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胡锦涛、温家宝5年来春节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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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2-10: 2月5日至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来到广西桂林市考察抗灾救灾工作。这是胡锦涛同正在执行救灾任务的广州军区某集团军陆航团的官兵一起装运救灾物资。 新华社图

　　★ 2008年春节

　　2008年的第一个月，中国南方遭遇了50年一遇的雪灾。就在鼠年即将来临的时候，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纷纷来到受灾严重的广西和江西，同当地的干部群众一起度过新春佳节。其实不仅是今年，5年来，国家领导人在中国的传统佳节都会来到地方，与当地的群众一起欢度节日。

　　2008年2月5日至6日：真情融雪迎新春——胡锦涛春节前夕到广西桂林考察抗灾救灾工作纪实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十分牵挂桂林抗灾救灾工作和受灾群众生活。春节将至，总书记专程来到桂林，在自治区党委书记郭声琨和政府主席马飙等陪同下，于2月5日至6日深入到灾情严重的山区农村和担负抗灾救灾重任的基层单位，实地瞭解保交通、保供电、保民生的落实情况，慰问灾区各族干部群众，给大家带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深切关怀和新春祝福。

　　2008年2月5日：温家宝春节前夕赴贵州指导抗灾救灾工作：贵州遭灾很重，我放心不下

　　2月5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出席春节团拜会之后就奔赴贵州，直接到灾区瞭解灾情。

　　这次已经是9天之内温家宝第三次亲临灾区指导抗灾救灾工作。在飞机上，他对随行的有关部门负责人说，贵州灾情最重，现在还是抗灾救灾的关键时期。春节前夕，我们一方面是慰问，但更主要的是去解决问题。

　　2008年2月6日：温家宝在江西灾区过春节

　　2月6日，农历大年三十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结束贵州的考察工作，立即赶到江西灾区，指导抗灾救灾和灾后恢复生产工作，看望慰问干部群众。

　　近十天内，温家宝两赴湖南、一下广东，这次又到贵州和江西。

　  ★ 2007年春节

　　2007年2月17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甘肃同各族干部群众共迎春节：神州团圆日春意满陇原

　　春节将至，陇原大地处处张灯结彩，一派节日景象。在这万家团圆的喜庆日子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来到甘肃，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致以节日的问候和新春的祝福。

　　2007年2月18日：胡锦涛在甘肃看望慰问干部群众共祝祖国繁荣和谐

　　2月18日大年初一上午，兰州点击查看兰州及更多城市天气预报小西湖公园里鼓乐喧天，歌声悠扬，格外热闹。市民们有的舞狮子，有的唱陇曲，有的扭秧歌，有的展示自己制作的传统手工艺品。胡锦涛和随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刚，在甘肃省委书记陆浩、省长徐守盛等陪同下，兴致勃勃地来到这里，同市民们一起游园。

　　2007年2月16日：让百姓安居乐业══温家宝春节前到辽宁考察棚户区改造情况

　　2月16日，正值农历腊月二十九。辽宁抚顺，最低气温零下九摄氏度，寒气依然袭人。然而，抚顺棚改新区的居民们心里却格外温暖。在这辞旧迎新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看望大家。

　　2007年2月1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辽宁各界干部群众共度除夕

　　华灯初放，流光溢彩。新年前的东北大地，处处洋溢着节日的喜庆气氛。

　　大年三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省长张文岳陪同下，先后到清原、渖阳点击查看渖阳及更多城市天气预报等地农村、学校、医院和企业，代表党中央、国务院看望和慰问各界群众，向他们表示新春的祝福。

　　★ 2006年春节

　　2006年1月27日至28日：胡锦涛在延安与老区人民共度除夕共迎新春

　　新春将至，神州欢庆。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春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专程来到革命圣地延安，看望慰问老区人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广大干部群众致以美好的新春祝福。

　　2006年1月27日至28日：温家宝在山东与群众共度春节

　　2006春节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山东菏泽、济宁农村，与群众共度春节。

　　位于鲁西南的菏泽、济宁历史上是山东比较贫困的地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有了很大发展，人民群众生活得到改善。温家宝一直惦记着这里的群众。农历腊月二十八，他在北京点击查看北京及更多城市天气预报参加春节团拜会后，就来到山东看望这里的乡亲们。

　★ 2005年春节

　　2005年2月7日至8日：胡锦涛贵州看望劳模和各族群众与大家共迎新春

　　在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来到贵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看望劳动模范和各族群众，慰问困难农民家庭，与大家共迎新春佳节。胡锦涛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各族干部群众要坚持团结一心、艰苦奋斗，为不断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而不懈努力。

　　2005年2月8日：温家宝与因艾滋病失去亲人的孤儿、老人共度除夕

　　对12岁的孤儿李保来说，今年的除夕夜，将终生难忘。这个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河南省上蔡县芦岗乡阳光家园，与李保等60多位被艾滋病夺去亲人的孤儿、老人一起，共迎新春。小李保坐在温家宝身边，和总理一起吃了一顿年夜饺子。

　　★ 2004年春节

　　2004年1月20日至21日：胡锦涛在河北考察工作

　　在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来到河北省张家口市看望干部群众，瞭解群众生产生活情况。他强调，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进一步增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时刻牢记群众利益无小事的道理，真心诚意地为群众办事，满腔热忱地为群众解决好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特别是要给那些困难比较大的群众更多的关爱、更多的帮助。

　　2004年1月20日至22日：温家宝考察河南：一定不能忘生活困难的群众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月20日至22日在河南省看望慰问广大干部群众，同河南人民共度新春佳节。

灵羊辞旧岁，金猴闹新春。虽是数九寒天，中原大地洋溢着节日的气氛。从农历腊月二十九到大年初一，温家宝在河南省委书记李克强、省长李成玉等陪同下，迎着凛冽的寒风，先后到新乡、郑州点击查看郑州及更多城市天气预报等地农村、工厂、机关和电力、铁路等部门，代表党中央、国务院看望慰问农民、工人、公安干警和消防队员，向他们表示节日的问候和新春的祝福。 ▲ （来源：新华网）


大部门体制改革：切中时弊，在规划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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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评社香港2008年2月7日电／北京，西城区月坛北街25号，临街的白色小楼刚刚粉刷一新。这里是中国拍卖协会和中国商业联合会的驻地。上世纪90年代前，这里是权重一时的物资部所在地，在计划经济时代，物资短缺，物资部管着全国的物资调运和分配。如今物资调配主要由市场自身调控，物资部已经在1994年被合并到其他部委。

　　来往于拍卖协会和商业联合会的，多是相关行业的商企人员。拍卖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政府购买以及民间高档物品交易的一个重要方式，中拍协目前的主要工作就是组织加入协会的拍卖企业制定出一套有效的行业标准。

　　月坛北街25号小楼的变化，正是国家部委改革调整的一个缩影。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把政府的部分职权分离出来交给社会，加快行政体制改革、合并部委已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方向。

　　《中国青年》杂志报道，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根据报告精神大部门改革已作为发展民主政治、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

　　★ 大部门体制改革：切中时弊

　　改革开放30年来，国务院已经进行了五轮政府机构改革，分别在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和2003年进行。这几次改革都致力于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管理模式转向市场经济时代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模式。精简部门，放权于社会机构是贯穿于五轮机构改革的一个精神。然而，几轮改革下来，国务院的部门机构相较于英、美、法、日等国政府仍然偏多。而且一度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

　　现在国务院组成部门有28个，特设机构1个、直属机构18个、办事机构4个、部委管理的国家局10个、直属事业单位14个，另外还有100多个议事协调机构。可是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政府组成部门一般都没有这么多。比如美国的部级机构只有15个、英国18个、加拿大19个、澳大利亚16个、法国18个、德国14个、西班牙15个、日本12个、南韩18个、新加坡15个。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李元起教授认为，中国人口虽然多，但政府机构的数量并不与人口成正相关比例，一般而言，政府机构数量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成正相关比例。相较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我国政府机构过多已成为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共识。

　　李元起从三个方面概括了当前行政体制存在的问题：机构重迭，人员冗杂；权责不清，行政成本高；各部门重自身利益，缺乏全局和长远眼光。三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导致了政出多门，无人负责，对部门有利益的事务抢着管，没利益的事务视而不见。

　　就医药产业而言，卫生部门可以管，产品品质监督部门可以管，甚至交通运输部门也可以管。再比如，出了一起交通事故，公安部门可以管，公路交通部门可以管，高速公路管理部门也可以管，甚至为了收取罚款，曾经出现过公安部门和高速公路管理部门争着管的事情。然而当面临百姓急需解决而又和部门利益无关或者需要承担责任的时候，各个管理部门就会纷纷退缩，松花江污染事件暴发后，工商、环保、税务等部门的声音一度消失，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李元起认为，行政部门历来较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观念：认为天下事都应由政府管理、主持。这种观念与苏联计划经济思想结合后，就出现了建国后部委众多的历史现实。而前几次精简部门，如同行业协会一样的公共服务机构尚未建立是行政机构精简后又得以膨胀的现实原因。

　★ 大部门体制改革：在规划中前行

　　如同治疗一个创口，首先需要消炎，这能最为迅速地满足伤者的止痛需求，也是进一步治疗的基础。目前国家正提倡建立服务型政府，政治体制改革也必然选择与人民利益最密切的地方下手。相对于权力和司法机构，整个政治体制改革中，行政与人民利益关系最为密切，因此政治体制改革将先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着力最大。

　　就经济层面而言，从外部讲，我国2001年加入WTO，WTO本身大体上就是一套推进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的规则体系。这些规则旨在为货物、服务、人员、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创造条件，这要求中国加速行政体制改革。大部门改革通过精简机构可以有效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领域的干预。

　　从我国经济领域的市场化而言，随着发展程度越来越高，需要政府对市场的监管作到统筹规划、总揽全局。就如当前调控房价问题，如果规划、建设、国土部门各行其政，看似都为房价下降而努力，却可能导致房价只调不降，而如果加强不同部门的协调和沟通，这种问题就可以化解。再比如长期以来难以管好的食品安全领域，就是因为有卫生部、农业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等部门多头管理，政策之间不能良好配合，甚至相互抵消。大部门改革利于宏观、长期、稳定政策的出台。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汪玉凯认为，大部门改革，就是把业务相似、职能相近的部门进行合并，集中由一个大部门统一行使。一方面可以精简政府机构，减少部门之间的职能交叉和许可权冲突，简化公务手续；另一方面也可以减少横向协调困难，裁撤议事协调机构，有利于建立统一、精简、高效的符合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要求的现代化政府体制。

　　十七大报告提出“抓紧制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要求，也提出了改革的基本原则是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而改革的总体目标则是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大部门改革无疑与这一思路吻合。

　　针对大部门改革，有专家建议多种部委整合模式：设立国土建设部整合原有的区划、规划、建设、国土资源部门；设立大农业部整合农业、粮食、林业部门；设立大交通部整合交通、铁道、航空、公路、水运、邮政等部门；设立能源部，整合国家发改委、国资委、国土资源部、水利部、电监委中有关能源的职能，以及统领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国家电网等国有能源巨头。事实上，2003年国家设立商务部，将原外经贸部、国内贸易部以及原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的部分职能整合组建，有评论认为是国家机构大部门改革的先声。

　　★ 大部门体制改革：可以参考的原则

　　大部门改革，有哪些原则可以参考？李元起认为应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是部门整合应遵循宪法和法律的程式，把改革、精简、合并的精神和原则以及相关精神形成法律条文一以贯之，不因政府和国家领导人的更换而改变，这样可以保证改革的稳定性、长期性和成功的可能性。

　　此外，大部制改革的精神要明确，管得少而恰当的政府才是好政府。改革会触及体制内的深层次问题，涉及诸多部门利益以及公务员队伍的稳定，所以不能一蹴而就，应坚持渐进式的改革思路，把握改革时机，成熟一项推出一项。尤其要引导、加强社会组织机构建设，让社会组织逐渐承担起被精简的政府机构职能，如果社会组织没有发展起来，并承担起应有的使命，那么被精简、合并的机构仍然有重新膨胀的可能。

　　大部门改革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部分，李元起认为应放在整个政治体制改革范畴内思考，权力、司法机构改革应配合行政体制改革逐步推进。从行政体制改革开始逐步推进整个政治体制改革是个可行的思路，反过来讲，单一的行政机构改革，没有相应的权力、司法机构改革配合，这样的改革最终也是很难成功的。

　　值得一提的是，大部门无疑意味着权力的集中。李元起教授认为集权不等同于专制，也不等同于暴政，一定程度的集权是效率的保障，也符合马克思主义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只是权力也需要受到有效的制约。十七大报告这样论述完善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可以想见，加强对权力的制约，特别是对领导干部、人财物管理使用等关键岗位的监督和制约，也将是大部门改革需要考量的一个重要方面。▲


林毅夫把中国发展模式带到世界、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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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评社香港2008年2月6日电（记者　郭倩雯分析报道）2月4日，世行宣布任命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这体现了中国发展的理念受到世界的认同。林毅夫突然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代言人”，将把中国的发展模式带到世界去，责任重大。

　　一直以来，世行的高层都由发达国家的人士出任，在林毅夫出任第九名首席经济学家之前便是如此，因此有不少人批评世界银行在执行政策上会受到一些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影响，并把利益趋向这些国家。而今次以中国人来担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可见，世行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并重视中国的经济模式，那当然亦同时改善了世行一向“被西方控制”的负面形象。

　　世界银行中国执行董事邹加怡亦指出，世界银行执行董事会批准对林毅夫的任命，说明世行本身的变化和中国在世界经济地位的变化，反映出世界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的认可，以及对于中国发展理念、发展经验的认同。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却快速崛起，并在全球的地位开始提高，中国的成功的确是值得让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的。而林毅夫担任世行的经济学家，就成了一道桥梁，把中国的发展模式、概念带到世界。

　　早前林毅夫就将会出任此要职时曾经接受访问，他认为，受到邀请最主要还是因为中国经济。他指出，担任此职务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经济从改革开放以后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直到前几年国际上对中国改革取得的成功，还都持有怀疑的态度。许多人认为双轨制改革是最糟的改革方式，但是我们经济发展得比其他转轨国家好，而且这么持久。所以，大家都希望知道背后的原因。

　　由林毅夫的谈话就可见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吸引世行以中国人担任首席经济学家的主因。

　　另外，从林毅夫的履历来看，他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及他曾在西方留学的背景下，是他担当此职的重要因素，亦看到西方对中国学者的认同。

　　世行首席经济学家的职位是十分重要的。“他是世行经济思想的领导者，是为世行意识形态定调子的人，通常通过演讲和学术活动，影响世行以及与世行业务相关的国际组织、国家政策。”邹加怡说。因此林毅夫此次出任此重要职位，实是对中国的重视、对中国学者林毅夫的认同。

　　履新半年的世行行长佐利克的林毅夫任命声明中就指出，林毅夫的到职将会给世行带来“一套独特的技能和经验”。由此可见林毅夫的经济学上的成就得到了佐利克、甚至国际上的赏识。

　　继中国的张月姣出任世贸组织大法官后，林毅夫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清楚看到世界对中国的重视。因此，大众都期待林毅夫可以把中国的发展经验带到世界，让其他发展中国家作参考，为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更大的改善。▲

 
趣说“正月初三　老鼠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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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2-09：老鼠嫁女的民间传说，在我国很流行。旧时民间俗信，老鼠嫁女，亦称鼠娶亲、鼠纳妇、老鼠娶亲等，是传统民俗文化中影响较大的题目之一，是在正月举行的祀鼠活动，其情节“版本”不一。具体日期因地而异，有的在正月初七，有的在正月二十五，不少地区是正月初十。山西平遥县初十日将面饼置墙根，名曰“贺老鼠嫁女”。湖南宁远则以十七日为“老鼠嫁女”这一日忌开启箱柜，怕惊动老鼠。前一天晚上，儿童将糖果、花生等放置阴暗处，幷将锅盖簸箕等大物大敲大打，为老鼠崔妆，第二天早晨，将鼠穴闭塞，认为从此以后老鼠可以永远绝迹。还有的地区于老鼠娶妇日很早就上床睡觉，也不为惊扰老鼠，俗谓你扰它一天，它扰你一年。

　　在江南一带的民间传说中，说老鼠是害人的，不吉利，所以旧历年三十夜要把它嫁出去，以确保来年平安吉祥。上海郊区有些地方说老鼠嫁女是在正月十六，这天晚上，家家户户炒芝麻糖，就是为老鼠成亲准备的喜糖。

　　在北方，老鼠嫁女是在正月二十五日的晚上。在这天夜里，家家户户不点灯，全家人坐在炕头上，一声不响，只是摸黑吃着用面粉做成的“老鼠爪爪”、“蝎子尾巴”和炒大豆。不点灯、不出声的意思是为老鼠嫁女提供方便，生怕惊扰了娶亲喜事。吃“老鼠爪爪”表示人们期望老鼠的爪子发痒，好早些起来行动；吃“蝎子尾巴”即是为了老鼠嫁女出洞时不会受到蝎子伤害。吃炒大豆发出嘎嘣的脆响，似乎是给老鼠娶亲放鞭炮。

　　在老鼠嫁女夜晚，湖南资兴一带则在屋角、过道遍插蜡烛，意思是将老鼠娶亲途经之路照得通亮。

　　台湾居民认为初三为小年，传说初三晚上是老鼠结婚日，民间剪纸中的“老鼠娶亲”就是这种信仰的反映，所以深夜不点灯，在地上撒米、盐，人要早晨上床，不影响老鼠的喜事。

　　正月初三是女娲造羊的日子，故称“羊日”。在这一天里，人们不能杀羊，如果天气好，则意味着这一年里，羊会养得很好，养羊的人家会有个好收成。

　　民间在正月初三夜里烧门神纸的习俗，将年节时的松柏枝以及过年挂在门上的门神门笺等一幷焚化，以示年以过后了，又要开始营生，故俗语有云：“烧了门神纸，个人寻生理。”

　　在宋代宫廷里，正月初三是“天庆节”。传说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有天书下降人间，于是真宗颁下诏书，定正月初三日为天庆节，官员等休假五日。后来又称小年朝，在这一天里，不扫地、不乞火，不汲水，与岁朝相同。

　　在中国南方，大年初三的早上要贴“赤口”（禁口），认为这一天里易生口角，不宜拜年。所谓“赤口”，一般是用约长七八寸、宽一寸的红纸条，上面写上一些出入平安吉利的话（内容有一定格式，例如：“公元一九九四年岁次甲戍正月初三日当对神前香火前门钉断四方男女赤口贼盗火星一切祸灾归天大吉大利”），贴在前门和后门的门顶上，另外有一张是放在垃圾上面挑出外面倒掉。这些垃圾是初一初二两天积下来的，一定要到初三才一起清理倒掉，否则，等于把家中的金银财宝向外流一样。总之，贴“赤口”，是使人们心理上觉得一年到头都能出入平安，不与人发生口角或各种不幸的灾难，家中多多招财进宝，万事如意。

　　在香港，人们普遍大年初三不拜年，因正月初三是“赤口”，又称“赤狗日”。据说，赤狗是口怒之神，遇之则容易引起口角，所以香港老一辈的新界原居民，这天足不出户，留在家中，免得遇上凶煞。 （来源：新华网）▲


日本提出东海AA制方案 欲强分三十万平方公里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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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2月5日报道 日本《日经产业新闻》星期一（2月4日）报道称，中日考虑平分东海油气资源开发所得，以解决两国此一分歧。

有关报道称，中日目前正在讨论的方案是双方联合开发东海油气田，然后按照两国各自的投资和地理位置远近等因素决定各自所得，但最终目标是实现两国平分油气资源开发收入。《日经产业新闻》的报道并没有写明这些信息的来源。

法新社报道则引日本政府负责与中国东海油气谈判的贸易官员称，中日谈判尚未取得报道所提到的进展。该名官员透露，中日东海油气谈判目前仍在讨论双方未来共同开发的具体海域位置。

不过，他表示中日双方都希望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今年春天访问日本前达成一个基本协议。

★ 东海问题

中国驻日本大使崔天凯1月也曾表示，希望中日能在胡锦涛访日前就东海油气田问题达成协议。

东海油气田问题是长期困扰中日关系的问题之一。

据日本媒体报道，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去年4月访问日本期间，与当时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东海油气开发问题达成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共识，提出要通过协商解决东海问题。

由于东海最宽处仅为360海里，因此中日双方的专属经济区互相交叠。

根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如果各自主张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出现的重叠区域就是争议所在。

日本主张中日的专属经济区应按照中间线原则，以中日海岸中间线进行划分。但是这一主张此前一直没有得到中国的接受。

核心提示：日本一直主张采用陆地间等距离中间线来划分中日两国之间的东海大陆架。而依据日本的“中间线”划分法，与依据中国主张的“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划定的日本专属经济区的面积差了约30万平方公里，中日两国海洋专属经济区的分界线应该是在冲绳海槽一带。

专家认为，东海问题的解决最需要中日两国的“政治决断”,

国际先驱导报2007年10月16日报道 2004年10月，中日双方就东海油气田开发问题首轮磋商在北京举行，第二天，时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章启月对媒体表示，这一问题非常敏感和复杂。

三年后的10月12日，中日两国官员再度聚首北京，话题依旧，“敏感”依旧。会后，中国外交部相关人士表示，磋商是“务实”、“有益”的，但与会的记者们却始终未听到任何有关“成果”的字眼。三年间，中日双方历经十次交锋，谈判代表相继易人，但分歧依旧。这个中日之间解不开的结为何如此难解？下一次磋商会不会还是无果而终？

“中间线”成分歧关键中日东海资源之争并非始自今日。早在1968年，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就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中日之间的东海拥有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之后，中日就东海大陆架的划界问题一直存在争端。

双方矛盾激化于2004年6月。彼时，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中川昭一率众部下乘专机对中国的“天外天”、“平湖”、“春晓”三大天然气田进行视察，指责“中国企图独占东海海底资源”。随后，日本政界中的右翼势力也参与进来，要求政府采取行动，“维护本国海洋权益”。

4个月之后，首轮磋商便拉开了帷幕，此后“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就成为双方磋商的一个重要原则。然而，在这一原则之下，每次具体到划定共同开发海域，中日双方之间的分歧就一直没有消弭过。

对中国来说，已先行开发的“春晓”、“天外天”等油田位于日方所谓的“中间线”的中方一侧，属于“没有主权争议的近海”，不能成为共同开发的对象；而日方则坚持所谓“中间线”原则，将本来就不具“合法性”的“中间线”以西（中国一侧）的已开发油田一并纳入到“共同开发”的范畴。

“这是中国不可能接受的。”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刘江永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说。

日欲强分大陆架屡挑事端根据联合国颁布的《海洋法公约》，沿海国家拥有200海里的专属经济海域。但是对于不同国家专属经济海域的重叠部分，公约没有作出解释。由于东海海域最宽之处只有360海里，如果中日都坚持要拥有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势必因互相重叠而争执不下。

日本一直主张采用陆地间等距离中间线来划分中日两国之间的东海大陆架。而依据日本的“中间线”划分法，与依据中国主张的“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划定的日本专属经济区的面积差了约30万平方公里，中日两国海洋专属经济区的分界线应该是在冲绳海槽一带。刘江永表示，日本欲借“中间线”扩大其专属经济区，与中国强分大陆架，这种做法缺乏国际法法理依据。

刘江永指出，《海洋法公约》要求国家必须用国内法宣示和划定专属经济区，而拥有大陆架是沿岸国的固有权利，无需宣示。春晓气田位于中国东海大陆架上，东海大陆架显然是中国领土延伸出去的。

关于所谓“中间线”问题，中方多次表示，所谓“中间线”是日方单方面的主张，中国从来没有接受过，今后也不会接受。
目前双方提案严重对立尽管如此，“三年来谈判没有一次破裂，双方继续将磋商势头保持下去，这本身已经是进展。”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金熙德对《国际先驱导报》说：“目前中日双方提出的方案严重对立，最大的分歧在于，如何在有争议的地区实现共同开发。”今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日期间，两国领导人就东海问题达成了五点重要共识，其中包括作为最终划界前的临时性安排，在不损害双方关于海洋法诸问题立场的前提下，根据互惠原则进行共同开发等。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方日前现在又提出了“AA制方案”，即日方提出负担中方对位于日中“中间线”附近4个油气田所出资金的一半，并强调是否纳入共同开发的范围，应取决于油气田的地质结构是否跨越中间线。

对此，刘江永进一步分析，中国在自己的专属经济区开采石油天然气，并不属于中日双方有争议的共同开发海域，日方的这一提法注定不会被中方接受。

彻底解决需要政治决断刘江永认为，最终方案应该是双方在“虽有争议、但不敏感”的地点选址来进行共同开发。然而在日方所谓的“中间线”附近或钓鱼岛附近都是敏感区域，不太可能被选中。刘江永和金熙德都一致认为，东海问题的解决需要政治决断。

刘江永表示，中方在一问题上的立场一贯坚定。但日本国内政局不稳，三年内已经历三次首相更迭。目前福田内阁上台伊始，大部分幕僚人选没有变化，此次东海问题磋商都还是原班人马。而且这轮磋商仍是双方相互“摸底”，谈完后向各自政府报告。

“共同开发地点的选址问题涉及技术、公司合作方式等，是个系统工程，需要漫长时间。”刘江永认为，估计在福田访华前，中日双方应该能拿出一份基本的、意向性的方案，而这是共同开发的第一步。当双方都尝到共同开发的甜头，才能再继续走下一步。▲


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时为何没铺红地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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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军网 www.milchina.com　2008-1-25：前苏联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于1989年5月15日开始访华。当戈尔巴乔夫从专机舷梯上走下来，他的一只脚刚刚榻上中国的国土，迈出他“三十年后第一步”时，杨尚昆主席上前热烈欢迎他。从此，“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中苏两国、两党的关系恢复了正常化。

国宾来访，铺红地毯欢迎已经成为当今国际上一项很流行的礼仪。可是1989年5月15日至18日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对我国进行的正式访问，戈氏却没有享受到红地毯的待遇，至今仍让人感到遗憾。

我作为当时外交部礼宾司的主管处负责人，目击了戈氏此次访问的全过程。戈氏对我国进行的那次非同寻常的访问，正好碰上天安门广场政治风波，整个接待工作显得十分被动。

戈氏的专机定于5月15日抵京，预定当日下午4时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欢迎仪式。可是那几天，东西长安街、天安门广场聚集了很多人，难以保证欢迎仪式正常举行。5月14日晚11点10分，接待办公室负责人之一、公安部八局刘局长接到公安部顾副部长电话，传达了中央领导指示：欢迎仪式改到机场举行。

临时改变欢迎仪式地点，以礼宾司为主的接待办公室有大量的具体工作要做，有很多电话要打，而且还得保密。接到通知后，设在钓鱼台国宾馆的接待办公室紧张得像开了锅。好在事先已同有关协作单位打好招呼：5月14日夜间，必须留人值班。为了不走漏风声，接待办公室规定，有关戈尔巴乔夫访问日程的电话，一律使用红机(内部保密电话机)。个别没有红机的单位，派人上门或把人请到宾馆来口头通知。

我负责通知卫戍区的仪仗队和礼炮营。他们那里没有保密电话机，而我当时在办公室又走不开，只好打普通电话，把负责安排此项任务的人员请到钓鱼台来，当面口头交代。卫戍区值班室的一位同志于14日夜 12点30分到达钓鱼台宾馆。我在18楼门口通知他说，中央决定把欢迎仪式地点由大会堂东门外广场改到老首都机场举行，同时还告诉他有关仪仗队、军乐团、礼炮营去机场租用大轿车的事也已说好，请他们直接同国宾车队队长高月东联系。我还提醒他对外注意保密。后来听说，他们担心白天兴师动众，容易引起人们注意，于15日那天凌晨，就将数百人的队伍提前拉到机场。

从1980年9月1日起，我国实行礼宾改革，把国宾欢迎仪式由机场(车站)，改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当时，还特制了欢迎国宾用的红地毯，存放在大会堂地下室，以备不时之需。

戈氏来访，不得已临时改变欢迎仪式地点，而红地毯无法从大会堂运出。一来是地毯那么大那么重，搬动运输困难，再说，天安门广场上聚集那么多人，要想搬出红地毯也是不可能的。结果就是后来大家在电视上都看到的情形：不铺红地毯的国宾欢迎仪式。

1989 年5月15日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戈尔巴乔夫的专机准时降落在老首都机场(即专机机场)。戈尔巴乔夫走下飞机时，只有舷梯上延伸下来的长约3米的红地毯。欢迎仪式就在停机坪的水泥地上举行。国家主席杨尚昆陪同戈氏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两人自始至终都是走在水泥地上。尽管 21响礼炮轰鸣惊心动魄，国歌演奏雄壮有力，仪仗队员个个精神饱满，但缺少了醒目的红地毯，欢迎仪式显得有点逊色。(来源：世界新闻报 作者为外交部礼宾司前参赞） ▲


“大跃进”时代中国科学界也盛行浮夸风
http://news.ifeng.com/history/1/jishi/200802/0210_2663_396145.shtml

2008年02月10日 新闻午报： 罗平汉著的《1958-1962年中国知识界》真实记录了中国知识分子那些年的思想和生活状态，读来令人唏嘘。本报摘录了其中一节，在“大跃进”狂热的笼罩下，我们的一些科学家、科技工作者也失去了往日的冷静，忘记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教训深刻，值得我们记取。

    ★ 严谨的科学界提出了一系列超高指标

1958年是“大跃进”的年代，也是创造神话的年代。

在全国各行各业全面“大跃进”的感染之下，教科文的“大跃进”也发动起来，一向严谨的科学界也出现了许多豪言壮语，提出一系列的高指标。1958年2月，批评“反冒进”的南宁会议刚刚开过，中国科学院就在北京举行各研究所所长会议，部署科学工作的大跃进。会上，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号召科学工作者拿出吃奶的力气来，促进科学大跃进。郭沫若说：现在不愁英雄无用武之地，只愁地无用武之英雄。

在会上，一些研究所的负责人当场就提出了本所的跃进规划。精密光学仪器研究所负责人提出，以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大部分时间来掌握世界上光学机械仪器方面的主要成就，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后两年开始制造新仪器，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末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前三年与世界先进水平犬牙交错地前进。石油研究所负责人表示，在五至七年之后，我国在页岩油、水煤气合成石油生产方面将远远超过英国、西德和美国，这两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自然也应达到国际水平。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会上也说，在我国实现呼风唤雨、普遍应用电能等远大理想，现在就要考虑进行准备工作。例如水利方面实现了农业纲要后，就可以基本上免除不太大的自然灾害，比较大的自然灾害如台风，也可以应用人工气象控制的科学方法来控制；水雨量的多少同样可用人工控制，这方面的研究就是云雾物理学。他还说，我相信理想的、极乐的世界不久的将来就会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建立起来。

这年5月15日，也就是八大二次会议尚在召开之际，中科院向会议报告了全院的跃进计划，包括24个方面的任务，其中直接为工农业等国民经济服务的项目有18项，有4项明确提出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 神圣的科学事业中出现了说大话的现象

在1958年5月下旬召开的中科院北京地区共青团第二届代表大会上，传出“捷报”，青年科学家们创制的产品有七项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有11项是以往没有研制过的。

7月1日，新华社发布消息：“首都科学界向党汇报成果，许多研究项目超过英美水平。”其中，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对于半导体晶体管的研究成果，是目前世界上功率最大、频率最高的半导体晶体，它比美国的同类产品还要高。此产品是这个所在20天内突击完成的。化学所研究出了“尼龙9”，而国外还没有正式生产。地质所对于岩石分析、钶钽铁矿分析、独居石分析、锂云母分析等研究成果以及远距离操纵，自动化研究所的无触地远距离信号设备、脉冲频率制远测设备“也大大超过了英美水平”。

7月1日这天，中共中科院机关党委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北京地区各研究单位共向大会献出研究成果300余项，“其中超过国际水平和达到国际水平的共有25项”

过了12天，《光明日报》报道说，科学院北京地区研究单位完成1000项研究项目，其中100多项达到或超过国际水平。这些成果中，有应用物理所的半导体晶体管、晶粒取向矽钢片，化学所为研究海水淡化而研制的离子交换机，原子能所的钳工万能机、金属三级油扩散真空抽气机等。

8月8日，上海举行科学技术研究工作跃进展览会，上海地方工业、上海高校、中科院和中央各部委在上海的研究机构共60个单位参展，共展出实物、图片、图表2600多件，“其中440多项达到或超过了国际水平，其余更多是国内或上海首创的”。参加展览的单位还提出了进一步的跃进计划，如煤炭变珠宝，废气变黄金，陶瓷像钢铁坚硬，钢铁像陶瓷耐高温，做到肿瘤低头，高血压让路。总之，科研人员也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力，能不能做到是一回事，能不能想到又是另一回事。“大跃进”时，不是流行一句名言“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么？

不过，对于上面这些报道，千万不要去较真，此时各行各业都在大刮浮夸风，大放“卫星”，就连神圣的科学事业中也出现了吹牛皮、说大话的现象。此时，如果谁仍在强调实事求是，谁就会被认为是保守落后，就连一些科学家也卷进了放“卫星”的行列。

★ 高等学校出现了“科研跃进”

高等学校的科研跃进也不甘落后，北京大学自称在半个月内完成680项科研项目，超过了过去三年科研项目的总和，其中100多项是尖端技术科学，有 50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而这一消息，是由我国最大、最权威的通讯社新华社发布的。这些“成果”，一个共同特点，都是不顾老教授的公开反对，通过政治挂帅、走群众路线取得的。

半个月之后，有报道说北大的科研成果达到了3406项，其中达到或超过国际水平的有119项，属于国内首创的有981项。而1952年至1956年 4年间，北大订出的科研项目只有100项，1956年至1957年也只有400项。可这3400多项成果，从8月1日开始算起，只用了40天的时间。

北大的科研“卫星”放出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向中国有关部门提出，希望中方提供北大已经达到“国际水平”的科研成果的清单、技术报告和资料。中国有关部门碍于兄弟国家的情面，只得要求北大提供相关材料，结果可想而知。

半年之后，北京大学对1958年科学“大跃进”中完成的达到“国际水平”的227项科研项目中的186项进行检查。检查的结果是发现有三类情况：第一类，有比较充分的根据说明的确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有34项，占检查项目总数的18%%；第二类，有一定的根据列为国际水平，但根据不充分、不确切的项目 121项，占总数的66%%；第三类，当时不应该列为国际先进水平，现在看来也不够国际先进水平的有31项，占总数的16%%。即使如此，这些数字的真实性恐怕仍有折扣。

南开大学的科研进展也是神速。8月10日开始，南开党委领导4000多名师生，掀起群众性的大搞科学研究、大办工厂的高潮。第一夜就提出2000多个科研项目，其中大部分是属于尖端科学的，不少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南开师生提出了“与火箭争速度，和日月比高低”的口号，从11日至25日，共完成研究工作165项，其中理科各系试制成功属于全国第一次生产的产品30多种，达到国际水平的19种，世界独创的2种。

这时，科学研究的牛皮还吹到国际上去了。中国生物化学代表团访苏时，有人向中国留苏学生吹嘘说：“我们不久就要放射人造地球卫星，很大，内装有猴子，不仅一处放，北京、上海、南京都要放。”

事实上，中国的人造地球卫星还刚刚列入研制计划。十年之后，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才发射成功。

八大二次会议后，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大跃进”也进入了高潮。

6月2日，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召开北京地区各研究单位跃进大会。会上，各研究所争先恐后地提出自己的跃进规划。

★ 浮夸风越刮越猛烈，在粮食问题上教训尤深刻

“大跃进”本身是头脑发热的产物，而头脑发热之后，又更为积极地去推动“大跃进”。这种热烘烘的气氛，也感染了科学家。这一年，粮食生产竞相放卫星，开始是亩产千斤，后来是牛皮越吹越大，声称亩产数千斤、上万斤，甚至更高。而在这神话般的放“卫星”风中，我国一位著名的科学家，特地撰文，论证“粮食亩产会有多少？”的问题。

文章不但肯定已经放出的那些“卫星”，而且还论证了粮食丰产的潜力还很大，可以达到亩产四、五万斤。此时，全国尚未放出这么大的高产“卫星”。既然科学家都论证了能够有那么多的产量，那些文化本不高的乡、村干部，放“卫星”的胆子就更大了。

7月上旬，全国科联和北京科联组织中科院生物学部、中国农科院和北京农业大学的科学家，与来自河北、河南、湖北等省的30多位种田能手举行丰产座谈。说是座谈，实际上是擂台赛，在上面的压力之下，科学家们同种田能手展开了指标大战。

会前，科学家们提出了自己认为够高的指标。指标是按照当时盛行的“两本帐”、“三本账”（即准备公开的和实际要求的作两、三种指标，公开的指标常低于实际要求指标，以示留有余地）制订的：小麦1.5万斤、2万斤、3万斤；水稻2万斤、3万斤、4万斤；甘薯15万斤、20万斤、26万斤；籽棉3千斤、 4千斤、6千斤。

可是，一听种田能手的报告，科学家们大吃一惊，发现自己准备公开的三项指标已是大大落后于农民兄弟，只得修改自己的指标，提出“第一本账”小麦3万斤，水稻3万斤，甘薯40万斤，籽棉1万斤。而生物学部与农科院间也展开了挑战赛，生物学部的指标是小麦6万斤，水稻6.5万斤，甘薯50万斤，籽棉2万斤。

科学家毕竟是科学家，说出大话之后还是认真去试验。会后，生物学部组织了丰产试验田委员会，在6亩小麦试验田里，深翻10尺，每亩下种260斤到 400斤，施粪肥40－60万斤。试验田白天鼓风机轰鸣，以增加二氧化碳；晚上灯光如同白昼，以增加光合作用。尽管如此卖劲，第二年麦收时，最好的一块地亩产也只有900斤。

出身于农家的毛泽东，本来对那些放出来的农业高产“卫星”是将信将疑的，出于群众的干劲只可鼓而不可泄的考虑，他对放粮食生产“卫星”没有泼冷水，而科学家从科学原理对农业高产的论证，却使他相信粮食高产是有可能的。于是，他进而提出了粮食多了怎么办的疑问。

这年8月4日，毛泽东来到河北徐水县视察。在视察途中，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告诉毛泽东：今年全县夏收两季一共计划要拿到12亿斤粮食，平均每亩产2千斤。

毛泽东一听，睁大了眼睛，问道：“你们全县31万人口，怎么吃得完那么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

张国忠只想到了放“卫星”，没想到毛泽东当真了，只好答道：“我们粮食多了换机器。”

毛泽东说：“不光是你们粮食多，哪一个县粮食都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粮食呀！”旁边有人说：“我们拿山药造酒精。”

毛泽东说：“那就是每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酒精啊！”毛泽东边说边笑，左右环顾，张国忠也笑着说：“我们只是光考虑怎么多打粮食。”

毛泽东说：“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哩！”

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尚未将毛泽东徐水之行的消息发出，毛泽东关于要考虑粮食多了怎么办问题的指示，已由中央一位主管科技工作的负责同志，以最快的速度传达给了中科院党组。

8月7日，在中科院整风领导小组的会议上，再次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会议指出，主席认为从现在起以后的七年时间很重要，要做到人家有的我们都有，人家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国内新问题是粮食多了怎么办？粮食多了要研究用途。

于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课题摆在中国科学家面前。中科院党组将此作为紧急任务，交给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大连石油研究所、北京化学研究所、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和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去完成。这些研究所接受任务后，立即中断正在从事的重大科研课题，抽调大批科研人员，从事粮食综合利用的研究。很快，各研究所纷纷研究出了粮食转化为工业原料的方法。

可是，当这些研究成果出来之后，中国所面临的已不是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而是粮食少了怎么想办法的问题了。▲



凤凰卫视阎学通开讲台独问题！
http://junshi.blog.china.com/200802/1875782.html

2008-02-05： 由凤凰卫视举办的“世纪大讲堂”邀请了严学通教授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一期讲座俨然像一种“战前动员令”。严教授作为清华大学国际关系所所长应该属于中央智囊，所以他的谈话应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严教授在讲座中着重谈到以下几点：

● 1、 台湾分离分子不是中国固有的，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像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等都存在分离主义，从而驳斥台湾分离是因为我们的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原因；

● 2、 遏制分离主义是关系到民族存亡的大事，是要命的事，不能用钱来衡量。就是要钱还是要命的道理；

● 3、 通过举例，如，美国200多年来打仗时间占了150年，还有以色利等都是越打越强，还有我们50年援朝，79年对越，那几年都是我们经济高速增长期。从而驳斥了台海一战必然影响我们的经济发展；

● 4、 通过举例说明分离主义只有用战争来遏制，当然，严教授也再三讲，它并不赞成战争，战争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从53年开始，世界上还没有一起通过和平谈判制止的分离与独立。典型的就是前苏联的例子。成功制止的一起就是车臣，那就是要用武力。

● 5、 台湾分离主义的黑手就是美国；

● 6、 国家的要素：领土、人民、政府、国际承认，这些台湾都不具备。联合国宪章明确提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不是台湾的，所以台湾人不能在我们的领土上搞独立。
以上是我归纳的几点，可能有遗漏。

严教授的讲座对我印象深刻的就是通过讲道理摆事实来批驳国内有些人抱有的“台海一战会影响我们的经济”、“台湾不愿意与我们统一是由于我们落后”。加之在北京大学讲座，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就是在做战前动员。

近日来，我们全国上下都在抗雪救灾，如果没有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兴许舆论整体上要开始做战前引导了。▲


王岐山将掌中央金融 大部制渐成形
http://topyl.com/view.php?fid=DBXW&id=2700265

http://www.topyl.com Top娱乐网 2008-02-10: 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大部制」呼之欲出，继早前有消息透露国务院属下部局经整合后将成立「能源部」、「运输部」、「城乡建设环保部」后，北京消息人士透露，为加强对全国经济金融工作的指导，中央政治局及国务院经多次开会研究并徵询专家学者的意见后，已讨论通过成立「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而极有可能在今年3 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升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岐山，将兼任中央金融工委书记。预计，新设立的「大部制」议案将提交3月的全国人大讨论通过。

消息人士指出，「大部制」研究和讨论已经进行相当一段时间。由于涉及各相关部门的利益，内部反弹声浪较高，所涉及的部门均强调各自的重要性。因此，之前传出的将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及银行系统合并成一个大部的方案暂时搁置，中央决定成立「中央金融工作管理委员会」，实行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双重领导，该机构的负责人由国务院副总理兼任，管理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等国家金融体系。

● 利益冲突 部门反弹大

在十七大上获升任为政治局委员的王岐山，极可能在3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上获通过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消息人士指出，由于王岐山曾先后出任建行行长及负责金融事务的广东省常务副省长，并曾亲自处理「广东国投破产案」，拥有丰富的金融工作经验，而且他作风干练、行政管理能力强，因此被视为最适合兼管金融工作的副总理。

● 作风干练 金融经验丰

北京消息称，「大部制」将是新一届人大会议讨论的最重要议程。国务院将根据「国务院组织法」，对现有的国务院机构进行改革，合并部分部委，减少权力重叠。计划将建设部、国土资源部、国家环保总局重整为「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将民航总局与交通部合并，成立「运输部」，铁道部则维持不变；将电力、煤炭、石油、天燃气等机构统一划归，成立「能源部」。此次机构重组将作为第一批精减方案，提交3月的全国人大通过。▲


台军上校献策三条称“可吓阻”大陆武力攻台
http://www.ddhw.com/readarticle.aspx?topic_id=1000&msg_id=55145

    2008-2-10: 台国防部新闻网2月6日刊登了一篇台“国防大学”管理学院战略班上校的文章，文章为台湾方面“吓阻”大陆攻台出谋划策，文章称：

　　“吓阻”的观念古已有之，自从人类迈入核子时代之后，在战略思想的领域中，“吓阻战略”就呈现一枝独秀的趋势，成为核子时代战略思想的主流，尤其在冷战时期获得极大的重视与运用；时至今日，国际情势益趋复杂，充满了不确定性，任何突发状况或区域冲突都有可能引发战火，“预防战争”已是举世各国国防施政的首要目标，也是戮力实践的重要课题，因此如何达成避免战争及维持和平的目的，殊值世人正视与关注。

　　● 吓阻之意涵

　　美国学者乔治（Alexander George）与史莫克（Richard Smoke）在其合着《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吓阻》中指出，吓阻的运用方式虽然复杂，其概念却相当简单明了，乃在使敌人认为某行动方案的成本或风险超出其利益。而军事领域上的吓阻，系运用足使敌人害怕将招致无法承受的报复或惩罚，而让敌人不敢轻举妄动的手段；亦即藉吓阻手段让敌人认为其盘算中的行动所产生的后果，将比放弃行动严重许多，以此阻止敌人的行动。

　　吓阻通常仅限于威胁，而并不实施任何制裁；吓阻的目的是使敌人知难而退，其威胁本来就不准备兑现，只要威胁一经兑现，则吓阻就丧失了效力。事实上，吓阻应非政策的主要目标，其目标可能是希望藉和平的手段来达成，所以它是达成“不使用武力”目标的一种手段或策略。

　　台湾战略学者钮先锺教授在其所著《核子时代的战略问题》指出，有效吓阻必须满足三项基本条件，即为能力、可信性与沟通：

　　▲ 一、能力：吓阻必须以实力为基础，吓阻者能力越大，其威胁越能受到重视。

　　▲ 二、可信性：吓阻者必须让对方相信其所言不假，具有高度可信性。

　　▲ 三、沟通：吓阻者必须精确地将吓阻讯息传达给对方，避免对方产生误判。

　　● 美国吓阻战略

　　美国国防战略是维持足够军事力量，以吓阻潜在的侵略者，若是吓阻失效，即能以最低的伤亡，迅速获得决定性的胜利。

　　亚太地区的安定，攸关美国国家利益甚巨，当前美国最忧心的应是中国大陆国力持续增长，将与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利益相互冲突，构成莫大的威胁；因此，美国需要预防性防御来协助处理美中关系，以避免导致军事冲突，强化亚太地区的安定。

　　● 台湾预防战争之道

　　台海两岸自一九四九年分离分治后，迄今已近六十年，然而战争的议题在两岸间却从未停歇，且随着时局发展而不断变化；基此，现阶段台湾方面的“国防”政策以“预防战争”、“国土防卫”、“反恐制变”为基本目标，军事战略以“有效吓阻、防卫固守”为战略构想，期藉具备吓阻之防卫战力达到预防战争的目的，并藉适切之防卫战力达成国土防卫及反恐制变的目标，以确保国家安全。

　　自古兵凶战危，战争对人类的影响至深且巨，诚如《孙子兵法-始计篇》所言：“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因此，盱衡台湾方面目前所处环境及军事实力，其“有效吓阻”的战略构想，从理论的观点来看，因尚未具备足够的吓阻能力，面对大陆与日俱增的威胁，“预防战争”除了是台国防政策的首要基本目标，亦应是台湾最佳的战略选项，列举下述作法俾供参考：

　　▲ 一、军事实力是维系国家安全的根本，“国军”应持续筹建现代化的军事实力，秉持“以敌为师”、“为战而训”的原则，落实勤训精练，提升高昂战志，强化整体战力，建立可恃的防卫武力，让大陆领导阶层了解贸然对台动武亦将承受重大耗损，使其不敢轻启战端，知难而止。

　　▲ 二、现阶段台湾方面以纯军事武力意图吓阻大陆武力攻台，实属不易；诚如《孙子兵法-谋攻篇》所言：“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我方应审慎检讨制定前瞻的大陆政策，持续强化两岸协商与交流，建立彼此信心与共识，同时结合运用灵活的外交政策，包括政治、经济、心理与军事手段，避免军事冲突，有效预防战争。

　　▲ 三、争取战争胜利，不仅须强化军事实力，更赖全民坚定抗敌意志；面对大陆运用灵活的和战两手策略，民众更应持续支持“国防”施政推展，凝聚“国防”共识信念，厚植全民“国防”力量，方能因应两岸诡谲变局，确保立于不败之地。来源: 环球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