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大部制”改革要瞄准法治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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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力建／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在本届人代会获批之后，大部制改革进入实施阶段。对这一改革的必要性已经有很多的议论，焦点主要围绕在哪些部门应当合并、哪些部门应予强化这些方面，实际上，人们对这一改革主要还是着眼于强化效能和提高效率，这一倾向令人担心：如果我们的出发点和着眼点仅限于此，我们将可能失去政府机构改革应有的法治化方向，改革的预期效果必将大打折扣。

    大部制改革必须遵循建设服务型政府、法治型政府的总体要求，在贯彻精简、效能、统一原则的同时，更要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坚持依法行政，防止权力滥用，杜绝“行政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制化”问题，瞄准法治化方向不断推进政府的自身建设。而中央政府的法治化建设又必将对全国各级地方政府的法治化产生巨大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因此，大部制改革既要贯彻精简、效能、统一的原则，更要贯彻法治化要求，做到规范权力范围、规范权力行使的正当程序、规范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并让行政权力的运行全过程实现阳光操作，以利权力机关、司法机关和社会各界的有效监督。唯有如此，才能让依法行政的要求真正落到实处。在这些方面，某些地方政府的改革举措已经先行一步，并为中央政府大部制改革如何坚持法治化方向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南京市政府近日推出“权力阳光运行机制”，这一改革举措最为突出的有三项内容：

第一、规范权力范围，列出权力清单。

    这作为依法行政、透明行政的第一步。2006年、2007年南京市对照相关法律法规，对行政权力逐一审核、清理，将全市54个行政部门的5878项行政执法事项核减到3731项，削减近40％，区县削权50％。在此基础上，编制了《南京市行政职权目录》，将全市所有行政执法事项统一编码，使每项权力都有唯一的“身份”。这3731项权力的名称、编号、依据、内容、流程、时限、表单、办事指南等全部在网上公示。

 第二、规范行政权力运作，编制“权力运行流程图”。

    有了这个流程图，权力运行中哪些工作人员在办理、办理是否超过规定时限、处理意见和结果是什么，电脑全部记录在案。不同意审批的人员须提出具体理由。这样，领导掌握办事人员的工作进展，当事人能看到行政效率，办事全程都在网上留下痕迹，“中梗阻”、拖拉扯皮暴露于阳光之下。同时，全市13个区县、54个部门全部开通短信、电话通知系统，自动及时地将事务办理情况通知申办人。

第三、制定《南京市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指导意见》，规范执法人员的自由裁量权。

   《意见》将行政处罚划分为14个标准环节，在法定的自由裁量权限内，再分解为若干不同处罚档次和若干种情形，建立行政执法标准数据库，根据违法事实和情节轻重由系统软件自动控制处罚幅度，有效限制了经办人员的自由裁量空间。

    这三个方面的规定自然还有需要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之处，但在总体上无疑体现了建设有限政府、限制权力和维护正当程序的法治理念，体现了行政权力运行的公开性透明度原则，以及诉诸于社会各方面监督的特点。可以预期的是，如果这些规定得以贯彻执行，加上权力机关、司法机关和社会各界的有力监督，南京市的公民权利保障和法治环境将会出现质的提升，行政机关超越和滥用职权的现象将会得到有效遏制。

下级政府的这类经验应当为中央政府所借鉴。

最近一则消息说，新组建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设置部长1位，副部长10位。新部将原有两个部的全部副职照单全收一个不漏，这似乎反映了在现存利益的钢性面前，无论是法律还是改革原则都变得软弱无力。按照《国务院组织法》第9条：国务院各部设部长1人，副部长2— 4人。现在新部的副职超过规定一倍还多，明显违法。这或许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和过渡性措施，但同样反映了改革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打破既有利益格局，而自我限制权力并规范其运行更是对现存既得利益的极大挑战，因此，在中央政府及各部这一层级，要实现权力运行阳光机制，必有更大的阻力。但，建设服务型和法治型政府，这又是必由之路。▲

 

毛泽东一句话令刘伯承直打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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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opyl.com 悠悠网：关于1959年彭德怀庐山罢官，可以说是早有定论。其主要原因是由彭德怀在1959年7月14日给毛泽东写的一封信引起的。但如果与1958年毛泽东对军队整风的指示联系起来研究，似乎可以看出，其中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 毛泽东指示军队整风

　　从1958年初的南宁会议到3月的成都会议，毛泽东多次说过，今年要抓一下军队的事。如说过去总是搞军事，现在几年都不开会，文件看都没看，等你们整风以后再接触一下。又说：今年要回过来搞点军事工作。毛泽东真正关心军队的事，反映在1958年1月21日南宁会议的结论中的一段话。他说：党委要抓军事。军队必须放在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要好好同军事工作方面的同志们商量。一年抓四次。在整风中，建议军队拿几天时间讨论一次朱可夫所犯严重错误的问题，此事由军委发出指示和有关朱可夫错误的材料，吸取苏联的教训。

　　对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军队将帅是否会居功自傲，不听指挥。毛泽东早在进城之初，就高度警觉。刘伯承在与一位高级将领谈工作时曾经说过，1949年刚解放进城，六个军区司令员去看毛主席。当时心想，毛主席可能要讲几句鼓励的话。可没有想到，毛主席开头就说：你们这些人要守规矩，听指挥啊，不然我就从你们几个人开刀。刘帅说：我听了以后，心里直打颤，他是多么严格啊!这次，毛泽东就是捡起朱可夫这块石头，向军队的将帅们抛了过来。

    ★ 什么是“朱可夫所犯严重错误”

　　朱可夫是苏联元帅，1957年10月27日前为苏联政府国防部长。在苏德战争期间，朱可夫一直是苏军最高统帅部成员。1942年8月起直到战争结束，担任仅次于斯大林的副最高统帅。

多次作为最高统帅部代表被派往前线，并曾先后担任过几个最大的、最重要的方面军的司令员。在计划、准备和指挥莫斯科会战、斯大林格勒会战、库尔斯克会战和柏林战役等一系列决定性战役中起过重要作用。战后，曾担任首任驻德苏军总司令和德国苏军占领区最高行政长官。后因功高盖主，被斯大林贬为地方军区司令员。斯大林逝世后，朱可夫恢复了国防部副部长的职务，并于1955年2月出任国防部部长。1957年6月，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受到莫洛托夫等多数主席团委员的反对，会议以7∶4的表决结果，要求赫鲁晓夫辞去党的第一书记职务。赫鲁晓夫则要求召开中央全会。在中央主席团休会期间，朱可夫命令国防部门用军用飞机火速把在各地的中央委员接到莫斯科。朱可夫这一着，为赫鲁晓夫在中央全会上击败莫洛托夫等人，并把他们打成“反党集团”起了决定性作用，并因此由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升为主席团委员。

　　但是，也正是这一着，引起了党内高层对朱可夫的警惕。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道：正是在这个时候，朱可夫“攫取了很大的权力，开始使领导成员感到担心。主席团的其他委员一个个来找我，表示他们的关注。他们问我，我是否像他们那样能够看出，朱可夫正在努力夺权－－我们正面临一次军事政变。我得到情报，朱可夫在同军区司令员的谈话中，确实流露出波拿巴式的意图来。我们不能让朱可夫在我们国家里演出南美洲式的军事接管”。“‘是的’，我告诉其他同志说， ‘我知道朱可夫在搞什么。我同意你们的意见，我知道我们应当做什么。他的不正当活动使我们别无选择，只有解除他的职务’。这是我们唯一有责任做的事。”

　　1957年10月27日，塔斯社发表一份官方公报称：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苏联元帅罗吉昂·雅科夫列维奇·马利诺夫斯基为苏联国防部长。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解除苏联元帅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的国防部长职务。

这就是历史上的“朱可夫事件”，也是它所以引起毛泽东的关注，要求“军队拿几天时间讨论一次朱可夫所犯严重错误的问题”，并从朱可夫错误中吸取教训的重要原因。

    ★ 军委会拿粟裕开刀

　　关于1958年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把反对教条主义作为会议的中心主题，林彪在1959年8月31日军委扩大会议第一综合小组会上的发言中说，去年军委扩大会议反教条主义的情况，他记得很清楚。

在军委扩大会以前，彭德怀的态度是不明确的，当时军委扩大会议马上就要开，但并没有确定以反教条主义为主题。在他看到训练总监部关于对反教条主义争论的材料以后，就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应该以这个为主题。于是他就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毛主席，毛主席认为应该开展这个斗争。林彪说：“这才有去年以反教条主义为中心的军委扩大会。这个会议是多少年来第一次大规模的会议，会后军队思想才有一个大的转变。中央、主席有决定，彭德怀才有180度大转弯来领导这个会议。” 林彪这番话说明，是他的意见才使毛泽东下决心扭转了会议的主题。

　　历史表明，1958年，真正领会毛泽东关于军队整风意图的，不是林彪，而是彭德怀。这就是要为防止军队出朱可夫式的人物敲响警钟。

　　对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为何会以批判总参谋长粟裕的“个人主义”揭开序幕，可以说，人们一直没有弄清究竟。从上述毛泽东要军队将帅接受朱可夫事件的教训来看，问题就非常明白了。

　　粟裕，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功赫赫的一名骁将。1946年，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粟裕就在陈毅领导下，挑起了华东战场战役指挥的重任，并多次向中央军委提出具有战略意义的建议，为中央军委和毛泽东采纳，对夺取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具有重大影响。在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的十名大将中，粟裕名列第一，绝非偶然。1951年11月，中央军委任命粟裕为总参谋部第二副总参谋长；1954年10月，粟裕被任命为总参谋长。

　　粟裕就任第二副总长时，总参谋长徐向前因病在治疗休养，由第一副总参谋长聂荣臻代总参谋长。1952年7月，彭德怀接替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粟裕先后在聂、彭二帅领导下，工作上难免发生碰撞。例如： 1952年7月，聂荣臻任代总长时，对呈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文件有控制。据时任总参作战部部长张震回忆说：“聂总说：毛主席他们管的事多，太忙了。你们的东西事无巨细地都报上去不好，以后报到我这里就行了，需要毛主席他们知道的由我批后转报。从那以后，我们送到毛主席、刘少奇同志、朱老总那里的东西就少了。后来毛主席召开会，把几个老帅都找去，我也被叫去。毛主席对我说，早先还见得着你们作战部的报告，后来也看不到了，现在党政民系统的东西一大桌菜吃不完，军事系统就没有吃的，干饿。毛泽东批评后，粟裕认为向毛泽东反映情况少，自己也是有责任的。因刚到总参谋部工作时，毛泽东就规定粟裕每半月向他直接汇报一次工作。粟裕起先是按规定执行了，聂代总长有了以上交代后，执行就不够坚决了。同时粟裕认为，自己是副总长，作为总参领导人之一也应该承担一定责任，便也向毛泽东作了书面检讨，检讨了未按毛泽东要求每半月报告一次情况的错误，并且说虽然毛泽东没有指名批评他，但对他教育很大。不料毛泽东在他的检讨上作了批示，不但写上“此种检讨很好”，而且把粟裕和聂荣臻的工作做了对比，肯定了粟裕半年来的工作，对聂又作了批评。此事，引起了聂荣臻的很大误解。

　　彭德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粟与彭在对未来战争的认识和战争准备问题上，存有分歧，有时粟还与彭发生争论。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在国务院设立国防部，为了体现国防部的领导，许多原来由中央军委和总部颁发的命令、指示，都要求改由国防部署名。但哪些文件以国防部的名义发，哪些不用，又无明确规定。总参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和总参下发的命令、文电，常常因署名问题受到批评。文件有时没有署国防部的名受批评，有时署了也受批评。

　　为此粟裕提过希望加以明确的意见，以便在日常工作中有所遵循。1955年3月16日中央军委会议决定，责成总参起草国防部与总参职责条例。

　　因以上这些问题，在1958年5月26日的中共中央军委预备会议(亦称小型会议)上，军委责成粟裕就所谓“总参与国防部关系”等问题作检讨。27日，军委扩大会议正式开幕后，会上认为粟裕“一贯反领导”、“向国防部要权”、“告洋状”，要求粟裕在会上进行检讨。

 　　5月30日，军委秘书长黄克诚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把火线扯开，挑起战来，以便更好地解决问题”。彭德怀在会上说：朱可夫事件就暴露了苏军在这方面的弱点(不少地方违背列宁建军原则)……。苏联那一套大都为了巩固“一长制”。我们虽然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没有抄袭他们的“一长制”，但还是有些东西照搬了。我们所以要严肃地批判教条主义，就是为了把我军优良传统牢固地传下去。不然的话，当我们这批老的骨干逐渐死去以后，我军就可能有像匈牙利军队那样变质垮台的危险。

 　　会议从6月7日起，扩大到全军军以上单位和部分师级单位的主要领导干部，人员增加到1400多人，批判粟裕的调门一再升温。但是，粟裕终究不是毛泽东预先设定要整的对象。有一次毛泽东找萧劲光谈话，问萧对粟裕的看法。萧劲光说：“粟裕同志为人正派，没有二心，是好人。”毛点头表示赞同。就在粟裕第二次在大会作检讨之前，毛泽东为粟裕说了一段话：“粟裕同志战争年代打仗打得好，是为公的。到北京以后是为公还是为私?不能说都是为私吧!请大家来判断。”

　　7月14日，粟裕在大会上作第二次检讨，把别人强加的罪名，差不多都认了下来，才算基本过关。8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解除粟裕总参谋长职务”，并决定将他的“错误”口头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地委一级。

　　1960年1月，毛泽东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面对粟裕说：粟裕呀，你的事可不能怪我呀!那是他们那个千人大会上搞的。▲

 

毛泽东眼中的中国朱可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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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受到重挫。在毛泽东强调要压缩空气的背景下，党内对这一严重错误的认识差距很大。彭德怀在庐山会议期间给毛泽东写信，就是担心在党内高级干部未曾取得基本一致认识的情况下，会议匆匆收场。

当毛泽东把彭德怀的信印发与会人员后，赞同彭的意见的人却越来越多。

　　彭德怀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功绩，由他在十大元帅中排名第二可以说明。建国后的抗美援朝战争，更使他名扬中外。

　　解放军绝大部分的干部、战士来自农村，“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对农村造成的严重影响，不能不反映到军队中来。上庐山前，彭德怀就常把军队方面反映的一些社会情况，转呈给毛泽东。这样，这位站在军队最高领导岗位的彭德怀写的这封信，在毛泽东看来，其影响远远超过信的本身，而不能不令他严重关注。

　　曾在刘少奇身边参与重要工作的邓力群在一则回忆中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

 　　一种因素，小平同志对此也讲，彭老总写信、说话，特别是说话，确有不妥当的地方。当时有人揭发，说他在从北京出发到庐山的火车上讲了这样的话，说：中国问题的严重困难继续下去，也许只有靠苏联红军帮助我们才能解决了。这种讲法，虽然是气话，但是让毛主席听了这个话不能不反感。

 　　他的信，他的发言，在很多小组会上有同感。因为的确都有这样的问题嘛。确实在几天里，有这样的趋势，同意彭德怀的意见越来越多。而在小组会上，彭德怀又说了些气话，翻老账，延安的华北会议开了他40天，他耿耿于怀。

 　　恰在这个时候，驻苏使馆发来一个情报，说苏联的报刊、领导人讲话，指责我们的错误，这些说法同彭德怀的说法又大同小异。因此引起一种怀疑：里外呼应。

 　　在庐山会议期间，北京留守的只剩下陈毅。一次，见到苏联大使尤金。陈老总说：他们都开会去了，就剩下我一个人。也不知道尤金是出于什么意思，是否开玩笑，竟说：这样你就可以搞政变了。陈毅同志很警惕，马上报告毛主席。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使，对我们的国家领导人说这样的话，问题尖锐了。

 　　这些因素，造成了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

 　　但是，问题并不简单是什么“错误批判”。毛泽东在7月23日的讲话中，除了批彭德怀在路线问题上发生了“动摇”，“表现出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把自己抛到右派的边缘了，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等等外，更尖锐地提出：“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

　　如果说，林彪对1958年毛泽东指示军队整风的意图没有摸透，可这次批判彭德怀，他是完全心领神会了。就在人们对毛泽东把彭德怀的问题，提到解放军跟不跟他走的高度，还不甚理解的时候，林彪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批彭说：彭德怀这回是招兵买马来的，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他还指着彭德怀说：“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别人谁也不要想当英雄，你我离得远的很，不要打这个主意。”随后，毛泽东接过来对彭说：你这个人有野心，历来有野心。你要用你的面目改造党、改造世界。过去因各种原因未得到机会，这次从国际上取了点经(不能断定)……。去年八大二次会议我讲过，准备对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我六十六岁，你六十一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

 　　毛泽东的这一席话，明确道出了他要军队接受朱可夫事件的教训，所指的对象正是彭德怀。

 　　据此，1959年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通过决议，把彭德怀的“错误”性质定为“反党”，并决定将彭德怀、黄克诚调离国防工作岗位。9月17日，新华社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免除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任命林彪为国防部长。

   毛泽东在1958年初，提出要军队吸取苏联“朱可夫所犯严重错误”教训的指示，终算落到了实处。▲

 
大部制“施工”也需要监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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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洋斋

 万众瞩目的大部制改革，设计的是转变政府职能，将管制变成服务，实现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不仅精简机构，而且实现“宽职能，少机构”的设想，最大限度地减少部门之间机构重叠，职能交叉，多龙治水效率低的弊病。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

 这个设计图自然是美好的，但“施工”起来倘有诸多难题，最突出的是权力整合难；人员分流难；机制磨合难；运行监督难。如果这些难题不一一破解，就有可能成为 “烂尾”工程。这不是危言耸听，因为有前车之鉴：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几番改制，几番精简，机构分分合合，曾经演绎出膨胀―精简―再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恶性循环。此番大部制改革，人们就不可能完全丢掉重蹈覆辙的疑虑。

 新组建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是典型的大部制“产儿”，在3月24日该部召开的司处级干部大会上，尹蔚民部长强调，这次改革是我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有利于统筹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人员管理；有利于统筹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有利于整合人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促进人力资源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有利于统筹全社会的就业和社会保障政策，建立健全从就业到养老的服务和保障体系。这四个“有利于”当然是目前社会的“热点”问题，关系着广大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人员管理及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走向，关系着全社会从就业到养老的服务和保障体系的建立，人们怎么能不密切关注呢？3月31日上午，该部正式挂牌成立。

 唱的好不如做的好，万众拭目以待的是看效果。习惯势力也是很可怕的，过去有利则争，无利则推，抢好处和踢皮球的事情常常时有发生。连个“虎照事件”至今都在踢皮球，弄得周老虎越来越胆大妄为就是典型例子。还有“铁腕官员”李金华在“两会”上怒斥“子子孙孙部门诞生记”及乱收费的问题仍然响在耳畔。

百姓眼下对大部制改革与类似尹部长这样“要以改善民生为已任”的承诺，尚不是十分振奋原因是：2月份，中国CPI同比上涨8.7%，高出1月份的7.1%，创下1996年5月份以来的最高月度升幅。今年的通胀最终是否会超出4.8%？在通胀影响下，市民又该如何管好自己的钱包？面对百姓眼前最直接、最切身的利益，我们的发改委不是做“消胀”工作，而是继光明、三鹿两大牛奶品牌获批涨价后，前日又批准了金龙鱼食用油的提价申请。其它企业也在蠢蠢欲动。现在是物价指数与老百姓实际感受指数落差太大，工资远远被CPI甩在后面，但是经济学专家与官员们还强调是什么“结构性通胀”，岂不是有点太CNN了吗？我们感受到的是宏观调控“组合拳”屡试不爽。当我们在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物价上涨压力的时候，我们没有听到尹部长在涨工资方面，为广大百姓说说话，抓个行动。一再叫喊要精简效能，结果新组建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竟然有10个副部长。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就通过了《国务院组织法》，该法第9条规定:国务院各部设部长1人，副部长2—4人，今天又在精简机构、定员定编定责、严格控制领导副职职数的大背景下，这样的结果，实在令公众感到意外；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08年会”上，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提出的“防止务工收入(工资)过快增长，降低由劳动力成本推动的通胀压力”的建议，遭到舆论普遍质疑。谁都知道现行房产价格中有太多的水分，但是政府部门没有真正地、或用力地去“挤”压泡沫水分，而是在那里空喊或假喊控制或压低房价。而我们的新任城乡建设和住房部部长姜伟新，却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8年会”上，大讲刚参加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争着买房，使房屋供求趋于紧张。这是不是失言？

这一切不能不使公民，尤其是广大低收入者对政府的诚信打折扣，从而产生了大部制“施工”也需要监理的意识。监理什么？当然是监理是不是按设计图施工了，是不是落脚在“改善民生”上了。要监理政府组织建设和运行是否严格法制约。是否落实了政府绩效管理和行政问责制度和健全了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制度。谁来监理？光靠中央驻部纪检组和部党组自己监督自己还不行，我看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全国政协有责无旁贷的职责。

改革，给我们带来了蓬勃生机，使我们的社会迸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生产力迅速发展，分配方式日益多样，人民逐步富裕，生活丰富多彩。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和实现个人价值的广阔舞台。但同时也带来了些问题，商品交换的法则侵蚀到了人们的精神领域，引发了见利忘义、道德失范。部里的官员们也是人，而不是神，改革中借口自己的业务需要，扩大自己的编制，扩展自己的利益空间的事难说不会发生。看不到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对社会进步的巨大促进作用，看不到我们社会生活的主流，是不对的；但看不到包括倡导诚信在内的公民道德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对失信行为放任自流，无所作为，也是不对的。于是每一项工程建设就都少不了监理。监理，这个改革开放后伴生的事物不与改革同行的确不行。

 当然，大部制改革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们期望施工既不要拖拉，也不要“偷工减料或营私舞弊”。大部制改革工程最终验收时，能是“全优工程”！人民网 ▲

 
学历高了，但知识分子越来越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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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几天，发改委主任的中专学历让民间人士着实的大加赞赏一番，同时也是很多人大跌眼镜。怎么全国公务员基本上都普及了大学、硕士甚至博士学历的精英阶层，搞出一个中专学历来！

 　　其实细细分析起来，发改委主任的中专学历应该成为中国知识分子重新发现的一个信号。

 　　自古以来，知识分子（文人）担负着传承民族文化的重任，所以无论官、民都对知识分子高看一眼，孔二大爷的“学而优则仕”也一直成为很多文人墨客的最高理想。这大概是我国公务员热的一个原因吧。

 　　近些年来，我们认识知识分子的根据出现了很大的偏差，以至于学历水平越来越高，而中国知识分子的数量竟然在急剧的减少。

　　我以为，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 第一、有强烈的爱国、爱民族思想。

翻开中国的历史，不难看出，支撑我们这个民族的都是我们那些有爱国心的文人。孔子、孟子、屈原，司马迁、岳飞乃至近现代的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无不是唤醒和保卫中华民族的文人墨客。他们视祖国和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

　　但是反观显示，我们应该汗颜。北大、清华每年培养出来的高材生有几个在国内，我们国家培养出来的留学生又有几个正在为自己的祖国作贡献呢？国内的科研条件差，又比５０年代差多少？

　　有几个硕士博士敢喊出“精忠报国”、“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的语言来。

　　● 第二、修身养德，内圣为王。

　　清末有个大文人叫做曾国藩，也是湘军的领袖，一生修身养望，终成大业。他有一篇日记，大致内容是，早上起来想起昨天晚上作了一个梦，梦到别人得了好处，自己很羡慕。于是他批判自己，每天讲要按照省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但是灵魂深处却是那么的羡慕金钱，这很卑鄙。下午他到一个朋友家，直到朋友的了一笔别敬，心里有很羡慕。他回来后又补了一篇日记，说上午刚刚进行了自我批评，下午又犯了老毛病，就应该叫做下流了。

　　可是我们悄悄我们周围：做官的文人精英们，恨不得把本来不菲薪水统统留下来，还四处睁大眼睛找受贿、贪腐的机会，决不能放跑一个；经商的文人，则大多抛弃了文人起码的道德底线，伪冒假劣、危害环境、破坏人们身体，还有哪一种缺德事干不出来；做学问的文人，不好好教学生功课，整天把所谓的科研转化成金钱，把自己的大作变成耀眼的人民币，以至于有个博士实在没有钱赚了，竟然把老祖宗的黄色龌龊事儿抖露出来，把那个崇拜和绅的纪连海搞得非要给大禹整出几段婚外情来，可谓背祖弃宗找钱花的文人“典范”。

　　无论如何，作为传承民族文明的文人，是绝对不能降低自己的道德底线的，我们说修身养性，就要自己把自己管住，做一个有道德有修养的好人。

　　● 第三、学识渊博，甘于奉献。

　　我们重视学历，很多单位连招聘一个清洁工也需要本科学历，我们承认我们的国民素质的确提高了，全民的学历水平提高了。但是，谁赶拍拍胸脯说：我们的学历与知识的水平是一致的。

　　恐怕没有几个，不信你看看公布的大小领导的学历，有几个不是后天发展的；你再看看他们的成绩，又有几个人敢说与学历相当。

　　硕士乃成绩硕大之士，博士乃博学之士，为什么竟然成了升官发财的敲门之物，可见我们尊重知识是假的，尊重那个本本才是真的。要不然，袁隆平成为院士竟然需要到美国去！

　　再说甘于奉献，本人曾经就职于一所大学人事部门，每年都有接受硕博士的任务，能够开口不谈聘用职称、安家费、配套住宅面积的“士”不说绝无仅有但至少也是凤毛麟角。

　　● 第四、中国知识分子需要胆气。

　　我们有时候说无知者无畏，但这决不是有了知识就可以缩手缩脚的根据。搞改革，天天担心既得利益的患得患失；搞学问，总是不敢涉及最前沿的课题，总喜欢耍填补国内空白的把戏抄袭国外的东西，从不敢搞点原创，何谈超越世界；相反，很多作了官的文人搞起政绩来，却显得胆子大很多，夸大成绩或者不顾环境、资源的投资其实不是胆气的表现，这是冒险。

　　我们的知识分子还有一个表现，也可以说是缺乏胆气。这就是当国外的老板或者说“有识之士”欺负中国的时候，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懦弱。世贸组织不敢打官司，经济施压赶紧照办，就连吃饭穿衣的也学的人家人模狗样的。丝毫没有中国人应该表现出来的胆气来。

　　开口说中国穷，闭口说实力不行。难不成建国初的实力不如现在，还是我们比朝鲜、伊朗落后了许多。还是那两个字：胆气。

　　发现和培养中国自己的知识分子已经刻不容缓了，民族危亡、国家兴衰并不是只以贫穷、动乱为前提，相反没有了思想的民族一定是贫穷和动乱的前奏。▲
 

中国高层重点培养胡春华的意图相当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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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opyl.com Top娱乐网 2008-04-04 于泽远（北京）

　　中国高层近日决定，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春华调任河北省委副书记，原河北省委副书记、省长郭庚茂担任河南省长。这表明年仅45岁的胡春华将接任河北省长，政治前途一片光明。

　　胡春华是中国目前仅有几名出生于1960年代的正部级高官中最年轻的一位，也是前途被普遍看好的一位。这不仅因为他和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政治局常委李克强都担任过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更因为他长期在艰苦地区工作的献身精神受到高层和舆论的赞许。

　　胡春华1963年4月生于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一个偏远的山村，读中学时每天要走10多公里山路往返学校，艰苦的生活并没有影响胡春华的学习成绩。 1979年，胡春华以全县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成为五峰县历史上第一个考入北京大学的学生。为了上大学的路费和学费，16岁的胡春华到一个水电站工地背河沙，卖了一个暑假的苦力挣了 100多块钱，加上父亲东挪西借，胡春华终于凑齐了到北京的费用。

　　1983年，胡春华从北大毕业。当时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各行各业都求贤若渴，一个北大毕业生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找个好工作易如反掌。但胡春华却选择远赴西藏。1983年7月18日，胡春华作为“优秀毕业生”代表在人民大会堂高校应届毕业生大会上发言，他这样解释自愿到西藏工作的原因：“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自治区域占国土总面积的60%，且大部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是一个大有作为的天地。我的家乡，也是内陆的一个少数民族地区，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飞速发展，我可能至今还在封闭的大山里，从事刀耕火种的生产劳动。所以说，只有汉民族实现了现代化，不等于中华民族实现了现代化，不等于中国实现了现代化！”

　　胡春华践行了自己的承诺，他一去西藏就是14年，并且学会了一口流利的藏语，这在汉族援藏干部中十分少见。1997年，胡春华回北京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2001年，他再赴西藏，担任西藏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书记。2006年11月再回北京，任团中央第一书记。

　　去年3月，胡春华严厉批评共青团一些干部事业心不强、不认真提高素质、心态浮燥、喜欢夸夸其谈，“爱说空话、套话，但就是和青年说不上话”。去年10 月中共十七大期间，胡春华在记者会上表现出的朴实和温文尔雅也受到舆论好评。他在回答家庭条件不好的青少年如何才能成功时说：“我想有三条是非常重要的。一是要始终坚持理想；二是要始终脚踏实地做事；三是要始终不断地读书，丰富自己。”

　　北京分析人士认为，胡春华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还不到一年半，高层就让他出任河北省长，显然是要他尽快积累资历，重点培养的意图相当明显。

     ★ 杨松任湖北省委副书记

　　另据官方媒体报道，曾经长期在西藏工作的杨松前天被任命为湖北省委副书记兼武汉市委书记。58岁的杨松19岁下放新疆劳动，1976年新疆大学毕业后又在西藏工作了30年，官至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2006年7月，杨松被调到湖北担任省委副书记。

 胡春华、杨松等“老西藏”高官受到重用，体现了胡锦涛等高层领导强调中共要从艰苦地区选拔干部的新精神，对鼓励大学毕业生和干部到边疆工作有示范效应。《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