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李克强主持、中国为何改大部制？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07-12-26：大部门体制有关设计方案，由新晋中共政治局常委李克强主持。

　　中评社北京12月26日电（评论员　张沐）目前，中共正在依照规划，部署进一步推进整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改。而作为其中的一项主要课题，就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在中共十七大会议上，已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作为发展民主政治、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还提出了“抓紧制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要求，也提出了改革的基本原则：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而改革的总体目标则是：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

　　此次改革的步伐和措施力度很大，将按照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要求优化政府机构设置；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明确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职责许可权，探索实现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而主持有关设计方案的，正是新晋中共政治局常委李克强，该方案正在加紧研究制定中，将会提交明年三月新一届全国人大审议批准。

　　参与研议制定改革方案的专家认为，按中共十七大定下的原则和目标，最能解决现存行政管理体制问题，又能较快达致改革目标的，就是所谓“大部制”。具体的布局，就是依照理顺职责，优化结构的要求加以整合，实施职责一致、高效有力的大部门体制。

　　毫无疑问，实施大部制，意味着行政管理体制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回想1998年朱镕基总理痛下决心，推行大规模的机构改革，尽管上上下下饱受诸多的抵制和拖延，但起码达到了否定旧体制、重塑行政管理新形象和新效率的开端目标。于今，近10年过去了，机构膨胀等问题再度回潮，甚至枝蔓泛滥，一些地方人浮于事的状况已经比较严重了。

　　在现有的中央领导体制内，不但存在着诸多党政交叉的现象，还设有上百个各种临时机构。而在国务院的政府布局中，除了办公厅和一个特设机构外，包括28个组成部委、18个直属机构、4个办事机构、11个国家局、14个直属事业机构，以及为数甚多的临时办公室或领导小组等。在众多的机构之间，职责的重迭交叉，导致政出多头的现象层出不穷。不论是出台宏观调控政策，还是实施一系列的专项治理行动，动辄五六个、甚至十几个部门“联合下文”、“共组工作（调查）组”，大问题来了纷纷上场，看似轰轰烈烈，实际上是相互牵扯，彼此制肘。而平时的管理则互相推诿，谁都不负全责也难以单独解决。

　　有鉴于此，早前中共就安排了一个“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联席会议”，专门研议设计政制改革方案及其实施步骤。而统合各能源机构的国家能源部的设计，文化艺术、理论学术、新闻出版等领域的统一管理，正是有关改革的重要方案。

　　表面上，很多政府官员经常下基层调研。然而，是像钦差大臣般前呼后拥般地层层陪伴下去“巡视”，还是真正坚持到社会生活基层去做细致的调查瞭解，执行法律赋予的实际监管权责呢？交通民警要监督每条马路上行驶的车辆和行人，那其他部门又如何呢？煤炭部门不把日常工作放在监督检查矿井的生产与安全，光是层层要产量、效益等数字，坐在办公室里审批开矿申请等诸项办公手续，那如何堵塞一个个突发事故呢；物价部门不仅仅是汇总资料，分析走势，还应经常到商店超市或各种市场实际检查监督物价是否合理合法，瞭解民情民意；工商部门非但要登记注册公司企业、个体商户等，完成课税，更应直接地去整治非法的加工经营，监督管理各种伪劣掺假等不法行为；等等类推，份皆职责所在，为民服务。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指出，在有关民主问题的讨论中，有把社会主义民主误读为“为民作主”、“新权威主义”、“精英主义”的倾向，从而模糊了“人民当家作主”这一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他认为，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中，人民当家作主是出发点和归宿，最为根本；党的领导是其政治保证，服从和服务于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是其法治保证，也是服从和服务于人民当家作主的。

　　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章，专门讲述了完善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机制，提出“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可以想见，加强对权力的制约，特别是对领导干部、人财物管理使用等关键岗位的监督和制约，将成为今后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指向之一。

　　对此，全国党建研究会副会长蔡长水教授表示，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必然要实现权力的适度分解和互相制衡。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严书翰教授表示，不断扩大人民民主是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治本之道。一方面，不断扩大选举民主范围，通过扩大党内民主加大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另一方面，权力的过分集中也体现在政府的职能设置上。在下一步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要更加科学地将职能部门的事权和权力合理配置、清晰划分，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按照“权力三分”的原则，将一些相应的权力还给社会、还给群众，实现权力的适度分解，并将其制度化。

　　显然，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尽管步伐大，力度足，但是与整体的政治体制改革，还将有相当漫长的路程要走。▲


中国77、78级高考人物崭露头角
http://chn.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07/12/25/20071225000006.html

    中共中央七把手李克强和导演张艺谋等

    本报驻香港特派记者 宋义达 (2007.12.25): 根据文革期间(1966~1976年)的下放政策，中共中央七把手、政治局常委李克强（52岁）1974年高中毕业以后被分配到家乡安徽省合肥的大庙农业公社。他和农民一起生活了3年并当选大庙党支部书记，他在1978年3月23岁时终于返回北京，进入北京大学法律系。

    当选明年8月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和闭幕式总导演的世界级著名导演张艺谋（56岁）因为父亲是国民党军官出身，所以在文革期间被驱逐出北京，在地方纺织厂做了一名工人。他在1978年27岁时才得到北京电影学院的入学通知书。

    像他们这样在1977年末参加高考并进入大学的“77、78届世代”现在已经掌握了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思想界。在政界和官界，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57岁）和外交部副部长王毅（54岁）、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58岁）、湖南省代理省长周强（47岁）等人都非常活跃。香港《文汇报》分析说：“中央和地方的副省长、副市长、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副主席级以上干部中，77、78届高考人物超过了100人。”

    在文化和思想界，凭借《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影片扬名的张艺谋导演、《霸王别姬》导演陈凯歌、国学传道士、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等人都属于“77、78届世代”。

    他们迅速跃升为中国社会主轴的最大动力在于，他们和前一代不同，接受了四年制正规大学教育，具备实力和专业性。因为文革导致大学教育中断10多年时间，所以他们的前一代在知识能力方面大幅落后。邓小平重新掌权(1977年)之后开始全面推进改革开放，他们在这种潮流下成长起来，具备卓越的改造现实的问题意识，这也是他们的优势。▲


老布什30年前访问红色中国日记公开
http://news.sina.com.cn/w/2007-12-25/183514599932.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12月25日 中青在线 (来源：青年参考)

　　美国现任总统的父亲、前总统、乔治•赫尔伯特•沃克•布什，1974年的时候在处理国际事务上还是一只“菜鸟”，他当时的职务是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正在为身陷水门事件泥潭的尼克松总统左抵右挡。如果不是尼克松被迫辞职的话，老布什有可能当上副总统。尼克松的继任者为了安抚对共和党忠心耿耿的老布什，拿出驻巴黎或者伦敦大使的美差让他挑选。令人意外的是，布什却选择了红色中国——刚刚与之建交的美国在北京开的“联络处”任职。1974年10月21 日下午，时年50岁的老布什飞抵北京，出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其实就是驻“神秘中国”的美国大使)，任期13个月。

　　老布什有记日记的习惯——把他的所闻、所见、所思、所想倾诉在一台录音机上，然后再整理成日记。《乔治H.W.布什的中国日记》一书将于 2008年5月出版，而美国《新闻周刊》12月24日提前刊出了其中部分章节，让外界得以解读当时的“红色中国”给美国前总统布什、以及他的家人留下什么样的印象，从另一个角度解读前总统布什和现任总统布什思想深处的中国观。下面是布什日记的部分内容——

　　● 1974年10月21日：去中国，因为好奇与神秘

　　对前往中国的选择，我扪心自问：“我是为了逃避吗……是为了躲避新闻媒体和‘水门事件’吗？是为了躲避一切丑恶的事吗？是觉得前往中国是最简单的(解决麻烦的)办法吗？”我认为答案是“不”，(我去中国)是因为中国的好奇与神秘……

　　国务院里的人对我们的(新)对华政策吓得要死。国务卿基辛格因为把牌捂得太严，以至于再能干的(国务院)官员们也拿不出什么(中国政策)好创意。我当时希望能有机会结识中国的下一代领导人——不管可能会是谁。然而，所有的人都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但我的政治本能告诉我，这份新工作值得一试，并且能干得不错。

　　● 1974年10月22日：猜猜看，毛主席在哪里？

　　毛主席与丹麦首相会了面，当时有各种各样毛主席身在何处的猜测。丹麦人不方便说，因为他们发誓保密。有些人猜毛主席已经离开北京到乡下了，为的是好看看留在北京的领导人将怎么表现；还有的人猜测说，毕竟毛主席的岁数大了，所以应该还在北京家中。现在的问题是，人们不知道毛主席在哪里，大家都在猜测，也在议论。这是有8亿人口的国家，但保密工作却做得非常出色。至少我们的耳内里听不到什么。神奇，真是太神奇了！

　　● 1974年10月27日：登西山，我想起了纽约

　　周六，我和外交官约翰以及玛莎•霍德里奇一起登西山。西山的风景很美，但爬起来也挺累。西山门前立一牌子，上书“不许摘红叶”。然而，在我们登山途中，我看到许多士兵和孩子们手里都拿着红叶，是那种浅红深秋的颜色。

　　上山的路有点脏，有好多的尘土，还有冰棍纸和报纸做的包装袋。这让我想起了纽约的某些地方。整个公园里到处都是喇叭。刚开始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可当它们开播时，走在我们前面，穿着灰大衣的4个孩子彼此看了一眼，然后用手捂住耳朵，好像不愿意听喇叭里播的内容。

　　● 1974年11月1日：见小平，拘谨得忘了问问题

　　我前去拜访(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他个头很矮。当我们步入他的办公室时，先被人领到屋子中间与他合影。玛莎•霍德里奇(美国国务院外交官)和我一左一右地站在邓的两边。然后被领到会客室，我们会面的时间很长，讨论感觉不错……我告诉他，我们的中国政策应该有长足的发展才是。邓小平显得很冷静，他准确地给出了农业人口数据。尽管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谈印度巴基斯坦战争，但邓还是谈及对印度的关注。不过，由于我太拘谨了，所以来不及问中国(为印巴冲突)做了些啥。

　　● 1974年11月3日：有冲突，有些事很无奈

　　我们的一个人昨天在明朝陵墓(注：指十三陵)遇上了麻烦。他驾驶车辆的两个前轮压过了立有“外国人不准入内”牌子的警戒线……两个半小时的混乱后，来了一些其他的军官，然后就让我们的人离开了……这让我看到友谊、宴会和热情以外的另一面。总之是不太灵活，不太容易理解的一面。

　　另一个例子。我的办公室需要挂一张地图。国务院官员莫•莫林把一张地图交给一个中国木工，请他帮着加上框。然而，那个木匠却回来了，与莫林愤怒地争吵说，台湾和中国大陆的颜色怎么能不一样呢？因此，这张地图是“坏地图”等等。这件事闹了好一阵，而莫林一筹莫展，最后只能认了。

　　● 1974年11月17日：看新闻，对骂美国感到不忿

　　在“红色新闻”上看到对美国的抨击，会产生出离的愤怒。中国感觉它必须攻击美国——帝国主义、掠夺小国等等。可我心里却这么想：中国领导人并不完全赞同这些观点，要不然的话他们怎么才能做到公开坦诚，怎么做到开放，怎么做到“信守承诺”？还有，中国知道我们会在同样的领域还击吗？我们没有那么干。但我真不知道，假如我们也还击的话，他们会怎么想呢？

　　● 1974年11月26日：基辛格让人怕得要死

　　简直不敢让人相信，手下的人对基辛格是怕得要死：“他要来吗？他真的要来吗？”

　　我参加了基辛格与邓小平的多次会面。基辛格在与邓的会面中表现得非常聪明，对历史和国际局势有很深的把握，他应该是最出色的。这与他对手下的态度截然相反。在周三早晨的会晤中，他大声地嚷嚷：“我要我的手下，我要他们所有的人马上到这个房间里来！我让他们现在就在这里！可他们现在在哪里？”我这才明白，他就是这样保持工作节奏的。

　　● 1975年5月29日：跟中国人深交不容易

　　我觉得挺惊讶的，跟中国人深交会是那么地难。那是一项很难的工作。我一直相信我会认识更多的人，比其他美国人与中国人有更好的私交。但当你与他们深交时，你会觉得你想拿起电话找到某个人，然后交谈东南亚或者俄罗斯局势这样的事是几乎不可能的。如果他们有事，他们想交流，他们会打电话找你，但在大事上，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情景。

　　● 1975年7月30日：怀念北京的自行车铃声

　　我永远忘不了的一些声音：清晨，公园里的歌唱声，许多公园都有非常动听的歌声；孩子们走队列时“一二一”的口令声，北京城内从来不间断的喇叭声、自行车铃声，以及孩子们在公园玩耍时的欢笑声，还有就是不论是在火车上、公园、大楼，以及其他地方随处可听到的大广播传出的声音。▲ (来源：青年参考)


竟有如此爱好 曾庆红退休后有事做了
http://www.ddhw.com/readarticle.aspx?topic_id=1000&msg_id=52878

    文章提供 于 2007-12-25：曾庆红急流勇退，目前已经处於半退休状态，而且已经为自己作了退休之后的生涯规划，除了要有更多时间“饱览祖国大好河山”，更要用余生推动中国民乐走向世界，而且已经在十年前进行了尝试，策划了令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感动的中西器乐对话。

　　中共十七大闭幕，曾庆红出人意料激流勇退，离开了中共政治局常委的位置，交班给继任者习近平。据北京圈内最新消息，习近平目前已经正式到位，开始在中南海上班。而据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陈佐洱日前证实，习近平亦接任了曾庆红的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职位，开始接手港澳事务决策。

　　陈佐洱是在不久前参加北京大学戴德梁行奖助学基金颁奖仪式时，回答记者关於中共十七大后中央对港澳政策有关问题时，作出有关表示的。他说：“很乐意告诉大家，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同志已经兼任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现在由他主管港澳事务。”陈佐洱并表示，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保持香港、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重大课题，十七大精神再次说明中央对港澳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不会改变。

　　● 曾庆红已经有新的生涯规划

　　但陈佐洱透露的信息，除了转达北京对港澳地区的重视和政策将保持不变的宣示之外，还间接说明，今年68岁的曾庆红正逐步将手上的工作，移交给年富力强的习近平。


曾庆红的爱好与退休的前总理朱容基和前常务副总理李岚清有些类似，都是喜欢音乐艺术

　　曾庆红目前实际上已经处於半退休状态，其负责的工作正按部就班逐步移交，待明年三月全国人大会换届时，将正式交出国家副主席职位，开始享受退休生活。那麽，目前半退状态下的曾庆红，到底在干什麽？对於未来的日子有什麽样的生涯规划？

　　北京圈内人士透露，退休之后的曾庆红，将会有更多时间享受生活，“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除了阅读之外，也做些他喜欢做的事，比如追寻他年青时代的梦想和业馀爱好。

　　曾庆红的业馀爱好，目前知道的除了说他喜欢研究历史，尤其是明清史之外，还有什麽？知情者表示，曾庆红的爱好与退休的前总理朱镕基和前常务副总理李岚清有些类似，都是喜欢音乐艺术。但朱镕基喜欢的是中国的京剧，据称目前已经达到专业水平，他自己也自我评价：“我现在不单是唱戏，而且还拉京胡，经过勤学苦练、名师指教，我现在拉胡琴的水平比过去提高了很多倍。”

　　● 要推动中国民乐走向世界

　　而李岚清则是喜欢西洋音乐，会弹钢琴，拉小提琴，还写了有关音乐鉴赏的书，出版了《李岚清音乐笔谈》。现在，据称李岚清会在早晨早早起床之后，走进放置着钢琴的琴房，顺手弹起一首自己作词作曲的《蓓蕾之歌》，“循着琴声，李岚清的妻子章素贞走进琴房，给他端来一杯刚刚热过的牛奶。李岚清深情地望了妻子一眼，将一杯牛奶喝得一乾二净”，然后继续“在音乐的海洋里尽情地畅游一番”。

　　对於刚刚退下来的曾庆红，他的喜欢则是朱镕基和李岚清的综合。据称他现在一有些时间，就听听中国民族歌曲，研究中国民族器乐，他有个梦想，就是希望把中国的民族音乐、民族器乐推向世界，尤其是实现中西音乐的结合。

　　将近十年前，曾庆红就进行了尝试。那是 1998年6月,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访华前一个月。当时担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曾庆红知道克林顿喜欢萨克斯，年轻时甚至曾担任过一支乐队的首席萨克斯。於是，对中国民族器乐有相当研究的他设计了一个特别的接待细节，他要让给克林顿一个惊喜，要西洋的萨克斯和中国的二胡进行对话，寓意於中美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寓意於中西文化各有所长，既不同却可以结合。

　　● 曾策划萨克斯与二胡对话

　　曾庆红告诉时任中国歌剧舞剧院院长的刘文金，可否把这两种乐器结合起来编为新的《二泉映月》？刘文金是有政治敏感的艺术家，他马上意识到这一特定艺术形式的巧妙之处，以及它必将产生的深刻政治含义。

　　讲座进行中，南通大学教师现场演奏李岚清讲座中提及的二胡经典曲目《二泉映月》，李岚清悄然为其调整话筒。

　　接受任务之后的刘文金研究了《二泉映月》的各种版本,用了一周时间，编创了二胡与萨克斯“对话”《二泉映月》。二十多天之后，正在访华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从西安到了北京，这首新颖别致、融中西乐器为一体的曲子，被纳入了为欢迎克林顿而举办的专场音乐会。那天，音乐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二胡与萨克斯合奏的《二泉映月》刚一结束，据称克林顿夫妇便兴奋地站起来鼓掌。音乐会结束后，江泽民同克林顿走上舞台，同担任乐队指挥的刘文金及全体音乐家合影留念。随后，美方特意通过中国外交部，在克林顿返回美国之前得到了这场音乐会的实况录像。

　　这次成功的尝试，其产生的政治和艺术意义，当然也让幕后的策划者曾庆红兴奋，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它竟然令曾庆红从此之后着迷，成了他决志要推动的一项理想，也成了他退休之后的一项享受。▲ 来源: 大公报


中情局消息：中国击毁航母绝密计划曝光
http://topyl.com/view.php?fid=WLWZ&id=2685874

  文章提供 于 2007-12-25 文章作者: 梁旭 译

　　俄罗斯技术副博士瓦谢斯拉夫•瓦罗金认为，美军可以使用F-22隐形战斗机毫无察觉地直捣北京。中国现有的歼10、歼11战斗机都无法与F-22对抗，只能加快发展第五代战斗机。

歼10按西方标准是第三代战斗机，按俄罗斯标准则是第四代战斗机。

今年2月到5月，12架F-22曾抵近驻扎在我周边的冲绳嘉手纳空军基地炫耀武力。

　　近日，俄罗斯技术副博士瓦谢斯拉夫•瓦罗金专门撰文，对中国第五代战斗机的研制工作进行了分析，以下是文章对中国研制五代机的起因和背景的推测。

　　2004年美国咨询机构《战略研究国际咨询中心》曾接受命研究中国航空工业的状况。最主要议题是对中国是否有能力建造5代战机的前景分析。该报告成为美国国会和主要国防机构做出相关报告的重要依据。

　　动机与意图

　　现在，很多国家都在建造5代战机，其主要动机是：

　　——希望保证航空军事战斗力可以应对现代军事威胁，符合21世纪军事行动特点

　　——希望保证军事航空工业科学技术先进性，符合21世纪发展水平

　　不论如何，21世纪斗争是难免的，不管原因是什么。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很多国家都加入到美国领导的JSF(联合打击战斗机)计划，该计划最终目的就是要打造出符合5代战斗机标准的F-35“ 闪电 II”。很多参予该计划的国家绝不仅仅只是希望得到一份购买合同那么简单，他们还积极参与到研究工作。因此，很多国家千方百计要让自己国家的公司进入到生产过程，尽一切可能要实践一下5代机的研制。

　　美国当然也是这样想的，只是JSF计划对于美国来说不仅仅是为了发展航空工业的工艺科技潜力。其首要任务是在10年要为拥有航空兵的几大军兵种更新武器，其中最迫切需要更新的就是美国空军。美国空军F-35A战斗机和全部服役完毕的F-22 战斗机大概将超过1750架，这些战机可以让美国空军的空中战术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包括航空侦察和快速反应能力。

　　这已是美国打造5代战斗机的另一个企图。F-35的研制工作虽然还没远远没有结束，F-22A猛禽战斗机已经迅猛进入作战状态。一个重要的证明就是开始调遣位于弗吉尼亚州兰利空军基地(Langley) F-22空军大队到位于冲绳群岛的嘉手纳基地（kadena）的行动。通过个别的“猛禽”部队作战能力的展示，很容易就能看出整个F-22机队的快速反应能力，就像所说的“在需要的时间，出现在需要的地点。”

　　测试这种战斗力的地点不是随意选择的：太平洋远东地区，这是美国最头疼的地方，因为朝鲜具有发展核导弹的潜在能力。这个地区还有其他不断的争议，美国在此扮演的不是消极的观察员，而是积极的调停者。首先就是中国台湾问题，而美国则希望台湾的状况是不成为一个事实上的国家，而中国希望的是从法律上不让台湾成为一个国家。

　　我不想纠缠于这些政治问题和问题的细节，只是想把后果指出来——在这个地区除了北朝鲜这个让美国头疼的问题，还有让中国头疼的问题。两国领导人对此问题的外交辞令表下还是可以看出真实的意图，有时甚至会非常突然直接的爆发出来。想当初中国的歼-8II歼击机与美国空军EP-3“猎户座”侦察机在台海附近的撞机事件(实际是在海南岛附近海域——编者注)，导致一名中国飞行员牺牲，美国飞行员作为俘虏在中国逗留了一段时间。中国和美国争论的焦点是，撞击是否发生在中国领空，还是只是在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区。

　　不久（也许就是未来十年），这个地方激烈的军事、政治冲突会日趋激烈。而排兵布阵、“军力”对话，争夺制空权等等行动都在所难免。这场战争不仅要求中国人展示自己的战斗力，而且还要向美国展示自己的军事技术力，正如美国人做的那样——在中国周边驾驶F-22战斗机炫耀武力。只是，中国制造的歼-10战机并不能达到这种威慑目的，不仅歼-10，就连歼-11（中国版的苏-27）也不能达此目的。目前已被人所知的中国5代战机的最初目的就是为了从军事技术角度制衡美国的“猛禽”。

　　想要了解双方的力量对比，只要把中国空军基地部署战略图放到美国在韩国和日本部署的“猛禽”的监控区下看一看，优劣显而易见。美国“猛禽”除了可携带近、中程空对空导弹，还可以使用115到450公斤级的高精准导弹毫无察觉地直捣北京。据台湾地区的情报机构说，中国大陆现在最紧迫的任务是开始建立反隐身探测系统，其可以在很远的距离探测到雷达反射信号非常小的F-22和F-35。当然，能发现敌方目标很小的飞机只是第一步，而如何以合适的方式在空中进行拦截才是关键。不论如何，负责国家国防安全的中国军队一定要在空中力擒F-22，这点相信他们自己也很清楚。

　　这只是问题的提出，而不是问题的解决。但是，正如研究者说，正确提出问题是成功的一半。对于中国人来说，不希望再次发生与美国巡逻机碰撞的事情，大概就是问题的第一步。▲ 来源: 环球网


“要选就选李克强这样的干部进中央”几点启示
http://topyl.com/view.php?fid=DBXW&id=2685790

在河南、辽宁两个省情迥然不同、执政难度颇高的大省历练过的李克强，一如外界对他的期待，以52岁的年龄，晋身为政治局常委。在媒体看来，李克强有些“神秘”，内敛低调是记者对他的共同感受。不过，普通人的兴趣和情感，也体现在这位年纪最轻的政治局常委身上。

嗜书如命、惜时如金、习语如痴，是李克强鲜为人知的地方。

李克强酷爱读书，在学生时代就表露无遗。李克强属老三届，是北京大学法律系77级的学生。在当时的文科学生中，李克强发言较多，且见解尖锐深刻，这得益于他的大量阅读。

大学期间，李克强在自己的专业方面也有独到见地。他曾经提交一篇论文，试图以现代控制论和系统论解释法学学科问题，获得著名法学家龚祥瑞的关注和好评。在跨学科小组的讨论中，他也常常妙语连珠，灵感如涌泉。

据说，李克强在河南和辽宁任职期间，几乎每次回到北京，都不忘抽空逛一下书店。他的阅读范围也相当广泛，政治、经济、法律、管理、文化都有涉及。对外国书籍的研读也是他的兴趣所在。

熟悉李克强的人说，李克强的时间观念极强，他的时间总是以分钟来计。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乘车、什么时候作息，他都严格遵守。

时间观念，是一个人人生态度的写照。时间，在李克强的眼中，也许是一种宝贵的资源。时间不能耗费在无用的等待中，李克强把时间留给了思索和实干。

李克强的英文程度相当不错。在河南工作的时候，一次会见外宾，英语翻译因为特殊原因迟到了，会见照常进行，李克强同外宾问答自如。这次会见取得了未曾料想的好效果。

一些出访活动中，李克强也会用英文同外宾进行交流。有人曾经说过，能够熟悉一种母语之外的语言，才能真正理解外国人的思维。而让外国人读懂你的思维，借助他们的语言不失为一种最佳方式。

据说，此前已经身为正部级高官的李克强还会像学生一样，带著“随身听”苦学外语。这著实让人难以想像。担任大学英语教授的夫人还会及时给他以专业指点，纠正他的发音。繁忙的李克强和夫人、女儿团聚，有时会进行英语对话，三口之家，其乐融融。

即使如此，李克强同志仍然十分谦虚，在十七大期间，有记者曾问起李克强，当北大学生会主席和现在领导辽宁省有何不同。他说，在北大期间，如果说是工作的话，不如说是学习，因为当时主要任务是学习。现在是省委书记，主要任务是工作，当然，工作当中也要学习。不学习就有局限性，没有创新性。作为个人来说，生有涯，学无涯。作为个人来说，对工作要尽职尽责，尽心尽力。但辽宁取得的成绩靠的是中央的正确领导，全省人民的共同努力和兄弟省市的支持。

也难怪十七大之后群众们都说，“要选就选李克强这样的干部进中央”，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李克强那种朴实的求学之风就值得当今许多党员干部学习。更是对那些整天上班打牌，下班进卡拉ok厅这样的干部很好地启示，就像中共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日前在省委五届二次全体（扩大）会议上所说，成就伟大事业，必须艰苦奋斗。不学习、不研究、没干劲，一天到晚都想坐好车、跑好路，下基层晚上总想着喝茶玩牌卡拉OK，能干成事吗？

我记得毛泽东说过,革命学习是胜利的一大法宝,他老人家曾经也调侃过刘少奇,三天不学习就赶不上刘少奇喽,可以足见学习的重要性,也可以说学习是治国治党的思想源泉和动力。

我想李克强同志直接进中央说明了除了他对党的真情，对人民的真情之外，和他的朴实的言行及真诚求学之风赢得了百姓们的认可和欢迎也有很大关系。（朱有祥）▲


美国媒体:中国领导人显示了出类拔萃的执政技巧
http://topyl.com/view.php?fid=DBXW&id=2685825

http://www.topyl.com Top娱乐网 2007-12-25

　　中新网华盛顿12月23日电继2005年9月推出“中国世纪”特刊后，美国《新闻周刊》再次强调：未来属于中国，中国领导人显示了出类拔萃的执政技巧。该刊今年的年终特刊“中国2008”又一次聚焦中国，并呼吁美国政府须尽早制定长远的对华政策。

　　在该年终特刊的封面文章里，编者写到：“对美国人来说，2008年关乎选举；对世界而言，则关乎中国。当奥运会最终揭开它的帷幕，中国将步入国际舞台的中心。”

　　年终特刊回顾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认为这30年给中国带来剧变。“过去30年，4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这个数字占了整个上世纪脱贫人口的75%。到2007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拉动幅度首度超过美国。

　　特刊认为，从经济总量上看，中国已经迫近超级大国的门槛；算人均水平，中国确实还在“发展中”。该刊虽然认为，“中国的脆弱性是与其崛起的惊人速度相联系的。”但亦指出，中国到目前较好地保持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平衡。“鉴于他们面临的挑战，中国领导人显示了出类拔萃的执政技巧。”

　　该刊认为，“它(中国政府)扩大了‘洛克式个人自由’。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慢慢地，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工作、旅行，拥有自己的房产，信仰自己的宗教。”

　　特刊还引述中国问题专家约翰?松顿在最新一期《外交》杂志上的看法，认为“中国朝向法治的努力”，将有利于“贫富差距不断加剧”等问题的解决。

　　特刊也对中国方面有关“和平崛起”的提法表示了赞赏。

　　特刊最后指出：“2008年是中国的。美国是时候制定长远的对华政策了。” ▲
 

邓小平访美险遇刺 三K党成员抽刀冲向讲台
http://news.ifeng.com/history/1/200712/1229_335_347772.shtml

2007年12月29日 中国经济网

核心提示：就在特工们忙着阻止闹事女郎的时候，从记者群中又蹿出一个穿黑皮大衣的高个男子，他越过警戒线，一边朝讲台上的邓小平冲去，一边从衣袖中抽出一把短刀。

1979年1月29日，邓小平访问美国，世界各地媒体都争相报道邓小平与卡特在白宫的会见，强大的电波把这一历史事件推上了顶峰。然而，谁也想不到，在白宫南草坪的欢迎仪式上，却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

    ● 戒备森严的机场

1979年1月28日北京时间晚20时35分。邓小平的专机降落在美国安格雷奇机场加油。当专机停稳后，即有一群记者围上前来。作为中方安全小组负责人，罗新华带着3名安全小组人员奔向舷梯。候机楼前美国驻中国首任大使伍德科克和妻子及一行白宫官员已站在舷梯下迎候。

罗新华指挥安全小组人员站成一排，挡在记者群前面。但他很快发现这样做并无多大意义，数十名身着便衣的美国特工已将专机严密地封锁起来。忽然，罗新华听到身后一片掌声，回头一看，原来是邓小平偕夫人卓琳步出舱门。

伍德科克和白宫官员们将中国客人迎进机场大楼内作短暂休息。

尽管机场内外守卫的军警随处可见，罗新华还是有些放心不下。忽然他被一阵争吵声吸引，原来是随团中国记者杜立彬正在舷梯下同一个戴宽边皮帽的美国人连比带划地申辩。美国人穿一件棕色的皮猎装，个子很高，足有1.90米。罗新华一下飞机就见此人站在舷梯旁，料定必是一名正在值勤的特工，便走过去询问：“老杜什么事？”

杜立彬又急又气地说，他把采访用的录音机忘在飞机上了，他没想到邓副总理会在这个机场停留这样久，也许还要向记者发表谈话，如不及时采录下来岂不误了大事？

美国人嚼着口香糖仍摇摇头，叉开双腿像铁塔般挡在舷梯前：“不行，飞机加油时任何人不得登机。”

罗新华被对方呛得很不舒服，语气显得强硬起来：“我是中方安全小组负责人。”他讲这句话的意思是要告诉对方：“我有权准许他登机。”

美国人冷冷地说：“现在飞机已由美方安全小组接管。我必须执行命令。”

罗新华正欲同他争辩，忽见王枫副部长(他率先遣队前一天到达)带着一个年轻人大步走来。王枫说：“老罗，这位是大使馆的刘秘书。”他把年轻人向罗新华做了介绍，又望了望美国人，“你还不认识吧？这是美方安全特别执行小组组长哈里•泰伯森先生。”

刘秘书也用英语将罗新华介绍给泰伯森。

“噢，欢迎你。”泰伯森朝罗新华伸出手，很随意地握了握。

    ● 料想不到的意外

1月29日上午10时。白宫。罗新华没想到最担心的事情第一天就发生了。

上午10时，美国总统卡特和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并肩站到白宫前的讲台上，卡特首先致欢迎词。

就在卡特演讲接近尾声时，记者群中一个戴红色贝雷帽的女郎突然尖声喊叫。人群中引起一阵骚动。几名特工忙冲过去将狂呼的女郎抱住。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吸引过去。但泰伯森却站在人群与讲台中间纹丝没动，仍冷冷地巡视着前方。就在特工们忙着阻止闹事女郎的时候，从记者群中又蹿出一个穿黑皮大衣的高个男子，他越过警戒线，一边朝讲台上的邓小平冲去，一边从衣袖中抽出一把短刀。泰伯森像头扑食的猎豹从斜刺里猛撞过去，高个男子被狠狠撞倒在地，正欲挣扎，脖颈已被一条有力的臂肘死死夹住，丝毫动弹不得。随后冲过来3名特工将他架走。正在演讲的卡特只稍微停顿一下，便继续用他热忱、轻松的语调念着欢迎词。站在一旁的邓小平则默默地望着面前的人群，脸上始终带着安详的微笑。

卡特致完欢迎词，邓小平发表了简短的讲话。

欢迎仪式结束后，中、美两国领导人并肩步入白宫，开始了第一轮会谈。

趁这个空当儿，罗新华来到休息间。刚才，当泰伯森冲上前用身体撞倒高个男子时，站在不远处的罗新华清楚地看见刺客挥舞的短刀刺进了泰伯森的皮夹克。尽管后来泰伯森继续站在讲台前面执勤。

果然，当罗新华走进休息室时，泰伯森正让医生包扎左臂。没等罗新华询问，泰伯森便冲他自豪地扬了扬大拇指：“罗先生，你看我现在成英雄了。”随后又颇不满意地晃了晃头，“可惜，只划破点皮肉，还算不得大英雄。”

罗新华察看了一下伤口，刀刃在左臂上端靠近肩头处划开一道约两寸长的口子，不算很深，流血也不多。虽然放下心来，但罗新华余悸犹存，便问杀手是什么人。

泰伯森随口应道：“男的是三K党，女的自称是革命党，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杀手，只不过想闹点事出出风头。”

罗新华听出他是在搪塞自己。可既然人家不愿讲明，自己当然不便细问。但使他百思不解，也令他深感不安的是，尽管在白宫四周设置了严密的立体警卫网，两名凶手却能轻而易举地混入欢迎仪式现场。这无疑是一个危险的警钟和信号。

泰伯森无可奈何地晃了晃秃顶脑袋：“他们是记者，有白宫签发的合法采访证。”他想了想，又补充道，“不过他们在进入白宫之前都经过严格的检查，这小子怎么能把凶器带进来呢？”

罗新华当即提出今后要对采访的记者严加限制，以防止再发生此类事件。泰伯森表示将转告有关部门。   摘自《白宫突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

中国奥运：责难中稳步向前
http://www.ddhw.com/readarticle.aspx?topic_id=1000&msg_id=52818

  文章提供 于 2007-12-24 文章作者: 晓德

　　奥运会不只是中国的，更是奥林匹克大家庭的盛会，任何抵制或攻击的行为，其实都是对奥林匹克精神的亵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贾庆国就曾表示，虽然个别组织和政客找借口攻击北京奥运会，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和政府表达过抵制北京奥运会的立场。

　　“如果想要抵制北京奥运会，将是非常愚蠢的做法。”——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

　　面对一波接一波的攻击和诋毁，北京奥运的公关工作一刻也没有停止

　　李京波明显感觉到，随着2008的临近，国际媒体对北京奥运的关注程度正越来越高。

　　作为北京奥组委媒体服务处处长，对比2007年与自己两年前刚来到奥组委时接待国际媒体的数量变化，李京波对《国际先驱导报》言简意赅地说了四个字：越来越多。

     ● 2007年，奥林匹克风从北京吹遍大江南北

　　这一年同样越来越多的，还有国际上围绕北京奥运会的各种流言蜚语。“我觉得这个也是很自然的。奥运会的临近，大家关注度自然越来越高，各种信息都会出来，正面的会多，负面的按比例可能感觉上也要多一点儿。”当苍蝇和臭虫齐齐扑向襁褓中的北京奥运时，身处风暴中心的筹备者们看上去却很淡然。

　　树欲静，风却不止。在那些向来仇视或戴着有色眼镜瞄准中国的人看来，即将在北京举办的奥运会无疑成了他们的一张王牌。

　　●“非难北京奥运”成时髦

　　妄图拿苏丹达尔富尔问题向北京奥运施压的始作俑者，源自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2月10日，自诩为“关注达尔富尔人道危机活动家”的美国麻州史密斯学院文学教授里维斯，在其个人网站发表公开信，明目张胆地呼吁国际奥委会向中国政府施压：“现在到了开始羞辱中国的时候了。”

　　里维斯的鼓噪迅速在反华势力身上发酵。日本右翼政客中川昭一、法国总统候选人贝鲁，在3月份纷纷出于不同目的叫嚷“抵制北京奥运会”。而真正与里维斯 “合污”到一起的人，当属好莱坞女明星米亚•法罗。3月28日，她在美国《华尔街日报》撰文，就达尔富尔问题指责中国，并号召通过抵制北京奥运会，向中国施加压力。一个月后，米亚•法罗在白宫前的集会上继续指责中国，声言“绝不能让奥运正常进行”。

　　此后，攻击北京奥运的风潮开始形成。5月，108位美国国会众议员发表抗议信，要求中国向苏丹施加压力；6月3日，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之一、新墨西哥州州长理查森以抵制奥运要挟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有更多作为”；8月6日，美国国会众议院收到两份呼吁抵制北京奥运的提案，指责中国“侵犯人权和民主自由”，“支持苏丹和朝鲜政权”。

　　● 攻击手段五花八门

　　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侵袭。除在达尔富尔等问题上挥舞人权大棒外，西方个别媒体或组织攻击北京奥运的花样也不断翻新。

　　在奥运倒计时一周年之际，一些西方媒体报道称，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表示，如果北京空气质量太糟糕，一些耐力比赛的奥运项目可能要延期。“作为北京奥组委环境官员，在与国际奥委会官员的接触中，我们相互间没有专门研究过‘比赛延期’的问题。”北京奥组委工程与环境部副部长余小萱觉得这种传闻本身就有些匪夷所思。果然，10月25日，国际奥委会第29届奥运会协调委员会主席维尔布鲁根特意澄清，称媒体对罗格的说法有误读。

　　被误读的不仅是罗格的发言。10月16日，丹麦田径协会主席拉什•尼尔森就顺口说胡话地指责“北京奥运会由外行人领导，大批建筑尚未竣工”。11月初，又有媒体诬称北京奥运会期间将禁止外国游客带入《圣经》。11月12日，美国《华盛顿邮报》等媒体报道称，“报道北京奥运的外国记者已经进入中国政府的追踪名单”。“这件事我觉得可能有两种情况，也许有些媒体对此有一些误解，将按国际奥委会规定通过申请获得注册的21600名记者名单当成了‘黑名单’，另外一种情况则可能纯属恶意。”北京奥组委媒体服务处处长李京波告诉《国际先驱导报》。

　　● 国际舆论为中国辩护

　　“现在国内各教堂都准备了很多圣经，到时完全能够满足外国游客的需要。”12月20日，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刘柏年刚刚从南京出差回到北京，中国基督教圣经印刷5000万册庆典12月8日在南京举行。国家宗教局长叶小文公开表示，2008年将提供充足的圣经。

　　而此前关于奥运禁带圣经的低级谣言，也引起了国外媒体的不满。“他们只是错了，还是他们心照不宣地制造理由？”美联社的一位编辑如此质疑造谣者。英国《卫报》则直接指斥“这个报道势不可挡，令人不可容忍”。

　　事实上，随着杂音的甚嚣尘上，国际媒体和有关组织为中国辩护的声音也日渐增多。

　　“批评家并不理解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中国的环境污染可能令人震惊，但别忘了发达工业化国家把它们的污染工厂搬到中国的土地上。而且和欧美公民相比，一个中国公民的污染有多少呢？”8月24日，以色列《国土报》发表文章称，外界有时对中国的指责要么是无知、单纯，要么就是愤世嫉俗的偏见。早在6月1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就明确表示，达尔富尔问题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两个不相干的问题。而面对国际人权组织扬言“抵制北京奥运”，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在接受德国《法兰克福广讯报》专访时也表示，这样做完全错误。

　　奥运会不只是中国的，更是奥林匹克大家庭的盛会，任何抵制或攻击的行为，其实都是对奥林匹克精神的亵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贾庆国就曾表示，虽然个别组织和政客找借口攻击北京奥运会，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和政府表达过抵制北京奥运会的立场。

　　● 悄悄进行的奥运公关

　　面对近乎排山倒海般的指责，细心的人可能会发现，中国方面出面澄清和回应的几乎都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而非奥组委。

　　“奥组委一直在有条不紊地专注于自己的工作。”李京波表示，通过外交部对事实作出澄清，更有利于外界了解真相。而为了减少误解，奥组委还会有意识地安排境内外媒体参观。“他们来看看，和我们交流一下，有时候就不会受一些谣言的影响。”

　　如果不出意外，每个周三下午3点，北京奥运新闻中心都会准时举办新闻发布会，北京市高层也会面对面回答记者提问。一项2007年前9个月的统计显示，北京奥组委共举办了71场新闻发布会，共有4576家次境内外媒体参加。

　　与此同时，北京奥组委还有专门的公关机构进行危机处理。自2006年至今，全球三大国际公关公司之一的伟达公关已经与北京奥组委合作了20个月。“他们的强项就是形象宣传和危机处理。”李京波表示。而在伟达发给《国际先驱导报》的电子邮件中则这样形容它们的工作：协助每周的奥组委新闻发布会，邀请国际主流媒体访华……通过发达的全球网络和卓越的媒体关系，协助北京奥组委在国际领域进行有益的传播与沟通，同时，也鼓励北京更多地与国际社会各界接触和交流。

　　显然，面对一波接一波的攻击和诋毁，北京奥运的公关工作一刻也没有停止。

　　这一年，奥运凝聚更多力量，击碎流言的最好武器，就是实实在在的行动。

　　根据9月份北京奥组委公布的《北京2008年奥运会、残奥会环境报告（2001－2006）》，“绿色奥运”的理念正在逐步成为现实。这一年来，奥运筹备稳健进行：门票销售、开闭幕式排练、火炬接力传递路线公布、“好运北京”赛事全面展开……北京奥运会在2007年凝聚了更多的力量，明年8月8日开幕的盛会轮廓已经隐约可见。

　　在这样的背景下审视2007年的风风雨雨，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教授直言并不奇怪。“举办奥运会无论对国家还是公民个体来说，一项严峻的挑战就是奥运背后的政治。”郑永年告诉《国际先驱导报》，随着奥运会的临近，奥运会背后的政治早已运作起来，海外各方面的政治力量和非政府组织开始跃跃欲试。“奥运会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件纯粹的体育盛事，这对经历过第一次申奥失败的中国人来说，应该已经有过几分切身的感受了。”

　　● 记事簿

　　▲ 2月10日 美国麻州史密斯学院教授里维斯发表公开信，呼吁国际奥委会就达尔富尔问题向中国政府施压。

　　▲ 3月1日和3月20日 日本右翼政客中川昭一、法国总统候选人贝鲁，叫嚷抵制北京奥运会。

　　▲ 3月28日 好莱坞女演员米亚•法罗在美国《华尔街日报》上撰文，号召通过抵制北京奥运会，向中国施加压力。

　　▲ 5月 美国国会108名众议员发表抗议信，要求中国向苏丹施加压力。

　　▲ 10月16日 丹麦田径协会主席拉什•尼尔森指责“北京奥运会由外行人领导，大批建筑尚未竣工”。

　　▲ 11月初 有媒体诬称北京奥运会期间将禁止外国游客带入《圣经》。

　　▲ 11月12日 《华盛顿邮报》声称“报道北京奥运的外国记者已进入中国政府的追踪名单”。  ▲ 来源: 国际先驱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