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胡锦涛萧万长会面 达成十六字共识
http://www.stnn.cc/china/200804/t20080412_761891.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星岛网2008-04-12讯】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与台湾的副总统当选人萧万长12日举行历史性会面。会谈结束后，萧万长称许会晤的坦承友善和融洽，他也坚信，这是一个有成果的会谈。此外，与会团员苏起则转述，萧万长在会中提出甚为重视，重启两岸交流的16个字－－“正视现实、开创未来、搁置争议、追求双赢”。此外，发言人王郁琦指出，萧万长在会中向胡锦涛提出包括“开放两岸直航”等四点具体要求。

　　萧万长是以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董事长身份率团到海南参加博鳌亚洲论坛于12日下午约5时40分与胡锦涛举行会面。在会谈前，胡锦涛带着灿烂的露齿笑容，在团长萧万长介绍下，一一与台湾代表握手致意。

　　胡锦涛在会面时表示，这次会议为两岸经济合作交流，提供重要意义，当前两岸面临重要的历史性机遇，要双方共同努力，希望籍今次机会，与萧万长就两岸经济交流，交换意见，又形容萧万长在这方面的专家。萧万长表示，感受到台湾的经济发展，由亚洲发展和世界发展是离不开，对两岸的经济更是密不可分。

　　● 萧万长十六字共识 期待两岸新局

　　萧万长在萧胡会后向媒体表示，他感觉到萧胡会是一个很坦承、很友善、很融洽，也有成果的会谈。

　　而接手主持记者会的苏起则转述会谈内容表示，萧万长强调透过博鳌论坛的参与，增加对经济交流更深刻的认识。苏起说，萧万长深感台湾经济和亚洲国际经济密不可分，两岸经济发展近年来也密不可分，并且可以促进区域和平，两岸经济过去20年来一直默默对两岸和区域发挥稳定的作用，必须正视两岸经济功不可没。

　　萧万长向胡锦涛表示，两岸现在处理历史以来最好时期，所以要共同努力，让两岸双赢。萧万长也坦言，两岸现在正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希望有个好的开始，因此特别主动提出“正视现实、开创未来、搁置争议、追求双赢”等16字。

　　萧万长表示，两岸应该透过交流，提高双方共识，以期将争议降到最低。萧万长说，两岸历史同源，但现阶段政冷经热的现象，极为不健康不正常，不但影响两岸关系，也引发区域关切。

　　萧万长向胡锦涛表示，两岸经贸关系正常化，是未来必走之路，应该尽速恢复协商，达成两岸交流与合作。萧万长也指出，台湾方面正在规划启动周末包机，让两岸运输畅通，欢迎大陆旅客到台湾旅游，一年有四百万台湾人到大陆旅游，也对大陆有更深一层认识，我方也会用同样的态度，欢迎并接待大陆访台旅客。

　　此外，萧万长也表示，推动直航的实现，应该是60年以来的第一次，可望开创一个新的两岸阶段。

　　萧万长更向胡锦涛表示，这次在博鳌的碰面，非常不容易，希望两岸经贸关系，可以作为新的两岸关系推动的动力，也希望两岸都能以政策务实的态度以及开放步伐的稳健，让两岸经贸交流走得很稳，为两岸人民共同创造利益，开创两岸互助互利互谅的新时代。

　　萧万长发言人王郁琦接着在会后记者会中表示，萧万长请媒体详细研究他所提出的十六字，因为这是萧万长想了很久以后，认为最重要的16个字，王郁琦补充表示，“萧先生请媒体好好思考研究这16个字！”

　　● 四点具体要求期盼落实

　　此外，王郁琦也重申，萧万长在会谈当中，也向胡锦涛等大陆会晤官员，提出以下四个具体要求：

　　◆ 第一，希望两岸直航赶快进行落实。

　　◆ 第二，希望赶快开放大陆观光客赴台。

　　◆ 第三，希望促进两岸经贸交流的正常化。

　　◆ 第四，希望尽快恢复两岸协商机制。


第三次“思想解放”解放什么？新形势下如何解放思想？
http://www.ddhw.com/readarticle.aspx?topic_id=1000&msg_id=58184

    2008-4-11: 从去年底，自南方始，新一轮“思想解放”呼之欲出。究其原因，是近年来对改革开放又出现不同声音。一种观点认为，改革共识破裂，市场化改革带来祸害。在这一背景下，“解放思想”突然成为政治热词。

　　2007年12月，新到广东上任的中共省委书记汪洋告诫广东官员，“必须认识到，再不解放思想，锐意进取，用改革创新来解决这些问题，广东排头兵的位置将难以自保，全面实现小康的目标将难以实现”。此前的中共十七大，“解放思想”被反复提及并被着重强调；今年“两会”，总理温家宝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对 “解放思想”又作出回应，他说解放思想“将永不停止，一直到中国现代化的成功”。

　　循着这一脉络，不难看出新一轮思想解放“不仅仅是一次地方性政治事件”。它有着深厚的背景，呈现出中央与地方相互呼应之势。把这次“思想解放”放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大背景下，我们有问题需要回答，这一次“思想解放”，要解放什么？能否触及当前改革的真命题？

　　★ 第三次“思想解放”如何发端？

　　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思想解放史。几次思想解放，也都有一脉相承的主题，那就是扩大社会和民众的自主空间。解放思想实质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扩大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自由。实践证明，自由的空间有多大，发展的空间就有多大。

　　人们普遍认为，30年改革开放，经历了三次思想解放：第一次是针对两个“凡是”；第二次是“姓社姓资”之争；始于广东的、被媒体冠以“第三次思想解放”的对象是什么，多数党建学者给出的答案是，阻碍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和观念

　　周丽娜

　　这是一些不太容易注意到，或者，容易被忽略掉的细节。

　　3月16日的广州北京路新华书店，众多煲汤、养生、健身类图书中，两本书被搁在正对大门的书架上，显得有些特别——分别是《思想大解放，推动大发展》和《我们是光荣的排头兵》。

　　“思想解放”和“排头兵”，正是近期广东政府、专家智囊和媒体最常用到的关键词。

　　这个时节的广州，二十多度的气温足以让街头洋溢着初夏的气息。因为这个城市的春天很难在细枝末节上让外人感受得到，所以每一种萌动都相对含蓄。

　　关飞进，广东省委宣传部干部，这个春天正因“解放思想”忙得焦头烂额。到北京开“两会”，除了给一些报纸撰写专栏，他还忙里偷闲参加了一些媒体主办的“思想解放讨论会”。

　　总结全省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第一阶段“学习宣传”的成果，是广东省各级党委政府的工作人员手头上最忙的事；专家智囊们也乐于参加各类研讨会、接受采访。闲着的时候，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教授丁力会在自己办公室就打造粤港澳转型合作试验区做自由思考。

　　各家报纸的时评版编辑每天下午都要开编前会，第二天报纸上的社论该怎样评论“解放思想”，是他们每次讨论的重点。

　　已经为人所知的是，被媒体和专家冠以“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背后的操盘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但令外界不解或者引起联想更多的是，这次“解放思想”活动为何发端于广东？我们需要解放什么样的思想？

　　★ 地方性政治事件？

　　十七大以后，倡导解放思想，汪洋并不是唯一

　　按照中共广东省委一位干部的叙述，汪洋在广东第一次阐述“解放思想”，是在2007年12月1日就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的大会上。

　　汪洋的原话是，“改革开放是广东的魂。广东靠改革开放起步，也靠改革开放起飞；靠改革开放赢得今天，也只能靠改革开放开创未来。说到底真正约束科学发展的是我们自己。广东要继续走在全国的前列，首先必须走在思想解放的前列，走在改革开放的前列。”

　　坐在台下的一些广东官员吃了一惊，当下就意识到：“汪洋书记可能想干事了。”

　　之后的12月19日，汪洋到广东省委宣传部调研。在寒暄中，他说是来“认认门，认认人”，但话锋一转，还是布置任务“派了活”。汪洋派的“活”是，省委十届二次全会以后，全省要开展一次解放思想的学习讨论活动，省委宣传部要牵起这个头。

　　据当时在场的一位干部回忆，汪洋谈起去北京开会的路上，翻看陈开枝(1992年时任广东省委副秘书长，后为广州市副市长)写的《1992•邓小平南方之行》，“不禁激动起来了”，慨叹当时广东出了很多改革开放的先锋人物和新鲜经验，“而现在还有多少”？

　　汪洋连续向众人发问：“经济社会发展到现在，在发展的问题上有没有‘两个凡是’？哪些是影响我们科学发展的‘两个凡是’？”发言终了，汪洋强调“学习讨论活动必须落脚到实际工作上”，讨论要促进改革创新的决策。

　　坊间一些政治学者认为，“解放思想”并非地方官员心血来潮，这与自2004年以来，一些否定改革的论调不断回潮有关。这个背景是，有人认为改革共识破裂，市场化改革带来祸害，声音不弱。

　　可供解读的另一个背景是，号召“解放思想”，并非第一次出现在汪洋的从政生涯中。

　　33岁就出任安徽铜陵市代市长(后任市长)的汪洋，曾是当时中国最年轻的正厅级干部之一，一度被称为“娃娃市长”。 1991年11月14日，市长汪洋在《铜陵日报》发表署名文章《醒来，铜陵！》，呼吁“必须解放思想，向一切僵化、陈腐、封闭的思想观念开刀”。

　　来广东之前，汪洋主政重庆，也曾提出过“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十七大以后，倡导解放思想，上海市长韩正、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都曾经有过表述，汪洋并不是唯一。

　　但在改革开放前沿地广东，汪洋再次亮出“解放思想”这张牌，还是引起外界的诸多揣测，至少不会简单地将其解读为仅是一场地方性政治事件。

　　★《日本沉没》与“排头兵”

　　汪洋欲以充满忧患意识的《日本沉没》来唤醒广东

　　再次在正式场合提及“思想解放”，是2007年12月25日，中共广东省委十届二次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

　　“省委工作报告”结束后，汪洋作了题为《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努力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的讲话。

　　在这次“解放思想”的主题发言中，汪洋出人意料地提到了电影《日本沉没》，他还带来了一本书、一份报告和一张报表，展示给众人。分别是：《1992•邓小平南方之行》《2007年广东省区域综合竞争力评估分析报告》《珠海市经济分析报表》。

　　“语出惊人”，有与会者评价汪洋当时的发言。汪洋说，广东要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就必须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要“以当年改革开放初期‘杀开一条血路’的气魄，努力在实践科学发展观上闯出一条新路”。

　　“杀开一条血路”之余，汪洋欲以充满忧患意识的灾难电影《日本沉没》来唤醒经济总量连续23年居全国第一的广东，不能因为长期抱着“总量第一”的“金字招牌”停步不前。

　　这次会后，广东成立了全省“解放思想学习讨论活动领导小组”，汪洋亲自任组长，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黄华华任副组长。

　　多次旁听小组会议的关飞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汪洋书记是实干的人，“讲解放思想都落在了实处”。

　　12月30日，广东省委解放思想学习讨论活动的《通知》下发到全省各地各部门。

　　文件显示，讨论活动从2008年1月持续到5月底，经历三个阶段：1月初到2月上旬，学习宣传，营造舆论声势和社会氛围；2月中旬到3月底，讨论调研阶段，查找问题，提出思路对策；第三阶段是4月到5月底，用于决策部署，总结形成制度设计，要取得政策性的成果。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与多年前的两次“思想解放”不同，新一轮思想解放在发动上越来越缓和，“越来越在取得更多共识的基础上推动”。只是，处于思想解放中心区的多数干部对这次思想解放的“着力点”还有疑虑，缺乏方向感。

　　★“要允许领导讲错话”、这句话第二天迅即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

　　为找准“方向感”，接下来的几天，广东省直部门连续召开三次座谈会谈解放思想体会。

　　省委常委、副省长每人也确定了一个学习讨论活动联系点，定期到联系点指导推动。汪洋的联系点在面临产业结构调整的东莞，省长黄华华的点在离广州很近、经济却相对落后的清远。

　　2008年1月5日，汪洋到粤东三市揭阳、潮州、汕头考察。

　　汪洋在考察中作了讲话。一位接近汪洋的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汪洋讲话时谈到当前解放思想本身也存在着认识障碍，人人都认为有必要解放思想，但人人都认为自己的思想很解放；讲起解放思想振振有辞，但在实际工作中，还是着眼于“上项目、抓速度”。

　　汪洋的话点到了一些地方干部的痛处，“新瓶子装旧酒”是汪洋对一些干部工作方式的批评。其意是，解放思想成了标签，工作思路没有变化；认识到影响科学发展的问题，但没有想到通过解放思想，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政策措施，没有把解放思想落到实处。

　　这位干部称，粤东讲话“极大地触动了地市一级领导干部的思想”。这位干部没想到的是，“更大的触动”发生在一周之后。

　　1月16日，政协第十届广东省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各界别委员代表座谈会上，汪洋说：“要让领导同志讲真话不讲套话，讲实话不讲空话，讲有感而发的话不讲照本宣科的话，就必须允许他讲不准确的话，或者是允许他讲错话！”

　　“要允许领导讲错话”第二天迅即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继而引起了正反两方的争论，争论一直持续到《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来到广东。

　　春节过后的2月15日和3月1日两个整天，汪洋主持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省级四套班子的领导干部聚在一起，交流继续解放思想、推动广东科学发展的体会。

　　据《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了解，这次“解放思想”的最终结果是出台三个文件：一个是《广东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排头兵的决定》，另两个分别是体现科学发展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标考核体系》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评价办法》。

　　不仅仅是学习体会和交流，在直接关系GDP发展模式及官员政绩的评估考核体系上，广东的“解放思想”看来要动真格了。

　　★ 新形势下如何解放思想、“他要推出重磅炸弹了”

　　《1992•邓小平南方之行》，这本书变得非常热门

　　“我算是知道什么叫‘洛阳纸贵’了。”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教授、博导丁力笑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只印了一千册的《2007年广东省区域综合竞争力评估分析报告》，现在一本不剩。

　　2007年12月，作为广东省委交给广东省社科院的年度常规课题，丁力将这份报告送报新上任的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

　　丁力记得很清楚，周五送报，周一就批示回来了。汪洋在批示中表示 ，首先对报告的基本判断和认识表示同意；其次，马上要开省委全会，要掀起解放思想高潮，要求社科院认真准备、积极参与。

　　“我们知道他要推出重磅炸弹了。”丁力说，后来这个报告被要求印刷800份，作为会议材料，在广东省委十届二次全会上派发，每个与会代表人手一份。其余两百册，也陆续被各部门的领导干部要走，丁力自己手头一本都没有。

　　汪洋提到，广东目前存在“社会事业滞后、发展方式粗放、城乡不平衡、民生问题突出”——这些市场化改革累积起来的问题，多数学者认为，这些就是“重磅炸弹”的主要“攻击对象”。

　　丁力自2002年从浙江大学来到广东，接受当时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布置的一个课题——“广东区域综合竞争力”的研究。这课题一做就是六年，让他有机会长期系统地以广东经济社会发展作为样本，对广东的发展作出理论解释。

　　据丁力了解，在全会之前的中共广东省委常委会上，汪洋跟委员说：“这份报告的25到57页，你们要好好看一看。”这一部分是“广东竞争力分析”和“对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判断”。

　　另一本书突然也变得抢手，因为汪洋在几次重要场合提到，这本陈开枝写的《1992•邓小平南方之行》，热了起来。广东省委宣传部一位干部在办公室里找了一圈，抱歉地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原来广州市政协送了一百多本给我们，现在全被要走，真是一本也没有了。”

　　再次提出“解放思想”，让很多广东干部联想起上一次“解放思想”的历史：《春天的故事》《弯弯的月亮》《涛声依旧》等歌曲传唱大江南北；电视剧《情满珠江》在中央电视台热播；“首次广州流行音乐研讨会”举行……

　　广东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周建平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起邓小平南巡后，广东文化界思想解放、百花齐放的1994年，仍然激动。

　　新一轮“思想解放”如何落到实处？哪些领域最需要解放思想？多数广东干部一时间无法给出准确的答案。

　　★“岭南十拍”与“七论思想解放”

　　“我们的报纸敢发这样的照片，我觉得是解放思想的表现。”

　　《新快报》编委温建敏注意到，新来的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很早以前就在关注广东，“他在十七大之前便做了很多准备，大量研究了广东的材料”，“所以谈起广东的发展，头头是道，数据翔实，令人叹服”。

　　温建敏透露，起初广东各家媒体拿捏不住“思想大解放”的内涵，一时间报道纷纷，却多流于空泛。

　　3月18日，《广州日报》副总编辑顾涧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广州日报除了按省委宣传部、市委宣传部要求做好相关新闻外，还策划了一系列报道。理论版策划了“解放思想系列专题”，其中一篇名为《解放思想着力处理好五大关系》的文章见报后，汪洋亲自打电话到报社表扬。

　　春节前，汪洋和省长黄华华通过广东的主要网站给网民拜年，还发表了《致广东网民朋友的一封信》。信中说，网民的意见和建议“成为了支持我们决策的重要基础”；“对于共同关心的话题，我们愿意和大家一起‘灌水’”；“对于我们的工作和决策中的不完善之处，也欢迎大家‘拍砖’”。

　　有的网站随即推出了民间参政议政互动栏目——“捎给汪洋书记的话”。2月29日，《南方都市报》将最具建设性的十篇精华帖子集结成篇，出版专刊，取名“岭南十拍”。

　　在当天召开的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上，汪洋说要广泛发动全社会参与解放思想学习讨论活动，充分利用好网络这一新载体、新空间。他顺手将特刊中“十拍”的主题都念了一遍。

　　“你们砖拍得不错！”北京“两会”期间，汪洋看到《南方都市报》的记者就说，他还特别提到了“十拍”中的第一篇《南粤十一问，个个待破题》，当场表示“这十一问，每一问我们将来都要做答复”。

　　“没有框框，很容易跟大家接触。”《广州日报》副总编辑顾涧清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谈起他对汪洋的印象。 他还清楚地记得，“两会”期间南方日报头版刊发的一张照片给汪洋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是最高人民法院原院长肖扬同志到广东团与会时，仰天长笑。

　　“我们的报纸敢发这样的照片，我觉得是解放思想的表现。”汪洋对一众广东记者说，遗憾是发稿量太大，不能一一尽览。

　　在媒体的各种报道评论中，影响最大的是《南方周末》的“七论思想解放”。以“关山”笔名发表一论、三论和六论的关飞进，在北京还被几个政协委员、人大代表询问，《南方周末》这“七论”有没有官方授意？

　　“绝对没有！那是《南方周未》的‘自选动作’。”关飞进回答。

　　这篇《解放思想从哪里杀出血路来——论“解放思想”》的评论，引起了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注意，他不仅作出了批示，还在解放思想领导小组会议上念了几段。

　　会上，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林雄说，这是我们宣传部的干部写的，“关山”是他的笔名。

　　汪洋问，他在不在场？

　　林雄示意关飞进站起来。

　　关飞进因为剃了个光头，显得十分尴尬。

　　“汪书记肯定这篇文章，我感到有点意外，我还担心文中的观点太解放了呢。”关飞进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新形势下如何解放思想？

　　《一论“解放思想”》给出的回答是：营造一个“宽厚、宽容、宽松”的舆论环境，是解放思想的首要急务。思想本来就是自由的，只要言者无罪，自然言无不尽。而一部世界历史告诉我们，一旦言无不尽，人类的智慧就很容易充分涌流，就很容易导入社会治理之中，从而为社会健康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保障。

　　★ 解放思想“破”什么

　　这次思想解放与前两次最大的不同主要不是观念问题，而是利益格局的调整、体制机制的创新

　　在东莞的一家工厂里，一只旅行箱的成本是9美金，出厂价仅为10美金。到达香港总部后，沃尔玛出价20美金将其拿走。贴上沃尔玛的标签，价格那一栏为：40美金。

　　这是珠三角传统发展模式的一个缩影：生产制造环节利润最低，却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能源消耗、环境污染、劳动力低成本等重负。

　　“解放思想要从传统发展观中跳出来，形成新的发展思路，这是解放思想的最核心问题。”丁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广东转型问题凸现的速度比专家们预想的要快。广东长期依赖的比较优势正在消失。劳动力、土地、原材料、人民币汇率、加工贸易政策调整、劳动合同法实施，推动着企业成本快速上升，承受不住的企业已经搬走。

　　丁力认为，汪洋在这个转折点上走过来履新，他面临的挑战就是怎么通过解放思想，来为广东下一步的发展寻找答案。

　　据他了解，汪洋对竞争力报告中的一个观点很感兴趣：粤港合作除了两地政治、关税制度保持不变，其他制度应该统一起来。

　　“现在香港的优势在某些方面恰恰是制度的优势。解放思想应该落实到制度创新，最后应该落实到打造粤港澳转型合作试验区。”丁力说。

　　关注体制革新的不止丁力一人。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李明华在“解放思想——南粤先贤给予时代的积极启示”研讨会上发言说，解放思想要否定文化保守主义和体制保守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就是排斥普世价值观，体制保守主义就是维护现有利益格局的行政体制、管理体制。

　　现实是，既得利益者不愿意向老百姓、向市场让渡自己的权利。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的多数政治学者承认，从这个角度讲，思想解放的最大阻力显然只会来自既得利益者而不是人民群众。

　　年前雪灾，广州市民捐献了大量衣物给火车站滞留人群，但政府机构和有限的几个慈善机构来不及消毒处理、及时发放，衣物堆积成山，火车站居然找不到地方放，不得不临时动用了几个货舱。

　　眼见这样的情景，李明华深感，完全靠政府的力量是不行的，解放思想就该开放社会管理，这些事都应该让NGO去做。他透露，广州市“两会”期间，市民政局表示，今后慈善事业恐怕要更多发动社会资源。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广东作了一周的走访，受访的绝大多数广东干部觉得这次思想解放跟前两次“不太一样”。

　　对这种“不一样”，一位广东省委干部的总结颇具代表性：其一，这是网络时代的解放思想，不可能只有一种声音，只能以理服人；其二，老百姓对改革的社会承受力大大提高，博弈、共赢的意识大大加强，比以前要理性多了；其三，从上到下都有共识，不解放思想，不改革开放，死路一条。

　　“这次思想解放与前两次最大的不同主要不是观念问题，而是利益格局的调整、体制机制的创新。”这位干部称。

　　利益如何调整，体制如何创新？被称为“第三次思想解放”的大讨论在广东仍然开展得如火如荼，最终能取得什么样的结果，绝大多数人都在渴望中期待。

　　邹启宇：我所亲历的历次“思想解放”

　　邹启宇：四川成都人，曾长期在云南工作。1978年任云南大学副教授，后由云南省新闻出版局局长调任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广东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退休后一度出任《香港商报》董事

　　周丽娜

　　我从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到现在，正好50年。在此期间，经历了几次全国性的“思想解放”。我没有深入地研究，只能结合亲身经历谈一谈我所经历的历次“思想解放”。

　　在没有“减肥瘦身”行业的年代

　　这次所谓的“解放思想”，其实是在强权高压之下破除科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提出过一次所谓的“思想解放”，是在1958年。

　　当时，毛主席提出，“不断革命，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全国层层贯彻。至于破除什么样的迷信，解放什么样的思想，大家都没有思考和讨论的余地，毛主席怎么说就怎么办。

　　于是出现了很多离奇而又痛心的事，如今年纪在70岁以上的人想必还记得。比如，要破除对农学家和科技人员的迷信，种小麦深耕要挖地三尺，连生土都翻起来；播种几千斤，最后的收成不及播下去的种子。又比如，当年报道亩产水稻5万斤以上的高产“卫星”比比皆是，报纸上居然有新闻照片显示稻谷生长良好，好到小孩可以稳稳当当坐在水稻叶子上，掉不下去。

　　1958年毛主席号召全国大炼钢铁，我正调到云南省耿马县钢铁铜指挥部当秘书，处理统计数据是工作之一。耿马县由县委书记亲自挂帅，竭两个公社之全力，砍光了两座山上高大的麻栎树和松树，烧成木炭，用人拉风箱吹土炉的原始办法，在品位高的矿石中炼出了两吨多能敲出当当响声的红铜条。但我们却被视为迷信工程技术、放不出卫星的落后单位。全地区8个县就我们县挨批，县委书记王道传同志死活想不通。

　　后来我知道，有的县动员了上万人却根本没有炼出什么像样的钢铁铜，有的只炼出了一点黑糊糊的“冰铜”，可是他们都“破除了迷信” “解放了思想”，上报了比我们县多几倍、几十倍的战果。我忽然明白，必须照此办理，把假话大话和胡编乱造的数字按照上面的意图报上去，我们县再也不受批评。

　　中国新闻界在这次所谓的“解放思想”的浪潮中，既奉命承办，又推波助澜。其中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严肃认真地坐在办公室里编写假新闻，制造假的新闻照片。虽然此举在改革开放以后大有改观，但直到现在，还不能说已经完全清除了编写假新闻、制造假照片的不良传统。

　　这次所谓的“解放思想”，其实是在强权高压之下破除科学。不听从、不照办的，就用“拔白旗，插红旗”“辩论‘怀疑派’、‘观潮派 ’‘秋后算账派 ’”等等名义来批斗你、整你、处分你，甚至镇压你，对中国老百姓、对中国的社会进步没有好处，后果很严重。农业上虚假的增产使中国人遭受了很大的痛苦，特别是承担着粮食统购任务的许多贫苦农民。

　　去年读书，读到已故云南省委书记普朝柱同志的《我的成长与云南的变革》，其中第42页说， “在1958年至1960年的3年中，(云南新平)非正常死亡竟达1.22万人，占1959年末全县农业人口10.45万人的11.67%。”普朝柱同志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受命去新平县任县委书记的。

　　当时全国城乡，不可能出现“减肥瘦身”这个行业。人们见面后通常的话题就两个：一个是“你不错啊，最近胖了一点”，另一个是商量弄点什么东西来吃。

　　事实教育了我，解放思想绝对不能离开科学，绝对不能离开实事求是；没有民主和自由思想，结果只能是破除了科学，流行了迷信，根本没有解放思想。

    ★《人民日报》的畅销

文章的吸引力不在长短，在于切合了人民的心愿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邓小平同志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明确提出全党全国都要解放思想；而且还强调“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我认为，这一次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解放思想。

　　那时候人们最爱听的是什么？是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国家几代人奋斗牺牲，前赴后继，为了什么？不就是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嘛！1964年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讲，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大家盼呀盼呀，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二十多年了，我们城市户口的人，一个月有25斤或27斤粮食，一斤肉; 农村户口的，经过“统购”之后能留下人均300到400斤口粮的，就很不错了。农民这个口粮是原粮。假定分到手的是400斤晒干的稻谷，那么碾下来的米不过280斤。每人平均一天不到8两米。

　　记者同志，你可能认为太多了，一天怎么吃得下8两米？可那时候缺肉缺油缺菜缺豆腐，城市户口买糕点一人一月一斤，鱼虾是什么样子都快忘记了，随时都有饥饿感，半夜还要去排队买蜂窝煤。有一次我碰巧一天吃到两斤米的大米饭，才觉得不饿，幸福感油然而生！

　　1978年我从“内部”买到了一件深蓝色卡叽布中山装，珍惜得不得了，在大学讲课时才穿。学生第一次见到，觉得我很整洁。以后次次上课都是如此，也就明白了。你想，人们怎么不盼望实现现代化呀！这种情况下，如果还要按照过去的要求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国家能富强，人民能幸福吗？

　　所以，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提出“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反对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不过，事情并非一帆风顺，旧思想的阻碍还是时时遇到。

　　1979年3月，有人到云南楚雄视察工作，见到当地在生产队内搞了各个作业组小段包工，于是严厉批评中共云南省委的方向路线有问题。理由是，毛主席提出农村是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你们在生产队之下，又搞了个作业组包工，不就成了四级所有？你们怎么乱干？这不是明明违背毛主席的农村基本政策吗？

　　其实，当时的云南农民岂止要求“小段包工”。一旦中央同意实行以家庭为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他们欢天喜地，马上都改了。人民公社制度并没有发文正式废除，他们都不要了。全国几亿农民拥护解放思想，拥护改革。不用四五年时光，历朝历代“以农立国”的中国人吃不饱饭的悲惨状况，就一去不复返了。

　　1983年我被调进云南省委宣传部，头一件事情就是叫我去解决老百姓买不到《人民日报》的问题。那时候零售报纸只在邮局，我去察看，到处排长队。我赶快找云南日报社商量增加代印《人民日报》的数量，增加零售点，这才解决了问题。

　　我们不是常常说人们不愿意看大块文章吗？那时候《人民日报》上经常都有大块文章，人们反而争着看。文章的吸引力不在长短。因为《人民日报》讲解放思想、讲拨乱反正、讲改革开放，切合了人民的心愿。

　　我是个后知后觉者，我也逐渐理解到，这次的解放思想，是为了把全国工作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四个现代化；从对毛主席的迷信转变到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没有这个解放，没有这个转变，不可能在短时间里把一穷二白的中国改变为初步温饱的、商品供应充足的中国。

    ★ 突破姓“社”姓“资”

　　“资产阶级的报纸原文照登共产党的文章，有什么不好？！《纽约时报》要登，我们也让它登。”

　　接下来那次大张旗鼓地解放思想，是1992年及其后。

　　1990年我调到广东省委宣传部工作，一来就感到广东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思想是比较解放的。但是每前进一步，困难仍然很多。

　　第二年的3月，我曾列席旁听了广东省委几次讨论，主题是要不要把珠江三角洲许多名为乡镇企业、实为私营企业的红帽子摘掉。有人主张如果叫镇办企业就必须是真正的集体经济，不能由私人掌握。如果是私营企业，就叫私营企业，该怎么管就怎么管。

　　省委的意见是这些企业争戴一顶红帽子，是因为害怕，现在的问题不在于戴不戴，而是要从实际出发，放手发展民营经济。但考虑到上下左右的原因，决定只做不说。新任的省委书记谢非对我说：“你们就不要报道了。”

　　以后外省开始放手发展民营经济时，广东已经发展了6年。

　　1991年，广东到处都是日本东芝、松下、索尼、日立的广告，它们的商品把广东的半球、神州这些家电企业冲得一塌糊涂。我列席旁听广东省委讨论怎么办。有人主张，提高门槛，保住本土家电企业。有人说，不能这样做。省委最后决定，不要怕进口商品来冲，广东企业要在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

　　经过了严酷的竞争洗礼，广东的家电企业1993年以后渐渐在本地站稳脚跟。容声冰箱、金羚洗衣机、科龙和康佳的电视、TCL都成长起来。到1996年，本地市场基本上都是广东家电的天下。

　　2001年中国加入WTO时，有人担心国内企业受冲击。而广东家电行业很自豪，因为它们老早就经受过冲击的洗礼，不但在竞争中把自家市场夺了回来，还到国际市场上去争夺市场份额。

　　广东放手发展民营经济，带来了广东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大发展，并且吸收了省内省外大量劳动力就业。也有人批评广东在背后暗暗搞资本主义。此前，上面的有关部门发来一个8万多字的《教育提纲》，不是着重讲发展社会生产力，讲改革开放，而是着重讲分清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种改革的界限，严防西方对我“分化，西化”。如果照样贯彻下去，恐怕干部群众很难接受。

　　接着，我直接间接地联系上海与“皇甫平”有关的同志，商量调动工作的事，又出现了意外的变数。这类复杂的情况，使我感到困惑，辛辛苦苦工作下来，究竟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今后怎么走？

　　恰恰这时候，1992年1月邓小平同志来到湖北、广东、上海，发表了一系列谈话。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他针对姓“社”姓“资”的争论，提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我们学习了，懂得只要按照三个“有利于”去做，不必管它姓“社”姓“资”的帽子。

　　邓小平的“南巡讲话”给广东撑了腰，广东的干部思想进一步解放，高兴得不得了。深圳市委宣传部告诉我，邓小平的讲话现在没有任何报道。他们打算在《深圳特区报》上发几篇评论，把邓小平讲话精神传出去。我马上报告当时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黄浩，他表示支持。后来，《深圳特区报》刊登了八篇相关的评论文章。一两天后，《南方日报》也就此发表系列评论，进一步传播了邓小平的思想。

　　一天晚上，深圳市委宣传部部长杨广慧同志问：“香港报纸要转载这些评论，可不可以？”我说：“可以，不但这次可以，以后的也可以，但是要在我们刊登以后，不要同步。”当时有人担心，资产阶级报纸转载我们的文章，恐怕不大好。我说：“资产阶级的报纸原文照登共产党的文章，有什么不好？！《纽约时报》要登，我们也让它登。”

　　记得在1995 年，离休多年的广东省委老书记任仲夷同志批评过一些干部思想陈旧，不解放。他的大意是，有些同志人家称他为“父母官”，他还自鸣得意。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怎么变成人民的父母了？这些同志没有摆正自己同人民的位置。邓小平同志还说他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哩。任老这个话，《羊城晚报》刊载出来，影响很大。

　　第二次解放思想也是一场及时雨，它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大解放，造就改革开放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大发展，迎来中国经济又一个十几年的持续腾飞。

　　杜导正：营造一个更加宽松的舆论环境

　　“民族主义问题，毛泽东立了大功；邓小平改革开放三十年，解决了十三亿人的温饱问题，这很了不起；现在是民权问题，谁彻底解决了民权问题，谁就要在中国历史上立下一个大功。”

　　陈晓萍

　　2007年12月，甫到广东上任的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洋，在广东提出解放思想实践科学发展观，掀起了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大讨论。其实这个被称为“第三次思想解放”的大讨论，在更早的一年就有了预热。

　　2006年12月28日，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民主是个好东西》的文章在《北京日报》发表，引起海内外媒体的关注。敏感的海外媒体认为，俞可平的文章拉开了新一轮思想讨论的序幕。

　　一个多月后，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政治学教授谢韬的一篇长文《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在《炎黄春秋》杂志发表，掀起了一场范围更大、程度更深的讨论。

　　当“思想解放”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词汇的时候，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前署长、《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在他的办公室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采访。

　　◆ 中国新闻周刊：思想解放运动，一般的理解有三次。第一次是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第二次是1991年发起的关于社会主义要不要搞市场经济的争论，你如何理解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

　　杜导正：汪洋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新任的广东省委书记，带头大声地频率很高地呼吁新一轮思想解放，广东的一些报纸，用很大的红字在头版连续刊登这些讲话。有人猜测，这是不是有什么背景，有什么来头。我认为这些讲话在十七大报告里面都有，和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胡锦涛近一个时期的讲话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汪洋的讲话)就是贯彻这些精神，这就是中央的支持嘛。

　　◆ 中国新闻周刊：思想解放应该在哪些层面展开行动呢？

　　杜导正：我把汪洋的讲话概括总结起来，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要想继续前进，就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前提就是解放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开放，也是从思想解放开始的，我称它为三大工程：真理标准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包产到户，三大工程的前提就是真理标准讨论，不搞真理标准的讨论，如果还是 “两个凡是”，怎么搞冤假错案的平反？怎么包产到户？所以大前提是思想解放。

　　当时《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新华社大造舆论，这是我们国家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讨论了一年多，思想一下子解放起来了，核心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讨论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而不是以曾经的决议正确与否、毛泽东的哪句话为标准。标准最后归结为老百姓，归结于人民，归结为实践，思想一下子活跃起来了。

　　这一次，汪洋反复重提小平1992年著名讲话的口号：要杀出一条血路来。我是高度赞同汪洋的讲话的。

　　◆ 中国新闻周刊：从2004年开始，对市场化改革路径又有反对的声音，有人提出暂停市场化改革，是否可以说这也是这次思想解放的一个背景？

　　杜导正：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国家又遇到了一个坎，如果这个坎过去了，我们国家将会进入一个更加繁荣更加民主的时期。如果这个坎过不去，停滞了，那么现在出现的矛盾就会爆发，会很危险。

　　◆ 中国新闻周刊：如何理解这个坎？

　　杜导正：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建设总体是很成功的。当然，中国目前有许多问题，我总结为四个方面：官员腐败；贫富悬殊；治安不好；道德滑坡。这些问题的出现正是改革开放还不够，还不够彻底。

　　比如说土地问题，实际上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20年不变、30年不变，但是，农民如果发现承包的土地下面有矿产怎么办？不太好搞，我倒主张可以搞永佃权，就是包产到户的土地，虽然没有所有权，但拥有永久的使用权，这个权利可以继承也可以出卖和转手，这个问题专家可以研究吧。还有垄断企业，国家很多资金往里面投，这是一个无底洞，一般来说，现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相比，效率相差好几倍。

　　◆ 中国新闻周刊：第一次思想解放的讨论，树立了“实践”标准；第二次思想解放讨论，树立了“生产力标准”。有学者把前两次思想解放理解为“还利于民”，第三次思想解放被理解为“还权于民”，树立“以人为本”标准，包括重新调整利益格局、更加尊重民众权利。

　　杜导正：民族主义问题，毛泽东立了大功；邓小平改革开放三十年，解决了十三亿人的温饱问题，这很了不起；现在是民权问题，谁彻底解决了民权问题，谁就要在中国历史上立下一个大功。

　　◆ 中国新闻周刊：前两次思想解放侧重于意识形态的争论，比如实践真理、姓社姓资，这一次侧重利益调整、制度革新、改革成果让百姓分享。但问题是，这一轮思想解放如何才能不流于形式？

　　杜导正：现在中国主要的问题正如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所言，“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说句不好听的话，这就像一个人瘸腿走路一样，一个腿长一个腿短。

　　目前中国经济改革虽然存在问题，垄断的问题，非国有制企业的支持问题，农民永佃权问题，这些都要需要深化，但这问题不大，我个人认为不用太担心，现在矛盾的焦点是，权力过分集中，这就容易导致了一个问题：一边是票子，一边是过度集中的权力，两边一结合，就产生了权钱交易，也就出现了权贵政治，官员腐败就是这么来的。

　　◆ 中国新闻周刊：这也就是说出现的问题不是改革本身带来的，那么这次思想解放的现实意义及路径何在？

　　杜导正：新一轮思想解放，发展政治民主是第一步，发展政治民主的第一步是先要放开舆论，要首先在我们党内，然后是国家，营造一个更加宽松的舆论环境，更加宽松的舆论氛围。

　　这个提法我有充分的根据，胡锦涛今年2月18日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强调，要在党内特别是干部队伍中大力营造鼓励探索、支持创新、宽容失误的环境和氛围。

　　所以这是很现实的，通过进一步放开舆论，进一步促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促进政治民主。解放思想，目的就是这个。来源: 中国新闻周刊 ▲


揭秘达赖集团资金来源：美中情局暗中支持
http://news.sina.com.cn/c/2008-04-11/165015338590.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4月11日 青年参考　　本报特约撰稿　魏名流

　　1959年，达赖喇嘛从拉萨出逃后，在印度的达兰萨拉成立了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公开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近50年来，达赖集团从美国等西方国家获得了大量的经济支持，可以说，没有西方反华势力的金钱援助，达赖的“流亡政府”是很难撑下去的。

　　● 美中情局给达赖喇嘛发津贴

　　新中国成立之前，美国政府并没公开放弃过“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对西藏的政策有了明显变化。2000年夏天的美国《哈佛亚洲季刊》杂志披露，当时美国政府内部一些人认为“西藏可以成为在亚洲抵御共产主义扩散的堡垒”。

　　1998年8月，美国国务院公布的一批冷战时期的档案，清楚地揭示了美国中情局支持“藏独运动”秘密计划的细节：

　　中情局的“西藏计划”预算数字可以在一份备忘录中查到，文件称：“支持在尼泊尔的2100名西藏游击队50万美元；给达赖喇嘛的津贴8万美元。”该文件接着罗列了其他费用，最后说：“合计173.5万美元。”这些档案表明，该预算申请不久后就得到批准。后来的一份文件表明，此类年度开支又继续了4年，直到1968年为止。那年，中情局取消了在美国国内对“藏独”分子进行训练的计划，把整个预算的计划削减到一年不到120万美元。

　　中情局的这笔开支后来持续到何时？有国外媒体报道，随着中美关系的正常化，1974年福特总统最终取消了这笔开支。那么“西藏计划”预算的终结，是否标志着美国不再通过经济手段支持达赖集团了呢？当然不是，只不过是采用了其他更灵活的方式而已。

　　● 新东家还是老主人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开始由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对达赖集团进行经济支持。国家民主基金会(NED)号称美国非政府组织中的“龙头老大”，是具有政府背景的非政府组织，地位相当特殊。NED的成立直接源自1982年美国前总统里根在英国议会发表的演讲，他在演讲中提议西方大国“共同资助非民主国家的民主建设，包括自由的媒体、工会、政党与大学等”。里根于1984年成立了NED，有证据表明其活动资金直接来自中情局。

　　2006年12月的《澳大利亚政治研究联合会会议文件》这样评论NED：“在向非政府组织提供战略资金方面，美国外交政策精英们认为NED比秘密支援更可靠。”因为NED打着非政府组织的旗号，不易引起注意。

　　澳大利亚《信使报》曾披露，NED给达赖喇嘛的资金主要投给了旗下的三个组织——“西藏基金会”、“西藏国际运动”和“西藏信息网”。根据 NED自身公布的数据，2002年～2006年，NED向达赖集团提供了135.77万美元的专项资金援助，其中2006年，向达赖集团下面的“西藏妇女协会”、“九•十•三运动”等组织提供了8.5万美元资金。今年2月27日(即拉萨骚乱发生前半个月)，达赖集团的“九•十•三运动”还向NED紧急申请资金，以作为“活动家们应对危险时期的资金”。

　　除了NED外，美国国务院还公开通过“西藏人人道主义援助基金”，为“西藏流亡政府”提供健康和教育资金，并支持加德满都、德里和达兰萨拉的 “西藏人接待中心”。近年来，美国国会批准每年向在印度的“西藏流亡者”提供约200万美元经费，国会还敦促政府再提供200万美元以支持这些人的所谓 “民主活动”。

　　据总部设在纽约的“西藏基金会”网站公布的数字，该“基金会”2005～2006财政年度的总收入是550.4418万美元，其主要部分就是来自美国国务院的拨款——295.8810万美元。

　　● 生财之道还有不少

　　此外，达赖集团还从民间筹措资金，其生财之道有以下四种：

　　◆ 其一，建立网站，通过互联网从民间募捐。达赖集团下属的几个机构都在网站上“指导”网友向其捐款。

　　◆ 其二，达赖喇嘛经常以“西藏精神领袖”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身份周游列国，通过大量的弘法会和讲经活动获取捐款和赞助。例如，达赖将于本月在美国密歇根州举行名为“投入智慧与同情”的弘法会，其赞助票开出的价格为每张1000美元。

　　◆ 其三，争取有影响力的演艺界人士的经济支持。美国好莱坞著名影星李察•基尔就担任了“国际拯救西藏运动”组织的主席，还出演过宣传“藏独”的影片。众所周知的是，李察•基尔1994年在英国哈罗斯百货公司为“西藏幸存者”捐款5万英镑。

　　◆ 其四，达赖集团还向流亡国外的藏胞长期征收所谓的“独立税”。

　　2007年5月，澳大利亚专栏作家麦克•柏克曼在《达赖喇嘛的神圣藏袍下掩藏着什么》一文中透露，达赖喇嘛在“流亡政府”里任人唯亲，财政状况也极不透明，达赖喇嘛从不提供接受捐款的具体数目，也不透露具体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