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欧洲对华武器禁运是福不是祸
http://www.milchina.com/news/2008/0430/article_3451.html

    2008-04-30 互联网： 欧洲议会4月会议结束，一致通过决议，将继续维持对中国实施的武器禁运。禁运早在20年前已实行，多年后欧洲不断传来声音说禁运与现实情况相违背，希望尽快解除对华武器禁运。其中最热心取消禁运的是法国，法国急需中国这块销售市场，随后是柏林和罗马也持同样观点。就目前看，欧洲正着手组建自己的安全部队，因此取消禁运无异于是让他们白忙一场。
　
    坚决反对解除禁运的主要国家是美国和日本，正式取消禁运绝对不符合华盛顿和东京的意愿，表面上看是出于对台湾的担心，实际上是担心中国军力增长。随声附和华盛顿的是伦敦，虽然事实上伦敦掌握着武器禁运的决定权，但从掌握的内幕消息看，英国也像法国一样积极反对这一禁运决定，但英国还是要看美国的态度。

    为此，美国曾威胁要限制美欧之间的军事技术合作，而英国这方面的期待比其他欧洲国家加在一起的期望还高。另外，日本也是抓住一切与欧洲国家会晤的机会提出反对解除禁运的强烈要求。

    正是出于以上几点主要原因，欧洲议会不得不继续维持对中国实施的武器禁运。尽管中国外交部对此表示遗憾。但对于一个崛起的发展中大国来说，欧洲对华武器禁运是福不是祸。

    ◆ 第一，建国之后，中国快速发展，尤其是军工业，很长一段时间是在四面楚歌、禁运、封闭、艰难的环境下实现的，尽管有前苏联的援助，但是更多的还是靠中国人自己的双手创造出来的。没有当年的禁运，中国是不可能有自主创新研发的“大国利剑”，更不可能有今天的大国地位，这一切都是被东、西方国家逼出来的。印度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东、西方国家一直授予其“最惠国”待遇，让他们可以买到自己的想要的几乎一切东西，也正是如此，让他们磨灭了自主创新的国家意志。

    ◆ 第二，欧洲议会继续维持对中国实施的武器禁运，有助于加速催生“中国标准、中国创造”的步伐。如今的中国军工已经逐步独立于美国和北约、俄罗斯两大标准、制式、体系之外，建立了自己自主并具有很强兼容性的新体系，有助于在国际市场上确立自身的独立位置。

    ◆ 第三，花钱是买不来“现代化”的！最先进的东西是不可能出卖的，更何况是卖给中国！我们强调科技强军，就是要用自己的创新科技和研发最先进的武器来武装我们自己的子弟兵，这种“中国创造”的自家武器，我们会看着自豪，用得顺手，维护得明白，而不再是对“洋武器”那样仅仅是会用，会简单维修，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一旦到了战时岂能留住“洋专家”为我们卖命。

    ◆ 第四，“万国牌武器”看着花哨，但用起来麻烦不少，其效力也就可想而知。仅仅维护就需要若干套人马各自维护，通用性极差，依赖性很强，维护成本极高。中国台湾地区为什么要封存“幻影战机”，其中的苦衷我们不难理解。

    ◆ 第五，未来的世界是人才的竞争，人才是第一位的，有了人才，科技才能成为第一生产力。我们通过几十年的努力，从过去的组装、仿制、改装、升级、研发到如今的自主创新，我们走了一条别国没有走过的艰难历程，“中国制造”已经升级成了“中国创造”，这都得益于几代中国科技人员的不懈努力，他们是中国的脊梁，是中国伟大复兴的灵魂。尽管我们在科技创新、人才待遇、科技重奖、科技名誉等，还存在很多体制上的问题亟待解决，有些部门还缺乏拴心留人的政策，但我们也应看到，如今中国一些重视人才的观念已经在逐步转变。

    ◆ 第六，欧洲议会继续维持对中国实施的武器禁运，更加坚定了“中俄战略合作关系”。对那些动摇甚至诽谤、离间中俄关系的别有用心者，无疑是一场很好很生动的国际主义教育。不要认为俄罗斯就是为了赚钱才卖我们东西，不值得宣扬！市场经济赚钱无罪！国家利益至上无罪！亲兄弟还明算账，何况两个国家之间。

    ◆ 第七，实际上中欧之间尽管存在武器禁运，但是实质上早就开始与相关国家进行了相关的技术合作和技术转让等。对于中国而言，并不希望大宗采购全套欧洲武器装备，这样不符合中国的军队体制。因此，就算解除武器禁运，中国也不会大量采购欧式武器，武器禁运禁令的解除与否实际上政治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

    综上所述，这次欧洲议会一致通过继续维持对中国实施的武器禁运决议，并不是什么新闻，也是我们意料之中的结果。换言之，应该感谢欧洲议会，让我们有了与之更新更好的合作方式和方法，更有利于中国不断的创新发展。▲


中国行政成本为何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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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4-29: 公车私用、公款吃喝、公费旅游、建造豪华办公大楼的情况却屡禁不止。专家研究指出，2003年政府公务支出占政府全部实际支出的37%。

　　尽管2008年的预算草案报告中，行政事业费用支出的增幅仅为14.3%，是各项支出中增幅最小的一项，但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这仅仅是预算内，还不能说明整个行政事业费用支出的增长得以有效控制。”

　　行政成本长期居高不下是近年来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热点话题。随着我国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公众对花什么钱、花在什么地方、怎么花、是否有效率，不断提出更高要求。但周天勇认为，在行政成本上，与几年前相比，改变还不太明显，“而且巨额行政成本开支容易带来乱收费、滥罚款等现象，损害经济环境，同时也影响政府与群众的关系”。
　　
　　“要根除行政成本居高不下的弊端，需要搞清楚降低行政成本难在何处。”对此，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北京大学中国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长彭真怀教授认为，“我们应该关注这一现象背后的体制、机制问题。”

　　不过，他欣慰地指出，随着全国两会期间温总理提出深化财政体制改革，把人民的钱管好用好，花到人民身上；以及大部制的推进，使得阻碍行政成本降低的体制痼疾在充分暴露的同时，“正在形成破解这一难题的契机”。

　　● 行政成本的不透明

　　每年政府行政支出到底花费了多少钱，是控制行政成本最基本的一个数据。作为中国较早研究行政成本的学者之一，周天勇遗憾地表示，准确的政府行政支出数据谁也不知道，“政府支出除了预算内，还有预算外。由于预算外收入的不透明、不公开，财政收入到底有多少钱谁都不知道，用多少自然也不知道。”

　　“在探讨行政成本时，数据的缺乏非常明显，尤其是一些核心数据，”彭真怀指出，甚至今年5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作了规定，但也普遍没有涉及政府行政成本及其信息公开。所以，他告诉本刊记者，国内研究者“只能在公开数据的基础上进行推算”。

　　周天勇在2003年对行政成本进行了推算，得出结果为2003年政府公务支出占政府全部实际支出的37%。这个结果至今仍不断被研究者、媒体引用。对于2007年的行政成本，尽管他仍然在进行大量复杂的测算，还没有得出结果，但有一点他似乎很明确，“与几年前相比，目前并没有明显改变，这一比例保守估计在30%左右。”

　　而从权威统计数据的预算内来看，我国行政管理支出增长也比较快。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95～2006年，国家财政支出中行政管理费由 996.54亿元增加到7571.05亿元，12年间增长了6.60倍；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1978年仅为4.71%，1995年为 14.60%，到2006年上升到18.73%。

　　从国际横向来看，据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介绍，拿上述2006年预算内的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18.73%这一比例去比较，远远高出日本的2.38%、英国的4.19%、韩国的5.06%、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以及美国的9.9%。

　　而且，在今年“两会”期间，九三学社中央提出的《关于建立行政成本信息公开与监督机制的建议》提案中，该提案数据显示，我国的行政成本不但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而且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5%。

　　受访专家指出，过高行政成本的直接后果就是，不仅加大了财政负担，还大大挤占教科、文卫、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事业资金。尽管新世纪以来，我国公共财政收入不断增长，但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4年社会文教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为26.29%，2005年为 26.38%，2006年为 26.83%，不仅徘徊不前，甚至低于2000年的27.6%。与此同时，公车私用、公款吃喝、公费旅游、建造豪华办公大楼的情况却屡禁不止。

　  ● 居高不下的原因

　　“行政成本支出居高不下，实质是由行政机构膨胀、人员庞杂所导致。”彭真怀指出，这不仅造成行政机构人员经常性的开支、工资、办公费用等的高涨，而且造成行政摩擦、效率低下等“九龙治水”的现象。

　　他以新农村建设为例，国家财政共投入9000多个亿的资金，但分派给了11个部门。结果资金使用效率很可能大打折扣，“一些资金甚至被用作修建楼堂馆所。”周天勇也认为，目前的五级政府，层级过多，造成了机构的重复设置，直接导致行政成本节节攀升。

　　多位专家认为，五大原因造成了行政成本支出居高不下。

　　◆ 首先，机构编制的急剧膨胀是行政管理支出增长迅猛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上述九三学社中央的提案中提供了一组数据，我国当前吃财政饭的总人数已达4000多万，还有500多万人依赖于政府的权力实行自收自支。这意味着全国人口中，每二十多人就有一个属财政供养。

　　◆ 其次，政府行为和公务消费缺乏有效的约束评价机制。目前，对职务消费缺少明确的标准和限制，没有刚性的制度约束。在彭真怀看来，目前对包括行政公务支出在内的财政支出，更偏重预算的制定、偏重支出规模的合法性，但对资金的使用过程缺乏管理和效益评估，“其实，也幷不是没有标准和制度，关键是标准得不到贯彻。”

　　◆ 其三，政府支出不公开透明。一方面政府支出没有全部纳入预算，还存在大量的不受监督的预算之外的政府性资金。另一方面，即使是预算内，行政成本也未见详细的数据公布。

　　而且，预算编制不完整，对预算执行的监督不到位。叶青指出，我国预算编制存在着编制力量不足、时间不够长、内容不够全等问题。他以美国为例， “美国专门有一个队伍在编制预算，从总统的预算管理局到参众两院的预算委员会、拨款委员会等，一般要编一年，再交给财政部门去执行。”

　　特别是对目前的预算编制、执行、监督的制衡机制，周天勇指出，“目前的状况是我来编预算，我来花钱，我来监督，人大对此的监督作用效果不明显。正是这个原因导致目前政府组织和公务员在管理和服务中缺乏效益观念、公共财政的理念、紧迫感与责任感，出现‘敞着口子花财政钱’的现象。”

　　◆ 再有，财政体制改革不到位。周天勇认为，部门利益对财政改革形成了较大的阻力，各部门预算外的一些收费、罚款等，财政部门难以制约。而且， “收支两条线改革”也许助推了上述部门利益合法化，“本来很多不合理的收费，应该停止收取，但现在是超收奖励、罚款分成，把不合理的收入合法化了。”

　　以行政成本居高不下的“重点”之一——公车消费为例，据九三学社中央提供的我国目前公车消费的数据，有350万辆以上的公车，包括司勤人员在内，年耗3000亿元人民币。如此高耗费的公车制度，其改革却一直难有实质性突破。

　　周天勇认为，“行政成本特别是公务消费节节攀升、公私不分等现象严重，长此下去，不仅影响政府形象，也会拖垮财政。”

　  ● 多管齐下控制行政成本

　　不过，周天勇指出，“从全国来看，降低行政成本时机已经成熟，需要的只是政府的决心和魄力。”“这是个决心的问题，也是权威的问题，现在必须要这么做。”

　　对于怎么做，周天勇认为，首先要把政府收钱管住。他建议，通过立法规定行政成本支出不得超过GDP的25%，“这个数字是根据国际上发展中国家的税费负担，经济学家研究出来的，最高不得超过25%，一般是在18%～25%之间。”如果这一比例大大超出，将影响居民收入增长，甚至造成投资消费比例失调。他强调，需要改变各级政府把“超收”当作“成就”的思想，“在国外，预算就相当于法律，超收就相当于多收老百姓的钱了，属于违法。”

　　同时，他建议，政府行政支出不得超过15%。在他看来，不论行政支出项目的数量和多少，如果限制总量，就会倒逼许多行政项目进行调整，可大可小的开支、钻政策空子的开支，都会不得不收敛。他认为，这远比单纯口头要求“不让因私坐公车、不让私客公请、不让借公出国”管用。

　　“关键是要明确到底政府能花多少，老百姓应该花多少，制定一个法定的比例。”周天勇认为，这也需要对老百姓的支出有一个比例，“例如民生支出、教育支出等应该占多大比例，每年应该增长多少，要有个明确的比例。”

　　在这里，周天勇特别强调对人大监督功能的强化，“审核资金是怎么来的，资金又是怎么使用的，如果发挥好人大的监督作用，就限制住了政府的利益。目前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加快形成有效的监督制衡机制。”

　　对于预算，周天勇认为，“中央一级财政预算编制和执行应该分开，进行专业分工、相互制衡，提高预算透明度。比如，增设总理预算管理办公室，扮演预算编制的角色。或者按照现代国家的体制，提前6～9个月提交预算，由人大财经委员会下设的预算委员会的专业人员严格审查，之后交给专家委员会和人大代表审议。”

　　事实上，九三学社中央在今年“两会”提案中就强调了行政成本信息的公开与监督，尤其指出普通老百姓比较关注的政府部门公车使用，手机话费，办公用品、公务接待费，以及出国考察培训等支出情况，应在政府与决算和政府行政成本信息公开中以比较详细的类别列出。

　　这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估制度。中央财经大学李贞副教授认为，绩效评估制度是治理行政事业单位行政成本过高的有效途径，“为了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应该加大对预算编制和部门预算执行审计力度，建立健全合理的绩效预算和公用支出成本核算体系。”

　　尽管目前从全国政府绩效审计情况来看，大都是围绕专项资金和建设投资项目而开展，很少涉及行政成本效益审计，而且行政成本效益还面临着社会效益较难衡量等问题，但李贞认为，应该积极推进，边做边完善，“绩效评估对于降低行政成本理论上幷没有什么高深的东西，关键是踏踏实实地去执行和贯彻的问题。”（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法国要用中国火箭发射卫星　美国担忧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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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评社香港2008年4月29日电／环球网消息：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世界第三大通信卫星运营商——法国Eutelsat卫星公司决定使用中国的“长征”火箭发射卫星。可以说这是中国发射西方主要卫星运营商卫星的第一份合同。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Eutelsat公司使用长征火箭的计划给想要以军事、科学方面的优秀能力为基础跃升为民间太空产业中的强者的中国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在此次签订的合同中，中国的长征火箭被保险公司评价为比俄罗斯“质子”火箭更安全的发射体。

　　美国太空产业专门杂志《Space news》27日报道说，如果用欧洲航天局(ESA)的阿丽亚娜5型火箭发射卫星，保险费率为6.5%，美国的“宇宙神”(Atlas)5型火箭为6.6%，中国长征火箭为7.9%，俄罗斯“质子”火箭为10.3%.

　　《华尔街日报》称，Eutelsat公司虽然表示只和中方就2010年发射一颗卫星达成协议，但业界相关人士认为Eutelsat公司计划广泛使用中国的国营火箭。该报道称，“SES全球”、“Intelsat”等其他卫星运营商也很有可能继Eutelsat公司之后，陆续使用中国长征火箭用作卫星发射载体。

　　欧洲第二大卫星运营商Eutelsat公司决定使用中国火箭后，美国议会对中国太空计划的担忧可能会进一步加重。▲


美在台协会有现役军人：不穿军服，工作三年
http://www.milchina.com/news/2008/0427/article_3296.html

    2008-04-27 互联网： 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代表美国的驻台官方机构为美国在台协会（ＡＩＴ）。按照惯例，其工作人员必须中止与美国政府机构的关系，才能进入协会工作。

    与该协会幷行的是由五角大楼与中情局下派在台湾的技术联络组和技术组，它们共同负责美国在台湾的军事事务，这两个组各有3名工作人员，虽然上级领导是五角大楼和中情局，但这些工作人员均为平民身份，即便此前在军方服役，调派台湾前也必须先退役。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根据《与台湾关系法》向台湾提供军事装备与服务，美国在台协会也以合同形式雇佣过多名退役军人，来协调对台军援等相关事宜。然而在2002年10月，美国国会修改了《与台湾关系法》，允许直接委派政府人员到美国在台协会任职，“以提高行政效率”。正是这个修改后的法案，为美军现役军人进驻台湾打开了方便之门。

　　从2005年年中起，五角大楼开始向ＡＩＴ派驻现役军人担任“武官”，以统筹美国在台湾的军事事务。不过，此举的具体处理方式相当有“技术性”，即这些担任“武官”的现役军人不穿军服，工作时间限制为3年。当时，美军发言人曾辩称：“这幷不意味着对台政策的改变，也不是政策将要变化的信号，而仅仅是一种为提高行政管理效率而作出的积极努力。”

　　眼下，派到美国在台协会任职的首批军人服役期即将届满。但五角大楼非但不想放弃在台派驻现役军人的既得利益，甚至还想继续扩大权限。

　　因此，由美国国务院在《台北时报》刊登广告进行招标，分明是在释放“试探气球”。而在外界纷纷质疑美台关系或将升格时，美国务院又出面辟谣。

　　若真由陆战队卫兵承担安保任务，将使美国在台协会取得事实上与驻外使领馆相同的待遇，这无疑将令美台关系产生质变；另一方面，一旦将来台海形势危急到让美国感到“严重关切”时，战力强悍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主力可以以保卫馆舍的陆战队遭袭为由，立即从冲绳和关岛出兵驰援。（来源：中青在线-青年参考）▲


印度向中国发强硬信号：边界问题绝不妥协
http://www.milchina.com/news/2008/0426/article_3276.html

    2008-04-26 互联网：国际先驱导报4月25日：印度用行动向中国发出强硬信号：边界问题绝不妥协

    印媒有关印度加强中印边界附近军事基地设施的消息不断，4月19日印度CNN-IBN电视台更是爆料：印度不惧中国龙，将要重启43年前在喀喇昆仑山脚的道拉伯格玉尔地废弃的军用机场。

   ●  "曾被中国军队包围"

    道拉伯格玉尔地位于印控克什米尔拉达克地区一个寒冷的不毛之地，距离中印边界9公里，古时通常是人们沿着丝绸之路旅行时歇脚的地方。这里海拔5050英尺，冬季气温多在零下30度。气候条件恶劣，使得这里几乎没有任何植被。要不是因为1962年中印战争，没人关注这里。

    当年，印度陆军曾在道拉伯格玉尔地建立了一个停机坪和一条简易跑道，使之成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机场，经常会有伊尔-76往返于此。印度前空军司令拉尔在最近出版的一本回忆录中曾经提到，"印度空军用运输机和直升机承担了大量运送士兵、物资以及后勤补给的任务。而距离喀喇昆仑山口附近的道拉伯格玉尔地正是少有的几个可以用作飞机着陆的军用机场。只不过，正式交战后没几天，它就被中国军队包围......"

    ● 很多机场都在争议地区

    其实，重新启用道拉伯格玉尔地机场仅仅是印度振兴军事基地战略的一个部分。印度空军制定了一套庞大计划，涉及中印边界西段拉达克、中段的喜马偕尔邦和乌塔兰恰尔邦、东段的锡金以及"阿鲁纳恰尔"，在这些地段印度除了打算建立一些能够与中国抗衡的新设施之外，更多的是更新并启用一些过去废弃不用的旧设施。

    印度国防部长安东尼4月6日访问"阿鲁纳恰尔邦"时，提到国防部计划为该地区筹资兴建5座较高等级军用机场。他还表示，将会重新恢复使用一些旧的"具有战略用途的机场"。据《印度快报》披露，"阿鲁纳恰尔邦"内将有32个直升机机场得到更新。

    ● 意在施压边界谈判

    刚从印度东北部地区调研回来的一位印度前陆军少将则对《国际先驱导报》表示："印度的确有不少人关注与中国西藏接壤的‘阿鲁纳恰尔邦'的基础设施发展建设，他们为印度的基础设施准备不足感到担忧。"

    在新德里空军力量研究中心从事战略事务研究的印度前空军少将卡克指出，"道拉伯格玉尔地之所以很重要，是因为一旦发生冲突，印度在边界附近的军力必须尽快增加10倍。届时如果陆路被封锁，我们唯有仰赖空运。"尽管从目前看印度与中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但卡克认为，喀喇昆仑山地处要塞，中国军队仍能够对争议地区构成严重威胁。

    卡克指出，如果能够重新启用道拉伯格玉尔地机场，在与中国边界谈判时，印度将会处于更有利的位置。印报也称，这些行动就是要向中国表明一种信号，即印度不会在涉及战略利益，特别中印边界的问题上作出任何妥协。

    一位曾担任过飞行员的不愿透露姓名的印度前空军高官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实际上那些高寒地带的旧机场的地理条件大多非常恶劣，它们地处山区，很容易出现滑坡，一些地段经常发生地震。因此，即便启用，对其地面设施以及道路进行日常必要的修理也极为困难。" ▲


揭秘：尼泊尔1974年剿灭“藏独”武装内幕
http://www.milchina.com/news/2008/0412/article_2712.html

    2008-04-30 互联网：在最近的报道中，人们常常会看到"四水六岗卫教军"这样一个名字。其实，"四水六岗"是一个地理概念，指的是四川藏区、云南藏区、青海玉树藏区和西藏昌都地区。西藏和平解放后，盘踞在这一地区的"藏独"分子于1958年纠集3000人，成立了"四水六岗卫教军"，发动武装叛乱。

    1959年3月，叛乱武装被人民解放军剿灭，残部随达赖喇嘛逃往印度。上世纪60年代初，达赖的二哥嘉乐顿珠、四水六岗叛军前司令贡布扎西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推动下，决定在离西藏最近的尼泊尔北部山区木斯塘地区重建反攻西藏的四水六岗卫教军。中情局向其提供武器、装备、经费、教官，并参与指挥。这些叛军中有数百人曾在太平洋上的塞班岛和美国科罗拉多州接受中情局的秘密训练。

    1974年，在尼泊尔政府军的清剿下，四水六岗卫教军全军覆没。日前，当年整个清剿行动的总协调人乌克雅布先生向《环球时报》记者披露了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 中情局"断粮"后，不少叛军饿死在山里

　　★ 环球时报：请问尼泊尔政府从何时开始知道四水六岗叛军进入尼境内的？

　　▲ 乌克雅布：事实上，从上世纪50年代末达赖喇嘛外逃时，尼泊尔政府就已经掌握了藏人来尼的动向。举个例子，1960年1月至2月间，至少有 1500名藏人试图从边境进入尼泊尔，遭到尼边境当局的拒绝。事后我们才知道，这些人就是四水六岗卫教军的人。

    随后，他们化整为零，利用尼泊尔与印度开放的边境零散进入尼境内，前往木斯塘地区。据我们了解，四水六岗叛军绝大部分是从印度来到尼泊尔，而不是直接从中国西藏过来的。当时在国际上，弱小的尼泊尔遇到很大压力，只能让这些"外逃藏人"自由出入境。

    但总体上讲，上世纪60年代，尼泊尔政府并不十分清楚木斯塘的四水六岗叛军究竟是什么样的组织。直到最后尼政府军采取行动剿灭叛军后，我们才把情况彻底弄清楚。在我们提审一些叛军成员时，他们交代，达赖集团在美国的帮助下，曾与尼泊尔政府内的一些重要部长有长期联系，因此得到"特殊关照"，从而得以在木斯塘立足。

　　★ 环球时报：有报道说当时叛军在尼泊尔得到了美国政府的大力援助？

　　▲ 乌克雅布：上世纪60年代，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有一个军用机场专供美国使用，中情局是这个机场的常客。我记得这个机场经常有直升飞机起降，大部分飞往尼泊尔北部靠近中国边境的山区。具体飞机运的是什么，尼泊尔政府也不得而知。后来我们了解到，美国从印度及其他地方组织了大批先进武器、无线电通讯设备和生活物资运给四水六岗叛军。在清剿之后的审判中，有些叛军头目交代，当时他们靠无线电与中情局取得联系，每次美军飞机来到他们的山头，他们就组织叛军士兵四处取回物资。但据我所知，这些供应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上世纪60年代初，美国政府更迭，有几年的时间中情局无法提供物资，结果不少叛军被饿死冻死在山里。美国很早在尼泊尔就设有使馆，使馆部分外交官也秘密与木斯塘叛军联系。1965年，美国外交官霍华德斯通在加德满都被捕，同时其供应给木斯塘叛军的大量武器也被查获。斯通因此被尼政府驱逐，该军用机场也被关闭。

　　● 叛军司令对我说，仗打了这么多年，一点希望也没有

　　★ 环球时报：尼泊尔政府是什么时候下决心清剿聚集在木斯塘的叛军的？

　　▲ 乌克雅布：1972年，比兰德拉国王继位。1973年，他访问中国，并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的接见。我记得他回来后不久，就召集相关部门负责人开会，军队、警察、内政部官员都在，也包括我。在那之前我是内政部主管"西藏难民事务"的下秘（处级）。后来我被比兰德拉国王任命为负责剿匪事务的协调官。比兰德拉国王对与会者说，中国总理周恩来跟他严肃地讨论了木斯塘叛军的问题，并希望尼泊尔政府采取行动剿灭这些危害到中国国家安全的叛军。会议做出清剿决定后，让我尽快作为协调官员前往木斯塘与叛军头目见面，同时尼军开始包围叛军所在的山头。

　　当时叛军的司令名叫旺堆嘉措，曾在美国科罗拉多受训，据称极其好战。1973年7月，我与内政部一名官员前往木斯塘。在木斯塘县，我们见了当地官员，要求他们派几名警察保护我们，结果官员们大惊失色，说没有警察敢到山里去面对极端凶残的叛军。最后我们勉强带了一名胆大的警察。第二天，我们来到尼尔吉里山的山脚下，这里离叛军总部不远了。

    首先，我们遇上了旺堆嘉措的哨兵。听说我是政府代表之后，他们把我带到半山腰的一处木房子里，周围这样的房子还有十来座，后来我们才明白这是叛军的一处基地，整个叛军共有十几处这样的基地。每个基地大约有200至300人。当时旺堆本人并不在，他的副手巴陈跟我见了面。他答应把政府要求他们投降的意见转达给旺堆。随后我又前往其他几个基地，会见了那里的首领。这些叛军手里拿着比尼泊尔政府军还先进的美国制武器，身着统一的作战服，不过看上去已经没有了好战的心气，大概是因为多年来在侵扰中国西藏的过程中不断遭到打击。

　　此行并没有什么结果，叛军既没说投降也没说抵抗。我回到加德满都，收到军方情报说旺堆嘉措已秘密来到这里治病。通过中间人，我很快在泰米尔区见到了这个当时的风云人物。其实我跟旺堆也算是半个熟人了。上世纪50年代，我在印度东北部大吉岭上中学期间，旺堆就经常到我们学校旁听英语课，我们当时就认识。他的个子几乎有1米80，身材魁梧。快 20年过去了，他还记得我。我向他通报了尼泊尔政府的决定，建议他下令所有叛军立即投降。旺堆当时情绪低落，说仗打了这么多年，一点希望也没有，也该为手下几千人找个出路了。

　　● 达赖喇嘛的代表要求尼泊尔军队手下留情

　　★ 环球时报：旺堆后来做出什么决定？政府军是什么时候决定进攻的？

　　▲ 乌克雅布：1973年底，尼泊尔政府向叛军下了最后通牒，要求他们必须在1个月内投降。为了让叛军能理解，政府将最后通牒翻译成藏文，在木斯塘县四处张贴，后来又将时限后延了15天。但一直没有叛军投降的消息。1973年底，比兰德拉国王下令展开军事行动。鉴于木斯塘四水六岗叛军一直得到美国的支持，拥有数千名装备先进的精锐士兵，所以尼泊尔政府极为重视。

    国防部下令驻扎在博克拉市的第三旅出动约3500名士兵，另外动用了2000多名警察。不过尼军将领仍然没有什么信心打胜仗，因为尼军一般都在平原地区活动，几乎没有山地作战经验，而四水六岗叛军则善于山地作战。1974年初，我陪比兰德拉国王接见了从四水六岗叛军中分裂出来，并已率部投降的前叛军司令巴巴益西和他的侄子，要求他的部队提供帮助，条件是打完仗后给他的手下土地、安家费，所有人还可以得到尼泊尔国籍。巴巴益西同意出300名士兵帮助政府军展开清剿。

　　这个消息很快传到旺堆的军营里，叛军一片哗然，军心浮动。1974年春，随着政府军包围圈的缩小，叛军几乎失去了最后的希望。当时达赖喇嘛的驻尼"大使"顿珠朗杰和达赖二哥嘉乐顿珠的秘书拉莫次仁找到尼泊尔政府，称他们带来了达赖喇嘛本人的录音带，达赖命令叛军投降。

    与此同时，在尼泊尔驻印度使馆，嘉乐顿珠和达赖喇嘛的代表彭措通登多次拜访尼泊尔大使，求尼军手下留情，并保证命令叛军投降。后来达赖多次说他跟四水六岗卫教军没有关系，试图维护自己的"非暴力形象"，但这些事实说明，四水六岗卫教军一直受达赖集团的直接领导。达赖喇嘛的录音带起到了作用，听到录音的叛军士兵们丧失了抵抗的最后动力，绝大多数士兵随后向尼军交枪投降。作为对这些人的惩罚，尼泊尔政府后来虽然予以安置，但拒绝给他们尼泊尔公民身份。

　　● 旺堆嘉措被打死在边境上

　　★ 环球时报：旺堆的最后下场如何？这些叛军后来是如何处置的？

　　▲ 乌克雅布：旺堆选择了顽抗到底。根据尼军情报，旺堆与其死党共37人，准备突围前往印度，继续从事叛乱活动。据投降者报告，这37人携带了63 匹马、13头驴、4部无线电、相当数量的步枪、手枪和手榴弹。这些人通过无线电随时与新德里的达赖办事处及中情局保持联系。为了安全，旺堆清晨就出发赶路，深夜才休息，将手下分成四五拨，前后相隔一两小时，他自己随时变换位置。旺堆选择的路线是尼泊尔与中国西藏的边境线，有时进入中国西藏，有时回到尼泊尔，试图以此甩掉尼军。随着旺堆向西逃，尼泊尔国防部命令尼军位于西部的第四旅担任主攻。为清剿成功，当时参加行动的共有4个连近800名士兵，最后阶段动用的武装直升机达到4架，并动用了不少无线电设备。1974年7月，尼军终于在尼泊尔、印度和中国边境的三角地带、尼泊尔的达尔朱拉县追上了旺堆残部。

　　旺堆最后葬身之地离印度边境已经很近了。那天上午，尼军再度出动直升机巡查，同时派出多股士兵在山头四周搜索。旺堆此前肯定通过中情局通知了印度军方，因为当时印方一侧不断有直升机起降，尼军的无线电屡次遭到印方干扰。不过终于在上午11点左右，尼军发现了旺堆及其手下，双方展开激烈枪战，旺堆残部几乎全军覆没。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旺堆本人是否在被击毙的叛军当中。尼军用直升机将巴巴益西送到现场，经他指认，最终才确定旺堆已经被打死。至此，木斯塘四水六岗卫教军被全部剿灭。

　　出于人道考虑，尼泊尔政府将所有投降或俘获的叛军及其家属进行了安置。政府在4个县市设立了4个定居点，共有700余家、2000余人分配到土地。2005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决定将5000余名在尼藏人送往美国"重新安置"，优先考虑的就是旺堆的部下，因为尼泊尔政府没有给他们发放身份证。美国政府似乎想弥补当年其为了本国利益，不惜利用四水六岗卫教军从事反华武装活动而欠下的"债"。但尼泊尔政府已经重申支持中方立场，不允许这些人前往美国，防止他们成为美国反华的新工具。

　　● 西方仍在尼培植"藏独"势力

　　★ 环球时报：目前尼泊尔藏人的状况如何？

　　▲ 乌克雅布：目前在尼泊尔共有3万多藏人，他们当中一部分人，主要是巴巴益西叛军的后代，已经拥有了尼泊尔国籍，另一部分藏人持难民证，也有少部分人没有任何证件。在尼泊尔的藏族人主要开地毯厂、经营手工艺品商店、从事旅游业等。据我所知，中国驻尼使馆非常关心在尼藏人的利益，每年藏历新年都要举办招待会。大部分藏人在尼泊尔生活得不错，他们对中国政府也抱着十分友善的态度，近年来有不少人返回中国藏区探亲或定居。

　　但是西方国家和达赖集团在这里的活动仍然很厉害。2005年初，在中国政府的交涉下，尼泊尔政府取缔了非法运行的达赖驻尼办事处，但实际上，办事处工作人员至今仍在原址办公，只是没有了正式"名分"。"藏青会"、"藏妇会"、"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等激进"藏独"组织在尼泊尔的活动也很猖獗。

    此外，据我了解，仅加德满都谷地就至少有七八十座较大型的寺庙，这些寺庙基本上是由西方国家的非政府组织或个人捐款支持的，尼泊尔政府对他们没有什么约束力。尼泊尔北部山区与中国西藏接壤，历史上与西藏交往密切。多年来，达赖集团与西方国家一直对这一地区"情有独钟"。

    这一地区现在有数百座藏传佛教寺庙，其中较大型的有四五十座，经费都来自西方国家。此外，达赖集团暗地里从该地区网罗了不少会说藏语的尼少数民族，以西藏人的名义送到印度达赖集团的学校里读书或当喇嘛，而这些学校的经费也全是由国际援藏势力提供的。尼泊尔作为南亚弱国，对这些渗透行为虽有所察觉，但无力约束。我认为，中国未来应当帮助尼泊尔更有力地打击"藏独"势力的渗透。

　　★ 环球时报：作为前尼泊尔驻拉萨总领事，您怎么看最近中国藏区的一连串事件？

　　▲ 乌克雅布：我的职业生涯似乎与西藏有特殊的关系。至今我仍然与中国西藏自治区的许多朋友有很多联系。在我看来，中国中央政府五十多年来为西藏的发展付出了巨大努力。西方国家不承认这一点，就不能客观地看待和处理西藏问题。我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拉萨工作时，拉萨的市容还不如尼泊尔的加德满都，而现在，加德满都人都很羡慕拉萨。

    再比如，人口2600多万的尼泊尔人至今还不能用尼文发手机短信，但我看到，由于中央政府的投入，中国的藏族人却可以用藏文发短信或发邮件了。我认为，达赖喇嘛是个政治和尚，中国内外的藏族人将来都会认清他的本质，西藏将和中国其他地区一起迅速发展，谁也改变不了这一历史趋势。▲


解析中国粮价不涨的秘密与代价
http://www.ddhw.com/readarticle.aspx?topic_id=1000&msg_id=59125

    2008-4-29 张邦松:在外部市场剧烈变化的情况下，中国粮食价格能始终保持稳定，粮食储备和调控体系功不可没，虽然这样的体系并非没有代价

　　亚洲东南部的一些国家又一次陷入了深深的焦虑之中。10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使这一地区饱受煎熬，这次给他们带来不适感的是更为要命的粮食。 2008年4月17日，全球基准的泰国中质大米的指示性报价达到每吨950美元至1000美元区间，而在今年3月之前，这个价格仅为330美元左右。

　　大米价格上涨只是2007年以来国际粮食价格疯狂上涨的一个延续。在去年，另外几种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如小麦、玉米和大豆，均出现了80%左右的涨幅。

　　但是，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世界最大的粮食消费国——中国的粮价却异乎寻常的平稳，甚至在CPI不断上涨的情况下，粮食价格依然我行我素。目前，中国普通粳米的批发价每吨不到3000元人民币，与国际市场上7000元左右的价格相差一倍有余。

　　在加入WTO之后，中国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关联早已打通，商品价格与国际接轨成为大势所趋，这时候粮价的背离走势无疑是耐人寻味的。了解这一背景的中国城市居民，在享受远低于国际市场的低粮价时，难免不心存忐忑：明天我还能吃到这么廉价的大米吗？这样的顾虑并非没有道理，实际上，中国食用油价格已经跟随国际市场价格出现了暴涨的行情，粮食会紧随其后吗？

　　● 中国缘何“免疫”

　　在过去两个月，粮食危机已经表现出类似于金融危机和禽流感的极强的传染性，在一个地区爆发之后，它会迅速蔓延扩大。起始于菲律宾的粮荒，已经在整个东南亚，甚至非洲地区引发了连锁反应。但是这一危机却并未传导到中国，是什么让中国具有这样的免疫力？

　　美国农业部制作的“世界大米生产、消费和库存”数据显示，2007/2008年度，泰国稻米的产量是1860 万吨，自己消费却只有960万吨，这意味着它有接近一半的数量要出口，越南、印度和埃及这些传统大米出口国情况也与此类似。这些国家的出口量占据了全球大米贸易的2/3。所以当这些国家同时削减大米出口时，国际米价必然应声而涨。

　　与此同时，中国2007/2008年度预测大米产量为1.295亿吨，而同期消费预测为1.27亿吨，几乎是 1比1的关系，供需基本平衡还略有结余。过去几年的数据反映的情况与此类似。

　　“全球最大的大米生产和消费地都是在中国，自给率基本上是平衡的，所以我们大米价格相对比较稳定，而且调控起来也比较容易。”一位粮食系统人士对《新世纪周刊》说。

　　他同时表示，中国的粮价既不会同东南亚市场挂钩，也不会像油料作物和食用油价格一样，与世界市场同步上涨，原因在与这二者不同的消费特点。

　　2007年，国内外植物油市场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受世界能源价格大幅上涨的影响，在生物能源需求快速增长的拉动下，平衡关系发生改变。同时，美国、中国等大豆主产国产量低于正常水平，国内外植物油价格出现暴涨行情。由于国内植物油需求量的60%靠进口油脂油料满足，国内的植物油市场很大程度上已经与国际市场融合在一起。

　　而在国际市场上，粮油定价权基本掌握在期货市场手中。他们可以通过期货市场影响中国粮油价格，大致逻辑是：全球粮食减产——全球粮食库存下降——对冲基金推高农产品期货价格——国内期货市场农产品价格走高——最终传导至现货市场。

　　国内郑州商品交易所上市有小麦期货品种，大连商品交易所上市有玉米期货品种，因为国际国内期货市场的趋同性，这两家交易所的相关期货合约也有了相当大的涨幅，以郑商所的小麦701合约(2007年1月到期)为例，8月14日开盘价1448元，12月13日则飚升至1615元，涨幅11.8%。

　　“但是对于小麦而言，小麦消费的数量要远远大于期货市场成交的数量，这与大豆等正好相反，我国大豆的产量要远远低于成交量和持仓量，所以微量的期货和持仓并不能撼动小麦市场的运行轨迹。”上述粮食系统人士说。

　　而中国的大米则与世界市场联系更为松散，每年几十万吨的进出口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国内大米市场的定价权仍在我们自己手中。”北京玉泉路粮油批发市场信息部刘敬亮说。

　　● 强悍的政府之手

　　在中国粮食系统的官员看来，现在还没有到为中国粮食供应问题发愁的时侯。国家粮食局局长聂振邦在3月初就表示，目前中国的粮食库存和市场供应都很充裕，他认为短期内不会出现所谓的粮食危机。

　　政府部门这样的表态，源于其对粮食库存的信心。中国的库存数据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秘密，官方没有公布中国粮食库存数据。但有意思的是，中国两位总理朱基和温家宝都曾在公开场合“非正式”地透露出中国的粮食储备数据。2002年3 月5日的人大记者招待会上，时任总理朱基在回答美国有线新闻网记者的提问时提到：“全国粮食库存有5000亿斤(2. 5亿吨)”。今年3月，温家宝总理披露，国家现有1.5亿吨到2亿吨的储备粮，库存水平比世界平均水平多一倍。

　　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从2003/2004年度以来，中国历年的期末库存(产量减去消费后的数据)都为正数，这意味着，中国粮食库存应该是每年都略有增加。

　　一般而言，在影响供求关系变动的各种因素中，库存与粮食价格呈现“正相关”的关系，即价格上涨→涨价预期→增加库存推动需求增长→助涨价格，价格下跌→跌价预期→减少库存推动供给增长→助跌价格。但是，中国粮食市场存在例外，这源于中国独特的粮食储备和调控体系。

　　在2005年以前，中国的粮食储备分为国家储备、地方储备和老百姓的民间储备。从2005年开始，为了解决农民卖粮难的问题，防止“多收三五斗”的情况出现，国家出台了最低收购价的政策。政策要求，当市场粮价低于国家确定的最低收购价时，要求国有的、地方的粮食企业和一些规模较大的私营企业，按照最低收购价敞开收购。

　　“由于近年粮食产量一直保持稳定增长，国内的库存比较大，中储粮也每年在更新粮食，所以出台最低收购价政策，使得农民能够以相对合理、相对高一些的价格来出售粮食，以保证他们的利益。”上述粮食系统人士表示。

　　然而，这一政策却无心插柳，成为国家调控粮价的一个重要手段。

　　最低收购价使农民手中的粮食储备得以集中，变成了国家的临时储备。以小麦为例，2006年国家首次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当年国家在小麦主产区累计收购托市小麦数量达4121.8万吨，2007年国家再次在小麦主产区收购托市小麦4217.3万吨。

　　这意味着国家又掌握了大量的临时储备，这些储备在调节市场价格上起到了关键作用。

　　从2006年开始，国内粮食市场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价格有走高的势头。这时国家已经掌握了大部分粮源，即靠最低收购价收购的临时储备粮，这些粮食通过拍卖的方式投放市场，起到了增加供应量的作用，使得谷物保持在一个相对较低的价格，也使得国内需求得到满足。

　　“全国一个季度的小麦消费也就2000多万吨，而我们最多一次投放市场的小麦达到了1000多万吨，价格很快被稳定住了。”一位从事粮油拍卖的人士透露。

　　自2007年以来，中国政府依靠在粮食交易市场公开拍卖最低收购价小麦、稻谷，成功维持住粮价稳定。“在小麦和稻谷市场里，市场的力量逐渐在减弱，基本转为政策市了。”

　　● 如何持续

　　但目前看来，这一调控体系尚难称完美。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指出，现有的粮食调控体系成功地解决了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但这是有代价的。中国的粮食调控政策被认为是一个CPI和农民利益妥协的产物，对比现在CPI飞涨而粮食价格异常平稳的局面，让人无法不对农民利益问题产生关注，也对这种调控政策的可持续性产生质疑。

　　国家发改委宏观院产业所蓝海涛博士正在从事有关农业补贴的课题研究。根据他的研究，目前国际石油价格上升传导到化肥，以及人力成本上升，这两个方面都对农产品价格的成本推动很大。

　　王晋是一家农化资料公司的湖南销售经理，从2007年底开始，化肥价格一路上涨，到今年4月，有些品种的化肥价格已经翻了一番。而随着化肥价格的高涨，农民都开始观望起来，大家都期望过高的化肥价格可以降下来。事实上，也没有农民买得起如此高价的化肥了。

　　“现在上游供货价格涨得太厉害，结果下面的农民买不起，公司在化肥这一块的业绩只有往年的一半不到。”北京新禾丰农化资料有限公司湖南销售经理王晋给《新世纪周刊》算了一下：“价格涨得厉害的是钾肥，已经涨了1倍多，从去年的 1900元/吨涨到了现在的4000元/吨，都翻了一番了；尿素从去年4月的1500多元/吨涨到了2800元/吨，涨了80%多；磷肥涨了将近40%，复合肥也从去年的2800元/吨涨到了4000元/吨。”

　　而农民也因为化肥价格上涨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农业生产急需使用化肥，另一方面高企的化肥价格又让农民望而却步。

　　湖南省平江县庙铺村农民李广义几年前从双季稻改种了单季稻。他表示，相对来说种单季稻收入更多一些，因为单纯种植两季水稻收益太低，改种单季稻以后可以多出不少时间，用来打工、喂猪、养牛、养鱼、种植蔬菜等，收益都比种植水稻高，如在建筑工地当小工每日报酬在60元左右。

　　“种田是一个农夫的本分，可现在种田确实很难生活，看到当地很多田地荒芜，总觉得很痛心。”李广义对《新世纪周刊》说。

　　国家粮油信息中心主任尚强民在一份内部报告中指出，一些粮食主产区出现了“双改单”的情况，而且抛荒现象在一些地区十分多见。据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浙江、安徽、福建、海南9个早籼稻主产省1513个农户的成本收益情况调查，尽管2007年早籼稻种植收益明显提高，早籼稻亩均成本 520.56元，但机会成本增长速度超过水稻种植收益的增长幅度，种植比较收益仍呈下降趋势。

　　这样的苗头已经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 3月27日国务院召开全国农业和粮食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决定在2月8日已经调高了小麦和稻谷最低收购价水平的基础上，再次提高最低收购价水平，最低收购价水平调高4～10%，并提出粮食综合直接补贴亩均提高135%，小麦、玉米、稻谷良种补贴范围扩大致 8.8亿亩等十项加强农业与粮食生产的措施。

　　这些措施需要政府在今年预算对“三农”投入5625亿元人民币的基础上，再增加252.5亿元投入。

　　“之所以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再次将今年的最低收购价水平提高，是因为当前不利于粮食生产的因素在增加，一些问题还十分突出。”尚强民说。

　　这些措施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农民种粮热情不高的局面尚有待观察，但是面对一个开放的市场，中国是否仍然以体内循环、政策调控的方式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尽管这种方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还是逐步寻求更为市场化的解决方案？这是政策制定者必须考虑的问题。来源: 新世纪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