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国大部门改制难　温家寳听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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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1-24: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将就“大部门体制”改革，听取各方的意见。

　　中评社北京1月24日电（评论员　张沐）新近，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将拟于今年3月5日向新一届全国人大作《政府工作报告》稿发送给各党派、团体、部门和地方单位，广泛征求意见。毋庸置疑，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正是未来政府机构改革向“宽职能、少机构”方向发展的“大部门体制”改革。这不仅是征求意见的重点，也是海内外关注的热点话题。

　　虽然中评社对此早有透露和评点，许多媒体也一再炒作论述，但却很少谈到对其具体实施的诸多难点与对策。本文试图根据已获悉的资讯加以缕析，或许能从中让人们感受到中国在迎接改革开放30周年的这一大动作和切实有效的改革布局。

　　据北京官方研究人士的分析，在国务院所属机构中，一些相关部门进一步整合，拓宽部委职能，逐步向“大部委制”过渡，正是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的，要“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其关键在于使部门的职能配置有机统一，做到责权一致，便于部门间协调配合和实行问责制。而类似的安排设计涉及到大交通、大能源、大金融、大文化、大农业、大环保等等。

　　严格地说，真正意义上的大部委制改革，始自朱镕基就任国务院总理之初，他不仅精简合并了许多工业部门，而且提出要把航空、铁路、交通系统合并为运输部，由于当时存在着具体困难和各种阻力而未能成功组建大运输部门。至2003年温家宝接任总理，遂把国家计委、经贸委与体改委合并为国家发改委，将原外经贸部、国内贸易部以及原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的部分职能整合组建商务部，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如果说，前两届政府只是对大部委制的探索实验，那么今岁的行政体制改革已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方向，也必当成为推进政治体制“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

　　实践表明，当代立体式的交通运输依照运输方式设置各自独立的部门，实在难以适应建设高速度、高品质综合运输体系的需要，尤其导致铁路、水运等绿色运输方式发展滞后；能源作为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产业，缺乏一个统一管理的独立部门，也不适应建立现代能源产业的要求；促进互联网、电话网、广播电视网三网的融合，曾纳入“九五”、“十五”规划，也写入“十一五”规划，但由于管理职能分散，至今未能实现。

　　据悉，能源、交通运输将是首批大部委制的实行单位。能源关系经济大局，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电力、可再生能源等在内，涉及广泛，如果统一管理更能提高在平衡供给需求方面的效率。曾有人大代表提出议案，将卫生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食品药品管理局、国务院中医药管理局整合为一个“人口与健康委员会”。而包括银行、证券、保险的金融体系，应当也在组建大部制范围之内。不过，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均属适应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和发展方向，对加强金融监管、规避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发挥重要作用的行业监督机构，并非需要合并的政府部门。

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指出，实行大部体制管理，可以大大减少政府部门之间职能交叉、重迭，政出多门，沟通难、协调难等方面的问题，改“九龙治水”，为“一龙治水”，或者接近于“一龙治水”。同时，通过政府部门的整合和调整，能进一步理顺部门之间的职能，减少机构的数量，减少过多的协调和沟通的环节，这对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也具有重要意义。

　　不过，尽管这一管理模式在国外有比较成功的经验，但是在中国现有的体制下，究竟能不能十分有效，建立的过程中可能遇到哪些阻力，都是值得关注的。比如，实行大部制管理后，一个部门的权力更大了，能不能建立起有效的权力约束机制，就更加重要；在执政党的机构设置方面，如何与政府的大部制进行对接，不重复、重迭？在大部制管理模式下，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人大应该在机构的建设方面，如何加强对大部权力的监督和控制等。在具体推进的过程中，大部制改革是一步到位，还是逐步改革？首先选择在哪些领域改革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是需要认真思考。

　　大部制改革的方向，终至会涉及涵盖到党政、人大等系统，须要考虑党的权力和政府权力的对接。过往，中纪委与监察部合署办公，联动作战，颇具成效。还有中共中央台办和国台办、中央外宣办和国务院新闻办等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设置，皆表明如何进一步整合党政部门，系大部制改革中应该研考的问题。因此，将行政体制改革方案纳入政治体制改革方案之中，从国家权力结构上进行调整布局，才会更长远。显见大部制牵动着国家整体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改的推进，真正的大部制改革恐怕难以完成。

　　在重构政府权力和运行模式的同时，如何实现“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协调、相互监督制约的机制，为大部制改革的权力监督提供保障是一大关键。专家指出，这可能是下一步机构改革的难题。据认为，大部制可以有两种模式，一是在部与部之间，让有些部门专门行使决策权，有些部门专门行使执行权，有些部门专门行使监督权。二是在一个大部制内部，机构的功能要进行分化，有些机构专门行使决策权，有些机构专门行使执行权，有些机构专门行使监督权。这类似于国外政府机构实行决策权和执行权相分离，执行机构内部可以引入市场机制，实行弹性管理。比如《政府采购法》颁布实施后，财政部是政府采购政策制定机构，但不是执行机构。执行权交给设在国务院办公厅下、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代管的国务院政府采购中心。这样就把决策和执行分开了。

　　值得一提的是，要把调整、整合政府的议事协调机构、事业单位改革、特别是有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的改革进行统一的安排。议事协调机构改革为决策机构，有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改革为执行机构或者法定机构。这样才能实现功能的整体分化，确立起权力的结构性约束机制。重要的是，对大部制的监管约束，还须从外部进行监督。实践证明，对公权力的制约，最有效的还是外部的监督，特别是人大、司法、公众舆论、媒体报导等等。如何形成有机的链条，来发挥功用，也是一大考验。

　　大部制改革的最大阻力，仍然是多年来被强化了的部门利益。过去所谓“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集团化”，导致政府运行成本太高、效率太低，甚至把部门利益凌驾于公众利益之上。通过改变组织形态的大部制机构设置，有可能把部门职能交叉、政出多门、相互扯皮等问题，加以抑制。不过还有人担心，大部制改革可能把分散的部门利益，聚积为集中的部门利益。如果一个部门变为一个超级部，权力很大，对它进行监督恐怕更加困难。显然，大部制是否能有效遏制部门利益，十分关键。

　　此外在大部委内部，决策、执行、监督机构如何合理设置，权力如何划分？至关重要。专家认为，由于缺乏实际经验，大部制改革很难一步到位，应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首先应该选择那些职能交叉突出、涉及公众服务物件广泛，外部呼声比较大的部门开始，然后逐步扩大，而且一定要把结构调整和功能的定位进行有机的结合。

　　大部门体制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重要一步，是加强权力制衡、廉政建设乃至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也是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惟机构改革涉及面广，难度不小，对经济社会影响较大，各方面都很敏感。必须在国家的统一部署下，经过充分研究、科学论证和周密部署，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既要借鉴国外经验，更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进行探索和试验。▲


中国政府换届与“环保新政”
http://www.stnn.cc/ed_china/200801/t20080123_718293.html

    联合早报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一年一度的人大、政协“两会”即将召开，今年的“两会”备受国际舆论关注，在于两大新看点。

　　其一，这是中共十七大后首次政府换届的“两会”，多位新晋政治局常委、委员将出任新职，多位副总理级要员将功成身退。如新任常委李克强料将以常务副总理身份辅佐温家宝处理国政，新科政治局委员王岐山料将以副总理身份主管金融，现任副总理、“铁娘子”吴仪等将告别政坛。

　　看点之二是新一轮机构改革将推行“大部制”，多个部委可能撤销、合并、整合，职能也将出现新一轮大调整，如坊间盛传的设立大交通部、大环境部、大能源部、国家发改委将被“瘦身”，等等。

● 成立环境部，权力将扩大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的环保总局将整合多个部委的职能，升格为大环境部，现任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将晋升为政府内阁成员。也就是说，周氏将成为部委改制后的首任环境部长。

　　周生贤曾经直接参与松花江污染事件的处理工作，因此，其环保理念和未来的工作方向已经引起外界的关注。

　　熟悉中国政治生态的人都知道，中国高官出书虽不鲜见，但大都在退任后撰述，如钱其琛的《外交十记》、李鹏的《三峡日记》等，在职的部级高官很少有著述。循其缘由，不外乎忙于事务，或恐言多语失。可是，周生贤近日却高调推出新著《机遇与抉择——松花江污染事件的深度思考》。因著者跻身部委高官层级，与胡、温等最高决策层多有互动，十分熟悉许多重大环境事件、重大环境决策的过程和内部，因此有助于外界了解中南海在环保问题上的决策倾向。

　　在书中，周生贤详细追述了当年亲自参与处理这一事件的全过程，披露了国务院部委之间如何协调、有关政策如何出台的内幕，更首次公开介绍了胡锦涛、温家宝等人对这一污染事件的严重关注。更重要的是，人们可借此认识中共高层核心人物在环保战略上的思维模式，以及做出重大抉择时的战略考虑。

　　周生贤是中美经济战略对话机制中的中方主要高官，对发达国家针对中国环境问题的激进立场感受颇深。周氏在新著中用相当多的篇幅深入阐述中国环保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呼吁不能忘记历史教训，“预警”、“警示”、“忧患”之词时有闪现，更以浓墨重彩的篇章解析中国环保的历史性转折、战略机遇、战略决策。他再次指出，如果任由单纯追求经济发展、GDP增加的行为蔓延，中国的前途堪忧。

因此，他呼吁要让不堪重负的江河湖海“休养生息”，因为休养生息是保障国家环境安全的迫切需要。他主张实行最为严格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摒弃“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模式。休养生息并不是消极、被动地等待，而是积极、主动地进攻，不是迟滞，而是蓄积。

● 反映国家发展总方向

　　此书还透露了中国环境战略的具体规划的部分细节。例如，环保总局就环境宏观战略研究致函副总理曾培炎后，曾培炎次日即做出明确批示，指定由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牵头担任组长，并报温家宝总理批复。该战略研究立足国情，将环保置于可持续发展的全局中加以通盘考虑，提出了宏观思想、方针、目标、任务和重点，堪称是一部环境战略规划的宣言书。

　　作者认为，“中国环境威胁论”的目的，就是要利用技术优势占领低碳经济的制高点，中国面临的国际压力越来越大，环境政策和环保工作成效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政治、外交、经济交往和国家形象。而在“十一五”期间，将是各种环境矛盾和冲突的凸显期。因此，中国政府将从更高的战略高度重视环保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由此可以看出，即将进入政府内阁的高官高调出书，畅谈环境发展战略，显然是中国政府总体战略思维的体现，目的是要让国内外了解中国政府对环保问题的深度思考和重大决策姿态，同时也是要展现中国积极负责任的形象，对“中国环境威胁论”予以直接回应，

　　当前，海内外都在关注中国未来五年将如何走“科学发展”、以人为本的道路，在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之后还将采取哪些措施和步骤，其中在环保方面的新作为将是观察的重点之一。而候任环境部长的这本著作，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窗口。

　　一位国际顶级投资银行的高层人员说，未来在中国做生意，要想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就必须认真研读周氏的这部著作，因为从中可以了解到中国政府的政策导向和产业发展趋势。（作者 严飞羽） ▲


光明观察 水稻专家的预言令人冒冷汗
http://www.stnn.cc/life_op/200801/t20080123_718430.html

    光明观察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全国人大代表、“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学生、“杂交稻制种方法”和“杂交稻制种超高产方法”两项专利发明人黄培劲忧心忡忡，他说，继2007年中国猪肉价格节节攀升之后，从种种迹象看，今年内地的粮食价格也可能飙升，原因是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城市，导致耕地大面积抛荒，而有些基层政府官员隐瞒这一严峻事实，反而夸大种植面积，谎报粮食数量。（见2008年1月21日《大公报》）

　　当下，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近年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城市，留在乡村的父老们随著年龄增大和生活好转，也越来越不愿继续耕种务农。加上城市扩容，各地招商引资大量占用土地，耕地面积越来越少。这位专家透露，粮食减产的趋势，从湖南去年收购的粮食总数量就可以得到验证。他还指出，随著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城市，不少农村已经变成“空心村”、“留守村”、“妇女村”、“老幼村”，这对农业生产产生的负面影响已经逐渐凸现出来。如果农村出现百分之六十的农户不种田，中国的粮食危机就会随着到来。作为有着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一旦粮食生产出现不稳定因素，其危机可想而知。

　　粮食的重要首先在战略地位上首屈一指，没有哪个国家敢对粮食问题有半点不恭。所以在产业区分时，生产粮食的农业被看作第一产业。尤其是我们这个农业大国，粮食大于天，农业不敢出半点问题。可是，听了专家黄培劲的忠告，我还是后背冒出一身冷汗。

　　我老家那片田地几十年来面积越来越小，宅基地占去一部分，各种饲养场占去一部分，公路边的门面房占去一部分，有人种果树占去一部分，还有人干脆在责任田里种上速生杨又占去一部分；据母亲讲，如今耕地面积减少一沟（三分之一）是不会差的。产量呢？因为是沙土，漏水漏肥，即便花费再大的本钱，夏粮也就在八百斤左右，秋粮超不过一千斤，多年来如此，无人不知晓。前些年，一大家子守在一起吃，总是没有余粮，遇着风不调雨不顺，还要接济一些粗粮才能接上气。后来兄妹相继考上学走出家门，才算是有了余粮。

　　我家如此，别人家也是大同小异。俺那个村如此，别的村又何尝不是呢？每次回老家，都要看见十多年前由全乡二十多个村“奉献”的几百亩“开发区”，虽然近两年不再荒芜，但也是被红砖墙高高圈起，里面的“故事”蹊跷的让人心疼。我想，但凡老家是农村的人，对农田被蚕食、粮食生产倒退的情况应该不会陌生；当然也不会把专家的话看作是危言耸听。

　　毋庸置疑，粮食生产已经危机四伏。据报道，人大代表、浏阳市长梁仲认为土地被抛荒了，就是国家的根本被抛弃，新农村建设便无从谈起。有迹象显示，少数商户已经在开始囤积粮食，一些地方粮食已经开始涨价。一旦粮食价格出现不可控的剧烈波动，对于拥有十多亿人口的中国来说，将有灾难性的影响。诚哉斯言！（作者 朱永杰）▲


胡锦涛促建设核心价值体系 为深入改革背书
http://www.stnn.cc/china/200801/t20080123_718313.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星岛网2008-01-23讯】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22日在北京同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代表座谈。他强调，着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着力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着力推进改革创新，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三十年前，在“文革”造成的社会道德真空状态下，邓小平将全党全民推入经济大潮，但直到他逝世也未能完成道德重建的任务。现如今，全社会追求物欲的急功近利心态，使执政党内腐败风气上升，知识精英社会责任感沦丧，其道德后果也日益凸显。

　　有分析称，胡锦涛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重点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意在为深入改革寻找思想、文化上的背书，努力凝聚全民共识。事实上，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从事社会价值体系重建的努力，包括将传统节日纳入节假日、祭孔、树立“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等等。

　　中新社报道，胡锦涛在会上指出，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进一步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进一步增强全民族团结和谐、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提高舆论引导能力，进一步为改革发展稳定营造良好氛围；加强思想道德建设，进一步培育文明风尚；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进一步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

　　今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作为邓小平时代的遗产，它带来的经济繁荣与民主监督功能的缺失，也使转型中的社会逐渐失衡：一党执政体制下的“权力寻租”，造成普遍的权钱交易和官场腐败；“诸侯经济”的迅速崛起，令执政党的各项政策面临“下有对策”的挑战；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的种种弊端，随着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加快而日见突出。

　　胡锦涛在继承经济遗产利益的同时，也不得不接受政治遗产中的债务。胡锦涛、温家宝等现任领导人面临大量遗留的问题，权力垄断下无数因侵权引发的群体事件，经济诉求的对象是政治体制。面对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冲突，依靠传统威权以及法律等技术手段，也只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现代化的高速列车，已不再是“技治主义”手段所能驾驭，需要引入更多的人文理念，从道德和政治层面解决社会难题。

　　有鉴于此，在承袭固有意识形态的前提下，胡锦涛提出“社会主义荣辱观”，试图以“八荣八耻”的设教，重建社会道德标尺；继而重拳出手，惩治贪腐诸侯，重振中央权威。关注民生和社会公正的举措与姿态，年来也频频出现于媒体。但基本上都属于执政党自查自处。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及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国际资本大举进入中国，重回计划经济的后路已断。国内市场经济化催生的股票、房地产等市场，促使法律逐步健全，人民的财产权利意识日益苏醒。与其说“改革不可动摇”，毋宁说已无回头路可走。

　　从经济民主走向政治民主，虽仅一步之遥，行进却无比艰难。如果说邓小平、胡耀邦等第二代领导人所遭遇的改革阻力主要来自上层，则当今中共领导人所面临的局面要复杂得多：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科层化”的弊端尾大不掉，自中层上下，已膨胀为一种利益盘根错节、规模庞大无比的官僚体制，且不断有新生代踊跃跻入。政治体制改革的风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没有人民的支持不会成功。

　　从另一个方面讲，国家文化的实力也被称为软实力。当白宫把外交政策的注意力聚焦在伊拉克时，世界其他地区并没有“原地踏步”。中国正在利用“软实力”扩展其影响力。这是美国曾经娴熟地使用过、但现在却未能好好利用的方法。

　　现在，软实力成为西方公认的中国崛起的新兴力量，一些西方学者将其称之为“微笑外交”或“魅力攻势”。这种努力主要是应用中国扩张的经济、贸易、援助和投资以实现政治目的。中国军队不会越过国际界线，但北京寻求的是那种让每一个亚洲首都在作任何重大决定时都需要得到中国批准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实力。▲


受部门利益纠葛制约 中国环境税仍无时间表
http://www.stnn.cc/china/200801/t20080123_718833.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中国财政部财科所研究员孙钢和博士许文关于征收环境税的三套方案，自公布后引起很大反响。一些人担心新税种会给自己增加税负。孙钢表示，环境税的立税目标是为改善环境质量，而不是注重税收的增长。同时，受制于包括部门利益纠葛在内的诸多因素，环境税出台暂无时间表。

　　《民主与法制时报》报道，中国是否应开征环境税的讨论在学界已经持续了十多年。近几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一些弊端日益显露，以环境为代价就是其中之一，关于是否该征环境税的讨论又开始升温。

　　媒体近日公布的孙钢和许文关于征收环境税的三套方案，又引起社会上关于环境税问题的热议。2007年11月，孙钢和许文《关于中国环境税制问题的若干思考》的研究报告提出了征收环境税的三种具体方案：一般环境税、污染排放税、污染产品税。

　　三种方案中究竟哪种更适合国情？具体研究制定工作的财政部税政司、国税总局地方税司、国家环保总局政策法规司三部门现在还举棋未定。

　　此时，来自民间的声音却显示出了对新税种的抵触情绪。公司职员龚先生认为，这项税额最终会被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三种征税方案中，有一种是根据‘受益者付费’原则进行普遍征收。普遍征收？这样就能改善环境？”一名深圳的网友也表示，也许最终只是增加了消费者的负担。

　　孙钢对这三种征收方案的争议表示，“虽然报告出来，但环境税具体征收还没有时间表，而且环境税的开征不是以高税收收入为追求目标，相反税额数字越低说明环境治理得越好。”

　　孙钢说，由于近几年环境污染严重、环境事件不断发生，人们对环境的关注度比过去有了一些提高，但离绿色环境的指标还很远，因此，希望通过征收环境税来减少人们对污染产品的使用，以及唤醒全社会关注生态环境。而且，在环境被严重污染的情况下，仅关注经济增长是不正确的，只有环境绿色，社会、经济发展才能和谐。目前又恰逢奥运，所以，打造绿色环境是今后必走的路。

　　孙钢表示，环境税的立税目标是为改善环境质量，而不是注重税收增长。他表示，交税一方的承受力是需要考虑的。此外，征收环境税得有征税依据，那么，这个依据到底是由税务部门来掌握还是由其它相关部门来掌握是个问题。如果让环保部门提供检测资料，他们能白提供吗？而且，在环境税征收过程中，税务部门和环保部门会存在很多利益纠葛，因此这一税种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也是各部门利益的一种博弈。

《关于中国环境税制问题的若干思考》中提出的三种方案：

　　▲ 一般环境税。以筹集收入为主要目的，根据“受益者付费”原则进行普遍征收。税基可等同于或依附于现有相关税种的税基，如城市维护建设税、企业所得税等，相当于这些税种的附加。

　　▲ 污染排放税。征收原则是“污染者付费”，税基与污染物数量直接相关。依据直接排放的污染物种类，与之相对应的税种有硫税、氮氧化物税、碳税、污水税和固体废物税。

　　▲ 污染产品税。征收原则是“使用者付费”，征收对象是有潜在污染的产品，主要有能源燃料、臭氧损耗物质、化肥农药、含磷洗涤剂、汞镉电池等。对应可以征收各种污染产品税，如燃料环境税、特种污染产品税等。▲


国际先驱导报 美国经济衰退拖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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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先驱导报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舆论看衰美国经济的势头在1月9日达到高潮：联合国当天发布《2008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世界银行公布《2008全球经济展望》，都提出了美国经济出现衰退的假设。这些看衰的预期，给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势带来了不确定性，也引发了中国的思考。

　　● 衰退概率高达50％

    实际从去年年底开始，很多机构和专家就提出了美国经济可能进入衰退期的警告：摩根士丹利公司亚洲区主席斯蒂芬•罗奇去年12月在《纽约时报》刊登署名文章，称美国经济正在慢慢进入7年内第二次“泡沫后”衰退时期。摩根士丹利还发布报告预言，美国经济很可能在2008年步入“温和衰退”。

    美国全国经济研究局（美国研究商业周期、界定衰退开始和结束时间的机构）主席费尔德斯坦1月5日公开表示，目前美国经济衰退概率高于50％。而在9日，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分别公布的两份报告中，都对美国经济可能出现衰退提出警示。

    “我仔细研读了世行的报告，里面认为美国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是50％。去年年底的预测则是40％，调高了10％。”中国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金柏松告诉《国际先驱导报》。

    联合国报告则指出，鉴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仍占主导地位，2008年世界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就是美国经济减速。

　　● 美国不宜过于自保  

    伴随着对美国经济衰退的担忧，中国经济将受冲击的预测正在出现。高盛、花旗等投资机构的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表示了美国经济减速，中国出口将受影响，进而进一步影响宏观经济的看法。联合国报告中直接指出：如果美国经济衰退，中国经济增长可能会遭受冲击。

    “从表面的经济统计数据上看，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大。但是从实际经济来考量，中国的作用并没有统计数据显示得那么大。”联合国报告主要撰写人、联合国全球经济监测部主任洪平凡接受《国际先驱导报》专访时说，“出口占中国GDP的比重约为36％，中国对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市场依赖度很大。”

    “世界经济在近几年强劲增长的同时出现了问题，比如主要国家间国际收支的失衡，像中国顺差和美国逆差。美国的连年逆差以及外债不断上升的必然结果是，美元在全球过量发行，从而造成美元贬值。”洪平凡指出：“因为美元是主要国际储备货币（60％全球外汇储备和80％国际贸易都使用美元），大幅贬值会给世界经济带来动荡。”

    洪平凡认为，全球经济失衡的状况需要调整，但调整速度又不能过快。假定美元大幅度贬值使美国进口在短期内消减几千亿美元，这虽然可以减少美国的对外赤字，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出口都会受到严重影响。其结果是全球总需求急剧下降，世界经济的增长陷入衰退。

　　● 中国不会受到深层影响  

    与此同时，中国专家却不太认同美国经济衰退将影响中国的说法。“我们的计算结果表明，影响不像外面说得那么大。”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主任宋泓说，他们正在进行美国经济减速对中国经济影响的测算。

    测算结果表明，美国经济增长率下降1个百分点，中国对美国出口增长率将下降4个百分点。目前对美出口占中国年出口总额的20％左右，以此计算，美国经济增长率下降1个百分点，中国出口增长率下降不到1个百分点。

    “如果美国经济衰退，使全球经济出现衰退，对中国出口才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但从我们的研究看，美国此轮经济减速，代表全球经济出现衰退的迹象不明显。”宋泓分析。

    金柏松则认为，现在预言美国经济出现衰退还为时尚早，毕竟减速不等于衰退。对于此轮减速，美国政府也在采取措施，“不要低估美国政府治理经济的能力”。

    他说：“中国的贸易结构属于大进大出型，加工贸易占了进出口贸易的60％。也就是说，出口贸易对国内经济的渗入性不是很大。中国出口即使真的受到影响，也不是深层次的。”(作者 陈刚、张皓雯) ▲


思想解放要更上一层楼
http://news.ifeng.com/opinion/200801/0123_23_375090.shtml

2008年01月23日 新华网: 发端于30年前的改革开放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那就是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带动的思想解放运动。那场讨论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使人们从“最高指示”、“句句照办、字字照办”的神学教条和幻梦中解脱出来，面对实际，一切以实践为出发点和归宿。30年之后我们回过头去看，能够深切地感到思想解放运动有多么重要，没有思想解放，中国不可能走出“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不可能摆脱根深蒂固的，几乎在所有领域无所不包的左的指导方针，更不可能有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在改革开放30周年时，重提思想解放，是及时和必要的。

人类发展的历史经验和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证明，思想解放不可能一蹴而就，相反，会有反复和曲折。一个民族要想兴旺发达、有所作为，必须把思想解放当做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在原有的思想解放的基础上不断深化、不断提高。

我们知道，在天文学方面，哥白尼的日心说取代原有的地心说，在物种起源和物种进化学说方面，达尔文的进化论取代原有的上帝造物论和灾变论，彻底改变了人们的旧信仰和世界观，使人们的思想和知识得到空前解放。但是，反对新学说，力图恢复旧信仰的企图和努力从来都没有停止，在某些时候、某些地方甚至还甚嚣尘上。很可能，对立的思想、学说之间的斗争还会长期存在，新思想只有在论争中，在不断修正、调整和完善自身的过程中才能发展和胜利。

我们知道，30年前的思想解放运动，从政治形势和社会心理方面来说，有艰难的、 “破冰”的一面，因为“文革”的流毒又深又广，毛泽东的权威不容质疑；但从认识和道理上说，也有比较容易的一面，因为林彪和“四人帮”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到了极致，其荒谬绝伦、违背常理，是任何不甘认同指鹿为马的人不难分辨的。而当我们越过了拨乱反正的阶段，当形势要求我们重新思考现实与一些由来已久的、深层次的教义之间的关系时，我们的勇气和智慧就会受到更大的考验。

我们还知道，如果不搞思想解放，不破除“两个凡是”，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大批老干部就不能出来重新工作，大量的冤假错案（例如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就不能平反，也就是说，对于某些在“文革”前和“文革”后居于领导岗位的人来说，思想解放也意味着个人的解放。在涉及前途命运问题时，其中有些人在这个时候支持思想解放是不言而喻、义无返顾的，而当个人解放的问题已经解决之后，是否继续坚持思想解放就是另一回事了。事实证明，求个人解放容易，求真正的思想解放不那么容易；从“文革”的迫害中求解脱容易，与“文革”中、“文革”前的左的思想一刀两断不那么容易。

思想解放有不同的程度，大致说来有这么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对一些人而言，思想解放是必须随从的大流，或者是应付一时困难的权宜之计，具有极大的实用性，只要把“两个凡是”的紧箍咒破除，从“文革”加于自身的灾难中解放出来，以后的思维和行为还是在旧轨道上行进；第二个层次，思想解放就是从“文革”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左倾理论回到“文革”前的正统理论，毛泽东晚期的理论、路线不能当作天条了，但绝不可违犯的天条还是存在的（比如个人崇拜、个人迷信可以不要，而“姓社姓资”还是必须问的）；第三个层次，只把实事求是当成最根本的原理和指导方针，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当成第一原理，决不承认有一成不变的教义、任何情况下不得违犯的天条，面对实际，勇于创新。

30年的经历表明，思想解放的第一波之后，并没有形成持续的潮流，以上3种态度都存在，回潮时有发生，旧的“凡是”没有了，新的“凡是”不断出现。

思想解放，换一个说法就是“不唯上、不唯书”，这一点对中国人似乎实在是难。对许多人来说，没有上级、权威，或者书本、经典的说法，就像丢了魂的人，他们行事和做判断首先要有“根据”，而这根据不是来自于实际、来自于人民的利益，而是来自于某位祖宗的金口玉言。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有人判断一位作者的话为大逆不道，不是说他的表述与事实不相符，而是说他的表述与某本教科书的说法不一致。

除了公开宣扬“祖宗之法不可违”之外，对抗思想解放的手法还有许多。有一种是以不变应万变，把新主张解释得没有棱角、没有特色，化约为旧的教义。比如，对于“以人为本”的新提法，有人可以在表示赞成之后将其化归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由此再与阶级对立、阶级斗争相联系，似乎每一步转换都顺理成章，但结果却是除了坚持原来的观念，“以人为本”反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另一种手法是以激进的姿态出现，一种新的观念，一项新的方针还在面对重重阻力争取实现之中，就对它来一个“破除迷信”，迫不及待地对其实行“思想解放”，貌似最新，实则复旧。对于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从10多年前到现在，都有人主张要搞“第二次思想解放”，这种主张与赞成“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的观点结合在一起，其实质是什么不难看出。

30年前的思想解放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改革开放，只是中国当代现代化的第一步。用严格的标准衡量，中国人的思想其实还是似解放而未解放。努力和奋斗尚未有穷期，我们不能满足于一次思想解放，也不能停留于当年思想解放的水平，随着已经取得的成绩不断增加，随着形势发展不断产生新任务、新要求，我们需要在主题和内容上实行思想解放的新突破，在深度和广度两方面扩大以往思想解放的成果。

如果说以前思想解放产生的效果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那么，下一步思想解放一定应该使得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别开生面。不论是要在现有的基础之上发展，还是要从根本上解决长期积累的诸多弊端，都需要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找到突破口。可以说，目前的形势已经使得任何不导致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解放都算不上是真正意义的思想解放，在这个问题上，切忌叶公好龙，也不要只打雷不下雨。

这次思想解放聚焦点或突破点在哪里？人们对此可能见仁见智，如果说现在不一定有最好的主意，那么看到最必要的条件却是不难的，这就是：言论的解放，舆论的解放。因为，所谓思想解放，高的要求是发现新的东西，低的标准则是解除压制而已。放开言路，既是宪法中言论自由条款保障的，也是落实十七大报告尊重表达权必须做的，也是思想解放最基本的保证。

不言而喻，不论是讨论或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或放开言路，都必须循序渐进，考虑好前后左右，要预防一哄而起，无疾而终，也要避免进两步退三步。当然更重要的是要有信心，30年来，我们什么风雨没有经历，什么事件没有目睹？不论是执政党、干部还是广大群众，都有比较强的承受力。

如果说，以前的思想解放都是自上而下，那么这一次若能做到上下结合就更好。集思广益，能调动更多的积极性，增大凝聚力。

理论是灰暗的，生活之树常青。让我们继续面向现实，放眼世界，以更加勇敢的心态和创新精神推动改革开放，跻身于世界文明之列。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作者: 徐友渔 系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员）▲   文本来源：南方都市报


中国的干旱凸显依赖水电之风险
http://news.ifeng.com/opinion/200801/0121_23_372574.shtml

2008年01月21日 中国网: 马来西亚《星报》转路透社1月17日报道，原题：中国的干旱凸显依赖水电之风险

在中国西南地区，一场大干旱造成大型水电站电力减产，这凸显了在一个日益干旱和变暖的世界，北京的大规模水电扩张计划给煤炭和石油市场带来的风险。尽管通过修筑大坝能帮助北京满足更多的电力需求，但当河流处于低水位时，这有可能造成因救急发电而导致石油、煤炭或天然气的消耗短期内剧增。

作为世界第二大能源使用国，中国有15%的电力来自水力发电，并且计划在未来几年将水电产能增加50%多，达到190千兆瓦。

但是，澳大利亚类似的雄心勃勃的雪河水电站计划可供前车之鉴。该水电站设计于半个多世纪前。在正常情况下，澳大利亚3/4的可再生能源来自该水电站，但多年降水稀少导致发电量下跌，昔日被淹没的城镇随水库的萎缩而重见天日。“从干旱的角度来说，澳大利亚的这个例子表明建水电站是有风险的。” 里昂证券的分析师西蒙??鲍威尔说。

2004年，由于新建发电厂的速度跟不上迅速增长的经济，中国遭遇了数十年来最糟糕的电力短缺问题。此后，中国以空前的速度建造发电站，电力短缺问题有所缓解。但在一些地方，煤炭、水力等资源短缺引发了老问题。

由于河流水位太低，位于西南的云南和四川两省均面临电力短缺问题。四川的问题尤其严重，甚至影响像金属冶炼厂这样的用电大户。

北京努力抑制温室气体排放，包括增加可再生能源在经济中的作用。但该国人均水资源本来就少，水利部官员曾警告气候变化导致水资源短缺问题的挑战愈加复杂。一旦水电站因水位下降不能发电，发电厂将不得不一窝蜂使用紧缺的煤炭或昂贵的燃油，从而把价格推高，并且陷入我们所熟悉的全球变暖的怪圈。（作者埃玛.格雷厄姆-哈里森，汪析译）▲


中国农村“荒废”情况日益严重
http://news.ifeng.com/opinion/200801/0121_23_372580.shtml

2008年01月21日 中国网: 日刊文章指出，自2003年开始，中国政府将农业、农村、农民这“三农问题”作为政策的“重中之重”，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以解决。但是，从农村实情看，与城市的差距仍在扩大，耕地荒芜现象日趋严重。这给中国农业的未来罩上了阴影

【日本《选择》月刊1月号文章】题：中国农村“荒废”情况日益严重

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得沿海的大城市出现了许多摩天大楼，富裕的人们驾驶着汽车外出。然而，中国13亿人口有70％居住在农村，他们享受不到这种恩惠。

中国政府对农村和城市差距的急剧扩大不可能坐视不管。从2003年开始，中国政府将农业、农村、农民这“三农问题”作为政策的“重中之重”，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以解决。

● 解决“三农问题”出台系列政策

最重要的一条措施是取消了农业税，减轻了农民的负担。2005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出了从 2008年开始取消农业税的决定，但实际上在2006年就提前废除了农业税。可以认为，这是由于农村中抗议重税和干部腐败的群体事件数量创下了历史新高，对此感到惊愕的政府对农民采取的怀柔政策。

其次一个重要举措是免收农村义务教育费。虽然中国的义务教育原则上不收费，但是过去各种“杂费”的征收却一直没有停止过。在财政困难的农村地区，学校建设和教师工资都依靠农民来负担。对此，中国政府在2005年作出了农村义务教育不收费的决定，提出要在 2010年以前分阶段在全国农村彻底实现免费义务教育。

此外，中国政府还从2003年开始建立起了以“农村合作医疗”为主的新型医疗制度。通过个人缴纳、地区扶持、政府补助的形式来筹集保险金，农民在患病住院时可以免交一部分医疗费。这一措施将用10 年在全国推广实施。此外，农村还将逐步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力争在不远的将来在全国农村建立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

● 耕地荒芜给农业罩上阴影

不过，根据在农村了解到的一些实际情况，取消农业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是此后、肥料、农药、汽油费等价格持续上涨，总体来说农民的生活并没有太大的改善。取消义务教育收费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对日常生活都很困难的农民来说意义不大。虽然生活保障制度已经在一些地区实施起来，但是，大部分农民还是没有享受到这一实惠。

这些农村政策显然都带有社会保障的性质。在今天的中国，农业作为产业自立还很困难，农民离开了土地就无法生存，这些都是实情。因此，政府应该尽快采取增收措施，鼓励人员到大城市务工。现在，中国有大约1.25亿农民工，包括在农村企业工作的人员在内，据说离开土地的农民人数已达2亿人。

这种状况导致一些农村地区出现了只能见到老人和孩子的异样景象，许多耕地荒芜。这给中国农业的未来笼罩上了阴影。中国农业养活着世界上最多的人口。

中国农村的人均耕地面积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0％左右，水资源仅相当于28％左右。今后，随着城市化和荒漠化的推进，耕地面积将不断减少，水资源枯竭将对中国农业构成很大威胁。

虽然政府鼓励农民从农村到城市务工，但是，农民在城市定居却很困难。因此，农村依然拥有庞大的剩余劳动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并非轻而易举。现在，中国的粮食自给率为97％，对进口的依赖程度还很低，如果中国稍稍提高粮食进口比率，那么就会给国际市场造成很大压力，引起世界性的价格波动。

中国政府试图通过扩大农业的生产规模、增加基础建设和机械化来提高生产率。但另一方面，由于土地属集体所有，一些地方干部在未经农民允许的情况下随意转让土地的情况屡屡发生，一些开发商任意圈地。

● 新自由主义经济忽视农民利益

由此可见，农村荒废和农民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信奉新自由主义经济而造成的，中国信奉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程度超过了美国，对农民的利益视而不见。在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过程中，中国政府也接受了减少农业补贴的条件，其幅度超过了普通发展中国家。在与东盟进行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过程中，中国方面也对撤销农业关税作出了积极的反应。这在其它国家是无法想像的。

改革开放以后，农业界人士曾多次向中央提出建立农民协会的要求，但是一次也没有得到批准。最近，政府开始允许成立“经济专业协会”等一些仅限于经济目的的农民团体，这些团体代表农民的利益。相比之下，得到政府承认的全国总工会拥有1亿以上的会员，是世界上最大的劳工组织。

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实施的独特的永籍制度，使农民沦为“二等公民”。身为农业户口的人不享有像城市户口的人那样在城市定居、接受教育、正规就业的权利。他们居住在廉价的住宅里，没权享受社会保障。

● 城市与农村双重结构带来弊病

农村人口人均所得仅相当于城市的三分之一，农民比城市居民承担蓿更重的租税负担。鉴于这种状况，中国政府最近对农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可以说带有弥补的性质。

的确，在一些地方，农村居民向城市转移的势头已经放缓，将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统一成“居民户口”的尝试正在进行当中。但是，这些都没有与财政措施挂钩来保障农村居民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

中国政府一直强调要取消对农民工蔑视和歧视的做法。但是，这些已经离开了土地不再从事农业的人员至今仍被称为“农民工”。

资本主义在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中，已经将农民从封建的地位中解放出来，把他们变成了现代的劳动者。随着劳动市场的形成，自由竞争带动了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但是，上世纪50年代人为制造的身份制度至今仍在束缚着中国的农民，阻碍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自由竞争。这也是中国产业结构不够合理的原因，多年来中国的企业一直依靠廉价的劳动力来向国外洪水般出口产品。

共产党政府一直满足于这种产业结构，实行了倾销本国劳动力的廉价人民币政策。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城市和农村的双重结构——将城市和农村居民隔开的这种政策，扭曲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结构，为这个大国的持续增长留下了一个大的问号。▲


2008年中国改革令人关注
http://www.zaobao.com/yl/tx080123_501.shtml

（2008-01-23）● 唐逸鸿（洛杉矶）　从很多方面来看，2008年又将是中国改革开放“十分重要的一年”。随着去年底十七大和今年初两会的召开，胡温改革进程开始进入“下半场”。在这样一个开局之年，人们有理由期待一些新意识、新措施、新突破。

　　与此同时，多年改革中积累下来的很多问题和矛盾正在不断恶化，其中有些矛盾已经逼近临界状态，如果近期不能采取有效措施扭转局面，这些问题和矛盾将可能给中国改革带来危险。在这方面，最近这一两年将是关键。

　　另外，今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用胡锦涛的话来说，要“对改革开放进行系统回顾总结”。这种总结如果真能深入进行，将可能对今后的改革有产生重要影响。

    ★ 改革的关键之年

　　胡温在前五年给人一种思想清新、作风务实，但行动比较保守，放不开手脚的感觉。现在，他们的任期只剩下五年了，如果想有大作为，想为“胡温十年”争得好成绩，就需要抓紧这段时间了。从主客观条件和整个大形势来看，后五年将比前五年更重要，更有可能得到一些收获。

　　对于这五年来说，今年将是重要的布局之年。如果有什么重要的改革措施，就需要在今年开始布局并着手推行，否则将可能来不及完成。另一方面，十七大之后，从中央到地方，很多新干部相继上位，各级的新班子逐渐成型并开始运转，这将奠定今后五年各项工作的“组织基础”。

　　近期，在各级新班子登台亮相的同时，似乎出现了一些有新意的言论和观念。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能不能使这种新意保持下去，逐渐形成风气并改变中共官场的生态，使那些开拓进取、勤奋务实的人有所作为，而不再备受制肘，甚至被逆向淘汰，这将决定今后五年这支“干部队伍”能走多远。因此，今年的开局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今后五年的成败得失。

　　胡锦涛说，十七大已经为今后的改革提出“新要求”、“作出全面部署”。今后工作就是要把“各项部署落到实处”，把“十七大描绘的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但是，十七大提出的大多只是一些目标，例如反腐败、党内民主、科学发展，等等。至于要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这些目标，要采取什么具体措施来突破瓶颈、化解阻力、破解难题、推进改革，十七大并没有现成的答案。而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中国的改革从来就不缺乏目标，缺乏的是实现这些目标所需要的有效的方法、细致的手段、扎实的行动、坚定的决心和强大的魄力。在这种意义上，十七大以后的积极行动无疑比十七大描绘的“宏伟蓝图”本身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