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开国上将刘亚楼：敢对斯大林军事观点说“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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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0月05日 新闻午报： 刘亚楼，历任红一军团第二师政委、第一师师长。1938年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野战军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任空军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本书通过对有关人物的14年采访，查阅大量原始档案，并参考老同志的回忆，展现了刘亚楼的传奇人生，展示了他的参谋之功、领军之才、治军之道及为人之诚。

★ 敢于对斯大林军事观点说“不”的中国将军

1941年春，德军在征服北欧、西欧诸国后，开始加紧完成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

这期间，正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刘亚楼和林彪等各国将领一起参加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组织的第三国际军事人员的有关活动，讨论德军届时进攻苏联首都莫斯科的主攻方向问题。很多国家的将军赞同苏军最高统帅部的看法，认为希特勒进攻莫斯科的路线，必定沿着南部乌克兰和顿涅茨河流域东进，以占领经济作物地区，掠夺乌克兰的粮食、顿涅茨河流域的煤矿、高加索的石油，借此切断苏联的经济命脉；再者，德军占有这些最重要的资源，就可进行长期的大规模战争。

刘亚楼认真研究了各种情况后认为，乌克兰、顿涅茨河流域这样一个农田、水网遍布，土质松软的经济作物地区，不可能是以机械化部队为主的德军选取的主要进军路线，希特勒将选择白俄罗斯作为进攻莫斯科的最佳线路，因为那里土壤坚固，至莫斯科距离最短，适合德军的摩托化部队的展开，这也符合希特勒一贯的闪电战作风。

刘亚楼的分析和看法，得到林彪的认同，通过第三国际传给苏军统帅部，但被束之高阁。

1941年6月22日拂晓，希特勒在苏联边境西部一千多公里的宽大正面发起了蓄谋已久的苏德战争，以北方、中央、南方三个集团军群分别向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莫斯科、基辅方向实施闪电式攻击。其中莫斯科一路集中了五十多个师和最精锐的坦克、摩托化部队，循白俄罗斯方向杀将过来。

苏军因判断失误等原因而猝不及防，前线败绩纷呈。

敢于对斯大林军事观点说“不”的中国将军刘亚楼，从此在苏军上层挂上了号。这段经历更加深了林彪对刘亚楼的了解，认为刘亚楼不仅可做军政主官，还可做一名出色的参谋长。

★ 参加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让苏军高层刮目相看

9月底，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向莫斯科发起代号为“台风”的攻势。正当刘亚楼和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学员们摩拳擦掌，随时准备奔赴前线时，传来命令：中国同志集中莫斯科，暂住《消息报》报社对面的莫斯科旅馆，着手安排回国。

十多名中国军队干部由苏军少校乔尔诺夫护送，从莫斯科坐火车，然后倒汽车，一路向东奔驰。10月到达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准备从这里通过边界，然后通过党的交通站转回延安。不料，这条交通线已遭破坏，日伪军对边界封锁甚严，难以通过。

十几个人被困了一个多月后，经紧急联系，有关方面同意林彪坐飞机先行回国。他是国民革命军第一一五师师长，可以公开回去，其他人员不能暴露真实身份，只能另想办法。

滞留在乌兰巴托的中国同志，先是住在苏联大使馆安排的馆舍。时间一长，供应发生困难，乔尔诺夫少校也无能为力了，要他们在不暴露身份的前提下，自谋生路。于是，李天佑帮人养兔子，杨至成去一家农场干苦力，长征途中失去一条腿的钟赤兵到剧院当卖票人。刘亚楼和卢冬生因为俄语好，参加苏联红军当了参谋。

1942年夏天开始的斯大林格勒会战，是苏德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刘亚楼参加了这次残酷的交战，他的苏联名字叫萨莎，军衔少校。

严寒很快降临，刘亚楼向苏军指挥部建议：德军没有过冬准备，冻死冻伤不少，战斗力日渐衰弱，为利用冬季大规模聚歼德军装甲机械化部队，苏军必须发挥适应严寒作战、具有快速机动作战能力的各兵种优势。首先出动战机掌握制空权，打击德军空中力量，掩护轰炸机扫平地面进攻的障碍，而后以装甲部队为先导，以西伯利亚骑兵和高加索滑雪部队快速跟进，实施陆、空协同作战。

接下来的几次战斗，证明了这种战法的切实可行。苏军高层对他刮目相看，多次动员他加入苏联国籍，但都被刘亚楼谢绝了。

1943年2月，持续6个多月的斯大林格勒大会战胜利结束。不久，经中共中央同意，苏军领导机关安排刘亚楼和卢冬生到苏联远东军区。1943年夏，刘亚楼来到伯力（哈巴罗夫斯克），在军区机关见习，不久受命指导驻伯力郊区的第88步兵旅的工作。

苏联远东方面军第88步兵旅又名抗联教导旅。1940年以后，东北抗日联军在日寇残酷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下，进入最艰苦的斗争阶段，部队锐减到一千人左右。1942年8月，抗联主力移到苏联远东边疆，改编为野营教导旅，周保中任旅长，李兆麟任副旅长，朝鲜人崔庸健（后曾任朝鲜国家副主席、委员长）任政委。当时，金日成任第一营（独立步兵营）大尉营长（后升少校）。

金日成不仅能讲流利的汉语，俄语也说得不错，作风稳健，刘亚楼和他自是惺惺相惜。

★ 受冤刑前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信

1945年8月9日零时，苏联红军150万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东、西、北海陆空三个方向呈扇形同时进入中国东北，对日本驻中国东北关东军发起攻击。

刘亚楼随苏军行动时，险些身首异处，死于不白之冤。

事情是这样的：苏联红军向日本关东军盘踞的“满洲”进攻，其中一路经虎林———佳木斯奔向哈尔滨、长春。苏军指挥所里，佩戴少校军衔的刘亚楼正紧张有序地工作着。

一阵电话铃声打断了他的沉思。电话听筒里传来司令部参谋长维曼诺夫少将清晰的声音：我空军部队轰炸佳木斯外围日军控制的“407高地”的时间定为6时50分，地面部队据此相机进入，正式命令随即送到地面值班室，依命令通知各有关部队。

作战命令正式送到了。刘亚楼看看手表，时针指向两点。他拿起电话要通了空军及地面有关部队司令部，传达了维曼诺夫少将命令的内容并记下了对方接听电话的值班参谋姓名。

7点钟，刘亚楼下岗，回住处不一会儿，几名苏军士兵突然闯进来，强行将他扭送到禁闭室关押。刘亚楼急问为什么，军务参谋马卡维奇上尉恼火地说：王松（刘亚楼在苏军的化名），你贻误军令，造成我军重大损失!

刘亚楼对此指责十分诧异。原来，进攻佳木斯外围据点的苏军地面部队进展顺利，先头分队于6时40分便占领了“407高地”。空军轰炸机6时50分准时将一颗颗炸弹倾泻在高地上。前线指挥员目睹了部队在自己飞机轰炸下血肉横飞的惨剧，恼怒万分，向上级指挥官告了状。上峰严令追查这起严重的失职事故。一查，当天值班参谋正好是王松。

马卡维奇上尉说，情况属实，上级已令将你就地枪决！

听完这话，刘亚楼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在苏联好不容易熬过了前后8个年头，如今已踏上祖国大地，正思为国效力，却要死于不白之冤。他思前想后，横下一条心，对马卡维奇说：我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派赴贵国的，请转告上级，容我在死前给家里写一封信，说一说我这些年在贵国的体会、见闻和经验，这样也对党组织有个交代。

苏军同意了刘亚楼的请求，死刑得以延缓一天。

刘亚楼花了足足一天时间，写完这封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长信，末尾，工工整整地写上：忠于党的刘亚楼。他请马卡维奇在自己死后代为上呈转交给中共党组织。

就在这时，一道“刀下留人”的金牌从天而降：王松少校无罪释放，恢复原职。

原来，一位苏军军官经过核实，在报务员记录上找到了王松少校传达口令的内容和时间，白纸黑字，并无差错，王松少校对这场“失误”可以不负责任。这位苏军军官将实情向上禀报后，上级同意不加罪于王松少校，而将对方那位接听电话的值班参谋执行枪毙。（未完待续）▲


罗荣桓荐将，刘亚楼出任“东总”参谋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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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楼所在苏军进驻佳木斯不久，便挥师南下，威逼哈尔滨。

1946年五六月间，中苏两方的联络官王松少校被中国共产党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的参谋长。王松少校“提拔”之快，直让苏军同行瞠目结舌。刘亚楼不得不把自己的经历简要地告诉苏联伙伴们。于是，马上招来一通埋怨：原来萨莎（刘亚楼的苏联名字）十多年前就担任过中国红军的主力师长、政委，率部立下过很多战功，怎么不早点告诉我们呢？

刘亚楼赶赴哈尔滨上任，林彪打破不出门迎人的常规，亲自“屈驾”相迎，握着刘亚楼的手，那平时难得一笑的脸上竟漾起了笑意。

刘亚楼就任东总参谋长是罗荣桓推荐、林彪首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批准的。

1946年2月，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罗荣桓因肾病发作，转到大连休养时，接见了还在苏军工作的刘亚楼。他认为现在开辟东北亟需能人，刘亚楼有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又喝过“洋墨水”，是个难得的将才，应回到我军工作。

经东北局与远东苏军当局交涉，苏方同意放回刘亚楼。1946年五六月间，中央军委任命刘亚楼为东北民主联军（后改为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参谋长。

★ 29小时夺天津，毛泽东命名“天津方式”

东北野战军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后，又发起了平津战役。

1949年1月14日上午10时，是天津战役确定的总攻时间。

10时整，平津战役前线总指挥刘亚楼命令：总攻开始！

随着信号弹腾空，在天津外围密密麻麻布满四层的上千门各式火炮吼叫开来，从各个方向对预定目标轰击。

天津战役是东野入关第一仗，“林罗刘”要打出个样子来看看，刘亚楼决心以炮扬威，把各纵队火炮全都集中上来。林彪同意此方案，说：在关外我们说要省些弹药，就是要用到时候，打天津也是给北平看，让傅作义心里有个数。

15日凌晨时分，接到西集群部队和东集群部队会师金汤桥的捷报，刘亚楼显得特别兴奋，说：这是个关键，标志着已打通了天津市区的东西走廊，把敌人拦腰斩为南北两部分，他们再无法做有效的战术联系了，接下来，就要啃骨头了！

天津战役发起前，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考虑用3天时间解决天津。傅作义的谈判代表、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在谈判桌上得知，略带嘲讽地对林彪、聂荣臻说：恕我直言，莫说3天，30天也未必！天津嘛，你们最好不要打。林彪说：我看也许用不了3天，你在这里休息休息，就可和陈长捷见面。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命令平津战役总前委书记林彪3天内攻下天津，林彪限定刘亚楼48个小时拿下，刘亚楼挺直腰板，豪气冲天地表示：要我说，30个小时就够了。

刘亚楼解释：辽沈战役攻打锦州，我们只用了31个小时。现在我有千门大炮，有坦克装甲部队，有34万钢铁战士，再加上我还有“秘密武器”，30个小时就可探囊取物！

林彪极其兴奋：那好噢，军中无戏言，立下军令状，我们就按30个小时上报军委！

信心十足的刘亚楼却狡黠地说：还是按3天上报，我满打满算，按30个小时使用就是！

15日下午3时，天津战役结束，歼俘敌将级军官以下13万人。活捉陈长捷时，他正手拿话筒向北京的傅作义汇报最后的军情：“他们来了……”

整个战役实际连30个小时都没用，29个小时就使天津沐浴在红旗的海洋里。除中纺七厂因守敌负隅顽抗而不得不予以摧毁外，全市大多数工厂、学校、街道等城市建筑和诸项设施，都保持完好，创造了城市攻坚战的奇迹。

毛泽东接到攻克天津的电报后，高兴地说：华北的问题解决了一大半。他电令刘亚楼用汽车送陈长捷到宋庄平津前线司令部，和傅作义的谈判代表邓宝珊见面。陈长捷对老上级邓宝珊说：快回北平告诉傅总司令，天津的滋味儿不好受，北平守不住，无论如何不要守了！

天津攻克翌日，毛泽东电令“林罗刘”：如傅作义拒不和谈而致攻城，“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

同日，林彪、罗荣桓具名给傅作义发函，声明到21日下午2时如拒绝起义，解放军将全面实行攻城。傅作义只好如期交出军队。汇聚了千百年伟大历史文物精华的古城北平不染战火，和平归来。

天津战役对中国的战局发展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毛泽东对此大加赞赏，“在整个平津战役中，天津战役对傅作义集团的最后解决具有决定性作用。”在3 月5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报告中，把刘亚楼和麾下将士在津门浴血奋战的经验命名为“天津方式”———在短时间内彻底消灭拒不投降的反动军队，从而又促成和产生了另两种有名的方式，使傅作义、董其武不得不以“北平方式”、“绥远方式”作出历史的交代。

20世纪50年代，总政组织编撰《星火燎原》丛书时，指名刘亚楼写回忆天津战役的文章。1964年3月，柬埔寨王国政府副首相、国防大臣、柬埔寨王家武装部队总司令兼总参谋长朗诺将军来华访问，提出想了解和学习平津战役，毛泽东亲自指定刘亚楼负责介绍。（未完待续）▲


毛泽东踏雪视察空军司令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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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爆发后，人民空军在短时间内连挫美军，无疑更坚定了毛泽东打赢这场现代化战争的信心。他对空军组建后的一系列工作甚表满意。

1952年2月14日，北京大雪初歇，红日悬空，毛泽东未打招呼，带着两大秘书胡乔木、叶子龙等人，突然踏雪来到空军司令部。

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急急上前迎接。当毛泽东在刘亚楼陪同下，视察未经准备也来不及作表面准备的空军司令部、政治部时，看到的是令他满意的真相：空军军风整饰，秩序井然，严肃紧张，精神面貌焕发出勃勃生机。

毛泽东这天兴致很高，在作了不少由衷的褒奖后，和刘亚楼谈起朝鲜停战谈判可能出现达成协议的迹象，嘱示：朝鲜战争时间估计不会长了，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抓紧时机进行实战锻炼，要十分重视实战锻炼对空军部队的意义，哪怕求得打几个空战也是好的。

刘亚楼认真听着，琢磨着。毛泽东对打赢朝鲜战争的决心和毅力，以及对空军的厚爱，在刘亚楼和空军将士心中化为巨大的精神力量。

2月15日，刘亚楼向军委送呈请示批准空军部队作战计划的报告，毛泽东当日批示：“刘亚楼同志，我同意这个计划，可即照此施行。”

1952年是美国大选年，美国国内的政治因素影响了板门店的谈判。四五月间，美方继续在战俘遣返问题上制造障碍，妄图把中方被俘人员押解至台湾，并企图再次发动进攻，使谈判陷入僵局。志愿军总部为此决定以打促谈。5月底，刘亚楼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主持制定了“加打一番”的作战计划：轮番出动10个歼击航空兵师到朝鲜前线作战。

★ 激励聂凤智从陆军名将变为空军名将

此时，远东美国空军大量换装了性能明显优于米格-15的F－86和F－86E战斗机，而且在战术上也有变化，以所谓的“鱼饵”战术和“空中猎手”战术，压制封锁志愿军空军的作战机场，偷袭志愿军起飞着陆的飞机，作为争夺制空权的重要手段，以掩护其战斗轰炸机行动。

战局不利，空战出现低潮，敌我飞机损失比由3∶1下降到接近1∶1。刘亚楼此时正在杭州养病，委托参谋长王秉璋前往安东调查空战失利的原因，帮助空联司一边研究、制定战术，一边整顿部队的作风纪律，尽快扭转被美国空军欺负的局面。

7月，根据刘亚楼轮换志愿军空联司指挥机关（即东北军区空军）的命令，华东空军司令员聂凤智走进了安东四道沟掩体指挥所，代理（后担任）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第二任司令员。此时，地面战斗暂时沉寂下来，但空战却打得更热闹。

9月，见习3个月的聂凤智正式独立指挥空战。聂凤智乃三野名将，岂料指挥第一场空战就吃了败仗。9月7日，空三师以团编队出动，截击轰炸水丰电厂的F-84。战斗结果，击落、击伤敌机五架，自己损、伤六架。有人还直言不讳地说聂凤智“瞎指挥”。

第一仗没打好，聂凤智本来心情就不好受，听了这些当面背后的议论，尤其是看到飞行员们一双双含怨蕴愤的眼睛，就更坐不住了。

刘亚楼从北京飞来了。聂凤智毫不掩饰地说：空战决心难下，打了一辈子仗，没遇到这么难下决心的仗。

刘亚楼静静地听着，给聂凤智提供了一次发泄的机会。聂凤智显然有点情绪，以至于忘了刘亚楼不允许部下当他面抽烟的不成文规矩，一支接一支地吸，一口一口地吐。

换了平日，刘亚楼早就发火了，但他这次却破天荒没有。聂凤智说完，他开口了：你在陆军打过不少胜仗，可空战和地面作战大不相同。空战要求指挥员在分秒之中洞察敌情，定下决心。陆军的指挥办法不能带到空中来，但可以从陆军的经验中找办法，结合群众智慧，变成空中指挥的依据，认真摸索，不断提高。

刘亚楼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没有离开过聂凤智：你刚来时，就说有压力，可纵有泰山压顶，你老聂也要扛住。平心而论，初次指挥这样规模的大空战，能和老美打个平分秋色，已经不错了，关键是注意总结经验，以利再战。

聂凤智听了不觉一震，浑身冒精气神儿。

调整心态后的聂凤智重振旗鼓，先从打小仗学起，以少数兵力突袭对方轰炸机群，五战五胜。指挥员和部队都打出了信心，仗越打越顺手。仅1952年12月，聂凤智就指挥大机群作战34次，击落敌机37架，己方仅损失12架。陆军名将完成了向空军名将的转换。

★ 为战斗英雄赵宝桐“保媒”

作为一名掌管几十万人马的大将军，刘亚楼不管有多少问题缠身，也不会失去与部队感情上的联系。他每年几乎都要用三分之一时间专门下部队视察。

1953年1月，空军后勤卫生部部长刘放检查志愿军空军参战部队卫生工作时，发现飞行员普遍存在程度不同的疲劳现象，具体表现为食欲不振、睡眠不好、体重减轻、体质下降等。刘亚楼十分焦急，马上召开空军党委会研究此事，指出：保护不好飞行员的身体，这是犯罪！他提议给所有航空兵部队的空勤处都配备营养师，在空气清新、环境优美的地方增建疗养院。会议还决定：从今往后，飞行员每年疗养1个月；平均每天保持不少于30分钟的体育锻炼时间；坚持营养第一兼顾口味的原则，给每个空勤灶配备营养护士，讲究营养和卫生。

一次，刘亚楼下唐山视察部队，听到几名地面干部议论，不该把空勤人员的伙食标准定得这么高。刘亚楼说：飞行员吃得好，完全是工作需要，他们要驾驶飞机上天，没有那么多热量吃不消啊；他们不但三餐伙食要好，还要吃水果、巧克力，这样的钱要舍得花。他还说了飞行员上天三次要掉一公斤肉的事，见地面干部不理解，便灵机一动，半推半拉地把他们请到飞机上，让他们也坐飞机试试。这几名地面干部坐着飞机环绕机场几圈后，吐得一塌糊涂，下飞机后到处宣传：飞行员吃得再好，我们也没有意见啦!

刘亚楼和参谋长王秉璋共同作过计算，修一个机场相当于用一辆大卡车拉的黄金，培养一名飞行员需要相当于一名飞行员体重的黄金（60公斤）。他爱他的飞行员，常把王海、赵宝桐、张积慧、刘玉堤等空军战斗英雄的照片挂在办公室、镶在办公桌玻璃下。每有客来，他必一一介绍，如数家珍，称赞他们是军中之珍、国中之宝。有一年夏天，他在青岛疗养院看到几位飞行员走路去游泳，立即下令停车，亲自接送他们去浴场。

抗美援朝中的空三师战斗英雄赵宝桐，在接受《人民日报》女记者金凤的采访中，彼此产生了感情。有人风言风语，有的说赵宝桐真合算，采访出个女朋友，有的说当了英雄想找什么媳妇都行。赵宝桐在这说三道四中，止步不前了。

刘亚楼知道后，趁到空三师检查工作之际，特地和他作了交谈，说：金凤同志在上海读交大时，思想进步，加入了党组织，后转入清华大学，继续做党的地下工作，解放后没毕业就到报社做了记者。这样的同志，政治可靠，又真心实意地热爱志愿军空军战斗英雄，我看……哈哈。赵宝桐听了有点吃惊，连说司令员你怎么了解得这么详细啊。刘亚楼笑道：哈哈，我作过秘密调查，情况比你知道得还多。

赵宝桐感到司令员可以信赖，便拿出金凤寄给他的照片给他看。刘亚楼像相自家儿媳妇似的，接过照片看了又看，还翻过照片看反面，一行娟秀小字映入眼帘：“送给远方的桐，祝你身体好、学习好，永远和你在一起———金凤。”

刘亚楼递还照片，诚挚地说：别辜负了人家姑娘，谈下去吧。

赵宝桐大吐苦水：有些领导认为谈恋爱、交朋友影响飞行，影响战斗。

刘亚楼爽朗地说：哪来这么多影响，关键在自己嘛，何况谈恋爱还有促进作用嘛。

1953年空军召开英模代表大会时，金凤也刚好前来采访，她系了条洁白漂亮的围巾，更显娇美。刘亚楼看到她后，有意为她和赵宝桐“保媒”，在大大表扬一通赵宝桐的战斗事迹后，忽然大声问：赵宝桐同志，你和金凤同志谈得怎样了？赵宝桐没想到司令员会当众“撮合”，一时不知怎么回答才好。刘亚楼却又笑指台下的金凤，对战斗英雄们说：这是《人民日报》的金凤同志，大家有什么事迹尽管对金凤同志讲，她可是我们自己家的记者。

一时掌声潮起。金凤不禁羞红了脸。这年8月，赵宝桐和金凤喜结良缘。（未完待续）▲


刘亚楼制订中国空军建设的“兵法体系”（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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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9月27日，共和国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隆重的授衔典礼，同时向元帅、将军颁发第一批勋章。刘亚楼成为首次授衔的55名上将之一。

开国之初，给数以万计的人民功臣“论功行赏”、评定军衔，谈何容易。

说到中央红军的主力王牌，红一军团红二师首当其冲。可恰恰红二师没出大将，而许多上将是当年刘亚楼的老部下。有人对红二师政委刘亚楼没入选大将表示遗憾，他淡然说：党和人民给我的荣誉已经够高了，战争年代多少同志连命都没了，我们能活下来，应该知足了。

虽然中央和军委对刘亚楼非常信任，对空军的工作几乎有求必应，但刘亚楼却不妄自尊大，主动提醒空军指战员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不能滥用中央和军委的信任，做什么事，都要考虑到军情、国情，绝不能在空军里搞特殊。

有一次，空军党委办公室草拟文件下发师以上部队机关，抬头写了“各军区空军、各军、各师，并报军委”字样。刘亚楼发现后严肃指出：这样写是对军委的不尊重，是妄自尊大的表现，今后空军下达的文件如需要报军委，必须专门另写报告，决不可原封不动地“并报军委”。

刘亚楼对中央领导人，一向尊敬。他在空军立了个规矩，凡是上送给中央首长的材料，一律要求抄写大字，每张十六开纸只写13行，每行15个字，字迹要清晰、工整。

毛泽东正式提出“一定要搞出我们自己的战斗条令来”这一指示后，刘亚楼亲自挂帅，担任空军条令教材编审小组组长。他说：“编写我军自己的条令、教令、教程和教材，是有关军队建设的百年大计，要下决心‘投资’，一定要下狠心，抽调最有能力的干部，不管在什么岗位上都要抽下来，集中精力，利用两三年或三五年时间，把这项基本工程拿下来。”

他多次坐镇杭州空军疗养院，召集多个编写小组，连楼都不下，专心致志于该项工作。从1960年至1965年，历经五个春秋，编写出条令教材306 本，包括6个使用层次、4个业务系统、34种专业和业务，产生了一整套“以我为主”、具有中国特色的蓝皮“典范令”系列，不仅成为空军的兵法体系，还使空军部队、院校、机关各行业工作有章可循，教学有本可依，全面完成了空军的“重大基本建设”任务。后来担任空军副司令员的林虎中将无限深情地称：刘亚楼制定的很多东西，今天看仍然适用，一点也不过时。

毛泽东批评过刘亚楼，但更多的是表扬，在空军放手让他说了算，他对刘亚楼的信任基于两个字：放心。1957年11月，赴苏访问的刘亚楼和萧劲光联袂看望率团参加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的毛泽东，毛泽东问道：萧劲光还晕船吗？刘亚楼还晕飞机吗？并风趣地当着众人的面说：空军司令晕机，海军司令晕船，这就是本人的干部政策！

毛泽东：“亚楼啊，我批准你做两套新衣服吧”

勤俭建军是刘亚楼制定的空军建设的重要方针和优良传统。

1949年10月，在他提议下，空军专门就经费开支作了三条规定：一、时刻照顾到国家整个财政经济困难的情况，作预算、作计划宁小勿大；二、只开支为建设空军十分必要的款项，而一切可以不办或缓办的，都不办或者推迟；三、必须照顾到广大陆军现实的物质生活条件，空军在物质生活方面一定不能突出。 1952年2月14日，毛泽东驾临空军司令部。刘亚楼赶去迎接，当他举手敬礼时，毛泽东看到他穿的军服领口、袖口都补过，而且又快破了，就一面同他握手，一面关切地说：亚楼哇，你穿的衣服不要再补了，我批准你做两套新衣服吧。

刘亚楼连声谢绝：主席，我这套衣服，换个领子，袖口再重补一下，还可以再穿半年。

毛泽东点点头，以信赖的目光端视着刘亚楼：我们国家还很穷，经济还有待恢复，我们还要买苏联的飞机，要保障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人人都应注意节约。建设空军是很费钱的，我们一定要把钱花在刀刃上。

三年困难时期，一位到青岛疗养院的空军高级将领向疗养院要了几斤猪肉。疗养院的同志到刘亚楼那告状。刘亚楼立即找来这位将军，严厉批评道：你管这里要猪肉，想带回北京。这件事影响极坏，人家有反映!

这位将军不以为然：不就是几斤猪肉，也值得他们向司令员打报告，这不是小题大做吗？

刘亚楼不悦地说：同志哥，你可别认为这是个不足挂齿的小事，可别小看了这几斤猪肉啊，难道非吃它不可吗？现在国家这么困难，毛主席、周总理、中央首长都和全国人民一样，节衣缩食，给全国人民做出了榜样，我们怎么能搞特殊？

看到对方坐在那里不吭气，刘亚楼缓和了口气，语重心长地说：你想过没有，这几斤猪肉会造成什么损失？你作为一个领导者，在几斤猪肉上如此斤斤计较，怎能带领群众渡过难关呢?!你也知道了，这几斤猪肉可闹得满城风雨，人家把状都告到我这来了，你说怎么办？

对方有所震动：既然有这么大的影响，我不要就是了。

刘亚楼对他的回答很不满意，说：你想得未免太简单了，猪肉可以退回，影响并不能挽回。我看，你应该既退回猪肉，也要挽回影响。怎么办？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检讨!

这位将军想通了，做了深刻的检讨。

按刘亚楼行政四级待遇，他完全有资格配一辆“大红旗”。“大红旗”是当时国内出产的档次最高的汽车，在普通群众眼里，“大红旗”就是国家重要领导人的象征。1959年，刘亚楼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后，国防部行政管理局准备给他换辆“大红旗”。刘亚楼得悉此情，专门指示空司办公室主任：现在的车子已经很好啦，没必要再换，在待遇问题上要低标准，一升官就伸手要待遇，这是什么作风？

不久后，他到杭州开会去了。他的苏制吉姆车也进厂翻修了。

到刘亚楼快返京时，车子还未翻修好。办公室主任灵机一动：司令员的吉姆车既然送厂翻修了，找国防部管理局要那辆“大红旗”，也无可厚非。

刘亚楼从外地回来的那天，办公室主任美滋滋地坐上“大红旗”去机场接首长。

刘亚楼走出机舱，一眼就看到了停在机前的“大红旗”，发现车里坐着的是自己的老司机，马上沉下脸来：不出所料，你们果然给我要来了!

办公室主任连忙解释。刘亚楼根本不听解释：这个车是你要来的，请你自己坐回去!下午还要召开现场会，谁要的车谁做检讨！

说完，他坐上副司令员王秉璋的车，头也不回地走了。（全文完）▲


国家大剧院初体验：孵了十年的“三黄蛋”
http://www.ddhw.com/readarticle.aspx?topic_id=1000&msg_id=48553

    文章提供 于 2007-10-4：中秋的月光开始普照大地，天安门城楼毛泽东挂像一如往日，俯视长安街不息车流，斜对面的人民大会堂上五星红旗微微摆动。大会堂西侧，隔着不宽的大会堂西路，就是国家大剧院。银灰色的巨型“蛋壳”上亮起了散落的小灯，市民正隔着环绕“蛋壳”的水池观望。

　　张大爷推起婴儿车，准备回家。他就住在“蛋壳”旁边的新帘子胡同，“蛋壳”工程的拆迁范围，刚好到了他家门口。这些日子以来，他每天傍晚都推着孙子到“蛋壳”下哄他睡觉——“这儿，我就当咱家后花园”。

　　2007年9月25日，在长安街上长久以来散发浓浓政治味的密集建筑丛中，这颗巨型的“蛋壳”，将以它自期的“中国最高艺术殿堂”的角色，稀释前一种味道。

　　▲ 北 门

　　紧临长安街，就是国家大剧院的北门，沿着那些种着鸡冠花和桂花树的台阶下去，就到了“水下走廊”的门口。再过一会儿，晚上7：30，国家大剧院将开始它的首场试演出——《红色娘子军》。

　　年近八旬的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吴祖强是《红色娘子军》的作者之一，也是国家大剧院艺术委员会主任。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他坦白，他并不能预言《红色娘子军》在国家大剧院演出就一定有更好的效果。但是，他有一份希望，希望国家大剧院是真正的国家最高表演艺术殿堂。

　　吴祖强住在北京市四环路，北京路面下午5点车堵得厉害，为了赶上7：30的试演，吴祖强5点就出门，坐着自己的车驶往国家大剧院，进入国家大剧院地下停车场。


★ 国家大剧院试演了，半个世纪的梦初圆了，孵了十年的“蛋”熟了

　　▲ 停 车 场

　　这个停车场由国家大剧院一直延伸到天安门广场之下，能够停下1000辆 机动车和1500辆自行车。如果你没有私家车，那么就坐公交车和地铁吧，十数路公交车和地铁一号线都在国家大剧院北门设有车站，叫天安门西站。

　　这次试演并不向市民售票，票是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定向发给剧院建设者和剧院原址搬迁居民，“进行慰问和感谢”。

　　北京的报纸一早就将这个消息发了，有些搬迁居民说不对啊，我怎么没等到票，就打电话过来西交民巷这边的老邻居问。“我们也想要票呢，不知道里面到底什么样儿……”没有搬迁的老邻居说。

　　城郊一位年过古稀的老大娘想过来看看这个传说中的“蛋壳”，腿脚又不便利，40岁的儿子骑了两个小时小三轮，载上自己的老母亲。

　　零星地有些黄牛党瞅着穿着得体的人就会上前低声问：“有票自个儿不看的没？”他们绕着银灰色的“蛋壳”转圈，想象着里面的豪华，咀嚼着各种坊间传闻，比如：“听说里头一个座儿就顶一辆 奔驰车。”

　　据院方透露，估计12月份，剧院正式演出后，会向市民公开售票。

　　▲ 安 检

　　7∶00了，手头有票的人们开始在入口排队，两个表情严肃的保安站得笔直，多是用两目余光检票，很少时候才伸手取来看。

　　一进门，不见了银灰的“蛋壳”色调，取而代之的是深重的红，红色顺着厅顶一直向里生长，不知所终。两位女士穿着制服，袖标上写着“安检”，她们会告诉你：“先生/女士，请将您的包放在这边，然后从那边走。”你会发现，这入口和机场的安检入口很像，包过安检机，人过安检门。如果你身上有金属，安检门就会叫。

　　你不能带水，所有的水和能装水的容器都要在这里留下。不过你不必担心口渴，进入“蛋壳”大厅后，你会在1层找到一个卖水的水吧，有十几个座位可以休息，卖水的女士会很客气地告诉你： “由于刚刚筹建，能卖的东西不多，有250ml的矿泉水，3块；听装的可乐，15块；还有半斤装的啤酒，40块。”


国家大剧院主体建筑由外部围护结构和内部歌剧院、音乐厅、戏剧场和公共大厅及配套用房组成。大剧院北门

　　▲ 衣 帽 间

　　过了安检口，就是衣帽间。

　　国家大剧院的设计师保罗•安德鲁也是在衣帽间门口停留时间最长的人。他其实不用放衣帽，他深红色的衬衣好比剧院“内部皮肤”一般红，然后，外面套着一件灰色毛织小马甲，马甲上没有扣子，他不时要用手将衣襟往胸口拉拉。

　　并没有多少记者围着他，因为他已经被几个外国人围住。“安德鲁先生……”我上前去叫他。“Yes……”这一个单音节单词，因为他的拖音，估计持续了3 秒。说这词时，他并未看我，只是用他的相机拍摄建筑的顶部。“我之前和您预约过，今天在这里幸会，不知何时能够专访您？”“嗯，现在估计不行，我没有时间，你看，现在我要进去了。”于是他匆匆走进了水下走廊。

　　▲ 水 下 走 廊

　　80米的水下走廊是由北门入口指向大剧院中心的一条直线走廊。其实，它只有一面是水，你抬头看，便能看到玻璃的天花板，上面就是环绕大剧院水池的水。由于水池平均水深只有40厘米，所以抬头也许能看到天空。但是今天，水池的水并没有灌满，水甚至还未没及水下走廊上方的玻璃顶。据院方介绍，池水夏天不长水藻，冬天不结冰、没有雾。

　　紧急情况时，观众可迅速通过壳体周边平均设置的8到9处紧急出口。据院方工作人员介绍，这些出口可供1.5万人在4分钟内撤离国家大剧院。

　　这片环绕“巨蛋”的水池面积有3.55万平方米，蓄水14200立方米，也就是说，用500ml的矿泉水瓶倒光这些水，你要倒28400次。这些水，如果遭恐怖分子破坏涌入剧院，损失难估。为此，科研人员将整个湖分为22格，每一格相对独立。就算破坏了一格，也顶多是相当于向剧院内倒入了1300瓶矿泉水。

　　另外，如果有恐怖分子放火，那么他不用将汽油浇遍整个“蛋壳”，只要在一个点偷偷注入汽油，汽油就会随着湖面漂流，围住整个建筑，然后一根火柴……但是，水池和蛋壳之间隔了一周8米宽的大沟，火是没有办法烧到“蛋壳”的，而且，一问工作人员才知道，这沟下面就是用来灭火的消防通道，可并排行驶两辆消防车。

　　▲ 展 厅

　　水下走廊的两边，是两个展厅，每个展厅估计花10分钟时间就可以看完，右手边展示的是各国著名歌剧院的图片，当然，还有安德鲁的歌剧院的建筑过程。左手边则展出一些音乐乐器和戏剧服装，在这里，你不但能看到新疆的都塔尔，还能看到大师梅兰芳曾经穿过的戏装。

　　这里各个角落都有保安，他们一见你举相机，就会伸手拦住你，不过，他们与有些地方保安最大的不同是：每当他们禁止你做什么时，“对不起”一定是他们最先说的话。

　　走廊道路两侧各有7个长方柱体的灯柱，高出一般人的身高。据工作人员介绍，灯柱外表的装饰很讲究，上面镶嵌满了面条粗细的玻璃柱，玻璃柱大概1.5厘米长，像向日葵上的葵花籽一样密集，估计这样的玻璃柱有上万根，它们都是用手工安装上去的。


★ 80米的水下长廊

　　▲ 橄 榄 厅

　　紧随安德鲁身后，走完了水下走廊，进入橄榄厅，此厅因形得名，它将是你从北门进入大剧院的必经之地，厅大约有篮球场那么大，四周墙壁都是由白色的石材砌成，地下铺设着黑色的石质地板，带有白色海螺状花纹，叫“海螺花”。

　　在大剧院里，有名有姓的石材地板多达几十种，从全国十几个地区运送到北京。如果你问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会告诉你：“太多了，多得我都记不住名字了。”这是B1层。

　　终于，你看到蛋壳壳体里面，那又是深层红色，红色向壳体两边走，由于光线不足，似乎变成了黑色。这些红色是由条块的巴西红木在穹顶铺设出来的，并用上百根白色的金属条在巴西红木上画出格子，放眼看去，似乎穹顶贴满了红色的船帆。

　　橄榄厅两端设有手扶电梯、残疾人电梯。残疾人电梯从B1层通向1层。你能看到整个电梯的外貌，它显得短小，好似一根粗壮的雪糕。它只有容纳一张轮椅的空间，电梯的按钮也很低，以便残疾人使用。

　　安德鲁坐着手扶电梯上去1层，趴到栏杆上，自顾自摆弄他的小相机，看来他对红色穹顶极有兴趣，拍了很久。

　　安德鲁拍建筑时，一些记者就在拍他。这时，当国家大剧院木已成舟，人们搁置了安德鲁的国家大剧院的设计曾引发热闹多年的争议，只是将问题集中在一个点上：“您总把自己的建筑比作您的婴儿，那么，国家大剧院您将它比作什么呢？”“一个新婴儿。”然后他迅速消失在人群里。

　　▲ 三 颗 “ 蛋 黄 ”

　　穹顶之下，便是蛋壳之下的三颗“蛋黄”。面对三颗“蛋黄”，从东到西，分别是音乐厅、歌剧院、戏剧场。

　　音乐厅和戏剧场各像一只鞋子，而歌剧院则是一个圆柱体，体积比另两颗“蛋黄”大得多，而且位居整个蛋壳之下的正中央。今天芭蕾舞《红色娘子军》的首场试演，就是在这里。

　　1964年，《红色娘子军》为国庆15周年而作。时隔43年，《红色娘子军》进入国家大剧院演出，吴祖强说：“这么多年了，我太有感触。但是我都80岁了，什么风风雨雨没见过，我是不会哭不会揩眼泪的。”

　　吴祖强回忆，江青建议毛泽东看《红色娘子军》，但是当时北京并没有表演芭蕾舞的专业剧场，毛泽东就让剧组到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演了一回，由于小礼堂太小，乐队不得不由七十多人的编制缩减到三十多人，音乐效果被大大削减。1964年10月8日，毛泽东在距国家大剧院咫尺之遥的人民大会堂看了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并下了个判断：《红色娘子军》方向是正确的，艺术上是成功的。

　　在主色调为红色的歌剧院大厅，吴祖强走到歌剧院贵宾席坐下。


★ 音乐厅在试演中未启用

　　▲ 贵 宾 席

　　贵宾席在歌剧院的2层。正中央的座位写着1、2、3，座位比别的座位要高，前面有一个一尺来宽的小几，其他部分与所有座位一样。由于歌剧院没有专门的包厢，所以国家领导人最好的座位，也就这1、2、3座了。“我觉得不设包厢很好，国家领导人要看戏就和普通人一起看，这也怕那也怕就不要做国家领导人了。” 吴祖强说。

　　从外表看，贵宾席没有多少比普通席高档的地方，也都是一把红色的椅子，椅子不宽，椅背比较陡，你要正襟危坐，不能摊开手肘，否则就会碰到邻座；也不能斜下身子，那样膝盖会打扰前座。

　　椅脚是一个带着网孔的黑色金属圆筒，冷气就从这网孔里出来，由于孔多，所以气流不急，噪音就会小。

　　每个座位的座垫在观众起立后会弹起，但是弹起速度慢，也不会有噪音。所以，如果没有人的咳嗽、交谈、走动、扭动，你可以享受纯粹的歌剧声音。

　　如果不细究，你不会知道贵宾席有一个独立的电梯，可以顺利抵达贵宾休息室，那里也就是几张沙发，几张茶几。但重要的是，国家领导人可以顺利从这里进入停车场。

　　普通观众可以由电梯进入一层、二层、三层，再由各层的入口进入剧场。每个门口都站着保安，很多地方你并不能过去，哪怕是近在眼前的。

　　这次，歌剧院的第三层的第一排没有坐观众。一位工作人员告诉 南方周末记者：“第一排的扶栏矮了，会不安全，经过这一次试演，院方已经出了很多页纸的修改意见，比如给第一排的扶栏加装护栏就是其中之一。”

　　▲ 化 妆 间

　　演员们正在B1层和B2层化妆间化妆。彩排中扮演洪常青的演员孙杰是在B1层，他说，大剧院可能因为是刚刚建成，很多细的地方还没有完工，所以化妆间显得简陋，地板是水泥地，而芭蕾舞演员穿着舞鞋走在上面很不舒服，一般剧院，应该是铺设木地板的。

　　化妆灯用的是冷色的节能灯，这种冷色调和舞台灯光差异很大，所以会影响妆容的舞台效果。一般剧院，应该用暖色调的节能灯。

　　而地下的化妆间就更简陋，只有化妆镜和椅子。孙杰说：可能因为它刚刚建设好，但是这些不放在“台面儿”上的设施也应该规范起来。

　　▲ 歌 剧 院

　　大幕紧闭着，观众差不多都已入座。一位穿着黑色西服的工作人员走到幕前，说了一些祝福和感谢的话，然后说：“现在，请大家欣赏芭蕾舞《红色娘子军》。”

　　贵宾席的一个入口，安德鲁匆匆跑进来，匆匆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不知道他刚才是沉迷拍摄他的建筑忘了时间，还是在他的建筑里迷了路。

　　如果是沉迷于拍照，那么他真该拍一下歌剧院穹顶上的龙灯，这可是安德鲁专门为国家大剧院设计的，整体造型类似中国龙，红色“龙鳞”利用LED光源打亮，龙腹内隐藏下照式筒灯。这时，它正渐渐暗去，等待着大幕的开启。

　　乐队开始奏乐，幕布轻轻开启，暗蓝的灯光打在主角身上，那位家喻户晓的贫农女儿吴清华……

　　站到国家大剧院歌剧院舞台正中央那一刻，第五代“琼花”孟宁宁什么都没有想。但是之后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她说：“激动，作为第一个在国家大剧院演出的人。”但是，孟宁宁说她也有很大的压力，一直思考：“在国家大剧院演出，怎么才能有不一样的水平？”

　　演出前一天，中国芭蕾舞团的剧组在歌剧院彩排，排练间隙，座位的黑暗处有一个中年女声通过话筒说：“你们要认真一点。打土豪分粮食了，你们应该有一种拿红包似的喜悦，但是我看不到……能进入国家大剧院首次试演，那可能是演员一辈子都没有的机会。”

　　演员孙杰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红色娘子军》是一出40多年前的老戏，技术动作难度不高，可以用“容易”两个字来形容这次演出。

　　他惟一觉得不足的是，“我们都没有亲身经历过那个年代、那些人、那些事儿，所以逼真地刻画那些年的军人、恶霸会很困难，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我们毕竟不能够回到过去生活。如果我们能够表演更现代的东西，驾驭能力将会更强。”

　　国家大剧院的首演为什么要选《红色娘子军》？孙杰说，第一，它是中国的；第二，它是中国芭蕾舞团具里程碑意义的作品。


★ 歌剧院是大剧院的主场

　　▲ 舞 台

　　国家大剧院舞台宽度是18米，有人说，国家大剧院的舞台大，演员的走位可能就跟不上音乐的进程，有时候音乐走完了，演员还没走到预定的位置。为了适应这种大舞台演出，据中国芭蕾舞团的人介绍，他们按照剧院舞台的尺寸重新编排了舞蹈。

　　孙杰说，舞台大，不是专业演员演出不佳的借口，他在人民大会堂演过，那里舞台的宽度是24米左右，但是表演也很顺利。“音乐的长短是固定的，舞台的面积也是固定的，但是人是活的啊。”

　　这次试演出，剧院大了，而且不用麦克风，纯自然声——这将是歌剧院以后的演出规范——原有乐队配置人数或许要增多，不然，音乐力度不够，那些坐在乐池后面的观众能够听到最浑厚的乐音，但坐在第三层和坐在贵宾席上的人也许不能享受到最好的音乐效果。

　　这座舞台是品字形的结构，也就是说，舞台有左、右、后、中4个舞台，在中舞台下方10米，藏着一芭蕾舞专用舞台。平时不用，当有芭蕾舞表演时，这个舞台将升上来。

　　孙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年，剧院为了选定最适合芭蕾舞的地板材质，专门找他和另外一演员一个一个试，一共试了十几种材料，最后选定这种叫俄勒冈木的材料。“这种材料弹性好，会保护演员的脚。”

　　据院方工作人员介绍，舞台具备推、移、升、降、转功能，可迅速地切换布景；主舞台有6个升降台，可整体升降又可分别单独升降；可设置全国惟一的倾斜芭蕾舞台板。舞台顶部共设置了六十多道吊杆和幕布，可以制造不同的演出场景。这六十块幕布可以快速切换，最快时仅用5秒钟。如果你是一出戏的导演，想要用更多的舞台背景，那么尽情用吧，你可以有60种背景。

　　舞台前方是乐池，它也可以上下前后地移动。乐手亮相时，乐池可从舞台后方穿越并升降起来，向观众致意。

　　▲ 地 下

　　演出正在进行，一个工作人员进来说：“请大家记住，千万不要用闪光灯。”幕间休息之后，灯光熄了，工作人员干脆拿上荧光牌，上面写着：“不要拍照”，然后在剧场走了一遭。

　　但是，他们从不提示你：“请不要用手机。”剧场内部，手机信号早已被屏蔽。你可以在大厅、走廊、电梯甚至洗手间用你的手机，惟独不能在正在演出的剧场中使用。

　　做到这种选择性地屏蔽手机信号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容易。你去到地下三层，看到的是各种管线，它们在大剧院富丽堂皇的装潢背后纵横交错，爬行4万多公里。它们的长度，足以给地球赤道做一腰带。具体到手机信号控制这一块，这些管线又汇聚到一块信息控制板上，而它却不过三个手掌大。

　　▲ 水 吧

　　幕间休息的时候，贵宾自是进了贵宾休息室，其他观众可以出门在走廊上转转，走廊的扶栏很奇特，像一个一个肥大的被压扁了的蘑菇。你可以趴在这个蘑菇上张望整个“蛋壳”之下的大厅，也可以走下去，到水吧买杯水喝。

　　如果要去洗手间，那么，你甚至不用问任何人都可以找到，因为洗手间似乎是这里最多的功能单位，到处都是。

　　终于，安德鲁出现在水吧。一群记者过来拍照，但很少有人提问。在水吧的一侧，出售带有大剧院纪念邮票的信封，一群人过来找安德鲁签名，安德鲁对他的翻译说：“不是告诉过你吗……”无奈伸过来的手太多了，他只得签名，每签完一个，都会说：“这是最后一个。”但是在十几个“最后一个”之后，他终于强硬地谢绝了下一个“最后一个”。

　　保安人员过来了，说：“对不起大家,我们现在清场。”于是，安德鲁，这座建筑的设计师，普通人，认识不认识他的，都出了巨大的壳体。欢迎浏览ddhw.cn

　　▲ 门 外

　　壳体之外，无数的市民还在围着剧场闲逛。

　　在紧贴着国家大剧院这个巨大的“蛋壳”的那些险被拆迁的胡同里，曾有梅兰芳开设的国剧陈列馆，曾住过创作了《乱世春秋》、《报穷》、《桥上》的著名剧作家李星可，还有创作过《新疆好》的马寒冰。

　　无论是普通市民，还是“蛋壳”周围的戏剧与音乐的积淀，都在关注着国家大剧院这颗“中国最高艺术殿堂”的星星将如何升起。

　　从25日试演到26日，除了歌剧院外，戏剧场和音乐厅都是大门紧闭，门口警卫森严，你哪怕是里面的工作人员，如果不是场务部的，你也别想进去看。而这次大剧院的试演出期间，各个部门不会向你透露更多超越新闻通稿的信息。

　　据院方透露，从9月25日到10月13日，将有7台剧目23场试演。七个剧目包括《红色娘子军》、《天鹅湖》、《江姐》、《大梦敦煌》、《茶馆》、《梅兰芳》及青春版《牡丹亭》。

　　这里，普通人只能期待大剧院某日正式开放，毫无保留地开放，大家才能一览究竟。▲来源: 南方周末


中国的博士和博导十有八九不合格
http://www.ddhw.com/readarticle.aspx?topic_id=1000&msg_id=48542

    文章提供 于 2007-10-4： “以美国三流大学的水平的学术标准来衡量，中国大陆99%的研究员教授和毕业的博士是不合格的。”

　　针对“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人事部将要开展全国博士质量调查工作”的新闻，王鸿飞博士在其博客中坦言，“简单地说，以我在Columbia的学术标准来衡量，我所在的研究所和中国最好的大学99%的研究员教授和毕业的博士是不合格的。以美国三流大学的水平的学术标准来衡量，中国大陆99%的研究员教授和毕业的博士是不合格的。”

　　“如果有人有异议，我可以把数字改为98%或者97%。”

　　“这绝不是我们不可以做得更好，而是我们没有做得更好，而且也不真正相信可以做得更好。”

　　★ 随后对其说法作出更改

　　鉴于大家对99%或97%的估算的异议很大，但对90%异议不大，所以把标题改为：十有八九的博士和博导不合格。其实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差别，都是说基本上都不合格。

　　其实不合格问题并不大，比如说，有很多博士和博导只要在关键的阶段多专心两年其实水平就上去了，大家都是聪明人，没有什么是不可能学会的。不过该学时候的没学会，标准也乱了，在人一生中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大家总想在还没有合格的时候就毕业和被提拔，搞得自己和别人完全不知道做事和做人的标准，所以不合格的越来越多，而且高达十之八九，才是最严重的事。这些人中有少数在以后的工作中还是可以弥补一下的，但绝大多数由于学问和做事的标准乱了，毕业和工作后又再没有人严格指导，还要打肿脸充胖子力争资源，个人的发展和学术界的风气就毁了。

　　有的人觉得说你说我不合格，我也说你不合格。如果这样能够提高他的水平的话，我也非常高兴。其实我个人合不合格，是要由我的学术同行来评价的事情，不是几个人用一些所谓标准关起门来就可以定性的。关起门来，我们这些人肯定不是人家的对手，所以我才要公开替自己和大家说话。

　　特此说明。2007.10.02

　　★ 谁是王鸿飞？

　　中国科学院化学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系物理化学专业博士。

　　[相关新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开展全国博士质量调查工作

　　国务院9月28日下发通知，要求开展博士质量调查工作，以期全面评价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发展状况，提出进一步提高博士质量的对策。▲ 来源: 科学时报


确保中国在台海稳操胜券的终极军事战略
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es5/forum_tw071004c.html

[9814](2007-10-04)：现阶段面对复杂的台海局势，中国已有各种相应的对抗战略，但在所有战略选择中，最高和绝对确保能在台湾不战而胜、和平统一、或者雷霆万钧、化敌为泥的战略，就是坚持不懈加强自己的全面军事准备。而未来中国如何通过军事解决台湾问题，还取决于对手的理智程度。但无论如何，有一种终极的军事优势战略可以彻底确保台海之战的胜利，在使用这个战略之前，还有足够的其他战略空间，但这个终极战略，可以确保大陆在未来台海战争中的胜利，也可以确保台海战争绝不失控，这个终极的军事战略就是：晚打、大打、打核战争。

　　★ 一、加强军事准备是对台战略的重中之重

　　中国现阶段的台湾战略由三个部分构成：

▲ 一、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 二、中美合作，保证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 三、军事准备，随时准备粉碎台独引起的突发事件。

这三种准备共同构成了目前中国大陆的全部台湾战略，但在不同的时期，则对某些具体战略有阶段性的优先和偏重。在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周期之后，前两种战略曾长期被优先贯彻，而由于1994年以来台独势力日益猖獗、以及美国不断显示出将军事干涉台海局势的事实，最终使第三项战略开始成为实施前两项战略的前提和保证，因此逐步获得了最优先贯彻和保证实施的各种国家资源。

　　现阶段十分脆弱的台海和平、其实隐藏着一个巨大的危险、就是台海局势成为一种长期的僵局；目前两岸对峙的状况无论从法理、还是国家生存的内在逻辑上都是极其危险的，是必须在可以预见到的时间周期内加以解决的问题。与中国其他曾被一代实用主义的中国领导人建议放到以后、由下一代人的其他外部冲突解决不同，台湾问题不可能无限期拖延下去；因为一个无论是在法理上独立，还是事实上独立的台湾，只要未能与大陆实现全面的统一，就始终是中国现代化的最大障碍。

　　现代民主国家最基本的制度标准、就是消除了前现代化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武装力量多中心和地方军阀化、行政体系分裂和缺少统一的中央行政机构的乱象，从而实现国内军事力量和政治体制的统一。有太多的当代国家、包括美国，都是在国内战争消除了对抗的军事势力后才成长为现代国家。二十一世纪正在全面实现现代化的中国，如果始终保持目前这种国土内实际上存在着两个相互敌视和分裂的行政体系，存在着两支敌对的军事力量，尤其是其中一方是在外部敌对力量和其他大国的支持下保持生存、因此事实上体现了外部势力利益的局面，则中国完全算不上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而中国自十九世纪末期就启动的现代化之步履沉重和历程艰辛，可以从至今中国领土仍由于台湾的武装分据而未统一的事实中得到印证；台海两岸的分裂，已经构成今天中国现代化历程中最大的困境和最大的风险，这一点，中国大陆各界仍未真正意识到。中国十三亿人民筚路蓝缕、挥汗如雨为之奋斗的民族振兴和现代化事业，目前事实上遭受着台湾问题的阻碍；在台海问题上，不选择统一，就是倾向台独，这其中没有任何缓冲空间，对泛蓝和泛绿都是一样。

　　分据的台湾不管由民进党还是国民党执政，都对大陆人民构成严重的危害。仅凭这一点，在和平措施长期解决困境无效后，战争就应该自动地成为另一种类型的政治选择。而现阶段的台海表面和平其实掩盖着一个严峻的事实；两岸目前从本质上是处于军事对峙和战争前期。由于现阶段和平的台海政治不过是台海战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所以用战争解决台海僵局，只不过是恢复台海冲突真实的原貌而已。在台海问题上，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而政治同样是战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现阶段战争已经成为打破台海僵局的唯一可行手段。

　　对中国大陆来说，解决台海问题的终极战略只能是夺取压倒性的军事优势，除此之外不可能有任何幻想，在两岸问题上现阶段大陆、台湾和国际社会都有许多似是而非的概念，其中主流概念是台湾问题将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实现一国两制。而如果仅仅把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作为今天大陆对台政策的全部，至少在观念上这样认为，那么这种观念就已经包括着巨大的战略误区。

　　而这种战略误区则是国外势力、其中包括美日两国直接设置，并始终或引导或压迫中方必须接受。美日两国已经公开反对改变台海的现状，而这种现状就是中国领土事实上的分裂，也就是说美日官方的政策是必要时不惜以武力来对抗大陆，来维持这种中国领土事实上被分裂的现状和台海不战不和的僵局。

　　而对着这种事实上的台湾分据，而台独势力正日益猖獗的现状，系统的大陆对台战略实际上是由三个层次的近期、中期和远期行动战略构成的；近期的行动战略是保持台海和平现状，中期和远期的行动战略是或实现和平统一，或武力结束台独，这二者必具其一。所以和平统一，只是大陆对台战略中的一种选项，尽管是大陆从本质上最期望能在台海问题上实施的一项战略选择，但能否成功不单方面取决于大陆，还同样取决于台湾当局和台湾选民。

　　★ 二、和平统一与武力灭独齐头并进

　　所以在两岸问题上，统一和台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势态，因此需要大陆准备两种完全不同的战略；在统一问题上，大陆始终如一的战略选择是通过两岸对等协商，实现和平统一，而在这个战略行动过程中，统一作为终极目标没有商量余地，但和平统一的方式却有极大的谈判和回旋空间。和平统一因此做为一种谈判和回旋余地最大的解决台海问题的战略，是能实现海峡两岸共同利益和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台海和平核心战略。

　　而尽管和平统一战略有如此重要的核心战略地位，但其毕竟只是一种要求双方理性的选择，而台海格局中目前台湾方面、尤其是执政的民进党陈水扁政府，已经显示出其在两岸政策上急功近利，以党派利益压迫大众利益和民族大义，完全非理性和具有挑□性的一面。在这种情况下，对理性要求非常高的和平统一战略很难有实施的机会，所以尽管和平统一是大陆最希望的台海未来前景，但是现阶段还没有任何清晰可行的前景，因此和平统一并不是现阶段大陆唯一而且必须坚决执行的对台战略。

　　与和平统一并行，共同构成完整的大陆对台战略的另一方面是武力反独，这是迄今为止未被外界、包括台湾的台独分子和台湾局势的外部操纵者美国，以及台湾岛内政治的泛蓝阵营深刻理解的大陆战略。其实中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本身就是从战争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是历史迄今为止各大国中经历了最多战争硝烟的执政党和国家。而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已经全面转型，成为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国家的组织者；自从中越战争后中国已经近三十年未经历战争。尽管中国周边对中国国家安全形成严峻挑战，但中国始终在使用武力解决复杂战略问题和外部问题上保持高度克制。台海迄今已经保持了近四十年的和平，就是大陆在对台使用武力上保持高度克制的最好例证。

　　尽管大陆在战争问题上保持高度克制，但在涉及国家主权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上，尤其在对手先发制人后，中共从未在使用武力问题上退缩；在综合国力远不如今天强大的上个世纪，中国与美国已经先后在朝鲜、越南和台湾海峡发生过直接的战争、军事冲突以及核战争威胁，而且中国在朝鲜和越南战争中都是最终的胜利者。与此同时在中国的北部边疆地区，中国与前苏联也发生过直接的军事冲突，并长期保持军事对抗，而中国与前苏联在远东的对抗，最终成为前苏联军事力量和国家制度总体崩溃的一个关键因素，因此中国是中苏军事对抗的最终胜利者。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也同印度发生过直接军事冲突，同样取得了军事胜利。

　　而在长达数十年的国共两党战争中，共产党和其领导的军事力量更是当之无愧的胜利者，其实台海的现状起源于半个多世纪前的国共冲突。在中共的历程中，战争始终是其最擅长的，国民党在军事领域内远没有达到共产党的战略和战术水平，更不用说没有任何军事经验却妄图台湾独立的民进党政权。

　　战争有各种复杂的起因，但归根到底是双方的矛盾持续加剧，以至于无法通过任何和平手段加以解决时的必然趋势，而台海局势的持续紧张和分裂僵局始终未破，本身就是战争在未正式爆发前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大陆最高执政者和军方已经多次正式公开地表明将用武力解决台独问题；中国建国以来在所有使用武力之前，都有正式警告敌人的纪录，而美国、前苏联和印度都因为无视或轻信中国将使用武力的警告，而成为战争的失败者。因此中国被西方专业战争研究者认为是有最大可信度、绝对会履行自己承诺，包括战争警告的国家。

　　台湾民进党当局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忽视了大陆的战争警告，关键在于他们根本没有任何战争的经历、尤其是与中共发生冲突的经验，这倒对应了一句大陆的流行语：「无知者无畏」，但无知者并不会因为无知而能够逃避灭亡的下场。

　　现阶段台海战争的各项因素正在不断积累，已经接近战争爆发；首先从未在战争问题上失言的中共已经发布了正式的战争警告，而与此同时台独势力却处于一种信息高度匮乏的状态；仅有台湾岛内街头政治和「立法院」内肢体冲撞经验的台独分子和陈水扁，根本就不知道战争爆发的后果，因此一直在实行战争边缘政策，正是这种边缘政策执意冲撞大陆的预设底线，并将直接引发战争，而台独势力在战争中绝对是彻底的输家，这就是大陆武力灭独的台海军事准备战略的真实后果。

　　★ 三、对台独启动战争亦是理性政策选择

　　目前，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忽略战争在未来台海局势中的作用，还是想通过各种战略限制中国在台海问题使用武力的权力，都是美日军事同盟以及台独势力的最高战略目标。而这个战略目标的最终目的就是剥夺大陆在台海问题上的最有效的战略行动能力──即按自己的时间、计划和方式对台独分子实施军事打击的自由。而保持在台海问题上使用武力的权力，就是保证台海和平，同时保证台湾始终留在中国的版图之内，因此在台海问题上，中国的战争权力，最终将成为对手无论如何都无法逾越的台独终极障碍。

　　在现今的台海格局之下，战争并不是绝对不符合大陆利益的选择；所有认为战争将破坏中国的现代化，将美国和日本拖进战争。因此大陆不敢启动战争的人，完全不了解中共和解放军的战争经历和战争精神，忘记了中国早就在没有任何军事工业基础的建国初期，就与拥有核武器的美国发生过军事较量，所以完全忽视了台海战争中大陆方面的真实战争和战略能力。更重要的是完全忽略了今日台湾正是在美日军事联盟的直接支持下，直接对大陆构成军事威胁的具有高度战争危险的地区，台湾军队不是大陆的假想敌，而是真正的战争对手。

　　事实上，战争本身就是理性决策的后果。经典的战争研究表明：战争与理性决策是一致的。现阶段，尽管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始终是大陆的核心战略，但在特定前提下启动战争解决台独问题同样是明确的核心战略，战争因此成为一种现实和理性的两岸关系中的战略选择。有历史统计显示：自1815年维也纳会议以来，一共打了五十八场大规模的战争，而其中战争的发动者则胜了四十二场，如果战争是非理性事件，那么在发动者与胜利者之间就不应当在任何系统性的联系，但非常明显，战争发动者对自己的实力和胜算都有理性的考虑。

　　有关战争的相关研究显示，有三种因素明显地与战争的爆发相关；一是不完全信息，在这种情况下相关决策者可能不了解突出的问题，因此盲目地进入了战争；二是资源的重新分配，战争一定涉及到一定的利益，如果能合理的分配资源，这可起到一个均衡机制的作用从而减少战争的可能性；三是冒险行为，这是指国家可能卷入一场为了获得或者避免损失资源的战争边缘政策的博弈，而局势失控时战争就会爆发。历史上战争证明，以上三种因素在解释战争起因时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由于战争本质上是理性的，因此任何战争双方的进入战争之前都会考虑战争胜负的可能以及相应的代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战争之所以能够爆发，是因战争双方之间缺少一种巨大的力量差距，如果战争力量差距使较弱一方彻底明白没有任何胜利的可能时，该方会放弃战争而妥协。所以战争之所以爆发，是战争双方力量差距不大、以至于双方都期望除了通过理性的计策外，还可以通过有名的「战争迷雾」，即战争双方都无法把握的战争胜负因素，来期待己方的胜利，这时战争就有可能爆发。

　　实力较弱的一方经常期望自己能够通过其他外部因素、如第三国的援助，突然袭击或在关键方向上集中力量来对抗较强的一方；所以现阶段台海战争危险之所以始终存在，关键在于大陆一方还没有建立起一种被所有当事方都明白无误确认的战争优势；尽管在与台湾现有军事力量对抗中大陆已经有绝对胜利把握，但现阶段台海战争规则当事各方都始终将美日军事联盟介入战争做为考虑力量对比的出发点。

　　正是由于事实上的美台军事联盟，因此也包括潜在的日台军事联盟，台湾方面才拒绝承认大陆对台的绝对军事优势，因此始终按自己的或事实台独、或法理台独的路线一意孤行。因此现阶段台海战争风险还不能被完全控制，关键在于外来力量将加入军事对抗，给本质上已经取得了台海总体军事优势的大陆军方增加了战争的难度。而实现对美日台三方联合后的台海局部战争的优势，正是现阶段大陆军事准备的核心目标，当这个目标达成，战争风险将大大降低，海峡两岸和平统一才会进入议事日程。

　　★ 四、大陆终极的对台军事战略：晚打、大打、打核战争！

　　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之间，面对强大的美国和前苏联的军事压力，当时中国的战略是彻底进行国家军事动员，将中国的生存和发展寄托于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战胜强大的敌人，当时中国的军事准备战略用三句话来概括；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这种以战争思维来组织中国的国家安全、以全面战争准备来对抗战争的国家战略，的确在当时中国军事上大大弱于对手的战略对抗中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和平。

　　现阶段，面对复杂的台海局势，中国已经有各种相应的对抗战略，但在所有战略选择中，最优和最高、绝对确保中国能够在台湾不战而胜、和平统一、或者雷霆万钧、化敌为泥的战略，就是坚持不懈加强自己的全面军事准备。而未来中国如何通过军事解决台湾问题，还取决于对手的理智程度，但无论如何，有一种军事战略，可以彻底确保台海之战的胜利，这是终极的军事优势战略。在使用这个战略之前，还有足够的其他战略空间，但这个终极战略，可以确保大陆在未来台海战争中的胜利，也可以确保台海战争绝不失控，这个终极的军事战略就是：晚打、大打、打核战争。

　　晚打，就是尽量推迟台海战争爆发的时间。因为在战争前的军事准备过程中，大陆总体力量和军事力量增长的速度远超过大陆在台海的敌人，所以时间是大陆军事战略中的天然盟友；只要有充分的军事准备时间，不放弃军事准备努力，我们亦可能看到台海不战而胜的结局，这就是力量对比令敌人放弃无谓的军事抵抗。也正因为如此，台独分子们实际上是有时间大限的；因为如果不在这个期限前完成台独，大陆将强大到他们没有任何希望在两岸战争中取胜。所以尽力争取和平，不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战争，不仅是对两岸和平负责，也是不断增加胜利的希望，直至有绝对的把握，最终实现不战而胜。

　　大打，是让台湾领导人明白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使用军事力量的决心，以及一旦大陆动武，无论在多么复杂背景下台湾都将最终失败的前景；是使台湾领导人不走台独路线，并考虑统一的真正有效途径。但现在看来台湾还没有得到这方面足够的信息和确认。现阶段大陆对台军事威慑的重大缺陷在于无法或者暂时不能通过局部战争，定点、定向、定规模的向台湾显示军事力量，而小规模和局部对台战争，尽管同样有效，但关键在于如何控制，所以台海绝对不可以轻言战争，但战争一旦爆发，就应该是终局的战争，因为如果大陆的军事对手是非理性的，如陈水扁时，局部威慑和局部战争就没有意义，而应该是直接完成所有的战略任务，首战即决战，彻底完成军事上消灭台独力量。

　　打核威慑，是指在台海问题上，核战略与核战争的准备程度，最终将决定台海格局的发展。而建立威慑美日不涉入台海局势的台海战争终极军事战略，现在转到了另外一个军事领域即核武器与核威慑；事实上和平统一最终取决于中国核武装力量的持续增长。当中美间有把握相互摧毁，即中国绝对有能力在战争升级到核战争阶段时，在对抗中完成对美日两国军事同盟的全面摧毁时，中国就有把握彻底地将美日军事干涉台湾海峡事务的危险排除，届时因为大陆绝对的军事优势，两岸都将不会考虑通过战争解决问题。

　　另外，在对日战略上，确保中国对日的核威慑和确保日本绝对不得拥有核武器，是中国在二十一世纪解决中日问题的终极战略。

　　所以本质上，和平解决台海问题的关键在于大陆必须尽快完成其军事力量，尤其是核力量的高速成长。由于拥有核武器，中国已经拥有台海问题上的终极政治决定权；在与包括美日的对抗中已经立于不败之地。而在与台湾军事级别水平的区域对抗中，大陆早就拥有最终的绝对优势；事实上迄今为止台湾方面的一切努力，包括持续扩军，大量购买昂贵的军事装备，在理性上已经没有意义，因为台湾军事力量永远无法超越拥有核武器的大陆，而台湾绝对不可能拥有核武器。在一场持续升级的未来台海军事冲突中，台湾无论如何都是最终的输家，美国和日本也是。▲（转自香港《广角镜》6月号）《联合早报网》


解放军空军提升新型战机攻防能力 破解系列作战难题
http://news.phoenixtv.com/mil/2/200710/1005_340_247962.shtml

2007年10月05日 解放军报： 9月下旬，广空某航空兵团组织复杂气象条件、复杂电磁环境下的实战化对抗演练。在连续几天的跨昼夜对抗中，“红”“蓝”双方斗智斗勇，演练场面跌宕起伏。团长崔武松告诉记者：通过对抗演练，先后检验和完善了多种复杂电磁环境下的战法，所有飞行员均完成了实弹打靶、电子对抗等多个实战化课目的训练任务。

该团先后改装过多种型号的战机。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他们又一次担负新型战机改装任务，改装4年迈出4大步：仅用10个月就完成改装任务，2年全团成建制形成战斗力，3年全团随时能担负作战任务，4年破解复杂电磁环境下的一系列作战难题。

围绕军事斗争准备需要，不断加大战术训练比重。该团先后组建了“蓝军”指挥所，成立了“蓝军分队”，以“红蓝对抗”的形式，组织下半夜、大强度、多机种对抗和突击海上目标等针对性训练，实现了由技术型训练向战术型转变，形成战法近20种，有效发挥了新装备的作战效能。

面对信息化条件下作战的新课题，他们围绕复杂电磁环境下打得赢苦练精兵。在演练现场，该团政委钱宏伟告诉记者：复杂电磁环境下对抗，要求飞行员在机载设备受到强电磁干扰条件下，通过机组密切协作，依靠战法和机载设备战胜强敌，这对飞行员的技战术水平、心理承受能力都是严峻考验。通过大力开展复杂电磁环境下的对抗训练，这个团的战斗力水平实现大幅跃升，先后出色完成上级组织的20多项重大演练任务。▲


【邱震海原创】热中有冷的朝韩峰会
http://blog.phoenixtv.com/html/41/606641-1090276.html

    2007-10-04 举世瞩目的朝韩峰会十月四日结束，双方首脑就《南北关系发展和平繁荣宣言》达成了协议。朝鲜国防委员长金正日韩国总统卢武铉在包括上述内容等8个协议项目的《关于南北关系发展与和平繁荣的宣言》上签了字。

                       ★ 韩国愿望未完全满足 ★

    宣言的核心内容为建成西海和平合作特别地带和今年11月召开总理及国防部长会谈。据悉，朝韩决定建成包含海洲地区和周边海域的“西海和平合作特别地带”。具体的内容是：建成将黄海道海州和汉江河口连接起来的和平水域；允许朝鲜船舶通过海州直航航线。在京义线方面，开通范围为文山到开城，至于运输对象，首先只限于开城工业园区所需的货物。

    此次峰会之前，韩国总统卢武铉曾一个星期深居简出，准备朝韩峰会内容。据韩国媒体透露，卢武铉前往平壤时带去了一整套方案，其中包括将非军事区（DMZ）和西海北方界线（NLL）一带组成“和平区域（peace-zone）”、为减少常规武器而组成裁军共同委员会（暂称），在南浦、海州、新义州、元山等地成立第2、第3个开城工业园区，对朝鲜的铁路、公路、港湾等社会基础设施（SOC）进行大规模投资等经济合作方案，另外还有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送还韩国军队俘虏和被朝鲜绑架者等。显然，双方首脑签署的《南北关系发展和平繁荣宣言》没有完全满足韩国方面的愿望，但基本上已经在七年前首次峰会的基础上有了更进一步的进展。

                       ★ 朝韩峰会热中有冷 ★

    从峰会首日金正日迎接卢武铉的电视直播来看，金正日的精神状态却已明显不如七年前。而七年前金大中到访时，两国首脑同乘一车的景象如今也已不复存在。韩国媒体甚至将金正日七年前和七年后的照片放在一起刊登在其网站首页，从中可以看出七年的风雨，金正日不但老了许多，而且眼神和神态都大不如前。

    金正日与卢武铉握手时的僵硬和冷淡，透露出两个信息：一、金正日的健康状况与几年前相比，确实有明显下降，令人对朝鲜未来政治和社会情况，以及美朝和朝韩之间的后续互动产生担忧；二、在经历了第二次朝核危机之后，尤其是在六方会谈尚未完全结束前，朝韩关系显然无法恢复到七年前初次峰会时的水平。

几天的峰会时间里，人们注意到，金正日在三日两次会谈结束后便没再露面，没有与卢武铉结伴观看《阿里郎》演出，也没有出席卢武铉主办的答谢晚宴。而据韩国媒体报道，七年前首次峰会时，金正日在金大中的答谢晚宴上，与金大中一起入场，并在晚宴上停留了三个小时。当时他干了十杯红酒，展现了自己的“大度量”。卢武铉总此次访问朝鲜，除了金正日亲自迎接外，相当于受到了低一级别的礼仪待遇。其中原因不得而知，相信不外乎几点：

▲ 一、此次南朝鲜是南韩起劲，朝鲜之前一直未表态，目的是不想为卢武铉及其党派的竞选加分；

▲ 二、六方会谈尚在进行之中，朝鲜尚未达到其全部目的；

▲ 三、金正日的健康已无法完全应付全程陪同接待的繁重任务。▲


辞了官，你拿什么谋生？
http://www.people.com.cn/

[ 先进个人 ] 于2007-10-04 辞了官，你拿什么谋生？

假如有那么一天，组织上把你这个当干部的给辞退了，你拿什么谋生？

我曾经就这个近乎“无聊”的问题，询问了接触到的近百名党政干部。

“还真没考虑过这个问题。”有三成的干部如是说。

“做生意，我不相信会饿死。”有一成的人态度很坚决。

“回老家务农没有田地，做生意没胆量没本钱，打工抹不下面子也没多少力气，仔细想想，还真是不知道怎样谋生。”有六成的人底气不足。

记得大约在三、四个月前，CCTV播出了一档节目，介绍美国的一个市长自己辞了官，做起了中国一个品牌“防盗门”的美国区域总代理，生意做的相当红火，收入比当市长还高。

美国的官员辞职后缘何有一技之长能够谋生，对此我知之甚少，不好说三道四。倒是对我们身边的党政干部，如真的把他们辞了，却有近九成的人对自谋生计信心不足，着实让人感到忧虑，使人生出诸多感慨。

按理说，党政干部都是各门各类的精英，即便是辞了“官”，靠自己的一技之长，到社会上混口饭吃，似乎应该不成为问题。但实际情况又是怎么样呢？

指导新农村建设的，不懂农技、不知农村经济的不在少数；管工业的，不懂营销基本策略、不知技术发展方向的比比皆是；管网络宣传的，不懂网络基本知识、不知网民们到底想什么的并不鲜见。…………

也许有人会说：我们当党政干部的，会做思想政治工作、会管理人就行了。或者有人还会说：我们工作了几十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不管怎样组织上总会给碗饭吃的，那能辞了我们。

事实上，这两种思想长期以来在党政干部队伍中是有相当市场的。多年来，我们不断强调要提高干部的“综合素质”，却又往往提高不了；我们不断强调要使干部队伍流动起来，却又往往难以真正流动。除了干部管理体制机制的因素外，上述两种思想恐怕也是十分重要的根源。

胡总书记在6•25讲话中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艰巨的使命、繁重的任务，要求全党同志“一定要加强学习、勤奋工作”。那么，“加强学习”的标准有哪些？我以为，党政干部成为“能说、会写、善干”的复合型人才，应该是标准之一。说得通俗一点，我们的干部不但能在党政机关做的出色，换到社会其他行业也应该是中坚力量。

如果绝大部分的党政干部有一天敢拍着胸口说：辞了官，我也能谋生。那么，此刻就是我们的干部队伍真正实现“能上能下、能进能出”之时，这一天也是我们倡导建设学习型政党、学习型社会结出硕果之日。

如此看来，向党政干部们提出“辞了官，你拿什么谋生？”的问题还是有意思的。在一定程度上说，党政干部回答这个问题，多多少少还是能检验出他们建设和谐社会的能力之大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