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为何邀请石原慎太郎参加北京奥运？
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es6/forum_jp080117.shtml

    [977](2008-01-11): 日本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对中国历来不友好。此人曾多次公开发表攻击中国言论，是日本“中国威胁论”的领唱者之一；在台湾问题上，同样心怀叵测；也一度扬言抵制北京奥运，说什么“北京奥运会同希特勒举办的政治色彩浓厚的柏林奥运会如出一辙”云。但是自从此人去年成功连任东京都知事，并把申办2016年东京奥运会作为自己任上最后、最宏伟的事情之后，他的态度发生了转变，转变之中，最令人注意的，是他多次提出想来北京参加奥运的愿望，甚至还为北京办好奥运而祈祷。政客之善变，有如此者。

　　按说对这样一个有严重反华前科的人（何况还是日本人），我们是不欢迎的。但是，经过慎重研究，北京奥组委日前还是对他发出了邀请函。这一大度，连日本右翼媒体《产经新闻》都觉得“令人称奇”。据1月11日《环球时报》记者的采访，北京奥组委的理由是：“只要不做有损奥运的事，我们欢迎任何人参与奥运。”这个理由，是很不错的。或许有些人会不理解，但在我看来，这是很具有大国风范的表示，也是政治中的高招。我愿试为解读如下:

　　★ 一、为什么说是具有大国风范的表示？

——不错，石原慎太郎的确令人讨厌。但是奥运会是一场神圣的体育盛会，由全世界共同参与，它以公平竞争的形式，象征着平等与友谊。例如奥运5环，代表的不是别的，正是五大洲的团结。所以历届奥运会召开，人们虽来自五湖四海，但感觉各国有如一家亲。这是体育精神带给各国人民的超越感。2008年奥运会既然在北京举行，我们自应不分种族、不分国别、不分恩怨，向全世界开放，而不能示天下以不广。如今我们不计前嫌，连石原慎太郎这样不友善的人也在邀请之列，不更体现了中国开放的气象吗？

　　★ 二、为什么说是政治中的高招？

——自从北京取得2008年奥运会申办权以来，虽然有许多国家表示祝贺，但也有那么一些不怀好意的杂音，这些杂音，如果不得到澄清，无疑会对中国国际形象不利。而澄清的最好办法，就是展现事实，让发出杂音的人自己收回自己的话。石原慎太郎所谓“北京奥运会同希特勒举办的政治色彩浓厚的柏林奥运会如出一辙”，可谓用心险恶，不明真相者或可受其蛊惑。然而如今，石原既然表示想来，且对北京奥运有以祈祷，足见他先前所言，乃是污蔑，其间是非，也就一清二楚。既然如此，我们也愿意发出邀请，这正好可以封堵石原之嘴，——脏水是他泼的，现在由他亲自来收回，岂不正是高招吗？

　　 基于以上两点，所以我说，北京奥组委的这个理由是很不错的，令人欣赏。(胡胜华) ▲


中美两国军方参加中美战略对话 利于避免军情误判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200801/0118_17_369375.shtml

2008年01月18日 中国经济网

两国军方代表参加使对话更具"战略"意义，美方重申反对"入联公投"

第五次中美战略对话17日开始在贵州省省会贵阳举行。这次对话由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和美国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内格罗蓬特领衔，两国国防部官员也首次加入。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任晓昨天接受晨报采访时表示，中美军方人士参与战略对话，可起到加强两国在安全领域内的沟通，增进两国战略互信和军事互信的作用。

● 军方参与有利于避免军情误判

中国国防部外事办公室17日说，国防部外事办公室副主任丁进攻少将将出席此次战略对话。这是中国军方首次派人参加这一对话。作为对应，美国助理国防部长詹姆斯•辛恩也将作为美国防部首位代表参加对话。

对此任晓表示，虽然近来中美军方高层交往不断，但两国军方代表首次加入以政治对话为主的战略会谈，还是个新现象。“这说明，中美双方都感到有必要增强沟通和判断能力，尽量避免动机猜疑、军情误判等情况发生。”

据报道，中美军方近期最引起外界关注的一次暗中博弈，当数去年11月的“小鹰”号事件。当时，刚在中国周边海域结束军演的美国“小鹰”号航母战斗群准备按“惯例”，前往香港休整，但由于种种原因，“小鹰”号未能如愿进港。随后，“小鹰”号在返回日本基地途中公然穿越中国台湾海峡，引起外界各种猜测。

任晓说，虽然“小鹰”号事件只是中美关系中的个案，但其中是否存在沟通障碍，是双方都关注的。这也是美国军方屡屡派出高官，希望同中方接触的重要原因。

任晓认为，中美关系是决定亚太地区安全稳定的重要因素，双方加强军事和防务领域的交流不仅有利于彼此，对地区甚至全球亦具重要意义。目前，中美间对话渠道超过60个，但多在政治、经济领域，在军事、防务等领域还未能建立起相应的常态化沟通机制。

此外，“战略”一词本身就包含了军事、安全、防务等多重涵义，中美两国防务部门首次派代表参加战略对话，也使得该对话“更富战略意义”。

● 台湾问题正处于高度敏感时期

此次中美战略对话召开前，美军太平洋总部司令基廷刚刚结束对中国的访问。在访问中，基廷多次表达了美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立场。

内格罗蓬特抵京后，在同中方领导人的会谈中也多次提到台湾问题。1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外交部长杨洁篪在会见内格罗蓬特时，都谈到了台湾问题。

温家宝从两国关系战略高度，再次强调了台湾问题的敏感性。杨洁篪则指出，在当前形势下，更加坚定地反对台湾当局搞“入联公投”等“台独”分裂活动，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大局至关重要。

17日上午，内格罗蓬特在美国驻华使馆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搞“入联公投”是错误，这是台湾当局的挑衅性政策。

内格罗蓬特说，美国国务卿赖斯在2007年12月21日就曾表达上述观点。他在这里重申这样的观点，不搞这种“入联公投”更为可取。

他说，美方了解，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中方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美方当然会认真对待这一问题。美中双方也一定会在对话中讨论这一问题。他再次重申，美中三个联合公报是美对华政策的基础，美方坚持遵守三个联合公报。

任晓分析说，在经历了近半年来美国两次拟对台售武，以及台湾岛内一系列“台独”分裂活动后，台湾问题对于中美关系乃至亚太地区的稳定，都上升到了不言而喻的高度。

“从台湾岛外来说，台湾问题是唯一有可能引发中美两军直接对抗的问题；而在台湾岛内，陈水扁在‘立法委员’选举失利后，肯定会调整策略，在‘台独’问题上做最后一搏。”

“因此，从现在起一直到3月22日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以及5月20日台湾地区新任领导人就职仪式，甚至以后可能发生的‘入联公投’，都是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期。由于台湾问题早已超出中美双边关系的范畴，中美双方肯定会借此次战略对话机会，对这一问题进行重点磋商。”任晓说。

● 对话内容已开始超越双边范畴

这次中美战略对话在贵州省贵阳举行，而贵州是戴秉国的故乡。

对于不选传统会议地点———中美首都的做法，任晓认为，一是戴秉国可能想尽地主之谊，带内格罗蓬特去中国内地走一走，看一看；另一方面，两国谈判官员之间培养私人友谊，也可能会为对话起到润滑作用。

当然，对美方而言，其所关注的议题不止高度敏感的台湾问题。内格罗蓬特抵京后就曾表示，他将在战略对话上向中方提出包括伊朗核问题、朝鲜核问题以及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等美方关注的话题，并特别寻求中方在制裁伊朗上施予援手。

也许是巧合，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兼首席核谈判代表贾利利17日抵京访华。当晚，杨洁篪与贾利利进行了会谈。国务委员唐家璇也将于18日会见贾利利。

“伊朗核问题虽然不是中美双边问题，但由于美国和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以及双方的利益参与，这一问题开始在多次中美双边会晤中被议及，而这也成为中美战略对话的新特点之一。”任晓说。解放网－新闻晨报 ▲


中国生产亿元GDP死亡率是先进国家10倍
http://news.sina.com.cn/c/2008-01-18/094214773104.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1月18日新华网消息: 本网推出的“对话新闻发言人”系列访谈今天举行第五场，走进新华网演播室的是国家安全监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新闻发言人黄毅。

　　黄毅在访谈中说，2007年全国事故总量50万起，平均每天1387起，因事故死亡平均一天有278人；2007年发生重特大事故86起，平均4.2天就发生一起。目前我国安全生产的形势依然严峻。以下为访谈实录。

　　主持人：这组数据让我们很欣慰，网友还是能够听到一些坏消息传出来，我们怎么去理解呢？

● 黄毅：我们要始终坚持“两点论”:▲一个是我们看到了通过努力使安全生产状况趋稳趋好，这是一个大势。但是还应该看到我国安全生产的形势依然严峻，有时候某个时段、某个领域的形势还相当严峻。2007年全国事故总量50万起，事故死亡人数虽然降到了10万多人，但平均每天还有1387起，平均每天由于事故死亡的还有278人，还是一个不小的数字，所以事故总量还是比较大。

　　▲第二就是重特大事故还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去年虽然是降到了86起，重特大事故是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事故。这86起计算一下平均4.2天一起，所以重大特事故还是比较多。人民群众对重特大事故的直接感受非常强烈，一发生重特大事故就感觉怎么事故仍然是接连不断呢？第三就是我国安全生产的指标，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仍然有很大的差距，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有一组数据来说明，比如说生产亿元GDP死亡率是先进国家的10倍；工矿商贸10万人事故死亡率是先进国家的2倍多；道路交通万车死亡率是发达国家的3倍；煤炭百万吨死亡率是世界平均的5倍多。▲



黑旗事件 毛泽东：反对杨尚昆就算反党？
http://www.stnn.cc/reveal/200801/t20080117_715100.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1957年至1958年，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在整风反右运动中，围绕该室负责人应否划为右派问题发生了争论，戚本禹等八人被打成“反党集团”。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认为这是新的“八司马事件”，这就是“黑旗事件”。在这次事件中，许多人受到诬陷或株连。

◆ 戚本禹罗列罪名批判何载

　　1956年中共八大以后，何载为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简称：中秘室）负责人、兼任中南海党总支书记（下属：居仁堂后楼支部、机要室支部、秘书室支部），主持秘书室的全面工作。中秘室有工作人员70多人，戚本禹和林克（毛泽东的英语导读)都在中秘室。

◆ 中南海黑旗事件 毛泽东：反杨尚昆就算反党？

　　《炎黄春秋》2007年第12期刊登的容全堂文章记载，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号召民众提出批评建议。全国迅速掀起了整风运动的热潮，普遍展开了大鸣大放。5月4日中秘室开始整风运动，曾受到何载批评过的几位年轻人，在中秘室整风运动动员会后，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提出要大鸣大放，由远及近地联系中秘室的情况，对何载开始了揭发批判。
 
　　趁着整风运动的势头，戚本禹等人贴出大字报，罗列了何载子虚乌有的三个问题：向中办领导做了假汇报，说秘书室人员对本单位整风不感兴趣，对社会上整风有兴趣；有人攻击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何载利用他们为骨干，把整风中的积极分子打成右派；在整风运动中，何载、王文（时任中秘室科长兼党支部书记）接见了人民大学学生林希翎（1957年反右斗争时定为右派），对她的翻案表示同情和支持。

　　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简称：“四大”），多数人认为大字报鸣放的问题与事实不符，多次反映无人理睬，也不许当事人申辩。大字报铺天盖地诬陷何载是“野心家”、“阶级异己分子”、“政治扒手”、“骗子李万铭”……

　　除大字报外，还多次召开对何载、王文的批斗会，会上居然出现过推搡、打人等现象。更为严重的是还发生了几起查抄事件。中直党委、中办及中南海党总支对这些行为持反对态度，戚本禹、林克等人就喊出：“踢开支部、总支、中直党委和中央办公厅闹革命”口号。

　　从6月下旬开始，何载专事写检查、反省材料，接受批斗，不许参加任何工作会议，导致他难以开展正常工作。也就在全国反右斗争告一段落的9月份，领导决定调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的王刚（己故）、李东冶两人分别接替何载担任的秘书室负责人和中南海党总支书记的职务，9月底，派何载同志到十三陵水库参加水利建设。

　　1957年整风期间，社会上有人因写大字报进行大鸣大放，在反右斗争中被定为“右派”分子。而在中秘室，则是戚本禹、林克等人写大字报开展大鸣大放，把其他同志定为“右派”分子。实践证明，处理敌我矛盾不能用“四大”的方式，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也不能用 “四大”的方式。1980年1月中旬，邓小平同志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指出：“四大”的做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

◆ 戚本禹：何载是“黑旗”代表人物

　　据说，刘少奇看到中南海四处贴着大字报，便找中秘室的整风小组的人谈话，明确指出：在中南海张贴大字报影响不好（当时国际友人常来中南海），不利于领导机关办公，不要晚上在瀛台秘密串联，毛主席常去那里散步，会干扰和影响他的工作。对领导同志有看法、有意见，属正常现象，可以写小字报，也可利用晚间或节假日时间，在西门政治局会议室开会提意见反映问题，不要在中南海贴大字报，这种方式不妥当。
 
　　中直机关党委看到刘少奇出面过问此事，经党委书记杨尚昆同志同意，以机关党委的名义向中办秘书室派出刘华峰(中直党委副书记)、晓岚(中直机关人事处长)为正、副组长的工作组。党委对何载问题提出“问题严重，内部性质，批深批透，治病救人”的“十六字”方针。

　　绝大多数人拥护中直机关党委的指示和做法，认为何载在工作上的错误，可以批评教育，但不是敌我矛盾。戚本禹等8人则始终坚持罗列的三个问题，不仅无限上纲上线，而且坚持要把何载定为右派分子。

　　戚本禹等8人把两种不同意见比喻成两种不同的旗帜，主张定右派的，他们认为举的是“红旗”，不同意定右派的，他们认为举的是“黑旗”，何载成了“黑旗”代表人物。

　　戚本禹私下向江青反映秘书室的整风动态，说他们8个人被人跟踪、信件被检查、个人历史受到审查，认为中直党委、中办及秘书室领导是在袒护和包庇何载。

◆ 戚本禹引火烧身 被打成“反党集团”

　　1958年3月，戚本禹等八人被打成“反党集团”，当时，杨尚昆认为“这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他们对党不满，是向党进攻，林克、戚本禹都是反党分子，一定要严肃处理。”于是，他们将这八个人在会上开展面对面的斗争，还要求中直党委给他们以组织处分。

　　戚本禹后来回忆说：“当时许多中央领导人都认为青年人批评中央办公厅领导是反党，唯有毛泽东说，青年人可以批评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如果这就叫反党，那么我也反党，我愿意同他们一起挨板子。”
　
　　1958年3月9日至26日在成都会议期间，有人把中秘室的情况反映给毛泽东，毛泽东听后说：“想不到我的身边也发生了新的‘八司马事件’。唐肃宗时期，柳宗元、刘禹锡、王叔文等8个人实行变法改革，受到了大地主、大官僚的打击，被罢官、撤职，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八司马事件’。戚本禹这些人因为对中央办公厅和政治秘书室领导人的右倾错误有看法，提了一些批评，就要把人家打成‘反党’，简直是岂有此理！依我看，中直党委应该撤销，政治秘书室也要撤销，真正受到处分的不是林克、戚本禹这些人，而是整他们的人！”

　　返回北京后，毛泽东在5月3日，召见了杨尚昆、刘华峰、王刚（已故）、晓岚、李鉴、戚本禹、林克等人，听取两种不同的意见。在这次汇报会上，毛泽东批评了中直机关党委和中南海党总支的干部，说他们压制批评，一些年轻人提点批评意见，不是反党嘛！

　　一位曾参加汇报会的人回忆说：在毛主席批评后，如果中直机关党委和中南海党总支的人当场承认错误并做出自我批评，这件事也就算过去了。但在毛主席批评后，中直机关党委干部晓岚不服气，正面顶撞了毛主席，她说：他们攻击中直机关党委，反对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主任，这还不算反党吗？毛主席听后勃然大怒，说：哟！反对杨尚昆就算反对党吗！我看需要成立一个调查组，查清后再处理。

◆ 毛泽东挺戚本禹 中办秘书室八成人受处理

　　1958年7月中南海党总支在春藕斋召集居仁堂后楼党支部、机要室、秘书室党支部党员会议，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中办秘书室运动“拔红旗、插黑旗”的指示。

　　据当年参加会议的人回忆，中共总支负责人在会上讲：“原来党总支批评教育的同志中有一位秘书室的干部林克，他同时又是毛主席办公室的秘书，帮助毛主席学习英文。当时毛主席南下视察，几次问到为何林克没有随行，主席秘书叶子龙找各种理由来解释，最后主席要林克立即赶到南方（长沙）。”总支负责人还说：“林克‘挨整’过程中也没有剪发剃胡须，一副狼狈样子，一向关心身边工作人员的毛主席见了十分痛心，问他出了什么事，林克忍不住流泪向毛主席哭诉了他们‘受迫害’的经过，说领导派人对他们进行盯梢，检查他们的信件，审查他们的历史，扶右反‘左’，等等。毛主席听了林克的汇报，认为林克、戚本禹等人打的是红旗，不是黑旗。”

　　随后，仅有70多人的中秘室，王文、何载等4人被打成右派，曾三、刘华峰、李东冶、王刚（已故）等18人做了“反党错误”的结论和处分，还给张希曾、程之、张殿克、景文焕等50多人做了“立场不稳，思想右倾”的鉴定，装入本人档案。

　　受“黑旗事件”错误处理的人，占中办秘书室80%左右人员。中直机关党委、警卫局、中办直属单位受牵连的同志也不在少数。受处分、受牵连的同志调走的调走，下放的下放。

　　1979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宣布：“黑旗事件”是一起大错案，予以彻底平反；为王文、何载等4位被错划右派的人彻底平反；推倒强加在王刚（已故）以及18位同志身上的一切不实之词；对张希曾等50多位受到不公正处理的人恢复名誉。1980年经中央批准，恢复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委员会建制，后更名为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中国空军要提高独立战略打击能力
http://military.china.com/zh_cn/news/568/20080117/14619732.html

    中新网2008年1月16日电 最新一期《求是》杂志刊登中国空军副政委、纪委书记刘亚洲的文章指出，中国空军现代化建设必须紧跟世界军事发展新潮流，着眼国力军情和履行使命需要，加快推进现代化转型建设，要努力实现三个转变。

    ◆ 文章解释说，这个三个转变是：

    由国土防空型向攻防兼备型转变，着眼积极防御，在“攻”与“防”两个方向上，形成配套机制，完成遂行战役准备，实现战略转变；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把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实现内涵式发展作为战略转型的基本途径，加强质量建设，提高发展效益；由战役战术型向战略型转变，逐步实现由支援作战，到联合作战，再到独立作战的三级跳，提高独立遂行战略打击、独立完成作战任务的能力。

    ◆ 文章详细阐述了实现这个三个转变的几大“着力点”：

    抓住信息化为主导这个关键，逐步建立完备的作战力量体系。信息化已成为战争制胜的关键因素和军队现代化的基本要求。空军现代化建设要针对未来战争中体系与体系对抗的实际，强化信息主导、综合集成观念，着力建设一体化作战体系，提升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努力实现从“高耗型”向“效能型”、从“武器平台中心战”向“网络中心战”、从“重型”向“轻便”、从“条块”向“模块”、从“树状”向“网状”、从“信息单一”向“信息全面”发展。加强指挥系统化建设，加快快速反应、战略投送、空中进攻和防空反导力量建设，积极构建信息主导、规模适度、编成合理、系统配套、手段完备的空军攻防作战力量体系。

    贯彻科学高效的训练原则，着力转变空军战斗力生成模式。紧贴使命任务，依靠科技进步，改革组训方式，创新训练手段，力争以较少的投入，获取战斗力生成效益的最大化。

◆ 一要坚持战斗精神培育，培养军人职业精神，为真打实备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 二要突出实战性，强化针对性对抗训练。

    坚持训战一体，把对抗训练作为快速提高部队实战能力的重要途径。通过加大与国外军队特别是发达国家军队联合演习的力度，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军事合作和友好往来，熟悉联合作战，掌握先进战法。

◆ 三要抓住重点，强化复杂电磁环境训练。

     把握未来信息化作战特点，从难从严预想，完善训练内容体系，构建信息化条件下的体系训练模式，加快空军部队体系战斗力的生成和发展。

◆ 四要增强科技性，加强模拟化、网络化训练。

    针对空军军事训练消耗高与资源有限、训练需求大与新装备使用寿命有限的突出矛盾，强化成本意识，合理使用资源，提高训练效益。

● 五要注重整体性，加强一体化联合军演。

    抓好多兵机种集成训练，积极组织和参加一体化联合训练。通过训练内容、方法和手段的改进，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空军特色的现代训练模式，促进战斗力的新跃升。

    走自主创新发展之路，增强空军装备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吸收再创新能力。要理清发展思路，以形成体系战斗力为目标，发扬“两弹一星”精神，利用现有技术、装备，组织力量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武器装备。要攻关核心技术，避免依赖于人、受制于人，突破主战装备发展瓶颈；坚持跨越式发展，探索新一代“撒手锏”，实现精确打击、远程投送、隐身、无人等技术装备新发展。坚持一手抓信息化武器研发，一手抓武器装备改造，提升现有装备信息化程度，挖掘作战潜力，以适应转型建设的实际情况和紧迫的军事斗争准备需要。要形成创新机制，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求，凝聚智慧和力量，避免重复建设和浪费，有计划有步骤地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努力为空军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可靠的创新技术支撑。

    向科学管理要效益，逐步形成和完善现代化的保障机制。摆脱经验型管理、粗放型管理模式，研究治军特点和规律，吸收借鉴外军经验，重点加强战略管理、依法管理、精确管理和风险管理。按照保障一体化和科学高效的要求，统筹作战保障各项工作，加强和改进后勤战场、机动力量、后勤装备的建设，从实际出发构建科学可行的联勤保障体制，使作战保障与作战需求相适应。把坚持依法从严治军贯穿于空军现代化建设全过程，做到思想上警钟常鸣、制度上严密有力、技术上科学有效、监控上严格细致。

    积极推进军事理论创新，用先进观念引领空军现代化建设。深化空军转型建设理论和重大现实问题研究，抓紧构建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空军战略指导理论体系和信息化作战理论体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在探索空军建设发展的定位上求突破；跟踪信息化变革最新发展，在不断认识信息化战争的新机理、新样式、新行动上求突破；紧贴空军现代化和军事斗争准备实际，在建立中国特色信息化条件下的一体化联合作战理论体系上求突破；突出重大现实问题研究，在研究解决新情况、新特点、新问题上求突破；注重应用理论研究，在探索将理论成果转化为提高建设质量和战斗力水平上求突破。

     大力加强高素质新型人才队伍建设。按照部队建设发展要求，大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以培养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和新装备使用维护人才为重点，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模式，突出效益，拓宽培训渠道，采取综合措施，提高主战人员素质。建立健全培养尖子人才群体的政策机制，强化吸引、保留和激励人才机制，调动官兵参与现代化建设的热情和智慧。充分利用社会资源，筛选引进，巩固提高，培养空军信息化建设和作战急需的高层次人才，努力使人才队伍不但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满足军事斗争准备和空军转型建设的需要。

    解决好制约空军现代化建设的体制性、全局性问题。

◆ 一要创新决策机制。创新和完善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机制，用程序保证决策质量，靠法制保持决策权威。

◆ 二要加强科学统筹。把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统一起来，把革命化放在首位，以现代化为核心，以正规化为保证，加强全面建设，促进全面发展。统筹解决好机械化与信息化建设、攻防力量建设、空天一体建设、军事斗争准备与信息化转型建设等关系，整体规划，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协调推进。

◆ 三要保障高效运行。加大抓落实的力度，集中精力抓建设，一心一意谋打赢，认真解决好前进过程中的突出矛盾和困难。四要建立纠错机制。以高度的事业心责任感避免错误和失误，一旦出现错误和失误，要能及时发现、及时纠正。增加工作透明度，加大行政监督、纪律监督、群众监督的力度，对不作为者要严肃追究责任。

    着力提高领导干部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能力。

◆ 一要强化战略思维。采取有力措施，加强理论学习和实践锤炼，在实践中提高领悟战略、思考战略、执行战略的能力。善于把握军事变革发展趋势和建设发展的要求，牢牢把握部队建设的主攻方向，提高从全局出发处理问题的能力。

◆ 二要提高科技素质。空军部队科技含量高，武器装备更新换代快，这对领导干部的科技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领导干部要适应新情况、新特点、新要求，掌握信息化技术，不断提高自身的科技素质，提高驾驭空军信息化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的能力。

◆ 三要培养创新能力。适应世界军事发展新趋势和空军发展新要求，推进空军军事理论、军事技术、军事组织、军事管理创新，善于跟踪新发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实现新突破，在探索中发现，在发现中前进，不断提高空军现代化建设的质量和水平。 ▲


中国为何缺少“世界级”宜居城市？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08-01-14: 2007年世界最宜居城市的桂冠被德国慕尼黑获得。

　　一年一度评选公布的世界宜居城市，在国际社会必然引起系列反响和密切关注：宜居城市的目标、体制、准则、成效、状况及其特色，代表着当年人类居住文化主流，也成为当年人类城市居住价值观及其最优化模式的典范。

　　2007年世界最宜居城市的桂冠被德国慕尼黑获得。理由是城市经济蓬勃发展、基础设施完善、住房品质高、犯罪率低、族群和谐、四季气候宜人、休闲设施与夜生活舒适等。从公共交通、环境到想喝一杯咖啡时的方便程度,慕尼黑都排名领先。当然，同样排名三甲的哥本哈根和苏黎世在这些方面与慕尼黑的差距很小，但慕尼黑依靠其对居民的服务水平，成为了最佳城市的优胜者。慕尼黑成为2007世界最宜居城市的理由无疑给我们开阔视野的启示：城市从宏观经济、环境品质到生活细节必须切实满足人的心理与生理需要。这种“需要”超越国界、超越城市、超越社会，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的。

　　◆ 城市目标不一定是现代化

　　20多年前，中国各个城市开始考虑与制定本市的发展目标，基于时代局限、或由于城市视野狭窄，城市目标多为“现代化”、“国际化”、“世界一流”、“东方芝加哥”、“第二香港”、“北方浦东”等等。毋庸置疑，我们城市发展的宏伟目标定位于经济、工业、政绩指标，在城市的初期发展阶段或许非常必要，也是城市成长的基本前提。至今，中国在城市化已经走过四分之一世纪，25年的速度几乎相当于西方国家250年历程的缩影，在世界城市之林，中国城市短期大规模、高效益发展先前幷无同例。

　　但是，从历史事实的另一面可以发现，中国城市大规模、高效益发展在环境与宜居品质方面付出了极大代价，现在从反思到返工的基点必然落脚到城市的目标定位：城市发展的第一定义究竟是追求政绩指标、还是落实到“宜居品质”？

　　日本在经历了20世纪60－70年代高速经济增长期之后，戴上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桂冠，但却陷入国内四处“环境公害”的泥沼。从日本国内媒体到国际社会对 “日本奇迹”产生了一系列质疑：灰蒙蒙的城市天空、黑乎乎的城市河流，城市不再是宜居的家园。难道这个时代需要由城市承担国家高速经济增长所导致的“环境公害”吗？东京终于从70年代后期的反思中开始警醒与检讨：城市不能成为高速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环境公害”牺牲品，而首要目标必须是宜居的家园。20世纪80年代，东京开始将城市目标确定为“家园城市”。2007年在世界十座千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中，位居第四的东京其所有宜居指标名列榜首。

　　由此可见，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经济高速发展对城市化的影响无论多大，城市的发展无论多快，城市始终不可能超越“居住是第一主体功能”的目标。▲


建党93年、执政74载、苏共为何亡党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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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党93年、执政74载、拥有近2000万党员的苏联共产党于1991年8月25日宣告自动解散，身后留下最丰富的遗产是一大堆问号。苏共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据我研究，苏共的悲剧之源，不在于个别问题上的失误、失策，而在于党和国家政治体制上的失败，在于背离了宪政民主的世界潮流。

　　宪政民主作为一种国家政治制度，是主权在民、公民权利至上，从而与君主专制的主权在君、君权至上相区别。宪政民主的具体内容虽多，其核心内容就是两项：一是民主选举，二是分权制衡。

　　宪政民主发端于十七世纪，成熟于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已经成为世界宪政潮流。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苏俄的政治体制建设，是顺此潮流还是逆此潮流？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新生的红色政权选择了反潮流的道路。于是乎，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苏联国家亿万公民的命运，祸福安危，就此埋下了伏笔。

　　苏共反宪政潮流，略举四例：

　　● 一、“党外无党、帝王思想”

　　在1917年第一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以及当选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曾占居多数；后来第二次、第三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及中央执委会中，虽然布尔什维克占多数，但也还是多党制，其他党派都合法地存在和活动。在作为中央政府的人民委员会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有7位担任了部长级官员。

　　从1921年起，苏维埃中的一切非布尔什维克政党均被取缔。次年，俄共(布)“十二大”决议，要求对各种反苏维埃党派和社会革命党以及孟什维克进行镇压。其他政党就此消失，俄共(布)成为唯一的政党，此后七十年再也没有来自外党的竞争压力与纠错鞭策力了。

　   ● 二、“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党外有党、党内有派”本是社会常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生活的绝大部分岁月里都是如此。但是， 1921年俄共(布)(以下简称“党”) 第十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提议，专门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不论按何种政治思想意见纲领组成的派别，禁止任何派别在党内的存在。

　　“禁止任何派别”，实际上有一派是不被禁止的，那就是党的一把手(譬如说，后来担任党的总书记三十多年的斯大林)自己这一派就不被禁止。不但不禁止，而且他还可以搞“一派专政”，“合法”地动用一切手段去镇压和消灭自己不能容忍的任何派别。

　　列宁也许没有想到斯大林会滥用制度的缺陷。但是，党的机体中的癌细胞毕竟已在此时植入!尔后的岁月中，虽有健康细胞的生长，终究难免被癌细胞所吞噬。

　　就在列宁辞世10年后，1934年党的“十七大”在选举中央委员会委员时，有270多名代表对斯大林投了反对票，而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所得票数竟远远高于斯大林。于是，基洛夫自然而然被视为斯大林的竞争者和反对派。同年，基洛夫被暗杀，凶手也随即被暗杀；杀害凶手的凶手又被暗杀。接着，基洛夫所信任和重用的干部统统被以暗杀基洛夫的罪名处决，后来又陆续将基洛夫在世时列宁格勒的领导干部基本上全部消灭了。这还没有完，紧接着便以追查刺杀者的名义在全苏开展了长达数年的大规模肃反运动。而那次“十七大”的党代表究竟哪些人投了斯大林的反对票，谁也搞不清楚，于是绝大多数人都成了斯大林怀疑和打击的对象。其中陆续有1108人被捕，多数死于狱中。大会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人(约占 70%)被枪决。

　　世世代代、党内无派，何止千奇百怪啊!  

　  ● 三、以党代法、滥杀无辜

　　在没有宪政分权的制度中，以党代政、以党代法是像水往低处流一样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冤狱遍于域中便在所难免了。1934年，苏联各州都成立了 “三人小组”，由他们，而不是由司法机关决定了对数十万苏联人的判决。就在基洛夫被暗杀后几天，根据斯大林的提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修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的决议》。它规定要从重从快判决，不允许被告申辩和上诉，死刑判决后必须立即执行。这就叫做杀人没商量了。据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米高扬回忆录，苏共“二十大”以后查明，从1935年1月至1941年6月的六年半中，苏联大约有 2000万人遭到迫害，其中700万人被枪毙，这还不包括死于集中营及押解途中的人。被杀害者有两万多人是当局为了灭口而处死的特工人员。他们先前曾经是专政工具，尔后根据专政的需要，不由分说就变成了专政对象。

　　据统计，对十月革命进行过政治领导的24名党中央委员中，有14人先后被斯大林杀害；从军事上领导过十月革命的60名彼得格勒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政委中，有54人被斯大林杀害。第一届人民委员会共有15名委员，除了列宁和斯大林以外的13人中，有 9人先后被以革命的名义处死。斯大林时期所杀的共产党员人数，让沙皇俄国望尘莫及。岂只是“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它从一开始就是斯大林铲除异己的清党运动。

　　1988年2月，《莫斯科共青团员报》报道：在斯大林1953年去世之前，全苏联共有1200万人进了劳改营，2000万反对农业集体化的农民被判徒刑或流亡。

　　苏共二十大虽然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平反了不少冤假错案，但尔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仍在继续，党内外持不同政见者被关进集中营和精神病院的消息时有所闻。

　　苏共和苏维埃政权敢于这样肆无忌惮地给自己四面树敌，新仇旧恨、层出不穷，亡党亡国的祸种就这样有增无已。  

　    ● 四、内定选举、自挖墙脚

　　民主选举的根本原则是要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而选举人的意志往往与领导者的意图不一致，怎么办？在宪政制度下，领导者必须尊重选民的选择，否则就是违宪违法违纪；而在斯大林那种集权制度下，领导者往往内定选举结果，然后用各种手段去要求保证实现领导意图。这后一种办法，从领导者的角度来看，当然是大好事。而对选民来说，内定选举就是假选举、真欺骗。久而久之，不可避免导致权力体系基础动摇。

　　1918年12月2日全俄中央执委会发布《关于乡与村苏维埃改选程序的指示》，规定所有乡与村的苏维埃均应进行改选，由中央自上而下派出官员建立选举委员会。富农、商人和反革命分子被剥夺选举权，苏维埃代表候选人由上而下征求意见，等额确定，再提交选民公开投票。这种变相指定的选举办法后来成为斯大林时期的一种不成文法。1936年苏联公布新宪法，表面上扩大了选举权，改进了选举法，似乎也搞普遍、平等、直接、秘密选举。然而，上述不成文法依然起决定作用。各级苏维埃代表候选人都是由党组织内部决定，等额交给选民投票，虽说选民可以另选自己的意中人，其实未列入候选人名单的人根本无法当选。

　　内定选举就像是按剧本演戏，翻来覆去演了70多年，不断地消耗苏共和苏维埃政权的合法性。

　　宪政制度下的民主选举好比肥沃的土壤，它能打断腐朽的链条，一茬一茬出新苗，使病树前头有可能出现万木春的机会。而斯大林那种内定选举则是由前任领导指定自己喜欢的接班人，老树培养病树，病树培养歪脖子树，到头来在一棵树上吊死。这使它失去了吐故纳新、制度变革、重振旗鼓的活力源泉。

　　待到历史翻过了那沉重的一页，民主选举的时刻终于来临，1991年6月12日俄罗斯首次举行总统直选。选民真正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投票了，他们把占总票数57.35%的4559万多张选票投给了叶利钦，使他一举以高票当选为俄罗斯总统。而4位俄共候选人则分别以16.85%、6.81%、 3.74%、3.42%的得票率被俄罗斯选民淘汰。

　　宪政民主，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不是吗？ （来源：2008-01-16《炎黄春秋》）▲


南水北调工程建设今年全面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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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1-17: 中评社香港1月17日电／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今年将迎来施工建设的高峰。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张基尧今日透露，今年将开工建设中线一期天津干线工程、总干渠南阳膨胀土试验段工程、穿漳河工程、丹江口库区移民安置试点等项目。

　　新华社报道，此外，东线南四湖至东平湖段工程、长江至骆马湖段其他工程及中线漳河北至古运河南段工程、兴隆水利枢纽工程等一批重点项目也争取开工建设。

　　张基尧在南京市召开的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工作会议上介绍，工程建设五年来进展顺利，控制性工程建设有新突破。东线一期工程三阳河潼河宝应站工程和济平干渠工程已完工并发挥作用，东线穿黄工程已经开工，苏鲁边界泵站群已全面建设。中线一期控制性关键工程丹江口大坝加高工程已经实现工期过半、总工程量完成一半；中线穿黄工程、中线河南安阳段工程进展顺利。作为向北京应急供水的中线京石段工程，当前已进入攻坚阶段。

　　统计显示，截至2007年底，工程项目累计完成投资190.44亿元，占在建设计单元项目总投资313.71亿元的60.7%，其中东、中线一期工程分别累计完成投资37.83亿元和152.61亿元。

　　张基尧表示，2008年是南水北调工程全线拓展、中线京石段工程实现通水目标的关键一年，今年的工程建设要切实提高初步设计品质；提高工程管理水准，保证工程品质和安全；完善移民规划，落实移民政策，及时协调解决已征土地使用中存在的问题，着力创造无障碍施工环境。此外，要落实审计意见，完善整改措施，加强资金管理，有效控制工程投资。

　　另据指出，南水北调工程是当今世界最大水利工程，其中东线工程“源头”主要在扬州沿江及江都市引江取水口。自工程启动以来，扬州市积极打造南水北调源头清水走廊，启动“截污导流”工程，将江都城区及沿江工业区域产生的污水收集起来，集中处理后符合国家标准排放；千方百计化解农业面源污染，重视实施农作物精确定量栽培、测土配方施肥和秸秆还田，大力兴建“一池三改”沼气池，实现垃圾集中处理，处理农村生活污染源，推广生态种植模式，从源头上确保了南水北调“一江清水北上”。

    张基尧昨天在高度评价扬州市打造源头清水走廊所取得的成效。他说，南水北调工程规划50年，兴建50年，属于全国人民的千秋伟业。扬州人民为了如期实现南水北调东线工程通水目标，具有大局意识，特别是普通群众都能够把个人利益摆在全国的大局上来考虑，风格高尚，令人敬佩。他希望我市继续坚持“扎根长江，源头做起”的责任意识，从源头上打造好清水走廊，确保“清水北上”，为华北也为全社会做贡献。▲


英国内阁成员集体研读中国十七大报告
http://news.sina.com.cn/c/2008-01-16/112414756286.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1月16日环球网: 环球网环球时报讯唐宁街10号今天迎来一名中国客人、在英超联赛上有出色表现的中国球员郑智将与英国首相布朗一道品茶。这是布朗为即将启程的中国之行所做的热身活动之一，而专家则从中看到英国政界对中国非同寻常的重视。本报记者还了解到，布朗曾带领内阁成员集体阅读中共十七大报告，希望从中找到解决英国社会问题的对策。在如何与崛起的中国打交道方面，英国的态度正变得积极而清晰。

　　● 媒体上的中国热刚刚开始

　　上周，路透社的奥运博客专栏开张，路透社全球总编辑史进德为其撰写了开篇辞。在这篇题为“奥运尚未开幕，中国已赢得世界尊重”的博文中，曾担任路透社北京记者站站长的史进德写道，1993年，他亲历了北京落选2000年奥运会申办的全过程，并深切感受到了中国当年想获得世界认可的那种渴望。然而，中国的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以及本世纪前几年以创纪录的姿态高歌猛进，令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羡慕的对象和发达国家的竞争对手。文章说，虽然中国在未来还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等，“但中国再也不缺的一件事是：世界的尊重”。路透社总编的这篇文章，代表了2008新年伊始大多数英国媒体对今日中国的基本评价。

　　上周末，记者浏览英国的互联网时看到了这样几条报道：英国外交国务大臣马洛克—布朗勋爵近日在议会上院辩论时说，“治理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并非易事，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改善公民经济和社会权利方面取得了很多值得称道的成就，但这些进展被西方国家低估了”；另一篇出自《独立报》的题为“中国掌握开启市场的钥匙”的报道说，“虽然中国的经济规模只有美国的1/4，但其增速却是美国的4倍，中国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市场，这对英国来说是一大利好消息”，类似这样的关于中国的报道，几乎在每天的英国媒体上都能看到。点击《每日电讯报》网站，输入“中国”一下子能跳出2000多条有关中国的新闻。倒退几年，如此频密地报道中国的现象在英国媒体上是很难见到的。

    还有越来越多的英国媒体选择对中国进行长期固定的连续报道，路透社、《金融时报》有中文网站，《卫报》、《独立报》则有固定的中国新闻报道版块，除英国广播公司以外的英国当地电视媒体独立电视台以及第四频道也陆续向中国派遣常驻记者。不过，由于意识形态和文化差异，英国媒体上还有很多指责环境污染、虐待动物这样的负面报道，就在去年12月初布朗即将访华的消息发布后，英国传媒还掀起了一轮炒作“中国商业间谍”的浪潮，但不得不承认，这类报道的总量正在减少。对此，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的卢宜宜博士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英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不再是单一的非黑即白，他们慢慢开始反映中国的复杂性，这种变化是持续、冷静和自然而然的。因此可以说，英国的中国热是逐渐升温，并且刚刚开始。

　　● 政府内阁会议上阅读十七大报告

　　其实，媒体只是国家以及政府的话语管道。英国媒体对中国积极关注的更深层次原因，其实是英国政府对中国的积极态度。《环球时报》记者不久前听说，布朗领导的新一届工党政府十分关注中国政府的大政方针，他甚至带领其内阁成员专门研读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这不禁令记者想起了3年前布朗首次访华时说的话，当时身为英国财政大臣的布朗说，“中国的发展帮助我们理解何谓变革，英国应该向中国学习，否则就可能落在中国之后”。研究十七大报告，是否是布朗向中国学习的一部分呢？《环球时报》记者为此专门采访了英国工党对外关系主任奥利夫弗莱。
　　据奥利夫弗莱介绍，英国政府的智囊机构经常会在每周一的内阁会议上，向首相及内阁成员提供一份有关世界动态的“内参”。不久前，英国著名思想库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将中共十七大报告中的“科学发展观”、“和谐世界”以及民主建设的内容汇编成“精华版”，布朗内阁研读的就是这份精编版的十七大报告。

     “一般来讲，智库提交的内参大多是针对英国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很有借鉴意义”，奥利夫弗莱说，在工党很多同仁看来，中国共产党作为全球党员人数最多的执政党，其政策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报告中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因而受到工党很多人的赞同，而针对英国农村日渐衰败、城乡差距拉大的状况，英国政府正考虑学习借鉴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有关解决“三农”问题的精神。

　　● 智库想在报告中找“解药”

　　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亚洲问题专家马克•菲茨帕特里克，是参与向布朗提交这份报告的专家之一，他向《环球时报》记者介绍说，他和他的同事们详细研究了中共十七大报告，他们最关注的是中国的民主建设和建设“和谐世界”。他说，英国的执政党工党在近两年里一直被党务资费管理混乱的问题所困扰，就业和养老金大臣彼得海现在就因为利用私人政治捐赠竞选工党副主席而受到质疑。在马克看来，虽然工党一直标榜自己代表中低层民众的利益，但英国民众却感到工党正在渐行渐远，这种信任缺失令工党在过去3年里支持率步步下滑。“而现阶段建设现代政府的主要策略，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有很详细的阐述:

▲ 第一是发扬和发展基层的人民民主;

▲ 第二是发展党内民主，建立执政党的民主体系;

▲ 第三是建设现代政府，报告对于实现现代政府的决策机制、监督机制、透明机制等有关内容还指出了很具体的方向”，马克说，他将研究结果递交给了布朗内阁，希望工党政府能够从中得到启发，找到英国工党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事实上，详细研读十七大报告的绝不仅仅是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一家。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等智库，目前都设有中国问题研究小组，各大研究机构近年来还纷纷聘请中国学者加入，希望能够更加准确地研究中国。这些熟悉中国的英国专家们将所收集整理出来的资料和意见汇总后提交给政府部门作为重要的决策参考。

    而近两个月来，他们研究成果最丰富的就是落幕不久的中共十七大会议内容。在英国各大思想库看来，“中国共产党的党代会最能反映出中国的政治走向”，因此，从去年10月中共十七大落幕至今，在英国众多研究机构里召开的有关十七大的讨论会就没有间断过。

    去年11月中旬，英国外交部、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联合举办了“中国周”专题研讨活动，首日开场的讨论主题就是“2020年的中国：中共十七大的关键政策后果及其影响”，演说者则有包括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等在内的多位国际知名“中国通”，受邀参加的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则成了讨论会上的焦点人物，听众们不仅非常专注地聆听他的演讲，还在休息间隙将李君如团团围住，与之讨论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辩论中国股市有没有泡沫等等。

    本周，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还将有一场十七大报告中关于中国政党发展的研讨会。与此同时，英国议会跨党派“中国问题研究小组”则在议员间讨论十七大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

　　 ● “英国拥有有史以来最多的机会与中国合作”

　　“现在，英国拥有有史以来最多的机会与中国合作，如果做对了，将拥有一个可以合作的中国，并从中受益；如果做错了，后果无法计算。到时候，可能不仅仅会失去中国，还会失去整个世界”。英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克里•布朗在去年8月撰写的题为“正确解读新中国”的文章中认为，在全球化高速发展的今天，中国的胜利和失败也会成为西方的胜利与失败，英国必须了解在哪些领域可以和中国合作，在哪些领域需要抵制中国的冲击，但所有这一切都基于一个前提：真正了解和你打交道的这个中国。

　　“对于中国，英国官方及智囊机构都认为，英国应当在这个世纪把握住同中国合作发展的机遇，这对于英国在政治经济领域的再度崛起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凯瑞•布朗博士说，布朗首相是一位经济学家，他对中国的兴趣点在经济，这也是他希望在任期内着重开发的领域。在这种务实的对华方针政策下，布朗政府能够比较坦然地将中国实力的不断壮大看作是对英国的“机遇而非威胁”。

    因而在不少欧洲国家对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人权等问题说三道四时，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就显得比较“友好”。在卢宜宜博士看来，中国的发展和变化正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产生着深层次和长远的影响，英国政府已经认同，无论是国际机制的改革，还是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发展等国际议题，英国外交政策目标的实现都离不开与中国密切合作。

　　伴随着政府间的友好关系发展，2008年，中英两国民间交流也迈入一个新的阶段。据报道，大伦敦市政府将联合英国多家企业、博物馆、画廊等不同行业机构，举办连续三年的“中国在伦敦文化秀”活动，庆祝中国新年的到来，届时，英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将有20多个城市先后举办展示中国文化的活动。由汇丰银行、普华永道等40多家与中国有业务往来的英国企业发起的“时代中国”大型中国推介活动也将同时启动，并持续到北京奥运会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