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解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出炉内幕
http://www.ddhw.com/readarticle.aspx?topic_id=1000&msg_id=57287

  文章提供 于 2008-3-24 文章作者: 谷岳飞 张磊

　　1978年5月，南京的天有些闷热，南京大学哲学系楼前人影稀疏，看起来空荡荡的。胡福明和好友姚诚埋头走上楼前的台阶，两人都显得心事重重。

　　姚诚对胡福明说：“你现在是过河卒子，只能进，不能退了。”话语间不无悲壮之感。引发两人不安的是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胡福明正是该文的作者。“文章写好后，此生不得安宁了。”胡福明自己也是这样说。

　　事实上，从这篇文章开始，不仅胡没有了“安宁”，几乎整个中国都被投入一个浪潮——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并由此引发了这个古老国家当代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一次变革。直至今日，这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仍然活跃在各地的讲台上，演讲的题目多和“解放思想”相关。

　　★ [背景] “两个凡是”逼出来的思考

　　写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下简称《实》)一文前，胡福明是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名老师，每天固定上下班，讲课都是照本宣科，基本“不费什么脑子”。

　　“不是我们没想法，是现实不允许我们有所想法。”南大商学院退休教授姚诚当时和胡一起在哲学系任教。据姚介绍，“文革”以前，知识分子经过不断的改造，思想禁锢得非常厉害。老师讲课，讲稿上很少用自己的话，它被要求每一句话都要有根据，否则就是离经叛道。

　　尽管小心谨慎，但“文革”开始后，这帮年轻教师还是被卷入到是非之中。1966年6月，胡福明被打成“匡亚明黑帮”的一分子(匡亚明时任南京大学校长，被指犯修正主义错误)。批斗、游街、扫厕所等，胡福明吃尽苦头。其他老师也未能幸免。相关资料显示，当年，该校先后有1500多名教职工被打倒。

　　对于胡福明等而言，肉体上的折磨倒在其次，精神上的疑惑和摧残更让人心痛。

　　“一个少年时代就入党的党员，不知道自己正面临怎样的风雨、怎样的世面以及怎样的明天。”著名学者、时任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的葛林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这是他们那时一帮根正苗红的青年知识分子的集体困惑。

　　现实逼迫他们开始独立思考。当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性情温和的胡福明一反常态，积极投入到批判“四人帮”的斗争中。

　　在南大揭批“四人帮”的第一次大会上，胡福明率先激情演讲；在江苏省揭批“四人帮”的第一次万人大会上，胡又是第一个站出来发言。从1977年12月起，胡更是在《南京大学学报》连续发表多篇文章，诸如《评张春桥的“全面专政”》、《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批判唯生产力论就是反对历史唯物论》等,对 “四人帮”一阵穷追猛打。

　　据姚诚的回忆，当时南大还有个叫舒海青的青年教师，带着学生到了南京下关火车站，在一列由南京开往北京的火车上，用沥青刷标语，内容是“打倒四人帮”之类，引起全国反响。经历了十年磨难和挫折之后，人们对新生活的企盼由此可见一斑。

　　但是这波热潮很快降温。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的出台，中国前景再蒙阴影。

　　★ [写作] 医院中构思疗救中国的长文

　　“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一个理论工作者的本性，让他想得更多。”姚诚这样评价彼时的好友胡福明。

　　“‘两个凡是’的本质是什么？就是要维护‘文革’路线，”胡福明回忆。他认为，当时的党、国家和民族，已处在一个十分危急的路口。

　　胡福明选择向“两个凡是”“开火”。“批判是我的职责所在，‘两个凡是’是唯心主义，是没有道理的，即使为此坐几天牢也不要紧，历史会为我平反的。”

　　“两个凡是”是两报一刊的社论主题，很明显就是当时中央的方针，要直接批它，危险性显而易见。已是“不惑”之年的胡福明“绕了个弯子”，为“两个凡是”找了一个“替身”，选择当时流行的“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等谬论作为靶子。

　　方法上，胡福明也选择了打“语录战”——文章主要论点，都引用马列著作的原文。胡引用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和《实践论》的一段话，来阐明“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主要论点；并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话来说明，他们都是自觉运用实践标准来检验自己理论的。

　　到1977年7月上旬，文章的主题、观点、布局已基本形成。正要动手收集研究材料、拟定提纲时，胡福明妻子检查出肿瘤，被送进了江苏省人民医院，要住院手术。

　　那段时间刚好是南京最热的时候。晚上，胡福明在医院，高温酷暑，难以入睡，脑子里又记挂着写文章。于是，他把马列著作和《毛泽东选集》等书拿到医院，借走廊上的灯阅读，挑选语录、资料，蹲着身子在椅子上草拟文章提纲，写出每一部分的论点、语录、论证材料，记下引文的出处等。

　　就这样，胡福明写得很细，改了又改。瞌睡了，就把三张椅子拼起来睡一会。经过了五六天，提纲写成了，妻子也出院了。几经修改，当年8月，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见报时，题目被光明日报编辑加了“唯一”二字)的8000字长文写成。胡福明想起此前光明日报哲学组编辑王强华的约稿，于是9月初将文章寄到了北京。

　　对照当时严峻的社会背景，文章寄出后，胡福明自感：“此生不得安宁了。”

　　★ [发表] 不署“胡福明”更有分量

　　整整四个月，胡福明没有收到关于文章的一点消息。

　　直至1978年1月19日，胡福明突然收到一封北京的来信，寄信者正是王强华。王在信中说：《实》一文，“已粗粗编一下，文章提的问题比较尖锐，分寸上请仔细掌握，不要使人有马列主义‘过时’论之感。”

　　胡福明感觉还有戏，便将文章再次修改后寄出。光明日报新任总编辑杨西光看见这篇文章后非常高兴，认为放在哲学版发表可惜了，要放到第一版去，作为重要文章发表。“但是，文章还要修改，要加强联系实际，以更有战斗性。”

　　胡介绍，为了《实》一文，胡福明和杨西光有一次深谈。杨西光说：不久前，他在中央党校学习，学习结束时，胡耀邦同志找到了他，要其到光明日报工作(此前杨是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复旦大学党委书记)。

　　胡耀邦对杨西光说，北京四大报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是积极揭批“四人帮”、推动拨乱反正的；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是执行“两个凡是”的，“现在要你去光明日报工作，就是要去改变光明日报的面貌，把二比二变成三比一”。

　　“光明日报要改变面貌，就从这篇文章开始。”杨西光告诉胡福明，“这篇文章，要请胡耀邦同志审定，他站得高。”杨还告知了文章的发表计划：“先由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内部发表，第二天光明日报公开发表。随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新华社向全国发通稿。”

　　“这时我才知道，围绕真理标准这篇文章，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计划。它已远远超出在光明日报发表一篇文章的范围。”胡福明回忆说。

　　杨西光还给胡福明提了个要求。杨说：“福明同志，我要跟你商量一个问题。这篇文章放在第一版，不以你的名义发表，而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这样可以加重文章的分量。你看行不行?”胡福明爽快地表示：“行。”

　　★ [命运] 担忧要坐牢，小平同志解了围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这被视为当年度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宣言，文章对于当时沉闷窒息的中国社会而言，不啻于丢下一枚“核弹”。

　　“凡是派”强势反弹，批判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行动上是砍旗”。不仅一些领导人勃然大怒，在不少思想较为保守的省市，讨伐之声也是隆隆四起。

　　得知上述反馈，胡福明表面平静，回到家中他告诉妻子：“我有思想准备了，要准备坐牢。”作为胡福明的好友，姚诚也感受到这种压力，两人走在南大哲学系楼前的台阶上，姚宽慰胡福明道：“你现在是过河的卒子，只能进，不能退了。”

　　“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受到的政治压力非常之大，很多人心有余悸，毕竟这是‘太岁’头上动土。”南京大学教授葛林回忆。葛时任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他十分明确地在系里表态：无论出现什么样的情况，都坚决支持胡福明，同他站在一起。

　　究竟将面临怎样的风雨？未知的恐惧感笼罩在胡福明一家。重要关头，邓小平“发声”了。在准备1978年6月2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讲话内容时，邓小平声色俱厉地表示：“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莫名其妙。”后来在会上，邓小平以《实》为题，严厉批评了教条主义，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

　　得到这个消息时，胡福明正和妻子在厨房做饭，家里阴霾的气氛一扫而空。一直为丈夫担忧的胡妻说：“这下我们又一次解放了。”

　　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就此在全社会展开，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纷纷表示支持。“因为这篇文章顺应了民心，讲了老百姓想说没说的话，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这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影响了中国改革的全过程。以至邓小平在197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如此表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 [回首] 再也写不出那样的文章了

　　1979年春天，组织部要胡福明到中宣部去工作，“可我始终想呆在校园”。1982年11月，在江苏省委宣传部动员下，胡福明就任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从此走上仕途。

　　其后，胡福明历任江苏省委党校校长、省委常委、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直至2001年，胡福明从官场功成身退。从事江苏意识形态工作多年，胡福明自称开展工作，“思想是解放的，甚至于大胆”。

　　上世纪80年代，邓丽君的歌风靡中国大陆。一些人惶恐不已，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正在威胁中国青年。胡福明在会议上说：“一首歌不会葬送社会主义。”

　　上世纪90年代中叶，在研讨现代化问题时，胡福明将思想解放当作现代化的一个关键要素，主张将思想解放与现代化结合起来考察。

　　在1995年出版的《苏南现代化》一书中，胡福明指出：“为什么会存在思想僵化，真话不敢说，假话漫天飞的现象？重要原因就是民主制度建设还不完善。许多实践都证明，对于解放思想起到关键和保证作用的问题，正是民主问题。”

　　面对本报记者，胡福明不讳言自己再也写不出《实》那样的文章，“因为创作那篇文章背景下的乱世不再有了”；他也不认为那篇影响巨大的文章在观点上有何创新，“文中的观点，每个高校的哲学教师都懂，我只是把它写了出来”。

　　“问题恰恰在‘时间节点’上，一切社会活动都在时间中进行，从而构成历史。”胡福明笑着对记者说。退休后，胡福明仍然活跃，不断到各地作报告。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胡老的日程表排得更满，最近的一次安排是应深圳市委宣传部所邀，作“解放思想”的主题演讲。

　　结束采访时，胡老选择了两个他钟意的“身份”：一是“过河小卒”；一是“一介书生”。“从内心来说，我还是希望一直呆在学校，做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如果没有这篇文章，你现在看到的我，大概是南大的一个退休老博导吧。”胡福明曾对不止一次对记者这样说。来源: 扬子晚报▲


追记11届3中全会：老同志揭露汪东兴错误言行
http://news.sina.com.cn/c/2008-03-25/035315216464.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3月25日中国青年报: 中央编译出版社早在去年就着手策划“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图书，并在策划新选题的同时对以前出版的此类图书进行认真梳理，决定将于光远所著《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进行重新修订。这不仅因为该书文笔亲切、流畅，作者以亲历者的身份、饱满的政治热情和敏锐的政治眼光为人们留住了一段值得铭记的珍贵历史，更因为它有助于人们更全面、深入地了解三十年前开启我国历史新进程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

　　在征得于光远同意后，该书书名改为《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该书的英文版已由美国“西桥”出版社出版，日文版正在翻译之中。

　　日前，笔者作为责任编辑拜访了于光远先生，他精神矍铄、风趣幽默，对出版社重新修订的这个版本“十分满意”，认为装帧、编辑水平比第一版有很大提高，他也希望青年人能够多读好书。

　　★ 鲜为人知的中央工作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充分准备

　　就目力所及，目前描述中国改革的著述，大都浓墨重彩记述十一届三中全会。人们可以在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领会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成果及历史意义：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这次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定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全会还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此，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使我们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

　　不少著作都对三中全会之前的准备会议即中央工作会议，着墨很少。于光远则在书中向我们披露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与三中全会的关系、背景和始末：

　　在这个三中全会之前举行了一个中央工作会议。三中全会举行的日期是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为期5天。会前的那个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的日期是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为期36天。……

　　我有一个看法，那就是：虽然三中全会是三中全会，中央工作会议是中央工作会议，它们是两个会议，各有各的功能，但是由于这两个会议之间存在一种不寻常的关系，在论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果和意义时，不得不把中央工作会议包括进去。在纪念三中全会时，不能不同时纪念中央工作会议。中央委员会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在党的章程中的地位不同。对许多重大问题，中央工作会议无权作出正式决议，必须召开全会才能使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各种主张正式成为全党遵循的决议，因此我们今天使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说法。但是就当时的历史事实来说，中央工作会议已经为三中全会做了充分准备，即，三中全会要确定的路线方针任务等，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都已经提了出来，并且有了解决问题的主张。对错误观点如“两个凡是”已经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这两个会议，三中全会开得很短，中央工作会议开得很长，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的时间为三中全会的7倍。但是三中全会是正式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中央工作会议只是起为三中全会做好充分准备的作用。既然三中全会要解决的问题都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准备好了，我们就一定要充分重视中央工作会议的作用。中央工作会议是值得纪念的，但不必也不应单独纪念，只要我们认识到纪念三中全会时不能不把纪念中央工作会议包括在内就可以了。

　　★ 一次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的会议：指名道姓批评汪东兴

　　十一届一中全会上汪东兴当上了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他还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八三四一部队政委兼党委书记、毛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党委书记等职务。然而，对这样一位当时声名显赫的大人物“指名道姓”地批评，不啻“太岁头上动土”。于光远的文中说：

　　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本来是一件该做的事，但还是应该承认他立了大功。没有他的积极参与，不动用归他直接指挥的八三四一部队，1976年10月一举粉碎“四人帮”的事就办不成。但是要讲“两个凡是”的提法和对它的坚持，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抵制，对平反“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出来领导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的阻挠，对解决“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和康生问题的消极态度等等，汪东兴欠的账就很多很多。他在立场上的的确确非常错误，态度上非常不好。在坚持“两个凡是”的事情上他起着大后台的作用——本人出面说了许多不像样子的话，又是其他坚持“两个凡是”的人的后台老板。不把他的名字点出来，许多事情就讲不透彻，许多问题就说不明白。

在前十几天的分组会上，发言中涉及汪东兴负责的事情，还都避开说出他的大名。在看简报上的报道时，我们总觉得这种藏头露尾的做法，同充分发扬民主的精神不符。民主不是恩赐的，只有自己采取积极行动。而且汪东兴就在这个会上，他虽然不到我们的分组会上来，但我们的批评他会从简报上看得到。如果他认为我们的批评与事实不相符合或者有不符之处，他可以声明。如果他认为我们讲的道理不对，他也可以反驳，双方可以进行讨论、争论。我们有民主的权利，他是党中央的副主席，当然也有自己的民主权利。左思右想，我们认为会议开到这样一个阶段，是到了该指名道姓批评汪东兴的时候了，觉得这样做对会议有好处。

　　当然我们也不是没有顾虑。我们知道，我们想做的事是在一个规模相当大的会议上直截了当地批评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做这样的事在党章上是完全允许的，一个党员看到党内不论什么人有重大的错误和缺点，本来就有责任去进行严厉的批评。我们也相信我们的批评是看准之后才采取的行动，不是没有看准就干的莽撞行为，而且可以收到积极的效果。但是这毕竟是一件大事，而且不知道党的历史上有那样的先例，不能不反复考虑。我们也想过最好请示领导得到同意后才做这样的事，但又觉得不便。因此就决定自己来担当这个责任了。

　　各组的情况我记不清楚，我只记得西南组指名道姓地批评汪东兴的第一人是胡绩伟。两天之后他在一个长篇发言中讲了不少有关汪东兴的事。他发言中举的材料更具体，对汪东兴批评得也更加集中，更有力量。以后各分组对汪东兴的指名批评就很多了，不少老同志揭露了许多汪东兴的错误言行，有的发言用的语言还很尖锐。

　　总之，整个会议的进程中，没有发生因为在大会上公开批评这样一位副主席而受到任何指责的事情。这表明这次会议的确做到了充分发扬民主，使我们原先的顾虑成为多余的了。

　　★《附记》不时闪现“亮点”：耀邦对马克思的书看得很细

　　应该说，这部近20万字的著作，《附记》所占篇幅比重不大，含金量却颇高。从《一个材料和一个考证》、《一份邓小平手稿的发现》到《我与胡耀邦的一段交往》，都会使读者获益匪浅：

　　我和耀邦认识得很早，在延安时就见过面。但成为朋友是从1975年我们一起在小平同志领导下反对“四人帮”，后来又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一起挨批受整开始的。

　　1976年9月，“批邓”正处在紧张阶段，唐山地震波及北京，使这个运动暂时中断。整人的人和挨整的人，都忙于防震，我们这些挨整的人却因此喘了一口气。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去富强胡同六号耀邦家串门，看到他在家中读书的情况，对他的好学有了深刻的印象。

　　不妨对他那时读书的环境做一些描绘。他没有在自己的院子里搭防震棚，但并非不防震，而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用很坚实的木头做了一个像双层床那样的东西。躺在下面，一旦房屋倒塌可以避免砖瓦檀柱直接压在身上。这样办公室也就临时成了卧室。而他就在这样一间房子临窗的一张大办公桌旁边学习。桌上有摞着的书，同时也总有打开着的正在阅读的书。

　　我去他家，两人免不了要发泄一通对“批邓”的不满。那时不知道为什么根本没有想到在我们的身旁装有窃听器的可能性，讲话毫无顾忌，幸而也的确没有产生什么严重的后果。不过这样的话说不了几句也就完了，见面谈话后很自然地就集中到理论问题上去了。

　　记得第一次去他那个房间，桌上摆着一本刘潇然翻译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三分册。耀邦主持起草《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时提到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这个论点所根据的就是这本书。不过起草那个文件的事情早已成为过去。“四人帮”及其舆论工具早就把这个《汇报提纲》定性为“一株大毒草”。我问耀邦：“你怎么还在看这本书？”他说在“批邓”中科学院有人说他把“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作为马克思的一个论点介绍出来，是歪曲了马克思，因此他想再仔细看一遍。说罢就问我的看法。这本书我也是研究过的。于是我们两个人把书中直接有关的论述找了出来。我记得主要有这样几条：

　　——“知识的技巧的积累，社会的智慧所含有的一般生产力”；

　　——“生产力里面当然包括科学在内”；

　　——“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的社会知识、学问已经在多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

　　——“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

　　当然还有别的。我们一起研究了这本书之后，认为书中马克思虽然没有写“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可是明显地讲了那样的意思，说我们歪曲了马克思的原意完全是故意陷害。在讨论中我看到耀邦对马克思的这本书看得很细，也理解得很清楚。(作者系《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的责任编辑) ▲



第一代电视播音员吕大渝谈文革经历（一）
http://bbs.voc.com.cn/viewthread.php?tid=662692&extra=page%3D1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http://bbs.voc.com.cn

● 文革中不可一世的人物——赵忠祥

作为与赵忠祥、沈力一起工作过的共和国第一代电视播音员，在中国，吕大渝无疑是个家喻户晓的名人。只是由于她1987年移居美国，所以现在国内的年轻人对她知之不多。年近六旬的吕大渝现在担任“大鲸鱼工作室”总干事……

“文革”是中华民族近几十年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这些年来，中国人虽然没有把“文革”挂在嘴边，但却把“文革”记在了心里。中国人并不健忘。我对往事也依然清晰……

1996年初夏，我又一次回国。有一天，在中央电视台电梯门口，我巧遇和倪萍在一起的赵忠祥。我们只是一般地打个招呼就擦肩而过了。

我的心情很复杂。当我十六岁刚刚摘下红领巾，走进电视台的时候，就和同样年轻的才十八岁的赵忠祥一起工作、一起学习、一起苦练基本功，度过了人生中青春鼎盛、充满理想的年华。如今，中央电视台已经走进第四十个年头，赵忠祥和我也已年过半百。本来，我们可以是很好的朋友，至少也是人们常爱说的“老战友”，我难得回国的时候，也应该像渴望去拜访沈力等老朋友一样去看望一下赵忠祥，但是，我没有，从来没有。

　　文化大革命扭曲了人与人之间应有的友情。这样的结果也不会是赵忠祥所希望的。我之所以没有很爽快地答应《天下华人》杂志的约稿，就是因为发生在我与赵忠祥之间的往事，不是“造反派赵忠祥把吕大渝打成了反革命”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就概括得了的。赵忠祥的本性是善良的，但在那个年代，事情似乎无可避免。这一切该归罪于谁呢

　　从“文革”一开始，我就跟不上形势，当了“保守派”。原因很简单：红卫兵砸“同升和”鞋铺招牌那天，我正好乘四路无轨电车路过王府井，看了一个清楚。到了西单的时候，只见满街的红卫兵追着行人剪长辫子和细裤腿，吓得我逃回宿舍，躺在床上半天惊魂不定。当天晚上，红卫兵又在我住的广播局新三零二宿舍的院子里挑灯夜战，批斗一堆据说是“地主”和“地主婆”的老头和老太太，把他们打得鬼哭狼嚎，凄惨无比。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平日风度翩翩的女台长孟启予面色阴沉，她被人剃了阴阳头，只好戴了一顶蓝布帽子来上班。以后，在批斗“走资派”的大会上，那些低头、弯腰、挂牌子和“喷气式”也使我胆战心惊。

　　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当时不可能了解文化大革命中所谓的“路线斗争”实质上是毛泽东排斥刘少奇等领导人的上层政治斗争、权力斗争。我当“保守派”之初，原因之一是出于看不惯那些武斗和羞辱人格的做法。

　　后来，中央广播事业局的八大部口分成了两派。“造反派”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简称“战斗团”；“保守派”叫“兵团”，被称为“老保”。文艺播出部的“保守派”给自己取名为兵团“过大江战斗队”，我参加了“过大江”。

“文革”开始不久，广播局的大权就被“战斗团”夺了去。赵忠祥是“造反派”，夺权后担任了文艺播出部的“勤务员”，相当于文艺播出部主任。

报社、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单位，是政治斗争中各派系的必争之地，“四人帮”也不例外。当时，“四人帮”明确表示支持“战斗团”，三天两头有指示，还来参加他们的大会。

　　“造反派”和“老保”之间派性相当严重，我也不例外。如果我的年纪再大一些，参加过“反右”，知道“祸从口出”的厉害，也不至于在“文革”中招来太大的麻烦。但我那时刚刚二十出头，胸无城府，又没有人生经验，有些犯忌的话我虽然不会笨到在“造反派”面前乱讲，可在“过大江”当中便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了。“过大江”收拾出了电视台地下室的一间屋子做大本营。在那里，我公开议论的矛头是到处煽风点火一呼百诺的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我过于相信了 “哥们儿义气”，不知道还会有对我“反戈一击”的一天。▲


第一代电视播音员吕大渝谈文革经历（二）
http://bbs.voc.com.cn/viewthread.php?tid=662692&extra=page%3D1

● 点着江青的名字写了个条子

　　大约在一九六七年底，有一天，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又来到广播局参加“战斗团”在广播剧场举行的大会。“兵团”成员一律不得入内。

　　我一气之下，抄起一只笔就点着江青的名字写了个条子，大意是：你是毛主席的夫人，应该注意影响，要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调查研究，不要“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乱发议论”。那段话写在了广播局的红条稿纸上。我想，既然不许我进入会场，我写个条子给江青提点意见还不行吗？

　　算我命大，“战斗团”的守门人连条子也不许我递进去，否则，那张条子果真到了小肚鸡肠，报复心极强的江青手里，我如此不知天高地厚地跟她叫阵，或许会因此惹来杀身大祸。

　　条子既然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一挥而就的，又没能送进会场，我顺手扔了以后很快也就忘得干干净净了。

　　半年之后，转眼到了一九六八年初夏。有一天，赵忠祥在电视台前厅召开文艺播出部全体大会。我又像往常一样，带着毛线去开会了。那时，只要开会，女士们几乎人手一件“毛活儿”。过冬的毛衣、毛裤、毛背心。毛袜子、毛手套，新毛线、旧毛线以及五颜六色得靠加上一根棉线维系的烂毛线，拆了织，织了拆。大家在 “抓革命”的同时，也忙着“促生产”，会场很像个手工编织作坊。

　　那天，我刚刚坐定，只听得赵忠祥“吕大渝，站起来！”一声大吼，吓得我迷迷瞪瞪站起来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接着，他就递给我一张纸，命令我：“念！” 纸上不是我的笔迹，我认得出那是美工组一位常写电视节目字幕的张姓同事的字体。内容虽是我曾经写过的那个条子，但并非我死不招供，而是事情已经过去了半年，我一时发懵，确实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我的态度被说成“不老实”。

　　揭发我的人是我的室友，她当时是电视台的放映员。我宿舍门后的墙上挂着一个藤编的小花篮。那是母亲在王府井南口北京工艺美术用品公司给我买的。我写完给江青提意见的那张条子以后，顺手把剩下的稿纸塞进了小花篮。有一天，同宿舍的那位姑娘要写大字报，就擅自从我的小花篮里拿出了那本稿纸。那是极薄的片页纸。虽然我给江青写的条子早已扔掉，但给我惹祸的字迹却清清楚楚地印在了下面的稿纸上。于是，她就把那张只有印子的白纸交给了赵忠祥。

　　揭发我的那位姑娘在会上受到了表扬。她原来也是“过大江”与我一派的，但因为揭发了我，赵忠祥说她能“反戈一击”，仍然是“战斗团”的“依靠力量”。后来，她还入了党。

　　在文艺播出部那个大会上，我被赵忠祥宣布为“现行反革命”。之后，有的“过大江”成员迫于压力，也揭发了我“炮打中央文革”的“反动言论”。由于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正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呼风唤雨、不可一世，我被列入了最具危险性的“内定一类反革命”。这是我后来得知的。

　　刹时间，广播局西小院的大字报冲我铺天盖地而来。不久，又在广播剧场召开了专场批斗大会。批判发言慷慨激昂，“谁炮打中央文革谁就是反革命”、“打倒吕大渝”的口号叫得很响。以后，每当批斗广播局和电视台“走资派”的时候，在一大排陪斗的“牛鬼蛇神”最后站着的总是我。进驻广播局的军宣队小战士小崔后来对我说，任何一个单位批斗的“走资派”都是老家伙，但他来到广播局，看见一大串老“走资派”后面竟是个那么年轻的小姑娘，感到十分奇怪。

　　本来，中央电视台的节目是用台标配以标志音乐以及播音员报告当日节目开始的，但自“文革”开始以后，中国便没有了真正的电视播音员。那时，台标和标志音乐过后改成了毛主席的半身画像并配以乐曲《东方红》，如此一来，电视播音员何以有资格紧接着伟大领袖毛泽东的画像露脸向观众播报节目呢？于是，中央电视台的播音员便不再出图像，只播“画外音”，如同电台播音员一样了。

　　自我当上了“反革命”以后，连电台播音员也做不成了。我被勒令停职，进了电视台的“牛棚”。每天早上，我的任务是洗厕所、扫院子。然后和电视台的“走资派”以及“地。富、反、坏、右”为伍，写材料，交待自己的“反动思想”。

　　三秋时节，虽然让我和大家一起下乡，去怀柔农村秋收，但因为我是“监督劳动”之列，则分配我和男壮劳力干一样的农活。不要说精神上的压力，仅劳动强度就完全是我力所不能及的。

　　雨后，撂在地里的大捆秫秸又湿又重，连二十多岁的大个子复员兵都扛得毗牙咧嘴，而我得和他们扛得一样多。

　　一天十来个钟头弯腰刨出高粱茬子是很苦的农活，别人可以与上树摘梨的工种轮换，而硬让我刨了整个三秋的高粱茬子，干得腰都直不起来的时候，只好趴在地上接着刨。我从此落下了腰肌劳损的病根，连扫地、切菜和站着打电话都不能持久。

　　“此人年龄虽小，能量极大。”虽然，西小院给我贴的一张大字报是以这句话开头的，但我明白，我充其量只是年轻气盛，容易冲动，坏在了一张嘴上而已。我又能有什么能量呢？

　　“文革”，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场浩劫，给多少人带来了无妄之灾。遇罗克、张志新等许多有思想、有头脑，关心中华民族命运和前途的人们甚至遭到杀害。与他们相比，我的遭遇实在不值一提。

　　与许多中国人的苦难相比，虽然我在“文革”中的遭遇实在不值一提，但作为个人来讲，我当时深感人生黯然、前途渺茫。

　　当我还是个少年人时，我以为未来的生活道路上撒满了鲜花和阳光，但是，十年“文革”，我的心中充满了苦涩。眼前的生活与我少年时代的憧憬相去甚远，我仿佛永远在寻找着什么而又始终不得。

　　我十岁那年拍摄了《祖国的花朵》，电影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浆》流传了几十年至今仍未止息，但还有一首非常好的《主题歌》和一首《种花歌》鲜为人知。

　　那首《主题歌》的歌词是：“哎！伙伴们，唱吧！谁有我们这样高兴，我们有一对明亮的眼睛。明亮的眼睛，看见了远大的前程。远大的前程，美丽的星星……”

　　小时候，我一直等待自己长大，等待长大后去实现从事电影事业的美好理想。长大了，我刚刚爱上了电视事业，却碰上了“文革”，又坠入了等待之中，等待着对我“炮打中央文革”的最后处置。

　　我明白，当时中国政坛上叱咤风云的那四个大人物被我“炮打”遍了，在他们的阴影下，我此生将没有前途可言。自己的命运已然无法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了。我不知等待在面前的将是何种发落，整日生活在惶惶然之中。

　　茫茫人世存在着“美丽的星星”吗？我对生活感到深深的失望和伤感。

　　在“文革”的年代中，中国人只能与“中央文革”保持一致。“炮打中央文革”的人，绝对被视为洪水猛兽，人们惟恐划清界限不及而给自己惹上麻烦。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我那时住在小西天，赵忠祥主持揭发我“炮打中央文革”大会的第二天，回家上楼的时候，一个平日跟我很亲近的才七、八岁的邻居小男孩见到我，就像看到魔鬼似地逃回了家。不知他家大人把我形容成了何种凶神恶煞？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孩子见到我时惊恐的眼神。

　　广播大楼是个像克林姆林宫似的十层俄罗斯式建筑。七层以上是塔尖部分。一般人员通常抵达的最高楼层就是六楼图书馆了。“文革”中，时有忍受不了凌辱的男女从那里跳楼自杀。我一位电视台同事的丈夫，姓储，一个极为出色的工程师，也跳楼自杀了。

　　是啊，从六楼跳下去便什么痛苦都没有了。我也曾有过轻生的念头。但理智告诉我不能走上绝路，否则，我的家人将受到牵连。

　　我算是幸运的。当“反革命”的时候还不算孤单，否则日子更加难熬。年纪比我稍大一些的小师和我成了“难友”。在电视台洗厕所和扫院子的时候，我们两人一直在一起。同病相怜，想不开的时候，彼此可以安慰一下。对于将来会如何处置我们，是我俩议论得最多的话题。我猜想会把我们发配到北大荒去劳改。从那时起，我就开始节衣缩食，每天只以大饼和咸菜充饥，为的是在去北大荒前存下几个钱，免得将来身无分文。有一次，小师似乎已经忍受不住那种煎熬了，想以去公安局“自首”的办法，来试探一下我们这类“现行犯”最终会得到何种发配。我死说活劝才使他冷静了下来，没有再一次去自投罗网。▲

第一代电视播音员吕大渝谈文革经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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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埋藏在心底的永不泯灭的人性

　　“文革”虽然处于严酷的年代，但支撑我度过那些无助岁月的，还是埋藏在人们心底的永不泯灭的人性。

　　广播局掌权的“战斗团”在广播剧场批斗“炮打中央文革罪行”的对象是我和小师。那次大会不久，有一天，在我骑车回家的路上，行至新街口外，被一个戴眼镜的男士拦下。他高高瘦瘦的，戴着一副眼镜，书卷气十足。在我的印象中，他是广播局对外部的编播人员，可能是上海人，似乎也是造反派“战斗团”的，与赵忠祥认识。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他的模样。他是刻意在那里等着我的。他告诉我，不要看人们在大会上都呼喊打倒我的口号，可大家心里是有数的。他叫我耐心等待，事情总会过去。他还嘱咐我千万不要想不开，他说，那样就永远说不清楚了。

　　“文革”后，我一直在广播局的芸芸众生中找寻他的踪迹而始终不得。我直感他一定是出国了，不然为什么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呢？

　　自小，我的同代人都受到了做人要诚实的教导。当上了“反革命”，自然要求我交待“反动思想”。年轻的时候，我的记忆力太好，于是，我交待了从“破四旧”开始跟不上形势，到对毛主席在“文革”中一个劲发表“最新指示”和对“中央文革”的反感，特别是对所谓的“明察秋毫”、“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等不科学的口号在私下逞一时口舌之快的一大堆怪话。诸如：“秋毫，是鸟兽在秋天新生的细毛。毛主席住在中南海的深宅大院里，他何以明察得到荒郊野外深山老林中小动物身上秋天新长出来的细毛？”我诚诚实实地给自己写了洋洋洒洒的一大叠。但造反派并不认为这是我“老实”的表现，在广播剧场斗争我的大会上，他们批判我在交待“反动思想”的时候还“继续放毒”。

　　有一天，同事老魏悄悄地让我晚上到他家去一趟。他说，找我有事。那时，我已经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是属于“踏上一只脚”，还得“永世不得翻身”的一类，所以，就像孙中山先生教导民众要联合“平等待我之民族”一样，我对那些平等待我的人们也深感难能可贵。

　　当晚，我去了老魏在东大桥的寓所。他交给了我一份材料，那是“专案组”整理的我的全部“罪行”。老魏特别叮嘱我，自己的交待材料不要超过这个范围。

　　造反派夺权后，自然得团结大多数才符合政策。老魏其实不是造反派，只因为是复员军人、共 产党员，被“团结”进了“专案组”。他交给我的那份材料上，有揭发我的大约二十来条“反动言论”。

　　在那个非常时期，老魏还告诉我要特别防备过去被我视为“哥们儿”的个别人。

　　平时不言不语的老魏，在重大问题上竟有如此的胆识和人情，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在一片黑暗的人世间竟潜藏着不为人知的“美丽的星星”，人生着实还有着令人留恋的美好之处！

　　从老魏家出来，我静心记住了对我的揭发内容以后，便立即烧毁了那份材料。我不能因为丝毫疏忽而做出任何对不起老魏的事情。

　　“四人帮”垮台已经二十年有余，老魏当年闪光的作为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和政局的变迁而减色丝毫。

　　移居海外多年，生活在来自台湾、香港、大陆及本地华人的圈子里，面对着中国社会数十年来政治上的恩恩怨怨，每当港台人士对中国的共产党员有所微辞的时候，虽然我不是中共党员，但我也总会告诉他们：不必如此偏激，共产党里，有像“四人帮”一类中国人里最坏的人，也有中国人里最好的人。在我的心目中，老魏永远是个好人，是共产党员中有正义感和人情味的一个。

　　我是结婚才一个星期就被打成“反革命”的。虽然我被打成了“反革命”，可我并不觉得自己是“坏人”，相反，我觉得如果全中国的人都像我一样，这个国家还会不好么？但我的真心话，对我当时的丈夫都不敢讲。这是后话。

　　度过那段日子的精神支柱是我自幼的朋友郭言和孙文冬。

　　那时，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往孙文冬家跑一趟。孙文冬是我中学时的学生会主席。从她的丈夫李观承那里，我可以听到很多对“四人帮”不利的小道消息。那些消息似乎成了强心剂，让我对未来的日子抱有一线希望，因为，只要“四人帮”得势，我就永无出头之日。

　　李观承告诫我：“不要在两个以上的人面前讲话。”我吃过一堑，总该长出一智。“文革”的教训，使我不敢再似以往那样口无遮拦。▲


如果有必要访问大陆“我会考虑”
http://www.voc.com.cn/Article/20083/20083248553387.html

    华声在线 http://www.voc.com.cn　2008-3-24: 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落幕，马英九23日召开记者会，他表示，他的任期最多八年，对发展两岸关系的承诺不能太多，他可以做的，包括不支持法理台独。他强调，要先就基本面来解决两岸关系问题，优先签订两岸经济、和平协议、以维持台海和平为前提，至于是否出访大陆？他说，届时若有必要“我会考虑”。

　　据台湾东森新闻报道，记者会上媒体持续关注两岸关系议题，提问是否会在未来4年内出访大陆？马英九表示，要就基本面问题来解决两岸关系，优先签订两岸经济、和平协议、维持台海和平为前提，强调有比官员出访大陆更重要的问题要解决。

　　马英九强调，与大陆的关系将基于“国安”考虑来进行交流，“会优先签订经济协议、和平协议以维持台海安全”。

　　马英九重申，“在两岸关系中，包括两岸经贸及和平等这些问题都很重要，这是台湾的基本利益，必需要解决的问题。”

　　马英九强调，要跟大陆改善关系，有很多问题要解决，包括开放大陆观光客来台及台湾企业前进大陆等，这些问题的重要性不亚于官员访问大陆。

　　马英九说，他有很多朋友都会访问大陆，要跟大陆改善关系，有很多问题要先解决，他要先就基本面问题来解决，如果到时必需要访问大陆，“我会考虑”。马英九还表示，无意邀请达赖访问台湾。 ▲


美国别拿中国西藏说事
http://topyl.com/view.php?fid=DBXW&id=2714836

---西方打着民主的幌子杀人放火！

http://www.topyl.com Top娱乐网 2008-03-23: 3月14日的西藏事件把中国推向风头浪尖，伴随着台湾大选公投中国成了世界舆论的焦点，西方反华势力纷纷叫嚣。世界纷纷嚷嚷，混乱不堪。在反思事件发生的本源时，我们不难察觉到事件本身不是孤立的现象，是在世界局势一盘棋的一个部分，是某大国为了摆脱困境，转移世界舆论和目光的一种拙劣的手法，其根本目的不外乎混淆是非，趁乱攫取某些不可告人的利益。其手法的拙劣和无耻真是让人无言以对。如果允许我骂人的话，我想说：真他妈的不是东西！

既然无耻何必道貌岸然？打着民主的幌子做最不民主的事---杀人放火。打着自由的幌子插手他国内政，哪里有它的身影，哪里就伴随混乱动荡和不安，哪里就没有宁静和祥和。

回顾2007年，美国在海湾伊朗核问题上毫无建树，无能为力。在伊拉克进退维谷，在阿富汗的泥足深陷，还妄图在中东和谈捞取可以炫耀一时的政治资本，到头来不过是痴人说梦，遗笑世人。在朝核问题上强装笑脸，让一个穷弱小国牵着走，真是脸皮极厚，"亲爱的"布什总统先生不知道是不是该入选吉尼斯世界大全-- --最无能最厚颜无耻民选总统！

一份伊核问题报告出炉，把布什先生的伪善和贪婪脸皮撕扯的面目全非。一份份证据出现，把布什堂而皇之，'功勋卓著‘的伊拉克战争批的体无完肤，就像尿床的孩子撒谎一样，还在公众面前喋喋不休，其表现之拙劣让人作呕。

进入2008年，次贷危机的蔓延成燎原的大火，不可遏止，经济衰退连不要脸说谎不脸红的布什先生都不得不承认现实了。但是却不肯老实认错，关心国计民生，还在一味的四处煽风点火，企图制造混乱从中渔利。巴基斯坦的大法官罢免事件，红色清真寺事件，贝布托，谢里夫回国参选事件，恰恰发生在伊核紧张关头，贝布托遇刺的枪声也不能阻止其阴谋。

其目的就是一个：搅乱巴政坛，亲美派代理人上台，围困中国。在这里硝烟未散尽时刻，又马不停蹄的拿缅甸，泰国下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也是为了这个目的有些人就是不想看到繁荣稳定强盛的中国，就是不希望亚太地区稳定。3，14事件又是在台海局势不明亮的情况下，被某些势力操纵下出现的，为的是压制中国，缓解台海方面的压力，也替反华分子提供反华的所谓证据。

3，22台湾大选期间，美航母跑到台海边上搞什么演习，向中国炫兵耀武，一幅无赖嘴脸。台湾省是中国的领土，全世界都成共识。你美国人还妄想干涉中国统一进程！这就是你们西方的民主和自由吗？一群捧着圣经的国民被一群捧着圣经的政客愚弄着。政客嘴里宣扬的民主自由是掠夺他人财富的民主，政客嘴里宣扬的民主自由是干涉他人合法权益的自由，不是人民需求的民主自由。

人民的民主自由是热爱和平，追求幸福生活的民主自由。国内民众反战厌战，政客却不肯倾听民众呼声撤兵，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代表的不是民众的福祉，而是代表某些把握国家经济命脉的集团利益的。

主子不发话，奴才岂敢自专？民众呼声再高又能如何？选举选来选去不还是那几个人？老公下去了，老婆要上台。老子下去了，儿子上台，反正轮不到老百姓上台。你们的民主也不过如此。吵吵嚷嚷，让化了妆的猴子，装模做样，象个人似的，一转身就露出猴子的尾巴和红屁股。

奉劝某些国家和无聊政客，在自己国内乌烟瘴气就可以了，别出来现眼，让世人耻笑。

沉帆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历史是不会因为某些人某些事件停留的，历史是一往无前的。▲


六大隐忧摆在马英九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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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国民党方面，马英九超级大胜，他等於已在台湾取得了足够的“天命”(Mandate)，可以进行台湾大改革，走出新路。由於他赢得如此彻底，国民党内其他的干扰因素也将大幅降低。如果马英九真有远见和魄力，他的确可以大有作为。不过，我们也必须知道，由於国民党这次是“重新执政”，而非“首次执政”，这等於他的大胜其实是反映了人民的寄托与期望，他如果不能在用人、政策、两岸关系等方面立即开展新气象，他大赢的气势就会很快萎缩。这也意谓著陈水扁首次执政的蜜月期很长，至少有两年半；但马英九的蜜月期至多只会有半年，马英九挑战之严峻可知。而盱衡目前的形势，马英九及国民党并非没有挑战：

　　● 其一，马英九性格温和，有政治明星倾向，而缺乏领导风潮的决心，设若他只晓得讨好国民党各方势力，最后他的用人就会出现“8年前丢掉政权的人班师回朝”或“各方势力妥协拼凑”的局面。如果用人如此，马英九的气势就会立刻瓦解，这乃是隐忧一。

　　● 其二，国民党其实乃是个官僚习性深厚的政党。抢著当官，当了官之后即官腔官调，这早已成了国民党本质之一。除此之外，人们一向认为国民党比较有人才，这其实乃是一种迷思。国民党在蒋经国时代确实人才济济，知人善任，但从李登辉时代起，国民党本身即已人才断层。以我们对国民党的理解，它除了几个名嘴明星外，人才其实空虚得很。要国民党短期内展现新气象、新局面，其实是很难的。这是隐忧二。

　　● 其三，目前北京对国民党重新执政充满期待，也有意藉著良性互动而开展两岸新关系。问题在於两岸关系开展，双方都必须有所忍让；而且两岸互动，也一定会受到来自美国、日本的干扰。这也表示除非马英九具有自己的思维，否则未来两岸必是摩擦不断。而国民党本质上与民进党相同，都是亲美政权，一旦过分亲美而出现摩擦，双方的互动即会恶化而开始彼此猜疑。马英九在两岸问题上有没有这种敏感的能力，其实是让人担心的。这是隐忧三。

　　● 其四，大家都以为国民党在财经上较有能力，这其实也是种迷思。目前世界及亚洲政经局面已变，早已不再是国民党执政时的光景。这意谓著国民党是否有自己的经济观，的确已值得顾虑。目前国民党在许多财经问题上都跟著分析师所造成的“似是而非的见解”走，而没有自己的思想与政策，苟若如此，国民党又怎能造成富庶而又公平的新局呢？这是隐忧四。

　　● 其五，台湾经过民进党8年乱政，从教科书的去中国化，到司法错乱，再到台湾累积债务13兆。民进党为了选举而压低物价，所有这一切都成了马英九的重大包袱，而必须有效解决和拨乱反正。这意谓著马英九及其用人若非精明且能任事，这个烂摊子将极难收拾。特别是财政赤字问题最堪忧虑，它将让马英九施政的财政筹码大减。这是隐忧五。

　　● 其六，在政治上，民进党弊案丛生，包括陈水扁的国务机要费案在内，不知会有多少案件爆发，而非常有可能乃是马英九基於政治考量而一笔勾销，这对台湾民心会有什麽样的影响将难以估量。这是隐忧六。

　　也正因此，当许多人在为马英九及国民党狂喜时，我们其实或应多一份冷静，台湾百废待举，马英九有没有开创新局的能力，是要许多人一起来帮忙与督促的！  来源: 明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