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国大陆军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四种战争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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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作为中国这个世界大国的最后一块未收付领土，自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起，就成为一代又一代国民的不舍追求！在经历了建国初的两岸冷战后，在老一代领导人相继去世后，海峡两岸进入了短暂的“坚冰融化期”。就在大家都对海峡两岸的局势逐步看好时，台湾地区新领导人蒋经国先生忽然去世，随后就是李登辉的“明统暗独”，之后台湾政治急转直下，深绿阵营夺得台湾的执政权，由此台海进入飘忽不定的动荡期，甚至于现在悍然进入了“入联公投”这一赤裸裸的“台独”通道。

    多年来，在祖国大陆政府的严词批驳下，在《反分裂国家法》的重压下，台独分子依旧我行我素，妄图趁祖国大陆举办举世睹目的2008夏季奥运会之际（其实还有即将展开的美国总统大选），公然要在2008年3月22日进行捆绑入联（就是台湾“大选”投票和公投台湾重新加入联合国票同时进行）公投！是可忍孰不可忍，中国中央政府肯定不会为了一届体育赛事，置民族大义于不顾，听任台独分子的胡作非为！所以，如果台独分子一意孤行，肆意挑战祖国大陆的战略底线，等待他们的就是历史的严惩！

    预计，中国人民解放军会以雷霆万钧之势，严厉打击台独的嚣张气焰，其可能的打击方法和手段如下：

  ★ 第一，开战即决战。

    中国人民解放军会突然采用弹道导弹攻击所有战略目标，并同时划定国际航行禁区通告国际社会，截断台湾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并且会使用除核武器之外的一切手段，如使用电磁脉冲炸弹、石墨弹、油气弹、大当量常规弹进行重点打击，而且大规模轰炸，拦截飞往台湾的民航客机和轮船。由于这种打击方法可能会带来生态灾难和引发国际社会的严重关且，因此预计这种打击的效果最坏，但可能性最小。预计除非“台独分子”公然宣布台湾“独立”或者“建国”，否则，大陆中央政府不会采取这种打击方式。

    在对台湾的所有重点目标进行地毯式的打击之后，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会采取立体联合登陆的方法，以求歼灭所有的“国军”有生力量。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显示，台湾的“国军”经过这场持续多年的政党轮替和民进党刻意的“洗脑”运动，已经失去了自己本来的保卫对象和目标，人心涣散、士气低落、毫无斗志，绝大部分高层军官都在经济上与大陆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军事专家研判：台军队会在稍做抵抗后，很快缴械投降。甚至台湾的“国军”在大陆军队的严厉打击下，部分反对民进党政策的军官会反戈一击，帮助大陆军队迅速夺占台湾的战略要地，促使这次同一直站在尽量短的时间内结束。如果战事拖长了，即容易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又可能为美国寻找借口进行军事干涉和军事集结提供了时间，因此，解放军利在致命一击，达到一剑封喉的奇效！

  ★ 第二，中等强度的局部作战。

解放军利用海空优势（在第一轮密集打击之后，台湾的作战力量大多被摧毁）包围台湾，并重点攻打几个沿海重要城市，如台北、花莲、基隆、高雄等。登陆部队只对战略目标进行打击，重点围打台北和高雄，以打促降，这种战争的可能性最大。这种形式的战争更强调集中优势海空火力，力争把打击地域打残打废，并且尽可能把其指挥官击毙，也即开展“斩首战”，力争把“台独”的精神领导人从肉体上消灭，从而迅速瓦解敌军。由于这种打击方法只是对台湾的几乎所有战略目标和重要城市进行打击，几乎不会危及绝大多数台湾民众的生命，但是可能对台湾大众的生活质量产生一定的影响，比如断电、断水、断气（煤气）、手机电话无法通讯、交通旅行中断、电视节目中断、金融服务中断、物价飞涨、生活用品的供应越来越少等，以及远远近近不断传来的爆炸声和头顶上低空飞机的轰鸣声。

    由于这场中等强度的战争不用进行全军总动员，只是动用海军东海和南海舰队、空军的大部分作战飞机、第二炮兵部队的中短程战术导弹分队、全部海军陆战队、第十五空将军和部分快速反应部队参战，因此，中央军委能随意控制战争的烈度和规模，战争进行得几乎得心应手，中央政府甚至能腾出手来与国际社会进行沟通和洽商！如果台湾的“国军”指挥大脑 ——战术指挥中心和主力部队被消灭，即使残余外地的部队还在抵抗，也挽救不了台湾被收复的命运！

    这种战法只有在台湾民进党继续获得执政权，并且继续走台独路线且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情况下，才会发生！

   ★ 第三，收复外岛，逼迫台湾军队投降。

    这是仅次于和平收复台湾的最好办法，解放军集中部分精兵，收复除金门（已经基本撤除部队）、妈祖（已经基本撤除部队）、太平岛之外的离岛——澎湖列岛，进行一场小规模的军事打击，讲求速度和打击威力，促使台湾投降，这种可能性存在。由于澎湖列岛与台湾岛是咫尺之隔，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就像历史上施琅收复台湾一样，收复占领了澎湖列岛，以此为战略桥头堡，就可以威慑台湾，进而迫降台湾。此战虽说是小规模作战，但是因为台军也提防大陆军队此种战法，因此在这里驻扎着重兵，要想轻易夺取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况，这里也随时能得到来自台湾本岛的直接火力支援！但是如果大陆军队在这里站住了阵脚，就会如同把匕首插进了台湾的咽喉，台湾的回归就会指日可待了！

    这种战法一般在台湾执政当局拒不进行两岸谈判，或者采用拖延战术或者台湾内部发生严重社会事件，在和平统一无望的情况下，大陆才会采取的一种威慑打击方式。这种战法的好处是不会对台湾主体造成严重伤害，对于战后迅速恢复台湾的经济并使之纳入中央主体经济范围极为有利，也是国际社会都能接受的方法。

  ★ 第四，和平回归。

    2008中国国民党上台执政，在国际社会的联合调解下，在日渐强大的中央政府的压力下，经过长期艰苦的谈判，台湾顺利和平回归并实行比香港、澳门更宽泛的“一国两制”方案，但可能性最小。虽说中国国民党很可能再次获得台湾2008大选的胜利，但是随着台湾选情的日益明朗化，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国民党的执政纲领已经与以往不可同日而语，其新的政治主张也日益凸现“本土化”的苗头。

    如果中国国民党能获得选举的胜利，虽说不会马上宣布台湾“独立”，但是他们采取“缓慢台独”或者“事实上的台独” 路线，使得台海两岸的统一谈判进入拖拖拉拉的无限期状态，甚至不知猴年马月才能谈到正事！虽说也是所谓的和平回归，但根本不可取，恐怕我们的有生之年也难以实现！但也是一种可能，只是实现的可能性比起前几种情况来，实际困难要大很多！

  台湾问题作为中国内战的延续，不可能久拖不决，特别是在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都进入空前强盛的情况下，民众对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要求也日益迫切！而中央人民政府在财力允许的情况下，也逐步完成了对台军事准备（包括国内和国际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如果台湾地方领导人再执迷不悟、一意孤行，等待他们的，也许就是从肉体到精神的彻底消灭！至于最终会选择哪种战争形式，那要看台湾选择哪种政治态度而定。只是，我们在等待那个合适的时机……   台湾，祖国母亲迟迟未归的游子，我们企盼你和平顺利的回归祖国大家庭！  ▲


大胜仗！乌鲁木齐反恐战 击毙十八名疆独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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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星岛日报》报道，北京奥运会举行前的最后一个春节期间，新疆武警部队联合当地警方发动专项反恐行动，上周（2月4日）在首府乌鲁木齐市区与疆独恐怖分子展开枪战，击毙至少十八名恐怖分子。官方13日接受星岛日报查询时承认事件，但否认有两武警在战斗中牺牲的传闻。
 
　北京奥组委目前正加紧部署反恐工作，已安排一百五十名军事作战、反恐专家，九至十万名警察，参与奥运反恐应急行动，并将疆独组织视为奥运保安的“头号敌人”。新疆将在奥运开幕前继续展开大规模反恐行动，力争肃清境内恐怖分子。

　　据报道，一批拥有枪支和炸药的疆独恐怖集团，上月底开始聚集乌鲁本齐天山区幸福花园数个单位，策划在年廿九（本月五日）发动爆炸等恐怖暴力事件。

　官方获得情报后，于本月4日展开行动，主管幸福花园小区的幸福路派出所警察也参与行动。数百名武警包围相关单位，展开抓捕时遭遇恐怖分子开枪反抗；武警以优势兵力冲入大楼，全歼恐怖分子，据称总共打死十八人，并缴获部分枪械、爆炸物等。

　　传武警也有二人牺牲。幸福路派出所13日接受查询时证实这宗反恐行动，不过否认有警方人员伤亡，同时也不愿透露事件详情。据悉，当地媒体因为事件高度敏感，同时为了避免“破坏春节祥和气氛”不能报道。

　　幸福花园是乌鲁木齐市新建的大型小区，居民达十万之众，也有大量空置房屋，给恐怖分子留下可乘之机。有居民表示，当时枪声犹如放爆竹，许多人吓至几天不敢出门。小区目前已恢复平静，但警方外松内紧，保持高度戒备。

　疆独是主张疆独的“东突伊斯兰运动”等伊斯兰武装组织的总称，曾在阿富汗基地组织训练大批骨干分子，近年已在新疆制造超过两百宗的恐怖爆炸事件，至少造成一百六十多人死亡。

　　据警方掌握的情报，疆独组织目前正在进行整合，很可能在北京奥运年发动恐怖袭击、甚至是生物武器袭击。

　官方对此高度重视，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上月底在雪灾期间专程飞赴新疆考察调研、指导反恐工作，他要求新疆党、政、军、警要高度重视、全力做好维护新疆稳定的工作，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境内外“三股势力”（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的捣乱破坏活动，努力实现新疆的长治久安。▲


雪灾给中国军事战略以深刻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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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2-15: 把2008年初的大范围雪灾，想像成一场应对突如其来的现代战争的演习吧。如果我们能用战时的目光来观察这次雪灾，看到我们经济建设、社会运行和军事战略中的某些弱点，幷因此亡羊补牢、未雨绸缪的话，那这场高成本的演习就是值得的。

　　★ 这场雪灾的最大破坏力体现在对电力的中断上，这和现代战争的打击重心如出一辙

　　此次雪灾波及20省(区)，受灾人数过亿；造成十多个机场、众多高速公路关闭，京广铁路主干线和诸多铁路路段及国道停运；由此造成人员和物质流动阻滞的连锁反应，直接推动物价高涨和其他社会不稳定因素出现；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亲赴灾区、煤矿现场视察和指挥，空军和几个大军区全面“应战”，大批军、警出动；全国各地展开救援，全世界高度关注。所有这些，使战胜雪灾仿佛就是应对一场现代战争，它给了我们不少战时的警示。

　　这场雪灾的最大破坏力体现在对电力的中断上，这和现代战争的打击重心如出一辙。现代社会，电力是社会和经济运行的总开关，没有了电，一切便迅速陷入全面瘫痪。正如这次雪灾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显示的：大雪压断电缆导致电网中断，电气化列车因此无法开行，又使电厂急需的煤炭无法运抵，人员、物资流通受阻，正常生活秩序陷入混乱。公路和机场的冰封，使铁路的困境更加凸显。交通依赖电力，电力又依赖能源，能源又依赖交通，而经济又依赖上述三者的循环。社会运行大系统的脆弱不是中国现代化进程所独有，但却是应该引起我们特别警惕的。

　　从1991年的海湾战争开始，战争就已经不以杀伤对方有生力量为重点了。这正是现代战争和传统战争的本质区别。在美军实施的“五环打击”中，政府首脑、电力、交通、通信等战略设施是攻击的重点，处在最外环的军队和军事设施是最次要的目标。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这一特点更加明显。空袭前期主要是和海湾战争一样摧毁南联盟的战略设施，南军民顽强坚持。但从5月2日起，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开始轰炸南联盟供电系统，幷使用石墨炸弹使南联盟电网彻底瘫痪，由此造成整个南联盟经济的崩溃。30天后，南联盟被迫接受了美国及北约的城下之盟。令人万分震惊的是，当南联盟因为经济损失数千亿美元被迫承认战败时，它的人民军还保持着90%的基本完整，这一结果多么发人深省。事后美国空军反思说，如果一开始轰炸就对准南联盟的电力系统，战争也许不需要进行78 天。打击电力系统就此成为美军最大的战争心得。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而不是纯粹的生命屠杀。攻击电力系统，既可以为战争贴上“人道”标签，又可以迅速打垮对方军民的抵抗意志。从现代军队的军事能力和战术手段上说，又非常容易实现：电力系统庞大、脆弱，难以严密防御，很容易使用飞机和导弹予以摧毁。由于这一特性，电力系统几乎必然成为战争时被攻击的重点。

　　★ 准备不足是此次雪灾危害惨重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从国防安全的角度来考察，更是一个警示

　　像1998年的抗洪、2003年抗击“非典”一样，此次雪灾，中国上下一心，党政军民齐出，表现出了战胜危机的强大民族意志，这是我们必将赢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但是，这次雪灾中暴露出的一些问题，也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准备不足是此次雪灾危害惨重的主要原因之一。此次雪灾突袭南方，而南方只有应对暴雨、台风的经验，一些地方对百年不遇的大雪有些措手不及。这个理由用于此次雪灾的解释是成立的，如果从国防安全的角度来考察，更是一个警示。一旦战时状态出现，我们就不能用没有应对的经验来解释了。瑞士已经有 150年没有在本土发生过战争了，但这个中立国没有一天放松过战备。有备才能无患，“准备”是降低危害的基础。“准备”不足，是很难仅凭应急抢修弥补损失的。

　　此次雪灾适逢春运，使交通和电力的困境倍增。纵观各个车站的情景，部分地方的局势可以用高危来形容，广州等站还出现数度几乎失控。这至少反映出民众缺乏自觉的纪律性，同时也暴露出组织方面的缺陷。如果这是战时，这种混乱的局面不仅将导致巨大的伤亡，还会严重影响各种作战和救援行动的展开。日本在战争后期受到美国猛烈的轰炸，但民众的纪律性和细致的组织，使其不仅大幅减低了伤亡，还将军工生产化整为零，支撑了战争。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如何从平时就对国民进行危机时的纪律性教育和培养？面对无序而庞大的人群，如何采取迅速的疏散措施？如何进行有效的救助？都是此次雪灾的警示。

　　我们应该知道，和百倍残酷的战争比起来，这场大雪要“温柔”得多。它只是轻轻地提醒了我们一下。我们真正应该做好的，是雪灾之后尽快改进应对工作。

　　在未来的国家现代化建设中，应更多地从战争预防的角度审视一下。比如，在城市布局上，能否多建地下工程？现在很多地方楼房越盖越高。其实从安全的角度看，这都是不合理的，日本就在进行在海底建城的实验。南方的能源结构也需要调整。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东南方经济发达但能源缺乏，不得不依赖西北的能源供应。必须将此作为战略性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可以考虑向日本学习资源储备的思想和方法。东南沿海不能只依赖西北的电煤供应，应发展多重能源，包括核能、沿海风能、太阳能等等。否则，战时交通运输设施一旦遭遇空袭等等打击导致中断，则东南方经济就像这次雪灾一样面临停止运转的威胁，从而影响整个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稳定。另外，考虑到未来我电力系统有可能受到点穴打击，我们能否把某些电厂建在地下？能否部分地通过地下传输电力？这次雪灾还暴露了我国由于经济布局的不合理，导致流动人口压力大，可能成为巨大的交通负担和社会动荡的源头，从而影响战时其他战略行动的展开。

　　自古不能谋全局者不能谋一域，不能谋万世者不能谋一时。我们必须从全局和长远的观念出发，以科学发展观谋划好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方方面面。

　　★ 新军事变革千头万绪，但战争观念的转变是一切的起点和终点

　　在笔者看来，这场雪灾对我军军事战略的启迪也是深刻的。在美国智库兰德公司1999年设想的对中国的战争计划中，就有炸断中国若干条铁路运输干线的桥梁、电网，导致南北运输瘫痪，导致民工滞留南方城市生活无着、形成动乱，导致南方经济中断运转，从而导致台海战争的告负。这一思想清晰地展现在后来的“龙啸”演习和其他常规演习中。

　　雪灾的现实和世界军事变革的大趋势，把一切都说明白了。未来对手针对我国这样的大国发动战争，将不再以消灭有生力量和占领国土为目标(这些都是中国的优势，敌人是不会以短击长的)，而是以打击我经济设施，削弱我发展潜力为重心。这次雪灾造成的损失告诉我们，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已很难承受战争发生在自己本土，特别是发生在沿海地区。以往我们只是不能允许敌军人员踏上我国国土，未来我们也不能容忍敌人的炸弹落在我国的国土上。与此同时，为了从最坏处做好准备，我们又必须在未来的战略规划中，为沿海地区提供足够的防御纵深。这些地区是中国经济的重心和现代化的希望，如何防卫这些地区，应成为我军事战略的重中之重。

　　中国新军事变革千头万绪，但战争观念的转变是一切的起点和终点。笔者认为，面对未来战争，我军应该以强大的大区域威慑能力为基础，首选慑止战争；其次是认真做好反击和防御的准备。一旦敌人挑起战争，我应在迅速组织反击的同时，采取积极有效的救援，保证国内战时机制紧张有序的运行。只有这样，才能将战争及其损失控制在最小规模。（作者：戴旭——资深战略评论员　来源：环球网）▲


苏丹的内政问题为甚么要中国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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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2-16: 中国政府达尔富尔问题特别代表刘贵今（前右）在苏丹北达尔富尔州首府法希尔市中心一个集市同当地居民握手交谈。
　　中评社香港2月16日电／美国《星岛日报》2月15日载文《中国对达尔富尔问题要做得更多些》，摘要如下：

　　就在距离北京奥运开幕还有一百七十多天之际，国际间将京奥与一些人道人权等问题挂钩，前两天诺贝尔奖得主妇女倡议团、一些国家的奥林匹克运动员、一百多位美国国会两党成员，分别公开呼吁中国采取更有力步骤，敦促苏丹中止达尔富尔种族冲突。尤其好莱坞著名电影导演史蒂芬•斯皮尔伯格以此为由，请辞京奥的艺术顾问，让问题更加受到重视，中国所受到的压力也更加沉重。

　　迄至美国时间十三日止，中国当局尚未针对斯皮尔伯格的行动作出回应。英国广播公司(BBC)驻北京记者雷诺兹引述北京奥组委的消息人士说，北京高层正在讨论如何公开回应斯皮尔伯格的决定。雷诺兹说，斯皮尔伯格的决定让北京当局感到十分不快和担忧；因为北京一直努力将奥运与政治分开，但斯皮尔伯格却将两者高调地联结起来。

　　在此一关口，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表声明，重申不应把中国对苏丹的政策与奥运联系起来。声明说：“达尔富尔问题既不是中国内政，也不是中国导致的，因此一些组织和个人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是完全没有道理和不公平的。”另外，路透社访问了几位北京市民，获得的反应是这些国际人士和组织似乎搞错目标，苏丹的内政问题为甚么要中国买单？受访人还强调，没有外国名导，中国一样可以将奥运办得有声有色。  

中国难道就没有努力化解达尔富尔问题吗？中国为甚么要对苏丹内部的动乱负上如此的重责？中国虽然支持联合国“一七六九决议”，该决议呼吁向达尔富尔派遣联合国和非盟混合维和部队，可是外界却就2007年中国和苏丹的贸易额反增加了一倍之事而指责中国。

　　但就在2月7日中国新年当天，联合国秘书长驻苏丹特别代表卡齐和联合国驻苏丹特派团总司令里德尔中将，授予中国驻苏丹南部维和部队联合国和平荣誉勋章。这说明中国在联合国的框架下，配合促进与维护苏丹境内的和平，获得联合国当局的肯定。卡齐致辞赞扬中国维和官兵为苏丹和平与国家重建作出的巨大贡献，幷形容中国维和部队是联合国特派团六个战区中最优秀和深受当地人民欢迎的队伍。

　　可见，国际间部分人士与团体将达尔富尔问题的矛头瞄准中国，多多少少受到一些误导或恶意的破坏。而这些误导与破坏则来自中国目前是苏丹的最大投资国，以及百分之六十苏丹生产的石油销往中国等贸易事实。

　　准此以观，于今之计，中国应在苏丹问题上多费一些心力，联合独一无二的世界超强──美国，对苏丹政府多做些工作，让苏丹政府放下对付异己族裔的激烈手段。要联合美国，是因为美国也受到“努力不够”的同样指责，中美联手匡扶正义可化弊为利且相得益彰。再者，应多做些国际公关，让世人认识中国在苏丹维和上的众多贡献。最后，则是中国应在协助达尔富尔难民的实际工作上再增一些力度。 ▲


传间谍案曝光美台联合作战计划 美国很尴尬
http://www.stnn.cc/america/200802/t20080215_731430.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熟悉美、台军事互动的人士指出，郭台生案对台湾的最大伤害，恐怕是美国拟议的与台军联合作战计划（IMB）就此曝光，而且各项构想被中国大陆全盘知悉，令台军忧心之至，也令美国极其尴尬。美国从不承认有此一构想，现在却因为郭台生泄密而曝光，今后如何演变，值得关注。

　　针对美国联邦政府指控中国在美国从事间谍活动，窃取国防机密与对台军售机密资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14日强调，所谓中国在美国从事间谍活动说法纯系“无中生有、别有用心”。

● 台媒称北京早已掌握美台联合作战计划

　　中时电子报报道，华府消息人士透露，多年来，太平洋美军司令部一直有台海应变作战计划，但是自从美国与台湾断交、废约、撤军之后，此一应变计划即是以“美军单独作战”为主，以免因为事出突然而导致敌友难分。同样的，克林顿政府末期，美国同意出售数据链（Link16）给台湾，唯先决条件是不得与美军的数据链互通，所以两国的保密器不同调，也就无法发挥同步作用。

　　不过随着时空演变，美方的考虑不同于以往，所以不但派遣退休高级将领到台湾观察汉光演习，也积极研议协同作战的各种假定，IMB即由此产生。由于高度敏感，两国知情人士都守口如瓶，但是现在白纸黑字写在法院的文件上，任谁也否认不了。

　　根据联邦调查局（FBI）向法院提出的书面陈述，2007年9月2日，郭台生（庭讯时间已经延后）从路易斯安那州打电话给任职国防安全合作署的柏格森（被控协助提供军事机密给中国政府，目前已获法官批准交保，保释金额是十万美元）。请柏在华盛顿近郊的弗吉尼亚州预订餐厅。两人并有如下对话。

　　郭：到时候把有关IMB的资料给我。
　　柏：好，那是我主管的业务。
　　郭：那好，把资料给我哦。
　　柏：我、我、我、我、我有全部资料，我会给你。
　　郭：好。
　　柏：我会给你。

　　FBI探员表示，这个IMB，指的是InteroperabilityManagementBoard，亦即协同行动管理委员会，亦即“联合作战”一词的隐讳说法。FBI指出，5月29日，郭以电邮告诉中方官员A，说柏将在8月间出席IMB会议。到了8月，柏确实出席了此一会议。

　　协同行动管理委员会代表美国认真研议如何与台军联合作战。尤其双方平时没有联合操演，战时要如何协同作战，必须有极为细致的规画，例如各种模拟状况等。

　　FBI的书面陈述指出，9月10日，郭与柏在华府近郊的亚历山大市一家餐厅共进晚餐，郭问起IMB，一时口误，说成了IBM。接着柏就把IMB 资料交给要郭，并说这份资料是“我把会议全程做的摘要”。柏同时交代郭，“一定要非常、非常、非常小心；千万、千万、千万不能遗失。”

　　两天后，即12日，郭与中方官员A通电话，表示有份很重要的文件。郭几度强调“非常敏感”。郭此时又说成IBM，但随即更正为IMB。A要郭把这份数据传真给他，“不能用电邮”。

　　隔天，郭在自己的手提电脑上，几乎一字不差的重新缮打，然后以保密方式传给A。自己也保留一份在硬盘上。

　　FBI从郭的计算机上秘密取得这份数据的拷贝后，拿着请教太平洋美军总部的情报主管，这位海军将领说，“确实是根据8月间的会议做的。”这位主管又说，内容涉及美军如何与外国通讯，攸关国防安全。

● 未来五年军售计划全曝光 专家：未必伤台

　　报道称，郭台生交给北京的若干军事机密，其中之一是美国未来五年的对台军售计划。不过熟悉双边军事合作的专家认为，比起“IMB”与“博胜案”，未来五年军售计划泄密一事，未必对台湾造成实质伤害。

　　台湾一位退役将领表示，“美国打算卖给我们的”不如“我们希望向美国购买的”敏感。因为军购的主动权操之在我，除了项目外，更要视预算而定。 “过去五年，美国老早同意的，台湾买了多少？”同理，未来五年，即使美国要卖，也还得看台湾的行政及立法部门态度而定。何况美对台军售，一向是由美政府公开宣布，有兴趣知道，只需“剪报”，不需“情报”。

　　这位经常走访华府的人士表示，至于台湾希望向美国购买的，由于会透露台军的建军走向，所以敏感。“比方说，你要买三千五百CC的引擎，那一定不是生产小车。”相形之下，IMB是研议两国的联合作战计划，“博胜案”是提升台湾的C4ISR战力，其机密外泄造成的影响，直接且强劲，所以令台湾忧心。

　　针对“未来五年计划”泄密一事，台湾还有一种说法，“说不定根本不是真的”。因为美国既然发觉柏格森泄密，或许干脆来场尔虞我诈的“谍对谍”，把一些半真半假的讯息经由柏、郭透露给北京，误导北京当局。就好像不久前美国将领告诉北京，说美国可以协助北京发展航空母舰，当时就有研究美国议题的专家认为，说不定这是美国的计谋，目的是让北京花费大把银子，消耗资源。总之，虚虚实实真相难明。

　　关于郭台生间谍网可能对台湾造成的损害，台湾军方将领14日表示，涉泄密的五角大楼官员柏格森虽曾负责台军“博胜案”C4ISR系统建构的政策规画，但因他并未接触实际的技术面执行，因此初步分析“博胜案”系统的参数或密码等细节并未遭到泄漏。

　　据台湾军方官员转述，尽管柏格森过去每年都会来台访问四、五次，但台湾军方人士早感觉此人不仅态度傲慢，过去在言谈中对台湾就极不友好，思维上本来就偏左，因此台湾官员与其接触过程也多有所防范。

　　另对于美方传出柏格森泄漏的情资当中，还包括高敏感度的台美联合作战计划。这部分台湾官员14日晚表示，一时无法掌握，还须向美方进一步查证了解。

● 大陆斥间谍闹剧、无中生有

　　针对美国联邦政府指控中国在美国从事间谍活动，窃取国防机密与对台军售机密资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强调，所谓中国在美国从事间谍活动说法纯系“无中生有、别有用心”。

　　刘建超在例行记者会说，“我们要求美方摒弃冷战思维，停止对中国的无端指责，多做有利于增进相互信任和两国人民友好的事情。”他并说，“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某个国家不断在这问题上无中生有，捕风捉影地制造一些不负责任的说法，也上演了一出出闹剧。我想现在大家对这样的闹剧都厌倦了，闹剧也该结束了。” ▲


中央大部门建制改革方案初稿已完成
http://news.sina.com.cn/c/2008-02-15/235014946982.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2月15日 东方网

　　以大部门建制为核心的机构改革，即将拉开新一轮政府改革攻坚战的序幕。

　　本报记者从权威人士处获悉，由中央高层任组长的两组“人马”，正在制订两套方案——机构改革方案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两个方案的初稿已于春节前完成，并由讨论阶段进入具体决策阶段。相关方案的内部小范围讨论从2006年就已开始。

　　据参与内部方案讨论的人士透露，与此前五次行政体制改革最大的不同是，“大部制”方案中加入了“决策、执行、监督”分立的意图。即对“三权”进行厘清、分立归属，并使其相互制约，形成良好的权力制衡与监督的运行机制。

　　接受记者采访的多数专家认为，大部门制具体实施可能真正带来政府公共管理质的飞跃，并可能成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先声。

　　● 破解“政出多门”

　　何谓“大部制”？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给出了一个定义：就是在政府的部门设置中，将那些职能相近、业务范围雷同的事项，集中到一个部门进行管理。

　　“大部制是国外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国家普遍实行的一种政府管理模式。”汪玉凯表示。

　　尽管“大部制”方案内容尚不得而知，但多数专家分析，如何构建“大部制”的基本原则已在“十一五”规划有所体现：即“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建立决策科学、权责对等、分工合理、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加快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

　　从国际社会经验看，“大部制”能解决政出多门，政府之间职能交叉、权责不清的状况。目前这一现象在我国正显得十分突出。

　　◆ 首先表现在经济和社会管理领域中。如农业管理方面，产前、产中、产后管理涉及14个部、委、局；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劳动、人事、教育等部门职能交叉；在对外商投资、境外投资等方面，发改委负责项目核准，商务部负责企业设立及合同核准。

　　◆ 其次，对于关系到大部分公众利益、问题日益突出的食品、安全、药品等监管领域，职能交叉的状况更为严重。如食品质检就由质检、工商、卫生、农业等多个部门参与管理。

　　实际上，近年不论是宏观调控还是各类专项行动，决策部门多采用行政管理上“轰轰烈烈”的方式，十多个部门联合下文、联合行动已成常态，但最后往往互相推诿责任，谁都不负责。

　　“权责不明，导致问责无门。”曾参与新一轮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专家、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指出。

　　职能交叉导致的另一个后果是行政成本高，效率低下。

　　国家行政管理学院副教授李军鹏给出了一个具体数据：我国行政成本过高主要体现在行政管理费用过快增长。2006年，我国财政的行政管理费为7571.05亿元，占政府财政支出的18.73%(不包括预算外行政事业费)，占GDP的3.59%。

　　这一数额超过国际水平。目前，世界各国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平均为15.6%左右，高收入国家为9.5%左右。

　　而“大部制”正被视为通过改变政府部门组织形态消除上述弊端的良方。

　　● 重构政府权力

　　有参与方案讨论的相关人士向记者透露，实行“大部制”不是简单地把职能相近、业务雷同部门合并或拆减，而是对“三权”进行厘清并使其相互制约，形成良好的权力制衡与监督的运行机制。(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这也是我国大部建制和其他国家不一样的地方，它暗含了更多政府权力规制、重构的内容。”该人士称。

　　根据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经验，政府机构改革应该实行决策、执行和监督分离。实际上，这一理念在长期研究我国政府改革的专家那里也已达成共识。

　　“简单地把机构合到一起，这种大部门制不是一个真正的大部门制。”迟福林表示，决策、执行不分，大大强化了部门利益。如有的部委本应成为一个决策部门，但相当多的精力却放到执行层面。

　　“有些经济部门又管规划、审批，又管执行，并且自行监督，导致权力滥用。” 广东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黄挺也表示。

　　“三权”以何种方式铺开，专家们提出了相关建议。

　　在汪玉凯看来，有两种模式，一是在部与部之间，分立这三种权力，二是在一个大部制内部，分设不同机构分别行使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

　　黄挺表示，可以把与政府性质及职能不相符的事务交给企事业单位和市场中介组织。凡是市场机制能够自行调节的事项，凡是行业组织通过自律能够解决的事项，除法律有规定的外，行政机关都不应干预。

　　竹立家则认为，实行大部制，厘清权力部门和执行部门关系。如公共财政预算权、人事权等权“回归”人大常委会，政府部门只管执行。

　　● 调整展望

　　以今年政府换届为契机，专家们更看好启动局部机构整合、调整的可能性。

　　从公开资料看，我国现在国务院组成部门有28个，特设机构1个、直属机构18个、办事机构4个、部委管理的国家局10个、直属事业单位14个，另外还有100多个议事协调机构。

　　但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政府组成部门一般没有这么多。比如美国的部级机构只有15个、英国18个、加拿大19个、法国18个、德国14个、西班牙15个、日本12个等。

　　“每个国家具体政府机构设立要根据本国经济、文化、社会情况而定。”竹称。

　　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在相关课题中更是提出了具体调整数据：改革之后，国务院组成部门为24个，较以前减少4个组成部门；国家院直属机构组成数量为11个，从18个减少7个。国家部委管理的国家局由10个增加到11个。当然，此建言目前为学者意见。

　　“无论大部制如何调整现有政府机构，政府职能转变是一个关键指标。”竹称，即政府的职能是承担公共服务，而不是管理微观经济建设。

　　相关新闻

　　● 新一轮大部门制改革序幕渐启

　　本报记者 滕晓萌 北京报道

　　“大部制”改革一经提出，就引起各方关注，除了希望政府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现实考量外，外界更关心的，是这个词语背后的改革全局。

　　“我认为，以大部门制为重点的行政体制改革，将拉开新一轮全面改革的序幕。”2月15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对行政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出台充满期待。

　　● 几个基本判断

　　《21世纪》：如何深化改革、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层面来认识本轮机构调整，这究竟是一次技术性的管理改革，还是有可能取得更高层面的突破？（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迟福林：我认为要认清大部门制的意义，必须要有几个基本的判断。

　　◆ 首先，改革三十年来，中国改革已经进入了一个历史新时期，无论是经济总量、发展水平、消费、工业化程度，都已经跃上了一个新台阶；与此同时，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也初步完成了转型，进入一个新的转型时期。目前人们最关心的就是下一步怎么改的问题。

　　◆ 其次，十七大提出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进行全面改革的突破口，就是党政分开。而现在来看，新一轮全面改革的突破口应该是以大部委制为重点的行政体制改革。这是一个改革的策略选择，也是一个比较有效的选择。

　　●《21世纪》：这是大部门制与以前历次机构改革非常不同的一个地方？

　　迟福林：大部门制与此前5次机构调整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也是我的第三个基本判断，这样的不同体现在几个方面。

　　◆ 第一，这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现实需求。现在的政府部门占有、配置资源的模式，包括相关垄断部门的改革，如果不改革，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将遇到很大的困难。

　　◆ 第二，在新时期有新的矛盾，我们的目标已经从追求总量，转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就非常重要。因此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还是政府职能的根本转变。

　　◆ 第三，政府自身也有改革的迫切需要，目前中国行政机构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提高效率这么简单，而是迫切要求完善公共治理结构。首先，要在公共财政、公共服务方面，加大社会参与度，这也是社会自身建设的需求；其次，决策、执行、监督的权力适当分离、相互统一，而不是单个政府部门继续同时拥有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另外，目前机制性、体制性腐败问题比较突出，社会反响强烈，与行政成本加大有很大的关系。

　　从这三个基本判断可以得出，必须站在历史新时期的高度来看待大部门制为重点的行政体制改革，这将成为新时期全面改革的关键和重点。

　　摆脱阻力

　　《21世纪》：目前行政体制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哪里？

　　迟福林：一个是传统观念，一个是现行既得利益。但是如果站在历史战略的高度，我们就必须下很大的决心推动改革，而不应该纠缠于其中的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

　　《21世纪》：但是具体操作中，肯定会面临各种阻力和挑战，操作中应该注意哪些原则？

迟福林：从操作层面讲，

      ◆ 首先要把握经济发展方式适应现实需求的原则。经济发展方式走到了新的阶段，一些改革已经是大势所趋，比如大能源、大环境、大交通，在这些问题上，改革的推动必须要摆脱具体问题的束缚。

　　◆ 其次，行政体制改革应该按照完善公共治理结构的原则进行，实行决策、执行、监督的适当分离。现在这三种角色不分带来了很多矛盾，现在宏观经济和其他一些改革难以推进，从大的层面上来说，更多不是执行的问题，而是政府缺乏能够负责任的决策主体，卫生、教育体制改革都涉及多个部门，同时一些原有的决策部门却降低到只拥有执行职能，这就会产生很大的矛盾。而且监督权与决策、执行不分，也是机制性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 第三，行政体制改革应该结合新阶段政府职能转变，中央政府首先应该明确基本事权，否则大部门制很难推进。

      ◆ 第四，行政体制改革应该逐步推进。

有一些问题可能是大势所趋，但现阶段未必很成熟。因此可以看到，这次行政体制改革和以往相比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这次改革有一个总体设计方案。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关注重点不应该放在当下哪几个“大部委”面临改革，而应该更多关注行政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出台，这份方案将透露出下一步全面改革的信息。▲


新一轮大部门制改革序幕渐启 机构调整展望
http://news.sina.com.cn/c/2008-02-15/235014946983.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2月15日 东方网

　　“这也是我国大部建制和其他国家不一样的地方，它暗含了更多政府权力规制、重构的内容。”该人士称。

　　根据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经验，政府机构改革应该实行决策、执行和监督分离。实际上，这一理念在长期研究我国政府改革的专家那里也已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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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经济部门又管规划、审批，又管执行，并且自行监督，导致权力滥用。” 广东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黄挺也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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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挺表示，可以把与政府性质及职能不相符的事务交给企事业单位和市场中介组织。凡是市场机制能够自行调节的事项，凡是行业组织通过自律能够解决的事项，除法律有规定的外，行政机关都不应干预。

　　竹立家则认为，实行大部制，厘清权力部门和执行部门关系。如公共财政预算权、人事权等权“回归”人大常委会，政府部门只管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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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政府组成部门一般没有这么多。比如美国的部级机构只有15个、英国18个、加拿大19个、法国18个、德国14个、西班牙15个、日本12个等。

　　“每个国家具体政府机构设立要根据本国经济、文化、社会情况而定。”竹称。

　　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在相关课题中更是提出了具体调整数据：改革之后，国务院组成部门为24个，较以前减少4个组成部门；国家院直属机构组成数量为11个，从18个减少7个。国家部委管理的国家局由10个增加到11个。当然，此建言目前为学者意见。

　　“无论大部制如何调整现有政府机构，政府职能转变是一个关键指标。”竹称，即政府的职能是承担公共服务，而不是管理微观经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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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滕晓萌 北京报道

　　“大部制”改革一经提出，就引起各方关注，除了希望政府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现实考量外，外界更关心的，是这个词语背后的改革全局。

　　“我认为，以大部门制为重点的行政体制改革，将拉开新一轮全面改革的序幕。”2月15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对行政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出台充满期待。

　　● 几个基本判断

　　《21世纪》：如何深化改革、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层面来认识本轮机构调整，这究竟是一次技术性的管理改革，还是有可能取得更高层面的突破？（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