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国在军事竞争中仍处于不利地位
http://www.topyl.com/bbs/thread-400783-1-1.html

    ★ 对中国军力的夸大让人想起美国当年对苏联的恐惧

　　美国在世界上占据支配地位，它的军费支出约占世界总军费的一半，有着最大和生产力最强的经济，在各个国际机构中起着领导作用，同世界上除俄罗斯、中国之外的主要工业国家结盟，只面对几个不起眼的敌人。这个世界会变，而且必然要变，在未来许多年里,华盛顿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然而，从由鹰派激进分子和学者组成的帮腔拉拉队那里，我们看不到这些。在他们看来，美国面对着很多敌人，有伊朗、朝鲜、缅甸和古巴，有复兴的俄罗斯，而最令人不安的是，有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

　　有些人写书，认定中国是不可避免的敌人，是想发动战争并打击美国的国家。前不久，美国NewsMax新闻网站的列夫?纳夫若佐夫警告说，在美国还未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时，“中国就将赢得对美国的战争”。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副总裁理查德?费舍尔说，中国在海南岛新建的海军基地，突出了北京“增长着的把力量远远伸展到台湾海峡以外水域的愿望。”关于中国的警告反映出类似于当年对苏联的看法。现在回过头来看看，人们会对那种关于苏联军力的错误预言付之一笑。我们还应该看到的是，中国正面对着大量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挑战。

　　★ • 中国能够取得海战与空战的能力，但与美国相匹敌并非易事

　　事实是，尽管中国经济在增长，却仍然处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2100美元的贫困状态。中国当然是个巨大的经济体，特别是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但中国并不会很快超过美国。即使中国按人们预期的那样，在二十年内赶上美国，它的人均GDP仍将远远落后于美国。北京在军事竞争中仍处于不利地位。

　　尽管如此，华盛顿仍在做着最坏的估计，盘算着如何应对潜在的中国巨人。克莱尔蒙特研究所的马克?赫尔普林不久前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题为“来自中国的挑战”的文章，文章说：“尽管我们关心在地震中死去的中国人，但也不能忘记中国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它的军事和科技实力正在挑战美国，而我们没能成功地应对，尽管这两方面是我们的强项”。

　　在他看来，美国的军事潜力被限制了，他说，“在1940－2000年的和平时期，我们每年投入到国防的经费曾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7%，如今我们每年则需要8000亿美元来发展及维持陆军和舰队。”

　　他建议，美国现在需要的“不是280艘舰船，而是1000艘；不是11艘或9艘航空母舰，而是40艘；不是183架F－22，而是1000架”。

　　把1940到2000年称作“和平时期”，显然忽视了两场非常激烈的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当然还有冷战，它是同一个敌对超级大国的持续冲突。很难理解，中国的潜在威胁怎么能同这些挑战相比。当年的苏联有世界范围的盟国，发动了反对美国的意识形态战争。莫斯科能够摧毁美国的家园，其国力超过大部分美国的主要盟国，并争夺着对世界海洋的控制权。而中国没有，甚至还差得很远，比较一下美国的11艘航母对中国的0艘。

　　毫无疑问，中国能够并很有可能最终取得海战与空战的能力，但与美国相匹敌并非易事。要想拥有压倒美国的几十个航母战斗群的力量，北京要首先克服其他许多困难。

      ★ • 建立一支能摧毁美国核威慑、控制美国空域及入侵美国领土的军队，远在中国的能力和意图之外

　　中国最感兴趣的似乎正是美国在冷战时期所寻求的：威慑。中国可能把力量延伸至近海和台湾海峡以外，但在可见的未来仍将远远不具备伸展至全球的能力。

　　美国的盟国的力量也是不容小视的。日本的经济仍大于中国。东京的决策人更加关注北京的长远地理政治渴望，包括同台湾的对抗。据称日本政府针对中国快于预期的军力发展，有意制定新的国防发展计划。5月中旬，日本议会通过了在外空开展军事活动的立法。同样，印度也注意到中国在海南岛建立了新的海军基地。新德里已经非正式地在东南亚抗衡中国的影响，并提升其核能力，最终形成战略威慑。实际上，中国一直被那些在不远的过去还有过冲突的国家包围着：俄罗斯、日本、印度和越南。北京最终会成为强国，但它无法很快摆脱自己的近邻带来的限制。

　　因此，那些主张大力增强美国军备的倡议与保卫美国无关。中国和美国没有理由互相冲突。两国会从经济合作及和平、繁荣的亚太中获益良多。即使中国想威胁美国，它也不可能赶上或超过美国的军费，中国必须建立一支能摧毁美国核威慑、控制美国空域及入侵美国领土的军队，这看来远在中国的能力和意图之外。

　　★ • 不是为了保卫美国领土，而是为了确保美国可以入侵中国的领土，这是一项白痴的使命

　　倡议美国大力加强军备的真实目的，是要维持华盛顿的打击中国的能力。鹰派决策人及学者更惧怕中国的势均力敌而不是超越，因为势均力敌可以防止美国将其意志强加给中国。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基廷抱怨说，有些中国武器“可能具有遏制一定的海域、空域或水下活动的功能”，特别是在台湾海峡。理查得?费舍尔也说，“到2010年，中国的大部分阻断力量将到位，这让使用太平洋军力来帮助台湾变得非常困难。除非我们增加一倍航空母舰，增加两倍舰队，否则到2030年中国就将成为与美国势均力敌的对手。”直截了当地说，华盛顿必须大力增加军备以保卫其盟友，而不是保卫美国。美国需要20或者30或者40个航母战斗群，不是为了保卫美国领土，而是为了确保美国可以入侵中国的领土。这是一项白痴的使命。

　　美国处在独具经济、政治与军事优势的时期，但是力图保持全球军事霸权所付出的经济和政治的代价将持续增加。正如美国人不会躺在那里、无所作为地接受一个潜在的敌国永久保持其军事优势一样，中国、印度和其他国家，包括一些对美国有好感的国家，也不可能接受美国相同的企图，特别是当他们看到格林纳达、海地、伊拉克和塞尔维亚等国遭到华盛顿打击的命运时。

　　美国官员能够宣称“我们说了算”的时代已经终结，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处在危险境地。保卫美国，而不是管理全世界，是美国政府的首要责任。（● 作者是美国卡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本文由高东翻译。）▲


“越南诱发金融危机”真相
http://www.topyl.com/view.php?fid=DBXW&id=2748993

http://www.topyl.com Top娱乐网 2008-06-12
 
    货币贬值，股市大跌、外资撤离、通货膨胀、投资过热……历史会重演吗？越南目前经历的种种似乎与11年前的泰国惊人地相似。最近几天，国内外媒体陆续报道说，新一轮可能蔓延东南亚乃至中国的金融危机正在越南酝酿。

    越南经济突然成为媒体炙烤的焦点，这都是从国际投行摩根士丹利公司发布的一份报告开始的。

    ● 唱衰亚洲声音又来

    “亚洲正在进入自1997年以来最糟糕的几年。从首尔到雅加达，从北京到新德里，各国官员正在与迅速恶化的通胀形势作斗争。造成上世纪90年代混乱局面的主要是货币贬值和经济衰退；而今天的局势还包括经济过热。”

    彭博社6月4日发布题为《亚洲奇迹再次面临危险》的文章，其中描述和判断反映了西方观察家对越南乃至亚洲经济的悲观基调。“越南政府最近公布的按年率计算的 5月份通胀率达25.2%，为13年来最高水平”“自去年11月以来，越南股市已累计下跌了55%”“惠誉国际评级5月30日将越南主权债券的评级从稳定下调至负面”“越南民众开始用越南盾购买黄金，或者换成美元和人民币”……

    这些“坏消息”频繁以不同形式出现。它们反过来成了各方人士判断越南经济进入“金融危机”的依据。

    ● 大摩报告始作俑者

    关于新金融危机将危及亚洲其他国家的报道，大多引用摩根士丹利的报告。这份5月28日发表的报告认为，越南正面临一场类似于1997年泰国泰铢的“货币危机”，因为越南央行在国内通胀高企和外贸逆差扩大的情况下，仍让越南盾币值过于坚挺。

    摩根士丹利驻香港分析师纽纳姆在研究报告中认为，越南已经出现了很多酿成危机的基本因素，其中包括高估的货币币值、经济处于危险的失衡状态以及偏低的外汇储备。此外，12个月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交易显示，交易员们正在押注越南盾兑美元未来一年会贬值39%。

    纽纳姆认为，越南盾可能会重蹈泰铢的覆辙。当时，由于投机者认为泰铢估值过高而大量抛售，导致泰铢兑美元贬值45%。越南地产价格下跌的同时，国内不良贷款数额可能上升，“越南盾可能面临类似(泰铢)的下行风险，它的贬值可能会在本地区引发(危机的)蔓延。”

    这份报告把越南推到风口浪尖，媒体关注热度没有减弱的迹象。

    ● 投行被指夸大其词

    “毫无疑问，越南经济正处于困难阶段。但有一点必须说清楚，上述的评价显示夸大了困难。”世界银行驻越南代表处临时总经理、首席经济专家马丁・拉马并不认同摩根士丹利的报告。他对《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表示，目前尚无充分因素表明，越南会像1997年的泰国那样爆发金融危机。

“摩根士丹利这些银行去年对越南经济的评价是一片光明，称其是亚洲新虎。今年又自打掌耳光，称越南经济一片黑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驻越南首席经济学家乔纳森・宾克斯说，他认为尚未看到货币危机的要素。

    在北京，中国银行全球金融部高级分析师谭雅玲和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都认为，虽然越南经济存在问题，但现在并未发生“危机”。

    ● 危机传言急需澄清

    袁钢明分析，股市暴跌、通货膨胀和民众拿钱买黄金等保值产品，这三个主要因素被看作越南将要或正在发生金融危机的依据。实际上，这几个因素在中国同样存在，并不能就此判断中国就面临危机。

    “越南不是资本开放的国家，越南盾贬值不是资本大进大出导致的，而是由于通货膨胀，大家都越南盾去换美元或其他货币来保值，必然造成本国货币大量贬值。”袁钢明认为，越南的主要问题是通货膨胀，而非金融危机。

    谭雅玲则指出，亚洲国家与1997年金融危机时相比，资金实力已经大大不同，“现在最充裕的外汇储备都在亚洲”，各国防范风险的能力都得到了增强，即便越南真出现金融危机，亚洲其他国家也有能力应对影响。

    UNDP的宾克斯认为，由大型投行发动的舆论炒作将对越南经济产生短期影响，进入越南证券市场及房地产的短期投资将大幅减少，因而维持吸引外资将是越南政府优先考虑的问题。

    而世行的拉马建议，越南政府实施调控政策要公布相关信息，一方面解除公众疑惑，一方面稳定企业界心态，告诉外界越南经济要素仍是稳定的。 ▲


领导干部腐败每年贪掉多少财富？
http://www.topyl.com/bbs/thread-400901-1-1.html

    俄罗斯一名高级检察官6日说，俄腐败官员的贪污所得与国家年度财政预算的三分之一相当，达到约1200亿美元。

　　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官员腐败，每年居然吞噬1200亿美元，占到一个国家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当然，我不是让俄罗斯腐败分子给吓了一跳，我现在还来不及为俄罗斯担心，而是由俄罗斯引发联想：中国腐败官员每年吞噬了多少财富？如果有人统计出来，会让我们吓几跳呢？

　　据我所知，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权威的统计或估算，官员腐败吞噬的钱款和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数字大概在哪个范围。或许，这是个无法统计或估测的数字。现在，站在被告席上的腐败分子，动辄贪污受贿几十万、上百万、千万，特别是近几年来，涉案数以千万计的腐败分子在增多。

　　先来说个不大不小的腐败分子祝均一，原上海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挪用小城镇保险基金达158.56亿元，结案时尚有124亿未能追回。我这里不讨论 124亿揣没揣进腰包，我只说给国家造成的损失。2007年，国家财政的教育支出为1076.35亿，医疗卫生支出664.31亿。而祝均一这个腐败分子给国家造成的损失超过了国家财政全年教育支出的十分之一，超过了国家财政全年医疗卫生支出的五分之一。如果说，祝均一腐败案是属于个例，那么，类似曾锦春这种地级干部腐败案有点多不胜举。曾锦春被控受贿3000余万，另有近千万的财产来源不明。假如有10个“曾锦春”，他们吞噬的钱财将在四五个亿这个程度；100个“曾锦春”，就可能是四五十亿的水平。

　　上面仅仅举出了腐败分子自己揣进腰包或挪用的那部分，还没有计算因行贿受贿中的“投桃报李规则”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比如，贵州省镇远县原县委书记黄保勤，仅一笔受贿46万元，就给国家造成了近亿元的经济损失。那么，全国有多少个“黄保勤”，这些腐败分子除了揣进自己腰包外，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将是多少呢？确切的数字虽然不知道，但肯定是个天文数字。

　　我举出的例子，还不包括那些尚未被揪出的腐败分子。那些逃过打击或正在腐败的腐败分子吞噬的钱财、造成的损失或许更能把人吓一跳。

　　腐败吞噬了多少财富，俄罗斯曝出了官方权威的数字。我觉得我们也应该有一笔大概的账目了，国家有多少钱被人偷走了，心里应有个数，而这个数字会让我们对盗贼更加警觉，对于打击盗贼更加有力。

　　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没有错，但是，假如哪一天我们发现，改革经济的成果每年都被腐败吞噬了相当比例，那将是怎样一个黑色幽默？

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贪污1.6亿多元，广东一县级银行行长弄走4.85亿多美元逃往国外，哈尔滨一银行分理处主任弄走10多亿元人民币全家人都跑到加拿大去了，现在随便一个案发的县委书记暴出的贪污受贿都达几千万元。
其实在政府部门工作久了的人都知道，官员，掌握了实权的工作人员不贪的有几个？据一个开矿的朋友讲，他每年送出去的钱（有关实权部门的工作人员及领导）几百万。▲


挑拨与忌恨：压在中国外交头上的两座大山
http://www.ddhw.com/readarticle.aspx?topic_id=1000&msg_id=61508

    2008-6-12 近两年来中国外交面临着少见的严峻挑战。欧盟新三巨头接班后，原来打得火热的中法、中德关系急转直下，中英关系也没有什么好得起色。而中韩关系曾被两国定性为不同意识形态国家外交关系的典范，更是几乎降到了冰点。……为什么中国外交近两年如此之难？难道中国的发展真得给很多国家带来的灾难？

　　只是在数年前，中国的外交形势看上去还是很乐观的。中德、中法、中韩、中俄、中非、中国和东盟……除了中美之间多有波折，中日之间存在诸多问题之外，似乎能够判定中国外交的环境基本是良性的。但是好景不长，近两年来中国外交面临着少见的严峻挑战。欧盟新三巨头接班后，原来打得火热的中法、中德关系急转直下，中英关系也没有什么好得起色。而中韩关系曾被两国定性为不同意识形态国家外交关系的典范，而近两年来，在没有任何实质性冲突的情况下，几乎降到了两国关系的冰点。中国-东盟的关系由于南海争端也总是磕磕绊绊。中非论坛开过后，中非关系的进展也受到了很大的阻力。只有中俄关系在两国的大力维护下，克服了很多的困难，得以维持和提升。还有中日关系近两年出现了“春暖花开”的迹象。

　　● 为什么中国外交近两年如此之难？难道中国的发展真得给很多国家带来的灾难？

　　事实并非如此。但中国的发展的确给世界带来了二战以来最为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影响甚至比前苏联的解体更为剧烈，世界格局被中国的发展挤压，变形，以至破碎，权力再分配成为必然的结果和结论。在这种形势下，作为世界权力中心的美国当然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紧张。而很多国家，甚至是西方强国的国民已经把中国当作超级大国来看待，尽管中国及其国民自己不愿意，也没有做好做一个超级大国的准备。

　　前些时候，有学者指出：美国已经向中国发动了隐型战争。当然，这位学者是研究军事出身，用了“战争”这个词也无可厚非。但即使不用“战争”这个词，西方国家所使用的那些“非常规手段”也足以说明目前大国之间白热化地激烈地博弈。

　　这时，中国的国民应该清醒的看到，在这一轮竞争中，谁是“棋者”，谁是“棋子”；谁是主角，谁是配角；谁在做背后的策动，谁又在被策动者愚弄。

　　其实中国希望每一个主权国家都能成为“棋者”，因为只有理性国家组成的世界才能是理性的世界。但事实的情况是，理性的国家越来越少。即便是在中国，非理性的言行也比比皆是。挑拨者正是瞅准了这种不成熟的国民心态，趁虚而入。

　　● 挑拨：恶俗的超限战

　　依笔者理解，超限战的实质就是不择手段。对那些只相信实力和利益，而不相信责任和信誉的国家来说，只要能达到目的的手段就是好手段，所谓仁义道德只不过用来粉饰，没有什么实际的用途。这些年来，挑拨——这种方法成果颇丰，自然也成为这些国家爱不释手的伎俩。当两个国家的友好对这些国家产生了实事的、潜在的甚至是虚幻的威胁的时候，挑拨伎俩就会粉墨登场了。

　　这些挑拨伎俩的实施者可都不是等闲之辈，他们对所有的国家进行了深入的综合的分析，不仅熟通人文地理、国政民情，而且对各国国民的民族性格缺陷和情感脆弱的地方了如指掌。他们知道韩国人狭隘、日本人愚忠、法国人虚荣、印度人好妒忌、俄罗斯有不变的大国情结。坦率的说，我们中国人也有很多民族性格的缺陷：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喜欢传谣信谣，这跟我们民族性格的不成熟有很大的关系。这里不作多论。这些情感脆弱的地方和性格缺陷成了挑拨行动下手的地方。

　　我们看最近的两篇文章，一篇是汉和的关于东风十五改进型入现役，一篇是简氏关于中国福建部署C602。快速转暖的两岸关系让有些人如坐针毡，这两篇文章其实就是在岛内民众最关心的问题上捣弄是非。我们可以想像，中国导弹的能力根本不用多说，且不说两种导弹的部署是军事机密，即使不是机密，也不可能这么巧吧？我们会傻到在两岸关系转暖的时候才部署导弹？

　　中韩关系是另一个反面的例子。曾经中韩关系好得让美国人头晕，他们放出话来，跟美国跟中国让韩国人自己定。这才不过几年的时间，中韩已彻底闹翻了。何也？

　　韩国人的确有些地方做得很过分，但为什么这么过分？仅仅是因为他们民族性格的劣根吗？我看不见得。正因为韩国人性格的狭隘、自大，所以很容易被人煽动。可能就是因为所谓学者的几篇文章，就可以把民族情绪煽动起来，而这些学者的后台正是那些挑拨的始作俑者。事实上在国内，他们也做过很多的手脚，借以挑起中韩民族的对立情绪，仔细想一想，现在网络上那些中韩关系的文章，有哪些是真正的理性分析呢？可以断定的是，很多文章不是出自中国公民的笔下。实事上，中韩就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可以预见的是，不管谁愿意谁不愿意，理性的中韩关系一定是良好的合作关系。

　　其实挑拨者的目的无非是三个：

    ◆ 一是、挑拨安全威胁，常用于中日、中印关系；

    ◆ 二是、挑拨利益冲突，常用于中俄、中非关系；

    ◆ 三是、挑拨感情和文化的对立，常用于中法、中韩关系。

    针对不同的国家关系，挑拨者也会采用不同的方法和工具。方法无非是宣传误导、妖言惑众、威逼利诱、傀儡代言代行，工具无非是媒体网络、间谍机构、傀儡学者政客、金钱美女。

　　这里我最想谈的是网络。网络普及广、传播快，发表言论不留姓名，更可以不负责任。现在看来，许多的误导和谣传都来自网络。前些日子有报道说，中国的网民数量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之冠。网络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社会结构。这当然有好处，但也给心怀不轨的人以可趁之机。许多专业的枪手应运而生，所谓专家的名声也不胫而走。本来愤青们的名声还不错，这帮人经常伪装成愤青，结果把愤青们的名声也搞坏了。平可夫先生不是靠杂志发家，而是靠网络发的家。要想搞垮平先生，只要国内的各大军网封杀他就可以了。所以说，网络上的声音并不一定都是百姓的声音，应了那句话“长翅膀的不一定都是天使，也有可能是鸟人”。由于这些 “专业人士”的产生，网络变成了挑拨和捣弄是非的平台。

　　应对挑拨，国家应该有应对的措施，国民应该有成熟理性的心态，国家和国民应该有默契的配合。国家的外交政策应该有这样的准备和预见性，应该有相应的反制措施。国民要做的就是不要上当，要保持成熟理性，要有大国国民应有的心态，不能轻意接受别人的观点。

　　中日关系现在好一点了，当然就有很多人坐不住，发表点言论，拨弄点是非。中印关系本来就很复杂，达赖那小子又在煽动，我们大可以不用理它。下一步，挑拨分裂的重点一定是中巴（基斯坦）和中俄关系，从我们普通人的角度，做到不要跟风就可以了。

　　我们需要一个和平的建设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而这正是我们的敌人不愿意看到的。我们要看清楚自己最主要的敌人是谁，到底是谁在兴风做浪。当然，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

　　● 忌恨，被人利用的心理误区

　　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是世界利益分配的格局被打破，许多在原利益格局下的受益者发现，现在的中国对自己的国际权力分配、利益分配、国际空间的分配都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尽管西方世界自己说是讲自由竞争的，讲发展权力的，但道德远没有利益更有说服力，特别是在国际关系和大国博弈中尤其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客观的讲，很多国家的政治家（或曰政客）和国民对中国产生了不友好，甚至是忌恨的心理。而这种心理在近两年被放大了。

　　这种心理首先产生在日本（首先感觉到威胁的当然是美国），正如福田首相所说：“从日方来看，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长足发展的中国一下子显现在眼前，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摘自福田北大演讲）这正是这咱心理的侧面体现。随之，在德国、法国、韩国等很多较发达的国家传播开来。发展中国家不会有这种心理，因为他们大多是中国发展过程中的受益者。

　　现实的利益最终可能导致感情上的裂痕。特别是有些国家发现中国的发展超越自己的时候，国民心理出现了不平衡。三月份西方国家面对3.14事件的态度以及在奥运火炬传递时发生的事件，尽管是有人蓄意策划和煽动，但也不可否认，其中隐含着一些国民感情因素。而这些对立的感情因素也导致了中国国民的对立情绪。

　　出现这种忌恨心理本是正常的，在新的国际格局形成之后，人们会不断的进行调整，达到心理上的适应和平衡。但危险的是，有人在利用这种心理，使这种心理形成一股阻碍中国发展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3.14事件发生后，出现了有组织的新闻暴力和暴力阻碍火炬传递的原因所在。

　　因为中国发展而出现的利益权力调整，进而引发的一些问题，会在中国的大国贡献和履行责任过程中不断的解决，且绝大多数的矛盾是可以调和的。而正是为了解决这种问题，我们提出了和平发展战略以及“建设和谐世界”的主张。当然，这也需要中国国民做出巨大的努力。

　　去年笔者看过一本书，是宁向东先生的《理性点亮中国》，这是本经济学著作，但宁先生所提出的理性精神是值得推广和倡导的。希望我们有一个理性的中国，希望我们有一个理性的世界！来源: 复兴论坛  ▲


两岸关系中的中华民国因素
http://www.zaobao.com/yl/tx080612_501.shtml

    2008-06-12 ● 陈有为（华盛顿）继吴伯雄大陆之行实现两岸执政党领导人会谈之后，海基会与海协会又迅即恢复中断十年的会谈。随着盛夏季节的到来，包机直航架设空中桥梁，大陆游客络绎观光台湾，两岸经贸交流全面展开已可预期。

　　由于两岸当局的远见与明智，决定搁置争议，谋求建立互信与和解合作，曾经遭到台独势力长期扭曲与严重破坏的两岸关系，终于雨过天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良性互动发展前景。

    ● 绕不开的问题

　　但另一方面，也不能不看到，尽管两岸双方决定求同存异搁置主权问题，但在两岸关系发展的整个过程中依然面临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即如何对待和处理中华民国定位以及它与大陆关系的问题。无论两岸交往的相互称谓与文书往来，媒体新闻报道，以至于将来两岸商谈结束敌对状态、建立军事互信机制、签订和平协议、互派常驻联络代表以及台湾参与国际活动等问题，都免不了会触及这个问题。

　　人们通常习惯于把两岸关系当作是大陆与台湾的关系，其实更为根本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复杂性在于，它表面上被虚拟为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实质上却是一个国家的领土，在特定条件下处于分裂状态的两个互不隶属部分之间的关系。

　　★ 一、回顾历史，这种关系可以说是经历了四个阶段：

　 ◆ 蒋介石时期的所谓“汉贼不两立”，以中国王统自居试图反攻大陆。最后梦断山河，隔海相望含恨而终；

    ◆ 蒋经国时期知难而退困守孤岛，但求偏安一隅，与大陆 “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

    ◆ 李登辉掌权后露出真相，企图以“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名义行台独之实，是为隐独；

    ◆ 陈水扁执政八年，公然推行“去中国化”，要使台湾完全脱离中国，实行显独。

　　在台独势力把持台湾政坛的八年中，中华民国的生存空间不断受到挤压。除了泛蓝阵营坚持苦斗之外，中美双方不谋而合地在对台政策上向维护中华民国存在的方向倾斜，对遏阻台独势力也起了重要作用。事实证明，保持台湾现状不变的先决条件取决于中华民国能否继续存在，中华民国是阻止台湾法理独立的一道防火墙。

    ● 对北京是个挑战

    但与此同时，台湾局势的变化也对北京如何平衡对台政策提出了挑战：既要维护中华民国存在以阻台独，但又拒绝承认它的存在。将来如果两岸官方进行谈判，北京总不能跟一个它所拒绝承认的对方谈判。

　　面对泛蓝重掌台湾政权的新形势，北京决定以“九二共识”取代“一中”原则为两岸关系的基础，充分表现了中国当局的政策灵活性。“一个中国”原则虽然具有法理基础，却回避了六十年来陷于分裂状态的客观事实。因为“一个中国”不是统一的中国，而是一个分裂的中国，如果否认分裂，谋求统一就无从谈起。

　　已故海峡会会长汪道涵1997年11月16日在会见台湾新同盟会会长许历农时，曾经说过一段话：“一个中国所指并非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等于中华民国，而是两岸同胞共同缔造统一的中国”，所谓“一个中国”，应该是一个尚未统一的中国，共同迈向统一的中国”。虽然这段话没有成为官方版本，但更为接近事实。

　　现在有人提出要使“一个中国”原则清晰化。但“一中”原则是个说不清楚，也无法使两岸共同接受的原则。只能对它不求甚解，无法加以清晰化。问题不在于清晰不清晰，而在于如何才能使双方能共同接受，为两岸谈判开辟一个空间。事实证明，越是清晰空间越小，越是模糊回旋余地越大。根据这个道理，今后应该淡化“一中”，突出“两岸同属中国”与“同属中华民族”的共同点。

　　★ 二、尽管台湾政局出现转变，但是民进党并未改变其追求台独的立场，仍在攻击泛蓝政权“矮化”台湾，反对“九二共识”。同时也未见新政府改口不称“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因此，两岸是一国两岸还是“一边一国”的争议并未解决。

　　将两岸隔海相望的局面设想为中国永久分裂，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接受的。早在1949年春中共大军渡江之前，斯大林曾对毛泽东施加压力，劝中共接受划江而治的分裂局面。1972年联大讨论恢复中国代表权问题时，美国也曾设想过让中国入联而台湾不退的“两个中国”模式。

　　假如这两个方案中无论哪一个成为事实，则中国势必陷于长期内战或出现两个中国的局面，决不可能像今天那样崛起为世界强国。

　　如果台湾与大陆成为两个中国，成为二战以后的两个德国与两韩模式，则台湾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以国家身份参加联合国，两岸之争就成为国际争端，台湾就有权援引联合国宪章原则申诉中国干预台湾事务，美国就有权在台湾保留军事基地，亚洲就无和平稳定可言。

    ● 回到历史的原点

　　两岸是一国而非两国，“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的基础，否认“九二共识”就没有资格与北京谈判，这是必须昭告天下的不变原则，任何人企图向它挑战，或想从中捞取政治资本，只会遭到碰壁。

　  ★ 三，根据以上所述，解决两岸关系定位的唯一可行办法，是舍“一中”，拒“两国”，采取“一国两权”的办法。

　　本来两岸就是从一个国家分化出来的两个政权，而非两个国家。而且中国两个政权并存局面的最初创始者不是国民党，而是共产党。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除了毛泽东党主席之外，还有十名称为人民委员的部长。历史上中共的第一任外交部长不是周恩来，而是王稼祥。

　　如果把两岸关系重新定位为一国两权，这不是历史的倒退，而是回到历史的原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开始历史的新篇章。无论如何，现在需要对两岸关系进行新的探索，不能继续郁于长期难以推进关系的老框框里。关于中华民国的历史定位问题，虽然不是当前的燃眉之急，但很快就会成为处理两岸关系的一个根本问题，需要及早预谋。

　　以上分析是否能为探索对台新政策提供一个新的思路，也许读者会有更高明见解。希能集思广益，为推进两岸关系尽绵薄之力。（作者是华盛顿中国论坛社社长）▲


台媒批露：两岸军官曾秘密在瑞典接触
http://phtv.ifeng.com/program/fhzbc/200806/0609_1947_586871.shtml

2008年06月09日 凤凰网专稿

    马政府上任后，台湾军方就宣布要推动两岸的官方接触，近日，台湾媒体爆料，早在2003年－2005年之间，两岸的军方已经有定期的官方会面，在瑞典政府协调下，两岸派出由现役将领率领的代表团，在瑞典首都秘密会面，并交换意见，但两岸官方都没有授权进行实质谈判，所以最后没有具体结论，但破冰的象征意义比较大。

    台湾媒体指出：两岸的代表团成员，都是由双方的军事大学现役军官和学者为主，台湾方面是由一位少将带队，团员包括数位校级军官和学者，人数是5到6人，而大陆方面是有一位大校带队，人员包括数为校级军官和学者，人数比较多，将近10个人左右，正式会议结束后，还有非正式的邀宴，没有触及实质议题，属于聊天的性质，算是为两边的接触打开第一步。▲


普京下达清党指示 俄执政党将开除3万党员
http://news.sina.com.cn/w/2008-06-12/135515730972.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6月12日 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驻俄罗斯特约记者任留念报道 俄罗斯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11日宣布了“清党”计划，该党最高委员会主席鲍里斯•格雷兹洛夫称，在进行完干部审查工作后，将有约3万人将被开除出党，占总人数 1.5%。

　　现在"统一俄罗斯"党约有200万党员。普京在接俄罗斯总理后，开始领导在国家杜马中拥有法定多数议席的"统一俄罗斯"党。早在4月，他就提出了清党计划，普京在当时的统俄党代表大会上表示，该党应当改革，将追名逐利的那些人开除出党。 随后，格雷兹洛夫紧接着表示，该党即将"清洗成员"。 ▲


韩国牛肉风波对中国的启示
http://news.sina.com.cn/pl/2008-06-12/071115727910.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6月12日 大洋网-广州日报  作者: 鲁宁

　　韩国总统李明博被牛肉问题弄得焦头烂额，连日来，因韩国民众反对恢复进口美国牛肉而引发的大规模示威游行，致使上任才满百余天的李总统遭遇信任危机。

　　牛肉问题对韩国历届政府都属敏感难题，且多次引发政治危机。韩国养牛，美国也养牛，两国用于作为肉食消费的牛，按中国牛农的说法叫“菜牛”。美国养牛成本不低，韩国更高，据说韩国超市里的牛肉是世界上最贵的。因而，为维持本国牛农的基本生计，韩国政府每年均给予本国牛农大额政府补贴，弄得政府财政叫苦不迭。

　　◆ 一方面牛肉价高，消费者很有意见；

      ◆ 另一方面养牛成本高，牛农抱怨养牛利润太低。

    政府如何化解两面不讨好之尴尬——自由贸易体系下，韩国政府本该大量进口欧盟譬如英国和西班牙相对便宜的牛肉。可是韩国不能，因为韩美贸易交往，韩国的贸易顺差不能过大，韩国历届政府必须回应美国政府要求开放韩国牛肉市场的巨大压力。因此，韩国政府放着便宜的牛肉不买而不得不进口美国牛肉，既很无奈又颇显委屈。

　　以疯牛病为理由，韩国一度将美国牛肉拒之门外，美国有苦说不出。疯牛病并非年年暴发，美国就压迫韩国恢复牛肉进口。这时候，韩国政府有两种选择：

    ◆ 一是、进口牛龄30个月以内的牛肉，价格高些；

    ◆ 二是、进口牛龄超过30个月以上的牛肉，价格相对便宜些。

    韩国选择了后者，其初衷不排除稳定国内牛肉价格的考虑——替韩国消费者考虑。然而，消费者不领情，在他们眼里，牛龄30个月以上的牛患疯牛病的几率较高，政府这么做，无疑是对消费的健康不负责任。于是，牛肉问题演变成为民生权益问题和贸易政策的软弱与迁就问题。由此，韩国消费者的抗议声浪迅速被放大乃至逐步失控。

　　事实上，由于韩国人均收入很高，高价牛肉总体仍能承受。照理说，最反对政府开放哪怕部分开放牛肉市场的是韩国牛农，就说这一次“牛肉骚乱”，美国牛肉大举“入侵”，韩国牛农的利益受损是最大的。然而，这一回的“牛肉骚乱”偏偏是韩国消费者冲在最前面。何也？疯牛病的潜在威胁起了作用也。也就是说，在抗议政府牛肉贸易政策的声浪中，韩国牛农的利益诉求已被夹带在消费者的健康安全诉求之中了。

　　综上所言，韩国民众的“牛肉原则”捡最主要的说，可概括为三条：

    ◆ 一、不满政府在韩美牛肉摩擦中的“无原则”表现；

    ◆ 二、进口美国牛肉对消费者的健康风险和对牛农利益的伤害；

    ◆ 三、抨击李明博上台后宣称的对美“有原则的实用外交”并无原则可言。

　　那么，韩国的牛肉风波对中国有哪些教训可供借鉴、汲取呢？我也列举三条：

      ◆ 其一，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贸易自由化，不等于无原则地一味开放本国市场，尤其是对本国涉及面大的弱势产业——譬如韩国的养牛业或中国的大多数农业领域。现在回头看，当年中国加入世贸时，政府对中国农产品市场向国际市场开放铢锱必较，是建立在对国情的清醒认知之上的。

　　◆ 其二，农业尤其是粮食和肉禽蛋，必须主要立足于国内供给，特别是13亿人口的中国尤甚；

      ◆ 其三，就市场经济而言，政府对本国弱势产业的贸易保护或价格补贴并非没有副作用，但就眼下的中国，包括韩国甚至农业发达如日本，都须对本国农业施以不同程度的保护或补贴。这中间的要旨在于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既是关乎民生的执政能力，亦是一门重要的执政艺术。▲


公开官员财产天不会塌下来
http://news.sina.com.cn/pl/2008-06-12/074515728352.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6月12日 汉网-长江日报

　　作者：杨耕身

　　日前，新疆阿勒泰地区纪委、监察局及预防腐败办公室联合出台《县(处)级领导干部财产申报规定(试行)》，规定“与领导干部职权密切相关的收入都将通过阿勒泰廉政网及当地主流媒体及时全面公开，以接受社会有效监督。”

　　“收入”内容囊括甚广，除工资外还包括各类奖金、津贴、补贴、福利费，及从事咨询、讲学、写作、审稿、书画等劳务所得，申报人及其父母、配偶、子女接受与申报人行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和个人以各种名义赠送的现金、礼金、有价证券、各类支付凭证、贵重礼品，还有单笔额度在10万元以上的动产或不动产购置、交易、租赁情况及资金来源等都属于向社会公布的内容。

　　官员收入公开制度被称为阳光法案，乃反腐之重器。重器在手，反腐有望。这则消息题令人感慨良多的，是“率全国之先”。自1994年起，我国《财产收入申报法》就已经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项目，其后十数年间，公共舆论以及立法者们关于尽快出台此法案的呼声，一直汹汹不绝，但最终也未能在制度层面上取得任何实质性突破，现在倒让阿勒泰地区一马当先，拔得头筹。

　　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最早起源于230年前的瑞典。早在1766年，瑞典公民就有权查看从一般官员直到首相的纳税清单，这个制度一直延续下来，并被世界许多国家借鉴，成为极具约束力的反腐机制。比如美国政府于1978年颁布了《政府官员行为道德法》，1989年又修订为《道德改革法》，是美国财产申报制度的蓝本。它规定：总统、副总统、国会议员、联邦法官以及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大机构的工作人员，必须在任职前报告自己的财产状况，上任后还须按月申报。同时，财产申报不只限于申报者本人，还必须包括其配偶或受抚养的子女的有关情况。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公开是最好的公众监督。我国反腐之任务有多么任重道远，对于官员个人财产公开制度的呼唤就有多么急迫。阿勒泰“率全国之先”，逼使我们不得不再次审视一部财产公开法何以“千呼万唤不出来”，进而逼使我们正视体制文明所面临某种难以言说的尴尬与焦虑。在2005年的全国两会上，作出《建立官员个人资产申报制度》议案的人大代表王有杰曾提供了一个数据：有97%的官员对“官员财产申报”持反对意见。这样的一组数据，或许就是答案之一。

　　　阿勒泰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后，天会不会塌下来？当然不会。我们反倒深信，只要这个干部财产申报规定在阿勒泰不是走过场，或形同虚设，那么阿勒泰的天必将是更明朗的天。别对一个好的制度进行“限量发行”，或“区域发行”。在官员财产收入方面，既然阿勒泰公开得，全国也都公开得。制度之文明，不怕落后，怕的是自外于制度文明。(作者为《潇湘晨报》总编辑助理)  ▲


台海在2016年前可能无军事冲突危险
http://mil.news.sina.com.cn/p/2008-06-13/0857505126.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6月13日 环球时报 　阎学通

　　环球时报•环球网消息：自1999年李登辉提出“两国论”，我就开始预测台海可能发生军事冲突。2000年陈水扁上台后，我一直预测台海发生军事冲突不会晚于2008年。然而，2008年台湾举行的“入联公投”和领导人选举，不但没有引发军事冲突，反而伴随的是更加稳定的和平前景。在此，我先要为我预测的不正确向读者道歉，然后与读者共同讨论，是谁维护的台海和平？有人认为是国民党上台，马英九接受“九二共识”才有了台海和平。然而，台海自 1979年起就没发生过战争，到底是谁维护了台海和平呢？

　　★ 台海和平的基础

　　台海和平始于1979年大陆宣布和平统一政策而非马英九赢得2008台湾大选。国共两党之间的内战并没有在1949年完结，双方进行军事攻击的行为一直持续到1978年底。和平是指没有大规模军事暴力行为的状态。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中国政府已经命令人民解放军从今天起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从这一天开始至今，台海便没有了军事暴力冲突，国共举行的任何军事演习都未形成军事暴力冲突，由此台海有了持续近30年的长期和平。

　　台海长期和平的直接原因是大陆实行了和平统一政策。自国民党政府退守台湾后，就不再具备反攻大陆的军事实力。1950-1953年朝鲜战争的结果表明，连美军都无力战胜中国人民解放军，国民党的军事力量更不可能实现武装反攻大陆。于是50年代后期，美建议台湾当局采取“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 的政策。当1964年中国进行了核试验，成为核大国，国民党政府只能将“反攻大陆”作为政治口号而不再是其现实政策了。1971年大陆恢复了联合国合法席位， 1978年中美建立外交关系。这意味着美国或台湾当局主动发起两岸战争的可能已消失，只要大陆不对台湾进行军事打击，台海就能和平。故此，当1979年大陆开始实行和平统一政策，台海就出现了和平状态。

　　台海长期和平的深层原因是大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原则。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政府将经济建设作为国家的最高任务，因此大陆对台政策的首要目标是追求两岸关系有利于经济建设，统一成为一个未来的政治目标。自20世纪80年代起，大陆许多人认为武力统一台湾不利于大陆经济建设，到了90年代这种认识发展成为武力阻止“台湾独立”不利于大陆经济建设。1993年李登辉开启“台独”政策后，使“台独”势力不断发展。随着“台独”势力的发展，和平统一政策无法取得进展，而更为紧迫的问题是如何阻止“台湾独立”。1996年大陆在台海举行军事演习，以军事威慑的方法阻止“台独。”然而， “台独”势力并不因此而退缩。虽然，人们怀疑不进行军事打击是否能阻止台湾最终的“法理独立”，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原则还是让大陆至今没有对“台独”采取任何军事打击行动。

　　★ 台海和平的新稳定

　　2008年开启了台海和平的新稳定期。以往30年的台海和平时而稳定时而动荡。台湾和平在1979-1992年间是稳定的，没有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这一时期台海和平的稳定性源于两岸执政党都反对台湾独立，且都无意短期实现统一。台海和平在1993-2007年间则是不稳定的，其不稳定性源于台湾当局搞“台独”，大陆不能容忍台湾走向“独立”。从2008年起，台湾和平重新回到没有军事冲突危险的稳定局面。目前台海和平的稳定性基于两点，一是台湾当局不使用“台独”语言表达其争取国家主权地位的政策，二是大陆不以武力回应“台独”蓄意挑衅的政策。胡锦涛主席于2008年3月4日发表对台政策讲话，明确提出：“我们将始终如一地履行对台湾同胞做出的承诺，既不会因局势的一时波动而有任何动摇，也不会因少数人的蓄意干扰而有任何改变。”

　　搁置对“九二共识”的争议是目前台海和平稳定的前提。大陆和台湾对“九二共识”的理解不同。大陆认为“九二共识”的核心是一个中国，而马英九政府则认为“九二共识”的核心是“一中各表”，即两岸是一个共同中华文化，但是两个主权国家。马英九就职演说的英文稿将其中文稿中的“两岸同属中华民族”译为“In light of our common Chinese heritage(基于共同的中华传统)”。他赢得大选后，立即提出两岸“互不否认”的政策。在其就职演说的多个同一自然段中，他交替使用“台湾”和“中华民国”为主语，以表明“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在演说的结尾，他更是明确了主权领土范围是台、澎、金、马。

      由于两岸对“九二共识”认识不同，因此搁置对“九二共识”的争议就成为两岸和平稳定的前提。胡锦涛主席于今年4月7日接见台湾新当选的副领导人萧万长后，萧万长抗议大陆有关于胡锦涛主席会见他的报道中有“一中原则”字样，此后大陆对台的官方讲话中便不再出现“一中原则”的字样了，取而代之的是“九二共识”字样。例如，在回应马英九就职演说时，台办主任陈云林5月22日的讲话说：“当前，两岸双方正为在‘九二共识’基础上恢复协商谈判作出积极努力，并展开相关准备。”讲话中没有使用“一中原则”字样。这个作法体现的是大陆对台政策中的“搁置争议”原则。这表明，双方都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关系仍无法稳定，还得搁置对“九二共识”的争议才能稳定。

　　搁置对“九二共识”的争议是搁置两岸之间的主权争议。自1993年台湾当局开始搞“台独”起,两岸之间的矛盾性质就发生了变化,由政权之争转为主权之争。马英九在就职演说时讲:“两岸问题最终解决的关键不在主权争议，而在生活方式上的核心价值。”他还讲:“台湾要安全、要繁荣、更要尊严!唯有台湾在国际上不被孤立，两岸关系才能够向前发展。”显然,马英九所定性的两岸关系发展前提是南北朝鲜的那种主权分立。

　　★ 台海和平的走势

　　在两岸都不否认对方主权的情况下,台海在2016年前将没有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马英九很可能执政两届。在其执政的八年中，马英九只要坚持“在 ‘九二共识’基础上对话”的说法，大陆就不会采取武力的方法阻止台湾扩大国际空间的行为，台海和平就可以得到保证。马英九已提出以“中华台北”的名称加入国际组织的政策。目前，台湾以“中华台北”名称参加奥林匹克委员会，以“台澎金马”名称参加世界贸易组织。因此,在2016年，台湾以“中华台北”名称加入世界主要国际组织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如果台湾能以“中华台北”名称参加绝大多数国际组织，两岸关系到2016年时台海局势的状态将好于南北朝鲜之间，因为两岸之间没有核问题。

　　两岸如果达成和平协议,两岸在8年内有建立起军事交流关系的可能。胡锦涛主席在3月4日对台政策讲话中已经提出:“谈判的地位是平等的,议题是开放的，什么问题都可以谈。通过谈判，寻求解决两岸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对外交往等到重要问题的办法，对未来两岸关系发展进行规划。”马英九在5月 20日的就职演说中提出：“两岸不论在台湾海峡或国际社会,都应该和解休兵，并在国际组织及活动中相互协助、彼此尊重。”如果两岸在国际组织中是形成相互协助的关系，那么两岸之间进行军事交流将没有任何障碍。而一旦双方进行军事交流，那么两岸和平状态就必然好于目前没有军事交流关系的南北朝鲜。

　　在两岸保持政治对话的条件下,今后8年内,美台发展军事合作将不直接引发台海紧张局势。台湾搞“独立”的军事基础是美国的军事保护。美台加强军事合作不可避免地会促进“台独”势力的发展，因此美国售台武器曾经常引发台海紧张局势。两岸能进行政治对话是两岸关系缓和的结果,如果两岸建立了平等的军事交流关系，美国对台售武可能引发中美关系紧张，但应该不会直接改变两岸和解的关系,因为,大陆不会因美售台武器而以武力威慑台湾。美国政府3月25日向中国通报错将民兵III型洲际导弹鼻锥运至台湾一事,中国要求美国彻查错运的原因，但丝毫不影响两岸关系的和解进程。马英九执政后将不可避免地要从美国购买武器。这将是大陆面对的一个麻烦。但大陆未必就会将这个麻烦发泄到海峡对岸。

　　从2008年起的台海和平稳定趋势，必将进一步促进海峡两岸的和平与发展,但能否有效地防止“台独”和促进国家统一则还需观察。台湾和平已经持续了近30年，两岸统一尚未实现,“台独”势力有了发展。希望我对今后8年台海和平的预测不再重复当年我对台海军事冲突预测的错误。▲ (作者是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阎学通不必为台海形势预测不正确道歉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6月13日 红网-潇湘晨报  作者：盛大林

　　6月11日，中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阎学通在《环球时报》发表文章，就2000年来“一直预测台海发生军事冲突不会晚于2008年”一事，公开向读者道歉。阎学通在那篇文章中讲到，“2000年陈水扁上台后，我一直预测台海发生军事冲突不会晚于2008年。然而，2008年台湾举行的‘入联公投’和领导人选举，不但没有引发军事冲突，反而伴随的是更加稳定的和平前景。”

　　我不认为阎学通先生应该为“预测不正确”道歉，主要是基于对预测学的认识。在我看来，预测就是根据当时的变量对以后结局的一种猜测。这种猜测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比如预测者占有的信息，预测者的知识、阅历、理念以及预测者对时局的把握等等。而上述这些因素往往是因人而异的，因此人们的判断往往也千差万别。更何况，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各种因素都处于动态之中而这些变化都会影响事物发展的方向或结局；同时，预测之后可能还会出现一些此前无法预知的因素。因此，预测失准是很正常的事情，只要不是有意误导公众，预测就不应该对结局负责。

　　从某种意义上讲，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言论负责，只不过这种“负责”主要体现在美誉度上。如果某个人的预测一直比较准确，那么他就会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取得更多人的信任。相反，如果某个人的预测总是谬之千里，那么他就很难取得较好的声誉，或者原有的声誉大幅下降。阎学通先生的“台海必有一战”的不正确预测，已使他“著名国际问题专家”的形象大打折扣。

　　当然，上述论述都是就“判断独立”而言的。如果有人作出某种预测是因为被利益集团收买或者怀有某种不可告人的动机——比如有人收了开发商的红包就说房价肯定还有涨——那就另当别论了。▲


联合国报告列举亚太地区3大最腐败团体
http://www.ddhw.com/readarticle.aspx?topic_id=1000&msg_id=61541

    2008-6-13: 联合国报告指出，在亚太地区，政客、警察和司法人员被看作是三大最腐败的团体。亚太地区普遍存在的诸如只在工资单上出现的“影子教师”、医务人员收取好处费等“轻度”腐败问题却给弱势人口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更多的痛苦。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2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尽管反腐行动更多时候关注的是那些大的腐败分子，但亚太地区普遍存在的诸如只在工资单上出现的“影子教师”、医务人员收取好处费等 “轻度”腐败问题却给弱势人口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更多的痛苦。

　　据联合国网站报道，报告指出，在亚太地区，政客、警察和司法人员被看作是三大最腐败的团体。在接受调查者中，近五分之一的人声称此前一年曾对警察行贿。亚洲国家只有四分之一的犯罪行为得到报告，在被问及为什么不去报案时，三分之一乃至四分之三的亚洲人将对警方缺乏信任列为原因之一。

　　在南亚，病人为了入院治疗或者新生儿母亲为了看一眼她们的孩子而行贿的现象很普遍。在孟加拉国、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卫生工作者往往为接受病人入院治疗、提供床位或开药而索取贿赂。

　　在亚太地区，较高的教育腐败程度往往于较低的儿童入学人数和较高的辍学率及文盲率联系在一起。教育腐败的一个较为极端的例子是那些名列工资单但却从未在教室出现的“影子教师”的存在，有些国家甚至存在“影子学校”。

　　许多亚太国家的自然资源也由于腐败问题而大量流失，无法发挥它们在促进经济和人类发展方面的潜力。以印尼为例，合法的伐木作业不足四分之一，每年与非法伐木相关的好处费、贿赂金额总数超过10亿美元。

　　开发署强调，“轻度”腐败涉及的财物金额也许相对较小，但这种索要往往持续不断，受到影响的人数是巨大的，其金额占贫困人口收入的比例也很高。

　　报告指出，尽管解决腐败问题并没有一个单一的答案，但仍有一些对大部分亚太国家都适用的选择，例如：提高医生、教师和其他公务员的工资，使他们不必借助收取贿赂赚钱，使公务员职位的设立和评估更加以能力和表现为基础，加强地方政府的监督职能；推行符合国际标准的商业行为守则；制定和实施保障知情权的法律；利用信息技术和电子管理来提高政府办公透明度；为公民监督和反腐创造条件。来源: 中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