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解放军陆战队编制曝光　必要时总参直接指挥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08-04-11：4月3日，正在南海舰队访问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詹姆斯•康威上将，走进中国海军陆战队某旅的训练场，实地观摩了海军陆战队的军事演练。康威上将说：“中国海军陆战队有很大的战斗力！”康威在该旅的留言册上写下“你们的陆战队员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 东方“海豹”露真容

　　其实早在1987年3月18日，首次对外亮相的中国海军陆战队，就曾折服了当时任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的凯利上将。　

　　凯利在观摩陆战队演练后说：“中国海军陆战队员的精神面貌很好、军事技术很好、身体素质很好，基础训练可以与我们的陆战队相提幷论，你们不愧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海军陆战队之一。”凯利对中国海军陆战队的评价，随着电波传遍了世界。当时美国多家主流媒体都评价说：中国海军陆战队是东方的“海豹” （美军“海豹”突击队是世界海陆两栖作战部队中的精英）。近日，英国《今日中国防务》网站的一篇文章，介绍了东方“海豹”的一些情况。

　　兵力最多时11万人。《今日中国防务》网站撰文说，中国海军陆战队的历史可追溯到1953年，为夺取当时仍被国民党军所占岛屿，而专门组建了海军陆战队第1团。朝鲜战争结束后，部分赴朝参战部队被拨入海军陆战队，其兵力曾一度高达8个师11万人。1957年，中央军委调整全军体制编制，解放军中的海军陆战队建制被撤消。1979年，为应对南海地区的快速部署任务需要，中央军委决定重建海军陆战队，1980年5月，中国海军陆战队第1旅在海南岛正式成立。上世纪90年代，为了应对日益紧张的台海局势，解放军的海军陆战队再次扩编。

　　时至今日，中国海军陆战队已发展成由两栖侦察兵、陆战步兵、装甲坦克兵、炮兵、防化兵、通信兵、工程兵等诸兵种合成的能快速反应的两栖作战力量。兵力主要由一个指挥部和两个陆战旅（每旅约6000余人）组成，平时配属于海军南海舰队。作为解放军的快速反应部队之一，遇有紧急情况可由解放军总参谋部直接指挥。

　　严酷训练出劲旅。要成为中国海军陆战队的队员不是件容易的事，新兵必须具有卓越的身体素质和高中以上学历才可能被选入，入选的新兵要成为合格的陆战队员，必须经过战术、专业技能、战场生存、心理和体能等一系列紧张严酷的训练。　

　　新兵在第一年主要进行艰苦的体能和基础科目训练，包括在泅渡训练中，每人要游3000～5000米，全副武装负重20公斤要游300米。在越野训练中，每人全副武装负重20公斤5公里越野不超过20分钟等。第二年主要进行特种专业训练，即按照特种作战的要求，突出在特殊条件下对特种技术和特种战术的训练。训练强度和难度最大的要数野外生存训练，队员们要在荒岛的热带丛林里生存和野战5个昼夜。在每项训练中不能达标者将被随时淘汰，最后留下来的队员都是精英。

　　“蛙人”更精英。中国海军陆战队的两栖侦察分队，也称为“蛙人”分队，是一支与美军“海豹”突击队具有类似战术职能的部队，“蛙人”分队的队员接受过有关特种作战、徒手格斗、战场生存、空降突击等方面的严格训练，他们都是潜水专家，能够在战时通过潜艇的鱼雷发射管潜出，远距离潜水去执行特种侦察和作战任务。如果说中国海军陆战队员是精英，那么“蛙人”们就是精英中的精英。

　　★ 作战重在抢滩登陆

　　海军陆战队所执行的主要任务就是两栖作战，借助其强悍的突击力量迅速抢滩登陆，巩固滩头阵地等待后续主力部队到来。英国《今日中国防务》网站的文章，对最关键的抢滩登陆作战做了详细描述：

　　在初始的火力准备（对敌防御阵地内的主要目标进行火力突击的战斗行动）之后，海军陆战队中的侦察兵和工程兵将通过潜艇和登陆艇首先抵达登陆地点，清除掉水雷、地雷和水下障碍物，侦察兵将有关战场情报发送给指挥部。随后，大批海军陆战队员乘坐两栖装甲车辆和气垫登陆艇抢滩登陆。他们登陆时会获得火炮、反坦克导弹和防空导弹等火力支援。

　　与此同时，海军陆战队的特遣分队将由直升机秘密空运到敌人防线的后方，这些特遣队员将与正面进攻的陆战队员一起前后夹击消灭守敌，之后建立滩头阵地幷击退敌军反攻，直至携带重武器的大部队赶到。（来源：中青在线-青年参考 ）▲


流亡印度的藏人生活窘迫
http://news.sina.com.cn/c/2008-04-11/195815339100.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4月11日 千龙新闻网: 流亡印度的藏人并不都居住在达兰萨拉。这个偏僻的高原小镇容量有限，所以多数藏人只好整体分散、相对集中地散居在印度各地，其中以南部居多。在印藏人几乎很少与当地人来往，通婚的更少。按照当地规定，流亡藏人无权购买土地和建房，因此大多数流亡藏人不得不借住印度人的房子。

　　在印度其他地方的藏人以经商、务农，或开小商店为生。据报道，在印藏人虽然有不少人是在印度出生，但不管是第几代生活在印度，都不能加入当地国籍，永远只能是难民身份，客居他乡，寄人篱下；因为是被人收容的“客人”，所以不能拥有土地和不动产，也不能永久性地购买和拥有土地及房产，一切都只能靠 “借与租”。他们大多数都做小本生意，惨淡经营，勉强糊口。虽然经过多年的“洗脑”，但还是对这种漂泊不定的生活不满意，漂泊感始终在心头萦绕不散。流亡藏人与当地印度人争土地争资源的现象时有发生，矛盾和冲突日益突出。

　　印度《亚洲世纪报》执行总编辑考什克不久前参加了中国有关部门组织的外国记者团西藏之行活动。在领略过西藏的文化之美、现代之美后，他发出了由衷的感慨：“中国的西藏人生活确实比流亡印度的西藏人要好得多。”

　　同行的印度《南方先驱报》副总编辑南布迪瑞原本对西藏的“破旧”印象则被当今西藏的现代化气息所颠覆：“我被这儿的现代化气息深深感动了，人们在这里不仅可以充分地享受宗教自由，同时还能够享有现代化带来的一切好处。”

　　自总编辑奥斯特西藏之行后，德国《明镜》周刊连续发表了《通向世界屋脊的火车》和《“他(达赖)欺骗了自己的祖国”》等报道，强调了西藏的经济繁荣和“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很好的保障”。除了“真实的西藏更美好”这样的主题外，这些外国媒体在报道中屡屡提到的，是生活在祖国的藏人和流亡藏人在生活境遇上的巨大反差。(来源：光明网 作者：郭济) ▲


达赖集团基地揭秘：所谓“流亡政府”十分腐败
http://news.sina.com.cn/c/2008-04-11/195815339087.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4月11日千龙新闻网: 达兰萨拉位于印度北部喜马偕尔邦西北山区，北面是号称“世界之巅”的喜马拉雅山脉，这里冬季寒冷干燥、夏季潮湿闷热。

　　达兰萨拉分上下两部分。下达兰萨拉海拔1250米，主要是当地印度人居住，而海拔约1800米的上达兰萨拉亦称麦罗甘吉，人口有万人左右，相当于我国一个乡镇的人口规模，为中国流亡藏人聚居区，也是分裂分子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栖息地以及“西藏流亡政府”盘踞的地方。达赖集团在1959年发动叛乱失败后，裹挟了数万藏民仓惶出逃到印度，被印度政府安置在北部喜马偕尔邦山区这个叫达兰萨拉的小镇。

　　20世纪60年代初期，达赖集团在达兰萨拉成立所谓“流亡政府”，并以此为基地，从事分裂祖国、破坏西藏稳定和发展的活动。实际上，在西方舆论及一些政客心目中，达兰萨拉已经成为达赖集团的代名词。

　　● 达赖在这里干什么

　　近几年来，有外国记者在达兰萨拉采访时，曾这样描述达兰萨拉：“通往达兰萨拉的山道上，看到身着袈裟的僧侣，偶尔也能遇见几位金发碧眼的西方人。道路险峻陡峭狭窄，而且仅一车之宽，急转弯颇多，由碎石和山泥铺成，很不结实，街道比较脏乱，使得许多香客感到失望。学校的校舍均取料于铁皮，房屋低矮，光线昏暗，阴森森的。”这就是外国人眼中的达兰萨拉。

　　少数人从西藏非法偷渡到达兰萨拉，一方面是受达赖集团通过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络进行的蛊惑宣传，误认为达兰萨拉是衣食无忧的“人间天堂”，也有的人本来在国内就是犯罪嫌疑人，为了逃避法律制裁而远遁达兰萨拉。据印度媒体透露，这些人偷渡至印度后，都得经受“流亡政府”下设的“安全部”严格拷问。一些偷渡到此的年轻藏人，往往没住多久，就大呼上当，觉得达兰萨拉与达赖集团互联网络和“宣传手册”上描绘的情景相去甚远，没有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于是便在达兰萨拉匆匆中转一下后，就想办法打道去别的地方。过去，达赖“接见”偷渡来印度的藏民时，都要对他们摸顶。但是，“流亡政府”现在一般不让达赖这么做，生怕有人在头上涂抹毒药。

　　●“流亡政府”十分腐败

　　其实，目前无论是“流亡政府”的头头脑脑，还是“流亡政府”卵翼下的“臣民”，基本全在印度出生长大，绝大多数人这辈子还没去过西藏。而西藏平叛后49年的翻天覆地变化，他们更是一无所知。但他们为了赢得国际反华势力的资助，尤其是西方某些敌对势力的支持，在长期反华宣传和教育的双重洗脑下，不断地鹦鹉学舌，用西方反华势力的腔调在这里掀起反华波澜。

　　有外国记者曾在达兰萨拉看见这样的景象：“到处是一片红色标语，写着‘向中国商品说不’的英文。街上还有一些宣传员，鼓动藏人商店抵制中国货。”而一位“流亡政府”人士私下表示，类似的运动很多，但都是为了政治目的。其实，流亡藏人常让仍在西藏的亲友邮寄中国商品。如果让藏人把家里所有中国货都扔光的话，剩下的大概连裤子都穿不上了。49年过去了，在印流亡藏人生活上仍十分困窘，精神上还要忍受达赖集团“官员”的腐败和内耗。真正富有的是那些所谓的“流亡政府”“官员”。他们靠“税收”和西方一小撮反华势力以及所谓非政府组织的资助而“发财致富”。他们白天穿着红色的袈裟办公或接待客人，天黑以后，就到酒吧和俱乐部鬼混，甚至吸毒。流亡藏人对这帮毫无道德和良知“官员”的腐败早已司空见惯。他们气愤地说，“国际资助”有一半以上被这些蛀虫用于吃喝嫖赌了，而普通流亡藏人却得不到什么好处。达赖是“西藏流亡政府”争取西方同情和援助的一个招牌。尽管达赖不遗余力，但他领导的“流亡政府”迄今没有得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承认。而所谓“西藏流亡政府”，本来就是一个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腐败机构。(来源：光明网 作者：郭济) ▲


美印出资养活达赖集团
http://www.jjxww.com/show.aspx?id=94457&cid=113

2008-04-11 国际在线-《世界新闻报》 杨军财:  4月10日，达赖喇嘛从他位于印度的大本营启程，开始了他对美国和德国的访问之旅。去年一年，达赖喇嘛也是频频游走于西方大国之间。

    人们不禁要问，达赖在国际上频繁活动，其活动资金从哪里来？事实上，达赖集团从事分裂活动的经费，主要来自于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势力以及印度政府的资助。

　　● 民间出面政府埋单

    美国是达赖集团的最大“金主”之一。美国对达赖集团的经济援助表面上是由民间组织出面，但实际上相当一部分是政府“埋单”。

　　每当达赖集团需要资金时，达赖集团驻美办事处及在美支持者就会展开游说活动，游说之后，美国会提出资助计划，美国务院人口、难民及移民局核准后将资金拨给达赖集团驻纽约办事处，办事处再转交“西藏流亡政府财政部”。

    经中国有关方面查证，达赖集团在策划“3•14”暴力事件的过程中，曾向“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紧急申请资金。“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是美国非政府组织中的“老大”，其运行资金几乎全部来源于政府拨款。该基金会成立于1983年，现在已成为美国政府颠覆他国政权的工具。

    美国的这些民间组织成为达赖集团从事分裂活动的强大后援。据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统计，美国最早成立的援助流亡藏人的组织——“美国西藏难民委员会”，在其存在的10年间，一共向达赖集团提供了2431.8万美元的援助。美国的一些所谓“民间团体”，每年平均要向达赖集团提供约70万美元的援助。
　　● 美斥巨资加强对藏广播

　　美国给予达赖集团的资金援助，主要用于“西藏流亡政府”的日常运营，以及达赖集团武装力量的训练和装备。

　　美国政府的一份解密文件显示，1964至1968年，美国给予达赖集团的财政拨款每年达173.5万美元，其中包括给达赖喇嘛个人津贴18万美元，给达赖集团设在纽约和日内瓦的“西藏之家”7.5万美元，帮助达赖集团武装分裂组织进行训练及提供军事装备148万美元。

　　20世纪90年代，美国给予达赖集团巨大的经济援助。后来，这种援助逐渐转为常规化。据美联社1998年报道，“近年来，美国会已批准每年给‘西藏流亡政府’200万美元的资金”。同时“国会还敦促克林顿政府再向达赖集团提供200万美元的专款”。

　　美政府针对达赖集团宣传活动的资助尤其突出。据中国人权研究会统计，1997年9月，美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批准了一项法案，授权政府在 1998和1999两年内为“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之声广播电台”的对华广播节目拨款8000万美元，并明确要求切实加强藏语广播。

 此外，美官方一直“对口支援”“西藏流亡政府”的一些特殊部门，比如曾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不遗余力地支援西藏叛乱势力及其武装组织的中央情报局，目前每年仍向“西藏流亡政府”安全部提供30万美元的经费。美政府还以提供奖学金的方式对国外藏胞进行资助。2000至2001年，共有46名国外藏族青年获得赞助，到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进行深造。

　　● 达赖开销由印度埋单

　　印度政府接受“西藏难民”到印度避难，并为他们划出土地，建起居住区，因此，达赖集团的“生活费”大多出自印度政府的腰包。

 印度政府一直全额负担达赖喇嘛在印度的安全保卫、医疗保健和到外地视察的开支费用，除此之外每年都要在教育领域和国外藏人的居住区维修和建设方面给予资助。

 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政府为藏人子弟修建、开办的学校共79所，学校的经费全部由印度政府提供。此外，印度政府还为达赖集团“教育部”开办的学校支付教职员工的薪金，国外藏人儿童的教育经费也由印度政府提供。

　　● 国外名人也给达赖施援

　　除此之外，达赖集团还获得了来自其他国家民间组织的援助。据瑞士“西藏儿童村之友”网站公布，仅2003年6月1日至11月30日的半年期间，达赖集团就接受各国民间组织和个人对西藏儿童村的临时捐款64万美元。

　　西方世界的一些名人也加入为达赖集团募集经费的活动中。1998年5月，美国影星理查•基尔在休斯敦为达赖举行了一场募捐活动。1999年8月，他又主持了一场为达赖集团募捐的晚会。

 台湾当局是达赖集团的另一个重要施主。1997年达赖第一次访台时，台湾当局给达赖的供养金为1781万元新台币，2001年达赖再次访台时，台当局给达赖的供养金达1500万新台币。达赖第一次访台后，“台湾中国佛教协会”为达赖集团捐赠3000万新台币，帮助达赖集团在台湾成立了 “达赖喇嘛基金会”，实际上是达赖集团驻台湾办事处。（本报特约记者/杨军财）▲


"西藏问题决议"都有哪些"列强基因"
http://www.china.com.cn/review/txt/2008-04/12/content_14940684.htm

中国网 china.com.cn　2008-04-12 李振忠

新华社布鲁塞尔4月11日电：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洲议会全会10日不顾国际社会反对将奥运会政治化的广泛民意，通过了所谓“西藏问题决议”。这份由欧洲议会反华议员代表人物、欧洲议会副议长爱德华 •麦克米伦-斯科特等人发起并起草的决议，呼吁欧盟成员国首脑将中国政府与达赖对话作为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条件。决议还要求欧盟理事会任命西藏事务特使，协调中国与达赖集团之间的对话，并呼吁联合国成立独立调查小组赴西藏调查。

●“西藏问题决议”都有哪些“列强基因”？

首先，“西藏问题”完全是由达赖集团一手策划的打砸抢烧暴力行动，其矛头所向，是和平的包括藏族同胞在内的拉萨市民，是西藏自治区正日益发展的经济形势，是全体西藏人民共同创造的繁荣成果，是西藏和平解放以来欣欣向荣的局面，其根本目的，是想引导西藏回到旧时代剥人皮、挖人眼、头盖骨当碗的残酷地狱，是达赖梦想欺压在全体西藏同胞头上作威作福，是想分裂西藏以做西方反华的桥头堡，是想得了西方主子的“赞助”而当破坏56个民族共有的统一中国，是想借“西藏问题”而挑起事端，破坏奥运会，进而替西方主子拉中国的倒车，欧洲议会全会10日不顾国际社会反对将奥运会政治化的广泛民意，通过了所谓“西藏问题决议”，为达赖集团鸣冤叫屈，公开干涉中国内政，挑衅中国的和平善意，此为“列强基因”作祟表现之一种症状。

从点燃圣火的火炬，到与圣火相伴的橄榄枝，全世界任何一个善良的公民都懂得一个道理，那就是，奥运是和平的奥运，奥运是消除分歧、消灭战争、化解矛盾、化解对立的体育盛会，奥运不能政治化，体育的归体育，政治的归政治，这是奥运会的一个基本理念，全世界人民面对达赖集团的强抢火炬行为，纷纷表达的都是同一个意思，而爱德华•麦克米伦-斯科特等人却呼吁欧盟成员国首脑将中国政府与达赖对话作为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条件，这当然违背了奥运的基本精神，是对全中国人民的“道义绑架”。八国联军的正义是强盗的正义，爱德华•麦克米伦-斯科特的正义同样是“列强正义”，此为列强基因之二。

并且，中国政府与达赖集团接触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无论管他对西藏犯下了多么大的罪行，无论管他以前在旧西藏多么不得人心，但中国中央政府始终本着民族大义国家大义，而与达赖进行了无数次接触，即便在今天又犯下了新的屠杀罪行的情况下，这扇大门仍然是敞开的，而爱德华•麦克米伦-斯科特等人却在“中国政府与达赖对话”这个中国内政问题上说事，还 “决议”任命西藏事务特使，“决议”联合国成立独立调查小组赴西藏调查，看来，下一步爱德华•麦克米伦-斯科特要“决议”地球应该倒转，欧洲议会应当成为地球的主宰吧？如此蛮不讲理的大棒挥舞的实在是没有任何根据，凭空制造矛盾，无缝也要钻洞下蛆，西方的某些政客看来还是秉承了列强瞒天过海、指鹿为马、无中生有、制造矛盾、渔人得利的祖传基因。

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欧洲议员阿德里安•塞韦林在当天欧洲议会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和其他罗马尼亚社民党议员都投了反对票，因为这不是一个真正为了解决人权问题的决议，而是一个怀有地域政治企图的决议”。

“一个怀有地域政治企图的决议”，此言可谓一针见血，由“西藏问题”而起反华歪风，最终的目的就是让西藏在达赖的策动下闹腾、动乱以至分裂，这就是爱德华•麦克米伦-斯科特们的地域政治企图，说到底，还是中国成为乱国、弱国、任人宰割的旧中国，才符合列强的吞大肥肉的胃口，中国政府成为好欺负的八国联军时期的清政府，才最符合列强的意图，可惜，中国从新中国建立起，就已经屹立于世界，中国从改革开放起，就已经走上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想遏制中国，四处点火也没有用，中国不上当，西藏人民永远与中央政府同心同德，即便再有万把个“爱德华•麦克米伦-斯科特”，即便再有几个几十个达赖，恐怕也无法扭转中国发展、和平崛起的航船。▲


中国领导干部出现腐败年轻化的趋势
http://www.zaobao.com/zg/zg080412_510.shtml

（2008-04-12）● 张晓中（重庆特派员）中国领导干部出现腐败年轻化的趋势，35岁以下干部职务犯罪比例已经远远超过以前的59岁干部，年轻干部犯罪以贪污贿赂为主。

　　重庆市检察院前天发布一份35岁以下干部群体职务犯罪报道，报告显示，原来的领导干部59岁腐败（退休前）已经演化为35岁以下腐败，过去5年，重庆市领导干部腐败出现年轻化的趋势。

　　无独有偶，广州市司法局负责人近日表示，近年来贪污腐败与职务犯罪年轻化趋势凸显，85%年龄在30岁至45岁。其中四成是30岁左右的青年所为。

　　重庆市市检察院前天发布一份关于35岁以下干部群体职务犯罪报告，报告指出这批人成为职务犯罪高发群体，他们普遍都是上岗或升职不久就陷入犯罪泥潭。

报道揭示了35岁职务犯罪的六大特点：

◆ 一是已经成为职务犯罪的高发群体，几乎占80%；

◆ 二是以贪污贿赂犯罪为主，占82%，

◆ 三是涉案金额普遍较高；

◆ 四是大专以上占相当比例，占71%；

◆ 五是财会人员多，女性较多，分别占60%和75%；

◆ 六是大多刚工作，职位较低。

　　专门研究中国干部体制的政治分析员方觉说，中国贪污官员的年轻化,显然和中国干部的年轻化有关。目前，70年后的干部已经成为中国基层干部的中间力量，所占比例很大，因此这个年龄层次犯罪比例大也就不奇怪。

　　实际上，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改革步伐骤然加快，官员年轻化成为与国际接轨的一项指标。一些地方和单位在选拔和培养年轻人时“揠苗助长”，如政府招考公务员年龄底限一降再降，35岁、30岁、22岁，步步靠前，而对政治素养与思想水平的要求也降低。

　　此外，干部选拔任用管理也存在漏洞。据重庆市检察院调查，个别单位在干部选拔中存在着重学历能力，不重视品德现象。

　　内部监管不规范也是原因之一，调查现实，一方面，对拥有审批权和决定权的领导者缺乏监督和约束；另一方面，对直接经手、管理财务的一般工作人员也缺乏必要的内部管理和监督。一些案发单位的财务管理混乱，不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操作，会计、出纳一个人担任，明显违规。

　方觉表示 ，只有政治民主化，政治权力受到制衡，掌管大权的官员通过公民选举产生，才有可能抑制贪污腐败的产生，公正有效地查处贪污腐败。▲


中英低调合作 培养大飞机与发动机工程师
http://www.topyl.com/bbs/thread-381634-1-1.html

英国《商业周刊》网站3月报道，中国航空工业与英国实力最强的航空专业大学合作，开始联合培养设计大飞机和大飞机动力系统的工程师。

报道称，英国克兰菲尔德大学与中国一架大型国有航空工业集团签署了一项协议，为中国培养150名飞机设计和发动机设计专业的工程师，他们将成为中国130座的大型飞机的设计骨干。

克兰菲尔德大学将利用其在航空、动力、和推进技术方面丰富的经验，与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AVIC I)合作，培养民用飞机与发动机方面的设计队伍。

大学将在三年的时间里，每年向每批25名飞机设计专业和25名发动机设计专业的中国工程师提供研究生水平的教育。

而培养大批飞机和航空燃气轮机设计人才，是中国航空工业全面推进民用航空和动力系统水平的努力的一部分。

克兰菲尔德大学下的皇家军事科学学院斯瑞文翰校区（科学、工程、管理和技术方面的本科和研究生课程）是在1946年作为一所航天学研究生学院而建的，拥有 60多年的历史。如今，大学在自动控制工程、制造和原料、操纵、生物技术、农业和国防技术等方面的杰出地位再一次证明了其在航空航天领域的领先实力。至今大学已颁发了25,000多个学位，其中包括颁发给宇航员尼尔.阿姆司特朗和许多航空宇宙工商业界高层领导的荣誉学位。

文章称，中国中航一集团拥有大量研究机构、国家实验室、由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率领的研究队伍，掌握广泛的研究计划。(环球网 郝珺石) ▲


国际粮价飙升，中国高度警惕
http://www.topyl.com/bbs/thread-381662-1-1.html

江迅／中国大米价格目前仍整体平稳，粮食产量维持在五亿吨水平，连续四年增产，但国际粮价飙升带动国内粮价上涨，引起中南海高度警觉，开始限制粮食出口，并将在今年投入八百零四亿美元，采取十项措施，支持农业和粮食生产。

★ 粮食是安天下的战略产业，关系着一个国家的稳定与安全，保卫粮价就是保卫经济安全

今年初，北京中南海发出指令：要动用一切手段，避免奥运会前粮价急涨和通胀的加剧。「民以食为天」，作为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尤为重要。历朝历代政府都视仓廪盈实为盛世景象，把粮食安全问题放在首位。当下，高粮价，全球齐喊「狼来了」。在亚洲米价迅速翻番之际，中国国家发改委三月二十八日宣布，再次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并声称这不会推动物价水平上涨。一年的全国粮食库存普查，也首次提前於四月开始。日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河北再三强调：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一系列现象令粮食安全问题骤然进入关注焦点。

★ 中国政府从二零零七年年底开始，频频出台粮食出口调控政策

十二月二十日，取消了粮食及其制粉出口退税；十二月三十日，财政部宣布二零零八年对五十七种粮食和制粉徵收出口暂定关税；一月一日，商务部也对小麦粉、玉米粉、大米粉等粮食制粉实行出口配额许可证管理。两周内取消出口退税，并徵收出口关税等多项针对抑制粮食出口的调控政策接连出台，突显政府利用税收等手段稳定国内粮食供应，从而缓解ＣＰＩ增长过快的意图。

★ 中国大米价格目前仍整体平稳

但国际粮价飙升仍引起中南海的高度警觉。国务院三月二十七日召开全国农业和粮食生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强调，加强农业和粮食生产，是保证市场供给、压制通货膨胀的迫切要求。他表示，国务院决定加大对农业和粮食生产的政策支持力度，在二零零八年预算安排「三农」投入五千六百二十五亿元人民币（约八百零四亿美元）、同比增加一千三百零七亿元的基础上，中央财政再增加二百五十二亿元投入，主要直接补贴给农民，采取十项措施，支持农业和粮食生产。

★ 提前进行粮食库存检查

国家粮食局为落实电视电话会议要求，四月开展全国粮食库存检查抽查工作，以确保库存粮食数量真实、质量完好。据悉，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将每年全国检查时点，由下半年的九月提前至四月。在中国粮食储备体制中，分为中央储备和地方储备，各省市有一个中央储备粮库和多个省市储备粮库，各区县还有各自的储备粮库。一旦出现灾害、价格上涨等突发情况，地方储备粮先於中央储备粮投放市场，如要动用中央储备粮，就需向国务院报告获得准允。中央储备和地方储备本是互补而不可缺的，如地方储备名存实亡，那是十分危险的。

作为全球一半人口的日常主食，大米价格上涨关乎千家万户的生计，小小米粒，牵动人心，受多重因素影响，六年来粮价至少上涨六成半。时下米价更为飞涨，至少令三十亿人焦虑。全球第二大米出口国越南三月二十八日表示，二零零八年大米出口量将大减百分之二十二，第三大大米出口国印度也於当日声称，将出口大米的最低价格大幅调高近五成，由每吨六百五十美元增至一千美元，以缓解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越南和印度大幅削减大米出口量，令全球大米供给少了三分之一。柬埔寨和埃及二十七日也宣布大米出口禁令。由於多个粮食出口国家减少大米出口量，作为全球大米价格基准的泰国大米报价，三月二十七日从每吨五百八十美元涨到七百六十美元，涨幅超过三成，比三个月前翻了一倍多，达到二十年来的最高点。泰国米价的大涨，无疑对全球粮食价格又是沉重打击。近日，菲律宾多次爆发抗议米价上涨的示威，香港、澳门出现抢购泰国大米现象。

有学者分析说，国际上美元疲弱导致粮食价格上涨，在股市震荡的局面下，商品期货市场受流动资金青睐，更多的流动资金进入贵金属、农产品和原油期货市场，在资金推动下，农产品价格达到历史高位。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二零零八年二月曾警告说，年内三十六个国家将面临食物短缺。世界粮食专家预测，二零零八年六月底，全球大米库存将降至一九八四年以来的最低点，为七千二百一十万公吨，此外，国际资本的炒作也推波助澜，二零零七年，全球投资农产品的金额大涨三成三，至一千七百五十亿美元。

★「谷贱伤农，米贵伤民」

粮食价格一头关系到种粮农民的切身利益，另一头关系到消费者的承受能力。因此，国家调控粮食市场的目标，是使市场粮价稳定在合理水平，既不大涨，也不大落。据国家粮食局披露，二零零七年中国粮食产量突破五亿吨，达五点零一五亿吨，实现连续第四年增产。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认为，国际米价上扬，中国能独善其身，因为中国人对大米的依赖程度不算大，中国粮食产量维持在五亿吨水平，就能保证国内供需平衡，粮价不会大起大落。

中国农科院李宁博士认为，水稻、玉米、小麦是中国人的主食，三者的自我保障水平始终颇高，自给率达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一些城市的大米消费量呈逐年下降趋势，因此中国保证主食供应不会有大问题。商务部研究员梅新育认为，由於中国有足够的能力购买进口大米，大陆的米价波动不会很大。由於中国内地的大米出口和进口的数量不算大，国际大米价格上涨对大陆大米价格的影响不会很大。梅新育明确表示，无论价格怎麽上涨，中国有足够的支付能力购买。

三月上旬，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粮食局局长聂振邦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中国的粮食库存和市场供应都很充裕，短期内不会出现所谓的粮食危机，在没有特殊情况的条件下，今年也不会动用中央储备粮。聂振邦说，中国没有从国外大量进口粮食，除却大豆、油料，二零零七年中国还有七百万吨的粮食净出口，这对於中国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而言，是了不起的举动，也为世界粮食安全作出了贡献。他预计，二零零八年中国粮价将基本稳定。

过去的一年，中国粮食商品出口增长迅猛引起各界广泛关注。国际粮食价格上涨，高出国内市场价格，是刺激国内粮食出口大增的主要原因之一。海关统计显示，二零零七年前十一个月，中国小麦、玉米和大豆的出口量，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二百零七、百分之八十五和百分之二十四。国家发改委的一位官员在接受采访时说，当下稳定国内粮价、抑制粮食出口，成了中国政府宏观调控的重点之一。

粮食出口的快速增长，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国内粮价些微走高，使之成为推高ＣＰＩ（居民消费物价指数）不断走高的重要因素。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中国ＣＰＩ上涨幅度达到百分之六点九的新高，其中食品类价格大幅度上涨是推动ＣＰＩ涨幅创新高的重要因素，统计显示，十一月食品类价格上涨百分之十八点二，其中粮食价格上涨百分之六点六。

国家发改委的这位官员说，实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是国家调节粮食供求关系的重要手段，也是促进农民种粮的「定心丸」。这主要是考虑到国内化肥价格上涨幅度较大，粮食生产成本增加，种粮效益下降，再加上南方遭受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北方旱情严重，为鼓励农民扩大粮食种植面积，确保全年粮食丰收，有必要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据悉，政府决定从新粮上市起再次提高二零零八年生产的稻谷和小麦最低收购价水平。此前的二月八日，国家已提高了生产的稻谷和小麦最低收购价，两次累计稻谷最低收购价提高百分之九至十，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提高百分之四至七。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土保持研究所彭珂珊认为，从全球看，中国可耕地越来越少，粮食安全是严峻问题，长远看，仍面临粮食生产资源不断减少、粮食供应存在结构性短缺、贫困人口数量巨大等挑战。彭珂珊认为，自然灾害、土壤污染、人为浪费等带来的伤害，为中国粮食安全再次敲响警钟。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应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依靠科技进步增产，构筑耕地资源保护机制，建设和完善粮食市场，搞好国际合作。▲


中国拟重划贫困线：年收入1300元人民币
http://www.ddhw.com/readarticle.aspx?topic_id=1000&msg_id=58229

    2008-4-12 作者: 翁仕友 王毕强:一夜醒来，将近4000万中国人发现自己被纳入到贫困人口的群落里。

　　一项由国务院扶贫办正在草拟的扶贫标准调整办法将把过去的底线抬高。其政策出发点在于不仅关注贫困人口维持基本生存所需要的收入，还将考虑他们在教育、医疗保障方面的支付能力。目前，扶贫办正向它的26个成员单位征求意见，在修订之后择日向国务院报批。

　　如果这个贫困线提高至年收入约1300元的初稿最终得到国务院认可，中国的贫困人口将由目前的4000万增加到8000万。这意味着，将有更多人从中国扶贫优惠政策中获益。

　　2007年，中国的贫困线划定在1067元。而1300元的新标准，按照实际购买力计算首次达到了日收入1美元的国际标准。

　　自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发展和扶贫开发的数项政策叠加下，贫困人口减少了2亿。

　　★ 上调贫困线

　　1985年，中国确定人均年纯收入200元作为贫困线，此后根据物价指数，逐年微调。贫困线之下，还设置了收入更低的绝对贫困线。2008年，中国绝对贫困线标准为人均纯收入785元以下，低收入贫困线标准为人均纯收入786元-1067元。

　　其实，中国贫困线过低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世界银行将每人每日1美元定义为最低标准的贫困线，中国距此标准尚有一段距离。中国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认为，贫困线的调整已成当务之急。

　　“扶贫第一要务是找到目标人群，而寻找目标人群的核心就是确定贫困线。1985年在设定贫困线的时候，人均GDP两三百美元，但是现在增长了近十倍，我们仍然实行很低标准的扶贫标准，显然是不合适的。”汤敏说。

　　2007年10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提出“逐步提高扶贫标准”，此后，这项工作便列入国务院扶贫办的工作日程中，成为2008年扶贫办的“头等大事”。

　　“提高扶贫标准，既要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又要考虑到现实的财力状况。”国务院扶贫办一位官员告诉本报。

　　这位官员表示，在方案的初稿中，这条贫困线按照购买力计算达到了每人每日1美元的标准。

　　★ 中国式扶贫

　　随着贫困线的提高，中国的贫困人口也会随之浮动。国务院扶贫办政策法规组一位官员告诉本报，调整之后，中国的贫困人口估计会在7000万到 8000万之间。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07年底，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存量为4320万人，其中绝对贫困人口1479万，低收入人口 2841万。

　　新的贫困标准和贫困人口数一直被认为是敏感内容，不过有学者认为大可不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扶贫开发成效有目共睹，减少的贫困人口达2亿多人。在这个背景下修订贫困线，贫困人口数量增加，并不会抹杀它过去的成就。

　　中国的大规模扶贫始于1986年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的建立，这是个由财政部、国家统计局等26个成员单位组成的最高扶贫机构，国务院扶贫办作为常设的办事机构负责日常工作。

　　1986年前的7年间，中国的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1.5亿，但是这种减少在地区间是不平衡的，一些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和偏远地区的贫困相对其他地区更加严重。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觉得需要解决这些地区的贫困问题，于是成立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

　　在中国人民大学农业和农村发展学院教授汪三贵看来，作为议事协调机构，国务院扶贫办在大的政策、战略制定上起到了主导作用。在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大量议事协调机构被精简，但国务院扶贫办被保留了下来。

　　国务院扶贫办国际合作与社会扶贫组组长吴忠表示，对于扶贫工作效果的评价，有不同的方式。一种是“减法”，即贫困人口减少了多少。另一种是“加法”，即在一定的条件下，贫困人口的收入增加了多少，他们的各种条件有了怎样的改善等。

　　不过，也有学者表示，和整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中央的惠农政策相比，政府的扶贫开发作用略显微弱。

　　汪三贵认为，对扶贫办所做的工作应该作客观评价，“如果宏观经济形势很差，扶贫搞得再好也不管用，所以我们在看贫困的时候，贫困人口的减少也不能说是扶贫工作做得好，增加也不能说是扶贫工作没有做好。两者有联系，但是跟整个宏观经济形势相比，是很弱的。”

　　汪三贵举例说明，1986年以前扶贫办尚未成立的时候，中国出现了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实际上是得益于农村经济改革，农村经济高速增长。2004年、2005年两年贫困人口也减少不少，这得益于减税的惠农政策。

　　★ 政策转向

　　据悉，此次调整将把绝对贫困线和低收入贫困线“合二为一”，统一称为贫困线。新的贫困线将不仅关注贫困人口维持基本生存所需要的收入，还将考虑他们在教育、医疗保障方面的支付能力。

　　吴忠告诉本报，以前中国扶贫解决的主要是绝对贫困人口，也就是没有解决温饱的人口，而现在中国要解决的贫困问题是缩小贫富差距。

　　伴随着贫困线的调整，中国的扶贫对象、重点、政策料会有所改变。

　　汪三贵认为，中国的扶贫开发一直是以区域为对象的，而不是直接针对贫困人口，下一步的扶贫可能会更加具体，扶贫到户。而基础设施等扶贫项目则仍然坚持区域性政策。

　　“我们的扶贫往往出现贫困县或贫困村里非贫困人口比贫困人口受益多的情况。这是下一步扶贫工作要解决的问题。”汪三贵说。来源: 经济观察报 ▲


毛泽东时代和当今时代的腐败问题对比
http://culture.china.com/zh_cn/info/hot/11022810/20080411/14779197.html

2008-04-11 人民网  
 
 我这里谈一谈毛泽东时代的腐败分子和现在的腐败分子有何区别，以及社会和人们对待他们的态度有何区别。试着做一次对比，其实这个大多来自老百姓街谈巷议或茶余饭后的随意谈吐，实际上也是在谈一种不经意间的变化。有遗漏之处希望网友补充。初步归纳一下，可见较大的区别是：
    
    ● 一、毛泽东时代的的干部队伍中，腐败分子较为罕见，既使有腐败分子也无论怎样潜伏极深，想不易发现绝无可能，一旦被人发现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他们基本上普遍很害怕党纪国法，轻易不敢触犯，一旦恶行败露，在无出头之日。现在的腐败分子常潜伏极深(现在腐败分子潜伏其实是很浅的，你问问老百姓，他知道不知道几个腐败分子？)，伪装十数年组织还发现不了问题(百姓都知道，就是“组织”不知道，就是公检机关不知道)，或者是胆大妄为，普遍有特权意识，视党纪国法为草芥(当年提倡胆子要大一点，其副作用就是大大消弱了党纪国法权威性。这点很重要！)，根本不把组织放眼里，既使他事迹败露，人所共知，只要想办法让上级不查他(怕上级，不怕百姓，这意味者什么？说明百姓对官员根本没制约力)，他照样堂而皇之、招摇过市地当“好领导”开会作报告(看着这些人在冠冕堂皇地宣传他们自己都不信的东西，这让百姓如何信？)。即使出了事情，一是还可以易地做官，二是可以保留相关待遇，弄个闲职干脆回家钓鱼养花，或者搞第二次产业开公司去了。（这样的“名利双收”的腐败分子大有人在）
    
    ● 二、过去的腐败分子浅尝辄止、见好就收，什么钱能拿，什么物能捞，心里事先拨拉清算盘，贪污个一二百块也就算了(现在一些“专家”抨击毛泽东时代制度不完善。这是没根据的。毛泽东时代各种核算制度就很严格，能钻的空子很少。)。现在的腐败分子利欲熏心、欲壑难填，利用职务之便公开吃拿卡要，官商勾结如家常便饭，动不动成百上千万、上亿元捞进私馕，不管什么钱多多益善。
    
    ● 三、毛泽东时代的腐败分子贪污受贿后，不敢弄大的，搞些公家的边角料，白天不敢吃，半夜里叫起老婆孩子来偷偷摸摸地享用。偷拿回家一点肉，放了好长时间，都放烂了还没有吃到嘴里。使尽浑身解数装穷，极力把自己混同于普通老百姓，衣食住行方面使之看不出区别，甚至比老百姓过得更穷。(这还是因为百姓的监督非常有效、有力的缘故)
    
 现在的腐败分子是不怕露富，常常是不自然的就露富了，有的勇敢地做“先富起来”的代表，争着抢着露富，置备上私家车，小别墅，不少有高级套房和几套房子，私下入股成立公司企业做生意，儿女出国做买卖上学、旅游观光，甚至在国外出大手笔大购物房地产，想方设法使自己不同于普通人。
    
    ● 四、老百姓对待的态度不同。毛泽东时代的群众对待腐败分子是口诛笔伐、争相揭发坏人坏事，“群起而攻之”。现在群众对贪污腐败份子是羡慕赞叹，“看人家ＸＸＸ，多有本事，那官才没有白当呢。”
    
    ● 五、毛泽东时代对腐败分子的态度是，主要有违法乱纪问题一经揭发属实一查到底，决不姑息，错误、罪状的大小一定要对人民有个交待，贪污腐败分子很难有力锥之地。现在基本上是只查大案要案，一般的案件很难引起上级重视，很难立案，甚至查着查着就没影了。
    
    ● 六、毛泽东时代的腐败分子很难找到关系网，没人敢为他说情。现在的腐败分子很易结成关系网，总有人为其说情，开脱罪责，充当靠山。
    
    ● 七、过去的腐败分子一旦贪污腐败罪行认定，多课以重罪，很少有逃脱的。现在的腐败分子贪污个千数八百万判个十大几年，十来八年的占了不少。也不知道是不是人民币不值钱了。
    
    ● 八、毛泽东时代老百姓对贪污腐败分子深恶痛绝，对待其如对待人民的敌人，阵线分明。现在的老百姓争相巴结贪污腐败分子，想方设法和他们搞上关系，不惜一切的混为一团，充分品尝和他们搞好关系的“丰硕成果”。贪污腐败分子也乐于扩大自己的阵营，常常表现出乐于助人的“道德风尚”。
    
    ● 九、毛泽东时代对待有腐败份子迹象的人，总能及时发现苗头，多在早期采取批评教育，组织谈话等手段，及时告诫引导其改邪归正，咳及时避免人民财产、政府组织少受损失，在教育挽救了干部的同时，也教育了一大批人。现在很多的腐败分子平时发现不了，或对其违法行为时有显现，但无人干涉，常常是人卷走巨款都跑得没影了，还不知道他怎么回事，直到形成影响恶劣的重大损失才想起“亡羊补牢”。
    
    ● 十、经过对比发现，毛泽东时代的腐败分子“政治水平”“觉悟”和“个人素质”高于现在的腐败分子，过去就怕组织找他谈话，一旦事情败露绝大多数知错认错、知罪认罪，采取向组织“竹筒倒豆一干二净”的态度，更有主动投案自首，向组织交心的。现在的腐败分子却想方设法隐瞒事实真相，避重就轻、无理狡辩，死不认帐，逃避惩罚手段高明，或者稍有风吹草动，就携妻带子揣好早就办好的护照出国外逃，一飞了之。他贪污了个盆满钵流，到了国外却倒打一耙反诬遭受了迫害，要求“政治避难”。
    
     还有很多不一一列举。这是不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变化呢？或者是我们当今状态下的一种无奈？我们实际上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有了变化，如果不重视这个变化，不整改限制这个变化，腐败行为“深入人心”的速度和影响还会继续扩大。你们要是认为这属于夸大其词看问题偏激不予重视也可以，究竟是不是说还是在可以容忍接受的范围内如不好说，那就让这种状态继续下去一段时间，在做进一步的观察以求证实也好。
    
    毛泽东时代总体暂不在此文议论之列，当然那个时期有其特殊性，方法不当也好过时也罢，但现今腐败分子较之那时变化的几何级升级速度，可说是令人触目惊心了，毕竟是在短短的几十年中啊；以上几个方面这我看也算一种社会认知上的变化，一种民意的变化，恰逢“两会”之际，希望能引起代表的注意。为国之患尤在吏治不清，以上现象是否属于吏治不清苗头？会给今后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实属于要及早警惕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