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西方国家为什么敌视中国，而不是敌视印度？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522838.html

    在过去的五年中，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年增长率均为8%到9%，但印度的崛起并没有引起其他国家对该国的不安。相反，美国、日本和西欧国家对印度非常友好，希望使其成为亚洲另一个超级大国。而对中国的态度则完全不同，美国和西欧至今还对中国进行高端技术尤其是军工技术的封锁，其主流媒体长期对中国进行负面报道,不断宣扬“中国威胁论”。

    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这种敌视态度在2008年3到4月间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他们先是支持试图在西藏恢复农奴制度靠“打、砸、抢、烧”等强盗行为来赚取世人同情的集团，调动一切宣传工具颠倒黑白、混淆视听，诋毁中国。后来又纵容这些强盗和无赖干扰奥运圣火的传递，奥运圣火途经的境外22个城市，有5个城市的传递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干扰，请记住它们：英国的伦敦、法国的巴黎、美国的旧金山、澳大利亚的堪培拉、日本的长野。在伦敦、巴黎，奥运圣火遭到了藏独分子的抢夺；在旧金山，传递途径被迫改道，CNN主持人卡弗蒂发表辱华言论；在堪培拉，护卫圣火的中国留学生在与藏独分子的冲突中被捕入狱；在千叶，护卫圣火的中国留学生被反华势力殴打负伤入院。

    在此之前，或许大多数善良的中国人并不了解，世界上居然有那么多的国家对中国持敌视态度，而且这些国家是当今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如果是担忧中国经济增长过快对其构成威胁，那么同样增长迅速的印度为什么反而得到支持？

      中国到底做错了什么？应该怎样做他们才会满意呢？他们为什么会对我们这样？

      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2007年12月出版的著名财经杂志《福布斯.亚洲》上发表文章指出：西方国家对中印两国的不同态度，主要源于两国政治和文化上的差异。例如印度的多党联合政府中的各党派势力持续互动，就符合了西方所习惯的内部互相制衡的原则。同时，印度精英都能书写英文，对问题也有各种各样的见解，而能讲和书写英文的中国人就很少，而他们以华文表达思想及观点时，往往又不透露本身内心最深处的想法，更无助于中西方的沟通。

    这是一个有着西方人观念的海外华人政治家的观点。政治体制、语言交流是否足以导致中国人在国际上遭受这样大的欺负呢？

    首先我们看所谓政治体制能有多大影响？众所周知，前苏联和目前的中国一样，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采用和平演变的手段使其改弦易帜，目前的俄罗斯怎么样呢？和美国一样是资本主义国家，多党轮流执政，和印度一样也是所谓的民主国家。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友好了吗？国家改变颜色以后，俄罗斯也曾一厢情愿地想融入西方，当美国的小兄弟，可事实呢？俄罗斯的热脸贴到了美国的冷屁股，“融入我的团伙可以，先把你的核武器销毁吧！” 俄罗斯当然不会傻到自毁长城的地步。

    于是，美国和它那一帮小兄弟开始想办法整治俄罗斯，对前苏联一些俄罗斯势力范围的国家进行军事渗透，把导弹发射器架到俄罗斯边境；支持俄罗斯车臣的分裂势力；开动宣传机器孤立俄罗斯。中国同样拥有核武器，中国军队和俄罗斯军队一样同样拥有较强的军事能力和光荣的传统，即使中国有一天真的成了所谓的民主国家，谁敢保证中国不会成为第二个俄罗斯？

    以是否是民主国家来解释西方的敌视显然从理论上行不通，而且就目前中国的现状而言，多党制政体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截止到2007年6月，全国中共党员人数已有7336万名，而目前8个民主党派总人数才71万名。如此悬殊的政治力量对比，根本不具备多党轮流坐庄的前提。而对普通百姓而言，无论谁执政，无论采用什么形式的政治制度，只要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老百姓就买账。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30年的改革开放，民众的生活质量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谁能找到充分的理由为了迎合西方的口味，改变目前自己习惯并喜欢的生活方式呢？

    其次，语言障碍问题，笔者更是不能苟同，因为印度使用英语的人比中国多，印度就更容易与西方国家交流，容易被理解，更容易被西方国家所接纳吗？如果是那样的话，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更容易成为友好国家可以说得通，而法国、德国、日本也与美国关系密切又怎么解释呢？据说日本人的英语说得还不如中国人地道。印度使用英语的人多，与其说是一种优势，不如说是一种耻辱，因为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300年的英国殖民统治。

     恕我对李光耀先生的不敬，我无法说服自己认同阁下的观点，尽管您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前任新加坡总理、现任内阁资政。李先生曾质疑：如果目前是印度的发展领先于中国，欧美国家是否也会以同样的态度对待中国？我认为也不会，西方对中国的态度远不是用经济因素可以解释的。下面请允许我以一个传统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谈一谈：

      ● 一、历史积怨
      
     中国和西方国家历史上有过非常友好的时期吗？没有！如果非要拿出一段关系相对缓和的时期，也只能是2001年“9.11”到2008年“3.14”之前。

     1940-1860年期间，英国、法国两次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

     1894-1895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

    1900年英国、美国、日本、法国、德国等八个国家攻占中国的首都北京；

    1931-1945年，日本侵略中国

    这些披着文明外衣的强盗，在中国杀了多少人，抢劫了多少财富，他们自己不会忘记，中国人更不会忘记。一个强盗，如果看到一个自己曾经抢劫过、伤害过的人有希望变得比自己更强大，他能不害怕对方报复吗？

    而印度呢？历史上仅仅被英国侵略过，被人家殖民统治300年，现在仍然是英联邦成员，国家只有总理，虽然设有总统，但国家元首仍然是英国女王。除了英国，印度和其他的西方国家都没有历史恩怨。即便是对英国，恐怕还有相当一部分印度人会感谢英国人给他们带来了包括英文在内的西方文明。

       ● 二、现实对抗

     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夜之间失去了对手，这让他们感觉无所适从，中国古人讲：“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于是，他们开始寻找对手、制造对手。这个对手会是谁呢？

     美国试图建立独享霸权的单极世界，而中国却四处游说建立多极世界；

     美国为了掠夺战略资源侵略弱小国家，中国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渠道阻止；

     美国支持多民族国家的分裂势力，希望别的国家变得越小越好，中国则支持该国维护国家统一的努力；

     1989年美国侵略巴拿马，中国反对；1991年美国侵略伊拉克，中国反对；

     1999年美国轰炸南联盟，中国反对；同年5月8号，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

     2001年美国间谍飞机撞毁中国飞机；2003年美国第二次入侵伊拉克，中国反对。

    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２００１年之前，中国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一直处于对立状态，直到２００１年“911”事  件以后，美国把注意力放到反恐才使双方关系有所缓和。在那段时间里,连傲慢的俄罗斯人都不得不承认：“只有中国人敢对美国人说不！”

    而此时的印度在做什么呢？沉默，世界听不到他的声音。西方会选择它作为对手吗？

      ● 三、威慑能力

    从世界历史上看，一个国家发展到鼎盛阶段，一定会伴随着对外扩张。近代史上，西班牙、葡萄牙曾经占领大片殖民地、英国曾经发展成为“日不落帝国”，当今世界，美国为了控制巴拿马运河侵略了巴拿马；为了掠夺石油资源，占领了伊拉克。

　　如果中国发展到鼎盛阶段，会不会也对外扩张呢？尽管中国政府一再宣称，中国即使强大了，也不会对别的国家构成威胁，并把“和平崛起”改为“和平发展”。话是说出去了，可外人信吗？而从中国历史上看，在国力强盛的王朝确实有过大规模的对外扩张，唐朝曾将越南和朝鲜的部分地区纳入版图，元朝成吉思汗率领的铁骑曾经横扫欧洲，“黄祸”成为西方人挥之不去的记忆。更何况近代他们还欠着中国人的血债！

      最令西方人不安的是，中国有这样的军事潜力。作为当今世界军事力量最强大的国家，美国有史以来仅仅打了两场败仗：一次是在朝鲜战场，一次是在越南战场。一次是和中国人面对面地较量，一次是和中国人暗地里支持的越南人较量。在当时双方军事装备相差悬殊的情况下，美国人都没有捞到任何便宜。而且，在新中国建国以后的所有对外战争中，包括对美、对苏、对印、对越，中国军队无一败绩。军事装备不如对方尚且如此能打，假如有一天中国军队的军事装备赶上或超过对方了，那又是何等的恐怖？！看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他们能够心理平衡吗？

    印度会让西方心理不安吗？1962年，中印军队在边境地区发生冲突，印度军队在中国军队面前不堪一击，被歼灭6个旅，若不是中央军委及时下达收兵命令，恐怕中国的先头部队都进入新德里了。

    印度是一个没有经历残酷战争洗礼的国家，英国人仅用很少的兵力就征服了印度，他们没有中国人那种在外来侵略面前顽强抗争的历史，中国人的政权、中国人的面子是从枪杆子打出来的，而印度的民族独立，是用非暴力的方式。

       ● 四、文化底蕴

    如果把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敌视，上升到文化层面来看，恐怕就是东西方文明的对抗，而东方文明的代表只能是中国，而非印度。

    从世界文明发展的进程看，世界文明中心最初是中国、印度、埃及、古巴比伦四大文明古国，后来西移到地中海沿岸的希腊、罗马，再西移到大西洋沿东岸的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现在是大西洋西岸的美国，而未来的中心几乎所有未来说家都预测是太平洋西岸的中国。

　　试想，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当中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文明绵延五千年而不断绝，五千年的文明又该是怎样的积淀？五千年会让这个民族积攒多少宝贵的文化遗产？

    让西方人感到压力的是，这个民族文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从来没有被外来文化所征服、同化，而是一直在吸收和同化着外来文化，使外来的文化成为自己一部分，而不是相反。

    西方人总是喜欢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念对中国进行指手画脚，希望中国的行事方式符合他们的观念体系，可他们错了，因为他们不了解真正的中国文化！中国也同样希望西方能够按照中国人的方式思考问题。也许西方人不愿意看到这一天的到来，但随着中国一天天发展壮大，本国的生活质量却在一天天下降，对中国从俯视到仰视，西方人的心态是否能够适应？观念是否能够转变呢？接受不了变化，有抵触情绪，可以理解。

    再看看印度的文化，历史上印度对世界最大的贡献就是宗教，因为宗教信仰不同，信仰佛教的地区组成今天的印度版图，信仰伊斯兰教的地区组成今天的巴基斯坦。即使信奉同一宗教的人群，又分成很多派别。因为不像中国那样有古代的儒家文化和现代的毛泽东思想统一民众的认识，因此印度不像中国那样具有较强的民族凝聚力，英国没有花费很大力气就征服了印度，并给印度植入了西方文化。▲


美国称解放军缩编成33个师 火力加强更难对付
http://mil.news.sina.com.cn/p/2008-06-18/0909505770.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6月18日环球时报: 美国《防务新闻》周刊6月16日文章，原题：解放军瘦身，集中力量搞训练 中国军队正在进行瘦身，专注于训练和C4ISR(指挥、管制、通讯、情报、计算机、监控及侦察)系统，这是中国打造机械化、数字化部队努力的一部分。

　　《今日中国军队》的作者丹尼斯•布拉斯科说，近10年来，解放军已从100个师缩减为33个步兵和装甲师。“换句话说，(中国军队已成为)一支 ‘更精简、更难对付’的部队：规模较小但更机动灵活，火力和网络化也得到加强。”新加坡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防务和战略研究所研究员理查德•毕胜戈说。毕胜戈认为中国军队很可能需要10年或更多时间才能完全实现机械化和信息化。

　　曾在1988-1990年担任美国驻华武官的拉里•沃策尔说：“大约5到10年前，他们致力于提高向中国西部投放兵力的能力，但现在重心已转向训练，即‘在复杂电磁环境下’的军事训练。”

　　曾在1992-1996年担任美国驻香港和北京武官的布拉斯科说，许多师已从4个步兵和装甲团缩减为一个装甲团和两个步兵团。集团军的规模也在减小，其下属的师缩编为旅。

　　布拉斯科说：“解放军的师通常在兵力和火力上小于西方同类部队，有着“集团军—旅—营”编制的新集团军在实力上接近于西方(美国)的一个师。”

　　解放军正在打造相当于12个师或旅的快速反应部队，包括3个空降师、4个两栖或海军陆战师以及若干特种部队。

　　毕胜戈说：“突击部队可以应对各种地区(特别是针对台湾)乃至地区外的突发情况。一些人称之为军中之军。”

　　布拉斯科认为，解放军的庞大规模制约了地面部队的现代化。军队预算不足以进行“真正有力、快速的现代化和转型”。“跟几十年前不同，随着军队现代化，它会花更多钱吸引、留住、教育和训练军官；需要更多钱采购、操作和维护新装备。”

　　布拉斯科说：“我们估计解放军会维持较大规模的地面部队，因为中国仍把与14个陆地邻国的边界以及西部地区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视为潜在威胁。”

　　与此同时，解放军正推动研制攻击型、通用型和运输型直升机，并在与俄罗斯谈判购买更多运输直升机。直升机短缺问题在地震后的救援中暴露出来。

　　中国已采购约1500辆96式坦克和200辆98式和99式坦克，但其7000辆坦克中大多数都是老式的59式和69式坦克。▲ (作者温德尔•明尼克，汪析译)


空战进入无人化，解放军能跟得上潮流吗？
http://www.milchina.com/news/2008/0617/article_5542.html

2008-06-17 来源：互联网 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巴美国无人机6月14日在巴基斯坦南瓦济里斯坦马克恩地区的一处房屋发射了三枚导弹，有一人在袭击事件中丧生。这是一周内第二次无人机攻击。

英国《每日邮报》6月7日报道，英国皇家空军的两名飞行员日前通过一架无人驾驶飞机成功狙杀了阿富汗南部一名高级塔利班头目。然而不可思议的是，这两名英军飞行员却并不身处阿富汗，而是驻扎在距阿富汗7000英里远的美国拉斯维加斯市郊外的一个空军基地中，他们是通过人造卫星遥控无人驾驶飞机，并向塔利班目标发动致命空袭的。

显然，无人机已经不是早期鬼鬼祟祟的“偷窥者”，已经成为真正的“杀手”，甚至具备了进行空战的能力。

今天4月，格鲁吉亚一架无人机被一架米格-29击落，军事爱好者都应当看到过那段视频。那架以色列制造的“赫尔墨斯”450型无人机虽然没有还手，但是它一直盯着那架米格-29和飞向自己的导弹，直到被击落，显示了他具有还手的能力。有报道说，2002年12月23日，在伊拉克的“禁飞区”上空，伊拉克的米格-25与美国的“捕食者”无人机进行了一次空空导弹对射，结果米格-25宝刀不老，击败了“捕食者”和它的地面控制员。

目前，有近1000架无人机活跃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反恐前线。其中，具备侦察/攻击功能的主要是美国空军的“捕食者”、美国陆军的“猎人”式。美国空军120多架“捕食者”绝大部分部署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还有追加的定单计划扩充到300架；美国陆军的“猎人”式大约有30多架，各型无人机系统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支援作战行动中出动了将近130,000次。

对于美军来说，无人机可以提供更长留空时间，人员损失的风险降到了最低；而游击队员则需要面对无人机无休止的纠缠和代价不成比例的对抗。

无人机除了用于反游击作战，还并未在正面交战中作为打击兵器大规模使用过，但是其潜力巨大，无人机攻击坦克、军车、建筑物甚至战斗机的战例有报道的不下十几起了。

中国空军曾经有过抗击无人机入侵的经历，在1964年到1969年越南战争最激烈的时候，美国“火蜂”无人侦察机入侵我国近百架次，被我航空兵、地空导弹部队击落20架。

20%多的拦截成功率，相对我军的整备水平来说基本上还算成功，当时我军航空兵对抗无人机的困难在于我军机型升限不足、雷达捕捉不易，但没有遭敌攻击、反击的危险；对于美国来说，年平均入侵20架次，以平均年损失4架的代价换取大量情报，这买卖还是划算的。

未来无人机的威胁，恐怕就不是呆头呆脑的单机窜犯了，有可能是无人机大机群对机械化集群的扫荡，对大纵深防空火力网的压制，对战场的遮断，对补给线的切断，对机场的封锁，等等。以往的防空作战中，防御一方是通过毁伤进攻方技术兵器、杀伤进攻方有生力量以动摇其持续攻击的决心，来赢得防空战的胜利，无人机的出现，使得进攻方的代价降低了一半（人员损失为零），从而出现了极度有利于进攻方的局面。

围绕无人机，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怎么防，二是怎么用。

就防御来说，打无人机和打直升机、打战斗机、拦截巡航导弹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对于正规军事力量的防空能力建设来说，并不需要特别突出打无人机的问题。唯一值得研究的就是游击作战中如何对抗无人机的问题，如果无法找到有效打击无人机的手段，用人命与机器交换是游击队无法承受的。

目前使用肩扛式防空导弹对抗无人机，主要是捕捉、锁定、攻击3500米-4000多米以上的无人机是非常困难的，而这个高度无人机则可以随时发动攻击。不能攻击无人机就无法摆脱，失去行动自由，这个问题目前还是没有解决办法。

单纯防御无人机是极度被动的，就和拦截巡航导弹一样，拦截的再多也是在挨打，对进攻方没有实质的伤害，因此，利用无人机的特点打击敌人，以攻代守是首选。

据美军的经验，使用无人机并不能大幅降低成本，因为相应控制、传输的技术要求很高，这说明无人机的使用对技术有极高的要求。如果我们技术上无法胜过美国，也不是没有另辟蹊径的可能。

美国人使用无人机，进行实时控制，随机行动，执行临时出现的任务，这是以强大的技术力量为基础的；我们没有这样的水平，可以先让无人机执行预先规划、程序化的任务。比如，本质上说，巡航导弹更接近于一架无人机，可以称为“自杀式无人机”，假如它能把炸药投到目标上之后再飞回来，就是标准的无人机了。“暗箭”、“翔龙”是我们未来的无人机系统，如果他们难以达到攻击一辆坦克的水平，让他们具备把炸弹扔到机场跑道上的能力还是可能的。

就无人机的研制来说，我认为放手让民营、民间机构搞是个不错的选择。看了几个民间高手造飞机的小视频，感觉门槛并不是很高，听说我国一个无人机研制专家，以前就是烧锅炉的。

从珠海航展上看，我国各大航空研发机构推出了不少概念机，好象很热火朝天的样子，其中有隐忧。

按照我们的习惯，出现在各种装备展上的东西，往往是两种情况，一种是我军现役型号的前一代产品；一种是军方看不上眼被迫拿出来找市场的产品。那些出现在航展上的无人机，估计就是第二类情况。这说明我们的观念又落后了，光知道美国人有F-22A是不行的。

就拿这次搜救失事救灾直升机来说，上万人搜山，还牺牲了一位同志，就没想到应该多装备点无人机吗？差距呀！▲

波音公司表示：如果解放军需要 我们卖CH-47
http://www.ddhw.com/readarticle.aspx?topic_id=1000&msg_id=61770

     2008-6-17: 美国《防务新闻》等媒体报道，在中国四川地震救援行动中，美国早年卖给中国的军用直升机表现出色。美国军火商借机积极奔走，希望国会解除禁令，或至少为对华出口军民两用产品‘开绿灯“，然而，这个并不过分的要求遭到美国保守派的刁难。

　　★ “黑鹰”成“松绑”突破口

　　海外媒体报道，“一流的机组，一流的飞机！”为推销自己的“黑鹰”军用直升机，美国西科斯基公司曾常年用这句话作为自己的广告词，而与之呼应的宣传画却是一架隶属与中国陆军航空 兵的S--70C“ 黑鹰”直升机跨越“世界屋脊‘抢救受灾群众。如今，解放军的“黑鹰”再次让西刻斯基公司成为世界瞩目的对象。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由于驻成都军区的解放军陆航团距灾区最近，因此成为最早投入抗震救灾的直升机部队，而部署在该军区的“黑鹰”直升机则因其优秀的高原性能，成为救灾先锋，第一架降落在灾区的直升机就是“黑鹰”！因此，在中国各家媒体上，“黑鹰”直升机穿越灾区上空的画面成为最大的亮点。

　　值得一提的是，远在万里之外的美国国会议员，也不断从自己的电子邮箱里收到“黑鹰”参加抗震救灾的照片和视频。发送这些照片的，不是中国人，而是“黑鹰” 的娘家--西科斯基公司。该公司正和其他大公司一起，借助这一契机，抓紧时间游说美国国会，希望它放松对中国军民两用技术产品出口的禁令。

　　其实，“黑鹰”直升机就是一种典型的军民两用装备。尽管在美军武器库里，“黑鹰”直升机算不上什么明星，但在中国，它却是迄今为止解放军序列中为数不多的美式军事装备之一，也是目前解放军所拥有的高原性能最优秀的直升机。

　　★ 美军火公司积极游说

　　除了西科斯基公司外，还有一些美国公司也看到自己的产品在为中国地震救援发挥作用。不少美国公司希望通过宣传解放军在救灾中的英雄形象，积极游说国会放宽对华出口限制。有消息称，波音公司的游说力度最大，该公司不满足于仅向中国出售大型客机，连CH--47这样的军用运输机，如果解放军需要，波音也非常想卖，但要做成生意，必须得到美国国会批准。

　　20世纪80年代，美国一度颇为愿意对华出售防御性武器，然而到20世纪80年代末，被右翼势力控制的美国国会颁布法案，禁止向中国出口一切军事装备。在中美关系最艰难的日子里，美国军工业也没有放弃据理力争，并用各种事实证明；在大多数情况下，解放军拥有的美式装备往往从事人道救援活动。进入21世纪后，这些游说活动初见成效，美国国会对禁运法案进行修改，允许向中国出售一些必要的军民两用技术和备件。如今，美国公司看到中美两国关系因地震救援而拉近，希望能再接再厉，争取废除这个完全过时的禁售法案。

　　★ 欧洲国家推波助澜

　　另据美国《防务焦点》杂志披露，美国已出现一股要求对华出口军民两用产品限制的呼声，他们的理由是，欧洲早就这样作了，如果美国再跟不上，美国在中国市场上的损失将会更多。

　　据美中经济和安全评估委员会的报告称尽管欧洲国家在美国的压力下，也于20世纪80年代末颁布对华军售禁令，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英、法、意和西班牙等国重新解释了上述制裁措施，允许对华出售“双重用途技术”以及武器零配件。法国据此向中国出口了防御性电子设备和直升机技术，德国和意大利则对华提供了卫星技术，欧洲导弹及防御系统公司还与中国航空工业第二集团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一些法国官员曾公开表示希望向中国提供航母研制技术，特别是与“阵风”-M舰载机相关的技术。即使是处处唯美国马首是瞻的英国，也在不动声色地向中国推销防务产品，如英国雷卡公司已向中国出售了早期预警雷达。

　　★ 美国保守派极力阻挠

　　尽管美国工业界要求恢复对华出口两用产品的呼声很高，但美国一些众议院议员仍极力阻挠向中国出售任何可能被用于军事领域的技术和装备。

　　一些美国议员重弹老调--这不利于台海两岸的军力平衡。不过，更多的保守派议员则猜测美国开放向解放军提供军事技术，将使解放军在2010年后具备远程力量投送能力，可能影响到美国的全球利益。来源: 中军网 ▲


“文革”中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
http://www.ddhw.com/readarticle.aspx?topic_id=1000&msg_id=61813

    2008-6-18 作者: 陈扬勇: 毛泽东对于周恩来，既离不开，又总不满意，实质是觉得周的思想跟他不相容，太‘右’。他要批周，却绝不会打倒周。毛泽东心里的政治，就像他神奇的军事战略战术一样，总是让人琢磨不透。

　　正当周恩来紧张筹备四届人大的召开时，1973年11月10日，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来中国访问。这是基辛格一年之内的第二次访华。其目的是打算在上次访华的基础上，再就中美双方的战略意图、军事合作、技术合作等具体问题同中方达成一致意见。

　　毛泽东在同基辛格的会谈中，要求美方“跟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实现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但基辛格在这个问题上比较暧昧，强调有困难，还不能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

　　毛泽东对此多少有点不满。

　　接下来，周恩来同叶剑英一起，与基辛格就中美共同关心的双边问题举行多次会谈。关于战争问题，周恩来直言不讳地对基辛格说：我们不能不设想最坏的一种情况，作最坏的准备，即在一个时期内孤军奋斗，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作战思想；即使包括美方在内的几个方面同时向我们进攻，我们也准备好了。

　　基辛格还提出在中美之间建立热线联系问题。他说：以美国的卫星系统向中国提供早期预警，以便及时采取措施，保护中方的防空、防御系统(轰炸机、导弹等)，或者在中美之间签订一个有关意外的核战争的协议(美方已草拟了文本)。不论采取上述两种方式的哪一种，都需要在美国的卫星与北京之间建立热线，以便在几分钟之内让你们得到消息。

　　对于基辛格提出的建议，周恩来表示：有些东西可能对我们会有所帮助。我们还要考虑，要报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决定。

　　会谈进行得相当艰苦。周恩来抱着大量便血的重病之躯，连续地与基辛格昼夜会谈。应该说，这次会谈取得了很大成果。

　　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经中美双方同意的基辛格访华公报。这份公报的草稿，事先已经毛泽东及在北京的所有政治局委员圈阅。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就是基辛格提出的关于中美之间建立热线的问题，毛泽东听取了有些人不正确的汇报，认为周恩来态度软弱，说了错话，犯了错误。

　　11月17日，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和外交部的有关成员开会，以批评的口气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

　　毛泽东还建议政治局开会，批评此次中美会谈中的错误。

　　江青一伙以为“倒周”的时机来了。

　　当晚，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对中美会谈的意见。会上，江青斥责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周恩来激动地站起来与江青争辩。

　　次日，周恩来两次向毛泽东书面报告政治局会议的情况，违心地检讨自己在此次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

　　周恩来的检讨并没有让周恩来过关。“四人帮”也绝不会放过这样一次打倒周恩来的机会。

　　从11月21日至12月初，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会上，江青、姚文元等人乘机对周恩来、叶剑英进行围攻——

　　“这次中美会谈简直就是丧权辱国，比李鸿章还李鸿章！”

　　“这次中美会谈所表现出来的错误就是投降主义！”

　　“我们党有过十次路线斗争。严肃地讲，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你周恩来就是错误路线的头子！”

　　“周恩来有野心，想迫不及待地取代毛泽东！”

　　……好家伙！此时，套用毛泽东批评林彪、陈伯达等人在庐山会议上搞突然袭击时说的一句话“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一点也不过分。气焰之嚣张、气氛之紧张，前所未有。会议期间，一位服务员进去送开水，听到了他们指名道姓地斥责周恩来，惊吓得把茶杯掉在了地上，哭着跑了出来。这名服务员也因此失去了为政治局会议服务的机会，连打下手的机会都没有了。

　　对于这次政治局会议，当年在周恩来身边担任卫士的高振普有着清楚的记忆——

　　1973年11月21日晚8时，周总理去人民大会堂参加政治局会议，会场设在东大厅。

　　东大厅这个地方不止一次地召开重要会议。和往常一样，我们把总理送至会场门口，把文件包交给他，就守候在会议室外面。会议时间很长，这并不奇怪，因为政治局开会哪一次也得五六个小时。照以往的做法，参加会的人到了该吃饭的时候，服务员会把饭送进会场，他们边吃饭边开会。那天，我们把总理的饭准备好，请服务员送进去。时间不太长，饭一点没吃，原样退了回来。我很纳闷地问服务员怎么回事，服务员摇摇头说不知道。我说先把饭端回厨房，等一小时再送一次。我并没有想别的，总理不按时吃饭是常事，今天不同的是，他没说等一下再吃，而是把饭退了回来。

　　一小时过去了，送去的饭又退了回来。服务员传话说，总理说不吃饭，也不再叫送吃的。我有点坐不住了，为什么不吃饭，我们想不出原因，只是等在外面干着急。我与大夫商量，不吃饭该吃的药不能误时，于是请服务员准时把药送去。总理把药吃了，我们稍微放松了一下。

　　几个小时过后，散会了。我跑近会场门口，等待着。总理第一个出来，他的脸色难看，人显得很疲劳。我接过文件包，在回家的路上，不放心地问总理：“你有什么不舒服？”

　　“没有。”他的语气很低沉。

　　“饿吗？”

　　“不饿。”

　　……再去开会，总理装文件的皮包轻了许多。临进会场，总理回头对我说，开会中间不吃饭。我马上说：药还是按时吃吧。总理让我们掌握。

　　这是怎么回事呢？以往开会不是这样，不吃饭，还让送杯玉米羹，今天什么也不让送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多年来的习惯，散会时，总理多数是最后走出会场，而且往往是几个人一边走出会场一边交谈。这几天，情况有点反常：总理都是第一个走出来，而且是一个人，情绪又是那样的不好。这几天，只是在这里开会，没到过别处，也没约人谈话；这几天，毛主席那里也没去过。这种种迹象表明，出事了。综合“文革”以来我们看到的现象，说明这事出在总理身上。会是对着总理的，通俗地说，是开整总理的会。

　　……我和张树迎轮流跟总理去会场。趁总理在家时，我俩也议论当时的情况。我们的直感是：中日、中美关系的门打开了，他们认为总理这头“老黄牛”也没多大用场了，想要动手杀“牛”了。

　　会还在继续开，参加的人逐步增加，先是外交部的人，后又有中央联络部的人，当然都是部级负责人。我们猜想与外事有关。

　　有一次散会后，我马上到会场门口，见出来的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我急忙闪在一旁。他们一边走一边笑，只听江青说：“走，还是老地方。”他们的红旗车连成一串，开往钓鱼台。后来，在大会堂北门外执勤的警卫对我说，每天散会后，还有不是住在钓鱼台的几个人，一起去钓鱼台。他们是在为下一次的会议作准备。

　　……会议的特殊性，把我们提醒总理休息、及时送饭、及时吃药的三项服务任务缩减为一项，只剩下及时送药了。有一次，我把药交给服务员，让她送给总理吃。她还空药瓶时，避开我的目光，低着头跑进服务间。我觉得不对，紧步跟了过去，看她用手绢擦泪。她转身看到我，就止不住地哭出声来，对我说：“他们还在批总理。”

　　我按捺住难过的心情，强忍住要滚出的眼泪，压低嗓音对她说：“别哭了！别哭了！别叫人看见了。”看她实在止不住哭声，我就把她让进了隔壁的福建厅，“你在这里哭一会儿吧，有事我来叫你。”

　　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也回忆说——

　　当时被批准进入现场的服务人员、个别首长的随员对会议表现出极度不满。“这哪是什么帮助总理啊？他们明明是整总理嘛！他们是想要打倒总理啊！”说话的是人民大会堂的服务人员。她刚从东大厅里端着托盘出来，将盘子往桌子上一放，就边说边用衣袖擦眼泪，起先只是唏嘘声，一会儿便抽泣起来了。这可把我吓坏了，我赶紧跑过去把服务间通向外边过道的大门关上，又回过来劝她：“我们都是为首长服务的工作人员，只有做好本职工作，上面的事情我们管不了……”

　　我想以此劝她不要哭。

　　“张大夫，我实在看不下去呀！”

　　“我理解你，快擦干眼泪，一会儿你还要进去工作呢。”

　　我担心她的哭声一不小心被外边的人听到了，对她和我都不利，说不定还会连累更多……真不敢往下想。

　　……我在工作间里为总理用开水加温中药汤剂，请服务员送进去。我好容易把那个抽泣的给劝住了，又来了一个更厉害的丫头。她便是曾被江青诬指投毒害她的小赵。她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也是一面哭一面气愤地说：“这个老太婆成天不工作，看电影，游山逛景。总理一天到晚为人民操劳。张大夫，你还不知道呢，他们白天睡觉，晚上来开会整总理。他们开完会回去，一起喝葡萄酒庆贺干杯呢！我真不明白，他们到底在搞什么名堂？”我要她轻声点。她又说：“张大夫，你不用害怕，我说话，我负责，我说的全都是真话，我不怕坐牢……”

　　我的确服了她了。这广西妹子真的吃了豹子胆。自然，就像后来她也跟我说过的，她不是不害怕，是豁出去了。

　　以上两位亲历者的回忆，多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周恩来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的处境。周恩来是一个善于克制自己感情的人，但就是善于克制自己的周恩来，也在工作人员面前表现得这样低沉，不吃不喝，可见面对江青等人颠倒黑白的嚣张，他是多么愤懑，多么难受！只因为江青等人手中握着毛泽东的令箭，周恩来只能痛苦地忍受！相忍为党，顾全大局，是周恩来的品格。

　　会后，江青还向毛泽东提出：要求增补她本人和姚文元为政治局常委。

　　毛泽东很快就发觉了江青等人在政治局会议上搞得太过。

　　12月9日，毛泽东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谈话。毛泽东一方面肯定这次政治局会议开得很好，但同时又批评说：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

　　对于江青提出的增补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毛泽东明确表示：“增补常委，不要。”

　　同一天，周恩来陪同毛泽东接见尼泊尔国王和王后艾什瓦尔亚。毛泽东像是有意趁此机会表示对周恩来的信任和支持。根据会谈记录，毛泽东同周恩来“长时间热烈握手”，并指着在座的曾向他汇报周恩来同基辛格会谈情况的几个人说：“总理啊，现在的小将不好惹呢。把他们提起来，整了你自己，也整了我。”

　　毛泽东对江青等人的批评，制止了江青一伙借机打倒周恩来的企图。政治局会议对周恩来的批评戛然而止。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她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说：“‘批周’事件就这样结束了。毛泽东对于周恩来，既离不开，又总不满意，实质是觉得周的思想跟他不相容，太‘右’。他要批周，却绝不会打倒周。江青等人想借机闹事，结果也被毛泽东批了一下。毛泽东对江青等人的批评，让一心倒周的江青集团大失所望。”

　　毛泽东心里的政治，就像他神奇的军事战略战术一样，总是让人琢磨不透。来源: 中国新闻网 ▲


美国“粮食武器”逼近中国
http://www.ddhw.com/readarticle.aspx?topic_id=1000&msg_id=61788

   2008-6-17 “粮食是一件武器，用法就是把各国系在我们身上，他们就不会捣乱”

　　今年世界粮食危机，成因已近乎教科书式语言：发展中国家需求量增大、气候变化与生物能源抢占耕地造成产量减少、资本投机与美元贬值使粮价据高不下。但实际上，一整套“阳谋”却被国际舆论忽略了。

　　“全球食品巨头对粮食的垄断性操控才是粮食危机的推手。”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发展学院副教授周立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周立曾在美国做过一年的田野调查，在采访了诸多美国消费者、农民与非政府组织后，完成了题为《美国的粮食政治与粮食武器》的报告。

　　“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食品巨头形成了‘粮食帝国’，控制了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周立认为，粮食危机不过是这一帝国扩张的结果，但现在问题正在变得更加严重。

　　★ 两大法宝，操纵粮价

　　周立所指的“帝国”，是美国大型食品公司，它们首先控制了全美大部分粮食，而后获得国际影响力。他说：“它们采用两大手段操纵粮价：一是推行粮食自由贸易，二是通过粮食援助控制发展中国家的农业。”

　　美国政府对粮食生产予以高额补贴，因此粮价比一般国家低，食品公司想尽办法推动各国实现粮食自由贸易，以便顺利出口牟取利润。但这对进口国而言却意味着一场劫难。

　　粮食援助是食品帝国常用的“毒品”：在诸多非洲国家，接受粮食援助的条件之一就是要为美国生产香蕉、可可等经济作物，这些国家的粮食生产因此荒废，沦为帝国附庸。

　　海地的悲剧十分生动：20年前，该国年产大米17万吨，可满足95%内需，但1995年向美国敞开大米贸易，比海地米便宜一半的美国米迅速占领市场，农民失去土地和生计，如今海地3/4的大米都来自美国。


美国总统布什早在上任之初，就签署一项农业补贴计划。高补贴政策下的美国低价粮食是击垮发展中国家农业的利器。

　　★ 官商勾结，不择手段

　　曾任美国里根政府农业部长的约翰•布洛克曾说：“粮食是一件武器，用法就是把各国系在我们身上，他们就不会捣乱。” 美国粮商与美国政府互相需要，当局将粮食视为战略武器，粮商要靠政府撑腰，推行利于自身的贸易政策。

　　“官商勾结”体现在美国政府利于粮商的一贯农业政策。调整耕地面积是关键招数。美国农田长期有1/3处于休耕状态，以便调节粮价。据最新一期日本《选择》月刊透露，去年美国有意将小麦产量减少到7000万吨，从而维持小麦价格高位。

　　粮商始终试图影响美国的内政和外交。1987年到1989年任嘉吉公司执行总裁的丹尼尔•阿姆斯特茨，是“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美国农业首席谈判代表，正是因他推动，农业首次被纳入关贸总协定体系下，并由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继承。此外，粮商还与政府携手影响国际组织。当初海地允许美国米进入，便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其发放贷款的硬性条件。

　　★ 强强联合，通吃弱者

　　近年来，美国食品业的结盟，大大加强了其市场垄断力度。周立在报告中指出，在北美，康纳格拉冷冻食品公司与杜邦公司，谷物巨头嘉吉与种子公司孟山都，诺华公司与粮油公司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已经形成了三个食物联合体，控制了北美的整条食物链，影响力扩张到全球。

　　孟山都控制全球谷物与蔬菜种子23%到41%的份额，与谷物巨头嘉吉结盟后，如果农民需要贷款购买孟山都种子，就得去嘉吉旗下的埃尔斯沃思银行。

　　无论粮价涨跌，它们可旱涝保收：涨价会使粮食初级产品受益增加；跌价时食品加工贸易则可受惠。受粮食短缺之苦的，则是发展中国家的国民。此外，美国国民也是受害者，因为这些食品帝国研制出的加工食品令本国农民受惠甚少。周立在艾奥瓦州一个农民家庭调查时发现，一盒麦片中农民收益还不到售价的1.5%。

　　★ 粮食阴谋逼近中国

　　“当多年前中国选择了开放农产品市场，又无力和美国、欧盟以及日本等国进行补贴竞争的时候，就注定今天会看到农业无利可图的现状了。”周立认为，美国的粮食阴谋已经影响到中国，为确保粮食安全，中国应该坚持粮食主要由本国提供的原则；在扭曲的国际市场上，粮食自由贸易也需谨慎对待。

　　周立建议，中国可以在局部地区，改良性地推出一些替代方案，在小范围内建立一个本地化食品体系，让传统农业有继续生存的空间。这一点可以借鉴美国经验：为应对农业产业化负面效果的挑战，美国中北部摸索出以消费文化革命为精神内涵、以创建本地化食品体系为实际行动的替代体系。最终实现了三个替代：用天然食品替代人工食品；以公平贸易替代自由贸易；以本地化食物体系替代全球化食物体系。  来源: 国际先驱导报 ▲


中日就东海问题达成原则共识（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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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评社香港2008年6月18日电／新华社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姜瑜18日宣布，中日双方通过平等协商，就东海问题达成原则共识。

　　● 一、关于中日在东海的合作

　　为使中日之间尚未划界的东海成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中日双方根据2007年4月中日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以及2007年12月中日两国领导人达成的新共识，经过认真磋商，一致同意在实现划界前的过渡期间，在不损害双方法律立场的情况下进行合作。为此，双方迈出了第一步，今后将继续进行磋商。

　　● 二、中日关于东海共同开发的谅解

　　作为中日在东海共同开发的第一步，双方将推进以下步骤：

　　◆ （一）由以下各坐标点顺序连线围成的区域为双方共同开发区块：

　　1、北纬29°31′，东经125°53′30〃

　　2、北纬29°49′，东经125°53′30〃

　　3、北纬30°04′，东经126°03′45〃

　　4、北纬30°00′，东经126°10′23〃

　　5、北纬30°00′，东经126°20′00〃

　　6、北纬29°55′，东经126°26′00〃

　　7、北纬29°31′，东经126°26′00〃

　　◆ （二）双方经过联合勘探，本着互惠原则，在上述区块中选择双方一致同意的地点进行共同开发。具体事宜双方通过协商确定。

　　◆ （三）双方将努力为实施上述开发履行各自的国内手续，尽快达成必要的双边协议。

　　◆ （四）双方同意，为尽早实现在东海其它海域的共同开发继续磋商。

　　● 三、关于日本法人依照中国法律参加春晓油气田开发的谅解

　　中国企业欢迎日本法人按照中国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的有关法律，参加对春晓现有油气田的开发。

　　中日两国政府对此予以确认，并努力就进行必要的换文达成一致，尽早缔结。双方为此履行必要的国内手续。▲


中日东海谅解是如何实现的？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08-06-18：长期困扰中日关系的东海问题取得重要突破。6月18日，中日双方同时宣布，两国一致同意在实现划界前的过渡期间，在不损害双方法律立场的情况下进行合作，并在东海共同开发上“迈出第一步”。

　　根据双方同时发表的《中日关于东海共同开发的谅解》，作为中日在东海共同开发的第一步，双方将在一个协商确定的区块内，经过联合勘探，本着互惠原则，选择双方一致同意的地点进行共同开发。这个共同开发区块的面积虽然不大，但具有十分重要的象征意义，可以说是历史性的第一步，是中日通过对话与合作有效化解在东海问题上存在的分歧与争议的一次重要实践。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东海在历史上很长时期是两国友好交往的桥梁和纽带。随着现代海洋法律制度的发展，两国在海洋权益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东海问题成为两国关系中的一个难题。这一问题伴随着中日关系起伏而波动，也困扰和影响着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前几年随着中日关系出现严重政治困难，东海问题随之升温。

　　对于这一状况，两国有识之士深感忧虑。他们认为，发展长期、健康、稳定的中日睦邻友好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双方应从发展两国关系的大局出发，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东海问题，搁置分歧，寻求双方利益的共同点，达成互利双赢的结果。

　　实际上，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就多次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倡议，日本一些有识之士曾对此表示赞同，双方民间也曾进行过一些探讨，但终因涉及很多复杂问题，并且受中日关系制约，未能成为现实。

　　2004年，中日启动了东海问题磋商，共同开发的设想再次被摆到了谈判桌上，双方随后就共同开发的具体方案进行了艰苦的磋商。

　　2007年以来，随着中日两国领导人实现互访，中日关系从“破冰”、“融冰”走向“迎春”、“暖春”，两国领导人两度达成重要共识，明确提出使东海成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的共同努力目标，提出作为最终划界前的临时安排，在不损害双方法律立场的前提下，根据互惠原则进行共同开发。中日东海问题磋商因此有了明确的方向并且看到了解决争议的曙光。

　　这次在东海共同开发上取得的初步成果，是中日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是来之不易的第一步。

　　这次中日达成的东海共同开发谅解，是一项互利共赢的安排。

    ◆ 首先，它缓解了两国东海争议，有利于稳定东海局势，化冲突为合作，化挑战为机遇，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

    ◆ 第二，如果通过联合勘探能找到具有商业开发价值的油气资源，将为双方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造福两国人民。

    ◆ 第三，中日通过谈判，妥善处理东海争议这样复杂的问题，也有利于两国增进互信，推动两国在能源、环保等其他领域开展互利合作。

　　应该看到，中日这次在东海共同开发上迈出的第一步，只是一个“过渡性安排”，双方的立场并没有因此而发生变化，中日双方还需要通过谈判，不断地积累共识，循序渐进，为最终解决东海争议积极创造条件。（来源：环球网）▲


台媒曝两岸军官瑞典密会内幕
http://military.china.com/zh_cn/top01/11053250/20080618/14915175.html

    2008-06-18 青年参考： 中青在线马英九上台后，台“国防部”宣布将推动两岸官方接触，建立两岸军事互信机制。然而，绿营的台湾《自由时报》却披露说，早在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０５年间，两岸军方就已有定期的官方会面，双方派出由现役将领率领的代表团，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秘密会面交换意见。但我军有关方面对此未予证实。那么，《自由时报》在两岸气氛转趋和缓的当下捅出这个报道有什么用意？且听下文分解。
    
    ★ １．瑞典外交部负担密会经费
    
    台湾《自由时报》称，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０５年解放军与台军军官代表团的会面并非偶然，而是两岸军方渐进式长期接触的结果，而这种接触始于台军退役将领赴大陆参观访问，以及非官方接触。
    
    该报称，２００１年６月初，大陆海协会与军方相关部门，邀请“立委”冯沪祥率领“退役将领参访团”到大陆访问，行程包括参观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南京军区、广州黄埔军校旧址等地，并与大陆军政首长进行座谈。这是台湾赴大陆的第一个军事交流访问团，也是大陆首度允许台湾退役将领组团参观南京军区。冯沪祥后来透露，此行是经由大陆海协会出面邀请的“民间交流活动”，当他与“陆委会主委”蔡英文、“国防部长”伍世文商谈此事时，台湾相关部门也都持正面态度，并认为只要符合现行相关规定、有助于两岸交流发展，他们都支持。
    
    类似的“民间交流活动”持续不断，到了２００３年成为类似交流最频密的一年——数个台军退役将领代表团访问大陆，虽说每次都是短短几天访问，双方大多各说各话，却促进了双方了解彼此的基本立场。
    
     台湾《自由时报》称，眼看时机成熟，著名的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ＳＩＰＲＩ），于当年向瑞典外交部提出促进两岸现役军官交流的大胆设想。这一设想立即得到瑞典政府的认可，因为瑞典政府认为，此举有助于促进东亚和平，应该批准实施，并由瑞典外交部全额负担双方代表团的旅费与会议开销，同意由ＳＩＰＲＩ出面邀请双方派员参加。
    
     “这一消息传到台湾后，台军内热情很高，”一位知情者透露：“大家竞相报名，都想会会解放军军官，因为他们深知这是历史性的事件，都想让自己留名，同时也对解放军现役军官充满了好奇。”
    
    报道说，解放军和台军很快就确定了相关人选——两岸军事代表团成员以双方军事院校现役军官与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中心学者为主。台军方面由一名少将带队，团员包括数名校级军官与学者，有５～６人；大陆解放军方面由一名大校带队，团员包括数名校级军官与学者，人数稍多，将近１０人。
    
    根据相关安排，代表团出访一次为期８～１０天，因为要转机，大部分时间耗在来回的路上，真正开会时间只有三四天。
    
    为确保两岸军官代表团的会面，瑞典方面做足了工作：会谈地点安排在不引人注意的场所，让相关人员签署保密协议，不干扰双方的代表团成员……

    ★ ２．“可以说有点像是朋友”
    
    由于陈水扁当局高层将其定调为“初步接触的平台”，当然也就不可能授权这种级别不高的代表团谈判任何实质议题。这反而有好处——在没有任务的情况下，会面的气氛自然轻松许多。
    
     据《自由时报》称，在几天会谈中，由ＳＩＰＲＩ人员主持，瑞典外交部也有代表坐在会场后面，台军与解放军的与会人员均着便装，各自表述立场。中方代表强调 “一个中国”与“反对台独”，台军代表则表述“双方为不同政治实体”的“基本原则”，没有任何刺激性的言语出现。“可以说有点像是朋友。”一位知情者如是说。
    
    正式会议结束后，双方还举行了非正式的宴会，当然同样没触及实质议题，属于“纯聊天”的联谊性质，算是为双方的接触迈出了第一步。但除此之外，双方人员在瑞典并没进一步接触。
    
     从２００３年开始，这一会谈持续举行了３次，台军方代表团回台后都要向上级递交完整报告。不过，到了２００６年，台方高层认为，这样的接触帮助不大，和 “观光旅行团”无异，因此在当年会谈前夕，决定暂缓派团。这项两岸军方的接触从此中断。一名台军高级将领透露：“这跟陈水扁的干扰有关，他不愿两岸现役军官深入了解，从而影响台军的‘台独’决心。”
    
    ★ ３．美曾想让两岸军方在夏威夷会面
    
    到了２００６年，时任台“国防部长”的李杰于当年５月２４日在“国防委员会”秘密会议中透露，美军太平洋司令法伦已出面邀请两岸军方官员，共同参与６月在夏威夷举办的一场两岸军事论坛。
    
     当时，台方考虑派遣至少中将级别的人带团，参与这项两岸军事学术交流会议。台方认为，该会议有望成为未来两岸建立军事互信机制的“重要跳板”。因为会议是在美军太平洋司令部下辖的“亚太安全研究中心”举行，且美方主动出面邀请两岸进行军事学术交流，有别于过去仅鼓励两岸对话而不介入的立场，意味美国在两岸政策上可能已有重大调整。再加上法伦当时到大陆进行军事交流访问，邀请大陆军方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当年夏天美军在关岛的军事演习获大陆军方正面回应，因此，认为大陆一可能答应。

    因此，台“国防部”的态度相当积极，甚至私下请泛蓝“立委”通过相关渠道力促对岸派遣军官参与此次会议。李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更公开表示，台军方“相关的安排正在积极进行中”。台军高层还专门为此事定下了人选标准，即原则上将指派台“国防大学”的高阶将校，而台“国防大学”多位曾留学海外以及“在本职学能、战术、战略上极受肯定的作战部队主官”，当时就被列入备选名单。更有意思的是，台军方不少高级将校主动请缨，称自己希望“在此历史场合上”与解放军代表“唇枪舌剑”或是“握手言和”，从而“对两岸和平做出贡献”。
    
    岛内舆论当时也对这条消息表现出罕见的热情，许多媒体纷纷就此发表社评。《中国时报》认为，会议可能改变两岸军方敌对的状态，使两岸关系出现“重大突破”。
    
     然而，两岸军方在夏威夷会面最终未能成行。据台军方高层透露，这与陈水扁当局试图将会谈与台美关系强行捆绑有关，而且陈水扁当局全力宣扬台军是“台独”支柱，导致美方无法接受。中方则更不能接受。当时我一将军认为，陈水扁当局拒绝一中原则，两军正式对话无政治基础。
    
    ★ ４．两岸军事形势趋缓　绿营失落？
    
    对于《自由时报》披露的“两岸军官瑞典密会”一事，解放军官方目前并未证实。有政治观察家认为，在岛内有绿营背景的《自由时报》此时抛出这则报道，多少与绿营人士“眼红”国民党的马英九上台之后，两岸关系迅速发展有关。《自由时报》是想暗示：两岸关系眼下的迅速发展，包括两岸军事紧张形势的缓和，其实离不开“绿营”在“执政”时打好的基础，从而贬低国民党的成绩，向民众摆摆自己的“功绩”。
    
    事实上，陈水扁“执政”８年，“台独”动作频频出手，两岸军事关系被他弄得很紧张。如果《自由时报》真是在为绿营文过饰非，恐怕岛内的多数民众不会买账。因为，两岸军事形势在马英九上台之后缓和，是岛内民众能感受得到的。

    ★ ５．国际组织将台海纳入改善地区
    
    ６月３日，台现任“国防部长”陈肇敏在“立法院”答询时表示，关于建立两岸军事互信机制，“国防部”已订出“政策纲领草案”，初期希望公布“国防报告书”，预先公告演习活动，保证不率先攻击，并遵守核武“五不政策”，同时主动公布“海峡行动准则”。陈肇敏说，军事互信机制将分近、中、远程三阶段进行；近期是推动非官方接触，优先解决事务性议题；中期是推动“官方”接触，降低敌意，防止军事误判；远期则是确保两岸永久和平。
    
     另外，国际危机组织日前发布了６月份的“危机观察公报”，将台湾海峡纳入在今年５月情况获得改善的地区之一。国际危机组织总部设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每月初发布“危机观察公报”，说明全球正在或可能发生冲突地区的情况是恶化、维持原状还是获得改善。国际危机组织指出，马英九５月２０日呼吁“和平的新一页”，及５月２８日吴伯雄与胡锦涛的历史性会晤，都是双边关系暖化的迹象。
    
    此外，马英九上台后，将民进党长期以来“防卫固守、有效吓阻”的战略构想，改为“有效吓阻、防卫固守”，也被认为是向大陆释放友好气氛的举措。
    
    在各界普遍认为两岸关系出现新契机之际，也有美国专家认为，两岸目前逐步恢复的和睦关系比较脆弱。美国知名外交政策研究专家、卡托研究所副总裁卡彭特在《华盛顿时报》撰文，提醒美国必须小心行事，避免危及两岸在小心谨慎中逐步恢复的和睦关系。卡彭特建议，美国官员应宣布暂停对台军售１年，至少应先静观海峡两岸的形势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