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步入雷区 在妥协中前进
http://news.sina.com.cn/c/2008-04-08/134815313418.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4月08日 南风窗　本刊记者 杨 军 发自北京

　　3月11日下午，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交人大会议审议，自十七大以来备受关注的“大部制”改革方案终于浮出水面。“大部门体制”，就是在政府的部门设置中，将那些职能相近、业务范围趋同的事项相对集中，由一个部门统一管理，有利于减少政府部门间的摩擦协调成本，提高行政效能，变部门之间“扯皮” 为部门内部协调，“大部制”改革，首先指向的就是解决政出多门的问题。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特别谈到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即“大部制”改革问题。他说：“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主要围绕转变职能，合理配置宏观调控部门职能，调整和完善行业管理机构，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部门，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针对职责交叉、权责脱节问题，明确界定部门分工和权限，理顺部门职责关系，健全部门间的协调配合机制。”

　　当方案出台后，社会上失望的声音不少。“这次‘大部制’的改革方案社会的期望值比较高，所以出台的方案和社会预期有一定距离，但结果应该说是在许多学者预料之中。这次改革方案体现了阶段性特征。”国家行政管理学院教授汪玉凯这样解释。

　　● 第六次机构改革

　　此次改革是自1982年以来中国进行的第六次机构改革，从1982年开始，大约每隔5年左右中国都会进行一次大的机构改革，从精兵简政到政府职能转变，每次机构改革的侧重都和中国体制改革的进程相配套。

　　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中国由生存型社会转向发展型社会，这是“大部门体制”改革的一个基本背景。近年社会矛盾发生变化，部门利益日甚，贫富差距加大，要求政府将工作重心和重点放到经济性公共服务和社会性公共服务上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一些政府部门的权力已经对市场经济形成了阻碍作用。如果要素资源配置仍然大都掌握在政府手中，垄断行业改革“久攻”不下，必然难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可以说，大部制改革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直接相关。

　　十七大以后，各方面对新阶段的大部门制改革寄予厚望，希望能借此建立完善的公共治理结构，推进全面改革。这次机构改革不只是一般地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而是要实现政府转型，实现部门利益的突破，加强宏观调控与市场监管，做好社会管理与公共管理的统一。

　　1982年进行的机构改革，国务院下属部委从100个裁减至61个，到第五次机构改革后，国务院组成部门有2 8个，特设机构1个、直属机构18个、办事机构4个、部委管理的国家局10个、直属事业单位14个，另外还有100多个议事协调机构。这次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组成部门设置为27个。看上去，总数量只减少了一个，但实际上，这次的变动较大。

　　根据3月11日披露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这次国务院改革涉及调整变动的机构共15个，正部级机构减少4个。将发展改革委、国防科工委、信息产业部分别负责的有关工业管理职能整合，组建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交通部、民航总局的职责，建设部的指导城市客运职责，整合划入交通运输部；将人事部、劳动保障部的职责整合组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等，国务院将新组建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5个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组建加强了行业管理，负责总体产业政策以及IT行业的发展，之前的信息产业部、发改委部分职责，以及国防科工委多数职责整合划入该部。方案称，该部将“推动重大技术装备发展和自主创新”，同时“协调维护国家信息安全”。

　　对发改委做了比较大的调整，把微观职能分出转入相应部门，明确定位发改委的职能是制定宏观战略。新设的能源局也显示中国将能源管理作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举措。

　　环境保护部的设立充分表明了中国政府对环境的重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更是显示新一届政府对民生的关注，强化了社会管理和公共管理部门。

　　尽管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动作较大，但整体改革方案力度仍弱于预期，市场预期的“大部门制”中的大农业、大文化、大金融等并未提及。新成立的工业和信息化部仍保留信息产业部作为电信行业决策者和监管者的双重职责。

　　汪玉凯认为，“新组建的5个部中，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环境保护部3个部已经基本到位了，交通运输部并没有把铁道部并进去，这有待下一步改革，因为铁道部还没有实行政企分开，无法并入交通运输部。另外只成立了能源局，而不是像人们期待的那样成立能源部，因为能源涉及的领域比较多，比较复杂，也有待进一步改革。”

　　● 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九龙治水”是长期以来社会上对部门多头管理的形象说法，改革是利益的重新分配，但没有一个部门会愿意主动放弃手中的权力。近年来，行政体制改革的反复和徘徊不前，部委利益是主要阻碍之一，而“大部制”恰恰打破了部门界限。新阶段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直接与政治体制改革相关联，多数专家学者都认为机构改革是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改革间的重要连接。

　　政治体制改革怎么进行目前看来还是比较含糊，但中国面临巨大的外部和内生的压力，在各方面压力下，政治体制改革肯定要推进，政府的改革因为涉及权力的重新配置，直接影响到政治体制改革，当不能在结构上做出重大突破的时候，在行政体制上推进不失为突破的办法。十七大报告已明确指出，“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是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因此这项改革被各界寄予厚望，甚至被认为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希望能以“大部制”为契机，加快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

　　没有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相对分离与制约，就没有真正的大部门体制。这是防止“大部门体制”改革产生权力膨胀的关键。“我觉得这次改革是分三步走，这次出台的方案只是第一步，第二步是继续进行其它领域的整合，第三步才是实行政府权力重组，即社会呼声很高的决策权、监督权和执行权的三权分离。”汪玉凯如是说。“大部门体制”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

　　包括“大部门体制”在内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中国历史上和在世界历史上都没有先例可循。部门职能分工、权责边界划分，这些触及利益的棘手问题，也将增加改革的复杂性。要缩减部委数量，建立“大部门制”，仅仅把几个职能接近的部委合并，或者把现有部委打散重组再设，也许并不困难。但这些经过重组合并之后的大部要能够正常运转而不出现反复，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更有专家认为，大部制改革不能局限于机构改革，否则只是上世纪80年代机构改革的继续。为了真正达到大部制改革的目的，必须与分权制、审议制进行配套。从行政民主向政治民主推进，大部制是一个切入点，而审议制则是由行政民主向政治民主推进的一个关键点。

　　大部门体制作为行政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中逐步推进的。部分国家推进大部门体制的过程经历了很长的过程，英国从20 世纪50年代开始推动，而且其中还存在反复，有些合并的大部后来又分为几个部。日本政府由1府22省(厅)合并为1府12省(厅)的改组工作，从1996 年开始启动，至2002年才宣告完成。

　　事实上，中国早在2003年已经进行了一些大部委制改革。设立商务部，将原外经贸部、国内贸易部以及原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的部分职能整合组建，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大部委制是政府部门改革发展的一个方向。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国务院机构改革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仅仅是改革的开始，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机构改革方案的力度虽然比预期中的小，但表明了政策方向，凸显政府职能正向服务性转变的一种理念，以大部门制为突破口，必将拉开新一轮全面改革的序幕。

　　● 在妥协中前进？

　　在中国，任何重大政策的最终出台和实施，都需要环环相扣的政府部门的积极支持，但官员们对交出权力极为敏感，各部门对各自的利益也是锱铢必较。一些政策即使在重重博弈下终于完美出台，部门也会操纵不合他们利益的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变形，甚至流产。学理上头头是道的改革方案，实施几年后便被打回原型，这在中国并不新鲜，对于政府体制改革而言尤其如此。

　　中国政府迫切希望加强对能源行业的控制，该行业对外资有极强吸引力、在对外政策中扮演重要角色，也是国内产生不安定的潜在因素。能源领域缺少一个部委级别机构的管理，中国在寻找产业焦点、或者在面对譬如与石油生产国协商时衡量需求、或如何及何时取消能源补贴等问题时会遇到难题。成立能源部的呼声已久，但这次仍然只是成立了一个能源局。据报道，此次机构改革未能诞生规划中的能源部，是因为大型电力和石油企业联合起来，凭借强大的官场影响力阻止了该方案。国家发改委同样反对，因为能源是其仍握有权力的关键领域之一。

　　政府权力过大，造成官员腐败和制度性腐败，部门利益法制化导致机构腐败。这些问题早提出来了，为什么解决不了，因为政府内部权力配置不合理。“大部制”的核心，是重新分配既得权力，这个过程的艰难可想而知。

　　推进任何一项改革，尤其是机构体制的改革，最大的难点在于“人”的因素和部门利益的平衡，新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显然是各方利益平衡的结果。因此此次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也被称为是“一个现实的方案”。一旦方案在未来几个月付诸实施，恐怕还会有种种博弈。

　　1994年国务院大规模机构改革，政府在报告中就说，“机构改革是为了保证政令畅通，转变工作作风，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显然，以今天的现实衡量，改革的效果大打折扣。细细数来，其实历届行政改革都没有完全达到目的。所谓大部制，仍然是以前行政体制改革的延续，也许依然很难有预想的根本的改变。尽管这次机构改革的表述让人心动，但对最终的结果，很难预测。

　　北大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徐湘林教授认为：“任何一个国家进行改革，最后都会是一定程度上的妥协。官僚的问题，是个全球性的问题。改革的时候总是期望值很高，而协商的结果必然是妥协的结果。在中国推行机构改革会有很大的行政阻力，所以在实施中肯定会受到各部委的抵制。每次中央为了推进改革，都会有一个先进的宏观全局的理念。方案也是首先提出来，在实际实施中，必然会和部委协调。”

　　但徐湘林同时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极具可调适性，任何一次挑战都促进了中国政府的调整，挑战反而是个机遇。真的调适恰恰是在问题比较尖锐的时候，体制内才能达到统一，否则得不到触动。

　　行政体制改革可能最终将回到一个问题上，即如何使改革的激励内生于政府内部，因为30年的改革史说明，绝大多数激励不是内生的改革，最后都将走向失败。“大部制”的成功推进，更多的恐怕是疏导而不是强制。当中国的改革步入雷区，一个可行的办法，也许就是在妥协中前进。▲


中美两国防长首次用军事热线通话 关注台海局势
http://news.china.com/zh_cn/domestic/945/20080411/14778846.html

    新华网北京2008年4月10日电 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梁光烈上将10日与美国国防部长盖茨通过两国国防部直通电话进行了首次通话。
    
 梁光烈指出，建立中美国防部直通电话，是两国国家和军队领导人从战略高度和长远利益出发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也是中美两军加强务实合作的实际举措。
    
 直通电话为两国防务部门就重大问题加强沟通、协调立场提供了一条重要渠道，这有利于增进双方在军事领域的互信，促进两军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希望双方利用好这种交流方式，使其为发展中美两军关系、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发挥应有作用。
    
 梁光烈强调，当前台海局势依然敏感复杂，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持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立场，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与中方一道共同维护好台海和平稳定与中美关系大局。
    
 盖茨对梁光烈担任国防部长表示祝贺，对美中国防部直通电话的开通表示高兴。盖茨说，两国国防部直通电话的开通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为双方进一步加强沟通、开展合作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盖茨对当前美中两军关系的发展势头表示满意，希望双方共同努力，进一步加强交流、推动合作。盖茨重申了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与立场，表示美将继续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如何看待西方的这一波反华潮？
http://www.ddhw.com/readarticle.aspx?topic_id=1000&msg_id=58082

  文章提供 于 2008-4-9 文章作者: 张智新       

　　面对这一波反华小气候，我们虽然需要通过加强国际公关、改善国内媒体环境等来加以重视和应对，但也不值得过于警惕敏感，更不要因被其激怒而被牵着鼻子走。不为所动地潜心推进各项改革，平心静气地检讨自己的民族宗教政策，发扬优势修正错误，这才是应对西方反华潮应有的心态。

　　自从3月 14日拉萨等地发生“藏独”暴乱以来，欧美逐渐形成了一股来势不小的反华小气候。如何评判这一波反华潮，中国政府和民间又该如何应对，是全球华人近来广泛关注和热议的话题。深入观察西方近来的对华舆论攻势，纵观欧美等国历来对华舆论的演变轨迹，就可以看出这一波反华小潮流的诸多特点。

　　与上世纪西方对华舆论宣传态势相比，这一波的反华舆论有着诸多相似甚至相同之处：在口径上，不约而同地将矛头直指中国政府；在时间上，都是以最快速度抢占舆论先机；在主题上，仍以西方民主广泛关注的人权、宗教自由、政治民主、文化多样性等为旗帜；在策略上，仍是采用逆反策略／凡是中国政府披露的信息，都一律予以怀疑或者过滤，凡是反对中国政府的组织或个人的声音，都一律加以彰显、放大和渲染；在主体上，仍以境外分裂势力为急先锋，一些重要媒体、人权活动组织以及少数反华政客为主要力量，少数政府及议会官员附和响应。

　　● 冷战思维VS地缘角力

　　但与以往相比，这一波反华潮也有一些新特点：所有舆论焦点都直指中国政府和人民高度敏感的奥运主题，奥运标签满天飞；意识形态对攻战中多了一个新武器／民族主义，将中国民众的所有反弹表现都一律归结为民族主义；媒体、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十分积极，但官方反应并不热烈；西方各国不少议会组织颇为热衷，但多数国家政府消极应付；传统媒体仍然显示出较强的影响力，但在新媒体／因特网上，西方的反华潮的实际效果远未达到其预期，甚至遭遇强有力反弹和狙击；对于以往反华舆论，海外华人虽也有还击，但多数消极应对或者心理上被动接受，但这一波逆流却遭遇普遍反感。

　　从历史经验看，中国奥运年出现的这一波反华潮，应该是意料之中的必然现象，关键是如何评判其实质。

　　众口一词地指责中国政府的“镇压”行动，批评中国长期以来的民族宗教政策，充当达赖喇嘛等人的传声筒，所有的迹象都充分表明：长期受冷战思维浸淫的西方媒体，脑子里本来就充斥着对中国根深蒂固的误解、偏见和傲慢，在出现“藏独”骚乱这类国内问题时，自然就条件反射般地做出各种抗拒的反应。

　　至于少数意见领袖、人权组织，则是出于其激进、狂热到近乎偏执狂般的政治洁癖，根本无视历史和现实，也毫无探究事实真相的动力，只图宣泄其政治理想主义和道德优越感的一时之快。当然，他们一贯就是这种掌握真理道义者天下舍我其谁的道德霸权主义面目，不单单是对中国。

　　面对中国不断崛起的现实，一些西方政客及其操纵的传媒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与日俱增的地缘政治压力，骨子里不仅有“逢共必反”的情结，更逐渐积累了“逢中必反”的新偏见。在这一点上，中国官方所谓“分化图谋”、“和平演变”的论断，虽然从语言上似乎过于意识形态化，也似有陈词滥调之嫌，但用来洞悉西方反华伎俩的实质，还是屡试不爽的。

　　● 沉渣终被雨打风吹去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波反华小气候遭遇了全球华人势头不小的网络反击。虽然不少大唱反华调的西方人士将其视为被民族主义毒害的群氓，而且相信仍会继续其“傲慢与偏见”的陈腐表演，但他们的行径会让更多中国人明白一个道理：虽然这种小气候甚或潮流将来仍将层出不穷，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事实真相终会随着时间流逝水落石出，中国和平发展的步伐也必将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而加速。

　　而这种小插曲，虽然也需要通过加强国际公关、改善国内媒体环境等来加以重视和应对，但也不值得过于警惕敏感，更不要因被其激怒而被牵着鼻子走。不为所动地潜心推进包括政治体制在内的各项改革，平心静气地检讨自己的民族宗教政策，发扬优势修正错误，这才是应对西方反华潮应有的心态。

　　历史终将证明，这些不时泛起的沉渣，很快就会被“雨打风吹去”。（作者张智新系首都经贸大学公共管理系副教授）来源: 香港文汇报 ▲


全球储粮剩60天 25年来最低
http://www.zaobao.com/special/newspapers/2008/04/taiwan080410j.shtml

    (2008-04-10)（联合早报网讯）台湾联合报报道，世界最大稻米进口国菲律宾宣布购买一百万吨稻米，加上许多出口国削减出口，国际米价八日连续第四天创新高。粮食需求增加、种稻面积减少、气候变迁和病虫害等原因，造成米价持续飙涨。

　　芝加哥市场的稻米报价八日最高飙到每一百磅廿一点六美元，相当於每公斤十四点五元台币，涨幅高达百分之二点九。国际米价一年来涨了一倍。

　　菲律宾总统艾若育八日宣布两笔稻米招标，并誓言取缔囤积稻米的行为。她说，任何人被发现偷人民稻米，都会被送进监狱。美国驻菲大使克莉丝蒂．坎尼保证，美国会向菲国输出足量稻米，确保供应无虞。

　　占全球稻米出口量三分之一以上的中国、埃及、越南与印度，今年都降低出口量，以安定国内的库存水准。世界银行说，粮食与能源成本连涨六年，让全球卅三个国家面临动荡。

　　联合国粮农组织去年提出警告，指全球粮食存量处於廿五年来最低水平。美林证券的报告亦指出，小麦、稻米及玉米等谷物的全球库存只够满足六十天的需求。

　　印度和中国大陆近年来高速发展，粮食需求随之增加，然而澳大利亚及其他国家受干旱和坏天气影响，造成出口量减少。稻农转而生产经济作物，种稻面积减少，都市化和工业化亦缩减了稻米种植面积。最近三年，不明病毒侵袭越南稻田，造成该国稻米出口量无法增加。▲


江泽民能源战略论文发表前后
http://news.sina.com.cn/c/2008-04-10/101215328771.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4月10日 东方网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很少有第二篇学术论文，会像《对中国能源问题的思考》般，备受瞩目甚至追捧。

　　不说网络的转载和点击，也不谈充斥媒体的各色解读，仅最近一周内，已有两场高规格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和北京悄然举行，跨越官学商三界，就学术论文而言，实为一时之盛。

　　而基于当下中国能源形势危急，以及此前不绝于耳的对于能源法出台、能源体制改革的呼声，江泽民以前国家领导人身份，纵论能源战略的这篇论文也被外界赋予学术之外的现实深意。

　　甚至2月28日，论文送稿日期，因为处于全国“两会”前夕，也被观察家反复咂摸。其实，论文的初衷也许并不复杂。

　　由此而引发的另一个话题是，如何看待退任领导人的活动，而这又涉及中国的政治文化。

　　 ●“江学长”的礼物

　　这篇名为《对中国能源问题的思考》的论文，发表于上海交大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年(第42卷)第三期。

　　在当期目录上，作者江泽民的名字和论文标题被加大字号处理，这是学报对重点推荐论文的惯常处理，而因为作者的特殊和适逢学校112周年校庆，封面颜色特意由平常的黄色改为大红，以示喜庆之气。

　　上海交大学报的副主编龚汉忠相信，学长之所以在发行量不大、影响力也弱的学报上发表文章，首先是对母校的感情使然。

　　这一点，交大师生亦感同身受，该校有关人士透露，卸任国家领导人职务后，江泽民在上海的居所就在交大近旁，而且累计造访交大达十余次，这是一个十分罕见的频率。

　　至少一年前，学报编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学校领导就已着手筹备庆祝事宜，这一年，也正是江从交大毕业整60年。

　　此前，一本名为《江泽民和他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的书已经出版。这一次，学校希望以学报的名义向江泽民约稿。

　　这不是唐突要求。1989年，63岁的江泽民在上海市委书记任上，曾受聘为母校电机工程专业兼职教授，依当时学校规则，他要为学生做两次讲座。而同年3月份的第一场即关于能源。交大一教授至今记得，题目是《能源发展趋势及主要节能措施》，图书馆一楼的讲厅人满为患，江的英语才能得到展现。演讲文稿后经其亲自整理，成为上海交大学报1989年第三期的同名论文。

　　原定5月中旬的第二场演讲因故取消。众所周知的是，他赶赴北京，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这篇关于世界电子信息发展主题的演讲报告，最终成为当年学报第六期的又一篇论文。

　　2007年，江泽民卸任已三年，退休生活里，除缅怀故人、题词访友外，已很少公开露面。他曾对到访的老同学感慨“无官一身轻”。但对教职的向往却毫不隐讳，2004年，他的老同学余力去中南海看他，江正研读《师说》，并心向往之。

　　当年短暂的演讲经历，时隔多年后，亦曾在一次党校的讲话中被其提起，“现在授学位、聘教授太容易了，要加强管理。当年上海交大聘我做教授时，审查得很严，要求我做两次学术报告。”2006年交大110周年校庆，已是80岁的江就曾专门兴趣盎然地给数百名本科学生演讲。

　　现任上海交大党委书记马德秀后来透露说，学报约稿的事情，江学长欣然答应。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党委书记周大地告诉本报记者，接到约稿邀请后，江泽民本人查阅了大量资料，专门请教了许多方面的专家，很投入，很用心。而他本人则代其搜集了一些资料数据，这使得江泽民专门在论文最后对其致以谢意。

　　对母校来说，这确是一份厚礼。在中国权威的期刊网学术论文库里搜索，现任或前任国家领导人撰写学术论文并发表，鲜有先例。

　　● 小心谨慎

　　1984年进上海交大学报工作至今的龚汉忠，接受了论文的编辑工作，2月28日深夜，经最终修订完毕的样稿，终于传到包兆龙图书馆15楼，上海交大学报编辑部，正式进入编辑流程。

　　龚汉忠和他的同事们被学校领导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来完成工作。考虑到文章的特殊性以及校庆的特殊意义，交大学报编辑部临时撤换论文，为了配合能源主题。

　　《对中国能源问题的思考》最终校样由江亲自修改，工作人员多次嘱咐编辑部，因为领导视力缘故，样本字体要大些，行间距也要大些。最终送审的样本都特意选择大二号字体。“大家戏言，像出版文选一样，字斟句酌，一丝不苟”。

　　一般论文只需三校即可，而江的论文则经过了双倍工作量，这只有一个原因，小到标点符号、英文字母，编辑部希望不留一点错漏，“每一处修改背后，都是几经协商、琢磨”。

　　即便如此，瑕疵还是难免的，文章发表后，勤恳的编辑们又发现了一处小错误，一处图样的说明文字中，“水蒸气”写成“水蒸汽”了。

　　龚回忆说，最早的送编初稿，难免在一些参考文献、资料援引的格式上存在疏漏，图表的制作以及计量单位的使用上也有个别不统一，均一一进行了校订。

　　但也有作者本人坚持的例外，比如论文中对于ppmv(意为10的负6次方)的专业术语，编辑修改时曾一度改为国内通用的数字格式，结果在送审时，江泽民希望留用，理由是国际规范通用ppmv，编辑们一查，果然如此。

　　学术研究之外的其他因素，在审稿中也被斟酌，结果是删掉了个别评价现实的语句，比如原文中有“中国的环境形势十分严峻”、“水泥立窑在中国仍大量存在，……”在正式发表前，经江泽民认可，予以删除。

　　值得一提的是，论文并不如外界揣测，会出现比较内部或隐秘的数据，一位能源专家说，几乎所有数据都是普通专家也可获得的公开数据，这保证了学术论文的可审查性。

　　论文发表后，数十家媒体希望联系采访，兴趣最大的是，论文是否经过了严格评审？

　　龚汉忠说，和其他论文一样，这篇一样经过了内审和外审环节。内审专家主要是交大能源研究院的长江学者和院士，外审则延请了国家发改委能源所的专家。会审意见归并后送江泽民参考，并体现在文章的最终修订上。 （来源：南方周末）▲


论文争鸣的空间有多少
http://news.sina.com.cn/c/2008-04-10/101215328771.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4月10日 东方网

　　● 争鸣的空间有多少

　　4月8日，是交大校庆日，一场针对论文的学习研讨会也如愿召开，上海交大与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联合主办。

　　与会阵容可谓鼎盛，新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也出席，他称赞江不仅是政治家，更是专家型领导人，并结合论文中提及的能源体制内容称，第一次比较全面地阐释了其对能源发展思路的思考，他说，论文对制定中国能源战略有着很强的指导意义。

　　席间，他还透露将力主在能源局成立专家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前者为吸纳学界智慧，而后者则为听取老领导老同志的建言建策。

　　论文对现实的指导意义被分外强调，参会的众多能源协会的领导，涉及核能、风能、太阳能诸多新兴能源领域，无不以论文中的相关阐述为依据，面陈国家能源局领导，希望国家层面加大重视和投入。

　　以前任国家领导人身份，在中国能源形势日益严峻，以及近年对能源体制改革呼声强烈的当口发言，部分媒体小心寻找着文中可能透露的现实政策信号，比如“能源价格与市场接轨，合理提高资源税标准”等提法。

　　对此，发改委能源所周大地研究员对本报记者称，江的论文，重在宏观层面对能源长期和中长期战略和方向的思考，“不是重在就某一现实政策的解读”。“更不能用普通论文的故事和逻辑来阐释江泽民的论文”。

　　既为学术论文，则有争鸣空间，也有一些学者对论文委婉提出了不同看法。中国矿业大学的余力教授，是江泽民早年同学，亦是煤炭行业的权威专家。

　　江泽民主政期间曾关注其从事的煤炭地下汽化技术，并专门批示，然而在综观全部论文后，他发现文章没有提及，有些失落。“解决中国能源问题，节约优先，多元发展都很必要，可是中国现在的煤炭、石油、天然气的回采率太低，在生产环节浪费了大量的能源，也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在接受采访时，老先生称，这个意见会带到4月9日的北京座谈会上，前一天，他专门给江泽民去了信，援引列宁当年称煤炭地下汽化技术为“一个伟大技术的胜利”以及苏联成立煤炭地下汽化管理局等经验，冀望老同学重视。

　　江泽民当年的同事沈永言则认为论文的最后部分，即能源的发展政策部分，略显不足，他希望，应该有诸如在节能上设置一票否决的更具操作性的政策意见。

　　由一篇论文而起的举国关注能源的景象正持续升温。中国石油大学中国能源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震称：“论文中强调的内容，大多切合了已经或正在形成的能源界的共识，现实的困惑在于这些共识的解决途径、方法还存在分歧。”他乐观地相信，以作者的特殊身份，应对改革共识的具体落实起到积极作用。

　　● 退休领导人的舞台在哪里

　　4月9日，在北京举行的一场关于中国能源战略的研讨会，《对中国能源问题的思考》将成主角。

　　以前任国家领导人身份撰写学术论文，以此关注中国现实的先例几乎没有。

　　中国石油大学教授王震相信，江泽民为什么弃《人民日报理论版》、《求是》这样的平台，而选择极小众的高校学报发表论文，固然体现对母校的感情，可能也希望避免直接对现实产生干预性的低调考虑。

　　为了写《江泽民传》，当年库恩曾拜访过相当多的高层领导人，他最后的评价是：在中国，人们通常希望退休领导人安度晚年，不要公开发表声明或对国家政策施加影响，也不能像克林顿这位前任美国总统那样，当一个职业名人，在公司董事会任职，赚取巨额演讲费。

　　在中国，几乎无一例外，卸任的几位第三代领导人，均低调处理退休生活，淡出主流媒体视野。仅见的活动多为以书籍形式回忆过往或总结人生，比如李鹏的外事日记和电力日记，李瑞环的《学哲学用哲学》。当然也包括江泽民的《为了世界更美好——江泽民出访纪实》，而对于现实的公开发言，则鲜有记录。

　　新华社一位知情记者认为，一般而言，卸任领导人的言行，已属私人性质，除非安排，一般不再介入报道。

　　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国外许多领导人，即便退休依然以独有方式关注现实，比如卡特，卸任后更积极投入社会改造运动、贫民区住宅改建计划，甚至组织国际观察团监督东欧国家的选举。比如铁娘子撒切尔夫人，离任后更为活跃、锐利，不但以个人名义成立基金会，还以其个人人脉和声誉接受全球大型企业或集团的邀请前往演讲，就现实问题频频发言。“这是因为中西方的社会文化心态和政治体制截然不同的结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任建明曾对南方周末记者如是分析。“低调一方面是因为卸任者不愿干涉现行政务，更是因为，中国普遍的社会心态中的领导人情结，往往会对他们退休后原本平常的言行作出特殊解读。”任建明说。“无论从主观、客观，低调行事是最佳的处理方式。”

　　亦有学者认为，卸任领导人，除去政治舞台之外，应该有着更多空间，比如社会公共事务、学术研究等等，“他们远见卓识、独特的阅历经验，应该作为财富延续下来。”

　　他认为，退休意味着政治舞台的谢幕，但个人的舞台才刚刚开启，“但这也必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依赖于领导人自己的突破，更依赖于整个社会心态以及体制的变革。”

　　从这一点看，江泽民的论文《对中国能源问题的思考》倒不失为一个新思路。(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朱红军 实习生 詹佳如 发自上海)  （来源：南方周末）▲


成思危谈大部制改革：不简政就难以精兵
http://news.sina.com.cn/c/2008-04-10/004415323590.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4月10日 北方网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本报记者 黄磊

　　4月9日，在“2008中国改革论坛(佛山)”上，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在结束了“制度创新是改革核心”的演讲后，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直言：“大部制改革，不简政就难以取得精兵的效果。”

　　他说，机构调整在职能只增不减的情况下，只会重蹈机构臃肿的覆辙。“我是赞同压缩发改委等机构职能的”。

　　成思危发出疑问：“出现综合性的部门来收集信息、判断形势、协调部门是有必要的。我们以往的计划经济体系的‘计划部门’就是发挥这个作用的，但是为什么到后来，综合协调的作用反而发挥不出来呢？”

　　他自问自答道：“要提高部门的行政效能，首要的任务就是压缩机构设置。”

　　他对记者们笑称：不是说改革不能够悔棋，是因为改革有路径依存的效应。走错了再悔棋，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在谈到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的改革进程时，他提出了四个需要着重处理的关系——法治与人治、公平与效率、政府与市场、集权与分权。

　　在“法治与人治”的关系上，他认为，近年来我国在遏制官员腐败的问题上，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要取得彻底的成功，就需要在制度设置上进行有效的调整。

　　“我们的官员在裁量上有太大的自由度，这就是人治。”成思危尖锐地指出。

　　在成思危看来，依法治国是通过依法行政来实现的，但最终的落实还在于依法治官。“遗憾的是，很多地方的立法者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违宪是最大的违法。”成思危以他在全国人大的工作经验，谈宪法的绝对权威问题。

　　在“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上，成思危担心社会上出现的向公平复归的迹象。“不能让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他解释说，人们在处理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时，容易混淆“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和第三次分配”之间的关系。

　　初次分配还是强调效率为主，二次分配来让政府担当维护社会公平的责任，而三次分配则是建立在先富阶层自愿基础上，对贫困弱势群体状况的帮助和改善。“这不是制度的范畴，是道德的范畴”。

　　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成思危侧重提醒的是政府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和戒尺。此一“戒尺”受限于市场的基本规律：“政府的行为举动不能违反价值规律、不能违反供求规律、不能违反竞争规律”。

　　在“集权与分权”的关系上，成思危认为地方在GDP上的竞逐是制度的结果。“根本上讲，动力来自于中央”——中央和地方财权和事责上的不匹配，就难以在短期内扭转地方决策者的发展走向。（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两岸直航截弯取直 台湾军方担心解放军突袭
http://www.stnn.cc/glb_military/200804/t20080410_760490.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星岛网2008-04-10讯】针对台湾将开放两岸直航问题，台湾国防部9日首度明确表态，如果航线要截弯取直，台湾国防部会提出反对意见，台湾国防部作战次长丘国正表示，因为直航会严重压缩台军的演训空域，造成很大的压力。

　　台湾的松山机场是否开放为两岸直航机场，是这一问题争议的焦点之一，台湾军方认为，解放军可能藉直航松山机场的机会攻击台军的中枢。另外，由于台湾空军在台海的战略纵深几乎没有，两岸直航之后，台湾空军的活动空间将会进一步被压缩。

● 台军担心解放军发动突击

　　台湾《中国时报》报道，对于开放松山机场为两岸直航机场，台湾国防部长蔡明宪表示，“国防部已对此问题重新进行评估，国防部确实担心中国大陆藉直航松山机场的机会攻击中枢，例如以‘木马屠城’的方式搭载军事人员对中枢进行突击，或模仿‘911’事件，用民航机冲撞台湾的总统府。”

　　丘国正则指出，对于台海各种情势，台军平时有八十几个状况准备，如果加入直航可能的状况，目前有一百多个模拟突发状况，不过两岸直航对台湾的压力很大，松山机场若要开放，台军会重新调整地面和防空部队，不过台湾军方不建议这样。

　　不过蔡明宪这项的说法引起林郁方强烈质疑，林郁方说，若中国大陆要摧毁总统府或衡山指挥所，直接用战术导弹和巡航导弹攻击即可，那还需要派自杀飞机或用民航机搞“木马屠城计”。毕竟一架民航机顶多只能装载二、三百名轻装部队，台湾国防部只要在机场周边部署若干装甲车就能应付自如。

● 美军航母证实巡航至520

　　另外，台湾国防部9日证实美军“小鹰”号和“尼米兹”号两支航母舰队将在台海周边巡航至520之后，至于美军航母的用意，台湾国防部长蔡明宪表示，既是为了吓阻中国大陆，也是考虑到台湾的政权交替。

　　蔡明宪表示，太平洋美军司令基廷的确曾公开表示在322到520前台海是一段不确定的阶段，但美军此举的目的，他不便评论；他认为，美方在西太平洋部署航舰有其战略意义。蔡明宪还表示，美国是战略维护和平任务，航母战斗群对西太平洋稳定有帮助。蔡明宪说，台军每天和美方都有沟通，有通过情报交换管道得知这个信息。

● 汉光军演延至6月举行

　　此外，台湾国防部作战次长丘国正指出，今年汉光演习电脑兵棋推演，将自6月22日至27日展开，实兵验证时间则为9月22日到26日。

　　对于台湾的总统当选人马英九婉拒参加玉山兵推，林郁方质疑陈水扁即将主持的玉山兵推如果很重要，就应该延后举行，因为5月新总统就要就任，应把玉山兵推让新总统马英九主持，相比之下，台湾国防部已经将汉光演习延后到6月，汉光兵推与实兵验证都已延后。

　　蔡明宪说，玉山兵推是国安会主导，过去几年都是4月中旬举行，若延后他没有意见，未来台湾的总统或许可以改变时间。▲


1963年洪水淹北京 街道积水半米35人死亡
http://www.ddhw.com/readarticle.aspx?topic_id=1000&msg_id=58059

  文章提供 于 2008-4-9： 暴雨中，全市共有295家工厂生产受损，全部停产的达到85个。清河三个毛纺厂和清河粉丝厂被水浸泡得最为严重。全市工业损失在1000万元以上。农业方面，朝阳、海淀、丰台3个近郊区淹地30万亩，成灾9.8万亩，损失蔬菜1亿斤、粮食1000万斤。死亡35人。

　　北京城里上一次发大水是在什么时候？1963年。

　　44年前，一场罕见的特大暴雨沿着太行山东侧席卷河北，并由此引发了数百年不遇的海河大水。保定频频告急，天津危在旦夕。今天的人们怎能想象，北京城里城外也曾汪洋一片。

　　正是因为那年的大水，北京有了自己的“市区防洪排水标准”。这套标准一直沿用至今。

　　★ 一个水患频频的北京/翻开北京城的历史，这座干渴的城市确曾有过湿漉漉的一页。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最北端，北与蒙古高原接壤，西与黄土高原毗邻。这里四季分明，年降水量适中，但雨量分布很不平均。根据近百年的气象资料统计，七成的雨量都集中在7、8、9三个月里，且丰水年雨量高达1406毫米，枯水年则只有242毫米。

　　这种气候再加上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势，为流经北京的主要河流塑造出不羁放纵的性格。永定河哭笑最无常，它常常裹挟着大量黄沙和泥土，一泻千里冲进北京，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到处横冲直闯。随着城市发展，永定河上游植被遭破坏日益严重，泛灾年份逐年递增。每到这个时候，与永定河同属海河水系的潮白河、拒马河、句河等天然河流以及人工河道往往助纣为虐，同时发水，致使北京城里水患频频。

　　据史料记载，元朝统治的98年间，北京有48个年份发生了轻重不同的水灾，平均不到两年就有一次。根据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述，当时中国正处于温暖期向寒冷期的缓慢过渡，容易引发水灾。到了明代统治的 276年里，北京地区的水灾年份共有104个，平均每三年一次。从1644年至1911年，清代统治的268年间，有128个水灾年份，平均两年即有一次。清顺治十年(1653年)，“淫雨数月，都城内外，积水成渠，房舍颓坏，薪桂米珠”；嘉庆六年(1801年)，永定河、拒马河河水暴涨，“西山诸山水同时并涨，浩瀚奔腾，汪洋汇注，漫过两岸石堤、土堤，开决数百丈，下游被淹者九十余州县”……到了民国年间，也有大小不同的17次水灾发生，最大的一场发生在1939年。听很多上岁数的老人说，那年的雨下了整整40天。

　　新中国成立以后，北京仍有较为严重的水患发生。尤其是在上世纪50年代，防汛排涝救灾一直是北京市每年夏季的头等大事。但从1959年的大雨过后，北京地区一连干旱了3年，直到1963年。

　　★ 山雨欲来/人们原本以为，1963年会有个好年景。

　　三年自然灾害刚过，人们刚把注意力从政治运动转移到农业生产上来。生产积极性在郁积了好久之后，一下子从人们身体里迸发出来。路边也好，沟边也好，水边也好，忍饥挨饿两三年的人们在任何有土的地块上都种上了花生、老玉米。大家还给这些地方起了个名字，叫“拾边儿地”。那年老天爷也帮忙，雨水很足，庄稼长得好，四处洋溢着丰收在望的喜悦。

　　8月1日，《天津日报》第三版左下角登载了一则小消息，标题是:8月中旬将有大雨。这条消息并未引起足够的注意。但大雨说来就来了。8月1日大雨从淮河上游地区移至海河流域，暴雨的主要路径由河南省南阳起，经许昌，到了河北省邯郸，路经区域都发生特大暴雨， 24小时降雨量达到950毫米。

　　2日，北京房山开始下雨。4日，北京城里也下了一场雨，雨量不算大，时而下，时而停，人们也不太在意。

　　8日一大早，北京又开始下雨。那阵子正值党中央、毛主席提出“干部也要参加劳动”的倡议，市属各区各县正在积极组织区县、公社、大队的三级干部大会，认真讨论学习。十渡镇的各级干部也都冒雨赶到县上开会去了。

　　雨沥沥啦啦地下，十渡山上开始出现小小的洪流，顺着山体缝隙汩汩地往下流。没有人通知，也没有人组织，但祖祖辈辈居住在拒马河边的十渡镇人觉得不对劲儿了。常年看天吃饭的农民本能地感觉到了危险的存在，他们开始往高处的亲戚朋友家搬迁。

　　城里也是一样，雨下了一天。按照西城区德胜门附近松林闸水文观测站的记录，下午6时，降雨量达到50毫米，夜里12时超过100毫米。雨水不小，甚至冲垮了德胜门附近一段城墙，但总体态势还算平稳。

　　真正的危机，在于北京城里已是沟满壕平，蓄水量几乎达到极限。而一场百年不遇的暴雨正趁着夜色，悄然袭来。

　　★ 城、近郊区全线告急/入夜12时，雨量骤然增大。

　　松林闸水文站的雨线清晰地记录着突如其来的变化:原本走势平缓、徐徐上行的雨线突然间陡峭起来，仿佛被什么力量给硬生生地拽了上去，与原先的路径几乎构成了一个大直角。老人们说，从那时起，雨不是下的，而是倒的。到9日早上8时，松林闸地区的24小时降雨量就达到了325毫米(24小时以内降水量超过 200毫米叫做特大暴雨——编者注)。

　　但最大降雨还不在西城区，而在朝阳区。来广营地区24小时降雨量为464毫米，超过北京市平均年降雨量的三分之二；朝阳区气象站监测到的雨量为404.2毫米；酒仙桥为400.7毫米。

　　从8日早8时到9日早8时，北至昌平沙河、东至朝阳楼梓庄，包括整个城区在内的900平方公里土地上，24小时平均降水量达到300毫米。

　　城区、近郊区河道漫溢，全线告急。护城河水位迅速拉高，超过历年最高水位。东南护城河水位超出附近地面1米，成了罕见的地上河。与护城河连通的93处下水道中，62处被水淹没。洪水顺着下水管道灌回下水口，一股冲劲居然把前三门大街的下水道铁盖顶起老高，而后甩在一边。

　　护城河以内，600公顷的积水面积无法下泄，就好像在城区里凭空添了三个颐和园昆明湖的水面，积水深度达到0.3米至1.5米。天桥、永定门一带逢雨必涝，自然是积水重灾区。

　　据统计，城区和近郊区总共倒塌房屋11016间，危险房屋20913间。公房漏雨305222间，庭院积水775处，影响住户8067户，总计4万余人。

　　东西长安街、新华门附近、王府井南口、交道口、新街口南大街、北河沿大街、永定门内大街、朝阳门内大街、广渠门内大街等城中心的几条主干道积水达半米以上。市内公共交通全部瘫痪，无轨电车自8日下午就停运，至9日上午仍未能开动。市内56条公交线路，全部停驶和分段停驶的有36条。

　　据说，暴雨时，正值党和国家领导人要在中南海接见某国青年代表团，车队行至新华门附近时再也无法前进，最后不得不出动警卫部队将车推进新华门，才使接见照常进行。

　　护城河外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

　　长河从白石桥到西直门桥全线漫溢，动物园被淹。幸亏，动物园的排水系统比较好，大水很快就从虎山旁边的出水口流走了。

　　莲花河的河堤决口，洪水围困住市商业局所属的马连道仓库。莲花河北岸的居民，住房被莲花河洪水淹没，许多人只好打着伞站到了马路上。

　　暴雨中，全市共有295家工厂生产受损，全部停产的达到85个。清河三个毛纺厂和清河粉丝厂被水浸泡得最为严重。全市工业损失在1000万元以上。农业方面，朝阳、海淀、丰台3个近郊区淹地30万亩，成灾9.8万亩，损失蔬菜1亿斤、粮食1000万斤。死亡35人。

　　★ 战洪图/面对百年一遇的暴雨，北京全力以赴。

　　8日下午，房山紧急停止了正在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让在县里开会的干部回去指挥抗洪抢险。但拒马河、大石河水位已开始猛涨，拦住了干部们回乡之路。北京铁路分局紧急调出一辆混合列车，却派不出列车员。当时19位刚到北京的石家庄车务段列车员正在公寓休息，听到这个情况，马上冒雨出发，将临时列车开到周口店。600多位干部和赶去抢险的人通通上了火车。

　　翻开当年的《北京日报》，8月9日第2版头条新闻标题是：紧急行动起来，迎战暴雨洪水。

　　此时，房山已经动员组织起5万多干部、群众，先后加固、加高堤埝110余处，长达1.3万米，安全转移305户、1390人。朝阳区政府抽调力量，在威胁城区安全的南护城河左安门、东护城河东直门两个险段现场成立抢险指挥部，组织了1000多人的防汛抢险队伍，分别筑起两条400多米长的土围堰，挡住了将要漫溢的护城河，保住了城区。

　　《北京晚报》8月9日头版头条大标题:雨大斗志高，奋战不辞劳。2版标题:英勇战洪流风格高尚，昨天大雨中佳话频传。字里行间，透着千军万马战洪图的激情与豪迈。各行各业的人们坚守岗位，谱写出一曲雨中赞歌。

　　永定河出现4年来最大洪峰，河水急速向下游倾泻，7名水文哨兵坚守在岸边，数小时内发送一百余封水情电报。

　　马连道仓库被水围困，商业局的干部职工奋战一昼夜，用了3000多条沙土袋，将88栋库房门堵住。

　　天桥煤场的工人刘宝棠冒着雨给35户居民送去了3800斤煤球和120斤劈柴。

　　连接海淀与青龙桥电路的一根电线杆被水冲歪，北京供电局配电工区检修一班工人坐着抢修车直奔海淀后街西口，而这时他们已经连续奋战了9个小时。

　　地下阴沟又脏又臭，但北京印刷厂的职工顾不上考虑，直接用手掏挖，积水被排走，7万多本教科书就此保全下来。

　　近郊农民冒雨赶了十多里路，将12万斤蔬菜送进菜站，他们知道雨水多蔬菜不易保存，所以早就把有斑点、质次的菜全部挑拣出来留下自己吃，把好菜运进城。

　　当位于清河镇的北京市敬老院被洪水包围时，解放军空军某部两个单位的军官、战士和中国人民公安部队学院的干部、学员近1000多人火速赶来，坚持奋战五六个小时，才把老人们送到安全地带。

　　9日上午10时左右，暴雨逐渐小了下去。处于上游地区的河水、积水开始慢慢下降。而泄水集中的下游地区反倒面临着更大的考验。

　　楼梓庄是朝阳区流水的下端，地处温榆河、坝河和北运河之间，地势低洼。

　　9日下午，几条河流全线漫堤，楼梓庄地区的5个村子和一个农场全部被淹，交通断绝。

　　10日下午 5时左右，北京空军部队一架运输机起飞，载着1200多公斤熟食和药品，朝着楼梓庄飞去。这些熟食是东城区食品加工厂和朝阳区7家饭馆在短短两个小时就准备好的，朝阳区卫生部门送来了药品，王府井百货大楼送来塑料布包装药品，粮食局送来麻袋包装食物。

　　★ 准备分洪/大雨中，有一个地方的人们，比在雨中抢险的人还要紧张。

　　当时，在木樨地以南、会城门那里有一座不怎么起眼的二层小楼。小楼二层北边房间是行政办公室，中间是电话总机房，南边的几间屋子就是北京市市政管理工程处河道管理所的办公地点。

　　北京城近郊区主要排水河道有四条:清河、坝河、通惠河、凉水河，它们的小支流有30多条。每到汛期，这些河道里的水怎么调配，从哪里排，排多少，都归河道管理所负责。

　　李裕宏当时28岁，是河道管理所的一名工程技术人员。各处水文站观测到的雨情和水情通过一条条电话线，迅速汇集到管理所。这些数据就成为水闸是开是关的重要依据。水闸的一开一关、一升一降之间不仅关系着水势，更关系到河道两岸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

　　李裕宏清楚地记得1959年水灾中发生在右安门闸的那场冲突。当时为了保住右安门闸以东的东南郊工业区，西来的洪水被右安门水闸死死挡住，向西南漫溢，近郊区农户家里的洪水都上炕了。乡民们不干了，举着铁锹就凿开了水闸。后来还是市领导赶来做工作，才将群众情绪安抚下去。

　　1963年依然危机重重。“通惠河的水位一点点地涨，高碑店闸也跟着一点点地提高，下游的压力一点点地增大。完全顾不上下游了。”李裕宏知道，高碑店闸的水位无论如何也不能超过31米。“如果超过31米，河水就会淹了东郊热电厂。全北京供电当时全靠它。”幸运的是，在距热电厂取水泵不足半米的时候，高碑店闸的洪水位停止了上升。玉渊潭闸水位也在逼近最高限水位的最后一刻降了下来，没有分洪。

　　★ 催生城市防洪排水标准

　　如今，北京城里再也找不出1963年8月份大水的痕迹，不过，它却以另外一种方式深深地印刻在我们的城市生活中。

　　大水过后，市规划局、设计院、勘测处、河湖管理处等部门的130位技术人员组织起来，在城近郊区搞了一次水情、灾情调查。

　　1963年，北京市河道排洪能力比现时低很多。永定河左堤只能防御15年至20年一遇的洪水，温榆河也只能排除20年一遇的洪水。市区内部的主要排水河道通惠河、凉水河、清河、坝河泄洪能力很有限，只能对付日降雨量在100毫米至150毫米的雨水。一批河道旧建筑、临时性低标准建筑阻水严重。据调查，市区河道上有桥梁255座，发生阻水的有96座。再加上城里引水、排水不配套，上下游河道宣泄能力不配套，许多地区的下水道还是明清时修建，出现问题自然是在所难免。

　　根据调查的结果，市规划局在1964年向市里提交了一份北京“市区防洪排水规划报告”。

　　这是北京市第一次有了自己的防洪排水规划，也是北京市第一次提出防洪排水标准。

　　按照规划，拟定用1963年酒仙桥一带暴雨中心420毫米的日降雨量，作为城市河道的防洪标准，这个标准相当于百年一遇。至于城市河道的排水标准，则按照彻底解决1963年暴雨时城区的积水问题，拟定城市河道排水标准采用20年一遇的频率，相当于6小时降雨150毫米，日降雨量225毫米。此后，北京市所有河道、建筑物的建设都遵照这个标准执行，直至今天。

　　这份“规划报告”还提出了城区防洪系统工程，一共分了五期。一期工程开始时，北京特意从天津调来了“北京号”挖泥船。大铁船已经运送到京，就等着重新组装，好正式开工。这时，“文革”开始了。所有的工程停滞下来。

　　1974年，北京市给中央打了报告，将防洪工程再次提上日程，并从中央得到了6亿元资金和物资的支持。1975年开始，北京疏浚了坝河及其支流北小河，新辟了北护城河向坝河分流的分洪道，1978年至1984年间，先后疏浚了清河及其支流万泉河、小月河，以及北护城河。

　　★ 百分之一的可能

　　40多年过去了。今天的北京，成了一个严重缺水的城市。海河也再没发过大水，这与全球气候大背景关系很大。

　　上世纪70年代后期，全球变暖的影响加剧。北京地区从1981年至2000年的常年气温平均值，要比1951年至1980年高出1摄氏度。降雨量则与此成反比，下降了10%。

　　1997年以来，北京持续干旱。

　　2005年，北京市首次提出变“防汛”为“迎汛”。

　　但这是否意味着北京不会再遇到大雨成灾的情况？谁也不敢这么担保。而如果真的迎来“63•8”那样的大雨又会怎么样？专家们表示:情况会比1963年更糟糕，因为那时的北京远没有今天这么多的建筑物，也没有这么多的硬化地面。

　　2004年7月10日，北京降了两小时暴雨。每小时降雨量仅为40毫米至50毫米，但已足以造成市区交通大瘫痪。2007年8月6日，北京降雨，安华桥下水没车顶，三环此路段双向交通因此中断4小时。这也是继8月1日晚以来今年北京市第二次出现极端降雨天气。局地暴雨和日益增多的极端天气正使我们这座城市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北京市水务局的老专家刘延恺认为，现代城市必须提高集蓄雨水的能力，以防出现城市型洪水。

　　1963年那场大雨西南低涡直接穿过北京的天气条件非常少见，百年不遇。但是，专家们也说，百年一遇，不是一百年才遇到一次，而是每年都有百分之一的几率遇到。我们必须作好准备。  来源: 中国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