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俄先于中美开通国防军事热线说明了什么？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340562.html

发布于：2008-03-17: 中新网3月14日电据中央电视台报道，今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和俄罗斯联邦国防部正式建立直通电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曹刚川上将在首次通话中指出，中俄国防部建立直通电话，是两国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水平的又一生动体现，有利于今后双方就两军交往与合作等重大问题保持及时沟通，有利于双方就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及时交换看法、协调立场。俄罗斯联邦国防部长谢尔久科夫认为，中俄两国国防部直通电话的开通，再次证明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他表示，愿与中方一道坚决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通过直通电话，不断推动两军关系的深入发展。

    而在此之前，中美双方2月29日在中国上海签署建立连接两国国防部的军事热线协议，中美两国很可能在一个月之内建立起军事热线，双方将致力于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建立起军事热线。此间观察家指出：中美建立军事热线将有助于双方在第一时间内快速联系、澄清问题、防止战略误判等。声明中还提到，协定的签署将使双方可以在未来几周安装设备（最快在3月22号前建立），法新社的文章据此推断，中美军事热线的正式设立很可能在一个月内完成。

    从以上的两条消息来判断，在美国国防部的一再要求下，中国终于正式同意两国就军事热线电话达成一致意见，中美两国很可能会在3月22号台湾“大选”之前，建立起直通两国国防部的高层热线电话。因为台湾问题的极端敏感性，对于台湾的这次“史无前例”的“大选”活动，中美两国都感到棘手，如果这两个大国不能建立起有效的沟通管道，很难说双方不会在敏感的时间和敏感的地点发生“战略误会”。

    因此，中国军方经过慎重考虑，终于在台湾“大选”前不到一个月的关键时刻，同美国军方达成了有关协议。本来大家以为这只是中美之间的事，两国随后会顺理成章地很快建立起直通电话，并不会发生其他波澜。可是，事情的发展确实出乎众人的意料，在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中国和俄罗斯突然宣布，两国已经建立起了军事热线，并且在热线建立后两国国防部长首次直接通话！这犹如一枚重磅炸弹，给时事观察家和军事专家们一个措手不及。那么，中国和俄罗斯为什么会建立国防直通电话呢？中国和俄罗斯为什么会急于在中国和美国军事热线开通前首先开通呢？

    这首先要看清中国和俄罗斯两国所处的国际战略环境来分析。中国当前面临的主要是领土分裂和国家和平发展问题，而俄罗斯主要面临的也基本是这两个问题。中国有台湾、西藏、新疆等片面主张独立的地区问题，俄罗斯有车臣问题，而且中俄这些要求“独立”地区，背后都有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黑手参与。在战略层面，自从世界形成美国“一超独大”的战略格局后，美国人对可能成长为潜在战略对手的中俄两国，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打压。在军事上，表现为不断压缩中俄两国的生存空间，军事基地和导弹拦截系统步步紧逼到这两个国家的家门口，拉拢和引诱中俄两国的周边国家逐步加入到美国人划定的圈子里，并且不分昼夜的实施着罪恶的“颜色革命”计划！在经济上，表现为利用国际贸易的可操作性，限制中俄两国的产品进入其国内市场；加紧对国际能源的控制速度，试图遏制中俄两国特别是中国对世界能源的巨大需求；利用其对国际货币的控制权，促使中俄货币的大幅升值并诱导国际热钱进入这两个国家以搞垮其国民经济……

    相同的境遇促使中俄两国有些惺惺相惜，中俄两国不约而同的走到一起来了。先是两国签订战略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文件，随后两国快刀斩乱麻处理好了争议边境问题，之后两国倡议建立并主导了上海合作组织，并顺理成章地开展了多次有明显背景的大型联合军事演习……一连串的战略动作和更深层次的军事合作消除了两国的隔阂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两国之间的战略友好合作关系向着更深的层次和更广的范围大步迈进！在很多重大国际问题上，两国首脑有着随时沟通的良好习惯，也有着极为友好的合作事例。

    但是，中俄两国的军方虽然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可是一直以来，双方并没有建立起直通军事热线，这对于目前两国的军事合作水平来说，是真的有些落后于两国的政治合作水平。因此，中俄两国尽快建立开通军事热线电话，是中俄双方国防部门期待已久的大事，也是两国国防合作向着更长远的目标迈进的一个重要标志！只有两国建立起了国防部门高层的热线电话，中俄两国军方才能在第一时间内，就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及时交换看法、协调立场，并且相约采取共同的措施，以应对越来越险恶的世界局势。

  出乎很多人意料但又在情理之中的是，中国和俄罗斯两大盟友悄无声息的、在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忽然宣布两国正式开通国防部直通电话，其中蕴含着更深层面的意思！

    ◆ 一来显示中俄两国之间的军事战略合作，大大领先于中美两国之间无奈的军事合作；

    ◆ 二来显示中国更加重视与俄罗斯联邦的军事战略合作；

    ◆ 第三方面来看，在敏感的中美台海博弈中，中国也似乎有意让俄罗斯加入进来以制衡美国，而这样也恰好符合俄罗斯的国家战略，因为俄罗斯也不想看到美国处处为所欲为！

    ◆ 第四方面，因为中俄两国领导人都已经看到美国未来政策的单边性， 因此，在重大国家利益方面，中俄两国在战略上遥相呼应，符合彼此的治国方略！

      因此，经过综合考量，中俄两国出其不意的突然宣布了这一战略决定，对于历尽千辛万苦才刚刚签署协议的中美国防军事热线来说，不啻于一个“极不和谐的音符”，令人浮想联翩！

  中俄两大邻国的国防军事热线已经开通，中美两大对手的国防部直通电话也已经就要开通了，三个政治军事大国之间的零和游戏正在紧锣密鼓的上演！台湾3.22“大选捆绑公投”就要来到了，“好戏”就要开场，我们静观其变！     （cgw316于2008.03.17）


斯皮尔伯格“辞职”之后
http://news.ifeng.com/opinion/200803/0317_23_445171.shtml

2008年03月17日 光明网-光明观察: 美国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辞职”已经一个多月了，中国应该反省自己的应对措施了。北京奥运会所面临的国际局势正日趋复杂，中国必须总结经验、汲取教训，随时准备应对新的挑战。

概括地说，斯皮尔伯格“辞职”事件在战略和战术层面上都向中国传递了很多信息，笔者仅从自己的专业 角度分析如下。

● 首先，中国对境外媒体的实时监控和分析能力亟待提高。

根据笔者检索到的资料，早在2007年7月27日，西方媒体就已大量报道“斯皮尔伯格威胁辞去北京奥运会顾问”。同日，BBC中文网也刊发了题为“斯皮尔伯格可能退出北京奥运”的新闻。

2007年3月，女影星米娅•法罗在《华尔街时报》发表文章严辞批评斯皮尔伯格参与北京奥运。5月，斯皮尔伯格致信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呼吁中国对苏丹施加压力。7月下旬，“斯皮尔伯格首次表示可能会辞去北京奥运的相关职务”。

但问题是，对媒体的监控和分析是项高难度的技术工作，需要同时具备传播学、外交学、文本分析（discourse analysis）、舆论学、统计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显然，国内传统意义上的新闻学对此无能为力。

● 其次，北京应该进一步完善危机处置机制。

笔者检索到的斯皮尔伯格的“辞职声明”是美国东部标准时间（EST）2 月12日4:31（北京时间12日17:31）公开发布的。次日，西方媒体的报道就已经铺天盖地了。中国驻美大使馆13日首度响应。格林威治标准时间2月 13日11:47（北京时间13日19:47）BBC发表英语报道，称“有消息说北京高层正在研判但尚未公布结果”。2月14日下午（北京时间）中国外交部正式回应，同日中国官方媒体首次报道。西方观察家注意到，中国是在斯皮尔伯格“辞职”后两天才正式回应的。北京时间2月20日，中国官方《人民日报》（海外版）对斯皮尔伯格弃任北京奥运职务予以谴责。

我记得在第二次海湾战争期间，美英等国为消除时差因素对信息发布的不利影响，在美国和英国都设立了联合新闻中心，并采用“接力”形式确保全天候信息发布能力。

● 第三，中国的“文宣”能力尚待提高。

譬如说，斯皮尔伯格在其声明第二段的开头强调，“考虑到这一天迟早会到来，我一年前就没有和北京奥组委签署相关合同”。但直到2月21日下午（格林威治时间），中国政府达尔富尔问题特别代表刘贵今访问英国时才指出，斯皮尔伯格并 “不是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的艺术顾问”。遗憾的是，饥渴的西方媒体此时对这一信息已没有兴趣。（当然，我个人对刘贵今先生的积极斡旋表示欣赏）。

● 第四，中国必须深化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针对性研究。

笔者的观察发现，虽然某些国际非政府组织名义上属于社会组织，但从其运作过程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兼具政治组织、军事组织、经济组织等多种组织属性于一体，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都领先中国几年乃至十几年。譬如说，他们会制订长期、中期、短期战略目标，同时在组织发动、新闻宣传、人员培训、战术制订、后勤保障、网络建设、资金筹措、梯队建设、财务和人事管理诸方面都有深入系统的探索，积累了十分丰富的实战经验。西方学术界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譬如“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 Theory)、“聚合效应”(Aggregation effect)等，更是具有极高的实战价值。

西方的“危机管理理论”（Crisis Management Theory）早已开发出了不同的危机预测模型。虽然笔者见到的模型大多是被跨国公司用来进行风险评估，但笔者相信，这些模型稍加改造就可用来进行国际政治风险评估和预测。事实上，这些模型不仅能够分析出哪些国际组织会对“我们”产生兴趣，还可预测出它们会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对“我们”施加何种影响。对此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阅Matthias Winter、Ulrich Steger等社会学者的著作。▲    2008年3月17日凌晨（当地时间），于爱尔兰。


理性解读表决大部制那14张反对票
http://news.ifeng.com/opinion/200803/0317_23_444628.shtml

2008年03月17日 中国网 作者:梁江涛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批准了这个方案。赞成2939票，反对14票，弃权9票。(3月15日新华网)

人大高票通过“大部制”改革方案，确实可喜可贺。这次机构改革众望所归，其核心取向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即由一个全能型政府转变为一个服务型政府，一个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和廉洁政府，而且它对当前社会公众关注的能源、环保、住房等热点问题进行了回应，堪称为一个得民心，顺民意，为民生，谋民利的好方案。

不过，在为这一方案高票通过感到欣慰之时，不要忘了还有那14张反对票和9张弃权票，值得人们去理性解读。笔者研究了近一阶段专家与民众对“大部制”改革的讨论，认为除了个别行使表决权的代表有特殊的考虑外，一般应基于以下三方面原因不赞成这一方案，或持保留意见。

——躺在铁轨上的“小社会”怎能“安然无恙”？对铁道部在此次改革中毫发未损议论频起，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是铁道部应该纳入大交通机构体系。本来我国铁路管理体制改革滞后，铁路的建设速度缓慢，一到节假日一票难求，尤其雪灾更充分暴露其症结。而“大部制”改革却对其“按兵不动”，是一种遗憾。铁路存在的弊端直击体制垄断，成为发展瓶颈。 铁道部没有撤并，不能看作是铁道部的胜利，而是铁道部工作没做好，使大交通体制只好被迫拖延，如今的铁道部就是一个躺在铁轨上的“小社会”。如果此次将其并入交通部，将可能对其进行一次大手术的“解剖”，逼上梁山，进行体制破冰，所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将会使诸多社会难点问题得到破解，老百姓更加受益。

——雷声大雨点也不小，为何不能多拆一些“庙”？可以理解，本届政府刚刚换届，目前一些部正面临重要的工作任务，因此改革的步伐稳健了一点，撤并的力度不像此前公众所期待的那样。如希望农业部、林业部与水利部“三合一”，更有利于三农问题的破解，更有利于农民增收、防灾减灾和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而且传统的农业部门是一个“弱势”部门，将林业局和水利部合而为一，将能增加农业方面的强势。既有利于机构精简，又有利于普及现代大农业的新理念，对培育现代新型农民也大有裨益。

——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谁监督谁？“大部制”的思路是在行政权内部搞三种权力，即立法、执法、监督的内部分权制衡。可是，让行政机关自己监督自己，有些部门既是决策者，又是执行者，还是监督者，这势必不能超脱，怎能预防腐败？如果这样，岂不违背了“任何人都不得担任自己案件的法官”这一法治原则吗？由于新组建的“大部委”成为“强权机关”，如果监督缺失，很容易出现独断专行，滋生严重的腐败。如在医疗改革上没有较大“质变”的前提之下，让卫生部既管医，又管药，这不是左手管右手吗？

诚然，对“大部制”改革完美性的期待，体现一部分专家学者和公众的理想化愿望。要看到，由于历史性遗留问题的破解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不少市场经济部门还有计划经济的习惯思维，深化改革还存在相当的难度。特别在行政监督这一重要环节上，目前在制度设计上，只有依赖于人大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司法监督和舆论监督等，而多种途径、多种方式公开透明的社会监督尚待进一步健全。尽管如此，对上述反对票“字根”的解读，应该给决策者一个理性的提醒与启示，只有不断解放思想，更新理念，深化改革，不断解决难题，完善机制，整合资源，才能建设一个真正体现民本思想、高效运作的服务型政府。▲


刘华清回忆录谈中国发展航母内情
http://news.ifeng.com/history/1/midang/200803/0317_2664_443874.shtml

2008年03月17日 千龙新闻网: 航空母舰的应用，是20世纪舰艇发展的伟大成就。我国对航母作过可行性研究，我也为此做了一些工作。

早在1970年，我还在造船工业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时，就根据上级指示，组织过航空母舰的专题论证，并上报过工程的方案。后来到总参谋部工作，在1980年5月访问美国时，主人安排我们一行参观了“小鹰”号航空母舰。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和科技人员首次踏上航空母舰。上舰后，其规模气势和现代作战能力，给我留下了极深印象。

可以说，正是航空母舰的出现，把海战的模式从平面推向了立体，实现了真正的超视距战斗。自它问世以来的 80多年间，几经波折，最终发展成为今天这种舰机结合、攻守兼备、机动灵活、坚固难损和高技术密集的多球形攻防体系。今天，它不仅是一个强有力的战术武器单元，是海上作战体系的核心，也是一个能抛核弹的战略威慑力量。在世人眼里，它被视为综合国力的象征。它的存在与发展，也是各国军事战略家关注的焦点之一。

以往，我只是从“外围”观察和思考航空母舰问题，1982年，我当了海军司令员，航空母舰在我心头的分量，自然大不相同了。我国是一个濒海大国，有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随着海洋开发事业和海上斗争形势发展，我们面临的海上威胁和过去大不相同，要对付具有远战能力弹道导弹核潜艇和舰载航空兵。面对这种情况，中国海军的实力显得有些捉襟见肘。我们的海防边疆辽阔，却只有中小型舰艇和短程岸基航空兵，一旦海上发生战事，有时只能望洋兴叹。发展航空母舰，则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

可是很遗憾，当时国家经济力量不行。1984年初，在第一届海军装备技术工作会议上我讲过：海军想造航母也有不短时间了，现在国力不行，看来要等一段时间。

两年后，听海装(编者按：海军装备部)领导汇报工作时，我又一次提到：航母总要造的，到2000年航母总要考虑；发展航母，可以先不提上型号，而先搞预研。我说，苏联搞了30年。开始，在造航母上也有不同意见，苏共中央不下决心干，但是苏联人民要航母，不久他们还是干起来了。现在看来，防御也需要航母。我的这些想法，海装领导很快向海军装备论证研究中心做了传达，并一同开始了组织论证工作。

1986年8月，听海装和论证研究中心领导汇报工作，我向他们交代了开展航母论证的任务。我说：“航母怎样造法，是海军全面建设的事；是直升机航母、护航航母分步造，还是直接造护航航母，要好好论证一下。”

11月，我主持召开海军发展战略研讨会，邀请了军内外领导和著名专家。不少同志从维护我国海洋权益及收复南沙、台湾回归等战略任务的需求出发，建议海军发展航母。这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

1987年1月，召开海军装备技术工作会议，请国防科工委、总参装备部的有关领导到会。会上我又提到，要把航空母舰搞得能适应未来战争需要，要很好地研究和论证。现在，各国都在注意发展航空母舰，无论是攻击型的或是垂直短距离起降的，都是为了解决防空和海上攻击问题，都在注意发展。美国、苏联都在大搞，其他国家如法国、意大利、英国这些比较发达的国家都在搞，日本因为是战败国，宪法不允许搞，但搞起来也容易。过去就很有基础，现在技术、生产能力都很强，说搞就很快能搞起来。我们搞难处多一些，财力、技术都有一定困难，但从长远考虑，还是需要的。十年内不搞，十年之后再搞，也还会有困难。因此，我要求要早论证，早点把这个问题研究透。

我们搞航空母舰，目的不是为了和美国、苏联比赛，主要是用于解决对台斗争需要、解决南沙群岛争端和维护海洋权益等方面的任务，平时还可以用于扩大维护世界和平的政治影响。显然，海军有了航空母航，海军的质量就将发生大变化，海军的作战能力也将有较大提高，有利于提高军威、国威。所以，我要求研究人员，应当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去进行研究论证。

1987年3月31日，我向总部机关汇报了关于海军装备规划中的两大问题：一是航母，一是核潜艇。这两个问题，涉及到海军核心力量的建设，是关键性问题。这两项装备搞出来，从长远看，对国防建设是有利的。这两项装备不仅为了战时，平时也是威慑力量。

这次汇报中，我向总部同志详细分析了两大问题的需要和可能：

关于航母问题，当时，我们对海上机动编队只考虑到驱逐舰、护卫舰和潜艇，但进一步研讨后发现，这个编队如果没有空中掩护，无法到岸基飞机作战半径以外作战。后来在研究台海斗争时，我们又发现，使用岸基飞机非常浪费，因为留空时间短，所需飞机和机场就要很多。我们还分析，不发展航母，海军还是需要发展驱逐舰和护卫舰，靠它们组成海上机动编队。如果发展了航母，这些舰艇既是护卫航母编队的舰只，也是海上机动作战的舰只。在现代条件下进行海战，没有航空兵作掩护，无论如何是不行的。如果发展了航母，并不需要增加飞机的总数量，只是飞机的性能有所不同，飞机的价格高一些，但也不会高很多。因此，发展航母编队，是一个如何调整装备经费使用方向的问题，不需要大量增加装备费。更重要的是，有了航母，海上机动作战编队的作战效能会大大提高。至于技术上能不能自力制造航空母舰和舰载飞机，经与航空、船舶等有关工业部门领导、专家研究，他们认为，条件基本具备。当然，有些特殊装置需要认真对待，也是可以解决的。

我接着说，我们设想，对航母的发展，“七五”开始论证，“八五”搞研究，对平台和飞机的关键课题进行预研，2000年视情况上型号。这样安排，第一，从经费上看，在当前和分摊在今后每年中，并不需要花太多钱。第二，从技术上看，发展它是有各方面好处的，可以带动国家和国防需要的有关技术的发展。第三，预研过程中，可以对航母的战备价值及存在的问题摸得更透，有利于作出最后的科学决策。

这次汇报，在总参谋部和国防科工委机关产生了一定影响。后来，国防科工委组织科研单位和海军装备系统开展了有相当深度的论证研究工作。

航母论证过程中，我多次听汇报，强调要充分对比论证使用航母、舰载机与使用陆基航空师、加油机、岸基飞机的作战效费比。后来我到中央军委工作，继续关注航母问题，要求国防科工委和总参装备部，在航母的发展上要把预研费、研制费、装备费结合起来，统筹安排。要和既定的舰船、飞机、武器、电子装备发展规划结合，而不是都挂在航母大项目里专门安排，搞大规划，使上级无法研究。我明确交待，列计划必须由中央军委讨论。

那时，我先后批准海军和工业部门的专家，去法国、美国、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家考察过航空母舰。国防工业部门，也从俄罗斯聘请了航空母舰设计专家来华讲学，还引进了部分设计技术资料；航母上关键配套的预研，有了一定进展。总参谋部和国防科工委，也都反复组织对考察、引进、预研的分析、论证、评估，这些工作，使军内外领导和专家加深了对航空母舰和舰载机大系统工程的认识。

航母是国家综合国力的象征，也是海军能遂行海上多兵种联合作战的核心。建造航母，是国人一直关心的事。我国要实现国防现代化，要建立完善的武器装备体系，不能不考虑发展航母的问题。但航母的发展不只是一个海军的问题，而是事关国家战略和国防政策的大问题，一定要从综合国力和整个国家的海洋战略全局出发，准确定位，慎重决策。

今天，我已经退出工作岗位。欣慰的是，对于我国的航空母舰发展，我尽了一些谋划的责任。▲ 摘自《刘华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林彪为何在杭州修建能指挥作战的行宫
http://news.ifeng.com/history/1/midang/200803/0317_2664_443980.shtml

2008年03月17日 书摘: 1973年6月，我从驻蒙古使馆结束任期回国。若干年后曾去杭州疗养，在一个熟人的指引下，参观了林彪在杭州的行宫及其地下建筑——统称七○四工程。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子湖，湖畔景色美不胜收，历代名胜古迹随处可见。这里的确是居住和疗养的胜地，令人流连忘返。我记得唐朝诗人白居易，在杭州任刺史期满之际，写了一首《春题湖上》的七律，最后两句：“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

在杭州为林彪建一所行宫，使之来往东南沿海时可以驻足休养，这在六七十年代，各地为最高领导人大建宾馆的风气下，不足为奇。

西湖的西侧丁家山下，清朝一名刘姓富商，在湖边建有一所别墅名刘庄。全国解放后，改为高级宾馆。其中紧挨湖岸的一号楼，几经改建装修，成为毛主席来杭州的驻跸之所。山上林木葱茏，曲径通幽，建有“毛泽东读书处”。山下浩淼湖波，荡人心怀，水上鱼鹰点点，偶有扁舟穿行其间。湖边建有回廊，可作雨中散步和欣赏湖景之用。毛泽东到南方巡视，一般都要在刘庄住上一段时间，他曾戏称杭州为其第二故乡。

七○四工程建在距离刘庄西南约三公里，杭州南高峰北坡的五老峰下。周围松林浓密，环境荫蔽，与刘庄那种一望难收的空阔恰成对比。行宫为井字形建筑，坐北朝南，主楼两层，层高五米以上，其后为凹字形平房，亦甚轩昂，为警卫及服务人员住所。整个建筑一万二千平方米，相当于北京六十户人家的五层楼房三座，给人的感觉是豪华、气派。

这所行宫更有特色的，是它的地下工程。地点在主楼以北一个厚二十至三十米的山包底下，其规模之大令人咋舌。地下通道全长约九百米，包括其中心一个方形和一个梯形的通道间。大小房间总共有四十七个，分做中央议事厅、作战指挥室、大小工作室、通讯室、水供房、发电配电间、仓库，以及各种人员的休息间，总面积四千多平方米。中央厅为5米×7米的无柱结构，相当开阔。在通道的南部，专设电梯间，有电梯直通主楼二层，电梯口在林彪的卧室和书房之间。地下电梯间旁，有一间专为林彪所设的小会议室。整个地下建筑通风良好，不感潮湿。

地下工程有四个出口，都装有两至三道防原子、防生物、防化学的三防铁门。其最外一道铁门厚约二十厘米、重五百公斤。

主楼上，林彪的卧室、书房和会客室在东头，硕大的窗户上，都装有防弹玻璃。

地面建筑，除主楼外，还建有总共一万多平方米的三座楼房。二号楼为豪华的室内游泳池，在主楼的西南；三号楼在主楼背后，名为将军楼。据说是黄、吴、李、邱等人来杭的下榻处；四号楼在主楼的东侧，供当地军队领导人来此使用。各处楼房加上庭院、道路、草坪，共占地三百零七亩。

整个建筑是1970年4月开工的，为对外保密，称为七○四工程。1971年6月基本建成，共耗资三千一百万元，用去木材八千立方米、钢材三千吨、黄铜一百八十吨，以及大量的水泥和其他建筑材料。

工程的主持人，是林彪集团的干将、原空五军政委、省革委会副主任陈励耘。

我参观完这所地上地下工程之后，颇感惊异，为什么要为林彪在杭州修建这样一所附有地下作战指挥系统的行宫?

有人说这没有什么奇怪的，林彪当时是军队的副统帅，一旦战争爆发，他可以在杭州指挥作战。也有人说，这与林彪搞军事政变阴谋有关，是为了与中央分庭抗礼实行南北分治的需要。

这所行宫，地面建筑可以说为了居住和休养，但那固若金汤、设施周全的地下指挥系统，只能是为了打仗用的。问题是对谁打仗?

60年代末，我国面临的国际局势是，中苏边境武装冲突结束不久，两国仍然剑拔弩张；同美国的关系也仍然没有得到缓和。毛主席在党的九大前就提出要准备打仗的问题，九大的政治报告也写上准备同苏联、美国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内容。据说作战的方针是，北面为主要方向，要全力顶住苏联的全面进攻；南面如果美国进来，就把东南沿海一带放开，在纵深消灭它的有生力量。林彪把这归纳为四个字：北顶南放。他曾具体指出，保卫华北、东北是基本的，在南方除固守长江流域的大城市，其他城市，包括杭州、福州、广州都可以放弃，让敌人去占，不怕打烂坛坛罐罐。

杭州濒临东海，属于“放开”的范围，在这里修筑巩固的、永久性的地下指挥系统，难道要把副统帅放在最前线来指挥?就是说，根据当时的作战方针，这样的地下工程，放在皖南或湘北的某个城市，也许是比较合理的。那么，在杭州这样构筑，而且昼夜施工，把整个山包削平，建成地下指挥系统后，又重新覆盖起来，如此浩大的工程量，一年零两个月就基本完成，不能不使人产生怀疑：是否是借战备之名行阴谋之实，与其在中央九届二中全会上发难及以后搞军事政变有关?林立果的小舰队搞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多处提到要实行“割据”、“南北朝”，似可为此提供佐证。1971 年3月31日，林立果到杭州进行秘密勾当，曾向陈励云催问七○四工程进展情况，特别是地面楼房的安全设施、地下备战坑道和指挥所等细节。陈告诉他正在昼夜不停地施工，三个月后可以完成。

对林彪来讲，遗憾的是，他不仅没有使用七○四工程，甚至连看一眼都没有来得及。历史实在太无情了。摘自《在大漠那边：林彪坠机真相》▲


中国网络战系统有致命漏洞战时可能失去控制权
http://military.china.com/zh_cn/critical2/23/20080317/14730734.html

    2008-03-17 东方网 现在中国使用的操作系统和硬件的核心技术都是掌握在外国厂商手上，如果他们在卖给中国的设备和系统中作一些手脚，留下“后门”，一旦开战，我们很可能就先失去控制权。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上周进行了一次旨在测试网络可靠性的演习，以检验它对网络攻击的恢复和反应能力。演习的参与者还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和新西兰。

    此次演习代号为“网络风暴2”,它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网络作战学习。同时，美国军方还不断在媒体上渲染“中国对美国的网络攻击”，甚至在2008年度《中国军事力量年度报告》中夸大中国网络战实力，为提升自身的网络战实力造势。

    ◆ 网络战优势是什么？

    网络战正在成为高技术战争的一种日益重要的作战样式，它可以兵不血刃地破坏敌方的指挥控制、情报信息和防空等军用网络系统，甚至可以悄无声息地破坏、瘫痪、控制敌方的商务、政务等民用网络系统，不战而屈人之兵。

    美军认为，网络战是为干扰、破坏敌方网络信息系统，并保证己方网络信息系统的正常运行而采取的一系列网络攻防行动。

     早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美军就对伊拉克实施了网络战。开战前，美国中央情报局派特工到伊拉克，将其从法国购买的防空系统使用的打印机芯片换上了含有计算机病毒的芯片。在战略空袭前，又用遥控手段激活了病毒，致使伊防空指挥中心主计算机系统程序错乱，防空C3I系统失灵。在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中，南联盟使用多种计算机病毒，组织“黑客”实施网络攻击，使北约军队的一些网站被垃圾信息阻塞，北约的一些计算机网络系统曾一度瘫痪。北约一方面强化网络防护措施，另一方面实施网络反击战，将大量病毒和欺骗性信息注入南军计算机网络系统，致使南军防空系统陷于瘫痪。

    美国人认为网络战具有更多不对称优势。首先，“战场”广阔且易于隐蔽。第二，具有很高的效费比。在网络空间作战既不需要原材料，也不需要庞大的资金投入。每个作战人员能通过廉价的计算机、免费软件及现成的通信设备接入网络空间。他们可以从世界的各个角落发起攻击而几乎不受惩罚，因为要确定攻击源和辨别攻击发起者相当困难。第三，网络攻击的单边优势可使敌陷入被动的防御态势。基于对主要的安全威胁的认识，不管这种威胁存在与否，防御方都可能会把计算机及其通信减少到指挥机构可以接受的程度。假设敌人发动一次攻击，防御方可能没有能力发起相应规模的防御行动，这是因为，即使防御方能够确定攻击者的身份，他也可能因计算机基础设施的不足而无法进行反击。

      ◆ 中美网络战已升级到“冷战级别”？

    一名美国高级军官在接受英国记者采访时称，美国军用网络正遭到黑客围攻，而黑客的目的是盗取敏感的机密资料，这名官员把矛头指向了中国。美国军方称五角大楼电脑遭受过无数次来自中国的成功袭击。虽然没有明确点明自己的想法，美国军方仍暗示美国几乎快要与中国政府展开一场网络战争。美国人认为这场战争非常类似于冷战时期的美苏监视战。

    美国防部出台的《中国军力报告》宣称网络战是中国正在积极发展的一种作战能力，并且推出了“网电一体战”的作战理论，并认为针对民用和军事网络的攻击能力是解放军正在发展的“非接触作战”这一“不对称”战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美国的情报机构称，解放军在组织自己的黑客精英部队，用以发动网络战。五角大楼本月公布的一份报告称，中国正在把军事力量“从传统的陆海空战场扩大到太空和网络空间”。它还指出：“人民解放军已经组建了信息战部队，目的是研制用来攻击敌军电脑系统和网络的病毒，制定用以保护友军电脑系统和网络的战术和措施。”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驳斥了上述情报评估的内容，称其缺乏事实依据，混淆视听。秦刚最近还公开评论说，美方需要“摒弃冷战思维”。

    ◆ 中国网络战方面存在弱点

    美国虽然极力地夸大中国网络战实力，并将中国塑造成它的对手，但中国在网络战方面存在着致命的漏洞。

    有网友认为，最大的漏洞就是我们没有自己的电脑操作系统和硬件制造技术。现在中国使用的操作系统和硬件的核心技术都是掌握在外国厂商手上，如果他们在卖给中国的设备和系统中作一些手脚，留下“后门”，一旦开战，我们很可能就先失去控制权。

    其次我国的对网络技术在军事运用的研究相对较晚，技术的落差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而相反，美国已经成功地举行过一次“网络风暴”演习。今年的演习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策划者说，他们打牌在演习中模拟一次互联网中断事故。帮助策划今年演习攻击方案的雷尔顿说，“网络风暴2”演习承诺要让所有参演者时刻保持警惕，就像是电视剧《24小时》中的一集一样，只是每次要持续一个工作周的时间。 (作者:钱程灿) ▲
 

原苏联科学家的剽窃让陈景润名扬天下
http://topyl.com/view.php?fid=XSJY&id=2712098

http://www.topyl.com Top娱乐网 2008-03-17
 
    1977年，国际数学联合会给中国方面发来一份邀请函，邀请"陈景润教授"前去做关于歌德巴赫猜想研究进展的专题报告。

    今天我们对"邀请函"已经习以为常，出国之前常常要给对方发个信 - 请速发邀请函来，以便我办理签证。我的看法这是"邀请函"的异化。以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礼节，哪有催着人家邀请自己的道理？

    陈景润先生的这个邀请函，则是货真价实的，对方连陈景润的具体身份都没有见过，也没有和他联系过就发来了邀请函，是诚心诚意希望有机会和这位数论研究的高手进行切磋的。

    根据一些前辈的介绍，国际数学联合会的这个邀请背后，还有一段和剽窃有关的小故事。被剽窃的，正是陈景润。

    陈景润先生八十年代以前为歌德巴赫猜想做出的贡献，主要集中在1+2的问题上。但是，在1971或者1972年，苏联的数学研究院却有一则消息传出，说是他们攻克了1+2的证明。当然了，苏联方面颇以这个成绩为傲，内部的表彰，宣传都搞得轰轰烈烈。

    不料，第二年国际数学联合会的年会上，这个成果却遭到当时国际公认的一些数学大家共同的怀疑。苏联方面十分不满，索性派出研究出这个成果的科学家前往对质。

    对质的结果，苏联方面惨遭挫败。失败的原因是非常简单的，苏联人是使用了陈景润在1966年的研究成果。

    陈景润先生研究1+2问题，成果是分为三个阶段的。

     第一个阶段是1966年前，他完成了对1+2问题的论证，但方法极为繁琐，在关兆直先生的支持下，陈将这部分成果以简报的形式发表在1966年的《科学通报》上。当时的结果是在国内数学界颇为轰动，但大家基本没看懂，也来不及看懂了，很快文化大革命就展开，华罗庚，关兆直等都被打倒，研究工作全面停车；

    第二个阶段是1972年前，陈研究出了新的证明方法，并进行了广泛的验证，但是，这套内容，不够系统，也很是晦涩难懂；

    第三个阶段，是1972 年后，陈景润找到闵嗣鹤先生，通过闵先生的艰苦工作，终于理顺了头绪，这可是个艰苦的工作，闵先生花了三个月才弄明白陈先生的证明方法，自叹这次审稿三个月要少活三年。至此，"陈式定理"才算正式定型。(闵嗣鹤是北大数学系主任.他化了3个月才看懂陈景润的论文  , 据说华罗庚当时也没有看懂---文定邦注)

    闵先生1973年冬天去世，说起来，要是没看这篇稿子，也许能够和大家一起唱祝酒歌呢。

    苏联方面这个学者，是借助了陈景润1966年，也就是第一阶段的研究成果，改头换面作为自己的成果拿出来。而如传闻所说，陈先生第二阶段的工作中，曾一度将部分成果写成论文，投交瑞士的某国际数学期刊。这在当时的研究工作中是有先例的，不过弄不好就会成为斗争的尾巴，所以陈对投稿这件事没有声张(文革中,  用个人名义发表文章  会被批判是资产阶级名利思想, 如果把文章寄到国外发表, 会有里通外国的罪名---文定邦注)。

    这份稿件，由于内容还不成熟，瑞士那边基本上是没有看懂，所以也就没有及时发表。即便看不懂，参与审稿的有关科学家还是深受启发，从中受益匪浅。不发表不是水平不够，是要琢磨清楚了再说。这时西方数学界已经有了"陈景润教授"的大名，而且有人对他的研究颇有兴趣。

    就在这时，苏联人的成果公开了。

    这种改头换面的东西，蒙外行可以，内行面前可是走不通的。当然，在知道陈景润第二阶段研究成果的大家看来，这个剽窃就太明显了。

    于是，在对质中，只要对一些细节问题深入下去，苏联学者就瞠目结舌 - 因为陈景润1966年的成果，毕竟只是在《科学通报》中发了一个简报，其内容并没有完全发表，其中细节可不是通过一个论文就能推断出来的。

苏联人很丢面子。

     那么，明知自己的成果站不住脚，还要拿出来对质，苏联科学界怎么会作这样愚蠢的事情呢？原因是负责科研的苏联官员，也不知道这是个剽窃的成果。如果归纳一下，事情大概是这样的 - 苏联学者为了完成根据政治需要提出的科研任务，不得不利用了陈景润先生的早期研究成果，弄虚作假。这个弄虚作假搞得很"科学 "，因为陈的论文发表在中国，当时中苏两国学术交流早已冻结，这个剽窃无疑没有人会到苏联来抗议，而苏联国内也很少有人会注意到中国人在几年前取得的这个成果。

    应该说苏联学者的考虑是很有道理的。不幸的是，当时苏联与西方的学术交流也很少，陈先生寄到瑞士的稿件，苏联数学界自然也无缘得知。

    所以，当国际数学联合会的专家们产生怀疑的时候，苏联官员是理直气壮而且深感不平的，至于具体作研究的学者，事情到了这步田地，也是没有勇气来说明真相了，只有硬着头皮来对质，期望侥幸过关吧。

    这次对质的结果，是"陈景润教授"的影响骤然增加，其消息传回国内，直接促进了对他的研究的重视，成了陈景润先生研究成果迅速公开的催化剂。

    苏联人这种弄虚作假，和我国后来学术上经常出现的某些问题，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