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达赖出逃边境紧张 毛泽东决策对印作战内幕(之一)
http://news.ifeng.com/history/1/200712/1217_335_333697.shtml

2007年12月17日人民网: 1959年的中国，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大跃进”运动。然而，在西南，我们的国门并不安宁。印度仇华势力挑起西藏叛乱并侵略中国的领土。196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被迫进行了自卫反击。

● 达 赖 出 逃

1959年3月10日，西藏少数上层反动分子策动在拉萨聚众闹事，中共中央得报后指示中央驻西藏工作委员会加强戒备，严阵以待，绝不打第一枪。

毛泽东当时不在北京(他在第二次郑州会议后即于3月上旬南下武昌)，但他在3月12日至15日连续三次打电报向中央提出他的看法，认为拉萨上层反动集团可能认为我们软弱可欺，事态可能扩大，我们不得不准备提前实行民主改革。他建议在西藏军事上采取守势，政治上采取攻势，分化上层，教育下层，做好爆发叛乱的心理准备，并请中央考虑对达赖可能出走采取的应对措施。

毛泽东在3月15日的信中，还赞成中央以中央驻藏代表谭冠三将军名义写信答复达赖在3月10日以后的三次来信，宽大为怀，敦促达赖实践历次诺言，与中央同心。

刘少奇于3月17日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西藏藏军准备叛乱的紧急情况和毛泽东的建议。

会上，刘少奇和邓小平讲到，我们和平解放西藏已经8年。过去没有进行民主改革，主要是等待上层人物觉悟。现在一些上层人物要叛乱，这逼得我们不得不进行改革。当前，首先是准备坚决平息叛乱，改组西藏地方政府，改组藏军，实行政教分离，然后全面实行民主改革。会上大家同意中央常委的意见并讨论了对达赖本人的方针。

会上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最好设法使达赖留在拉萨，如果做不到，他硬是出走，这也没有什么了不得。因为现在我们工作的立足点已不是等待原来西藏地方政府的一些上层分子觉悟，而是坚决平叛，全面改革。对此，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着重加以解释。

周恩来还指出，这次事件同印度当局有关，英国和美国政府在幕后很积极，支持印度当局，把印度推到第一线。叛乱的指挥中心在印度的噶伦堡。

在会议结束前，中央得悉达赖已离开拉萨，当即决定增调部队入藏，准备对付可能发生的叛乱，但方针仍是绝不打第一枪。3月17日夜，达赖由罗布林卡渡拉萨河南逃。

3月19日晚，西藏叛乱集团发动叛乱。中共中央立即指示驻藏人民解放军于3月20日进行坚决反击，迅速平定叛乱，并开始实行民主改革。

达赖在进入印度前，曾派3名人员送交达赖致尼赫鲁总理要求“政治避难”的信。尼赫鲁复信表示欢迎。达赖进入印境3天，印度当局还不敢发表消息，只是在中国新华社做了报道之后，印度才发了消息。本来尼赫鲁准备在印度新德里接见达赖，但由于新华社公布了消息，引起世界注目，尼赫鲁为了掩盖真相，不敢公然在新德里接见，而是在达赖到达印度一星期后，才在西姆拉山上接见了他。

此时，毛泽东从武昌到上海，先开政治局常委会，然后于3月25日至4月5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七中全会。

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宣布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人民公社和1959年工农业生产计划指标问题，同时要邓小平同志把中央常委对西藏叛乱和中印关系的意见向会议通报。

邓小平传达中央常委的意见是:

▲ 第一，要理直气壮，坚持平息叛乱。因为8年来中央和入藏部队执行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而西藏上层叛乱集团却撕毁了协议，背叛祖国，武装反抗中央，进攻人民解放军。

▲ 第二，要声讨西藏上层叛乱集团，但对达赖还要留有余地，还要用“叛乱集团劫持达赖”的说法，同时宣布由班禅出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代理主任(原主任为达赖)。

▲ 第三，现在我们的口号是建设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新西藏。要重新起草西藏自治区章程，要进行民主改革，要建设社会主义，这些都要理直气壮地宣传。

▲ 第四，现在暂不公开点印度当局(尼赫鲁为代表)的名。毛泽东说让它多行不义。中国古话说，“多行不义必自毙”，现在让印度当局多行不义，到一定时候我们再跟它算账。尼赫鲁关于西藏叛乱的一些讲话，也暂不报道，因为报道了就要反驳，现在还不到跟他辩论的时候。要看一看再说，这是留有余地。与此相关，印度噶伦堡是这次叛乱的指挥中心，也暂且不提。这同样也是因为提了就要同印度政府交涉(后来在3月28日的新闻公报中只提到1959年的叛乱分子的活动中心是噶伦堡，印度官方即多次辩解)。

新华社在3月28日发表了关于西藏叛乱事件的新闻公报，《人民日报》29日刊出。

4月8日，毛泽东在杭州西湖的西南岸刘庄别墅，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上，毛泽东强调要马上准备对西藏叛乱事件以及印度当局的态度发表评论。他指出，此事国内国外都很关心，估计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中大家要议论。

毛泽东说，《人民日报》要着手准备一篇比较充分的、把问题展开来讲的社论。现在英国、美国和印度都在吵吵嚷嚷，搞反华大合唱，支持西藏上层叛乱集团，反对我们平叛。我们要沉着应战，要准备在宣传上加以反击。回北京后就着手准备。

4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不能允许中印友好关系受到损害》的评论。这篇评论，只讲了帝国主义和印度非官方攻击我平叛的言论，而对尼赫鲁演说中说“不可让中印关系恶化”，表示欢迎。但评论中援引了《印度快报》对尼赫鲁演说的评论，说尼“在送鲜花方面非常慷慨，右手向西藏大扔鲜花，左手向中国大扔鲜花”，说尼要“保持这两方面的微妙的平衡，那显然是他最为难的时刻”。

同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其中谈到西藏叛乱问题。

4月19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对达赖喇嘛关于西藏叛乱的《声明》的反应问题。当时，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陈毅、杨尚昆、胡乔木、吴冷西。

会上，毛泽东说，昨天印度官员散发了一个达赖喇嘛关于西藏叛乱的《声明》，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开始反击。刚才同总理他们议了议，可以着重从三个方面批驳所谓“达赖喇嘛声明”：

▲ 第一，《声明》从“西藏独立”说起，反映了英帝国主义历来的梦想，要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

▲ 第二，《声明》说人民解放军在西藏违反1951年关于西藏和平解放的十七条协议，但又举不出任何事实。我们要指出，过去8年中，西藏地区的一切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宗教制度，仍然同和平解放以前一样，没有任何改变；西藏内部的事务，几乎没有一件不是经由原西藏地方政府负责进行的；中央人民政府还宣布1962年以前不进行民主改革。

▲ 第三，《声明》歪曲了3月10日至19日发动叛乱的经过，我们可以根据达赖喇嘛3月10日以后给中央驻藏代表谭冠三将军的三封信来说明：达赖喇嘛是被反动分子包围，并在3月17日被劫持走的。《声明》中也说是“顾问们认识到”达赖喇嘛及其家属和官员“离开拉萨行为十分紧迫”。

4月20日下午，毛泽东找吴冷西和胡乔木一起到他家里去，先把他修改过的清样给他们看，其中主要是加了一段话，即：

“现在西藏的这一个叛乱班子，完全是英国人培养起来的。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继承了英国的这一份不光彩的遗产，所以这个班子中的人们的心思，是里通外国，向着印度，背着祖国的。你看，他们双方是何等亲热呵!简直是卿卿我我，难舍难分。”

毛泽东还要胡乔木和吴冷西对评论中的某些措词再斟酌修改。胡乔木和吴冷西在主席的卧室里当场做了一些修改，然后请主席审定。

毛泽东看了他们的修改，最后提出，这篇评论要当天马上发表，而且可以署名为“新华社政治记者评论”，这样的形式会引起人们的重视。题目仍然是《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由新华社今晚先发，人民日报4月21日登在第一版头条位置。以达赖名义发表的《声明》也全文发表。

《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讲道：四月十八日经由印度外交官员散发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是一个理屈词穷、谎话连篇、漏洞百出的拙劣文件。近代史上的所谓西藏独立，从来就是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首先是侵略西藏的阴谋。

4月22日，毛泽东又在他家里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说，现在宣传上集中反击印度的反华言行。《人民日报》的版面要调整，集中反映有关西藏叛乱的问题，宣传我们迅速平定叛乱以及目前正在采取的民主改革措施。印度官方的和非官方在西藏叛乱问题的反华言行，都要陆续发表，国际上支持我们的言论也要发表。从3月17日起，尼赫鲁仅在议会中就发表了五六次讲话，我们一直保持沉默，为的是要看看他要走多远，有意后发制人，现在可以回答他了。《人民日报》要抓紧写出评论尼赫鲁讲话的文章，经中央讨论后发表。

4月25日，毛泽东给胡乔木、彭真和吴冷西写了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乔木、冷西、彭真同志：

‘帝国主义、蒋匪帮及外国反动派策动西藏叛乱，干涉中国内政’，这个说法，讲了很久，全不适当，要立即收过来，改为‘英国帝国主义分子与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狼狈为奸，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妄图把西藏拿了过去’，直指英印，不要躲闪。全国一律照18日(按：应为3月20日)政治记者评论的路线说话。今日请乔木、冷西召集北京各报和新华社干部开一次会，讲清道理，统一规格。请彭真招呼人大、政协发言者照此统一规格，理直气壮。前昨两天报纸好了，声势甚大。也有缺点：印度、锡兰、挪威三国向我使领馆示威，特别(是)侮辱元首这样极好的新闻，不摆到显著地位，标题也不甚有力。短评(按：指人民日报4月24日两篇短评)好，不用‘本报评论员’署名，则是缺点。昨天评论，人民日报的评论(按指《予诽谤者以打击》)不如光明的评论(按：指光明日报4月24日题为《清醒点，印度扩张主义者!》)有力，一个是女孩子，一个(是)青壮年，我有这种感觉。请注意：不要直接臭骂尼赫鲁，一定要留有余地，千万千万。但尼赫鲁廿四日与达赖会面后放出些什么东西，我们如何评论，你们今天就要研究，可以缓一二天发表。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廿五日上午六时▲（未完待续）


达赖出逃边境紧张 毛泽东决策对印作战内幕(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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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 辞 以 对

胡乔木和吴冷西25日上午看到毛泽东的信后，马上照办，召开了会议，统一宣传口径，并研究了尼赫鲁和达赖的谈话。

4月25日晚，毛泽东又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反击印度反华言行问题。

会上，毛泽东提出他的进一步的想法。他说，我们反击印度的反华活动，着重同尼赫鲁大辩论。现在我们对尼赫鲁，要尖锐地批评他，不怕刺激他，不怕跟他闹翻，要斗争到底。其实也不会完全闹翻。我们的方针是以斗争求团结。现在形势对我们有利，叛乱已迅速平定，他再闹也闹不到哪里去，他对西藏局势无能为力。这次斗争只是笔战、舌战，但对澄清是非极为必要，对内对外都是如此，大辩论有极大好处。但是，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有理，就是对尼赫鲁的几次讲话要加以分析，反驳他时要充分讲道理，把西藏叛乱的原因、我平叛和改革的性质、印方过去的干涉、我们为维护中印友好关系的努力等等，都讲得清清楚楚。有利，就是有利于印度人民弄清事实真相，有利于围绕西藏叛乱事件的国际斗争，有利于我在西藏平定叛乱和民主改革，也要有利于维护中印友好关系和争取尼赫鲁同我们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节，就是要留有余地，对尼赫鲁要有分析，好的要肯定，只批评他不好的，不要把话说绝，还要讲究必要的礼貌，既尖锐又委婉，不谩骂，要给尼赫鲁下楼的台阶。为了表明我们的忍耐和后发制人，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要充分发表印方的反华谬论，也要充分反映西藏人民对平叛和改革的热烈拥护。要发表读者来信和历史资料，充分说明我平叛、改革的正确和外国干涉的无理。

毛泽东说，尼赫鲁原来对形势估计错误，误以为我对叛乱没有办法，有求于他。确实我驻藏部队数量很少，入藏时连地方干部共有五万人，1956年撤出三万多人，只留下一万多人。西藏地方很大，边境线很长，没有那么多军队驻守，也很难全都守住，叛乱分子自由进出。但人民解放军还是顶用的，这次驻藏部队稍微增加一点，很快就把叛乱平息了。所以现在印度当局很被动，我们很主动，是反击的好时机。人大、政协正在开会，会上发言理直气壮，声讨西藏上层叛乱集团，反对英帝国主义分子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干涉中国内政。但我们不是执意要跟印度闹翻，不怕闹翻不等于以闹翻为目的，我们是以斗争求团结。对达赖也不是当作叛国者，还是采取争取他回来的方针，人大还要选他当副委员长，跟班禅一样。他是否回来，那是他自己的事。但我们表明这样的态度对国内国外都有必要。因此人民日报的文章还是要高举团结的旗帜，这样对内对外都有利无害。

据印度报业托拉斯报道，达赖告诉尼赫鲁，他写给谭冠三的三封信是真的。尼赫鲁说，印度仍然奉行和平共处原则。后来根据尼赫鲁会见达赖前后几次谈话，4月27曰《人民日报》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了题为《读尼赫鲁总理的谈话》的评论。

5月1日，毛泽东在住处召开会议，讨论如何评论尼赫鲁讲话的问题。当时参加会议者除中央政治局常委外，还有宋庆龄、董必武、胡乔木。

5月2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八十九次会议上做关于西藏问题的讲话，说明解放后我们一直期望西藏的农奴主反动集团能逐步觉悟过来，但他们仍然发动了叛乱。一切都忍到了最后，我们就由平叛转入进攻了。现在平叛后国家决定在那里实行民主改革，废除宗教的各种特权，但不干涉宗教自由。西藏改革分为两个步骤，先是民主改革，然后是社会主义改革，不能混同。这种改革势在必行。改革的方法是一面发动群众，一面同上层协商，争取多数人接受改革。

5月4日下午，毛泽东再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人民日报》评尼赫鲁讲话的文章。毛泽东最后提出，政治局原则上通过这篇文章。署名仍同1956年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一样，写明是“人民日报编辑部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写成的文章”。

5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人民日报编辑部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写成的文章”——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的文章。

文章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应。一位外国报纸驻北京记者在报道中评论说，“这是一篇马列主义的杰作，它抓住了问题的本质，态度鲜明而坚定，又始终贯彻中印友好的方针。”印度的报界纷纷发表社论。《政治家报》的社论说，人民日报文章的“大部分是以温和的和相当说理的态度来说明中国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国民先驱报》的社论说，“人民日报文章要求停止印度人和中国人在西藏问题上的争论，它的语气是友好的。”“中国人保证说，民主、繁荣的西藏自治区，必然会成为巩固和加强中印友谊的一个因素，而不会成为、也不可能成为对印度共和国的任何威胁。这种保证将会为人们所接受。”

至于尼赫鲁总理本人，他5月8日在议会中讲话时说“来自中国的言论对大家所知道的事实提出了异议。我对于来自中国的一些有关印度的言论，也不认为是事实。我有时怀疑我们继续进行这种争论会不会有什么用处。”对于尼赫鲁这种似乎是旁观者的态度，英国《泰晤士报》社论说，“尼赫鲁不会再来反驳，而会注意中国方面关于恢复友好关系的说法。”

5月6日，毛泽东与周恩来、陈毅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来自苏联、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波兰、罗马尼亚、越南民主共和国十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三十六个代表团团长、部分团员和它们的驻华使节访华代表团和驻华使节。

在会见中，毛泽东曾说道，尼赫鲁是什么呢?他是印度资产阶级的中间派，同右派有区别。整个印度的局势，我估计是好的。那里有四亿人民，尼赫鲁不能不反映四亿人民的意志。西藏问题成为世界问题，这是很大的事，要大闹一场，要闹久些，闹半年也好，闹一年更好。可惜印度不敢干了。我们的策略是使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劳动人民得到一次教育，使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也学会不怕鬼。每逢大闹一次，都要引起反苏、反共的风暴，例如匈牙利事件。那样的风暴，对我们有没有好处?是帝国主义巩固了，还是社会主义巩固了?匈牙利的同志们也在座，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比1956年10月以前更巩固了。那时骂苏联，苏联现在怎么样?骂倒了没有?究竟是以苏联为首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巩固而且生气勃勃呢?还是帝国主义阵营有朝气?事件以前的匈牙利有朝气呢，还是事件以后的匈牙利有朝气?那就是因为不怕鬼，把鬼打下去了。现在西藏问题闹出许多鬼，这是好事，让鬼出来。我是十分欢迎的。

当天夜，毛泽东指示：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5月7日起一律暂停发表印度和其他外国对西藏问题的言论，也一律暂停发表批评印度、英国等的反华言行的评论，看看印度及其他方面的反应再说。全国各报也照办，由我告诉中宣部发出通知。因此从5月7 日起，舆论界一片风平浪静，外交部则开始了一连串的中印之间的“照会战”。▲（未完待续）


达赖出逃边境紧张 毛泽东决策对印作战内幕(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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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意 孤 行

然而，对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好言相劝，尼赫鲁却一意孤行，在中印友好的道路上背道而驰。特别是随着达赖逃往印度，中印两国边境就开始紧张起来，印度军队不断向中国边防军挑衅。1959年8月25日，印度军队侵占朗久，袭击中国马及墩边防哨所，挑起武装冲突。

中印边界问题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中印两国之间存在着传统的习惯边界线，但是两国的边界从未正式划定。所谓的“麦克马洪线”是1914年西姆拉会议期间，英国代表在会外，背着旧中国的中央政府的代表，同西藏地方的代表用秘密换文的方式划出的。这是英帝国主义利用当时中印两国人民处于无权状态强加给中国的，是非法的，历届中国政府从不承认。印度独立以后，特别是在中国西藏地方和平解放前后，印度把它在东段的实际控制范围从传统习惯线逐步地向北推进到所谓“麦克马洪线”附近。

从1954年起，北京和新德里公开支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私下对边界问题有分歧，这表现在他们各自的地图上。不过，由于西段的拉达克实际上无人居住，双方又都尊重东段的东北边境特区，问题尚处于休眠状态。

然而，1959年以后印度不断对中国边界进行武装挑衅。

1959年9月8日，周恩来写信答复尼赫鲁7日向印度议会提出的中印关系“白皮书”问题。自本年3月尼赫鲁给周恩来复信后，印度一再侵犯中国的领土。并于8月25日挑起第一次武装冲突。从8月6日至9月4日，尼赫鲁先后10次在印度议会上发表有关中印两国关系问题的谈话，硬说麦克马洪线是中印国界，并把印军越境挑衅说成是“中国侵略的事件”。9月7日，他向印度议会提出中印关系“白皮书”。周恩来在这封信中，再次明确申述中国政府对中印边界问题的基本立场，阐明中国政府不能承认过去英国对西藏地方政府实行侵略政策所造成的局面，不能以此作为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根据，建议印方立即采取措施撤回越境的印度军队和行政人员，恢复两国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

9月11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扩大的第六次会议上作《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报告》。报告除了谈到中印边界问题的历史背景和当前情况外，还着重阐明中国政府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态度和方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报告说最近中印边界紧张，完全是由于印度的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士故意制造的。他们利用边界一些纠纷，掀起了一个新的反华运动，污蔑中国“侵略”印度，利用西藏叛乱事件破坏中印友谊，而印度政府也企图借此机会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迫使中国接受印度在两国边界问题上的片面主张，并且按照印度的意志修改地图。这种强加于人的企图是永远不能实现的。中国政府从不强加于人，而且为了维护中印友谊和五项原则，坚决反对这样做。两国之间关于边界问题的分歧，即使是一部分争执，都应该通过友好谈判，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而不应该采取可能导致冲突的办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扩大的第八次会议9月13日做出决议，一致批准周恩来《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报告》，并且完全同意政府处理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态度和方针。希望印度方面能够迅速撤出入侵的地点，停止反华煽动，同中国开始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友好谈判。

9月26日，周恩来收到尼赫鲁表示不同意周恩来对边界事实的申述的复信。对于这封来信，11月7日周恩来答复如下：阁下九月二十六日的来信包含着许多为中国政府所不能同意的观点。为了有效地维持两国边境的现状，确保边境的安谧，并且为边界问题的友好解决创造良好气氛，中国政府建议，中印两国的武装部队立即从东边的麦克马洪线和西边的双方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在双方撤出武装部队的地区，双方保证不再派遣武装人员驻守和巡逻，但是仍然保留民政人员和非武装的警察，以执行行政任务和维持秩序。为了进一步商谈边界问题和两国关系中的问题，中国政府建议，两国总理在最近期间举行会谈。当日，周恩来将信交印度驻华大使帕塔萨蒂，请他转交尼赫鲁。16日，尼赫鲁给周恩来复信，表示准备会晤，但又说当前应努力达成一次过渡性的谅解。

10月20日，印度军队挑起了第二次中印边境武装冲突。印度军队侵入空喀山口以南的中国领土，挑起了更为严重的中印边境武装冲突。11月，中印双方递交备忘录，中国建议双方从麦克马洪线后撤20公里，并建议在年底之前进行谈判，未取得一致，但双方停止了边界巡逻，从而减少了进一步冲突的危险。

11月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会议，讨论中印边界和国际形势问题。一周后，即8日，毛泽东在杭州又召开会议，专门讨论给尼赫鲁复信的问题。

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还是好言相劝。11月7日，毛泽东在周恩来关于中印边界问题复信印度总理尼赫鲁的信稿中曾加写了一段话。毛泽东写道：

由于中印两国边界从来没有划定过，而又非常漫长，距离两国中心很远或者比较远，如果两国政府不想出一个十分妥善的解决的办法，我担心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边境冲突今后还有可能出现。而只要出现了这类冲突，哪怕是很小的冲突，就会被那些敌视我们两国友谊的人们所利用，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12月7日，周恩来复信尼赫鲁，提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争端的首要步骤，建议两国总理在本月26日举行会谈。但尼赫鲁在21日写信给周恩来，说双方对事实存在完全分歧，不可能达成原则协议。 （未完待续）▲


达赖出逃边境紧张 毛泽东决策对印作战内幕(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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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需 再 忍

从1961年起，印度军队不断向中国境内入侵，在东段已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在西段也开始设立新的侵略据点，到中印边界冲突爆发之前，印度在中印边界西段的中国境内竟设立了43个侵略据点。这些据点有的接近到中国哨所只有几米的地方，有的甚至设立到中国哨所的后面，切断了中国哨所的后路。中国有些边防哨所只是夏天有人，冬天因风雪大而撤回，印度就乘机渗入侵占。因此，中国的边防哨所与印度的侵略据点形成犬牙交错的局面，边界已不是一条线了。当时印度的气焰非常嚣张，想通过这种方式入侵西藏，迫使中国承认印度所谓的中印边界线和“麦克马洪线”。

对于印度在边境挑起的武装冲突，中国政府一再忍让，一再要求印度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来解决两国的边界问题，但印度就是听不进去，而且变本加厉。

事态发展到1962年，印度向中国领土进逼时，我们退让。后来，甚至发展到印度士兵抢夺中国哨兵的枪的事情发生。

从9月20日午夜起，盘踞在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北中国扯冬地区的印度侵略军，不断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武装攻击，共打死、打伤中国边防人员47人。为此，中国政府先后向印度政府提出了7次最严重的抗议，并要求其立即停止进攻。但是，印度一意孤行，把中国政府的克制忍让视为软弱可欺，恣意扩大侵略。

10月12日，尼赫鲁竟下令把中国军队从中国领土上“清除掉”。至10月20日清晨，印军终于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中国边防部队只是在受到印度军队多次猖狂进攻，遭到严重伤亡，忍无可忍，退无可退的情况下，而不得不进行自卫反击的。

对于这场自卫反击战，毛泽东等亲自领导和掌握，很快就取得了胜利。在这场斗争中，充分体现了毛泽东高度的原则性与灵活性，以及“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例如：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作了自卫反击的准备，总参谋部已给边防部队下达了作战预令时，毛泽东考虑还不要打，想在边境上让印度再深入一些。

这样做有两个理由：一是在政治上更有利于揭露印度二是在军事上，侵略者越深入，越便于我迂回、包围、聚歼。

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对这场斗争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在中国政府准备反击之前，周恩来连续写了3封信给尼赫鲁，希望他悬崖勒马，以中印友谊为重，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重，和平解决边界问题，不要打仗。

但这并没有使尼赫鲁改变主意，停止侵略。相反，尼赫鲁却更加趾高气扬。当时尼赫鲁正在锡兰访问，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劝他不要同中国打仗。他非但不听，反而扬言要在一个星期之内把中国军队“扫荡”出去。

战争的现实打碎了尼赫鲁的梦想，中国军队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就将印度军队赶出了中国领土，全歼印军三个旅，基本歼灭印军三个旅，另歼灭印军5个旅各一部，总计8900余人。

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在下决心对印度反击时，就已周密思考好：在军事上把印度入侵者打回去后，在政治上如何处理?当时印度标榜是不结盟的国家，美国、苏联都在争取它、吹捧它。美国给它一顶桂冠，称印度是“西方民主自由的橱窗”：苏联给它的桂冠是“向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它又是第三世界不结盟运动的领袖，万隆会议的发起人；跟中国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尼赫鲁被誉为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代表人物等。打了它怎么办?不仅当时美国、苏联要在这个问题上大肆叫嚷，而且也可能造成一些亚非国家的误解和疑虑。为此，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给这次自卫反击规定了几条原则：第一，我们的部队只打到喜马拉雅山脚下，到鹰窠山口，比里山口，莫吉山口就停下来：第二，主动撤退到实际控制线以北；第三，主动交还俘虏；第四，主动交还枪支等。

尼赫鲁写信给美国总统肯尼迪，请求美国出兵来阻止所谓的中国侵略。中国的主动迅速撤军，尼赫鲁的信可收不回来了。印度要求美国出兵来打中国，那算什么反帝、不结盟呀!尼赫鲁不敢把信的底稿送到外交部去，而把它存在总理办公室。这件事是在英国记者马克斯威尔所著《印度对华战争》一书中揭露的。

中印边界之战，中国政府不仅在军事上打退了印度的蚕食侵略，而且在政治上也获得全胜。毛泽东在这场斗争中，表现了高度的政治智慧。(全文完) ▲


美军第一支F22战斗机联队已具备全部作战能力
http://topyl.com/view.php?fid=DBXW&id=2683450

    http://www.topyl.com Top娱乐网 发表日期：2007-12-16：美空军今天宣布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的的F-22猛禽战斗机具备完全作战能力，这标志着一次历史性的事件——世界上惟一一种的第五代战斗机的服役。

　　美国驻corley空中战斗司令部行政协调会指挥官corley将军宣布称：“经过多年的协作努力,F- 22已经达成一个关键的里程碑”，“猛禽战斗机的成功，在兰利空军基地为整合现役和国民警卫队飞行员提供了一个例子，为未来集结所有的力量是行政协调会和空军首长共同的愿望。”这项里程碑是由位于弗吉尼亚州兰利空军基地的现役第1战斗机联队和弗吉尼亚州空中国民警卫队的第192战斗机联队实现的。

　　将军说，该里程碑意味着"猛禽"战斗机已达到全部性能和作战要求，以及整个计划，包括飞机、驾驶员和维护人员，已为该机的完全使用包括战争部署作好了准备。

　　2007年2月17日美军两架F-22“猛禽”隐形战斗机抵达位于日本冲绳的美军嘉手纳空军基地 新华社/法新

　　“F-22已经证明，其整体作战能力已经成熟”，“空军宣布具备全部作战能力后，随着更多的飞机交付给第一战斗机联队，它将进行许多能力测试，例如部署在日本嘉手纳空军基地，参加红旗演习、打击锤和北方边缘演习”。▲


毛泽东当年“抗美援越”的真实意图
http://www.ddhw.com/readarticle.aspx?topic_id=1000&msg_id=52363

    文章提供 于 2007-12-15：我们来设想一下中国在越战前所处的恶劣的外在环境。那是冷战时期，是两极世界，是两霸横行霸道的的时代，是国际矛盾极其尖锐的岁月，是中国夹在两霸的夹缝讨生活的屈辱时代，是对中国充满敌意的时代。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作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和舵手，为了国家长治久安，为了国境四周安宁，为了创造促进发展经济的和平大环境，毛泽东朝思暮想的头等大事，就是如何突破美苏的围堵，突破两霸的包围，彻底打破这种不利于新中国生存发展的国际旧秩序、旧格局。否则，连国家的生存和安全都没有保障，还奢谈什么经济建设！

　　但是，如何突破美苏两霸的包围圈呢？突破点在哪？选定了之后，如何突破？都需要高超的政治和军事智慧、非凡的胆识和魄力。

　　● 选定越南为突破点

　　越南和印支是冷战时期六十年代两大阵营矛盾冲突的焦点，毛泽东选择这个突破点是形势使然。但要在越南打开这个缺口，意味著必然要再次同美国兵戎相见。中国当时又正同苏联进行激烈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路线之争，也是水火不容。这就意味著可能同时同美苏翻脸，意味著中国可能两面作战，这可是兵家的大忌。

　　“抗美援朝”时，有苏联作战略后盾，现在美苏一齐反，以一敌二，中国有这个实力吗？有必胜的信心和把握吗？

　　许多毛的老同志、老战友认为，这是拿党国的命运作一场胜负难测的豪赌。所以，对此深表疑虑不安。有文说毛晚年“左倾”，“骄傲起来”，“专断”，“不谨慎”等，都是这种情绪的反映。

　　所以毛晚年面临了两难困境：不突破两霸的围堵，中国将无法生存发展，但要同两霸摊牌，兵戎相见，中国又没有这么大的有形实力。怎么办，何去何从？但毛面临的最棘手的难题还是无法说服党内的务实派，他们认为，美苏不是封锁围堵我们吗，正好我们借此关起门来，渐进地、有秩序地发展经济科技，充实国力，以备将来有一天同两霸摊牌。毛认为这不实际，两霸不会让你关起门来搞建设，树欲静而风不止啊！在两霸的围堵封锁之下，你没有资金、技术、人才、市场、经验，如何能搞经济建设？那只能是一厢情愿的空想。但这些人中不少是老同志、老战友、学术界和文艺界的权威、社会的名流啊！都是一些正人君子啊！

　　对毛来说，进退都是充满危机，他的革命生涯从来都是包围在危机之中，但都没有像这次这么复杂、这么令他呕心沥血，这么险象环生。进虽危险，但可能打出一条血路；退，虽暂时自保，终将无法避免一战。毛的一生，作过了无数次的政治和军事赌博，对他来说，再作一次冒险的决策不难，难在必须作最坏的打算，作全面的准备，才能“不打则已，一打必胜”，一打就要打出长期的和平。但作这样的打算，作这样的准备，就无法不影响到全国的正常生活秩序和生产秩序。这可是会搞得全国大乱、天下大乱啊！

　　具体而言，同时反美、反苏，涉及到一系列极其复杂的内政、外交问题，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军事上的战略、战术和策略问题，党内的团结问题等等。这对毛泽东来说，的确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挑战。

　　▲ 首先，从理论上要打破两极世界的格局。实际上，毛在六十年代初，就已意识到来自南疆的美国的威胁，暗下决心同美国一搏。所以毛在六十年代初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

　　▲ 其次是，反美帝可以从马列理论里找到根据，可以得到党内同志和世界各国的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同意和支持。但要反苏，反社帝，人家要问你为什么要去反一个列宁所缔造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就不能不在马列理论上有所突破，有所发展；也就是说，你要比苏联更革命，更红，更左，这样才能在理论思想上同苏联划清界线，才能同它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所以，毛提出了不断革命论，而且是文化思想领域的革命，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产生的理论上的原因。不断革命论，是一箭三雕，既可反美，也可反苏，还可封国内政敌之口，起到统一思想，统一步伐，集中意志的作用；此外，在世界范围内，可以争取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的支持，还可以赢得欧美广大进步人士和知识界的同情和支持。

　　但是，军事上中国如何南北两面作战，而且还要准备应付可能爆发的核子战争？毛巧妙地运用美苏之间的矛盾，在战略上以霸制霸，用苏联牵制美国，中国同苏联所争的是真假马列主义信徒，不是搞资本主义，所以苏联不敢因此而联合美国对付中国；不但如此，苏联为了表示它才是正统马列主义者，才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不得不率领社会主义国家援助越南对抗美国。毛同时反过来用美国牵制苏联，因为美国的谋略家一直梦想分裂共产主义阵容，以中制苏，缓解苏联对西方的压力，所以反对苏联摧毁中国的核子基地。

　　对于越战本身，美国讲明了是为了维护民主自由，必须遏制中国共产主义对东南亚的扩张，一旦失掉越南，将引起骨牌效应，波及其他东南亚各国。对中国而言，越南是中国的南大门，攸关国家的安全，岂能置于美国势力范围，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中国为了保障东北国防安全，抗美援朝，基于同一考虑，不惜以任何代价，抗美援越，直到取得全面胜利为止。

　　但是鉴于朝鲜战争血的教训，中国直接参战，牺牲太大，而且会冒同美国直接开战的危险，所以毛采取了一九五四年“抗法援越”的奠边府模式，间接参战。实际上是一种隐蔽战争，或代理战争，也即让北越出面同美国正面作战，中国在背后全力提供战略、战术、人员和物资的支持。当然，如果美军敢于跨越十七度线，深入北越，则将改?“抗美援朝”模式，派遣志愿军直接参战。结果，自始至终，美军地面部队一直未敢越雷池一步，中国的战略威慑，保证了北越的安全。

　　但以北越的贫穷落后，加上二十多年的抗法救国战争使国民经经济残破不堪，可以想像，没有中国在政治、军事、经济、交通、后勤、人员等方面的全力支持，北越的“抗美救国战争”很难长期支持下去，更谈不上胜利了。 就是再有十个武元甲也抵挡不了美国的五十四万如虎似狼的现代化地面武装部队的疯狂进攻和空中的狂轰滥炸。

　　必须强调，毛对“抗美援越战争”的最实质性的贡献是他的人民战争思想，当然包括他的飘忽机动、变化莫测的游击战术。这是他经过数十年革命烈火千锤百炼的绝招，他用它打败了蒋介石，现在他又传授给越南人，用来对付美霸。但越战期间，他的人民战争思想有所发展，从中国国内运用到世界范围，不仅在中国、越南形成人民战争的海洋，还在世界范围内形成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海洋，也即反战怒潮，席卷欧美各国。毛的人民战争这一招理论上并没有什么深奥难解之处，但看似平淡无奇，被他运用起来，却威力无穷，挡者披靡，使得美国的现代化武器毫无用武之力。尼克松总统领教了毛人民战争的厉害，最后不得不承认失败，下令从越南撤军，从越南和印支的泥沼中拔出泥足。

　　● 中国的丰硕战果

　　但是，进来容易，出去难。美国不但要其数百万大军(武装部队加?勤部队)安全地撤出，还要体面地撤出，真是谈何容易。尼克松想到了中国，中国或许可以帮他这个忙。政治是很现实的，如果尼克松不知道是中国而不是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背后鼎力支持北越反美，老谋深算的尼克松怎么会屈尊就驾，不远万里跑到北京，而非河内或莫斯科，去向毛求教、求救？当然，毛帮助美国在越南拔出泥足，不是没有代价的，而且要的价钱非常高。第一、承认中国政治大国的地位；第二、解除对中国的封锁围堵；第三、撤销美台防卫条约，把美军撤出台湾；第四、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会籍；第五、共同防苏制苏。

　　这些都在毛尼、周基的会谈和《上海公报》中得到了体现和谅解。这些可是一个战争的胜利者才能获得的丰硕战果啊！

　　这不仅涉及到东亚的格局，更涉及到世界的格局；从此，越战后的世界，不再是二分天下，而是三分天下，国际政治由两极变为三极，中国由此转危为安，脱出两霸围堵的困境，毛泽东赢得了豪赌，为中国杀出了一条血路。

　　毛周不仅同尼基谈到台湾和越南问题，更谈到东亚和世界的格局，如果不是中国在越战中起著不容漠视的关键作用，中国有资格来谈这样的大问题吗？美国人是崇拜实力的，如果你没有把它打得口服心服了，尼克松会同你商谈如何安排国际格局这样的大问题吗？而且，继尼克松访问中国之后，英、法、德、日等大国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几十个二、三流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政要争相前往北京，朝拜世界级的元老政治家——毛泽东。毛由此从中国的伟人一跃而成为世界的伟人，从此毛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真是应了他在《沁园春》中所说的“数古今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词句。这可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一百多年来从未有过的伟大外交胜利啊！过去的旧中国一向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越战后却走上了国际舞台，发挥举足轻重的政治大国的作用。

　　由上可见，毛晚年发挥高超的政治智慧、非凡的的政治胆识和杰出的军事艺术，利用越战为突破口，打破美苏的围堵，为中国人打出了广阔的生存空间，为千秋后世子孙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并直接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铺平了道路，提供了政治前提。来源: 东北新闻网  ▲

以中国外长夫人身份 杨洁篪漂亮夫人首次亮相
http://www.ddhw.com/readarticle.aspx?topic_id=1000&msg_id=52390

  文章提供 于 2007-12-16： 一年一度的“中外大使夫人新年联欢会”昨天在北京金台艺术馆举行。200余名驻华女大使、大使夫人、中外外交官夫人载歌载舞，欢度新年。杨洁篪的夫人乐爱妹参赞也首次以中国外长夫人的身份公开亮相。

　　一身红色套装的乐爱妹在讲话中对各位大使夫人和女外交官在过去一年中为加强中国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她说，欢迎各国不仅派体育代表团参加明年的北京奥运会，而且派政府代表团参加奥运盛会。“届时，我们不仅要为中国队欢呼，更要为客队加油。让我们携起手来，为实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而共同努力。”随后，各国的女外交官、大使夫人们表演了极具特色的精彩节目，来自阿尔及利亚等16个国家的使节夫人们用中文合唱一曲《茉莉花》，将演出推向高潮。

　　乐爱妹1973年与杨洁篪一同被选拔至英国公费留学，她也是资深外交官，曾担任中国驻美使馆参赞等职。

　　● 附：杨洁篪：从学徒工到外交部长

　　随和亲民、自信自然、热情幽默，杨洁篪上任外交部长半年以来，更多人因为他而认识了一个生僻字，他也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他身上传承的外交前辈的优秀品质。

　　● 上海滩的学徒工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杨洁篪出生于上海市黄浦区北京西路、温州路一带的一个普通家庭里。这个书香气息很浓的名字据说还有一段趣闻。这一年是中国农历的虎年，按照传统的说法，属虎之人性猛，杨父在其“虎”字头上加一个“竹”字，意在让其“刚柔相济”。而杨洁篪的弟弟杨洁勉属兔，家人觉得兔性太软，所以旁边加了个“力”，使之刚性一些。杨洁勉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在美国问题研究方面颇有建树。日后，这对上海出生的杨氏兄弟选择直接或间接地投身中国外交事业，可谓志趣一致。

　　小时候，每天早晨5点，杨洁篪被祖父叫醒开始伏案练字。小学6年，天天这么练。1963 年夏，小学毕业的杨洁篪凭优秀的成绩考上上海外国语学院（今为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中学，与王光亚（前外交部副部长，现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是室友。谁能想到，当年那一上一下的铺位上就睡着外交部未来的两位高官哩。现在，他们两人被合称为“上外双星”。

　　3年后，正当杨洁篪准备向高中进发时，“文革”猝然降临。杨洁篪来到上海浦江电表厂，成了一名小小的学徒工。

　　● 步入外交领域

　　不久，加拿大与中国建交，后来尼克松访华，引发了一场中国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建交高潮。周恩来决定恢复派留学生到海外深造。1973年，小青工杨洁篪有幸成为“文革”后首批留学生赴国外深造——一同被选拔至英国公费留学还有周文重（现任驻美大使）、龙永图（后任外经贸部副部长）、陈姗姗（陈毅的女儿，王光亚夫人，曾任驻爱沙尼亚大使）、乐爱妹（后任中国驻美大使馆参赞）等人。乐爱妹是位上海姑娘，后来成为杨洁篪的夫人。

　　杨洁篪先入伊林学院学习，后来到巴斯大学进修，最后来到伦敦经济和政治学院(简称伦敦经济学院)留学。伦敦经济学院创立于1895年，坐落于伦敦市中心，是英国惟一将教学与科研集中在社会、政治、经济科学领域的顶尖学校。

　　经过两年学习，1975年6月，杨洁篪从伦敦回国进入外交部翻译室，正式开始了自己的外交生涯。

　　● 结识布什家族

　　1977年，美国民主党卡特入主白宫，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从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位置上退了下来，中国政府邀请他及其家人访华。此访问团与邓小平会晤后，被批准前往西藏参观。此行杨洁篪全程担任翻译，为此与老布什一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为他后来出使美国奠定了基础。

　　2002年10月，江泽民访美期间，杨洁篪又依靠与布什家族良好的关系，促成了小布什邀请江泽民到其得克萨斯农场私宴，开创了在任美国总统为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元首举行家庭宴会的先例。

杨洁篪让人看到了他身上传承的外交前辈的优秀品质

　　● 最年轻的副外长

　　才干加上勤奋，又有一口流利的英语，杨洁篪很快就得到长期负责美国事务的中国老牌外交官章文晋和韩叙的赏识。1983年，年近古稀的章文晋出任中国驻美大使。杨洁篪、乐爱妹夫妇随章文晋夫妇一起飞往华盛顿。当时，他是章文晋大使的翻译和秘书，使馆政治处的正、副主任分别是冀朝铸和张再。杨洁篪从这些外交前辈的言传身教中学到了很多有益的经验。在这里，杨洁篪从二等秘书升为一等秘书、政务参赞，从稚嫩走向成熟。

　　后来回国后，杨洁篪调任外交部美大司参赞兼美国处处长，正式主管对美工作。在突破美国对中国的制裁问题上，杨洁篪再次显示了自己的才干，并受到了当时外长钱其琛的欣赏。不久，杨洁篪先后任外交部美洲大洋洲司副司长、驻美大使馆公使、外交部部长助理。1998年，他成为外交部46年中除王海容外提拔得最年轻的副外长。

　　● 显露锋芒

　　2001年2月16日，杨洁篪被任命为第7任中国驻美国特命全权大使。他对美国的了解既深刻又老到，与美国社会各阶层都保持着广泛的联系。但杨洁篪刚出任驻美大使不久就迎来了严峻的考验。

　　2001年4月1日，中美撞机事件猝然发生，在事件原委尚未调查清楚的情况下，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片面把责任推卸给中国方面，并且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要求中方立即释放被扣留的24名美军机组人员，中美关系顿时紧张起来。

　　撞机事件之初，小布什立场强硬、霸气十足，要求中方尽快释放机员。在此情势之下，第一线外交官如何应对变化，表达政府立场，就显得非常重要。正因为如此，杨洁篪一改往日的温文尔雅，曾在一日之内4次奔走于美国国务院、国会与中国驻美大使馆之间，表达中方立场。他还一天两次出现在美国电视荧光屏上，阐述中方看法。民意调查显示，在杨洁篪接受CNN专访之后，赞同美国政府向中国道歉者的比例大幅度增加，由最初不足20%，猛增到后来的50%以上。

　　这场危机最终以美国驻华大使出面道歉而获得解决。美国国家公众电台在那年6月的一次节目中说：“如果有谁能够妥善协调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个人非杨（洁篪）莫属。”年轻的杨洁篪就是这样在2001年撞机事件中“向世界证明了他的外交能力”。

　　2004年，美国洛杉矶世界事务委员会授予杨洁篪大使“年度杰出外交官”的称号，以表彰“杨洁篪在（中国）外交部工作中的出色表现以及他在华盛顿为拓宽和加强中美关系所付出的努力”。当时世界事务委员会全票通过了对杨大使的提名。次年，杨洁篪又调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

　　● 爱好广泛

　　2007年4月27日上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表决通过任命杨洁篪为新中国第10任外交部长。一则部级官员的任免新闻使绝大多数中国人认识了一个很少见的冷僻字——篪(chí)。“篪”是我国古代的一种竹管吹奏乐器，状如笛子，有8孔，双手水平横握。台北孔庙保藏有古代“篪”的珍品。20 多岁时，杨洁篪终于在天坛的一个展厅里看到了“篪”的真正模样。

　　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开始在北京建立美国联络处时，杨洁篪担任翻译。当时，老布什曾给杨洁篪起了一个外号：TigerYang（“老虎杨”）。可能就是由这个“篪”字下半部分是“虎”而得名的。

　　杨洁篪的业余爱好比较广泛。他酷爱读书，善钻研，热爱书法和乒乓球运动。担任驻美大使时，他曾在自己的住处举办过古典音乐会。驻北京的外交使团里有许多外交官喜欢中国文化，特别是京剧。杨洁篪是外交部京剧协会的名誉会长，京剧协会活动时，也邀请驻华大使来参加。据悉，杨洁篪曾在任驻美大使期间在职攻读过著名历史学家、原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第一位英国史博士钱乘旦（现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的博士学位。

　　喜爱民乐的杨洁篪曾在外交部内部的联欢会上高歌“敖包相会”，让外交部的员工记忆犹新。他的夫人乐爱妹同样是社交高手，2005年春节乐爱妹在驻美大使馆与其他女外交官进行时装表演，大幅旗袍秀的照片被美国报纸刊登，引来一片喝彩。

　　用和谐的世界促进中国和平的发展，也用中国和平的发展，来推动世界更和谐。“和平发展”和“和谐世界”，这是杨洁篪和所有中国人孜孜以求的一个梦。而今，杨洁篪正自信地、挥洒自如地在世界外交舞台上展示一个崛起的大国特有的风范与魅力……  ▲  来源: 北京青年报


台湾空军官员回应中线分际：领空不容侵犯
http://www.stnn.cc/glb_military/200712/t20071217_693715.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星岛网2007-12-17讯】台湾的副总统吕秀莲16日表示，中国大陆将增加一条RNAV航线往台海中线逼近，危及台海安全。台湾空军官员对此表示，两岸空军目前仍谨守海峡中线的默契，台军的立场不会改变，也会密切注意中国大陆任何举动。

　　台湾中央社报道，继日前台湾的总统陈水扁透露中国大陆研拟在台湾海峡划定防空识别区，在海峡中线的西侧划定新航线，破坏台海现状后，吕秀莲16日再度指控中国大陆藉民航航线，压迫台湾领空。

　　吕秀莲说，12月5日中国大陆军事委员会也正式通过这项决议生效。吕秀莲强调，航线往台海中线修正之后，不但危害到台军的两个靶区以及压缩空军训练的能量，同时，台湾飞往金门、马祖的W2、W6、W8等航线也遭威胁，容易发生空中事故。

　　她还强调，台军也会因为新增航线后，容易造成误判，产生两岸的冲突。这项新增航线，“台湾越来越紧张、也威胁到台湾是否可以安居乐业，这是中国大量在选举期间的‘奥步’。”

　　台湾空军官员对此表示，防空识别区属敏感议题，台军当然反对中国大陆片面扩张，两岸长期以来在海峡中线做区分，双方到目前也都能谨守分际，台军官员表示，“空军维护主权与领空立场不会改变，也会固守本身的防空识别区。”

　　台湾空军官员还表示，“中国大陆确实可能藉由扩张防空识别区与民航航线，压缩台军战机活动范围，甚至进一步作为把台湾纳入中国大陆的政治意涵宣示，但空军谨守海峡中线分际之余，坚决捍卫领空的态度相当明确，不容侵犯。”

　　台湾的总统陈水扁近日披露大陆将订立“台海防空识别区”的消息，台湾认为：亚太地区的“防空识别区”向由美国单方面制订，大陆自订“台海防空识别区”之举，可视为挑战美国台海主导权的行为。

　　太平洋地区的“防空识别区”是由美军太平洋总部制定的，用以规范其盟国之间的空防区域，非美国盟友不获美国划界，在未获得主权方准许之前，任何飞行器不得进入。“防空识别区”不受国际法规限，全由军事国自己订立，其他国家也无法否认。虽然“防空识别区”并不等同于领空，但涵义相去不远。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国力超越了其他大国，亚太地区的空中秩序全由美国单方面制定。当时美国几乎把整个台湾海峡划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内，范围伸延至大陆沿岸。不过，基于海峡中线默契，双方军机出海时，都不会越过中线，这种情况沿袭约六十年至今，几已成为固定形式。▲


部委合并官位面临精简　权力如何制衡成焦点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07-12-17：在不久将到来的“大部制”改革中，必定要有一部分人为此而“牺牲”官位。

　　中评社香港12月17日电／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司长孔泾源不久前表示，缩小机构、精简人员，是解决政府管理体制的必要措施。

　　文汇报报道，在不久将到来的“大部制”改革中，必定要有一部分人为此而“牺牲”官位。如交通部、铁道部和民航总局一旦合并，至少正部长就要减少2个。
 
　　● 权力如何制衡 成改革焦点

　　另外，目前，对于大部制的构建，有很多问题并没有解决，其中怎样平衡制定决策、执行和监督三权，是大部制改革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如果由原来的几部委组成新部门，权力和财力势必更加集中，怎样防止因权力过度集中而产生的腐败问题，成为影响大部制改革顺利实施的一大关键因素。

　　● 专家提多种建议

　　为此，有学者提出，避免方法有多种，一是在部与部之间，让有些部专门行使决策权，有些部专门行使执行权，有些部专门行使监督权。二是在大部制内部给机构分工：有些机构专门行使决策权，有些机构专门行使执行权，有些机构专门行使监督权。

　　但有专家认为这些方法仍存在不妥之处，即如果成立一个独立行使监督权的机构，相对于合并后的大部制来说，此机构的监督能力必须超过一般意义上的监督机构，而对于这样一个强力的组织要怎样组合，又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亦是难题。 ▲


中国政治改革循序渐进 中央拟行“大部委”制
http://www.ddhw.com/readarticle.aspx?topic_id=1000&msg_id=52408

    文章提供 于 2007-12-16：中共十七大闭幕之后，中国政体改革逐渐清晰，“大部委制”呼之欲出。此间中共政情人士分析，未来中国政府机构改革将逐步向“宽职能、少机构”的方向发展，国务院所属机构中的一些部门将进一步整合，拓宽部委职能，逐步向“大部委制”过渡，如大交通、大文化、大农业、大环保等。

　　政情人士表示，遵照“循序渐进”原则，此次政体改革将首先“让一部分部门先动起来”。事实上 2003年国家设立商务部，将原外经贸部、国内贸易部以及原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的部分职能整合组建，可谓此番机构改革先声。而在十七大后，随着能源法明年3月份将正式出台，能源部的身影也已渐渐清晰。有消息称，国家将成立能源部，整合国家发改委、国资委、国土资源部、水利部、电监委中有关能源的职能，以及统领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国家电网等国有能源巨头。

　　有消息称，目前在中央领导层面主持“大部委制”改革的，是新任政治局常委李克强。


国务院或将成立能源部，整合国家发改委、国资委、国土资源部、水利部、电监委中有关能源的职能

　　● 推进机构改革 中央高度关切

　　就最近一段时期坊间已悄然流传内地将设立能源部的消息，内地传媒也曾报道指出，关于能源部的设立，目前已进入机构编制和职能调研阶段。有关专家表示，假如能源部能够设立，预示着中国政府新一轮机构改革将在明年3月大换届时铺开，同时也预示着新一轮机构改革将加大改革力度，去除现在机构重重玽玽、职责不清的毛病，采取“大部门有效管理体制”。

　　政情人士此间指出，明年是全面深化行政改革的重要一年。中共十七大报告已明确指出，“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是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对明年全面深化改革作出部署，其中第一条便是“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内地专家据此表示，把政府机构改革提到如此重要的地位，透露出中央对推进中国政治建设进程的高度关切。 来源: 文汇报  ▲


李克强主持 中央机构“大部委”制势在必行
http://www.stnn.cc/china/200712/t20071217_693714.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星岛网2007-12-17讯】中共十七大闭幕之后，中国政体改革逐渐清晰，“大部委制”呼之欲出。政情人士日前指出，未来中国政府机构改革将逐步向“宽职能、少机构”的方向发展，国务院所属机构中的一些部门将进一步整合。据悉，目前在中央领导层面主持“大部委制”改革的，是新任政治局常委李克强。

　　香港《文汇报》报道，据消息人士透露，国务院将成立能源部，整合国家发改委、国资委、国土资源部、水利部、电监委中有关能源的职能，以及统领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国家电网等国有能源巨头。

　　政情人士表示，遵照“循序渐进”原则，此次政体改革将首先“让一部分部门先动起来”。事实上2003年国家设立商务部，将原外经贸部、国内贸易部以及原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的部分职能整合组建，可谓此番机构改革先声。而在十七大后，随着能源法明年3月份将正式出台，能源部的身影也已渐渐清晰。有消息称，国家将成立能源部，整合国家发改委、国资委、国土资源部、水利部、电监委中有关能源的职能，以及统领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国家电网等国有能源巨头。

    ● 推进机构改革 中央高度关切

　　就最近一段时期坊间已悄然流传中国将设立能源部的消息，中国传媒也曾报道指出，关于能源部的设立，目前已进入机构编制和职能调研阶段。有关专家表示，假如能源部能够设立，预示着中国政府新一轮机构改革将在明年3月大换届时铺开，同时也预示着新一轮机构改革将加大改革力度，去除现在机构重重叠叠、职责不清的毛病，采取“大部门有效管理体制”。

　　政情人士指出，明年是全面深化行政改革的重要一年。中共十七大报告已明确指出，“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是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对明年全面深化改革作出部署，其中第一条便是“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中国专家据此表示，把政府机构改革提到如此重要的地位，透露出中央对推进中国政治建设进程的高度关切。

    ● 权力如何制衡 成改革焦点

　　目前，对于大部制的构建，有很多问题并没有解决，其中怎样平衡制定决策、执行和监督三权，是大部制改革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如果由原来的几部委组成新部门，权力和财力势必更加集中，怎样防止因权力过度集中而产生的腐败问题，成为影响大部制改革顺利实施的一大关键因素。

　　为此，有学者提出，避免方法有多种，一是在部与部之间，让有些部专门行使决策权，有些部专门行使执行权，有些部专门行使监督权。二是在大部制内部给机构分工：有些机构专门行使决策权，有些机构专门行使执行权，有些机构专门行使监督权。

　　但有专家认为这些方法仍存在不妥之处，即如果成立一个独立行使监督权的机构，相对于合并后的大部制来说，此机构的监督能力必须超过一般意义上的监督机构，而对于这样一个强力的组织要怎样组合，又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亦是难题。

     ● 部委合并官位精简不可免

　　中国媒体早前预测，在明年3月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中，能源部的成立几乎已成定论，目前尚存的争议主要集中在能源部的职能范围。而大交通、大国土建设、大农业、大文化等体制的建立，亦或正在研究中，并非没有可能。

　　对此，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认为，国务院机构最理想的改革方案是除了外交部、国防部、安全部、公安部等，其它部委逐步向“大部门制”过渡。

　　周天勇亦建议，为强化改革的统筹协调，打破部门利益格局，应重建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继续整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此外，还可新设总理预算管理办公室，以强化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协调性。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司长孔泾源不久前表示，缩小机构、精简人员，是解决政府管理体制的必要措施。

　　在不久将到来的“大部制”改革中，必定要有一部分人为此而“牺牲”官位。如交通部、铁道部和民航总局一旦合并，至少正部长就要减少2个。

     ● 多部委“联合施政”不利问责

　　中国专家指出，能源部的设立有多方面理由，能源管理体制至少涉及石油、煤炭、电力三大领域。目前管理体制的弊端主要有两方面：其一是高高在上，难以管好。目前的管理体制，上面有一个国务院总理挂帅的国家能源办，但管理的实体是在国家发改委内设的能源局，能源局下设的能源处，才十个人，却要主管整个中国的能源。其二是能源管理多头并举。

● 高高在上难管 多头并举低效

　　如石油和煤炭的管理比较分散，而电力管理则十分严密，有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国家发改委、国资委三大部门在管，上面还有国家电力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统筹。但这样一来，谁都在管，谁都管不好。

　　专家强调，类似能源领域的问题，在中国行政架构中的多个领域都存在。长期以来难以管好的食品安全领域，就是因为有卫生部、农业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等部门多头管理，至今职责不清。而文化领域，不算上面的中央宣传部，下面还有五、六个如文化部、广电局、新闻出版总署、版权局、文物局等部门，职责也不易分清。

     ● 改革知易行难 倡导逐个击破

　　在过去，不论是宏观调控，还是各类专项行动，行政管理上都是“轰轰烈烈”，动辄八、九个部门，甚至十多个部门“联合下文”、“联合行动”，看上去各部门积极性都甚高，而实际上是一轰而起，互相推诿，谁都不负责。宏观调控多方失利，与此也有关联。

　　专家指出，今天的中国，除中央与地方、大型国企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外，已形成庞大的利益团体，机构大分拆、重组，势将因利益分配带来强大反弹。

　　这种重大的改革，知易行难，可能要各个击破，分段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