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粮食涨价，日本为何不慌？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中评社香港2008年4月13日电／最近一段时间，全球粮价又出现了新一轮的狂涨。很多人甚至认为，粮价的狂涨将打乱甚至终结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新兴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这样说也许有点儿耸人听闻，但如何保障13亿人的粮食供应？如何才能确保粮价的稳定？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却不能有丝毫的忽视。

　　环球时报刊登日本杏林大学综合政策学部准教授刘迪的文章说，美国著名生态经济学家莱斯特•布朗曾以“日本症候群”来形容那些在工业化起步初期人口已呈过密状态的国家。他认为，由于农业用地转用于其他用途，谷物被水果等其他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取替，农业劳动者大量流入城市等原因，这些国家的农产品的产量将迅速下降。布朗认为，“日本症候群”在台湾、韩国等工业化地区已经得到验证。他还预测说，印度、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巴基斯坦、埃及、墨西哥等国的粮食进口今后也将大幅增加，而中国也无法回避“日本症候群”的命运。

　　布朗的预言在一些国家应验了，但如今的日本，却似乎并没有过深地受到所谓“日本症候”的困扰。面对近期粮价的上涨，日本消费者表现得比较平静，市场上也没有出现抢购的现象。当然，这和日本经济发展水平高、居民承受能力强有密切联系，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克服“日本病”的过程中，日本的很多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我们知道，日本食品自给率仅40%，但日本人的主食大米，自给率仍保持 100%，这无疑是日本稳定市场的最大定心丸。日本在大米市场开放问题上的态度受到各国的批评，但是，在全球化时代，日本人考虑更多的是怎样保障本国主食的稳定供应。日本的大米可以自给，而去年上涨与今年这轮涨价的食品，又均非日本人主食，这就减弱了粮价上涨的冲击力。另外一个原因是，日本人的饮食结构越来越多样化。我们知道，日本人每餐虽然分量不是很多，但种类不少。从应付现实粮价上涨的角度看，这显然有益于减少对特定食品的依赖，缓解粮价上涨的冲击。

　　文章说，事实上，日本也曾经出现过农村年轻人口流入城市、山区农地被放弃等问题。但日本政府在1990年代后期制定了《食品农业农村基本法》，重点目标就是“保障食品的稳定供给”。这部法律将保护重点向中坚农户倾斜，幷提出打破保守的单一经营，促进农业与食品产业合作，促进农产品、食品出口。从高速增长时代开始，为了应对劳动力价格上涨的局面，日本实施了精品农业、一村一品运动、农业产品品牌化运动。

　　有些学者认为，日本政府对农业投入过大，中国无法学习，中国学习的目标应是北美、欧洲工业化国家的大农业。的确，我们常常羡慕那些工业化国家，它们的粮食自给率超过了100%，甚至达到了200%。但是，我们要知道，那些国家大多拥有优越的自然环境，或人口相对较少，中国只有部分地区与那些国家有可比性，但从总体上根本无法相比。而土地资源有限、人口密集的日本或许更应该成为我们参考的样本。

　　近30年来，中国工业化进程一直保持高速发展的势头，积累了一定的财力，已经有能力以工业反哺农业了。我们可能通过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加强农业科研的投入，提高农业从业人员的素质来提升农业的生产水平。

　　从世界粮食市场的现状看，当前一段时间价格压力的确严峻，但从中长期看，粮食供应仍有增产的余地，关键要看我们能不能找到增产的方式。在这一方面，日本的经验同样值得我们借鉴。

　　文章指出，长期以来，在国际市场的原材料价格上涨时，日本人不是首先去想如何化解上涨的冲击，而是首先在企业内部挖掘潜力，尽量降低其他成本，以保持终端产品价格不变或少变。这种对内寻找增产方式的做法，对中国进一步提高粮食的产出率有着一定的启示意义。不少农业专家也谈到，中国可以提高水与肥料的利用率，同时杜绝收获、库存过程中的浪费。此外，许多研究还表明，中国在集约农业、提高单产以及双季种植方面也有相当大的潜力。

　　尽管中国目前已经解决了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粮食供应的现实仍然严峻，中国农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今后，如何像日本那样，突破东亚工业化国家面临的粮食供应瓶颈，始终是我们不能忽视的问题。　▲

历代中央政府的治藏方略
http://www.topyl.com/bbs/thread-382036-1-1.html

新华社北京４月１３日电: 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幅员广袤、山河壮美、资源丰富。西藏藏族以及西藏境内的其他民族都是伟大祖国大家庭中的优秀成员。藏族人民勤劳勇敢、朴实睿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但创造了自己悠久的历史和丰富多彩而又独具特色的文化，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更重要的是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富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早在公元７、８世纪时，唐朝的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就曾先后嫁给吐蕃赞普。通过唐朝和吐蕃王室间的通婚和频繁的使臣往来，建立起密切的政治关系。唐朝帝国和吐蕃王朝差不多在同一时期里先后瓦解，唐朝境内和吐蕃境内都纷纷陷入割据的局面。然而，历史上形成的汉藏两族的密切联系，并不曾由于五代十国的混战和藏族的群雄纷争而隔绝，而是继续得到保持和发展。

    公元９６０年，宋王朝统一政权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在宋王朝统治时期，散居于现青海、甘肃两地的藏族大小部落，由于政治上的纷纷“献地内附” 或纳贡请封，经济和文化上的依赖日益加深。这一切必然促使商品贸易日益扩大：一方面是通过藏族各部首领遣使进贡和宋朝赏赐来使的方式进行官方的交换；另一方面是由官方设置和管理的汉藏两族民间“互市”往来、贩运买卖。随着汉藏两族民间交往与接触规模和范围的不断扩大，两族人民在文化上的相互影响、相互吸收也在不断深入。

    从元朝开始，西藏正式纳入中国的版图。７００余年来，封建王朝有过数次更替，社会状况有过重大变化，国体和政体也有过几次更改，然而，历届中央政府对西藏一直维护和行使着主权，而且在治理西藏的方略上，既有继承，又有不断的探索改进。

    中国历代中央政府都把西藏地方划定为一个行政区域。元朝视如一省，和其他行省一样作为宗王的封地。明朝施行于云南、贵州、四川等少数民族区域的地方行政、军事制度也推行于西藏。在朵甘、乌思藏设行都指挥使司，受西安行都指挥使司统辖。西藏地方的行政区划、户口、赋役，详细地载入记录清朝版图的《大清一统志》里。清中央政府在治理西藏的方略上着力最多，从多方面加强了对西藏地方的治理，其治藏政绩也明显优于元朝和明朝中央政府。民国政府成立之初，即宣布西藏地方和其他地区一样，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统治时期，西藏也一直是一个地方行政区。

    自元朝以来，西藏地方的各级官员都由中央政府任免。元朝授权于萨迦派的宗教领袖八思巴管理西藏政事，八思巴的历任继承者，以至万户长等基层官员都由元朝政府直接封授。在明朝中央政府时，自都指挥使到千户、寨官、巡检等各级官员概由中央政府决定他们的更替和升迁。分驻在各级的宗教领袖，明中央政府封为“王” 和“法王”，赋予管理地方的职权，统一于中央政府。清朝中央政府建政之初，封授达赖、班禅以宗教的和地方行政的职权。达赖、班禅的承袭，依据宗教惯例，是通过“转世”而实现的，但必须得到清朝中央政府的册封。乾隆皇帝时，以法律条款规定：以后历代达赖、班禅的转世，以清朝中央政府颁发的金本巴瓶掣签决定，并由驻藏大臣代表清中央政府主持“坐床”典礼。这项法律条款的规定与实践，表明清朝中央政府行使着任免西藏地方官员━━包括宗教领袖的全权。这种权力，被后来的中央政府承继了下来。当十四世达赖转世时，国民政府派官员赴藏主持了他的“坐床”典礼。至于噶伦以下各级大小官员的任命，清朝中央政府均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奏报中央政府拣放，统一规定品级，他们只有在清朝中央政府正式封授后，才正式成为一名命官。

    自元朝中央政府任命八思巴为“帝师”以来，历代也都有西藏官员接受中央政府的册封任命，在中央政府任职。

    不仅西藏地方的行政官员的任免，而且西藏地方政权组织、行政制度的规定，也都是出自历代的中央政府。元朝中央政府规定：西藏“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 “帅臣以下，亦被僧俗并用，军民统摄”。明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政权制定的制度是：王和法王各有封地，分别治理。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政权制度的规定，包括达赖、班禅的地位和职责的规定，比前代中央政府更加完备、更加具体，并且确立了法律形式的规章━━乾隆皇帝“钦定章程”。１９５９年民主改革前的西藏地方政治制度基本上还是依照着清代乾隆朝的这些规定。

    在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制定的“钦定章程”开头的第一条中即规定：“自噶布伦以下番目及管事喇嘛，分系属员，事无大小，均应禀明驻藏大臣办理。至扎什伦布诸务，亦具一体禀知驻藏大臣办理。”这里所规定的“事无大小”包括一切内部事务，当然也包括对外事务。章程另条规定：“廓尔喀、布鲁克巴、哲孟雄、宗木等外番部落，如有禀商地方事件，具有驻藏主持。其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通问布施书信，具报明驻藏大臣译出查验，并代为酌定回书，方可发给。至噶布伦等，不得与外番私行发信。”章程条文的规定也应该是实际情况的记录。在此以前，西藏地方政府即从来没有自行办理过对外事务。在此后的１９０１年，英国的印度总督曾直接写信给达赖，但正如英国蓝皮书所记载的，达赖原封未动地退回了原函，并且严正声明：没有和驻藏大臣及噶厦商议，他就不能和任何外国政府通信。

    历代中央政府像对待中国其他地区一样，义不容辞地肩负起了维护西藏地方的社会秩序、保卫疆土不受侵略的责任。元朝和明朝中央政府都把西藏地方纳入全国的军事系统。清朝中央政府在西藏常设驻军，遇有必要，由中央政府另调大军入藏。例如康熙五十九年，清朝中央政府派兵击退了准噶尔对西藏地方的骚扰。雍正五年，西藏地方噶伦阿尔布巴等人杀了首席噶伦康济鼐，引起卫、藏地区间大规模的战争，清朝中央政府调遣骑兵和步兵１５０００多人分三路入藏平息。乾隆十五年， “与达赖为仇”的执政“郡王”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发动叛乱，清朝中央政府命策楞、岳钟琪率军进藏剿平。乾隆五十四年和五十七年，清朝中央政府曾两次调遣大军击退了廓尔喀的入侵。

    封建时代的中国，各省区、各地方都要向中央政府交纳一定的贡赋，西藏地方也不例外。元朝中央政府所实施的将行省作为宗王的封地、驿站制度也推行到西藏。明朝历年都有大批官员晋京向中央政府贡纳方物，并规定有定额的马赋。明朝中央政府册封的西藏地方僧俗官员也不例外，所不同的是，明朝在验收了西藏地方僧俗官员所纳贡方物之后，均给予等价甚至高出数倍价额的钱物赏赐。清朝中央政府针对西藏地方所制定的“钦定章程”，对西藏地方的赋税和财政制度均作了全面的规定：西藏地方政府一切财务出纳，均需呈报驻藏大臣查核；西藏农奴主“大族人户”不得免差和私用乌拉；西藏地方的对外贸易也必须经由驻藏大臣批准发照；对西藏地方政府实行的旧币制进行彻底改革，设立西藏地方“宝藏”局，铸造和发行“宝藏”官钱，并由驻藏大臣派遣专职官员监管。（完）▲

中国北方大旱敲警钟、对粮食生产构成严重威胁
http://www.stnn.cc/china/200804/t20080415_762726.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星岛网2008-04-15讯】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简称国家防总)近日表示，全国耕地受旱面积达2.59亿亩，北部地区遭受五年来最大旱情，对粮食生产构成严重威胁；国家粮食局局长聂振邦14日也在《人民日报》撰文称，保持粮食市场和价格基本稳定的难度加大，需要增强粮食宏观调控的能力和水平。有分析指，面对国外粮荒和国内旱灾，中国粮价可能失控。>>全球粮价高企非暂时现象　粮食局称粮库没粮不能说明问题　广东成第一缺粮大省

　　香港《文汇报》报道，聂振邦在文章中表示，“手中有粮，心中不慌。”2007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达到10,030亿斤，当年产需基本平衡。不过，粮食品种的结构性矛盾仍比较突出，粮食薄弱地区的产需缺口有扩大趋势。其中，小麦产略大于需；稻谷产需基本平衡；玉米由以往供需平衡有余逐步向基本平衡转变；大豆产需缺口扩大，需要进口。食用植物油则由于消费持续快速成长，产需缺口逐年扩大、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保证食用植物油市场供应和价格基本稳定面临很大压力。

　　聂振邦指出，从长远看，耕地减少和缺水的矛盾愈来愈突出，粮食播种面积不易继续扩大，保持粮食供需长期基本平衡的任务非常艰巨。

　　他又分析国际粮食供求形势和价格走势指出，全球粮食供需形势复杂多变，粮价扑朔迷离。去年以来，国际粮食市场供求趋紧，粮价居高不下，未来世界经济成长可能放缓，国际石油、粮食等重要初级产品价格受多方面影响，走势难以预测。

　　他表示，在中国粮食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的程度加深、国际市场对中国粮食供求和市场的影响愈来愈大的情况下，保持中国粮食市场和价格基本稳定的难度加大，需要增强粮食宏观调控的能力和水平。

　　另据《新京报》及《中国经济周刊》报道，中国粮产已敲响警号，来自国家防总的最新统计显示，截至4月10日，全国耕地受旱面积2.59亿亩，其中作物受旱4,633万亩（重旱842万亩、干枯63万亩），春播白地缺秧2亿亩，水田缺水1,223万亩。

　　今年1月至3月上旬，北方大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不足10毫米，其中东北大部、华北中北部累计平均降水量出现1951年以来同期最小值。受其影响，北方大部地区旱情持续发展，主要江河来水偏枯，水利工程蓄水严重不足，东北、华北春播白地缺水缺秧面积一度达到2.02亿亩，部分冬麦区土地干裂，小麦苗情普遍较差。国家防总发布的消息称，北方地区遭受了近5年来最严重的旱情。

　　严重旱情给今年的粮食生产和农民增收敲响了警钟。北方地区尤其是东北地区是中国最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由于受旱区域主要集中在东北、华北大部和西北的部分地区，对适时春播构成严重威胁。为此，水利部副部长矫勇表示，黑龙江省的粮食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国家的粮食安全，当前必须要千方百计保障春灌用水，确保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

　　财政部、水利部近日紧急拨付6亿元特大抗旱补助费和30亿元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补助资金，支持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等24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做好抗旱保春耕工作，以及13个粮食主产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修复、续建、改造及灌区末级渠系改造。

    此外，广东省农业厅相关人士表示，近年来广东粮食产量稳定在1,400万吨左右，广东粮食自给率不足40%，这意味着六成粮食需要从湖南、江西、广西、安徽等省区调配，年缺口达2,400万吨，因而是第一缺粮大省。而这个情况并没有在改善，而是在加剧(详见附表)。2日，由广东省统计局发布的《2007年广东农业农村经济情况及2008年展望》也阐明了此种隐患依然存在。 ▲

中国将为解放军海外军事行动进行立法保障
http://mil.news.sina.com.cn/p/2008-04-15/0938495313.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4月15日 解放军报 李小东　本报记者　欧灿联合国维和行动、国际人道主义救援、联合反恐演习、海军舰队出访……近年来，一支支部队走出国门，展示我军威武文明之师的风采。在国际上执行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已经成为我军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陌生复杂的环境中履行使命，迫切需要完善的法律法规提供有力的保障。

　　师出有名、跨出国门的步伐坚定有力

　　【新闻点击】2007年6月，六国国防部长签署《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关于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的协定》，协定基本涵盖了演习准备必需的各项要素，六国在联合军事演习中的所有军事行动都必须限定在规定的范畴内。中方参演部队法律顾问朱建业介绍说，该协定的签署，实际上确认了举行“和平使命-2007” 联合反恐军事演习的合法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这一协定为今后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其他类似军事演习，提供了操作性很强的法律依据和法律保障。

　　【背景解读】涉外军事行动牵涉多个国家，法律关系复杂，行动人员、装备等与国家主权和利益紧密相连，只有出台相关法律给予明确的地位，行动才能在法制轨道上顺畅进行。制定法律、法规来规范涉外军事行动是各国的通例，相对而言，我国在涉外军事行动立法方面起步比较晚，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涉外军事行动提供充分的法律保障。

　　【立法建议】涉外非战争军事行动是代表国家的国际性行动，涉及的有关问题需要由国家法律来确定。可由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规范军队参加涉外军事行动的法律，内容包括：军队参加国际安全与军事合作的范围、职能、权限；对外协议的签署程序；军队人员与武器装备的出入境管理；军事行动的经费保障等。

　　★ 维权有据、保障出国官兵合法权益

　　【新闻点击】2004年8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高票通过决定，批准中国加入《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外交部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说：“随着我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日趋增多，加入这个安全公约有利于保护我国参与联合国行动人员的安全。一旦维和人员安全受到侵害时，我国可以根据公约要求有关国家对嫌疑犯进行起诉或者将嫌疑犯引渡我国处理。”

　　【背景解读】我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加入这个条约有利于我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军队参加涉外军事行动，其人身、财产权益必须得到相关法律的保障。一方面，要保障军队驻地、交通工具不受侵犯，驻地内的营房、设备财产免受搜查、征用、扣押和强制执行；另一方面要约定司法管辖权，以驻日美军为例，他们在日本侵犯当地居民的人身权利后，日本需要与美军协商才能获取对违法行为人的司法管辖权。我军走出国门后同样面临类似问题，需要通过与他国进行协商，签署相应的协定，确定军队在执行任务所在国(地区)享有的权利与义务，以此作为维护权利的依据。

　　【立法建议】美国先后与多个国家签订了永久“部队地位协定”，对美军人员的法律地位、出入境管理、税收豁免、损害赔偿、刑事管辖等内容进行了规范，形成了完备的海外军事行动法律保障体系，有很多经验值得借鉴。根据对外军事交往的需要，我国应高度重视与他国签订相关双边或多边条约，维护执行涉外军事行动部队和官兵的合法权益。

　　★ 治军有方 -执行任务更加顺畅高效

　　【新闻点击】2007年6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批准我国首次就军演与其他国家缔结的双边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期间其部队临时处于对方领土的地位的协定》。该协定规定了派遣方和接受方的权利义务等内容，为我军指挥员作出正确的决策和部署，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支持。

　　【背景解读】完备的涉外军事行动法律体系影响到官兵履行职能、完成任务的质量。参加“和平使命-2007”联合军演的许多官兵就深有感触地说，执行联合演习任务，不光是在演习场上摸爬滚打那么简单，对相关法律法规的了解，同掌握军事技能一样重要。

　　涉外军事行动的决策指挥，必须考虑可能涉及的国际法和国内法。例如，维和部队指挥员只有深入理解和掌握联合国《使用武力和交战规则》等规定，才能确保在遇到突发事件时实施及时正确的指挥。目前，我军一些涉外军事行动还没有规范的制度流程，指挥员只能凭经验临机处置。

　　【立法建议】应由有关部门制定出台配套的制度、行动方案和实施细则。在军事工作方面，需要制定相关条令，确定涉外军事任务的指挥程序、人员的训练考核、执行任务中的行为规范。在政治工作方面，需要制定人员的交流、补充、调配、教育以及涉外军事行动的宣传报道等规定。在后勤和装备工作方面，需要制定物资、经费的计划、划拨以及生活设施、装备的请领、维修等系列规定。▲

1963年洪水淹北京 街道积水半米35人死亡
http://www▲.ddhw.com/readarticle.aspx?topic_id=1000&msg_id=58059

  文章提供 于 2008-4-9： 暴雨中，全市共有295家工厂生产受损，全部停产的达到85个。清河三个毛纺厂和清河粉丝厂被水浸泡得最为严重。全市工业损失在1000万元以上。农业方面，朝阳、海淀、丰台3个近郊区淹地30万亩，成灾9.8万亩，损失蔬菜1亿斤、粮食1000万斤。死亡35人。

　　北京城里上一次发大水是在什么时候？1963年。

　　44年前，一场罕见的特大暴雨沿着太行山东侧席卷河北，并由此引发了数百年不遇的海河大水。保定频频告急，天津危在旦夕。今天的人们怎能想象，北京城里城外也曾汪洋一片。

　　正是因为那年的大水，北京有了自己的“市区防洪排水标准”。这套标准一直沿用至今。

　　★ 一个水患频频的北京、翻开北京城的历史，这座干渴的城市确曾有过湿漉漉的一页。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最北端，北与蒙古高原接壤，西与黄土高原毗邻。这里四季分明，年降水量适中，但雨量分布很不平均。根据近百年的气象资料统计，七成的雨量都集中在7、8、9三个月里，且丰水年雨量高达1406毫米，枯水年则只有242毫米。

　　这种气候再加上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势，为流经北京的主要河流塑造出不羁放纵的性格。永定河哭笑最无常，它常常裹挟着大量黄沙和泥土，一泻千里冲进北京，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到处横冲直闯。随着城市发展，永定河上游植被遭破坏日益严重，泛灾年份逐年递增。每到这个时候，与永定河同属海河水系的潮白河、拒马河、句河等天然河流以及人工河道往往助纣为虐，同时发水，致使北京城里水患频频。

　　据史料记载，元朝统治的98年间，北京有48个年份发生了轻重不同的水灾，平均不到两年就有一次。根据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述，当时中国正处于温暖期向寒冷期的缓慢过渡，容易引发水灾。到了明代统治的 276年里，北京地区的水灾年份共有104个，平均每三年一次。从1644年至1911年，清代统治的268年间，有128个水灾年份，平均两年即有一次。清顺治十年(1653年)，“淫雨数月，都城内外，积水成渠，房舍颓坏，薪桂米珠”；嘉庆六年(1801年)，永定河、拒马河河水暴涨，“西山诸山水同时并涨，浩瀚奔腾，汪洋汇注，漫过两岸石堤、土堤，开决数百丈，下游被淹者九十余州县”……到了民国年间，也有大小不同的17次水灾发生，最大的一场发生在1939年。听很多上岁数的老人说，那年的雨下了整整40天。

　　新中国成立以后，北京仍有较为严重的水患发生。尤其是在上世纪50年代，防汛排涝救灾一直是北京市每年夏季的头等大事。但从1959年的大雨过后，北京地区一连干旱了3年，直到1963年。

　　★ 山雨欲来、人们原本以为，1963年会有个好年景。

　　三年自然灾害刚过，人们刚把注意力从政治运动转移到农业生产上来。生产积极性在郁积了好久之后，一下子从人们身体里迸发出来。路边也好，沟边也好，水边也好，忍饥挨饿两三年的人们在任何有土的地块上都种上了花生、老玉米。大家还给这些地方起了个名字，叫“拾边儿地”。那年老天爷也帮忙，雨水很足，庄稼长得好，四处洋溢着丰收在望的喜悦。

　　8月1日，《天津日报》第三版左下角登载了一则小消息，标题是:8月中旬将有大雨。这条消息并未引起足够的注意。但大雨说来就来了。8月1日大雨从淮河上游地区移至海河流域，暴雨的主要路径由河南省南阳起，经许昌，到了河北省邯郸，路经区域都发生特大暴雨， 24小时降雨量达到950毫米。

　　2日，北京房山开始下雨。4日，北京城里也下了一场雨，雨量不算大，时而下，时而停，人们也不太在意。

　　8日一大早，北京又开始下雨。那阵子正值党中央、毛主席提出“干部也要参加劳动”的倡议，市属各区各县正在积极组织区县、公社、大队的三级干部大会，认真讨论学习。十渡镇的各级干部也都冒雨赶到县上开会去了。

　　雨沥沥啦啦地下，十渡山上开始出现小小的洪流，顺着山体缝隙汩汩地往下流。没有人通知，也没有人组织，但祖祖辈辈居住在拒马河边的十渡镇人觉得不对劲儿了。常年看天吃饭的农民本能地感觉到了危险的存在，他们开始往高处的亲戚朋友家搬迁。

　　城里也是一样，雨下了一天。按照西城区德胜门附近松林闸水文观测站的记录，下午6时，降雨量达到50毫米，夜里12时超过100毫米。雨水不小，甚至冲垮了德胜门附近一段城墙，但总体态势还算平稳。

　　真正的危机，在于北京城里已是沟满壕平，蓄水量几乎达到极限。而一场百年不遇的暴雨正趁着夜色，悄然袭来。

　　★ 城、近郊区全线告急、入夜12时，雨量骤然增大。

　　松林闸水文站的雨线清晰地记录着突如其来的变化:原本走势平缓、徐徐上行的雨线突然间陡峭起来，仿佛被什么力量给硬生生地拽了上去，与原先的路径几乎构成了一个大直角。老人们说，从那时起，雨不是下的，而是倒的。到9日早上8时，松林闸地区的24小时降雨量就达到了325毫米(24小时以内降水量超过 200毫米叫做特大暴雨——编者注)。

　　但最大降雨还不在西城区，而在朝阳区。来广营地区24小时降雨量为464毫米，超过北京市平均年降雨量的三分之二；朝阳区气象站监测到的雨量为404.2毫米；酒仙桥为400.7毫米。

　　从8日早8时到9日早8时，北至昌平沙河、东至朝阳楼梓庄，包括整个城区在内的900平方公里土地上，24小时平均降水量达到300毫米。

　　城区、近郊区河道漫溢，全线告急。护城河水位迅速拉高，超过历年最高水位。东南护城河水位超出附近地面1米，成了罕见的地上河。与护城河连通的93处下水道中，62处被水淹没。洪水顺着下水管道灌回下水口，一股冲劲居然把前三门大街的下水道铁盖顶起老高，而后甩在一边。

　　护城河以内，600公顷的积水面积无法下泄，就好像在城区里凭空添了三个颐和园昆明湖的水面，积水深度达到0.3米至1.5米。天桥、永定门一带逢雨必涝，自然是积水重灾区。

　　据统计，城区和近郊区总共倒塌房屋11016间，危险房屋20913间。公房漏雨305222间，庭院积水775处，影响住户8067户，总计4万余人。

　　东西长安街、新华门附近、王府井南口、交道口、新街口南大街、北河沿大街、永定门内大街、朝阳门内大街、广渠门内大街等城中心的几条主干道积水达半米以上。市内公共交通全部瘫痪，无轨电车自8日下午就停运，至9日上午仍未能开动。市内56条公交线路，全部停驶和分段停驶的有36条。

　　据说，暴雨时，正值党和国家领导人要在中南海接见某国青年代表团，车队行至新华门附近时再也无法前进，最后不得不出动警卫部队将车推进新华门，才使接见照常进行。

　　护城河外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

　　长河从白石桥到西直门桥全线漫溢，动物园被淹。幸亏，动物园的排水系统比较好，大水很快就从虎山旁边的出水口流走了。

　　莲花河的河堤决口，洪水围困住市商业局所属的马连道仓库。莲花河北岸的居民，住房被莲花河洪水淹没，许多人只好打着伞站到了马路上。

　　暴雨中，全市共有295家工厂生产受损，全部停产的达到85个。清河三个毛纺厂和清河粉丝厂被水浸泡得最为严重。全市工业损失在1000万元以上。农业方面，朝阳、海淀、丰台3个近郊区淹地30万亩，成灾9.8万亩，损失蔬菜1亿斤、粮食1000万斤。死亡35人。

　　★  战洪图、面对百年一遇的暴雨，北京全力以赴。

　　8日下午，房山紧急停止了正在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让在县里开会的干部回去指挥抗洪抢险。但拒马河、大石河水位已开始猛涨，拦住了干部们回乡之路。北京铁路分局紧急调出一辆混合列车，却派不出列车员。当时19位刚到北京的石家庄车务段列车员正在公寓休息，听到这个情况，马上冒雨出发，将临时列车开到周口店。600多位干部和赶去抢险的人通通上了火车。

　　翻开当年的《北京日报》，8月9日第2版头条新闻标题是：紧急行动起来，迎战暴雨洪水。

　　此时，房山已经动员组织起5万多干部、群众，先后加固、加高堤埝110余处，长达1.3万米，安全转移305户、1390人。朝阳区政府抽调力量，在威胁城区安全的南护城河左安门、东护城河东直门两个险段现场成立抢险指挥部，组织了1000多人的防汛抢险队伍，分别筑起两条400多米长的土围堰，挡住了将要漫溢的护城河，保住了城区。

　　《北京晚报》8月9日头版头条大标题:雨大斗志高，奋战不辞劳。2版标题:英勇战洪流风格高尚，昨天大雨中佳话频传。字里行间，透着千军万马战洪图的激情与豪迈。各行各业的人们坚守岗位，谱写出一曲雨中赞歌。

　　永定河出现4年来最大洪峰，河水急速向下游倾泻，7名水文哨兵坚守在岸边，数小时内发送一百余封水情电报。

　　马连道仓库被水围困，商业局的干部职工奋战一昼夜，用了3000多条沙土袋，将88栋库房门堵住。

　　天桥煤场的工人刘宝棠冒着雨给35户居民送去了3800斤煤球和120斤劈柴。

　　连接海淀与青龙桥电路的一根电线杆被水冲歪，北京供电局配电工区检修一班工人坐着抢修车直奔海淀后街西口，而这时他们已经连续奋战了9个小时。

　　地下阴沟又脏又臭，但北京印刷厂的职工顾不上考虑，直接用手掏挖，积水被排走，7万多本教科书就此保全下来。

　　近郊农民冒雨赶了十多里路，将12万斤蔬菜送进菜站，他们知道雨水多蔬菜不易保存，所以早就把有斑点、质次的菜全部挑拣出来留下自己吃，把好菜运进城。

　　当位于清河镇的北京市敬老院被洪水包围时，解放军空军某部两个单位的军官、战士和中国人民公安部队学院的干部、学员近1000多人火速赶来，坚持奋战五六个小时，才把老人们送到安全地带。

　　9日上午10时左右，暴雨逐渐小了下去。处于上游地区的河水、积水开始慢慢下降。而泄水集中的下游地区反倒面临着更大的考验。

　　楼梓庄是朝阳区流水的下端，地处温榆河、坝河和北运河之间，地势低洼。

　　9日下午，几条河流全线漫堤，楼梓庄地区的5个村子和一个农场全部被淹，交通断绝。

　　10日下午 5时左右，北京空军部队一架运输机起飞，载着1200多公斤熟食和药品，朝着楼梓庄飞去。这些熟食是东城区食品加工厂和朝阳区7家饭馆在短短两个小时就准备好的，朝阳区卫生部门送来了药品，王府井百货大楼送来塑料布包装药品，粮食局送来麻袋包装食物。

　　★ 准备分洪、大雨中，有一个地方的人们，比在雨中抢险的人还要紧张。

　　当时，在木樨地以南、会城门那里有一座不怎么起眼的二层小楼。小楼二层北边房间是行政办公室，中间是电话总机房，南边的几间屋子就是北京市市政管理工程处河道管理所的办公地点。

　　北京城近郊区主要排水河道有四条:清河、坝河、通惠河、凉水河，它们的小支流有30多条。每到汛期，这些河道里的水怎么调配，从哪里排，排多少，都归河道管理所负责。

　　李裕宏当时28岁，是河道管理所的一名工程技术人员。各处水文站观测到的雨情和水情通过一条条电话线，迅速汇集到管理所。这些数据就成为水闸是开是关的重要依据。水闸的一开一关、一升一降之间不仅关系着水势，更关系到河道两岸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

　　李裕宏清楚地记得1959年水灾中发生在右安门闸的那场冲突。当时为了保住右安门闸以东的东南郊工业区，西来的洪水被右安门水闸死死挡住，向西南漫溢，近郊区农户家里的洪水都上炕了。乡民们不干了，举着铁锹就凿开了水闸。后来还是市领导赶来做工作，才将群众情绪安抚下去。

　　1963年依然危机重重。“通惠河的水位一点点地涨，高碑店闸也跟着一点点地提高，下游的压力一点点地增大。完全顾不上下游了。”李裕宏知道，高碑店闸的水位无论如何也不能超过31米。“如果超过31米，河水就会淹了东郊热电厂。全北京供电当时全靠它。”幸运的是，在距热电厂取水泵不足半米的时候，高碑店闸的洪水位停止了上升。玉渊潭闸水位也在逼近最高限水位的最后一刻降了下来，没有分洪。

　　★ 催生城市防洪排水标准

　　如今，北京城里再也找不出1963年8月份大水的痕迹，不过，它却以另外一种方式深深地印刻在我们的城市生活中。

　　大水过后，市规划局、设计院、勘测处、河湖管理处等部门的130位技术人员组织起来，在城近郊区搞了一次水情、灾情调查。

　　1963年，北京市河道排洪能力比现时低很多。永定河左堤只能防御15年至20年一遇的洪水，温榆河也只能排除20年一遇的洪水。市区内部的主要排水河道通惠河、凉水河、清河、坝河泄洪能力很有限，只能对付日降雨量在100毫米至150毫米的雨水。一批河道旧建筑、临时性低标准建筑阻水严重。据调查，市区河道上有桥梁255座，发生阻水的有96座。再加上城里引水、排水不配套，上下游河道宣泄能力不配套，许多地区的下水道还是明清时修建，出现问题自然是在所难免。

　　根据调查的结果，市规划局在1964年向市里提交了一份北京“市区防洪排水规划报告”。

　　这是北京市第一次有了自己的防洪排水规划，也是北京市第一次提出防洪排水标准。

　　按照规划，拟定用1963年酒仙桥一带暴雨中心420毫米的日降雨量，作为城市河道的防洪标准，这个标准相当于百年一遇。至于城市河道的排水标准，则按照彻底解决1963年暴雨时城区的积水问题，拟定城市河道排水标准采用20年一遇的频率，相当于6小时降雨150毫米，日降雨量225毫米。此后，北京市所有河道、建筑物的建设都遵照这个标准执行，直至今天。

　　这份“规划报告”还提出了城区防洪系统工程，一共分了五期。一期工程开始时，北京特意从天津调来了“北京号”挖泥船。大铁船已经运送到京，就等着重新组装，好正式开工。这时，“文革”开始了。所有的工程停滞下来。

　　1974年，北京市给中央打了报告，将防洪工程再次提上日程，并从中央得到了6亿元资金和物资的支持。1975年开始，北京疏浚了坝河及其支流北小河，新辟了北护城河向坝河分流的分洪道，1978年至1984年间，先后疏浚了清河及其支流万泉河、小月河，以及北护城河。

　　★ 百分之一的可能

　　40多年过去了。今天的北京，成了一个严重缺水的城市。海河也再没发过大水，这与全球气候大背景关系很大。

　　上世纪70年代后期，全球变暖的影响加剧。北京地区从1981年至2000年的常年气温平均值，要比1951年至1980年高出1摄氏度。降雨量则与此成反比，下降了10%。

　　1997年以来，北京持续干旱。

　　2005年，北京市首次提出变“防汛”为“迎汛”。

　　但这是否意味着北京不会再遇到大雨成灾的情况？谁也不敢这么担保。而如果真的迎来“63•8”那样的大雨又会怎么样？专家们表示:情况会比1963年更糟糕，因为那时的北京远没有今天这么多的建筑物，也没有这么多的硬化地面。

　　2004年7月10日，北京降了两小时暴雨。每小时降雨量仅为40毫米至50毫米，但已足以造成市区交通大瘫痪。2007年8月6日，北京降雨，安华桥下水没车顶，三环此路段双向交通因此中断4小时。这也是继8月1日晚以来今年北京市第二次出现极端降雨天气。局地暴雨和日益增多的极端天气正使我们这座城市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北京市水务局的老专家刘延恺认为，现代城市必须提高集蓄雨水的能力，以防出现城市型洪水。

　　1963年那场大雨西南低涡直接穿过北京的天气条件非常少见，百年不遇。但是，专家们也说，百年一遇，不是一百年才遇到一次，而是每年都有百分之一的几率遇到。　　我们必须作好准备。  来源: 中国新闻网  ▲


幕后黑手查清、德国团体策划干扰奥运火炬传递
http://www.ddhw.com/readarticle.aspx?topic_id=1000&msg_id=58356

    2008-4-15： 据德国外交政策网站披露，一家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德国团体参与策划了近期的全球“藏独”反华活动。报道说，这家名为“瑙曼基金会”的组织在“藏独”反华活动的准备阶段充当了“决定性”的角色。

旧金山，藏独分子向中国支持圣火民众咆哮

　　据德国外交政策网站披露，一家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德国团体参与策划了近期的全球“藏独”反华活动。

　　报道说，这家名为“瑙曼基金会”的组织在“藏独”反华活动的准备阶段充当了“决定性”的角色。“瑙曼基金会”的大部分资金来自某些政府的资助，去年5 月，该组织利用在布鲁塞尔举办所谓的“声援西藏团体国际会议”，布置在一些国家举行示威活动的任务，其中就包括干扰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

　　报道说，这次会议从2005年3月就开始筹备，与前四次会议一样，目的都是协调国际上“藏独”分裂组织的行动，加强他们与达赖喇嘛以及在印度达兰萨拉所谓“西藏流亡政府”的关系。会议最终通过了一项“行动计划”。“瑙曼基金会”官员罗尔夫•贝恩特声称，北京奥运会是公开推行“藏独”运动的良机，与会者同意在未来15个月内将奥运作为“唯一的攻击目标”。该基金会雇用全职人员参加“藏独”反华活动，这些人接受设在美国华盛顿总部的指导。

　　这是从会议报告和一名加拿大记者的调查中得出的结论。

　　根据会议报告和记者调查，这个运动受设在华盛顿的一个总部的操纵。2007年5月，这个总部在弗里德里希-瑙曼基金会的一次会议上受委托组织全球"抗议活动"。

　　"抗议"计划是在美国国务院和自我任命的"西藏流亡政府"的协助下制定的。它们计划在奥运火炬传递期间采取能产生公众效应的行动，并使抗议活动在8月北京奥运会期间达到高潮。

　　这个运动在去年夏天已经启动，现在它从中国西部发生的动乱中得到好处。这场动乱是从一群暴徒凶残和大屠杀式的袭击开始的。

　　根据这名加拿大记者的调查，当前的反华举动--如在巴黎用暴力迫使奥运火炬传递中断--的起点是弗里德里希-瑙曼基金会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是第五次"支援藏人国际大会"，它于去年5月11日至14日在布鲁塞尔举行。

　　根据基金会提供的情况，这次会议与其前四次会议一样"应该协调国际西藏支持组织的工作，加强其与‘西藏流亡政府’的联系"。这个在很大程度上由国家提供资金的德国基金会在2005年3月开始筹备这次会议，并与呆在达兰萨拉(印度)的达赖喇嘛协调行动。最后有来自56个国家的300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36个西藏团体和145个西藏支持组织也派代表出席。

　　【名词解释：瑙曼基金会】

弗里德里希•瑙曼(1860-1919,政治家，德国政治教育事业创始人）　　

　　弗里德里希--瑙曼基金会是接近自由民主党的基金会。它不仅为初上大学的外国留学生提供奖学金，也资助研究生进行为期两年的深造。如果申请人的博士论文题目对科学和社会具有重要意义，那么他也可以申请博士生奖学金。获得资助的决定因素首先是在自己专业上具有超水平的才华、可靠、有做出成绩的意志并愿意承担社会责任。站在自由的基本立场、积极投身社会和政治工作的人尤其受欢迎。基金会期望领取奖学金的外国学生考试结业后返回祖国，以学到的知识为自己祖国的兴旺发达服务。

4月6日，英国伦敦警方逮捕了极少数企图干扰破坏奥运圣火传递的“藏独”分子。 新华社记者 戚恒 摄

　　● "国际会议"制定破坏奥运"路线图"

　　这次会议经过多天商谈后，以达成一份"行动计划"而告终。这份计划被视作"未来几年的西藏运动路线图"。它涉及四个议题："为谈判提供政治支持"、"人权"、"环境与发展"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

　　据弗里德里希-瑙曼基金会的负责人罗尔夫•贝恩特解释说，奥运会是公开为"西藏运动"做宣传的"极好机会"。与会者就此达成一致，即在未来15个月里，使奥运会成为其行动的主要攻击点。他们为这个运动聘用了一名专职人员，从那以后，这名专职人员从设在华盛顿的总部指挥世界范围的西藏行动。

　　由弗里德里希-瑙曼基金会筹备的布鲁塞尔会议决议被赋予了特殊意义，原因不仅是参与者人数多，还因为这些决议的诞生离不开富有影响力的政治家的参与。在分裂主义者当中享有很高声誉的"西藏流亡政府"的代表是"总理"桑东仁波切。在场的还有来自印度喜马偕尔邦的一位知名政治家。特别是美国副国务卿葆拉•多布里扬斯基也出席了布鲁塞尔会议，她属于布什政府中新保守派核心圈内的人物，被视为有能力达到目的的强硬派。

　　据记者调查，一名女性成员早在2007年8月初，就在北京北部游客众多的长城边上组织了一次吸引公众眼球的行动。她与西藏"流亡政府"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另一名成员不久前指挥了对希腊圣火采集仪式的破坏活动。设在华盛顿的运动总部也在操纵其他破坏火炬传递的"抗议"。该运动的行动将在8月奥运会期间到达高潮。一名活动分子说：" 我们决心每天都在北京市中心开展活动。"

这是4月7日拍摄的奥运火炬手金晶在北京奥运会火炬接力巴黎站的传递活动中奋力保护火炬。金晶，这位被网友们称为“轮椅上的微笑天使”、“最美丽的火炬手” 的27岁女孩，是来自上海的残疾人击剑运动员，在7日巴黎奥运火炬传递过程中她用身体奋力保护火炬。 新华社发（贾婷摄）

　　● 抵制奥运可能是西方"最后手段"

　　柏林利用中国西部地区的骚乱开展其削弱北京的运动。自去年以来，德国政治家一直利用奥运会作为施加压力的手段，想要迫使中国改变对西藏的政策并动摇北京对中国西部地区的控制。这一计划是弗里德里希-瑙曼基金会和一个德国议会工作小组去年组织的活动的重点。

　　德国政治家目前对中国内政的干预，基于中国西藏地区最近的动乱。柏林试图利用这场冲突削弱中国。默克尔总理要求北京和达赖喇嘛直接"对话"，她在去年秋天邀请达赖举行会谈，从而亲自奠定了基础。

　　柏林有目的地利用中国筹办奥运会一事。去年5月，应弗里德里希-瑙曼基金会的邀请，"支援藏人国际大会"在布鲁塞尔举行。这是迄今为止有关西藏问题"最具有政治意义的"会议。"这也是由于奥运会对藏人提供的机遇，布鲁塞尔的会议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

　　几个月之后，即去年11月，"德国联邦议院西藏讨论小组"组织召开了一个关于"西藏和奥运会"的会议。据关于此会的一份报告说，会议集中讨论了"奥运会是否可以成为影响中国对西藏政策的一个工具"的问题。达赖喇嘛驻欧洲的代表称："这是很有可能的。"在柏林的会议上，德国议员们听取了"西藏队计划"的情况介绍。该计划"旨在向北京奥运会派出‘西藏队’"。这是一个公开的挑衅，目的是把一个与政治无关的体育赛事作为讨论西藏主权的平台。

　　奥运会被当作向北京施压、迫使其顾不上崛起成为世界强国的目标而采取守势的一个工具。一名德国政府官员去年11月就推测，奥运会将向世人暴露"中国的苦难"，这将损害而不是有利于中国。黑森州州长罗兰•科赫说，如果中国政府压制“藏独”分子，抵制奥运会可能是西方"最后的手段"。来源: 新华网 ▲


西藏事件是华盛顿策划的“颜色革命”
http://news.ifeng.com/world/2/200804/0416_2591_492816.shtml

2008年04月16日 中国青年报: 美国一学者认为——西藏骚乱事件是华盛顿最新策划的“颜色革命”

本报记者刘坤喆威廉•恩道尔，一名从事国际政治、经济、世界新秩序研究超过30年、现居住在德国的美国著名学者，4月15日在北京明确表示，“今年3月在西藏发生的骚乱事件是华盛顿最近一次策划的‘颜色革命’”，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发生，和“美国经济正陷入严重危机”以及“美国希望借奥运之机给中国难堪”不无关系。

获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学士和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比较经济学硕士学位的恩道尔先生，曾经作为独立经济学家和新闻调查记者，先后在美国纽约和欧洲工作。他的著作《石油战争》被译成多种文字。此外，他的研究范围很广，除能源和地缘政治外，还包括世界农业问题、世贸组织、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第三世界债务、对冲基金、金融危机等等。

15日，他在出席“能源、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国际合作战略研讨会”时表示，近日在西藏发生的事件，是由美国在背后操控的。他首先表示，2007年在缅甸发生的由僧侣发起的“颜色革命”实际上也是由美国精心策划和操纵的。美国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缅甸是中国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

他认为，华盛顿最近一次策划的“颜色革命”就是今年3月在西藏发生的骚乱事件。“我认为，这和曾经发生在乌克兰、缅甸的‘颜色革命’的模式都是一致的。”他表示，“上世纪50年代以来，达赖喇嘛接受了美国的很多援助，有明确记录的是，他在冷战期间接受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财政资助。今天，他的组织依然在接受来自美国政府的重要资助，包括来自NED（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援助。而NED是美国国会底下的一个非政府组织，成立于1986年，由美国中情局操纵。该基金会也资助了达赖在印度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很多出版物。此外，达赖最重要的一个独立组织ICT（国际西藏运动），1988年成立于华盛顿，也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那里获得资金。”

“为什么美国要对中国这一最大的贸易伙伴采取这种冒险行为？”恩道尔先生自问自答地说，“我的理解是，西藏蕴含着十分丰富的矿产资源和能源，有大量的铀、锂；且是亚洲七大河流的发源地，蕴含丰沛的水资源。因此，控制了西藏，就能控制中国的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