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美媒嘲讽中国潜艇远洋出勤率低 却称有威胁
http://news.ifeng.com/mil/4/200801/0120_342_371377.shtml

2008年01月20日 环球网: 美国海军近日称，中国潜艇2007年进行了6次巡逻。尽管美国媒体并不十分清楚“巡逻”的具体含义，它们依然对中国潜艇部队作出评论。一方面嘲讽中国的潜艇战斗力不高、出航率很低，一方面又得出结论称，中国的潜艇巡逻对美构成威胁。

● 美媒渲染中国潜艇威胁

据美国《环球战略网》1月14日报道，根据美国的信息自由法案，美国海军公布了它所掌握的中国潜艇巡逻情况。

据称，在2007年，中国海军大约由55艘潜艇组成的水下舰队总共进行了6次巡逻，比2005年的0次和2006年的2次略有增加。2007年中国潜艇的巡逻次数，同中国潜艇2000年创造的本国单年最多巡逻次数持平，这两年也是自1981年以来，中国潜艇一年内巡逻次数超过5次的仅有的两年。

此前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的一名专家也在其博客上撰文称，从历史上看，2007年中国潜艇完成的6次巡逻，体现了中国欲进行更多巡逻的趋势。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潜艇平均每年进行1.2次巡逻，而自2000年以来这一数字增加为3.4次。

美国《环球战略网》对中国潜艇的巡逻次数先是进行挖苦，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低的出航率，并认为中国大多数潜艇的行动都是“当日往返的短途旅行”，只是离开海岸进入公海进行短暂训练和测试，而这无法代替长期(两个月或者更长)的航行。该网站认为出航率较低是因为“他们没有进行更好的训练”，部分原因可能是缺钱，或者是后勤支援装备存在问题。但是最大的可能是对事故的担心。在过去的几年里，有包括中国潜艇在内的多艘潜艇在海上发生事故。

该文称，尽管中国正在对其潜艇部队实施现代化，但是它们一半的潜艇仍然是极为陈旧的柴电潜艇。即便如此，该文也不忘渲染一下中国的威胁。

该文认为，即便是最古老的柴电潜艇也被证明非常难以跟踪。中国将更频繁地走向大海，并对美国构成严重威胁。该文称“如果去年巡逻次数的大幅增加是中国加快潜艇行动的前奏的话，那么威胁就确实在增加。”

● 巡逻概念很模糊

尽管美国媒体谈论得挺带劲，但是它们却并不了解巡逻的具体含义。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的专家称，美国海军虽然公布了巡逻的次数，但是一直拒绝对巡逻的精确概念作出解释，称这会暴露情报来源。因此这一数据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根据美国国防部公开的《军语辞典》定义，巡逻是指从地面、海面或者空中派出的用来执行信息收集、破坏、骚扰、攻击或者其他秘密任务的行动。它包括近岸巡逻、深海巡逻、反潜巡逻等。目前，美国的核潜艇巡逻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攻击型核潜艇的巡逻。攻击型核潜艇通常隐蔽航行到敌方潜艇基地附近进行侦察，一旦发现敌方核潜艇(主要是弹道导弹核潜艇)出航，就进行一对一的跟踪。在核战争爆发时，在敌方弹道导弹核潜艇发射导弹之前将其击沉。第二种巡逻就是战略威慑巡逻。美国的弹道导弹核潜艇通常保持1/3的力量在海上特定的海域进行战略威慑巡逻，一旦接到上级攻击命令，就将其核导弹射向目标国家。此外，美国的新型巡航导弹核潜艇可以通过巡逻完成常规威慑、侦察、渗透等任务，从去年10月开始，俄亥俄号巡航导弹核潜艇就展开首次这种巡逻。

美国媒体推测，如果美国海军情报部门使用的“巡逻”来自美国国防部的定义，那么参照美国海军的行动，解密的数据表明中国的巡逻主要用于跟踪其他国家的潜艇、在近岸或者远离海岸的区域参加海军防御行动，或者为收集信息、进行袭扰而进行的部署。

● 潜艇巡逻很正常

尽管美国媒体对中国潜艇的巡逻十分关注，但是潜艇的巡逻就如同军舰出海远航一样非常普遍，并不稀奇。几乎所有拥有潜艇的国家都要定期或者不定期地派潜艇在特定海域进行或长或短的巡逻，进行训练、试验、侦察等行动。通常，潜艇进行巡逻的频率体现了训练水平和装备完好率的高低以及本国的战略需求。按照美国海军的说法，美国潜艇每年进行超过100次巡逻，主要是因为船员良好的素质、装备完好率高和过多的海外利益。出于同样原因，前苏联海军的潜艇部队每年也进行上百次巡逻，而现在的俄罗斯海军由于缺乏资金，训练强度和装备完好率大大降低，巡逻次数严重下滑，2007年俄罗斯的潜艇只进行了7次巡逻。

一位军事战略专家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海军公布的数据的可靠性令人怀疑。潜艇最大的特点就是隐蔽，所以潜艇巡逻大多在水下隐蔽航行，因此，美国海军很难得到关于中国潜艇巡逻次数的确切信息。美国之所以妄加评论中国潜艇的巡逻，而对其远远超过中国的潜艇巡逻次数熟视无睹，还是美国的强权政治作祟。美国将自己的战略触角伸向全球，并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而当中国的潜艇稍有动作，美国人就乱加评论，这其中主要的原因在于：一方面，他们担心中国的潜艇能够跑到距离美国战略利益很近的区域，对美形成实质性的威胁，另一方面，他们也对自己的反潜能力信心不足，担心摸不清中国潜艇的踪迹。这位专家表示，事实上，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在海外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不断增加，中国需要远洋海军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正如中国有越来越多的水面舰船逐步走向世界，中国潜艇进行更频繁的巡逻也是无可厚非的。▲


“人造太阳”计划里的中国角色
http://news.sina.com.cn/c/2008-01-18/093514772758.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1月18日 三联生活周刊

　　2007年10月24日，在法国的卡达拉舍(Cadarache)，一个新的国际组织——国际热核实验堆(ITER)成立，首任总干事池田要和副总干事郝特康普揭下牌匾上的绸布，一项全球大规模的国际科技合作协议正式启动，国人称它为“人造太阳”。◎陈超 实习记者◎陈晓晨

　　● ITER计划

　　按计划，ITER组织将在卡达拉舍建造一个世界最大的热核聚变实验堆，将首次实现持续50兆瓦核聚变反应，如果成功，将意味着国际核聚变研究完成了反应堆的工程物理实验阶段。也就是说，解决了核聚变反应在工程方面的关键问题，紧接着就是建立示范反应堆，寻求降低材料成本的方法，下一步将是投放市场，实现核聚变能的有效利用。

　　有数据显示，地球上的已探明石油储量还不够开采50年，天然气和铀也仅够60年左右。随着石油价格上涨，能源危机再次被提起，各国也加快了新能源研发，核聚变能就是重点之一。“1升海水产生的核聚变能，相当于300升汽油。”中国ITER办公室副主任罗德隆用了这样一个诱人的比喻。核聚变不仅在释放能量上有巨大潜力，而且原料可以从海水中获取，如果核聚变能利用成功，地球上的海水足够使用数十亿年。核聚变能还有一个好处，“是清洁能源，核裂变的原料本身带有放射性，而核聚变反应过程中，不产生放射性的物质。即使像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那样发生损坏，核聚变反应会立即中止”。罗德隆说。在这一系列的动力下，核聚变的研究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

　　早在氢弹研制成功后，美国、苏联和英国等国就开始展开可控核聚变的研究，意在将核聚变转化为可以持续利用的能源。按照核工业集团西南物理研究院院长潘传红的说法，可控核聚变的研究经历了“盲目乐观”的阶段后，发现并不如想象的那么顺利，几个国家发现，即使将所有研究成果加起来，也无法解决核心技术问题。无奈之下，1958年，核聚变的研究资料才被公开出来，寄希望于广泛的国际合作。今年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将在法国开工，“恰好是受控核聚变国际合作50周年”。

　　1985年，当时的美苏两国首脑联合倡议通过国际合作建立核聚变实验堆，并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框架下着手准备这一合作项目，确立ITER计划。 1986到1988年，欧盟和日本加入了这一合作计划，但这个项目不是完全开放，中科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的武松涛副所长说，当时这个组织对其他实体有很强的“排他性”，不能以平等伙伴身份加入，新成员仅承担1%的研究，地位也仅是某个正式成员的“小伙伴”。

　　到1990年底，四方科学家经过前期分析、计算和评估，完成了反应堆的概念设计，之后进入了工程设计，到1998年工程设计阶段完成，设计造价约为100亿美元，“当时的投资是由几个成员平摊”。“由于当时能源压力并没有今天这么急迫”，美国克林顿政府在当年取消了一系列国际合作投资，其中就包括ITER计划。美国的退出给计划带来很大打击，俄罗斯、欧盟和日本则坚持下来，终于在2001年完成了一个投资46亿美元的较小计划。同年，加拿大加入，项目封闭的边界渐渐被打破。为降低成员可能退出带来的风险，ITER开始吸纳新成员，并规定了每个成员主体的资格，就是“承担计划10%的建造和研发费用，同时还必须具备核聚变研究和聚变工程的基础和能力”，罗德隆介绍说。

　　2003年2月，中国宣布加入该计划的国际谈判，随后加入该计划。美国也同时返回了计划，不过当年焦点却是成员国对于选址的竞争。

　　最早，法国、日本、西班牙和加拿大4个国家都提出将反应堆建在本国，四方争执不下，加拿大在原料供给等方面有一定优势，但其本国核聚变研究基础相对薄弱，当时联邦政府和省政府协议各承担本国费用的一半，由于选址问题，省政府撤资，不得已，加拿大退出了整个项目。

　　随后，国际社会表示，法国和西班牙作为欧盟的成员国，应由一国代表欧盟参加选址竞争，于是在欧盟内部进行了协调。据说没经过太多讨论，就确定了法国作为项目建造地，为了平衡，欧盟将其ITER总部放在了西班牙。之后，欧盟就推荐法国的卡达拉舍作为ITER项目的建造地，日本则选址在北部青森县的六所村。“平心而论，两个地方各有利弊，法国的核电研究水平很高，这是他的优势所在。可卡达拉舍在马赛北部约45公里处，距海港还有一段距离，ITER项目有的零部件长达15米，运输有一定的困难。日本的选址离海港很近，便于运输，而且当地也有一个核处理站，技术比较先进。但由于位置偏北，每年有几个月冰雪覆盖，更致命的是那里是地震高发区，给安全带来巨大隐患。”武松涛说。

　　受当年国际形势影响，选址问题分成争论不休的两方:中国和俄罗斯支持欧盟选址。法国曾表示，如果选址日本，将退出“单干”;美国也私下表示，如果法国当选，将“考虑第二次退出”。2005年，韩国也加入该计划的国际谈判，布什还致电当时的韩国总统卢武铉，希望他能支持选址日本的方案，这样就形成了3比3。关于选址的争论持续一年多，直到2005年6月28日，ITER部长级会议在俄罗斯召开，再次讨论，六方才达成一致，将建造地选在法国。不过据透露，欧盟也承诺将自己承担任务的10%外包给日本，并帮助日本建立一个新的全超导托卡马克(Tokamak)装置JT-60SC，同时欧盟支持日本提出的总干事候选人，日本才做出让步。

　　按照当时的分配，整个项目约需要100亿美元，前期建设以及运行、去活化拆除各占一半，欧盟大约承担50%，其他5个成员分别承担10%。 2006年5月，印度也加入这个计划。“由于印度也承担10%，每个国家就将自己承担的一部分技术和资金份额拿出来，而比原计划多出的部分就作为紧急备用金，用于防止一些突发事件和预算超支。”罗德隆表示。果然，2007年12月，美国国会取消了2008年对ITER项目的预算，却增加了9350万美元资助本国的3个中小型聚变实验建设。

　　2006年5月24日，七方的科技部长代表各国政府草签了《成立ITER国际组织联合实施ITER计划的协定》和《给ITER国际组织以特权与豁免的协定》，关于场址选择、各国权利和义务以及材料设备采购及分配的谈判才最终结束。

　　● 中国之路

　　武松涛是中国派往ITER项目的首批科技人员之一，他回忆，在2002年之前，“我在国际会议上做EAST全超导托卡马克研发进展报告，没人真的相信我们，外国专家都说你们中国不可能做出来”。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的二机部相关单位就开始着手可控核聚变的研究，到70年代，中科院物理所、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等研究单位及一些高校开始布局研究，至今，可控核聚变已经形成了两大基地，分别是中科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和西南核工业物理研究院，两个研究机构开发的托卡马克装置都有部分技术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未来聚变堆必须是超导的。”武松涛说，1998年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EAST(全超导非圆截面核聚变实验装置)工程立项之后，希望独立建造一个全超导的托卡马克，当时外国同行都不相信中国用2000万美元能完成这样的任务，武松涛清楚地记得国外研究者们“高傲的姿态”，他们在私下里将中国的计划称为“Paper Work”(纸上谈兵)。2003年中国加入ITER谈判时，国际方面曾专门派出一流的专家团对中国的核聚变研究能力做评估，评估团第一天在北京，第二天就赶到合肥的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当时EAST装置正在组装，国外专家在参观了组装部件和计划之后，才做出评价说，“中国有能力进行超导托卡马克的研究”。

　　2003年之后，我国加入了ITER谈判，国际上为选址争论不休的时候，国内的可控核聚变研究则顺风顺水，2006和2007年，EAST两次放电成功，标志着中国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同时具有全超导磁体和主动冷却结构的托卡马克”，美国一名核能专家评价为“对世界聚变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先进科学设备”。

　　ITER计划除每个成员方必须承担建造费用、具备相应的核聚变研究能力外，还规定，如果成员方不能按时完成所承担的任务，其任务将交由第三国完成，承担国支付所有的经费。在这样的规定下，ITER将整个计划分成96个大采购包，有的采购包又被分成若干小包，关于目前采购包的分配，武松涛表示，这是理事会的无奈之举，“每个国家都愿意要附加值高的部分”，就是说，大家都想做核心技术研发，为平衡各方承担的采购包任务，考虑到时差，当时的ITER负责人不得不每天早晨5点与各国电话协调，最终把大型的核心技术采购包分解，由几家一起来做。

　　中国承担了采购包的12个部分。在整个96个大采购包中，最核心部分主要是超导磁体技术、中子屏蔽技术、交直流变流器和高压设备三部分，中国在这些部分中都有作为，分别承担铌钛超导导体69%的项目、全部大型超导校正场磁体、全部超导馈线系统、40%的屏蔽块以及10%的第一壁材料、62%的变流器和全部高压设备等等，与以往相比，我国首次在国际大型合作项目中承担如此多的核心技术研发。

　　在完成ITER计划份额外，中国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通过这次实践培养自己的核聚变人才。

　　罗德隆告诉记者，整个项目的技术问题，共有两个部分:一部分叫产出知识产权，是参与各国在计划实施中创造的新技术，是共享的;另一部分是背景知识产权，“就像婚前财产公证一样”，即在项目前各国的技术积累有权利保密，只规定了向成员国优先转让。中国必须通过在ITER项目中的实践，努力发展自身的研发能力，因为当ITER项目完成后，各国进入示范堆建造，在技术上的竞争才真正展开。“中国必须在前期就开始投入，否则到时候人家研制出来咱们再买就被动了。” -

　    ●“人造太阳”的原理

　　“人造太阳”，就是模仿太阳上时刻都在发生的核聚变。核聚变就是两个原子核相聚、碰撞，结合成一个新的原子核的过程。氢的两个同位素——氘和氚的原子核聚合在一起，生成一个氦原子核，同时释放出一个中子，伴随着大量伽马射线和中微子等物质，这意味着质量的亏损。根据爱因斯坦那个著名的质能方程式 E=mc2，质量的亏损意味着能量的释放——两个氢同位素的聚变大约能够释放17.6兆电子伏特的能量。

　　从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末，各国对核聚变多途径的研究完成了“原理性探索”，到70年代末，苏联专家制造的托卡马克装置成为磁约束聚变的主流，国际核聚变研究开始集中到托卡马克装置的研发和实验。美国、欧洲、日本都相继建立了自己的装置进行实验，我国也由中科院物理所研制出首台装置 CT-6。然而，托卡马克建堆需要三个要素:“高温度、高密度和足够的能量约束时间。”直到上世纪90年代，这些条件才逐渐接近或达到这三个要素，核聚变发电的可行性才得到证实

　　1938年，德国科学家贝特、魏茨泽克独立地推测太阳能源可能来自它的内部氢核聚变成氦核的热核反应，这甚至早于核裂变模型的提出。然而，与能够在室温下进行的裂变不同，聚变发生需要巨大能量。这是因为当两个带正电的氢原子核靠近的时候，根据“同性相斥”的原理，相互间的斥力将阻碍聚变的发生。

　　要克服这种阻碍，只有两种途径:强大的引力，或上亿度的高温。太阳的质量是1989亿亿亿吨，约为地球质量的33万倍。在它的强大引力场的作用下，太阳的中心温度达到1.5亿摄氏度，即使表面温度只有6000摄氏度左右，也能够支持核聚变的持续发生。然而，地球上并不具有这样强大的引力场。因此，要想在地球上实现核聚变，只能依靠上亿度的高温。

　　不过，这又带来了新麻烦:如此高温下，核聚变燃料就成为等离子体。所谓等离子体，是在固体、液体和气体上的物质形态。在等离子体状态下，物质微粒的运行更难以捉摸。而实现可控制的核聚变，就必须约束这些“乱跑”的等离子体。那么，怎样在高温下约束等离子体的运行？

　　20世纪40年代末，苏联科学家提出了“磁约束”概念，即通过强大的磁场形成一个封闭的环绕型磁力线，让等离子体沿磁力线运行。磁体通电后会产生巨大磁场，将等离子体揽在怀中做高速螺旋运动，就好像链球运动员一样，虽然球在围着身体高速旋转，控制球的绳子却一直抓在手里。根据这一原理，苏联科学家于1954年制造了第一个“环形磁约束容器”装置——托卡马克(Tokamak)。

　　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要约束这些能量巨大的等离子体，就必须要强大的磁场;而强大的磁场需要强大的电流。根据电学方程，电流遇到电阻会产生热量。事实上，以往的核聚变实验装置，大多是因为这一过程产生大量热量而只能脉冲运行，并且耗电巨大。怎样避免这一缺陷？

　　1912年，荷兰物理学家开默林-昂内斯在偶然间发现，他的水银样品在低温4.25K左右(零下269摄氏度左右)时电阻消失，接着，他又发现铅、锡等金属也有这样的现象。他将这种现象称为超导电性。这一发现，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物理领域。在解决人工可控核聚变装置的散热问题时，科学家们想到了超导。

　　在超导的应用技术中，中国科学家走在了各国同行的前列。在ITER项目中，超导技术是中国的强项，也是主要贡献之一。在超导技术应用下的磁约束装置，能使“人造太阳”给我们带来持续的温暖。-▲


往事回眸:50年前胡耀邦与刘绍棠的两次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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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http://bbs.hnol.net

●“不请不来”、“请也不来”

　　刘绍棠是我国著名的乡土文学作家。13岁时便开始在报刊发表作品。1951年，刚满15岁的刘绍棠写出了他初露头角的小说《红花》。刘绍棠由此获得团中央的着重培养，便与当时主持团中央工作的胡耀邦有了密切联系。

　　经胡耀邦及团中央批准，刘绍棠从1956年4月起专事创作，不拿工资，全靠稿酬生活。1956年春天，全国青年创作会议上，刘绍棠带头发言，对文艺界存在的问题发表了一通意见。大会的一位负责人，将此事告到了团中央。团中央的一位书记要处分刘绍棠，可胡耀邦不同意。这事闹得很大，又牵涉到不归团中央管的文艺界，胡耀邦便把刘绍棠找去谈话。他在肯定了刘绍棠一些观点还不错的同时，又批评刘绍棠不该口出狂言，攻击文艺界领导……

　　刘绍棠认为胡耀邦听到的一些情况反映，与事实有出入，便当面争执起来。胡耀邦见刘绍棠这么不接受批评，也发起火来，这次谈话不欢而散。

　　刘绍棠的言论遭到了郭沫若、茅盾、周扬等文艺界领导的严厉批判。“反右”斗争开始后，年仅21岁的刘绍棠，便成了“代表共和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反党典型”，戴上了三类右派分子帽子。

　　就在这样的非常时候，胡耀邦又找来刘绍棠，与他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谈。胡耀邦问：“刘绍棠，有没有自杀呀?”刘绍棠一愣，很快地断然一摇头：“没有!”胡耀邦追问：“有没有想过自杀呀!”“没有!”刘绍棠仍然摇头。

　　胡耀邦问：“为什么连自杀都没想过呢?”刘绍棠不假思索地说：“五年后，我在哪儿摔倒，还要在哪儿站起来。”胡耀邦提高了嗓门，几乎有些口吃地喊道： “好……好样的!二十年后，还……还是一条好汉!”接下来，胡耀邦脸沉下来：“你知道你为什么犯错误吗?”刘绍棠低下头，把毛泽东、陆定一、郭沫若、茅盾、周扬等人批判他的一些话，拉出来作为回答：“我……一本书主义……堕入个人主义的万恶之渊……大反社会主义……”胡耀邦一挥手打断他的话：“你…… 你……什么都不是，就是骄傲!”

　　刘绍棠一听，不禁愕然，骄傲?毛泽东等人认为是大反社会主义这样严重的政治问题，在胡耀邦这里成了个人性格的毛病，他直着眼睛张大了嘴。胡耀邦态度平和了一些说：“你连我也看不起……不爱听我的刺耳的话，喜欢听那些吹捧你的人的话。去年春天大鸣大放，你如果跟我谈一谈，不会犯这个错误的。可是，你不请不来，请也不来。我的话不像某些人那么悦耳动听啊!”

　　长久以来，胡耀邦一直关心刘绍棠的成长。1952年冬季，16岁的刘绍棠创作才华初露，胡耀邦就亲自找他谈话。并在第一次见面时就约定，要刘绍棠每年找他谈两三次话。可刘绍棠年龄小，又忙着创作，对谈话之类没多大兴趣，所以几年中一次也没主动找过胡耀邦，每次都是胡耀邦约他才去。这就是胡耀邦所说的 “不请不来”。

　　“请也不来”，是指1956年冬季的一个座谈会上，谈到一位老作家的一部作品时，刘绍棠与当时文艺界的领导发生了争执。事后不久，胡耀邦便找刘绍棠去谈话。刘绍棠知道要挨“剋”，便找借口，就是不去。所以此时胡耀邦说他“请也不来”。▲　(《党史博采》2007年12月上半月刊)


强大的清朝帝国为什么会突然崩溃？
http://bbs.hnol.net/topic-1380668-1-1.html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http://bbs.hnol.net

　　强大的清朝帝国在其末年，并没有从内部产生颠覆它的根本性力量，而清政府本身也不认为帝国的寿命应该寿终正寝了。按照两千多年来的历史经验，清帝国完全可以通过自身修复功能延续帝国的生命，但它的寿命却突然中止了。

　　● 实事求是的说，清帝国是不该灭亡的。

　　▲ 首先，清帝国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帝国：疆域最大，人口最多，综合国力最强。清帝国的军事力量也非常强大（仅次于元朝），在清末时期风雨飘摇，屡受重创，国势衰微的情况下，还能够平定新疆叛乱，收复伊犁，镇压太平天国，所以说，清帝国决不是“腐朽没落的”纸老虎。

　　▲ 其次，任何社会的长治久安仰仗的是“政治清明”，考察几千年来的中国专制帝国，清帝国在政治清明上决不是“最坏的”的专制。从中央到地方，体系严密，结构完整，号令畅通。而绝非常人以为的糜烂堕落（起码没有汉族专制帝国出现的宦官之乱，外戚之祸，荒淫昏虐等痼疾）。

　　▲ 第三，在民生和民族问题上，可以说清帝国几千里来帝国中做的最好的。黄仁宇先生曾感慨的说：满清君主之符合中国传统，远远超出前朝本朝本土的帝王，而他们所能行使的职权，也胜于历朝历代。（请参考《中国大历史》）

　　一般而言，一个帝国遭受到致命打击，无非内乱和外侵，而清帝国遭到了不断的外部打击（鸦片战争，八国联军），内部动乱（太平天国）而没有马上灭亡，苟延残喘一段时间后，当帝国的栋梁们（曾国藩，李鸿章等）觉得帝国的危险期已过，完全可以自身修复时，大清帝国却突然崩溃了。

　　其实，大清帝国崩溃在于专治体制外部的压力（原来的专制体制是封闭系统，而被列强打开国门后的专制体制成了开放系统，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国门洞开后带来的压力是颠覆性的。所有的颠覆性千言万语汇于一点：制度的根本性缺陷导致了系统的极端不稳定（请参阅普里高津《从混沌到有序》）。

先进的制度关键点是“民权”。而清帝国根本不存在“民权”概念。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世界潮流，由神权流向君权，由君权流向民权；现在到了民权，便没有办法可以反抗。（《孙中山选集》P706页）。这种突如其来制度性缺陷打击对清帝国是致命的，它不但没有还手之力，还没有自救之路。因为大清帝国是与帝国制度同生死共命运的，根本就是一体的。

● 帝国制度不该亡，则大清不亡。

　　清之失败在于制度，那么救亡之路在于改制，即变专制为宪政。清政府也做了努力，在103天内下了三十多道诏书进行全面改革，改革决心不可谓不大。但现在反思起来，大清帝国赖以存在的那种集权，专制，独裁的制度，与共和，民主，宪政格格不入，风马牛不相及。大清帝国的轰然坍塌也就不难理解了。

　　清帝国灭亡如同周朝的灭亡（制度的灭亡）其失在于制，而不在于政（政治，政策，行政）。所以，清朝的灭亡不是王朝之败（一个王朝战胜另一个王朝），而是制度之败（新制度战胜了旧制度），也就是潮流之败。 ▲


中日东海油田争执　可在胡锦涛访日前解决
http://www.ddhw.com/readarticle.aspx?topic_id=1000&msg_id=54114

    2008-1-19 作者: 符祝慧: 步步走向春天的中日关系，可望在胡锦涛4月访日后进一步深化。中国驻日大使崔天凯昨天在东京指出，东海油田问题或可在胡锦涛访日前获得妥当解决。

　　针对对目前看来似乎“消失”的靖国神社问题，崔天凯表示：只要两国以发展长远、稳固关系，造福区域为目标，有更多的合作框架，任何问题都可迎刃而解。

　　崔天凯昨天第一次受邀到日本的外国人特派员协会做客。会上，他以“极度成功”形容了福田去年年底的中国之旅。继而也介绍，胡锦涛4月访日的行程是中国首脑本世纪第一个日本之旅。

　　对于涉及两国资源利益的东海油田问题上，他指出：“工作是有进展的。短期内，还可期待两国在合作框架上获得协议，展开更具体的工作。我们（中日官员）会继续进行紧密磋商，可能的话，还希望在胡锦涛访日前达成协议。

　　有不少外国记者向他提起两个中日间敏感的历史问题：靖国神社以及南京大屠杀。他回答：在谈到现在以及未来时，过去确实无从切割。但是，我们不应让历史耽误未来，要将重点放在未来，而非过去。

　　两天前，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官员曾向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进行投诉，不满该馆高调记录日军的残暴行为，唯恐这样的描述将让中国人对日本人产生仇意。此外，也抱怨中国把南京大屠杀受害人数提高到30万。

　　对于日本当局的历史疑问，崔天凯在会上回答：“在南京所属的江苏省，日本企业不少。据我所知，那里的居民都对日本人都很友好。……南京受害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花时间在数字争议上毫无意义。

　　● 日本媒体称胡锦涛今年有望两次访问日本

　　中日关系从“破冰”，到“融冰”，再到“迎春”，新一年的中日关系将会出现哪些变化备受各界关注，《日本新华侨报》1月18日发表评论《中日关系——从流行语到流行年》说，2008年将是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一年两访”日本的特殊之年。预料2008年将成为中日关系的“飞跃之年”。

　　评论说，樱花盛开的时候，胡锦涛主席将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这是时隔十年中国国家元首对日本的访问。此外，胡锦涛主席有望应邀到日本北海道参加“八国峰会”。这种访问，不仅是对福田康夫访华时诙谐话语“我是福田，我来中国，福来了”的一种回应，更会把中日关系从“春暖”推向“夏热”。

　　评论指出，不同年度的媒体流行语的变迁可谓一幅动态变化的历史画卷。中国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北京语言大学、中国新闻技术工作者联合会等权威机构近日联合公布“2007年度中国媒体十大流行语”，“中日关系”赫然其中，给这幅历史画卷增添了新色。

　　评论说，人们看到，“中日关系”是多年来在中国媒体流行语评选中首度入选。在这张榜单上，“中日关系”与2007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中共“十七大”、备受全球华人关注的“嫦娥一号”、媒体炒得最热的词汇“民生”等共享荣耀，也与点燃和平与文明熊熊之火的“奥运火炬手”、蕴涵升温回暖的“全球气候变化”这样的动感词语并驾齐驱，这一方面凸现出两国关系转圜回春的深意，另一方面也给2008年的两国关系留出了展望的空间。

　　评论表示， 200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30周年。当年，福田康夫的父亲福田赳夫首相与邓小平一起主签，从而诞生了被誉为中日关系三大政治文件之一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从而在法理上结束了中日两国的战争状态，从而把中日两国之间的“木桥”转构为“铁桥”。去年年底福田康夫首相带着他的儿子一起访华，无疑是要把父亲开拓的事业传递下去。他曾情动依依地表示：“2008年是构筑日中战略互惠关系千载难逢的机遇，我希望使2008年成为日中关系快速发展的永入史册的一年。”

　　评论称，2008年是中日青少年交流之年。中日两国政府已商定各派3000多名学生互访。这是两国政府下气力改善国民感情，增强两国关系的民意基础的一项重要举措。大规模的中日青少年交流必将推动两国人民全面参与的“大交流”浪潮的迅速形成，使中日两国的“国民感情”更加贴近。

　　评论指出，2008年是中国奥运之年。福田康夫首相已经建议日中两国在奥运会期间开通北京的首都机场与东京的羽田机场之间的直航线路。日本皇太子及太子妃有望亲抵北京参加奥运会开幕式。曾被中国媒体称为“反华的日本东京知事”的石原慎太郎也已接受北京奥委会的邀请。依托奥运的 “体育外交”舞台，中日两国敞开胸怀，兼容、宽容、包容，势必推动两国关系的和谐互动。

　　最后，评论指出，在2008“中日关系”这个流行语还将持续，并将延伸、派生和演绎出“中日友好”、“中日交流”的众多动人故事，从媒体流行语到政坛、外交、经济的流行色、流行风，预料2008年将成为中日关系的“飞跃之年”。来源: 联合早报 ▲


美国军方热议中国猎星 考虑先发制人打击
http://bbs.news.sina.com.cn/tableforum/App/view.php?bbsid=4&subid=0&fid=64122&tbid=852

    中国在去年年初进行的反卫星导弹试验如今仍然是美国讨论的热点话题。美国军方早前表示，中国的反卫星导弹试验曾经两度逼得美国卫星变轨。如今美国除了着手防范措施之外，军方还在讨论反制的办法。有美军高层认为，一旦发现中国可能用反卫星导弹袭击美国卫星，美军应该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 猎星实验再度成为热点话题

　　《青年参考》报道，一年前的1月11日，中国军方曾经用反卫星导弹成功摧毁失效的“风云一号”卫星，这次试验引起美国各界的高度关注。但当时美国军方还不愿意透露美方究竟受到什么影响；一年后的今天，美国空军航天司令部航空、航天和信息战主任泰德•克雷斯吉准将透露，当时中国的反卫星导弹试验曾经两度逼得美国卫星变轨。

　　F-15战斗机飞行员出身的克雷斯吉准将表示，中国的反卫星导弹试验已经“改变了军事平衡”，迫使美国军方加深对中国反卫星导弹、地基激光、网络战以及其他地基攻击能力对美国太空战略威胁的理解。美军航天司令部目前正在展开系统评估，以便进一步确定“中国的战略威胁”，好为美国和盟国的军事和商用卫星免遭中国攻击，而采取行之有效的防御措施。

　　克雷斯吉准将还表示，中国反卫星导弹试验产生的残骸被称为“风云一号残骸”，它们对太空的800颗卫星都有威胁，而其中400颗是美国的卫星。克雷斯吉准将还一口咬定：“中国反卫星导弹试验让绕地球的太空垃圾增加了20%，且对人造卫星的威胁将持续100年。”

　　驻加州范登堡空军基地的美军联合太空作战中心透露，中国的反卫星导弹试验造成的残骸曾经两次逼美国的两颗卫星变轨：去年4月6日，美国的Orbcomm 　FM　36商用通讯卫星为躲避约37米外的“风云一号”残骸紧急变轨；6月22日，美国宇航局的地球观测卫星Terrao为规避约27米外的“风云一号”残骸也紧急变轨。

想对中国导弹阵地“先发制人”　　除克雷斯吉将军外，美军高层最近也纷纷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建设“表示担忧”。美国的一些军事观察家认为，到2010年，中国能生产出足够的太空武器，摧毁美国所有的低轨卫星。

　　美军参联会副主席詹姆斯•E•卡特怀特上将近日公开表示，中国反卫星武器是一种新的威胁，它能在未来的中美冲突中瘫痪美国的军事与经济。卡特怀特上将和美军其他高级军官认为，美国有必要加强对华间谍侦察，以更多地了解中国的秘密武器计划，好让美国及时制定应对措施。

　　美军消息人士透露，中国军方去年1月11日的反卫星导弹试验是秘密进行的，但美国的情报机构在其实施前数天就发觉了这一动向。美国国务院试图在试验开始前与中国接触，要其取消试验。但布什政府拒绝了国务院的要求，因为担心那样会暴露美国的间谍侦察能力。

　　美国的国防分析家米切尔•皮尔斯伯里在一份递交给美国国会相关委员会的报告中披露，中国的军事著作宣称，太空武器应该秘密建造，并用来对美国的卫星进行“震撼和威慑”。

　　除了防范措施外，卡特怀特将军在去年的参议员小组委员会的一次作证中还表示，（一旦发现中国可能用反卫星导弹袭击美国卫星），那么美军应该用常规的“三叉戟”导弹对中国境内的反卫星导弹发射阵地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

　　除军事手段外，美军高官建议的反制中国太空武器的措施还包括通过政治、经济和外交手段，甚至还包括与有卫星的国家建立防御同盟，分享卫星情报，共同对付中国的反卫星武器。当然，美国国防技术部门也提供相应解决手段，比如说让卫星遮蔽激光照射的技术等等。▲

美国媒体曝出中美海军台湾海峡对峙真相
http://mil.news.sina.com.cn/p/2008-01-19/0951481864.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1月19日 青年参考

　　就在美军太平洋总部司令基廷到访北京之际，台湾媒体1月15日却似乎是有意“曝料”，说去年11月美军“小鹰”号航母战斗群访港未遂后返回日本母港，但在行经台湾海峡途中，却被解放军的军舰和潜艇“盯上”，双方“对峙”长达28小时。此报道立即被西方媒体转载。但美军太平洋舰队发言人松永1月16日表示，去年11月美军“小鹰”号航母战斗群通过台湾海峡时，“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 说中国雷达锁定“小鹰”

　　1月15日，台湾《中国时报》突然引述“权威消息渠道”称，中美去年11月发生自1996年以来首度“军事对峙”。按《中国时报》的说法，“小鹰”号航母战斗群圣诞节访问香港未遂后，立即调整航向，穿越台湾海峡返回日本母港。2007年11月23日，“小鹰”号航母战斗群进入台湾海峡水域后，沿着“台海中线”以东向北缓慢航行。与此同时，准备前往日本访问的解放军南海舰队“深圳”号导弹驱逐舰也在台湾海峡航行。素有“中华第一舰”之称的“深圳” 号导弹驱逐舰是南海舰队的旗舰，该舰具有强大的对海攻击和防空、反潜等综合作战能力。

　　《中国时报》说，“小鹰”号航母战斗群等8艘美舰进入台海后，大陆随即调派一艘已在台湾兰屿附近海域活动的“宋”级潜艇进行监控，“深圳”号也被指示监控“小鹰”号。当时，“宋”级潜艇和“深圳”号驱逐舰在“台海中线”以西靠大陆沿岸跟随。

　　《中国时报》称，美军发现“遭到跟踪监视”后，“小鹰”号放慢航速，中国海军的两艘舰艇也“跟着缓行”，最后“小鹰”号“甚至停驶”，而中国海军的两艘舰艇也停下，而其中“宋”级潜艇是被一架P3─C反潜机侦察中才发现的，这时，“小鹰”号“才得知”除遭到一艘水面舰跟随外，还有一艘中国的潜艇在水下跟踪监视。《中国时报》报道称，“据传”“小鹰”号得知被跟踪监视后，曾“不甘示弱”摆出战斗姿态，舰载机升空，而中国的驱逐舰及潜艇也用“雷达锁定”“小鹰”号，场面一度“相当紧张”。这种“对峙”持续了28小时后，“小鹰”号才驶离台海，于11月27日抵达母港横须贺。

　　● 美台媒体借机“造势”

　　《中国时报》这一“曝料”恰值美太总司令基廷上将访问北京，因此，它立即吸引了台湾和美国部分媒体的眼球：台湾东森新闻台15日表示，这次中美两军在台海“对峙”，应该是“小鹰”号“遭拒绝”停靠香港后“意外衍生”，整起事件与台湾无关，而是单纯的“美中角力”。

　　美国《海军时报》15日则以《据报：中国军舰叫板“小鹰”号》为题，引述了日本共同社驻台湾记者的报道，但同时表示，基廷上将访问北京就是为了加强中美之间的军事交流与沟通。《新美国人》杂志撰稿人丹尼斯15日刊出长篇评论称：“1月6日，伊朗的5艘小艇与美国3艘战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遇，引来了国际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和布什政府的高度关注，而去年11月发生在台湾海峡严重得多的中美海军遭遇，却既没有引起布什政府的关注。中美战舰对峙的性质很严重，尽管美国的战舰数量远超中国，但中国的战舰所载武器却能造成严重损害，甚至能击沉美国的战舰。‘深圳’号就装有4套反舰导弹发射器。更严重的威胁来自‘宋’级潜艇，‘宋’级潜艇在近海或者浅水水域作战中因其静音而有优势……尽管美国的航母战斗群的武器装备能轻松打败更多数量的中国战舰，但中国的潜艇和战舰仍对美国的‘小鹰’号航母有威胁，这远不是5艘伊朗快艇对美国战舰的骚扰所能相提并论的……”

　　● 美国官方说法不同

　　有意思的是，当台湾和部分美国媒体把这一“事件”做得轰轰烈烈时，五角大楼却透露：“美国的一艘战舰很快就要访问香港，希望中国政府开绿灯。”

　　而美国军方人士也表示，去年“小鹰”号在台海停留长达28小时其实另有原因，除了当时美军解释的天气原因迫使整个航母战斗群不得不穿越台湾海峡外，还有“小鹰”刚结束了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在菲律宾海域举行的联合演习，部分舰艇仍留在南海水域。因此，“小鹰”号专程在台湾海峡水域等待其中两艘舰艇，在两舰跟上后，整个航母战斗群一起返回日本横须贺母港，这才使得航母战斗群与结束演习北上的中国战舰恰好相逢在敏感水域。而这一情况就被台湾媒体“过分解读”了。(本报特约记者　张竹力) ▲


俄军总参谋长称必要时将使用核武器
http://news.sina.com.cn/w/2008-01-20/002314781540.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1月20日 新华网

　　新华网莫斯科1月19日电 (记者王丹蒂) 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巴卢耶夫斯基19日说，为保卫俄罗斯及其盟友的安全，必要时俄将动用武力，其中包括使用先发制人手段和核武器。

　　巴卢耶夫斯基当天在俄罗斯军事科学院召开的会议上说，俄罗斯不想攻击任何国家，但所有西方伙伴国应当明白，为保卫俄罗斯及其盟友的安全，必要时俄将动用武力，其中包括使用先发制人手段和核武器。

　　巴卢耶夫斯基说，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并没有开始一个人们所期待的“黄金时代”，这是因为出现了许多新的威胁，其中包括一些国家竭力想在地区或全球称霸。此外，还有恐怖主义的威胁。他说，俄罗斯正在努力寻找对付新威胁的办法，俄武装力量应当能够对付所有的现代威胁和挑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