采购38架俄罗斯运输机的合同有了新的消息。美国合众国际社6月10日刊发平可夫的文章，文章称中俄在寻求陷入停顿的伊尔 -76/78采购飞机问题的解决办法，如果进行重新商谈，中国或购买新一代伊尔-476型运输机。伊尔-476型运输机是现有伊尔-76运输机的有限升级版本。
★ 中国运输机采购合同陷入停滞
平可夫在文章中称，中俄之间关于飞机交易的谈判开始于7年前。2005年中俄双方签定了该项合同，经过双方协商，中国以较低的价格购买30架伊尔—76MD型运输机和8架伊尔—78型空中加油机。中国最初提出每架飞机支付1800万美元。俄罗斯方面则提议每架飞机的价格为2200万美元，最终双方经过谈判后决定每架飞机的价格为2000万美元。
一段时间以来，由于就涉及中国进口俄罗斯伊尔—76运输机的交易出现了一些分歧，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军事合作已经出现停滞状态。中国方面表示，俄罗斯违反了关于出售38架该型运输机合同的一些条款。不过，俄罗斯认为这种理由并不成立。
中俄双方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价格方面。俄罗斯认为，在国际运输机市场上，2000万美元这一低价格是前所未有的。相比之下，大约在同一时期，约旦订购了一架改进型伊尔—76运输机，合同标价为每架飞机大约5000万美元。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俄之间的这笔交易从一开始就产生了争议。双方之间关于采购伊尔—76型运输机的讨论自2001年就已经开始，到2005年终于签订合同——但是到2008年，还没有交付一架伊尔—76运输机。
文章援引来自伊留申金融公司(Ilyushin Finance)的消息说，经过一番协商，俄方与中国在伊尔-76飞机上的论争终于取得了某些进展，中国愿意探讨签订新协议的可能性，但中国方面坚持运输机的具体型号、产地和价格都要重新商谈；中国还提出，在签订新的官方协议之前，要到飞机生产厂家实地查看一番；一个较为可行的计划是中方首先到乌里扬诺夫斯克(Ulyanovsk)飞机制造厂考察，伊尔-76飞机的新版本，即伊尔-476。
★ 伊尔-476只做有限升级
中国空军目前使用的是伊尔—76MD运输机，其配备有D-30KP型发动机，单台推力12吨。在最大载重为47吨时的最大起飞重量为190吨，最大载重48吨，巡航速度每小时800千米，空降时速度每小时260千米，最远航程7500千米最大载重时为4400千米。机上乘员7人，配有导航雷达、气象雷达及机载计算机等先进电子设备。
伊尔—476是伊尔-76MD的最新改进型号，安装了一套全数字飞行控制系统、玻璃驾驶座舱，以及一台新一代的佩尔姆PS—90A76型涡扇发动机，以及改进的“库普尔”—76M航电系统。巡航速度增加到825千米／小时，最大起飞重量达到210吨，载重60吨。
PS-90A76型发动机推力为14.5吨，相比伊尔-76原先使用的D-30KP型发动机的12吨推力略有增加，同时，其油耗减少13%-17%，而且在噪音和排放物方面，PS-90A-76型发动机符合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将于2006年开始实施的更加严格的要求。
★ 中国急需自主制造大飞机
中国大型运输机的缺乏导致了军队远程投放能力的不足。在这次汶川地震中，解放军出动的军机是当仁不让的主力军。地震发生后，解放军空军的伊尔 -76、运八运输机几乎在第一时间就装载着各种器材、物资向灾区飞去。不过，担当救援主力军的解放军军机，国外研制生产的占了多数。此次充当中国空军战略大运输主力的伊尔-76是国内装备的载重量最大、航程最远的军用运输机，在汶川上空空降15名空降兵勇士的飞机就是该型运输机。目前国产最大的运输机是运八，该机最大载重量只有20吨，难以满足战略空运和重型装备空投的需要。
进入新世纪以来，西飞、陕飞等企业一直在考虑重型运输机，而中国的“大飞机”项目为其注入了生命力。2007年8月22日的英国《简氏防务周刊》就刊登了一篇文章，推测西安飞机工业集团确定了建造重型运输机的计划。
《简氏》的文章称，国防科工委主任张云川于2007年7月初参观位于陕西西安的工厂，视察了建造重型运输机生产线的进展情况。在参观期间，张云川说，应该在成熟技术及中国创新性技术的基础上建造重型运输机，该机很可能在伊尔-76MD飞机的基础上建造而成，不过将拥有更好的运载能力和功率更大的发动机，其大小很可能接近于波音公司生产的C-17战略运输机。
该机将由三名机组人员操控，计划拥有最高为66吨的运载能力(C-17运输机的运载能力为75吨)，机身长49米(C-17为53米)，翼展 49米(C-17为51米)，机翼面积为310平方米(C-17为353平方米)，机高为15米(C-17为16.8米)，最大起飞重量为220吨(C- 17为279吨)。
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正在进行高涵道比涡扇发动机的开发工作。这种发动机将为大型飞机提供动力。另外，该中心还在研究碳纤维材料，期待它能实质性地减轻飞机的空重。
大飞机是指起飞重量超过100吨的飞机。大型飞机工程已被列入中国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和“十一五”规划纲要。只有中国自主研发成功大飞机，才能打破欧美对华武器禁运，才能真正进入航空强国之列。（作者:钱程灿）▲
改革开放30周年：解析特区成败（上、中、下）
http://www.ddhw.com/readarticle.aspx?topic_id=1000&msg_id=62215
2008-6-24 作者: 卢波
30 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先锋现象，而特区则是改革开放中的先锋事物。这种使命今天仍没有结束，中国在市场经济河流中还需要很多过河的石头，因此在深圳、浦东之后，又有了滨海新区、成渝“特区”和长株潭试验区。特区的先锋使命从30年前开始，到今天依旧在延伸。改革开放不是一个既成事物和现在完成时态，而永远是将来时。
引子：
30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先锋现象，而特区则是改革开放中的先锋事物。特区之特，不在于享受了特殊政策，和这些地方最终的发展成就如何，而在于没有这个钻头，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历史空间中的掘进就不会达到今天的深度和广度。
实际上，特区本身并不意味着幸运和成功。在谈论特区时，人们最经常想到和提到的是成功的深圳，然而事实是还有汕头这样令人记忆并不深刻的特区或者珠海和厦门这种不显山露水的特区。而与深圳特区作为“试验田”的意义相伴生的作为“试管”的蛇口，在历史上试验的超前性曾经领先于深圳，也涉及了时至今日仍然具有先锋意义的改革领域，却仍在历史的发展中归于平淡，令国人知其名而不知其实，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继特区之后确定的14个“准特区”沿海开放城市，也命运各异。作为西南开放桥头堡的北海市，其命运的几起几伏得知难明。而此后建省的海南，其被寄予的自由港梦想与顿挫的现实之间，距离之遥也颇含吊诡。与先期政策利好的特区相比，这些后起之秀更多承担了“主观愿景”带来的外部风险和自身失范压力，资源瓶颈、人口压力和亚洲金融危机，使其在学习游泳的过程中备尝风浪。
从这个意义上说，特区担当的改革开放钻头的使命，有幸运也有风险，难免会带来很多不确定因素。在洞穿历史岩层的进程中，不是每个钻头都能愈砺愈新。
但特区对于改革开放的关键意义任何时候都不容否认，它除了是示范性的，更是启示性的。深圳速度对中国的意义，不仅在于效率，更在于市场经济样本的发育成型，它是中国改革开放投入市场河流后未曾消失，因而可以摸到的第一块石头，帮助中国越过了市场经济的第一条河。它使那些恐水的迷惘症消失。从这个意义上说，特区的试验意义怎么评价也不过分。
这种使命今天仍没有结束，中国在市场经济河流中还需要很多过河的石头，因此在深圳、浦东之后，又有了滨海新区、成渝“特区”和长株潭试验区。它们把试验的领域和层次进一步推向深广，并且由于其超越前特区的身量，在发挥试验作用的同时锻造着中国的现实。特区已经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社会的重要方针。
特区的先锋使命从30年前开始，到今天依旧在延伸。本刊以《特区成败》作为改革开放30周年系列报道的开篇，正是想说明，改革开放不是一个既成事物和现在完成时态，而永远是将来时。
谨以此专题献给改革开放30周年。
第一篇 深圳过关：见证30年市场化导向经济改革
http://www.ddhw.com/readarticle.aspx?topic_id=1000&msg_id=62215
停掉造楼，拿什么来继续深圳速度
早上七八点上班时间的皇岗口岸，仍然是从深圳去香港的人比从香港过来的人多。表面看起来，人流趋势和30年前人们争相“逃港”时差不多，“其实不一样哦，打开他们的passport看看，十个有九个是香港人，住在(深圳)这边，赶过去上班。”皇岗边检站警官麦小姐告诉本刊记者。
香港理工大学的青年教师苗波就是这匆匆人流中的一个，他在距皇岗口岸咫尺之遥的东方雅苑小区花2000多人民币租了一套两居室。每天清晨步行到皇岗，“5分钟通关”，从落马洲坐上短线直巴，半小时就到九龙红的校区了。这个距离比起大多数北京、上海工薪族的上班路都要近。
★ 世界平了
“大家都讲求实际的，2000多港币，在那边只能住筒子楼，更不用说这边早茶、宵夜，水、电、煤气统统都省不少啦。”
这道区隔深圳与香港的“关”，并没有让苗波产生生活在别处的感觉，“打开电视，都是一样的节目;平时吃吃喝喝，需要什么都有的;我们读书人应酬不多，感觉不到什么不适应。”
而在30年前，皇岗、罗湖、沙头角这些口岸以至整条深圳河都是需要严防死守的。
王金贵1978年从北京交通部调来深圳筹建招商局蛇口工业区，他告诉《望东方周刊》记者，当时选派干部来深圳，除了业务条件，还有两个附加条件一定要满足，一是政治上非常可靠，自己本人不会逃港;第二个是生活作风要过硬，“因为青壮年男子都游过去了，这边只剩下一些老弱和妇女儿童。”
不止一位当地老干部向本刊说起，实事求是地讲，当时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向中央提出在毗邻香港的深圳搞一个特区，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因为当地人逃港防不胜防，不如“给他们划一个地方，像香港那样搞 ”。
如果只以这个标准判断，深圳已经算完成了任务。香港特区政府发布的统计数据表明，截止到2005年，一共有25900名香港老人在内地长期居住，其中绝大部分定居在深圳。目前，皇岗、罗湖、福田三个陆路口岸日均通关人数保持在40万到50万人左右，可想而知在深港之间跨境居住、工作的人有多少。
两地生活品质日趋接近，让深圳河彼岸的吸引力逐渐减退。2007年底，香港媒体一度热炒有智囊向特首曾荫权献计，给予200万拥有户籍的深圳居民免检入境香港的权利，以提升旅游消费，刺激经济景气。深圳网络媒体针对此事开展的网上调查却显示，大多数深圳居民对香港“自由行”兴趣不大。
“现在也很容易啊。”深圳一家国有商业银行职员王晓霖告诉本刊，“单程证是拿不到，通行证太好办了，一次的、5年期限的随便你办。”“都是外地人才过去，我们去那边，也没有什么好买的，人民币虽然升值，我们收入也还不如他们，可那边东西还是贵啊。”
来过深圳的人都知道它有两道“关”，比起越来越“自由”的港深口岸，隔离特区与内地的“二线关”更是几乎形同虚设了。5月份，因为奥运火炬传递和举办“文博会”，布吉、梅林等“二线关”一度增强了检查力度，颇令往返的出租车司机不耐烦。
其实，这样的隔三岔五的抽查，与20年前根本不可同日而语。“那时候，每辆车都要查，不像现在只查身份证，人人要提前办好边防证。”梅林检查站的边检中队长老陈告诉本刊。“现在还说那些老话干什么，平时站岗的人根本看不到的，这几天不知为什么又要查。”来自湖北的出租车司机胡辉说。
没有什么能比深圳的这两道“关”更形象地说明，30年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改革是怎样令世界变平的。
眼看快要成为历史遗迹的“二线关”也提醒着人们，光把这块划出来的地方搞得跟香港差不多，还远远不够;深圳身为特区，还被赋予了为整个国家的改革事业勇于实验、冲锋在前的职守。
★ 辩证“深圳速度”
特区特殊在哪里？早在它刚刚起步的时候，引发过争论。1983年，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管委会主任袁庚在他们自己办的《蛇口通讯》上发表访谈，透露：中央一位来视察的领导说：“深圳经济特区是靠国家输血活命的，如一旦把输血针头拔掉，它就不行了。”当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梁湘碰到袁庚后问他，我也全程陪同，怎么没听见这句话？袁庚答：“这段话是你去洗手间时，中央领导对我说的。”
深圳最开始为人称道的，是它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邓小平第一次南巡，先后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分别为三个特区题词。在深圳，梁湘在面包车上指着一块空地告诉邓小平：“几个月内这里将盖起一座大学来，秋天，学生们就要在这里上课。”邓小平听了十分满意，回北京对人讲这就是“深圳速度”。
重效率、讲速度的深圳，在举国转向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之际，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1985年底，深圳市委书记梁湘登上《半月谈》封面，成为当年十大新闻人物之首。
但随着改革深化，经济建设的方法之争也开始露头。1985年接任深圳市长的李灏，在一片大干快上的形势中，看到了一种危机。从全国各省市区和各大部委涌来深圳办“窗口企业”的资金、人员，一方面推动了深圳的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为了以最快速度赚钱，“淘金者”把注意力放在了搞房地产和短线贸易上。
刚从国务院副秘书长任上调到深圳的李灏，深知中央在深圳搞特区的用意，决不是一上来就在楼堂馆所方面跟香港一较高下。
李灏上任时面临的情形，深圳市政府党组第57次会议纪要记录得很清楚：“我市已拥有酒店、旅店、招待所367间，床位40880张，加上各度假村床位 4420张，共有床位45300张，总面积为76.6万平方米。据今年(1985年)上半年统计，中高档宾馆住房率平均仅在45%以上，而目前我市已批准兴建的高层综合性楼宇达297幢，建成后拥有床位15万张，大大超过了实际需求量。同时，这批综合性高层建筑全部建成后，需增加电气设备安装容量 69万千瓦，新增加日用水量26万吨，远远超出了我们的计划预算。”
据李灏回忆，袁庚跟他这位新市长一见面就讲，“你来早了一点，如果晚一点，等问题充分暴露出来再来，就好办了。”
“1985年还看不出问题的严重性，第二年，银行收紧贷款，不但不多贷，还催着还款。那时深圳市政府财政赤字有七八个亿，相当于一年半的财政收入。”“ 邱晴、刘鸿儒(均为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来追债，当时中央也很困难。我、周溪舞、周鼎三个跟他们谈判，我说三年还给你，一分钱也不少。”
特区到底怎么办下去？ 1986年年初，国务院在深圳召开全国特区工作会议，会上，负责特区工作的国务委员谷牧要求把工作重点放在抓生产、上水平、求效益，要求深圳把基建投资规模维持在1984年的水平上。就在当年，深圳对全市1500多项基建项目进行了全面清理，基建规模被压缩一半以上，施工队伍裁减近10万人，20层以上的高楼停建了60多栋。
停掉项目容易，关键是拿什么来继续“深圳速度”。李灏介绍，搞加工工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本来就是建立经济特区的初衷，1986年的转向不过是回归了这个正途。
“刚开始办经济特区的时候，叫‘出口特区’。” 1979年关于建立深圳特区的50号文件就把深圳叫做“出口特区” ，后来才改叫“经济特区”。 “除了搞来料加工，还有一个大的思路，就是利用外资，引进技术。”
1986年转型，让深圳从等待输血的特区，慢慢具备了造血功能。两年后，深圳出口达到20亿美元，而当时全国出口额不过100多亿美元。为什么深圳没有像有些特区和开放城市那样在泡沫经济中大起大落？李灏认为，这多亏从上到下，大家的思想都不僵化，“有了偏差，能马上指出来，马上改。”
一位长期担任梁湘秘书的老同志回忆说，深圳那一代领导人，工作上可以争得面红耳赤，个人交往上却情深谊重。1986年5月，梁湘不再担任中共深圳市委书记职务，调任广东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适逢梁湘参加革命50周年，在全市局级干部出席的送行会上，梁湘作了一个相当感人的“离职讲话”。“50年来，我没有虚度年华，希望大家继续保持改革开拓精神。”当梁湘说到 “就此先立下遗嘱，死后我的骨灰安葬在(深圳罗湖区)梧桐山上，我要面向世界，看到中国的未来！”时，李灏不禁插话：“梧桐山有幸埋忠骨！”
1991年3月，梁湘从海南回到深圳，住在蛇口一招待所内，当年一见面就“吵架”的老冤家袁庚，第一个手捧鲜花前来探望。
★ “起吊机撑不起上海的未来”
不重大楼重制造业的深圳经验，使深圳避免了其他一些特区或沿海开放省市的楼市泡沫，也为继踵的上海提供了参考。
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退下来的邓小平每年都在上海过春节。1991年春节，邓小平就对前来汇报浦东开发情况的上海市委、市政府负责人说：“浦东开发晚了，是件坏事，但也是好事。可以借鉴广东的经验，可以搞得好一点，搞得现代化一点，起点可以高一点。”
什么是高起点？是不是楼盖高几层就算高起点？1997年从海南洋浦管理局局长转任上海市经委副主任的江上舟告诉本刊记者，邓小平对浦东、对上海的期许肯定不只是几栋高楼大厦。
“领导人去一个地方看什么，不是随心所欲的，也不是完全听从地方安排的。”20世纪90年代，邓小平在上海度过的五个春节，都去看了一些什么地方呢？
1991年春节前夕，邓小平视察了上海飞机制造厂大场分厂，参观了中美合作MD—82飞机总装车间。他对陪同的朱基说：“可以把飞机生产与浦东开发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一年，他还“看了”上海闵行区的新中华机器厂，参观了“长征四号”运载火箭合练弹、部分军工产品和民用产品。
1992年春节，邓小平来到生产芯片的上海贝岭公司。在一台大束流离子注入机前，邓小平停下了脚步，听讲解，他沉思了一会儿，出人意料地指着这台机器问身旁同志：“你们说这台设备姓‘社’还是姓‘资’？”
江上舟负责上海集成电路、现代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见证了浦东新区乃至整个上海十几年来的发展道路。
他总结出的经验教训是，“脱离了先进制造业，股市只能分配财产，不能创造财富。”“房地产塔吊经济，不是建设，只是建筑。起吊机撑不起上海的未来。”
江上舟说，上海楼越建越高、消费市场越来越繁华，当然值得欣慰，但如果在先进制造业领域，不能一举赶超发达国家，归根到底是靠不住的繁荣。
尽管改革深化、中国加入WTO之后，变平的世界已经让上海失去了税收、政策优势，但上海几十年的制造业经验，它周边长三角完整的产业配置，仍然是世界罕有的。上海未来发展的最大机遇中，可能就有发展大型民用客机制造以及硅材料或印刷电路技术制造的4种半导体产业。
江上舟以芯片产业的例子，来说明上海先进制造业的差距与机遇并存。“目前，全世界集成电路工业12英寸300毫米生产线50条;8英寸200毫米集成电路生产线80余条。其中在中国台湾省就有13条12英寸300毫米集成电路生产线，20余条8英寸200毫米集成电路生产线。上海水平则远逊于台湾省。到 2007年底，上海只有1条12英寸300毫米集成电路生产线，10条8英寸200毫米集成电路生产线。
但是，中国市场的巨大需求能够延长8英寸200毫米集成电路生产线生命周期，消除投资者“资本沉没”恐惧，只要上海能够用供土地、供厂房合资形式，将每条8英寸200毫米生产线投资额度锁定在6亿到7亿美元之间，争取再引进10多条带品牌、带订单的8英寸200毫米生产线，就能令上海每年新增 1000亿到1500亿元人民币制造业产值。
江上舟说，上海引进10条8英寸200毫米生产线，机遇就在眼前，业界公认上海是世界集成电路制造成本最低的地方。2008年台湾选举，新人主政，只要宣布允许12英寸300毫米集成电路生产线跨海西进，台湾立刻会有十几条8英寸200毫米集成电路生产线，为避免“资本沉没”抢先登陆大陆。
★ 特区之火，可以燎原
特区当地的经济搞上去，固然重要，但这并不是特区的全部职责。李灏回忆说，“我来深圳之前，中央的领导同志曾经找我谈话，说深圳就这么点地方，中央不想你上交什么钱，也不是要创多大的出口，最重要的是你将来要搞好改革，要能走出一条新路子出来。”
让李灏颇感自豪的是，深圳特区闯出几个新路子，最终推广开来，改变了中国的经济面貌。
以合理的汇率水平，来推动出口，就是深圳开头，推广到全国的一项重大政策。1985年，深圳成立外汇调剂中心，将虚高的汇率降到合乎市场规律的合理水平，使“两头在外”的外向型经济飞速发展起来。
深圳1979年设置特区之初，美元公开挂牌价是1.5元， 100美元兑换150元人民币，内部结算价是100美元兑换280元人民币，由于外汇结算实行双轨制，严重干扰了进出口市场秩序。很多贸易公司根本不用做生意，完全靠倒卖外汇挣钱。
同时，由于本币币值高估，实际上形成了鼓励进口、压制出口的外汇政策。这个汇率政策不改变，深圳发展外向型经济就搞不起来。但当时，深圳又不可能改变整个汇率体系。要恢复真实汇率，只能用市场手段，经过几个月筹办，1985年11月，深圳经济特区外汇调剂中心成立，买卖双方可以到外汇调剂中心参加调剂，外币兑换人民币价格随行就市。
深圳的这项改革后来得到了中央的首肯，1987年国家外汇管理局正式下文确认合法，一直沿用到1995年中国外汇结算并轨，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回过头看，如果没有深圳外汇初级市场的试验，要建立合理的汇率制度，搞外向型经济，是根本不可能的。”
由深圳特区推广到全国的第二个重大措施是成立管理国有资产的投资管理公司。李灏就任市长后，发现所有政府机构没有不办企业的，可以说全民办企业。这些企业虽说不用政府机构投资，但一挂上国有企业的牌子，最后出事都要市政府埋单。市里领导只能说清楚当年财政收入多少，负多少债，但是全市有多少企业，有多少资产，负债多少，谁也说不清楚，连资产负债表的概念都没有。
深圳率先成立了投资管理公司，把所有市属国有企业统统归它管理。这其实就是现在各级国资委的雏形。1987年7月全国第一家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才正式成立，花了一年多时间，才弄清楚全市国有企业有多少资产，从建特区到1989年深圳国有资产净资产达到32亿元。
深圳特区也由此确立了稳健财政政策，量入为出，以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的公共财政的雏形。确立了不搞赤字财政，不随便给企业担保的规矩，除非是国外的国际组织，像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有一些政府性质的贷款，一定要政府出面担保。这些措施，逐渐成为各级政府通行的做法。
第三个得到全国性推广的举措是成立规划委员会。李灏认为，一个城市的市长必须把城市规划权抓在手里，城市经济总量渐渐大起来，必须对城市的土地利用、发展布局作出更详细的规划。“我当市长不愿兼职，但规划委员会主任我是当仁不让。”
后来，城市建设必须有规划，成为一种惯例，并最终被国家立法所确认。李灏说，深圳本身的规划，有成功之处，也有不少教训。“如果经验多一点，精力多一点，也许城中村、乱占乱搭建就不会那么多”。值得骄傲的是，深圳城区有48%的绿地保留到现在，规划委员会起了很好的作用。
由深圳首创的监察局制度，后来也在全国推广，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公务员监督制度中一项最重要的创新。
★ 一停下来就不是特区了
当年特区建设的领导者们都承认，随着改革深化，特区的优势日益消失。
江上舟通过集成电路生产线在北京、深圳、珠海、成都的零散分布看到，随着税收、产业布局审批等优惠措施的取消，特区与其他城市开发区相比，竞争优势正在逐渐淡化。“特区在未来的竞争中，只有充分认识自身优势和劣势，才能选准发展方向。”
李灏也注意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经济特区有没有必要存在，就一直是个问题。很多人认为加入WTO，就该实现“普惠化”，经济特区的历史使命就此结束了。
他并不同意这种观点，“只要向市场化转轨没有完成，就仍然有试验任务需要特区承担。深圳的进一步发展就寄托在继续试验上，比如，深圳可以继续金融改革试验，划出区域，连通香港，实现资本项目下人民币自由流通，形成一个结算中心;资本市场方面，鼓励小型高科技企业的创业板，也必将赋予深圳新的活力。”
回顾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特区，有些人认为它就是靠双轨制，打时间差赢得了发展。李灏认为，这是对历史的不尊重，当初办特区，很多人都是冒着极大的风险来干这番事业的。
“深圳特区过去不管有多少个全国第一，都不值得夸耀，经济特区的职责就是率先的东西，不当冲在最前面的士兵，那还是什么经济特区？”
“我要忠告后来的改革者，这里的工作，天天都站在火山口上。所以你操守要好，又想做事，又想仕途顺利，不容易。”
“我对经济特区的看法是，它是担当着特殊的任务，为了实现一个特定的目标，实行某些特殊政策措施的地区。没有特定的目标，就不需要建经济特区。深圳就是带着吸引港澳、东南亚华侨外资，发展出口型工业的目的建立的特区，通过它试验的一系列政策，后来推广到全国，对深化改革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比如说深圳探索出的一套刺激外向型经济的汇率政策、税收政策;比如它探索出的一套国有资本怎样与市场经济接轨的制度，都是任何理论教科书上没有的。”
至于特区的未来，李灏认为，特区要保持自己的性格才叫特区。特区的性格是什么，那就是所谓“改革试验地”，就是允许这个地方对现状有所突破。 “改革除了经济方面的改革，还有司法体制、文化制度和其他各方面的改革。起码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效率化我们还是有文章可做的。一停下来，就不叫特区了。”
令改革先驱们备感欣慰的是，深圳特区并没有停下勇于尝试的脚步。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深圳市政府5月22日在官方网站深圳政府在线上发布了面向全体市民征求意见的《深圳市近期改革纲要(征求意见稿)》，19条改革意见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内容。
其中，“在区政府换届中试行区长差额选举，由同级人大差额选举出区长、副区长，为以后条件成熟时进行市长差额选举积累经验”、“借鉴国际上成功的经验，大胆探索建立健全法官独立审判制度”、“ 学习香港、新加坡的经验，建立健全行政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适当分离又相互协调的运行机制”等多项改革建议都有耳目一新、涉足深水之感，展示了特区大胆试验，永不停步的锐气。来源: 瞭望东方周刊
30 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先锋现象，而特区则是改革开放中的先锋事物。这种使命今天仍没有结束，中国在市场经济河流中还需要很多过河的石头，因此在深圳、浦东之后，又有了滨海新区、成渝“特区”和长株潭试验区。特区的先锋使命从30年前开始，到今天依旧在延伸。改革开放不是一个既成事物和现在完成时态，而永远是将来时。▲
第二篇 失踪的蛇口：25年前民意测验推选管委会班子
http://www.ddhw.com/readarticle.aspx?topic_id=1000&msg_id=62214
民意测验推选管委会班子，是蛇口25年前的创举
2008年4月27日，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第一届管委会的几位老人在深圳南山区新时代广场二楼聚会。时间约的是中午12点，提前到的人闲来无事，猜测袁庚会在什么时候踏进房间。
“老爷子肯定11点45到。”蛇口工业区第一届管委会成员、负责蛇口港务建设的孙绍先说。跟从袁庚多年的旧部都知道，提前15分钟到场，是他雷打不动的习惯。只是今非昔比，袁庚今年已经91岁，“据说脑子已经不行了。”他还是这样吗？
11点45，袁庚在长子袁中印搀扶下到了包房门口，管委会应约而来的几位老人，最迟也是12点准时到达，没有人迟到。还是跟当年一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目睹这一幕，让《袁庚传》的作者涂俏感慨良多，前一天的签名售书会上，前来捧场的多是两鬓飞雪的“老蛇口人”，年轻一代已经不知道谁是袁庚。此刻，窗外的海景广场上高楼林立，行色匆匆的青年男女时尚自信，跟对岸的香港几无二致，他们不知道，让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正是这些老人的勇气与智慧。
★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1984年国庆35周年的游行队伍，出现了两条引人注目的标语，一条是“小平，你好”，另一条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后一条被当作经济体制改革象征的标语，是由新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率先提出来的。
这个口号得到肯定并广为传播，归功于1984年邓小平第一次南巡。当时的蛇口工业区管委会副主任王今贵向本刊记者回忆，1984年1月25日下午，袁庚突然交给他一个任务，“通知工程公司连夜加班，埋水泥柱，用五六米的铁皮和三角架，做一个‘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牌子，放在从深圳进入蛇口的分界线上。”
“我要让首长路过时看到那个标语牌。”袁庚说。王今贵并不知道是哪位首长要来，旁边的老副总指挥许智明提醒袁庚，对金钱和效率的公开崇拜，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并不合拍。袁庚的回答是，“我就是想让小平同志鉴定一下，这个口号到底行不行。”
当时以经济工作为中心大目标已经确定，但经济工作究竟怎么搞并无成例。袁庚因为领导在香港的“窗口企业”招商局，在与市场经济接轨方面颇有优势。“时间就是金钱”来自于他的亲身体验。招商局曾经在20世纪70年代末在香港购得一座写字楼供办公用。双方签完字，对方拿到支票后，留下一个人与袁庚商谈善后事宜，其他人拿着支票迅速钻进轿车，轿车“嗖”的一声箭一样冲往银行。
当时香港已经实行双休日，他们签合同那天正是周五下午，如果不赶在银行下班前将支票放进自己账户，这张2000万港元支票三天的利息就要白白损失，按当时14厘的利息计算，三天就是28000港元。
袁庚在市场竞争中体验到，无论是资本还是劳动，一切生产要素都是有价值的，不能白白浪费。这个想法，与一直为争论姓“资”姓“社”耽误了发展时机而忧虑的邓小平不谋而合。邓小平视察蛇口结束后，袁庚问：“小平同志，我们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不知道这提法对不对？”
当时在场的熊秉权、王今贵等人回忆，邓小平只回答了一个字“对！”
为了支持蛇口对效率和金钱的追求，邓小平在蛇口还一反不为商业项目题名的惯例，为招商局拖到蛇口充当酒店的明华轮题写了“海上世界”四个字。
★ 民意测验
30年后，袁庚在蛇口的老搭档们评价说，这位以敢闯、直率著称的改革先行者，绝非有勇无谋。
蛇口工业区的第一届管委会成员，是由民意测验推选出来的。“当时蛇口有130名干部，谁来当领导，并没有经过上面提名，是自己推举出来的。”首届管委会选举中，得票第一的王今贵告诉本刊。
这个举动在当时轰动一时。可是，“民意测验推选干部，并不是如传记作家们想象的那样是袁庚自己想搞就搞的。” 王今贵说。
为了实现用人体制上的这个突破，袁庚可谓煞费苦心。1983年初春，胡耀邦总书记视察蛇口，在蛇口龟山别墅，袁庚趁谈完大好经济形势，气氛非常活跃之机，似乎无意间提起：“我们感到，我们的干部是不太怕群众的。我只怕交通部(招商局隶属交通部)，怕顶头上司，只有他们才能撤我的职。”
袁庚看着胡耀邦继续说下去：“如果群众有权选举和监督干部，我相信可以改变一下干部的结构和干部的作风。我们想做一个不算太小的改革，准备冒一点风险。”
“好！好嘛！”胡耀邦连连点头。
“总书记说了‘好’，我们就记录在案，马上打报告这样做！”袁庚激动地站了起来。
至今，那份向交通部党组提交的采取民意测验方式选拔领导干部的《关于调整蛇口工业区领导班子的报告》，仍然保存在蛇口“招商局博物馆”里。
这份报告的最后部分写道：“今后工业区领导班子的产生，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实行更广泛的民主选举和监督，改变过去任命制的做法，每届任职三年，任期内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民意测验，对测验不称职的成员，可随时罢免。以上改革设想，已经胡耀邦同志在视察蛇口工作时口头赞许。以上报告当否，请予审批。”
“当时选拔管委会成员，确实是130个干部在白纸上自己推选，没有什么内定名单，也不存在什么差额。”王今贵回忆说。
尽管王今贵在第一次民意测验中得票最高，当上了管委会第一副主任，但他并不认为当时蛇口的做法有多大意义。“民主是一个系统工程，没有一个完善的程序，麻烦紧接着就来了。”
王今贵认为蛇口工业区本质上还是一个企业，直接套用投票选干部的形式，确实能起到一定的监督制约作用，但是不是符合蛇口发展的需要就很难说。
袁庚出于一种热情，一度想要将民意测验的投票范围扩展到参与蛇口建设的所有人，包括建筑工人、企业工人。王今贵坚持民主测验只能干部参加，不能搞全民参与。“我在党委会上说，不能搞，现在人的素质，对国家、对集体的责任感没有达到那个程度，后来，民意测验只扩大到工人中的工会主任那一层。
王今贵得出这个结论，是根据他的亲身经历。管委会上任第二年，蛇口育才学校的校长写了一个报告，说教师队伍不稳定，都想经商，必须增加工资，稳定情绪。 “当时，这个家我在当，我表态，不同意;他们的工资已经比建设部门高两级，校长还掌握一笔基金可以当奖金下发。我的这个意见，校长回去给老师们一讲，第二年4月份民意测评我的票就很少，因为老师在干部中是一个很大的群体啊。”
“不是说我得票少了，就不能搞民意测验了，而是说这样的测验，对于管理工作到底是正面的，还是形成了制约。反复思考，我觉得企业的管理是面对面的，利益关系很直接，恐怕不好套用政府治理的形式。世界上哪个企业是靠选举成功的？如果李嘉诚干四年就下台，那和黄早就垮了！”
同样，蛇口一度被热炒的舆论监督，也并没有得到王今贵看好。“《蛇口通讯》确实经常出现一些不同看法，有人用化名，给领导提提意见。但蛇口就是那样一个小的范围，经常能见到袁庚，有意见完全可以当面提啊。”
王今贵认为，蛇口虽然有很多抱负，但它毕竟只是一个企业，蛇口对改革开放的意义，主要还是首先引进了来料加工区的概念。袁庚在当时国务委员谷牧召集的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充分利用广东省的土地和劳动力，与香港的资金、设备、技术、专利，两者结合起来，就有了有利因素，这是任何香港财团都做不到的。这样，被耽误几十年的招商局才能迎头赶上。”
现在看来，招商局首创的“三来一补，引进外资”这个发展思路，在全国铺开后成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这是蛇口真正的价值所在。
★ 并入南山
最终，蛇口还是回归了自己的企业本位。蛇口工业区由在港中资企业招商局出资开发建设，又位于深圳市行政辖区范围内，双方一度在开放方向，权限设置，乃至税收关系上都出现过冲突。
20世纪80年代初，因深圳方面办理各种手续太慢，蛇口上书国务院请求解决，经当时主管特区工作的国务委员谷牧主持会议协商，广东省给了蛇口工业区管委会相当于县级政府的权力。
王今贵回忆，深圳当时的领导人一直批评蛇口是政企不分的典型，在改革大趋势下，政企还是分开了。蛇口工业区管委会只存在了两届4年，后来就改为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的董事会，行政事务归由新成立的深圳市南山区管理。
在蛇口工业区管委会第一次民意测验中被推选为管委会成员的虞德海，后来担任南山区区委书记。2001年12月，虞德海以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南方日报》记者贺信与狱中的虞德海对话，提到袁庚对虞德海的评价是，“制度环境不同，越淮为枳，认为他“随着职位变迁，环境变化，手中的权力没有受到相应制约，绝对的权力绝对使人腐败 ”。
虞德海回答说：“根本问题还在自己身上，毕竟那么多人和我面临同样的情况，但他们还是好干部。”但他也承认：“在蛇口的同事之间，连一斤茶叶的关系也没有;在南山，创业已经10多年了，很多人对自己的要求都不像过去那么严格了。”
《袁庚传》作者涂俏采访了156位蛇口工业区的参与者、见证者之后，总结出大家的看法，蛇口的实验无论是哪方面都不能轻易抹杀。涂俏引用袁庚本人爱讲的一句话来归纳蛇口的意义：蛇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支试管，就像爱迪生试制出来的第一个灯泡，本身只有2秒钟的辉煌，但从此世界明亮起来了。
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写下第一笔的蛇口，并入深圳南山区后，在行政体制上消失了。但蛇口工业区的建设者们不舍得离去，大都在南山定居。袁庚本人仍然住在微波山上的“鲸山别墅”，将近1米8的身材，已经萎缩到1米7。每天下午，这位消瘦的老人总坐在门口的藤椅上向南张望，他视线所及，正是当年蛇口的象征 —— 停泊在蛇口六湾，有邓小平亲笔题名 “海上世界” 的明华轮。来源: 瞭望东方周刊
第三篇 “北海泡沫”启示录：经营城市概念却浮出水面
http://www.ddhw.com/readarticle.aspx?topic_id=1000&msg_id=62213
★ 北海“沉没”了，“经营城市”概念却浮出了水面
“治理北海泡沫，要掉几颗脑袋！”1994年，朱基总理以他的个性化语言，为北海20世纪90年代初的土地开发热画上句号。
因为遭遇那场史上最严肃的宏观调控，身处西南一隅的广西北海暴得大名。这个14个沿海开放城市中最不显眼的一个，引来了全世界的注意力和资本，指点出一个“北海奇迹”，或者叫“北海泡沫”。
16年光阴，足以让人的思想焕然一新，北海那一场喧嚣，到底是只留下一个“泡沫经济的博物馆”，还是首开风气，从土地市场入手，拉开了中国要素市场改革的序幕？当年“北海泡沫”的主要策划人、原国家发改委试点司对外开放处处长王飞欣对北海特区的成败有一番评判。
★ “北海的金钥匙是土地”
1991年底，时任国家体改委对外开放处处长的王飞欣，由东北至西南沿海岸线对14座沿海开放城市进行考察，北海是最后一站。第一次踏上北海土地的王飞欣，看到的只是北海与沿海开放城市称号的不协调。当时的北海只有三四家“外资企业”，还都在以“出口转内销”的模式运行。这些中资在香港的窗口企业，只能算得上是些“伪外资”。
在国家审批的14个沿海开放城市中，北海规模最小。城市人口仅10多万，占地面积也只有十几平方公里。王飞欣对本刊回忆，当年批准北海为对外开放城市，中央文件上还有一个括弧，内写“含防城”，足见北海市分量之轻，必须再加上另一个城市。“北海被列入14分之一，主要还是体现了中央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照顾。”
北海的天然劣势也让当地政府头痛不已，总觉得缺少一个切入点，让北海飞起来。王飞欣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遇见了任玉岭。这个口才极佳的北京人，当时挂职北海市副市长。
任玉岭更具浪漫情怀，离开北海多年以后，他写下了《我爱北海》一书，书里充满了对北海情感充沛的描述。气候多么宜居，土地多么平坦富饶。但这一切，在王飞欣看来，都对北海的经济开发意义不大。
任玉岭告诉本刊，与王飞欣见面前，北海市也邀请过几轮专家来出主意，“大家纵观几大要素市场，发现人力、技术、资金，北海均无优势。唯一的可能性是作为大西南的出海口，充当连接内地与东南亚的桥梁。”
王飞欣则向任玉岭直陈，这种可能很难实现。北海虽是大西南的出海口，面向东南亚，但西南地区并没有外向型经济，王飞欣告诉《望东方周刊》记者，就是到现在，这个区位优势实际上仍然没有作用，将来也不会突出，只能当成一个概念。“在资本家眼里，概念不值钱。”
★ 政策出海口
“北海真正值钱的，是体制上的位势差，也就是政策上的特殊性。”王飞欣帮助北海找到了他们视而不见的机遇：在14个沿海开放城市中，北海的政策相对特殊。别的开放城市，比如广州，享受政策优惠的开发区仅有1平方公里;北海则是全市享受特区政策，正是因为北海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太不重要了，所以允许它全市都对外资开放，全市都是开发区。这是北海最特殊的地方，是“北海现象”也好，“北海泡沫”也好，最终得以形成的政策根源。
“北海唯一的优势是这一大块土地。开放城市的附加价值怎样放在土地上，是北海发展的关键。”王飞欣提出了一个具体的建议，搞土地成片开发。土地成片开发不是北海的专利。当时，海南洋浦、天津、厦门都在尝试，但都是经验丰富的外资在做。王飞欣大胆提出，既然外资一时还瞧不上北海，能不能让中国人自己来做，就在这儿，在北海，允许内资也搞土地成片开发，就以土地要素市场吸引别的要素投进北海。
王飞欣、任玉岭的设想是，如果北海开这样一个口子，西南地区，甚至全国内地城市就能在这里打开一个窗口。
大家都想在开放城市搞个窗口，挣点活钱的想法，果真被他们猜中。各内陆省份，尤其是西南各省，对北海出台的土地成片开发政策非常热心。小平南巡之后，北海马上公布了允许内地资金来北海成片开发土地的政策，“霎时间北海变成了万众向往的自由世界。”
王飞欣介绍说，“你们已经很难理解，在旧体制下，每个人都被定格在一个坐标上，基本上不允许个人开拓事业，那时候大家多想要一个施展才能的空间，你们是想象不到的。”而北海的低门槛，真正给了那些跃跃欲试的内地创业者一个机会。
后来的事实证明，北海这个出海口不是物质的出海口，而是变成了一个政策的窗口。
★ 一边设计政策，一边自己动手
就连土地成片开发政策的主要设计者王飞欣，也自己上阵搞开发，成了在北海搞土地成片开发的第一批人。正是这一点，让北海的改革遭遇了最多的质疑。
第一个与负责北海招商引资的副市长任玉岭签土地开发合同的人，就是当初制定北海土地开发政策参与者之一马小林。马小林代表一家民营公司“四维集团”与北海市政府签约，这家公司在北京注册，资金来源和公司实力都不甚明了，却搞成了北海第一个土地成片开发，总面积达到将近3平方公里。
王飞欣自己参与的“乡镇企业城”更是后来居上，这个乡镇企业城首批规划就达5平方公里。当土地出让方案摆在北海市委书记王庆录办公桌上时，他提笔批示：“此事事关重大，宜抓紧抓紧再抓紧。”
“事关重大”，不是要谨慎从事，反而要“抓紧抓紧再抓紧”，地方官员当时的急迫心情可想而知。
王飞欣身为国家公务员，他哪里来的钱去搞这个土地成片开发呢？15年后，王飞欣向本刊记者解释说，合同虽是他签的名，但他是代别人签的。“我在海南的时候，认识了一个人，他名下有一个名义上的国有公司，他委托王飞欣处理这家公司在北海的事务。”就这样，王飞欣代表这家公司与北海市政府签下了占地面积5平方公里的“北海乡镇企业城”成片开发合同。
王飞欣说，他签下那块土地的时候，什么价格、承诺都没有谈，只是说负责5平方公里的开发，就大胆写了个25亿的引资总额。
甚至他和马小林签下的北海最初的两个土地成片开发项目，连协议书都是市政府方面任玉岭起草的。“这岂不是意味着甲方、乙方的立场高度一致，有这样做生意的吗？谁来照管北海国有土地的利益？”
王飞欣解释说，给予土地成片开发者很多优惠，并不等于无偿交出土地。“当时，土地只是名义上给开发商，开发后还是需要拿钱出来买的，签订正式土地出让协定的时候，最终也要按市场取向来定价。
★ 土地市场“击鼓传花”
“当时的地方政府，确实思想解放。一开始，人们还比较纯朴，一年以后就学坏了。”王飞欣永远记得，在1992年到1993年之间，北海市的世态人心是怎样在热炒土地的狂潮中骤然改变的。
“最开始搞开发区，大家强调的是共同的利益。乡镇的书记、生产队长进来一起开会，裤子是卷起来的，腿上还有泥，蹲在椅子上。一年后，我们‘乡镇企业城’ 开工典礼，生产队长是西装革履，开着凌志来的。这个队长，刚开始动员农民拆迁的时候，还不知道扩音喇叭哪边冲里，哪边冲外。北海纯朴的民风渐渐改变了。”
王飞欣签了合同，需要丈量土地的时候，就感到了新的障碍。他最后了解到，有一家公司，为了图快，给具体承办的机关一人配了一辆摩托车。于是，再找他们办事，如果不给好处，速度就慢了下来了。
当然，比起王飞欣的收获来，这些小困难不值一提。成片开发公司几乎无偿地拿到土地之后就开始招商了，内地的一些企业纷纷响应。“海南的企业已经受过熏陶，成了这一轮北海炒地运动中的领头羊，立刻在海南企业中掀起了北海热，也带动了其他地区企业奔向北海的滚滚浪潮。”
这些下家，从成片开发土地的“乡镇企业城”、“现代企业城”等“上家”手里拿地，大多数也只用先交预定金，预定金只是土地转让金的5%左右，所以，早到的炒家虽然不像第一批签合同的王飞欣他们那样无本万利，但仍有利可图，可以继续把土地转卖给后来者赚取差价。
“往往是，拿到几千平方米的公司，又分割成几百平方米的小地块，再给别人，收取更高比例的转让费。北海就以这样的方式，一下子搞了十几个开发区。”这样的击鼓传花，一直持续到宏观调控骤然降临。
大量国有银行资金被违规拆借，面临流失危险，导致监管当局痛下决心，调控北海“土地泡沫”。1993年4月28日，北海所有企业的大额资金拆借被冻结，所有参与北海房地产开发的银行被勒令限期收回所有贷款。资金链突然断裂，北海突然被冷冻。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北海人去城空，喧嚣了8个月的30平方公里北海新城突然安静下来。
★ 解放土地要素市场
王飞欣至今仍不同意把北海称作“经济泡沫的博物馆”。他坚持认为“开发之后再补足土地转让金”的政策设计，带动了“北海奇迹”。王飞欣也承认，如果一开始就按“交齐土地转让金才能拿地”的方式运作，那些皮包公司根本就搞不起来。“但不那样设计，谁又有兴趣把宝贵的资金砸到西南海隅的这座小城呢？”
其实，其他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在开发初期也是遵循这个路子。一般人以为特区就是对外开放，首先吸引外资。实际上从特区发展的过程来看，首先是要建好一个环境，都是先内联后外联，深圳、上海浦东莫不如此。”
王飞欣说：“深圳也好、浦东也好，一开始高楼大厦都是部委、地方投的钱，如果中国人都不愿意去，外国人为什么去？环境好了之后外资才会来，因为外资风险意识更强。”
1991年、1992年，正值新一轮改革启动前期，当时沿海几个开放城市，都在谈论城市建设资金从哪里来。深圳的李灏也在发愁。“我给北海出的主意就是钱在脚下，钱就在土地上。”
王飞欣认为，北海是中国经济周期性的一个牺牲品。“改革存在起落周期，深圳也有过三起两落，海南也有两个周期。1985年、1990年两次调控，深圳挺过来，幸运地走到了第三起，它就发展起来了。”
按照王飞欣的说法，1993年，北海正在签约的大型工业项目有好几个，已经在申请立项的也有好几个项目。如果北海有时间补足产业基础这一课，加上如此好的宜居条件，完全可能把泡沫变成现实。
王飞欣总结说，“北海实验最大的实际意义在于，从那以后全国城市都学会了‘经营城市’。”
“要想让一个东西不浪费，就要赋予它价值。就好比当年农村包产到户，让农民珍惜劳动力、珍惜土地，惊人的生产力马上就解放出来了;北海土地开发之后，各地方政府都看到了土地的价值。”
王飞欣认为，包产到户和土地制度改革是改革开放进程中推进最顺利的两项改革措施。“土地要素市场改革，中央一个推动性的文件都没有发，可是一夜之间，全国如火如荼;大家都知道了，土地有价值，就有了节约，有了效率。”
他将北海的试验定义为“第二阶段改革开放的标志”。“向市场经济转型，第一个阶段是放开普通商品市场;第二个阶段就是放开要素市场。“北海对土地要素市场的实验，是对计划经济的大胆突破。北海土地成片开发，实际上与沪深股市建立一起，成为中国第二阶段改革的标志。”
★ 谁来关上潘多拉的盒子
可是，土地要素市场的发育在提高了土地使用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社会公正问题。
要素市场不同于普通商品市场，尽管生产要素与每个人的生活都紧密相关，但这种关系并不像普通商品与人的关系那样显而易见。谁倒卖一车钢筋，谁拿走了国有工厂里的设备，都是可见的不公正，要监督要素市场开放中出现的不公正行为却非常困难。
由于王飞欣等政策设计者本人的利益亦在其中，采访过程中，他们面对土地要素市场改革中出现的不公正，总是顾左右而言他。实际上，要素市场的开放，必然形成更复杂的利益关系。1992年8月，刚刚启动的深圳股市股票发行中，就出现了工作人员私分新股申购抽签表的“集体贪污案”。该市金融系统工作人员内部截流私买抽签表十万多张，导致44%的抽签表流失，涉案工作人员4180人。
原深圳市委书记李灏也向本刊讲述了深圳市严查公务人员利用职权购买企业原始股的故事。
深发展1987年股票公开发售时，80万公众股卖不出去，曾经到机关推销，当时为了支持深发展，市政府规定公务员可买200股，1990年，面值20元的深发展股票炒到每股132元，一时谣言满天飞。
“香港报纸说我买股票赚了450万，交了150万党费，搞得我有口难辩。后来一清查，才知道家里子女集资买了200股。这事还惊动了中央，派调查组来调查，李鹏同志亲自给我打电话，说传你有多少多少股票。”
事后，李灏找到深圳人民银行行长，要他把手里有深发展原始股的处长以上干部的名单开出来。“一查，市委常委、副市长里面只有我、秦文竣还有警备区政委三个人没有买。我在市委常委会上讲，我们搞证券市场，不要从中得到什么好处，我们要坚守这条。大家把股票都交出来吧。”
后来，深圳市发了一个通知，处级干部不能买股票，我对他们做工作说，“我们自己得失是次要的，关键要保住证券市场，要面对现实，不能因为这个被关了。”
今天的北海，仍在试图再度盘活沉寂的土地与楼市，似乎除了这个显而易见的要素，北海没有其他抓手。但是最显而易见的往往也就是最难以把握的，北海如是，海南亦如是。当只是基础要素的土地成为经济主宰，制度建设和市场开拓暂付阙如，面临比计划经济条件下复杂得多的利益格局和群体诉求，经济发展的短命也就可想而知了。“北海泡沫”的破灭告诉人们的也许是，只凭热情和机巧发展经济，没有相应的制度保障，无论多么热闹的经济奇迹，最终都将化为泡影。来源: 瞭望东方周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