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国应有国家应急机制
http://www.zaobao.com/yl/tx080211_502.shtml

（2008-02-11）● 解滨（堪萨斯）全球关注的中国特大暴风雪所造成的空前破坏尚未结束，许多学者已经开始找原因，归纳教训，提建议了。有人指出：中国的基础设施还是太脆弱；有人批评说，这一次天气预报实在是很糟糕，缺乏预警能力；还有人愤怒地指责：各地政府的反应太慢。

　　笔者并不完全同意这些说法。笔者认为，改革开放几十年，中国经济建设成果卓著，但这次特大暴风雪却暴露了一个问题：中国还没有形成一套科学的应急机制。确切地说，国家应急系统似乎还停留在许多年前的计划经济时期，现在是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的时候了。　　

● 科学高效的应急机制　　

　　建立科学、高效的国家应急机制的目的并非防止任何特大自然灾害的发生，而是要在对这些特大灾害事先做好准备，一旦灾害发生，将其破坏程度降到最低水平。人类目前对于许多自然灾害都无法去预防或避免，有的甚至无法准确预报。像特大洪水、雪灾、旱灾、火灾、海水突然上涨、疾病大规模流行等灾害在各国都有可能发生，在工业发达国家也是如此。

　　但是，任何国家，不管是穷国还是富国，都可以建立一套科学的、高效的国家应急机制，有效地利用现有的人力、物力、财力，最大限度地降低灾害造成的破坏。那么，中国应该如何去做这件事呢？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 一、基础设施如铁路、高速公路、电网、水坝、能源供应、水源供应、通讯网络、计算机网络、医疗卫生等基础设施行业，要按照各自行业的特征进行详细的灾难风险评估，找出薄弱环节，在此基础上建立各自的服务持续计划（BCP）和灾难恢复计划（DRP）。各个基础设施行业中的各个企业或事业单位，也应该建立各自的BCP和DRP。这些计划不但要建立，而且要定期测试，并根据新的情况不断加以充实、修改。

　　◆ 二、在战胜大规模自然灾害的过程中往往要牵涉到跨企业、跨行业、垮省市的协同努力。这就需要一个机构来协调。如果这样一个机构总是在灾难出现后成立，其效果必定大打折扣。中国应该成立一个类似美国FEMA那样的国家应急管理中心。这个应急管理中心平时的功能是经常性地进行国家大范围的风险评估，找出对国民经济和民生具有重大影响的行业和企业、事业单位，协助和指导这些行业或机构提高预警能力，建立BCP和DRP，在此基础上建立国家级的BCP和DRP。

灾害发生后，这个国家应急中心的作用，就是为中央政府提供最行之有效的计划和方案，具体领导和协调各地、各行各业的抗灾和应急工作，迅速调配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及时处理各种难题。临时指挥中心虽然也会奏效，但往往会把最宝贵的时间浪费掉，而且效率也欠理想。　　

● 考虑各种灾害的可能性　　

　　◆ 三、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要慎重考虑各种灾害的可能性，尽量避免出现“一失皆失”的那种布局，提高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在规划建设每一个基础设施工程时都要留有余地，预防万一。

　　比如说，在“春运”的计划中一定要事先考虑好各种可能的意外，规划高速公路时要充分考虑万一公路中断后车辆通过其他局部公路绕路或疏散方案，避免成千上万车辆滞留数日，城市供应中断的局面发生。在建造煤电厂时要考虑万一供煤发生障碍情况下的电力供应问题。一个区域要至少有两种不同的电力生产企业，比如说水电、核电并存，防止一种电能中断导致该区域彻底失去电源的情况发生。银行的中心数据库要在几百里外设立数据备份中心，防止由于火灾或风灾摧毁了数据中心，而失去所有用户数据的情况发生，等等。

　　◆ 四、从上至下建立全民忧患意识，未雨绸缪。比如说，在龙卷风高发区定期在学校和企业、事业单位拉警报演习；在各地电视台、电台定期测试紧急讯号；在地震高发区确保各大建筑物的基本抗震能力，在各大医院定期测试紧急供电系统，等等。

　　也许有人会说，建立这样一套国家应急机制一定要花不少钱。中国还在发展，钱应用在“刀刃”上。实际上，在灾害未发生之前对于灾害进行充分准备，不但不会浪费钱，反而更能省钱。我们知道，花钱买保险并不等于浪费。这道理是一样的。

中国有能力养活13亿人口，有能力举办奥运会，有能力把宇航员送上太空，就一定会有能力建立一套科学的、高效的国家应急机制，在任何规模的灾难面前保障基础设施的运转，保障老百姓的基本需求，避免出现最坏的局面。▲   ●作者是美国斯普林特（Sprint）通讯公司信息安全专家


中国与乌克兰研发安70另有深意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291294.html

    08/02/2008: 长久以来，中国解放军快速投射军力的水平一直为西方所诟病。最近创刊的台湾某军事杂志重点报道「运--9」等大型运输机发展计划，展望「运--9」飞机将可以有每年二十架的量产；而乌克兰研制的「安--70」可能请中国加入合作研发，甚至加大其载运能力。以上述两款大中型运输机为基础，再积极引进较熟悉的俄国「伊尔--76」，解放军第十五空降军将获得投射到境外二千公里范围的战略进攻能力。

不过，鉴于台湾海峡只有不足两百公里的宽度，航程六、七千公里的「安--70」和「运--9」未必有用武之地。

据公开资料显示，共军空运主力靠二十架「伊尔--76」、约五十架仿造苏俄「安--12」的「运--8」战术运输机和二十余架「运--7」。即使倾尽全力空投也就是一个旅的水平。在「和平使命2005」的中俄联合军演中，落力表演的「伊尔--76」立即获得三十四架定单，不料俄罗斯却不能按合约交货，更坐地起价。

一厢情愿的亲俄派也被迫另找出路。幸而前苏联有相当部分大型飞机生产力在乌克兰境内，包括性能比「伊尔--76」更优越的「安--70」，本来由乌克兰与俄国合作研发，但由于经济及政治等等原因，普京集中力量改进「伊尔--76MF」。渴望挤进欧洲市场的乌克兰又有当地「A--400M」中型军用运输机已经大量生产服役，「求机若渴」的中国同乌克兰一拍即合大有可能。

「安--70」续航距离达六千六百公里，比「伊尔--76」远一千九百公里。据称中国想将其发动机换为四个大推力涡扇式引擎，第十五空降军的快速反击能力将有质的飞跃。台湾专家还暗示「安--70」采用先进的线传操纵系统和数字化航电系统，并配备先进电子对抗设备，善于仿造的中国航空界不会「入宝山空手回」。▲


抗击雪灾、中国可学习西方做法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08-02-10: 中国人常说要“放眼世界”，误读世界就无法融入世界，唯有正读世界才能加快中国的国际化进程。

　　当下，逾50年一遇的特大暴雪，令重灾区湖南、安徽、贵州、江西、广西、湖北的灾情持续，更朝着华东地区江苏、浙江、上海蔓延，广东和宁夏也陷入灾情。危机的爆发往往是在人们最缺少准备的薄弱环节造成严峻局面。一场北纬30度上下的南方罕见暴雪，偏偏在一年中运输最忙乱的“春运”期间降临，把中国这个庞大的经济体的脆弱环节彻底暴露了，猝不及防的非常雪灾，将中国的诸多非常状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不敏锐的国家应急机制，铁路公路运输的垄断，疏漏百出的煤电体制，畸形的春运现象，久久没有推动的城乡户籍体制改革……即使国务院成立了救灾中心，但谁是具体负责人，救灾方案和步骤如何，人心如何安抚，经济如何应对，外界统统不得而知，方方面面乱成一锅粥，应急成了添乱。哈尔滨的朋友在电话中说，真不理解你们南方，下几天大雪就没电供应，铁路、公路瘫痪，物价飞涨，还说什么备战？别说我们东北，那人家北美、北欧、俄罗斯每年冬天都不要过日子了啦？

　　话说得刺耳，却也中听。雪灾在西方国家很常见，读读他们如何应对，也能反思自己。2005年12月，一场特大暴风雪袭击美国，早在12月3 日，气象部门就发出“灾难性天气”警告。几乎所有主流报纸、电视、广播都提醒市民，“今晚大雪将下15厘米”，“注意保暖，特别是帮助老人和学生做足防寒准备”。尽管雪灾造成15万户停电，但人们早就做好准备，家中储藏了防寒备灾物资，生活没有太大影响。

　　在美国，暴风雪来临前，纽约政府取消环卫工人假期，坚守岗位应对风雪，肯尼迪国际机场增添扫雪设备，每小时能至少清除500吨积雪，华盛顿政府警告如果将车辆停靠在主要街道而阻碍交通，司机可面临250美元罚款，波士顿政府为需要者提供栖身之地，费城政府敦促居民帮忙查看近邻亲友中的老年人，以确保温饱。美国如此，发达国家无不如此，瑞士在暴风雪来临前加强预报，寻求新装置新技术减少雪崩，监控雪道，提供“生命包”气囊滑雪服；德国在中小学开展灾害预防教育，加强公众防灾意识；俄罗斯有个紧急情况部，全称俄联邦民防、紧急情况与消除自然灾害后果部，除了救灾，该部负责教育国民如何应对突发危机；日本早前成立了“防灾省”，英国应急防灾机制由中央和地方共同建立……

　　在自然灾害面前，生命是脆弱的。暴风雪总会过去，反思才最重要。读一读外国是如何应对暴风雪、洪水、飓风、地震灾害的，学学外国人怎么做的，这就是一种正读。▲


美国怕中国在北京奥运办完后解放台湾
http://military.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135/35/73/1_1.html

    2008-02-10：美国国务卿赖斯在一项演讲后接受询问时，警告台湾不得利用北京明夏主办奥运的时机，推动正式的独立。与此同时，赖斯也警告大陆，如果北京在奥运后采取犯台的行动，美国将履行其军事防卫台湾的义务。

　　有关“台湾不独、大陆不武”的主张，乃是美国对两岸的一贯政策。只是，负责美国外交政策的最高层行政官员，把这项主张和奥运相提并论，其中确有值得玩味的地方。

　　从陈水扁的“四不一没有”转变为“四要一没有”后，美方即透过各种管道向台北表示不悦，认为这将对两岸关系与台美关系，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

    美国担心陈水扁在总统任期结束前，为了完成他的“历史任务”，以及为了替民进党推出的总统参选人造势，会在“台独制宪”问题上跨出危险的一步。

　　更让美国忧虑的是，民进党或许有人认为，北京奥运前是台湾试踩“红线”的大好时机，因为对岸为了避免影响奥运的进行，不会在此时轻启战端、对台用兵。

 奥运不但是提供世界各国人民体育竞技的场所，也是一个国家整体力量的展现，大陆为了举办奥运，早己投下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几乎到了全国总动员的地步。为了让奥运顺利进行，大陆当然会努力营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包括两岸情势在内。

　　但外界如果认为，大陆因此就会在其认知的主权和领土问题上作出让步，那就太过无知，严重的错估形势了！如果回顾大陆过去参与对外战争的经验，常常都是为了主权和领土问题，在一个外界认为最不可能的时机下参战。

　　远的不说，大陆发动的“惩越战争”，就是发生在文革结束后，大陆准备开始进行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换言之，任何人想以台独的举动，测试北京因奥运而在和战之间可能作出的选择，必须先对大陆的对外战争史有充分的认识。

　　另一方面，华府有些人担心，大陆会在奥运结束后对台改采强硬的政策，其中不排除对台用武的可能。产生这样的疑虑，主要因为▲笫一：大陆的军力大幅增强，两岸的军力已出现严重失衡的现象；▲第二：大陆内部已有愈来愈多的人，对两岸目前僵持的现状感到不耐，期望采取行动打破僵局。我们不希望上述的疑虑成为事实，无论如何，两岸和则两利，兵戌相见对双方都没有好处。

　　办好奥运是中华民族的一件大事，所有中国人都应同心协力共襄盛举，无论奥运前后，两岸都不能利用这件大事“另作文章”。赖斯的警告虽着眼于美国的利益，但话说得不是没有道理。▲


反潜战力不足 台军担忧解放军潜艇近海出没
http://www.stnn.cc/glb_military/200802/t20080210_729267.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星岛网2008-02-10讯】美军小鹰号航母战斗群与解放军宋级潜艇日前在台湾海峡的对峙状况，也波及到台湾海军，因为外传台湾海军在整起事件中，并未侦测到宋级潜艇，引发外界对台军反潜战力的质疑。尽管海军官员强调，已在东海岸一带加强反潜训练战备，不过，在台湾取得 P3C长程定翼反潜机与柴电潜艇之前，解放军潜艇在台湾外围出没的隐忧始终难以排除。

　　台湾东森新闻报道，研究解放军的专家认为，在美军近年来大幅删减反潜经费下，其实连美军对掌握解放军潜艇的行踪也不是很有信心；更何况，台湾东边海域的海沟极深，解放军的潜艇要伏击确实很容易，反潜机也不是完全可以侦测得到。

　　报道称，台湾国防部今年的春节期间加强战备操演，特别及时展示海军左营基地124舰队的反潜战力，将海军第一名的看家本领使了出来，针对性尽在不言中。

　　这项名为“紧急攻潜”的科目，想定在恶劣海象中，康定级导弹巡防舰紧急出海，进行海军支队战斗巡航操演，由媒体亲自实地体会观察。

　　在为时两小时的操演过程中，首先是“要港防空”，随后出港后通过雷区，由水雷反制区队先行于港外执行水雷探、清扫作业，开辟安全航道，确保船团不受敌军水雷的威胁。

　　接下来是“反快艇作战”，由导弹快艇模拟敌军轻快兵力，夹杂于机渔船中，并高速向支队接近、实施袭击，支队立即下令各舰对目标仿真实施攻击。

　　最后的重头戏是“紧急攻潜”，在支队旗舰模拟声纳接触敌潜艇后，立即发布反潜一级备战，并以锦江级舰，接连施放三枚的深水炸弹，对敌军的潜艇实施攻击，藉此有效压制敌潜艇所采取的水下行动。

　　最关键的是“海空协同反潜作战”，当旗舰声纳接触水下目标，分析可能为敌军潜艇后，S-2T 反潜机在支队指挥下，随即于接触位置投放烟标定位。同时，S-70C 反潜直升机尾随而来，模拟运用机载鱼雷锁定潜艇实施鱼雷攻击，迫使潜艇以大角度紧急上浮。

　　操演最后则是“空中战力再整补”科目，由S-70C 直升机降落在迪化军舰飞行甲板上，实施模拟加油及鱼雷管挂卸载作业，证明海军在海象恶劣中，反潜战力均维持在最佳状态。

　　从春节战斗巡航操演的编队而言，海军纳编康定级舰、扫（猎）雷舰、锦江级舰、导弹快艇、S-70-C反潜直升机、S-2T定翼反潜机等海空兵力，作为战斗支队，侦搜力、打击力强大，并具有快、准、稳、狠的三度空间作战能力，令外界印象相当深刻。

　　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教授林中斌评论指出，其实在1991至1992年间，在解放军对台湾军队战力的评估中，海军反潜与空军的战力一直是不相上下，如今台湾空军战力仅能勉强维持优势，而在解放军大规模发展潜艇兵力下，台湾的反潜战力确实出现隐忧。

　　林中斌说，美军近年来大幅删减反潜经费，其实连美军对掌握解放军潜艇的行踪也不是很有信心；更何况，台湾东边海域的海沟极深，解放军的潜艇要潜伏确实很容易，反潜机也不是完全可以侦测得到。▲


喜闻卸任省级官员发挥“余热”
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boardId=2&treeView=1&view=2&id=84714785

    郑华淦 于2008-02-10: 据人民网近日报道：在今年3月将进行的中央政府人事调整中，65岁的建设部长汪光焘、海关总署署长牟新生、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李德洙、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64岁的文化部长孙家正、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等人，都可能因年龄原因离职。

而据1月25日公布的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单中，一批临近退休年龄的省部级官员的名字出现在内，如文化部长孙家正、国家民委主任李德洙、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以及原黑龙江省长张左己等人。

这些省部级干部中，有的是网友很熟悉，也很留恋的。最著名者当数李金华。然而，从相关资料和报道来看，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的从政经历也让人感动。张维庆 1944年生于陕西临潼，196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两年的农场锻炼后，两次把城里机关工作的机会留给了伙伴，自己到了“女人挖野菜，男人走口外” 的晋西北农村任教。杨家湾小学在一所破庙内，4个教师，100多个孩子。3年后，张任保德县委书记。

1983年，张维庆到省里任副省长分管文教卫生，他走一个个教师家“看到住的是啥房子呀。再看看干部住的，寝室难安”。他把调查了解到的情况汇总后，向省计委提出投资2080万元，解决省属 5所院校教师的住房。“我提着脑袋干这件事，钱花不好，我自动下台。”张维庆向省里立下了军令状。之后一年时间，1640户教师迁新居。尔后，他走访 100多个村庄，集资3亿多元，让几近一半的学校办校条件得到了改善。在山西24年里，他从小学教师、团县委书记、县委书记、团省委书记、副省长、省委常委、宣传部长。1994年任国家计生委副主任，后接任主任。张维庆任省部级高官后，也被人誉为“平民部长”。

张有一儿一女，两个孩子都很尊重他，他说他更喜欢女儿。谈到夫人，他说“我们共过患难”无论什么时候，她都理解与支持他，是他温暖、坚实的后方。喜好书法、历史、诗词。过去，他曾在自勉诗中写道：“从容运筹国策事，政声人后留清名”我想，现在他卸任了，政声人后留清名应该正当时了。

人民网报道这些省部级高官卸任后多种渠道发挥“余热”，的确是于国于民于己都是有好处的事。相对而言，省部级高官卸任后，除了一些自己表明彻底退下来的外，由于其资历、素质和工作需要，大都能在多种渠道、多种岗位上发挥“余热”。这是他们的优势所在。

而象基层单位，领导干部退下来，就很难发挥“余热”了。一是本来就个个庙里就和尚人满为患，这个庙中的和尚裁下来，他又去其他庙里受香火，必然影响到其他庙宇正常运作。但是，一时之间又不可能撤庙真正的减少和尚，因此，让官员们发挥“余热”本身就是一个“两难”问题。

象我们这样的科级单位，50岁刚出头就因为年龄原因而退下来了，你若再想发挥“余热”，在职的人也不会答应，你若上班占个办公室，领导也感到不自在，总怕你在妨碍他的工作。而且，一些基层干部50出头就下来了，心态肯定不平衡，若真叫他们发挥“余热”，保不定他们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因此，许多现任领导骨子里都喜欢他们在家闲赋。象我这样的人，想想也要有自知之明，不如在家怡养天年为家庭发挥着“余热”---别让人说你还恋栈着官位。

对于干部卸任发挥“余热”问题，虽然应该因人而异，因才因身体因本意愿而定，但现在的政策还是随意性很大，特别是基层，一些地方搞一刀切，竟然将科级干部切到 49岁，而一些地方却今年50让人退，明年又说不搞“一切切”。刀在领导的手中，就与官帽在他们手中一样，想切谁就切谁，想把官帽发给谁就给谁。因此，在中央对卸任省级干部发挥余热问题有明确规定后，对各地方对基层干部的发挥“余热”问题也应该规范化与制度化，以避免一些领导在这个问题上搞权力寻租，彻底解决干部能上能下问题。▲


中国应警惕冲击性事件影响经济增长目标
http://news.sina.com.cn/c/2008-02-10/171814921913.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2月10日 中国新闻网

　　中新社北京二月十日电(记者 王永志)云南大学副校长曹和平在京接受本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应警惕国内外冲击性事件在今年连成序列，谨防政策性行为的不期效应在方向上与冲击性事件一致，进而影响今年经济增长保百分之十的目标。

　　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曹和平博士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近五年来在一成以上，固定投资多数事件在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将其放在建国以后的经济增长程中观察，发现最近五年来恰好是经济运行相对稳定的时期。百分之七至九的增长速度，仅仅是货币、物价等的合适区间，不是就业的合适区间。而百分之十以上的增长是近期就业的必须。就此而言，曹和平认为，对中国经济来说，就业问题对于经济的平稳发展，至关重要。

　　曹和平说，近一个时期以来，一系列国内外冲击性经济事件——多区域大雪灾害性天气造成交通问题进而引发煤炭与能源紧张、去年上半年始发的温和性通货膨胀、连续三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国际能源与原材料涨价、美国次贷危机极其诱发的全球经济转缓及可能衰退——对中国增长造成连贯的负面影响已经显山露水，几近成为特征性的观察事实。

　　他指出，世界经济近二十年来发展历程表明，负向性冲击事件五年左右以冲击波次的形式打击民族国家经济的秘密在于，每一次的冲击事件在来临时，并不是挟风携电式的全方位而来，两两之间在原因上似乎是孤立的。但是，当这种冲击性事件在后果上指向经济过程时，有可能累积成一个足以改变增长方向的可观影响因子。近年来，中国外贸开放度为百分之六十四左右，外部冲击性事件有可能与内部冲击性事件合力。

　　一九七八年以来，中国经济已经持续高速成长近三十年，将发展经济学家依“库兹涅茨-贝纳周期”为据推断亚洲经济增长以二十三年为最的论断大限后推了七年。曹和平认为，如果没有颠覆性的冲击事件出现，在此基础上再运行五年，中国将结束周期为三十四年的“司马迁-艾略特周期”，成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为宏大的一次中长期增长。因此，他期望，防范冲击性事件影响二00八年及未来一段时间内的经济增长，并迫使中国经济增长离开中长期增长惯性，应当未雨绸缪，迅即提到决策议事日程，以切实保持中国经济又好又快的增长。▲


学者分析官德失范六表现："官场病"败坏社会风气
http://times.voc.com.cn/CommonFiles/Go/?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8/02-05/1158041.shtml|-|1142912|-|280|-|8

    2008年02月05日 检察日报 发表评论： 官德失范绝对不是小事。这些年，凡当官者翻身落马，追溯其迈向腐败第一步的动因，很多都缘于官德的失范。

　　官德，是当官者从政德行的综合反映，是官员的立身之本，是做人的最基本的道德良知。既然居官，就不能远离官德，也不能逃避官德，更不能缺乏官德。当官无德，必然导致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不良。同时，也会为自身毁灭埋下祸根。因此，对失范的官德进行矫治已迫在眉睫。

　　官德的内涵、地位和作用

　　所谓官德，就是领导干部的道德品行和思想政治素质，即领导干部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为官理论、为官信念及其行为准则和规范，说到底，就是领导干部的职业精神和道德操守。

　　社会的道德体系可分为四层：第一层次，包括社会公德、家庭美德等，是维持我们社会得以存在并正常运转的基础层次；第二层次，主要包括职业道德，是国家从业人员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第三层次，是共产党的党性党风，是社会道德体系中先进的一部分，它代表了人类文化的前进方向；第四层次，是党员干部的官德官风，它比一般党员干部所实践和具备的党性党风更具有先进性，它对于前三个层次的道德风尚具有重要的带动作用。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官员以德行施政，正直清廉，忠于职责，多为人民做好事，就会得到人民的拥护，政府的信誉就会提高，社会就会长治久安。只有官员在“立德”方面为世垂范，中国社会的公德和文明水平才能够提高。“民无德不立，政无德不威”。要做好一个人，就应该有良好的道德品质，而为政做官者更应该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因为有高尚官德的人能够以自己的人格魅力感召人、影响人，从而在人民群众中产生很高的威信。

　　“官德毁，而民德降”。“德不厚者，不可使民”。官风不正，民风难好。人们从各级领导干部的道德言论中感悟社会所倡导的道德要求。同时，人们又从各级领导干部的道德行为中判断善恶是非。领导干部的道德水平，不仅显示了社会道德建设的主题，而且是影响社会道德建设成效的关键因素。从一定意义上讲，领导干部比一般社会成员对社会道德建设的影响更大更多。

　　官德失范及其危害

　　关于官德失范行为，已有很多专家论述过，这里列举一些现象：

　　工作图虚浮华。有些干部不认真学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却热衷于庆典、表彰、剪彩等应景活动；沉浸于迎来送往、握手言欢的哈哈声中；喜欢搞“文体搭台，经贸唱戏”的花架子，追求轰轰烈烈、忙忙碌碌的表面文章。

　　上司面前吹吹拍拍。有些干部喜欢称顶头上司为“老板”，每有上级领导出席的场合，言必夹带“百忙之中”、“亲自”、“重要指示”等等陈词滥调以示荣幸。有些干部，不干实事，就知道跟在领导屁股后边跑，唯领导马首是瞻，作报告用顶头上司的语录，发言顺着领导的竿子往上爬，逮住领导的一句话就当做圣旨，又是传达学习，又是开会讨论，根本不考虑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机械执行，盲目服从。整天有事没事在领导面前晃悠，早请示，晚汇报，挖空心思琢磨领导的嗜好，千方百计去讨好。不少人对官场这种庸俗的风气也很反感，但怕别人说自己孤傲不合群，只得随波逐流，逢场作戏。

　　倚权对下霸道。以掌权者自居，官气熏天，唯我独尊，使人望而生畏；对下不懂装懂，指手画脚，甚至作威作福，欺压群众；办事主观武断，既不依靠集体领导，更不依靠广大群众，常常是我行我素。

　　吃喝玩乐。一些干部，出入于酒楼舞厅，一曲卡拉OK，“潇洒走一回”，还有坐台小姐陪伴。有的喜欢钓鱼，星期天开着公车，由下属带路到私人鱼塘垂钓，钓没钓到鱼无所谓，钓的是兴致，是情趣，是权势。有的沉湎于麻局，通宵达旦，乐此不疲，全然不顾身体和工作。有的以考察项目为名，带上老婆孩子，遍游名山大川，纵览异域风光，慷国家之慨，饱自己眼福。

　　花哨的形式主义。热衷于搞形式主义的东西，只图虚名，不务实效。从上至下“会海”成片，“文山”堆积，工作组一个接一个，名目繁杂的检查评比满天飞。有的干部习惯于搞“墙上功夫”，花花哨哨的图表琳琅满目，其实都是用来糊弄上级检查；统计数字水淋淋的，永远也挤不干；有的搞各种名目的所谓“达标”活动，形式上热热闹闹，实则劳民伤财；有的报喜不报忧，掩盖矛盾和问题，以致酿成恶果。

　　贪财好色。有的人不求进取，关心生活胜过关心工作，在工作上得过且过，在生活待遇上“寸土必争”，过分在意票子、车子、房子，工作多做一点觉得吃亏，待遇稍差一点觉得委屈，连电视特写镜头的停留时间都分秒必争；有的人律己不严，热衷于物质享受胜过爱惜自己的名誉，肆意挥霍国家钱财，甚至在金钱、美色上栽了跟头；有的人损害群众利益，构筑子孙后代的“瓦屋”，甚至搞封建社会升官发财、封妻荫子那一套，“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七姑八姨都沾光。

　　这些鲜活的事例告诉我们，官德失范不是小事，一旦道德良知丧失，久而久之，就会违背党性、官德、人格，形成“官场病”，败坏社会风气，危害国家，失去民心，在权力、金钱、美色、荣誉面前，丧失党性、迷失方向，最终走上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的道路。

　　官德失范的矫治

　　进行官德教育。就是对领导干部如何以崇高道德来规范他们从政行为的教育。“为民、务实、清廉”是官德教育的基本内核。通过教育，提高领导干部拒腐防变的能力，形成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官德框架体系，实现“做人有人品、当官有官德”的目标。

　　加强党风建设。抓党风建设要把官德官风建设放在首位来抓，以抓官德官风带动党性党风建设。为官的党员干部首先是一名党员，必须遵守党规党纪，自觉实践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同时，作为从广大党员队伍中选拔出来的领导干部，应该比一般党员的标准更高一些，更先进一些，自觉实践官德要求，并进而带动全党的党性党风建设。

　　选人德才兼备。加强领导干部队伍建设，“以德治国”包含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领导干部都要德才兼备，选拔使用干部要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德”是第一位的，做官“德”为本。

　　强化社会监督。首先是组织监督，纪检、监察部门要以防微杜渐的态度，认真观察干部的言行举止，从细节入手，注意防止干部思想作风的腐化；其次是人民监督，听取民众对干部的评价意见，特别是批评意见方面；第三是司法监督，对干部的不当行为，不管小事大事，司法部门都可以依法监督。

　　完善政务公开制度。政务公开是让公众了解政府的行为、让社会舆论监督官员行为的有效途径，也是现代政府应该具有的主要特征之一。只有在阳光下，各种腐败现象才会被遏制。

　　健全评价机制。建立官员道德评价机制的一个关键所在就是建立道德奖惩机制，形成一套测评官员道德的有效机制，使得官员的道德能够被量化，然后把这种量化了的官德与官员最为关心的事情，如官员的升迁、收入等挂起钩来。这样的抑恶扬善机制才能促使官德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作者: 李景平；作者系西安交通大学廉政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一九六九年，北京高干大疏散:苏联大军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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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提供 于 2008-2-11 文章作者: 莽东鸿
 
　　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核大战阴云笼罩中国上空时的往事揭秘。

　　1969年3月至8月间，中苏边境接连爆发了几起冲突事件，之后，大军压境的苏联于下半年又私下向美国等国试探对中国核设施发动突然袭击的可能性。在此背景下，我国开展了防范“新沙皇”侵华战争的紧张战备和疏散在京中央领导人的工作。

　　● 中央发出疏散令

　　从1969年3月初开始，全国战备紧锣密鼓开展起来。3月4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打倒新沙皇！》其中说：“不管你们来多少人，不管你们联合什么人一起来，我们都要把你们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

　　到8月2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布命令，要求边疆地区革委会、人民解放军驻边疆地区部队，充分作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随时准备对付武装挑衅，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命令说，党中央命令你们充分作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随时准备粉碎美帝、苏修的武装挑衅。防止它们的突然袭击”。命令还要求立即解散一切跨行业的群众组织，停止武斗，实行归口大联合，坚决执行“七二三布告”（7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布告，要求山西省部分地区制止武斗、惩办坏人，恢复生产与工作），大力支持前线，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冲击解放军；要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八二八命令”的发布，迅速整治了仍然存在派性斗争、武斗和打砸抢等混乱局面的地区。

　　从9月至12月，疏散大中城市人口、物资，是当时全国各地普遍开展的重要战备活动之一。

　　在京的中央大批党政机关，以及北京主要单位、学校，包括其家属，被紧急疏散到外地，有的暂时先疏散至郊区。文化部所属机关、学校、剧团和文联、作家协会去湖北咸宁，其他协会去沙城。

　　边境地区的军政机关，如黑龙江黑河地区的革委会、军分区也向内地迁移，吉林市计划将全市人口的三分之一疏散至农村。

　　许多高校也紧急迁出城市。北京大学的一部分疏散到汉中，一部分疏散到江西鄱阳湖畔，北师大师生疏散到西郊东方红炼油厂，中国科技大学迁往合肥。中央广播学院迁到河北望都，中央民族学院迁到湖北潜江。北京农业大学先迁河北涿县，后迁到陕西甘泉。

　　离开“牛棚”不久的中国曲协副主席、作家陶钝这样回忆：“北京市内一片慌乱，一些外地有关系的住户都安排搬往外地。收售旧家具的店铺，以贱价收购了大量的家具。我把各家的人叫了来，把大衣橱、樟木箱子、书架，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全集或选集都装箱运回乡下。旧家具价钱落到大立橱20元，写字桌10余元，一个弹簧单人床垫子才卖了12元。”作家陈白尘在日记中这样记载：在北京站登火车时，“秩序大乱，犹如逃难的难民”。韦韬回忆说：北京疏散，“中心是要把北京的所有‘闲杂人员’、‘危险分子’统统疏送到内地去‘监护’；把业务已停专事斗批改的机关单位，统统迁往农村，或办‘五七干校’，或插队落户；把各部门各单位的重要档案、文件、珍贵资料，集中装箱运往‘三线’保存”。

　　10月14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及一些老同志，于10月20日以前全部战备疏散。通知说：为了适应反侵略战争的需要，应付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经中央讨论决定：中央机关集中到北京郊区战备地下指挥部办公，由周恩来同志留在北京主持工作：毛泽东主席到武汉主持全国的大政方针，林彪副主席到苏州负责战备。同时，中央领导人及原中央负责人也相应疏散。同日，毛泽东离京去武汉。

　　● 老同志沿京广线安排

　　10月17日，北京市革委会在新落成的首都体育馆举行包括体操、排球、篮球和乒乓球在内的体育表演晚会，观众近2万人，其中被邀请观看的外宾有2000余人，董必武、朱德、邓子恢、陈云、李富春、张鼎丞、陈毅、叶剑英、陈奇涵、王震、彭绍辉等应邀参加。会前，他们接到中央办公厅电话：晚会请务必出席。

　　在休息室里，周恩来向他们宣布了战备疏散的决定，并宣布了他们的疏散地点。他还嘱咐一定要带夫人去，原北京的住处均保留不动。

　　对于被监护的对象，则是单独通知的。

　　10月15日，中办主任汪东兴派人把陶铸的妻子曾志找去，说：“北京要紧急疏散，可能要爆发战争，陶铸要疏散到安徽合肥，你自己怎么办自己决定，随陶铸去也可以……”曾志回家告知陶铸，陶铸沉思良久，决定不让曾志去：“你千万不要陪我去，我活不了多久，你去也帮不上忙，何苦再牺牲你……”

　　17日，汪东兴来到福禄居，通知刘少奇的几个卫士：“中央有个决定，把刘少奇转移到外地去休息，到开封。”卫士进卧室对刘少奇说了，刘少奇一言不发。护士用蘸了紫药水的棉签在纸上写道：“中央决定把你转到另一个地方去休息。”刘扭头不看。

　　老同志大多数被安排在京广线及其附近地区，毛泽东说：“万一打起仗来，要找的时候，我还离不了这些人呢。这些人还用得着，我还要他们呢。”

　　经过个别调整，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去广州；张闻天去肇庆；陈云、王震及邓小平去南昌；陈毅去石家庄；徐向前及刘少奇去开封；聂荣臻去邯郸；刘伯承去武汉（后转上海）；叶剑英、曾山去长沙；邓子恢去南宁（后转桂林）；谭震林去桂林；陶铸去合肥；王稼祥去信阳，而彭真、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刘澜涛等人，仍然被留在北京原囚禁地。

　　这些疏散外地的人同时还被要求，离京前清理家中文件，全部上缴；离京以后，凡是绝密文件一律不发；各人参加所在地工厂、农村的斗批改；不准同别的老同志接触；不经中央批准，不允许重返北京。

　　一些部级高干也被疏散：何长工去江西峡江，胡耀邦去河南潢川，谷牧去四川……住在北京海运仓招待所的宋任穷、黄火青、黄欧东、陈再道、钟汉华、秦基伟等人，也被紧急疏散。宋任穷去盘锦地区，陈再道、钟汉华去江西，秦基伟、李成芳等6人去湖南汉寿。

　　秦基伟回忆：“一天深夜，突然来了几个人，找我们这些人逐一个别谈话，宣布军委办事组的决定，要我们第二天就离开北京去外地，并且不得互相打听将要去的地方。这几个人一走，楼里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经交谈，得知我们被分得四面八方。昆明军区的我、李成芳、张子明、胡荣贵、张力雄和南京军区参谋长王蕴瑞这6个人被通知到广州军区。宣布的是命令，非走不可，一点商量的余地也不可能有。大家面面相觑，心情都很沉重，谁也闹不清这次流放意味着什么，命运又将如何。”

　　● 审查高干无异于被“发配”

　　10月17日、18日，在严密的戒备下，刘少奇、陶铸先后离京。

　　20日离京的人最多，有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陈奇涵、徐向前、刘伯承、陈云、谭震林、王震和王稼祥等。

　　深夜，军委办事组派两人来到长期患病的徐海东大将的床前，要求他两天之内离开北京：“你必须两天以内离开。这是毛主席的命令。”

　　21日，陈毅离京（原定20日离京，因清理文件多，请示总理被批准延后一日）。同日，徐海东带着氧气袋离京去郑州。

　　22日，邓小平离京。

　　这些离京的老同志，一般是夫妻同行，也有单身的，如聂荣臻，他的妻子张瑞华已被下放到吉林省一所干校劳动；徐向前的妻子黄杰在纺织工业部受审查；陈云的妻子于若木已去中科院的湖南衡东干校。经批准，有的带有少数亲属，如邓小平带了继母夏伯根，张闻天带了10岁的养女，王稼祥带了失去丈夫仍自愿跟随公婆疏散的儿媳。

　　一些还处在被审查期间的高干，是被押送抵达安排地点的。刘少奇、陶铸自不必说，邓小平、张闻天、王稼祥一路都有专案组人员 “陪同”。秦基伟等人也是如此，秦基伟后来回忆：“在火车上，我的卧铺对面是八三四一部队的一名排长，是专门监视我们的。白天，他寸步不离。晚上，我在床上动一下，他就要翻身起来看个究竟，可能整晚就没有合眼。后来我听说，在这批被勒令离京的高级干部中，有的甚至连与他同行的爱人也受到监视。在火车上去厕所不准关门，说是怕自杀。”

　　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陈奇涵及家属住在广州郊区从化的温泉宾馆，生活环境虽然清静，但活动受到限制。平时，他们只能在附近被划定的区域内活动，离开宾馆需要经过广州军区主管领导批准。康克清回忆：“我们被通知，不准到附近工厂、农村，甚至散步也不能超过‘桥头警戒线’，更不用说到广州市区了。”。

　　邓小平住在南昌市郊区，在附近的一家工厂参加体力劳动（钳工），上半天班。每日上下班有人持枪“保护”，平时有武装军人值班看守他居住的大院。省领导去看望过邓小平，工厂对邓的劳动、生活也很关照，一个多月以后，邓小平给汪东兴写信，汇报生活和工作情况，并说：“我们过得非常愉快。”邓小平严格遵守规定，不与外人接触，197O年2月写信汇报说：“除到工厂外，我和卓琳没有出去过。我们除给自己的孩子们通信外，绝没有同过去的熟人有任何来往。”

　　张闻天在被通知疏散的同时，就被要求取化名（他取“张普”），只能同直系亲属通信，他们住在军分区宿舍大院半山坡上的几间简陋的平房里，部队设岗“警卫”，规定他们不准打电话，不准与外面人员接触，不准离开宿舍区，出大院要报告，军分区机关放电影也要请示同意后才能看。有时可以在警卫人员的陪同下到西江大堤散步。军分区保卫科每月还就张闻天的思想情况和言行，向上级作一次书面汇报。刘英回忆：“削职为民不算，还交付当地军分区‘看管’，简直就是‘发配’。”“从‘监护’到‘遣送’，我们只不过是从四壁密封的黑房换进了没有栅栏的‘鸟笼’。”张闻天每天勤奋读书和写作。他说：“历史最公正，是非、忠奸，这一切，历史终将证明，终将作出判断。”

　　秦基伟等6人被送到湖南省汉寿县境内的一个部队农场———西湖农场监督劳动，他们6人被分到6个连队，规定相互间不准往来。秦基伟回忆：“我们几个人虽然与战士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但在政治上却完全被打入了另册。我想订两份报纸，不行。写家信，寄出前要送上面审查。家里来信，到我手前也要审查，被认为不该写的一律抹去。每个周末的组织生活，我只能跟非党非团的战士们在一起，听值班班长训话。1970年的一天，选举四届人大的军队代表，连长对我说：老秦，你不用去了，回去看书吧。我当时心里又难受又气愤。心想，革命几十年，反倒连个公民权都没有了。”

　　● 刘少奇、陶铸身死疏散地

　　1970年春，在职的中央领导人返京。毛泽东于4月27日返回北京，林彪约在三四月间返京。而那些“靠边站”的高干，除因中央工作需要和因病需回京治疗于1970年返京以外，其他人在1971年至1973年间，陆续返回北京。

　　住在从化温泉宾馆的朱德、董必武、李富春等人，于1970年7月奉调返回北京。朱德被通知：毛主席要朱老总主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宪法，即刻返京。同月，为准备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叶剑英奉调回京。1970年秋后批判陈伯达，谷牧奉调回京。1971年4月，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又通知徐向前回京。秦基伟等6人于1973年4月离开农场回京。

　　患病回京治疗，须得到中央领导批准。如陈毅腹痛、便血，李富春患牙病，陈云患眼疾，聂荣臻患皮肤病，王稼祥患急性中毒性肺炎，曾山患痔病，分别经周恩来或毛泽东批准，于1970年至1972年间先后回京治疗。陈毅于1970年10月21 日回到北京，经诊断，患的是结肠癌。

　　邓小平、谭震林等人呈信中央，得到批准后回京。

　　邓小平曾多次写信向中央汇报自己的思想。1972年8月1日又呈信毛泽东，表示：“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1973年1月，中央通知邓小平近期返回北京。

　　谭震林在女儿转告了胡耀邦的话（“尽快给主席写信，提出回北京的要求”）之后，在1972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那天，给毛泽东接连写了两封信，表示回京的愿望，并对过去作了检讨，毛泽东接信后，迅速指示办理，并指示将谭信“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次年年初，谭震林返回了北京。

　　贺诚给毛泽东写信，得到毛的批示：“我意应予工作。”不久贺诚便从山西回到了北京。而刘少奇、陶铸、张闻天和徐海东则把生命留在了外地，没能返回北京。

　　1969年11月12日和30日，刘少奇、陶铸在离京的第26天和第43天，分别因急性肺炎和癌症，死于囚禁地开封、合肥。徐海东夫妇住在郑州城郊的一个干部休养所，1970年2月，徐海东患了肺炎。接着发生心力衰竭，3月25日病逝。张闻天于1972年、1973年两次致信毛泽东并党中央，请求返回北京。1974年2月，张闻天在监管生活结束以后，又写信给毛泽东和党中央，一是希望回京度晚年，二是希望中央能给予到全国各地参观、学习的机会，1975 年4月，就迁居事，致函中组部，提出如上海不成，苏州或无锡也可以。6月9日，接到通知：同意迁居无锡。8月，张闻天迁居无锡。1976年7月1日，张闻天因心脏病猝发而去世。▲ 来源: 新闻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