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 国 官 方 智 库 谱 系 揭 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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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10-11： 中央党校作为执政党理论智库，成为十七大前后媒体采访重点。

　　★ 一个公开又隐秘的群体

　　北京香山脚下，中共中央党校的教授们，继续成为记者“宠儿”，十七大召开前夕，学校关键部门的教授们要应对记者们的高频约访，尤其是被认为参与了十七大有关筹备工作的学者们，也许他们的谈话，就能让媒体嗅到十七大的动向。

　　密集约访不仅在十七大前，过去5年，每次中央全会召开前后，“中央党校教授”都是媒体采访重点，甚至包括新华社——十六届六中全会前，新华社发表了一系列“吹风”稿件，“中央党校教授”成为有关话题的权威阐述者。

　　媒体的热情来自一贯经验：由于教授们经常和高级官员接触，高层的很多重要讲话都在中央党校发表，因此中央党校教授对趋势往往有更准确的理解。

　　真正吸引媒体的，是中央党校作为执政党理论智库的地位——这意味着接受采访的教授，或许就为他感兴趣的中央决策提供过智力支持。所以，中新社最近的一篇文章说，“被视为对十七大报告定调的‘6•25讲话’就是出自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大院。”

　　事实上，“充满传奇色彩的大院”不仅是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2006年的总结要点就包括要做中央“思想库和智囊团”的目标，以过往的惯例看，该机构会有专家参与了各方瞩目的十七大报告的起草。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这一以经济研究着称的国务院直属机构的众多专家，参与《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和调研。

　　而在国家行政学院学习的副省长们则刚刚结束了一个以“社会保障”为主题的专题研究班，该院教授说，相关建议会以咨询报告的形式上报给国务院——这是国家行政学院为高层提供的咨询渠道之一。

　　同样不能忽视的是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近年中央做出重大决策前，该机构都是与经济有关的调研课题的重要承担者，该院也参与每个“五年计划(规划)”的起草。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即官方智库(或官方智囊机构)。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高层智库体系日益发育，其数量已不下十个。

　　这是一个既公开又隐秘的群体：公开是因为这些机构早为人熟知，隐秘则是因为他们作为智囊机构如何为高层提供决策服务，公众却知之甚少。

     ★ 为高层决策提供参考

　　一个普遍关心的问题是，智囊机构如何为高层决策提供参考？

　　因为定位不同，各机构参与的方式也有不同，从宏观层面说，这些机构的影响经常体现在中共党代会报告、中央全会相关决议、“五年计划(规划)”和《政府工作报告》的形成中。

　　上述文件往往是某段时间的纲领性文件，而智囊机构人员参与其中，幷让自己的观点为报告所吸收，也成为其影响决策的最佳手段。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等经常成为主要参与机构。

　　“中共十二大以后逐步形成一种惯例，历届党代会和要做出重要决策的中央全会，中央除召开常规座谈会听取各方面意见外，还要委托中办、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财经小组等单位拟定一些重大研究题目，布置给全国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机构。”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院长白和金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之前一年，一些权威机构就会给我们分配任务。”至于渠道，“如果是上面布置下来的研究，当时就会说清楚如何上报。”

　　“十四大前，我们就领了一个任务，做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框架的研究。”当时各方对“要不要搞市场经济，怎么搞市场经济”意见纷繁。

　　宏观经济研究院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些基本特征，比如“公有制为主体”、“充分发挥市场的优化配置作用和国家的宏观调控相结合”等，“这些提法对以后的一系列政策都有影响”。

　　而中央党校则经常参与党代会报告中相关理论部分的起草，原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龚育之撰文说，郑必坚(原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相继参加了十五大报告(负责“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十六大报告(负责前面总论部分)的起草，又参加了这期间各次中央全会的理论性纲领性决议的起草。

　　中国社会科学院亦是参与党代会报告起草的传统机构，例如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卓元曾连续参与了几届党代会报告的起草工作，他也是十六大报告起草小组经济组的成员之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陈清泰则是十四届三中全会、十五届四中全会、十六届二中全会、三中全会决定起草人之一，相对而言，这些决定都是关于经济问题的文件。

　　参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十一五”之前称“五年计划”)也是上述智囊机构发挥影响的重要方式，“每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我们都要做大量研究工作。”白和金说。白是国家“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成员。

　　智囊机构影响决策的另外一个直接途径则是成为政治局集体学习的讲课者，这或许是影响高层最直接的手段，“虽然前面的讲稿为集体智慧，但后面专家回答问题时可以讲述个人的观点。”有学者如是说。

　　★ 汇总高官意见的平台

　　引人注意的是，在核心官方智囊机构中，中央党校和国家行政学院因其学员都为高级官员，发挥了与其他智囊机构不同的作用。

　　两个机构还有就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和交流的省部级官员专题研究班。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副主任王伟透露，国务院一个重大政策出台前夕，往往会先在国家行政学院办一个省部级专题研讨班。

　　“比如要举办一个财政体制改革研讨班，会由文件起草部门(比如财政部)的部长、副部长到学院来宣讲，就为什么要搞，背景是什么，基本内容是什么，难点是什么，要解决什么问题，征求省部长班的学员意见。”

　　“经过讨论，汇总研讨班意见，制成简报向国务院领导报。研讨班结束时，大多由国务院领导和学员座谈。他们看了简报，了解了情况，再听学员当面发表意见后，一般会就这个问题做一次讲话。根据研讨班以及国务院领导讲话精神，有关起草小组再对文件进行完善，然后报国务院会议，批准决定。”王伟说。

　　第一次开办省部级干部专题研讨班是在1998年3月底。根据当时国务院领导的指示，主题为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研讨班有一百人左右，各部至少有一个主管副部长，部分省的常务副省长、副省长，重庆市则是由担任市编委主任的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参加。在研讨班上，中编办负责人介绍国家机构调整方案，人事部负责人讲人员分流的解决方案等。”

　　王伟当时负责这个班的具体工作，“国务院当时只找了部分省，但好多省得到消息后，通过各种渠道想参加。可以说，这个班的学员都参与了决策。他们根据各自部委和所属省的具体情况提出了很多建议，这对后来修改有关文件起了很大作用。”

　　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主任刘峰说，此后这种专题研讨班成为惯例，一般每年举办两次。

　　这些专题研讨班一般都紧扣当时的决策热点，比如1998年的题目是“金融改革与监管”，2000年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今年举行的两次研讨的题目分别是‘社会管理’和‘社会保障’”。

　　中央党校省部级官员专题研究班也有类似作用，不过研讨的话题往往更具理论色彩，带有“党口”的鲜明特色。

　  ★ 更直接的服务

　　相对中央党校和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各部委研究机构的政策研究则更为具体。以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为例，每年大约要做三四百个课题。“一类为纵向课题，主要是上面布置的任务，每年大约有六十多个，量不大，但是规模很大。”白和金说。

　　另一类为横向课题，主要是中央各部委委托的课题，包括一些省市政府，甚至县政府也会委托他们，每年至少有二百多个，这一部分，委托单位要负担相应经费。

　　还有一种是应急性研究课题，一般在突发事件之后布置下来，往往要求短时间内拿出报告，有时甚至要求在一星期内拿出方案。

　　“我们在‘亚洲金融风暴’、‘9•11事件’、‘美国次债危机’之后都曾接过这样的课题。一般不要求面面俱到，有的非常简短，甚至就是几千字，但要求对形势有充分把握，有自己见解。”

　　由于部委研究机构和决策部门关系紧密，有时会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就是研究者发表的意见很可能是政策的暗示、是放刺探气球。

　　有关研究者回忆，“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政府多次申明“人民币不贬值”，而宏观经济研究院的一研究人员以个人名义在媒体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前面的部分说得都很好，但最后，他表达了一点个人看法，说‘人民币的汇率应该有点弹性’，香港媒体认为这是政府在放信号，当天香港汇市就发生波动，直到发改委领导表示人民币汇率不会变，香港汇市才稳定下来。”

　　目前，宏观经济研究院的学者说话非常谨慎。

　　按现有决策体制，中央关于某个领域的政策，往往由相关部委负责制定，其中部委下属研究机构由此往往发挥影响中央的作用。

　　2005年前后，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严重，总理温家宝也替农民工讨薪，劳动保障科学研究院工资所不久就接到部里任务，“研究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要求两个月内拿出结果。”工资所所长苏海南说。

　　该所随后形成了一个报告，“这些措施办法(报告里的)最后浓缩到国务院2006年2月发布的《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里。”

　　一些部委也就所属领域出现突发性问题寻求咨询，“今年麦当劳肯德基雇用大学生，只给很少的工资，工会部门说他们违法，作为劳动保障部门应该表态，但按当时政策，这种类型的兼职不属劳动关系，企业就认为，大学生不受最低工资制度的保护。”

　　“部领导让我们研究如何做出回答，我们认为，根据现有规定，不能直接说这些企业违法，但他们至少是与企业的社会责任以及‘以人为本’的理念相违背的。”苏海南说。

　　“我们离部门决策确实更近一些，研究的课题也更为实际，有些人说我们有一定的官方色彩，直接适应了官方的政策设计需求，这是因为分工不同。”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说，“但这种政策设计研究也需要我们以较雄厚的基础理论研究做支撑。”

　　早在1980年代中期，贾康和他所在的单位就开始研究分税制，“我们提出了系统的研究成果，潜移默化地影响决策。”现在财政科学研究所成员经常参加中央财经决策高层的相关座谈和会议。

　　“国家的一些方案要落实到部委，而任何一个部委，具体提方案对策大都是落实到某个司，然后是这个司的某个处，最后就是几个人来想办法，所以他们需要专家支持。”中国社科院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张蕴岭对本报记者说。

　　张蕴岭说，相关机构非常清楚专家们的专长。本报记者无法确证它们是否有专家库名单，但张说，一旦有事，这些机构马上就可以找到所需的专家。“通过各种会议，它们和专家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

    ★ 更重要的途径

　　事实上，除去各种公开渠道外，智囊机构影响高层决策还有一种方式，即各种“内参”，公开资料显示，这些内参一般可报送中办和国办。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曾在一篇名为《中央党校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文章中提到，该校“有直接送中央有关领导的《思想理论内参》，也有内部发行的《理论动态》”。其中，《理论动态》曾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该文章后来引发著名的真理标准大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站上的资料显示，该机构有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信息专报)的内参，信息专报主要刊登社科界对重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分析论证、对策建议的稿件，不定期出版，每期发表一篇稿件，4000字左右。

　　社科院办公厅有关负责人曾表示，该机构“几乎每天都要向中办和国办报送材料”。中国社科院的数据说，这种增长态势自2003年以来表现尤为明显，2004年该院报送的信息材料达到四百多篇，是前一年的一倍。

　　国家行政学院有自己的内参名为《咨询与研究》。“我们的院长、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在学院开学典礼上特别讲道：‘这个内参每期我都认真地看。’ 他看了之后还会有选择地转送给国务院有关领导，或批示给有关部门看。比如有关事业体制改革的内参，他就批给了人事部和中编办。”王伟说。

　　《咨询与研究》 2005年试刊的时候，王伟写了《关于加强行政伦理法制建设的几点意见》。担任主编的是国家行政学院一位副院长。“他亲自修改稿件，幷先报送华建敏院长看。看了之后觉得行，再向国务院报。据说，国务院主要领导也看了。后来，学院鼓励我们，将到下面调研时发现的重大问题，写成内参。”

　　之前的2002 年1月，某地高速公路上发生了两个部门的摩擦事件。此事根源在于行政体制不顺。“我们就同新华社合作，通过在四个省的实地调查和拍摄，搞了一个‘高速公路管理体制调查’的音像内参，报送中央。”王伟说。“十六大前夕，突然接到一个电话，中央办公厅要求我们写一个文字材料，后来得知，是中央领导同志的意思。通过这个事情，我清楚感觉到：中央领导很关注行政体制改革问题。”

　　这些智囊机构的专家如果想让自己的建议能更快速的被接受，还要用更简洁易懂的形式来表达。“你要让相关部门很快明白你的意思。”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主任刘峰说，“自己感觉很好，但上面根本不知道你说什么，中间环节就给刷下来了。”

　　另一个无法忽视的渠道则是智囊机构学者对相关官员的私人影响，这被称为“纳谏”。复旦大学教授孙哲于2004年发表在《复旦学报》上的一篇文章曾列举了智囊机构学者在外交领域施展私人影响的情况：“‘纳谏’行为一般有三种基本形式，一部分体现在一些重要外交智囊撰写的内参报告上，此类报告通常直接交给某些重要领导人或其秘书；一部分体现在思想库人员与领导私下接触的谈话、专题汇报中的外交设想中；一部分则是学者在研讨会发言或某些活动之后因发表某类看法受到领导重视，奉命完成的更为详细的专题报告。”

　　★“没有一个肯听取意见的政府会垮台”

　　官方智囊机构庞大体系背后，是决策者们面临的越来越复杂的决策背景。1986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提出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问题，其后，中共领导层多次谈及这个话题。“本届政府在最初的一年半之内3次修订国务院工作规则，越来越强化科学民主决策。”王伟说。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国务院领导2003年在国家行政学院给省部长班讲话时承诺，“他当时大意是说，本届政府要做到‘一些重大决策没有经过调查研究的不作出，没有经过专家论证的不作出’。”

　　如此背景下，智囊机构和学者的作用自然越来越被重视。不过中央编译局当代所所长何增科说，跟国外不同的是，现在中国官方智囊机构和学者更多的还是从宏观上影响高层理念和改革思路，这也跟中国现在一些大的制度设计还没理顺有关。“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是经济学的春天，很多经济学家影响了中央的决策；十五大之后，是法学的春天，包括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在内的一些机构，参与了许多法律的起草工作；而现在则是社会学的春天。”他说。

　　高层推动决策科学化的决心是显而易见的，王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印象深刻的是温家宝总理在国家行政学院省部长研讨班上的一次讲话，王还记得，其时这位共和国总理对在场的省部长们说，“没有一个肯听取意见的政府会垮台。” ▲ （来源：南方周末）　


十七大代表的年龄结构呈现“橄榄型”
http://www.ddhw.com/readarticle.aspx?topic_id=1000&msg_id=48904

  文章提供 于 2007-10-11  文章作者: 上官天乙   
    
　　中共十七大代表中，出现了一批出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人士，这是“80后”群体在历史上首次登上中共的最高会场。在社会各界忙着讨论“80后作家”、 “80后百万富翁”、“80后婚姻”等现象时，这一群体也在政治舞台上悄然亮相。中组部负责人曾指出，十七大代表年龄结构更趋合理，五十五岁以下的代表比例达到了七成以上，比十六大高出七点二个百分点。不过，在所有二千二百多名十七大代表中，“80后”群体不足十人，并且尚没有政界中人。由于年龄和资历关系，“80后”尚不具备在政界上位的条件。

　　香港大公报报道说，这批“80后”党代表多以体育界的明星冠军和全国性的英雄、道德模范为主。其中，一九八四年出生的女子佩剑运动员谭雪，是二千二百多名十七大代表中年龄最小的一位。这位天津姑娘，曾经在二○○二年成为中国击剑史上第一个世锦赛世界冠军。

　　体育明星中，一九八一年出生的有奥运会网球女双冠军孙甜甜（河南团），中国第一位拳击世界冠军邹市明（贵州团）；一九八二年出生的有乒乓球冠军张怡宁（北京团）；一九八三年出生的有网球运动员郑洁（四川团）。

　　体育运动员一般在同龄人还在上学的时候，就开始参加大赛，因而成名较早，做出成绩也比同龄人快，这使他们在与同龄人的比较中占有很大优势。如张怡宁六岁就开始打球，十一岁进入国家队，十八岁就获得了自己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 十七大最年轻年代表谭雪，今年二十三岁

　　而“80后”的英模代表则有二十五岁的华中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徐本禹、二十七岁的南京军区某师士官陈树周等。徐本禹是湖北团的代表，乐于助人的他因在贵州贫困山区义务支教两年，二○○四年获“感动中国”十大新闻人物称号，今年又获得了“全国道德模范”称号，受到胡锦涛等领导人的接见。

　　陈树周是解放军代表团的一员。二○○六年超强台风“珍珠”肆虐，福建省诏安县遭遇六十年一遇的特大暴雨，陈列周在洪水中往返二十余次，救出一百二十六名群众。后被南京军区树为“优秀士官标兵”，获得“全国见义勇为英雄”称号。

　　据悉，十七大代表的年龄跨度相当大，从上世纪10年代到80年代不等。年龄最大的代表当数九十二岁的北京团代表焦若愚，生于一九一五年，与年龄最小的代表谭雪相差近七十岁。但代表的主力在五十岁左右，即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占多数。总体年龄结构呈现“橄榄型”。

　　而按照新华社8月5日的报道，十七大代表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是：

　　能够模范遵守和贯彻党章，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体现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要求，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

　　能够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理解和认真贯彻中央的指示精神，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讲政治，顾大局，立场坚定，明辨是非，在关键时刻经得起考验；

　　能够带头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敬业勤奋，在生产和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有良好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公道正派，清正廉洁，道德品质好，按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能够密切联系群众，受到群众拥护，有较强的议事能力，积极并如实反映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正确行使党员的民主权利，忠实履行代表的职责。

　　★“新变化新景象”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网友”倪洋军10月10日充满赞美的文章说， 从人民日报公布的十七大代表构成分析中，发现呈现了三大新变化、新景象。

　　★ 一是具有显见的先进性。

严格按照党章和中央关于做好代表选举工作的要求及规定程序选举产生的十七大代表，基本都是各行各业的佼佼者。其中，在各行各业、各条战线上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模范人物占有相当的比例。他们代表了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他们是党的先进性的杰出代表，他们是时代的骄傲和楷模，这一点可以从各大媒体所介绍的《十七大代表风采》里一一领略得到。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张云泉、许振超、马艳红等一个个普通而又伟大的十七大代表，像一面面旗帜指引着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去为国奉献、为民谋利。在十七大代表中，代表的文化素质也有了较大提高，大专以上学历的2068名，占93.3％，比十六大提高了1.6个百分点。学历层次的提高，从一个层面体现了代表的先进性，他们有着更强的议事能力，更能代表党员和群众去表达意志、建言献策。

　　★ 二是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当选的十七大代表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他们中既有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又有生产和工作一线的党员，有经济、科技、国防、政法、教育、宣传、文化、卫生、体育等各方面的代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十七大代表中的群众基础较十六大又有了新的变化。其中，基层党员占28.4％。女代表 445名，比十六大增加了63名，占20.1％。少数民族代表242名，比十六大增加了12名，占10.9％。全国55个少数民族中，42个少数民族均有代表。如此广泛的代表构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全国各族、各阶层的心声和意志得到有效表达，有利于更加科学、合理的参政议政，使大会确定的各项决定、决议更能代表群众的利益，更能体现我党一贯坚持的亲民、为民、利民的执政理念。

　　★ 三是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社会在进步、时代在发展，我国的社会阶层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陆续涌现，中国共产党如何加强对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加强引导和领导，显得尤为重要。当选的十七大代表也包括了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的党员代表，他们开完会回去以后，一定能够在“两新”组织建设方面发挥出更加积极的作用。时代的发展，还需要大量的年富力强的年轻同志担当重任。应该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政府，一大批年轻同志陆续进入领导层担当重要岗位，充分体现了干部队伍建设的年轻化、现代化的时代要求。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十七大代表中，45岁以下的代表416名，占18.8％，比十六大提高了0.8个百分点，这也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来源: 万维综合


常 识: 中共最高领导人为何称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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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城子 发表在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http://bbs.hnol.net

中共机构变迁历史 最高领导人为何称总书记

2007年10月11日 南方周末

政治局、书记处、总书记……随着十七大的召开，这些中国共产党内重要的机构和职务在新闻中频繁出现，读者在对这些概念耳熟能详的时候，也许不会想到这些机构和职务在中共86年的历史中，由来如何，变化几许，背后又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

中共十七大召开之际，本报记者走访中共中央党校、中央党史研究室等机构的专家学者，试图为读者勾勒这些机构和职务的历史轨迹，以及从这些变化折射出的历史图景。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亿万中国人的命运曾经因为来自他们的决策而改变。而今天，他们的每一个决策，同样将影响未来13亿中国人的福祉。

★ 政治局：风云变幻30年

2002年中共十六大选举产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9人，超过了以前几届。这是不是常委人数最多的一届？

10月15日，中国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会议——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在国家的政治中心北京召开。代表全国7300多万党员的2200多名代表将在此间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全国党史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邓小平从十二大开始强力推进的领导人退休制和干部年轻化，使党内开始了大规模新陈代谢。25年来，执政党领导层的新老交替已经逐步制度化。

时光回溯到1982年，中共十二大选举产生348名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新当选的211人，其中包括后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以及当时最年轻的中央委员、39岁的胡锦涛。他们从此登入中国政治舞台的聚光灯下。

被称为“党中央”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属于中共全国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成员都有权提名中央政治局的成员。

中央委员会每届任期5年。在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执行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领导党的全部工作，对外代表中国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必须有5年以上的党龄，名额由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中央委员会委员出缺，由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按照得票多少依次递补。

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由中央政治局召集，每年至少举行一次。

中央政治局由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党章规定，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

200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大选举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有9人，超过了以前几届。一些对党史不太了解的人都以为这是创纪录的，其实不然。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政治局常委人数曾达到11人，为党历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人数之最。

而在1973年，中共十大选举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人数就是9人。

两年后的十届二中全会，增选“文革”初期被打倒、1973年3月复出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为常委，同时批准了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关于辞去所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请求。这样，政治局常委一增一减，仍为9人。

★ 总书记：最高领导人为何这样称呼？

为什么中共“一大”把党的最高领导人称为“书记”？党中央主席的职位是何时消失的？

上世纪80年代，中共组织架构发生重大变动，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恢复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所决定并在十年间证明是必要和有效的制度，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的经常工作机构，并且选举胡耀邦同志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当时总书记并不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但实际上恢复书记处一举已经为胡耀邦取代华国锋作了铺垫。”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说。

事实上，在中共党史中，有两段时期中共中央委员会设立总书记，不过那个时候，总书记并不是中共最高领导人。

第一段时期是从1956年9月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党的最高领导人是主席毛泽东。另一段正是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到1982年中共十二大前。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已担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一职。他一人兼任主席和总书记两职，在党史上罕见。这一时期，颇类似于1943年后毛泽东以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身份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

1982年中共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党中央不再设主席,只设总书记，从此，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头衔变为总书记。“现在总书记，即党的一把手，党章没有明确规定任期不能超过两届，但其实这已经是不成文的规定了。”石仲泉说。

那么，总书记的称呼，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1921 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时，全国只有五十多名党员。人员少，事务少，所以一大选举中央领导机构，暂不成立中央委员会，先建立三人组成的中央局，并选举陈独秀任书记。“中共二大、三大，虽然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人陈独秀称委员长，直到四大时改称总书记，总书记仍是陈独秀。”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高新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至于为什么一大时将党的最高领导人称为“书记”，有党史专家认为，“书记”在当时是最小的官职，即“书记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文书、秘书。当时甫具雏形的中国共产党为了表示与旧社会决裂的决心，为人民谋利益的决心，决不当官僚，决不做欺压百姓的老爷，所以才选择了最小的“书记”，来称呼党的各级领导乃至党中央的最高领导。

★ 中央书记处：曾经的“最后决定权”

中央书记处何时产生？党史上与此相关的“最后决定权”是怎么回事？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职能何时分开？

“中央书记处是中共中央领导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石仲泉表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中，中央书记处先后作为中央最高决策和领导机构、中央日常工作机构、中央办事机构，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和影响。

1933年初，党中央迁入江西苏区。当时全国苏区发展到十几块，红军达30万人，党员也达30万人。仅设一个总书记已难以领导这样一个大党，中央书记处应运而生。

“尽管有争议，但基本可以认定中央书记处是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设立的。”高新民表示。

由此到遵义会议前后的一年多时间，文献中鲜有政治局常委会记录，而以书记处名义发布的文件居多。文献中所称“中央书记处书记”与“中央政治局常委”其实指向相同，而书记处发布的文件显然都具有代表党中央的最高效力。如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即中央书记处书记。“当时中央书记处书记事实上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高新民说。

1943年3月，中央机构调整，决定在两次中央委员会之间，由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的工作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选举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则成为根据政治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毛泽东同样为主席，没有用总书记这个称谓。

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用“主席”的称谓：“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有学者据此认为，1943年的这个规定，不利于落实党的“民主集中制”。特别是这个“最后决定权”的形成过程，过多地把权力集中在毛泽东个人身上，这对后来影响深远。

“‘最后决定权’并不神秘，就是最后有一个拍板的人，并不是因此导致后来毛泽东没人监督，而是党内民主最后没有坚持下去导致的。”石仲泉说，中央政治局作出毛泽东有“最后决定权”的规定，是由于当时党面临着异常艰苦、异常复杂的斗争局势，需要集中全党的力量，快速、高效地去开展斗争。

1945年的七大不设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政治局的核心领导机构为中共中央书记处。选举产生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5人，时人称之为“五大书记”。

七大的一个重大历史意义是将毛泽东思想写在了党的旗帜上，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在党内确立了被共产国际认可的领袖地位的毛泽东从此成为红色中国的象征。

但石仲泉表示，实际上在七大之前，党的领导人的权力是有限的，因为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重大决策由共产国际来决定。只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后，中共才具有完全的独立性。

新中国成立时，中央书记处仍为五大书记(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选举)，但排名顺序稍有变动，为毛、刘、周、朱、任。1950年6月，七届五中全会决定由陈云代理生病的任弼时的书记工作。10月27日，任弼时病逝后，陈云正式成为中央书记处第五位书记。

1956年9月中共八大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分开了。书记处逐渐变身现在为人所了解的功能。

中共八大除设中央委员会主席外，第一次设了副主席。中央书记处第一把手不再称“主席”。新的党章规定，“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和中央书记处，并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和总书记一人”。

八大党章还规定，“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之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主席、副主席、总书记组成常委。常委是党的核心领导。

中共七大规定“中央委员会主席即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与中央书记处主席”，而八大没有规定他是中央书记处的主席。这样，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就分开了，决策机关与领导日常工作的机关分开了。

因此，就书记处的职能而言，1956年的八大是分水岭，七届书记处是高于政治局的决策机构，相当于八届中委会和以后的政治局常委会。八大后的书记处定位于中央执行机构，而非居于政治局之上的决策机构。

中央书记处对一般日常事务具有较大决定权，同时也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在很多重要事务上提供咨询、报告，其权力或影响力是很大的。书记处通常在前期对相关议题进行讨论和酝酿，向政治局或常委会提供咨询，做出情况报告或拟定初步的政策文件。对一般日常事务，书记处议决后即可以中央名义发布，事后报知政治局及常委或进行备案即可。

到1987年11月十三大以后，书记处成为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的办事机构。

十三大以前，书记处中除总书记外，很少有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比例也不高。十三大以后的书记处均由若干名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或候补委员及其他方面负责人组成。其中，通常有1-2位常委领衔，政治局成员的比例在60%以上，较以前更高也更稳定。

专家介绍，十三大后的中央书记处对政治局及其常委会负责，内部则实行分工负责制。对于一般事务，书记处书记具有直接领导和决定的权力。但某些具有全局性、特别重大的问题，分工负责的书记须将其提交书记处会议讨论甚至呈交政治局及其常委会讨论。

邓小平、叶剑英等曾强调，书记处实行分工负责的同时，其所有成员都是平等的关系，都只有一票，重大问题应当由书记处集体决定。书记处的工作可以灵活机动，但必须贯彻民主集中原则，必要时还要请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最终决策。“书记处各书记只有在出现意见分歧的时候才投票，一直都是一人一票，即便是过去，总书记不超于书记处的时候，总书记也只有一票，只不过含金量更大些。”石仲泉说，政治局常委会也本着民主协商的原则，他们开会时主要就重大认识问题、重大制度设置问题进行讨论和决策，一般的政治局学习时，同时也讨论重大问题。

★ 党代会：党内民主的历史缩影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由它产生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产生政治局、政治局常委和总书记(1982年前称“主席”)。

在权力运行中，一般是总书记和政治局常委会领导政治局的工作，政治局及其常委会又领导中央委员会的工作。

从1982年十二大开始，这套权力体系逐渐稳定。“25年基本没有动过，也没有必要再大变，变了就增加不必要的猜测。”石仲泉说。

从历史上看，中共是在极其险恶的斗争环境中按照列宁的建党模式建构其组织体系，强调高度集中和高度统一在当时是惟一的选择。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主任张树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中国共产党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都是通过党的代表大会或者是一些重要的全会科学地分析形势，明确党的任务，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

当时，毛泽东在预备会议上讲了选举党的新一届领导人的办法。他说，先由代表团提出一个名单，中央不提名单，由个人自己提，想提什么人就提什么人，然后中央集合起来，由政治局同各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制定一个预选名单，然后再发下去，各代表团进行预选，然后再由政治局集合起来，制定一个向大会提出的正式的候选人名单。

张树军说，当时中央事先没有提出一个候选人名单，也没有提出中央委员会人数，而是由各位代表自由提名，再经过几上几下的反复酝酿和预选，最后确定候选人人数和名单，最终进行正式选举。这样的选举程序体现了实在的民主，能够有效地保证选举人自由地表达意志，也使许多代表感到意外。

党内民主和党内监督的形势被之后的历史打断，直到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报告，振聋发聩的声音重又响起。

“老人家的话到现在也没有过时。”石仲泉说。

“关键是我们选的党代表要反映民意，通过党代会来发扬民主权利，如果党代会没有民主风气，千人一面有什么意义呢？”石仲泉说，“中共七大和八大在这方面早就给我们立下了榜样，透明度很高，大会发言讨论很多，包括对工作的批评和个人检讨都有。现在情况虽然不同了，但那种氛围还是值得借鉴的。需要与时俱进，充实民主内容。”

全国党代会通常5年召开一次，中央全会一般一年召开一次，它们大部分时间都处于闭会状态，多数时间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主政。

从人数上看，全国党代会代表多达2000多人，中央委员会加上候补委员多达300多人，且分散在全国各地，各自从事自己的本职工作，日常工作难以开展。而政治局委员一般在20人左右，常委更是屈指可数的几人，而且一般都在北京，便于及时高效地工作。

党章第二章第十一条规定，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委员会的产生，要体现选举人的意志。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候选人名单要由党组织和选举人充分酝酿讨论。可以直接采用候选人数多于应选人数的差额选举办法进行正式选举。也可以先采用差额选举办法进行预选，产生候选人名单，然后进行正式选举。 ▲  南方周末记者 张 悦 发自北京


印度、巴基斯坦 分治60年后的对比
http://bbs.hnol.net/dispbbs2.asp?boardID=49&ID=563873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http://bbs.hnol.net: 8月14日，巴基斯坦庆祝了它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取得独立的60周年纪念，而印度在24小时以后也要举行独立60周年的庆祝活动。自印巴分治以来，印度骄傲而积极地捍卫着它的民主，而巴基斯坦却在其一半的历史中都由军事独裁者统治着。现在独立60周年之际，印度的形象是一个积极同中国和西方竞争的、恢复了活力并且相当自信的地区角色。同时，巴基斯坦的形象（至少在西方）是一个为极端分子提供庇护所的分裂而落后的国家。

　　近年来，印度在经济上取得了快速的进步。现在它是世界第10大经济体，并且有一个超过2亿人口的新兴中产阶级已经形成，印度经济目前正以大约9%的速度增长。巴基斯坦也在增长，一名政府官员最近说，它是亚洲第三位的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在今后四年中，它的增长速度有望达到大约6%。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排名中，巴基斯坦在177个国家中位居134位，而印度则位居126位。

　　印度从来不会错过任何机会来提醒人们，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同时，独立60年后，1999年通过一次政变上台的巴基斯坦领导人穆沙拉夫，正在大选前竭力寻求维持其统治地位。根据法律，大选将在今年年未之前举行。来自极端主义者日益增加的威胁是他面临的众多困难中的一个。大部分极端主义者活跃在巴基斯坦的西北部。

　　印度经济发生转变要追溯到1991年引入的一系列改革。当时政府撤销了很多限制规定，并对外国资本打开了大门。关税减少了，金融市场也获得了开放。这些改革的设计师之一是目前的总理曼莫汉•辛格。同时，巴基斯坦对外国资本的吸引力由于该国政治的不确定性而遭到束缚。很多评论家指出，巴基斯坦的军事领导人很少注意发展该国经济，并把大量国家收入花在军事预算上。即使民事部门的领导人当政，巴基斯坦的军方仍然保留着决定权。

　  是的，对于它自信的政治家和富裕的精英阶层来说，印度是一个仍然面临巨大问题的国家。它仍然是一个被种姓制度分裂的国家，尤其在乡村地区，而且大部分人生活在贫困之中。上周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77%的印度人每天的生活费只有20卢比（约合0.5美元）。虽然印度的中产阶级正大量购进在很长时间里都匮乏的消费品，但是印度的基础设施仍然完全不能满足需求。道路拥挤，港口和机场物流能力不足。甚至最大的城市也常常因为缺电和缺水而遭遇困扰。

　　从分治以来，两国间的关系充满竞争。它们之间爆发过三次战争和几次其他冲突。最近的一次发生在1999年，当时巴基斯坦军队越过克什米尔的控制线进入印度一方。当时世界范围内存在巨大的忧虑，因为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是核国家。印度在1998年5月进行了5次核试验，巴基斯坦在不久之后也如法炮制作为回应。有趣的是，绝大多数巴基斯坦人讨厌把他们的国家描述为恐怖分子避难所，并努力对来访者表现友好和热情。他们还不遗余力地打听有关印度的情况，他们很想知道，印度的经济转变是否是真的。▲


中美台都已亮出底牌：北京警惕马谢但主要是反扁
http://topyl.com/view.php?fid=DBXW&id=2666077

    http://www.topyl.com Top娱乐网 发表日期：2007-10-11: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美国研究所教授，现任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客座教授陈毓钧10月10日在苹果日报撰文说，中共十七大将于10月15日举行，在召开之前，北京打了一场十分重要的战役，就是遏制陈水扁推动的“入联公投”。

　　文章说，在民进党修改了激进的“正常国家决议文”之后，以及台湾人民的入联情绪有所下降，加上布什政府的强硬表态后，北京认此一战役已获得成效，虽然公投大戏还在发展，北京仍十分关注，但严峻形势已稍有缓解。因此，在中共十七大的政治声明中，料将不会出现对台极为严重强烈的紧迫感措词。

　　　★ 中美台已亮出底牌

　　在这场外交较劲中，中美台三方都已将底牌亮出，美国是“不统不独”，大陆是“法独即是战争”，台湾系“游走台独边缘，不敢宣布独立”。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 “布胡会”上，胡曾告诉布什若华府处理不了法理台独，那北京祇好自己来处理。美国深感事态严重，为确保美国战略利益又不能伤害中国核心利益，才由柯庆生发表美国对台政策，以压制台北的盲动并不让陈水扁投机取巧。它方面由国防部宣布售出预警机和飞弹，向北京展示华府关注台湾安全的决心，也安抚美国内部右派力量。

　　北京对于华府软硬兼施的两面手法当然清楚，但基于面对台湾“入联公投”，双方有相当的配合协调，布什政府亦展现强硬态度，故北京在公开方面是加以肯定的。不过，私下北京也有一定程度的警惕。例如柯庆生的政策声明中指出“台湾是一个未定的议题”，就令北京有所警觉，虽华府不是用“台湾法律地位未定论”。在北京看来，台湾地位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早已确定，而美国也一直强调《台湾关系法》系美国国内法，台美关系是属于民间性质的非官方关系。

　　文章说，其次，大陆为反制台湾的“入联公投”，曾研究在联大提出“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之提案，但是美国强烈不支持。华府很清楚如抛弃比较模糊的“中国概念”而接受具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观点”，则美国在国际外交上，将会失去制衡大陆的一张牌，同时会遭致美国国会的反弹。面对美国的杂音，而且为了共同合作压制台湾入联案使能够达到效果，大陆不能硬来，便采取求同（反独）存异（台湾地位）的策略，然同时也警惕美国亚洲战略的意图。

　　对于台湾“入联”一事，北京认为已告一段落，且达成中美合作的预期目标。不过，“公投”案的发展结果仍未可知。尽管民粹情绪有所下降，但蓝绿阵营显然还将继续作为选举操作议题，北京不敢掉以轻心。特别是国民两党在国家定位问题上产生“趋同化”的现像，让大陆深感忧虑。因此这种发展将会影响到大陆的长程战略目标：两岸统一及振兴中华。　　

　　★ 对台焦点摆在大选

　　鉴于现阶段大陆是以反独为对台政策主轴，故针对2008年台湾大选，北京保持高度警觉但也留下弹性回旋空间，因而对马英九和谢长廷都没进行公开批判，尽管私下有一定的不以为然声音，但主要火力是放在陈水扁身上，同美国将台湾人民和陈水扁政府作切割的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处。在未来不到6个月之内，北京将对台焦点摆在公投、“立委”选举和“总统”选举之上，而这三者又同民进党党内新发展及陈水扁的角色密切关联。总体而言，北京对台政策将会体现“要警惕马谢但主要是反扁”的特色。▲


解放军大力提拔年轻将领 选会指挥干部和能打仗班子
http://www.zaobao.com/zg/zg071011_506.html

    ● 于泽远（北京）中国军方媒体透露，解放军在过去五年里大力培养选拔年轻将领。目前，一些50岁出头的大军区级干部、45岁左右的军级干部、40岁左右的师级干部进入领导班子，全军领导干部队伍结构得到明显改善。

　　同时，解放军也大力“选会指挥的干部、配能打仗的班子”，今年提升的军以上领导干部中60%经过跨军区或军兵种任职，作战部队军师两级班子成员基本实现军政兼通、指挥与技术能力合一，部分军师班子中具有参战经历的成员达到90%、65%。作战部队军级领导干部大学以上文化程度达到82%，有出国留学经历的占10%。解放军行列中出现了博士军长、博士舰长和博士飞行师长。

　　中共中央军委下属的《解放军报》昨天发表长篇报道，介绍十六大以来解放军在培养新型指挥人才方面取得的成就。报道透露，为留住和吸引人才，解放军不断完善工资津贴补贴制度和奖励激励机制，切实体现一流人才要有一流待遇。

　　前些年由于军费紧缺，解放军面临装备老旧，国防设施失修，军队人才大量流失等严峻挑战。从1990年代中后期起，中国军费连续10多年呈两位数增长。军费的大幅增长使解放军有更多的钱延揽人才。

　　中央军委不久前专门颁发了《军队吸引保留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的规定》，解放军四总部每年通报表彰800名优秀指挥军官和优秀参谋人才；每两年颁发一次军队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奖和科技创新群体奖，个人奖额达人民币10万元（约2万新元），群体奖额达人民币100万元。

　　报道举例说，2005年7月，在科研一线工作20多年的高级工程师高波，被提拔为某集团军装备部部长，两年后又被任命为该集团军副军长。实施从技术专家中选拔指挥军官的措施，开辟了打造新型指挥人才方阵的新局面。

　　报道也列举了被誉为“谋打赢新型指挥员”的某集团军（隶属成都军区的第13集团军）军长王西欣、“上天能驾机、下海能操舰”的复合型舰长柏耀平、被授予 “试飞英雄”荣誉称号的专家型试飞团团长李中华、爱军精武的战略导弹发射营营长曾满军等新型指挥人才，指出他们正在军事斗争准备一线担重任。

　　报道还提到了中国国防大学战略学和美国曼哈顿大学计算机专业的“双料硕士”刘小午。据了解，刘小午目前担任隶属广州军区的41集团军参谋长。他历任国防大学讲师，广州军区司令部高级工程师、军区机关通信处长，副师长，师长等职。任师长期间，他主持研发的作战指挥系统获得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所在师被四总部评为“军事训练一级单位”，个人被评为“全军优秀指挥军官”。

　　报道说，刘小午的成长发展诠释了信息化条件下解放军高素质军事人才培养的新历程。

北京分析人士指出，像王西欣、刘小午这样懂军事、懂科技、对信息化作战理解深刻的指挥官，是解放军新一代将领的代表人物，今后五到十年内他们将成为解放军高层的中坚力量。▲

中南海核心幕僚 闪耀十七大
http://www.zaobao.com/special/newspapers/2007/10/hongkong071010e.html

（香港）(2007-10-10)（联合早报网讯）香港文汇报报道，一个特殊且神秘的党代表群体即将出席十七大而颇受瞩目，他们为中共最高层出谋划策并贴身相随，同时掌管国家要害部门，人称核心幕僚。

　　★ 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令计划

　　接替王刚升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令计划一直被外界认为是胡锦涛最信任且得力的助手之一。1999年开始公开以胡锦涛办公室主任身份陪同胡出席各项活动。

　　★ 胡锦涛主席办公室主任 陈世炬

　　中共中央总书记办公室主任、国家主席办公室主任的陈世炬近年来几乎与胡总贴身相随。内地网站有资料显示，他於1985年毕业於贵州大学哲学系，1986年起至今一直担任胡锦涛办公室秘书。海外传媒曾报道，胡锦涛每次出国访问出席活动前，令计划或陈世炬都会提前到场踩点检查保安部署等，甚至亲自调整咪高峰的高度。

　　★ 国家保密局局长 夏勇

　　夏勇亦被认为是胡锦涛倚赖的重要智囊。今年46岁的夏勇曾任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所长，以人权和法治理论研究享誉学界。2004年9月出版《中国民权哲学》提出「新民本说」。夏勇同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成员，与清华大学法学院的王振民等人合称《基本法》「四小护法」。此外，他出掌保密局後，宣布自然灾害中的死亡人员总数不再是国家机密。

　　★ 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 滕文生

　　作为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最倚重的两位幕僚，他们继续被胡锦涛委以重任。67岁的滕文生，毕业於人民大学党史系，曾任着名理论杂志《求是》编辑，文笔出色，理论功底深厚。他曾担任江泽民特别助理并参与中共十六大报告的撰写。

　　★ 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王沪宁

　　接掌中央政策研究室的王沪宁原为复旦大学教授，在比较政治学方面造诣颇深，他和夏勇一样同属当代中国「学而优则仕」的典型。

除上述5人，几个中央级智囊机构的其他主要负责人几乎悉数入选十七大代表，包括:

★ 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韦建桦、★ 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李捷、★ 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李景田、★ 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何毅亭、★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玉台，★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冷溶等。▲


俄罗斯情报机关揭穿300名外国间谍身份
http://news.sina.com.cn/w/2007-10-11/013614058131.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10月11日 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10月11日电 俄新网消息，俄罗斯联邦安全总局局长尼古拉•帕特鲁舍夫表示，近四年该国情报机关揭穿了300多名外国间谍的身份。

　　报道称，帕特鲁舍夫在10日接受俄罗斯《论据与事实》周报记者采访时说：“自2003年起，外国情报部门有270多名间谍和70多名情报人员的身份曝光，其中包括35名俄罗斯公民。俄罗斯仅在今年就制止了外国特工机关14名职业间谍和33名情报人员的活动。”

　　帕特鲁舍夫指出，还有6名俄罗斯人欲向外国特工机关转交系国家机密情报的犯罪活动遭到破产。

　　他还说，曝光的情报人员被判处长期剥夺自由。▲


钓鱼台国宾馆走向全球化 五万美元可包总统楼
http://news.sina.com.cn/c/2007-10-11/022814059000.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10月11日 中国新闻网

钓鱼台国宾馆走向全球化五万美元可包总统楼

有“总统楼”之称的钓鱼台十八号楼外景。中新社发 董会峰 摄

　　中新社北京十月十日电 题：钓鱼台国宾馆正在“全球化”　　中新社记者董会峰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2号，院落之中央。和煦的阳光撒在一个仿古飞檐式建筑上。门前摆放着两只鎏金铜狮子，三个圆型红灯笼高挂。两名外国人和四名穿制服的小姐，相向在楼前坡状的石板路上走过。

　　这里就是曾被形容“很敏感”、有“总统楼”之称的钓鱼台国宾馆十八号楼。在没有外国元首下榻的日子，只要你有机会进入钓鱼台，便可来此楼近距离拍照。

　　★ 接待一千二百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

　　钓鱼台国宾馆隶属中国外交部，院内绿草如茵，湖水依依，散落着十六栋接待楼和一个古建筑群，客房计四百多套，有“东方第一馆”美誉。建馆四十八年来，已累计接待一千二百多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

　　时近中共十七大，人们很自然的想起钓鱼台----这座见证了中国外交的走强和风云变幻的园林式宾馆。一九五九年九月，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庆典前夕，当钓鱼台开馆时，迎来的首批贵宾，清一色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脑。如今，中国的朋友遍天下，钓鱼台的客人“全球化”。去年八月二十三日，钓鱼台迎来第一千位外国元首或政府首脑，仅仅一年多，又增加二百余位。

　　发生在此的一些“经典”事件，可圈可点；更有数不清的趣闻轶事，广为流传。

　　一九七二年二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华进行历史性的“破冰之旅”，他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进行了会面、会谈。下榻之处便是钓鱼台十八号楼。宴会之上，尼克松展示了他练习半年多的“筷子功”。此前，基辛格秘密访华为其“铺路”时，住在不远处的六号楼。

　　一九八二年九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入住钓鱼台十二号楼。她从这里去人民大会堂会见邓小平，并在大会堂前的台阶上跌了一跤。八十年代，中英、中葡关于香港、澳门前途问题谈判，以及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谈判也是在钓鱼台进行的。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国家主席江泽民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最后一次以俄罗斯总统身份访华的叶利钦，两人一起在园中散步，留下许多难得一见的轻松画面。此前的一九九二年，中韩双方经过谈判，在十七号楼芳菲苑签署了建交公报。

　　★ 从二00三年八月开始，世人瞩目的

六方会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历经波折，终于在今年实现突破，通过“二•一三”共同文件；本月三日晚，第六轮六方会谈第二阶段会议又发表《落实共同声明第二阶段行动》共同文件。对于六方会谈，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高度关注，第一时间听取中方官员的汇报。

　　★“很政治”变得“很经济”

　　钓鱼台国宾馆座落在北京西郊古钓鱼台风景区。这里曾是帝王游息的行宫，有“皇帝的钓鱼台”之称。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始，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有时也到钓鱼台国宾馆来召集会议或临时小住、办公。

　　“文革”期间，“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钓鱼台国宾馆办公，江青等部分成员入住。那段时间，这里“很政治”，钓鱼台被北京市民视为一个政治符号。

　　一九七八年以降，中国领导人不再入住钓鱼台国宾馆。只在此举行会见、会谈、宴会等重大外事活动。随着单位转型、自负盈亏、“适度开放”，步入五星级宾馆行列的钓鱼台开始变得“很经济”。日前，记者持印有钓鱼台国宾馆字样的请柬和车证，前往采访一个贸交会新闻发布会时发现，六号楼大堂有钓鱼台精品陈列，烟、酒、仿古瓷器等应有尽有，“钓鱼台牌香烟”标价每条六百元。主办方提供的小小铅笔上，还标有专供钓鱼台字样。两菜一汤、具有补贴性质的钓鱼台工作餐，也由十年前的一份两元，涨至十元。

　　★ 五万美元包楼价 金钱不万能

　　形形色色的公务、商务活动，让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及社会人士进入武警站岗、戒备森严的钓鱼台。

　　钓鱼台国宾馆管理局负责人在接受本社记者采访时表示，自改革开放以来，钓鱼台逐步扩大对外接待的范围。除了接待外国首脑和政要，也接待商务客人。每年都有包括世界五百强企业在内的许多企业在钓鱼台国宾馆举办各类大型商务活动。

　　据透露，十八号楼以前也曾经接待过几次高自费代表团，包楼价是五万美元一天。 当然，“金钱不是万能的”，入住钓鱼台十八号、十二号楼，尚需符合一定条件。

　　很多人搭商务宴请之便，或“一掷千金”，前往钓鱼台就餐，顺便观景。一位曾进入钓鱼台某楼用餐的网友说：“这里和人民大会堂一样，有餐标。服务员是如此的漂亮和优秀，
装修一流、服务一流，菜的味道已经被以上种种盖过了，感觉挺好！”

　　钓鱼台国宾馆提供的数字显示，该馆每年接待七万多人用餐。
厨师队伍庞大，目前拥有高级技师十余人、技师近百人、烹调师二百多人，可烹饪数百道颇具特色的国宴佳肴。

　　在钓鱼台东墙外，有一片银杏树林。每到深秋，树叶变黄，洒满一地。口碑相传，这里已成为“香山红叶”之外的又一景，许多北京市民争相前往拍照。

　　“前年十一月，我为女朋友在那里拍了一组照片，很漂亮。希望钓鱼台国宾馆能对老百姓有更大开放，让不是太有钱的我们也能进去瞧瞧。”在北京一家机关上班的王先生这样对记者说。(完) ▲


媒体评达赖虚伪性:“佛教领袖”为何犯戒背祖？
http://news.china.com/zh_cn/domestic/945/20071011/14386990.html

    2007-10-11: 《人民日报海外版》今日刊发评论文章，题为《“佛教领袖”为何屡屡犯戒背祖？——评达赖喇嘛对佛教的种种背弃行为》。文章全文如下：
    
    “以戒为师”、“无戒无法”是佛教判别真假僧徒的根本准绳，藏传佛教格鲁派更以严守戒律著称。在《菩提道次第论》中宗喀巴大师说：“凡大乘者，若不具足菩萨律仪，则只属空名。”藏传佛教僧众守持的戒律种类很多，但其共同基础都是戒杀、戒盗、戒淫、戒妄语四根本戒。僧人一旦违背这四根本戒律之一，就是犯下重罪。然而以“佛教领袖”自居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却屡屡犯戒背祖，仅以“戒杀”、“戒妄语”二戒略举一二。
    
     首先以“戒杀”而论，上世纪50年代末，西藏反动上层为永远保持封建农奴制度和他们的专制统治，发动了全面武装叛乱，而十四世达赖喇嘛正是当时封建农奴制度的总代表。叛乱武装烧杀抢掠、奸淫妇女的恶行，西藏的群众至今仍记忆犹新。80年代后期，达赖集团煽动拉萨骚乱，严重地损害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除此之外，是谁在70年代中期派人暗杀了不听其指挥的“十三集团”首领之一的贡塘楚臣？是谁授意制定和实施枪杀理塘•阿塔的计划？是谁在90年代末期派人在功德林活佛家中将其刺成重伤？是谁扬言要“毁灭”赤江和松布两个年轻活佛的“生命和活动”？曾经是达赖集团领导核心成员之一的其美泽仁称：已有10名藏人由于不同意达赖的意见而先后被暗杀。
    
     再让我们看看达赖喇嘛在“妄语戒”上的表现。1951年关于西藏和平解放办法的协议签订后，达赖喇嘛发电表示，“双方代表在友好的基础上，已于1951年 5月23日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而1961年3月10日讲话中又说：“1951年逼迫处于软禁状况的我方代表，在完全按赤汉意愿写成的协议上签名。”1953年达赖撰文称：“西藏民族是中国境内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西藏人民回到祖国大家庭以来，和其他兄弟民族一起，充分享受了自由平等的权利。”而1960年3月10日讲话中又说：“自从有了文字以来，我们藏族是一个自政自治的完全独立的国家。”
    
     笔者脑海中总抹不去1954年跟随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去北京时，达赖喇嘛那种热情洋溢、充满敬意的举止。在敬献给毛主席的千幅金轮上写有藏汉文合璧的颂词：“伟大毛主席，光明如红日，普照各民族，永世照不息，谁敢来侵略，消灭侵略者，确保和平福，十方得光泽。”然而同一个达赖喇嘛逃亡国外后却出尔反尔，妄语毁戒，大肆诬蔑攻击自己的祖国，呼吁所谓的自由世界联合起来阻止自己民族和祖国的发展。
    
    众所周知，清初第五世达赖进京朝拜顺治皇帝，得到皇帝册封，在巩固祖国统一的同时，也使达赖喇嘛的名号和地位由中央政府予以法定，使西藏社会稳定下来，经济得以发展，因而群众感戴五世达赖，称之谓“伟大的第五世”。作为达赖世系传人，十四世达赖喇嘛竟然在1986年5月荷兰藏胞的集会上，公然指责五世达赖喇嘛：“披上一件满清皇帝的马褂，就高兴得不得了，真是丢人”，攻击五世达赖喇嘛朝拜中央首领是“建立了关系丢了脸”。这就是达赖的“真话”，也真实地自动招供了自己背祖叛教的嘴脸!
    
    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达赖认为苏东剧变给“西藏独立”带来了新机遇。1991年8月，他在法国和瑞士十分肯定地说：“西藏从中国独立出来，时间不会超过5年或10年。”1992年1月又说：“再过5年或10年，西藏就会实现独立。”时间进入1995年，达赖集团士气进一步低落，而达赖的神通却似乎反而有了提高，3月，他正式发表书面预言：“中国今年或明年要发生巨变”，8月，他更公然宣称：3月份我曾作过预言，现在护法神预言“1995或1996 年中国将有大变化，而且是对我们好的变化”。西藏确实在1995年发生了“大变化”：中央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确立了“对口援藏”的政策，62项援藏工程绝大多数胜利竣工，西藏人民兴高采烈地庆祝了自治区成立30周年，年底又圆满地完成了班禅转世这一佛门盛事……社会发展是客观的，事实又是无情的，它给达赖的“神通”开了个大玩笑，这也许就是他违背“妄语戒”所应得到的报应。
    
    藏传佛教的教规教义，其精神实质都贯穿着依律、诚信、平衡、均利、忘己、利他、和谐的基本要素，是两千年来佛教优良道风之所系，正己度人之所依。作为一名佛门弟子，理应用这些准则鉴别大是大非，精进宗教修为，然而在十四世达赖的心目中，神圣的佛教已经完全变成他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工具和迷惑世人的外衣，足以说明十四世达赖在宗教上的虚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