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邓小平决策对越自卫反击战内幕
http://military.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5/106/16/73/2_1.html

  同中国副总理邓小平会面是一次难忘的经历。1978年11月，这位高龄74岁，矮小精悍、敏捷硬朗，不到五英尺高的长者，身穿米色毛装，从巴耶利巴机场的一架波音707客机上走下来。他脚步轻快，检阅了仪仗队之后，同我一起乘车到总统府的宾馆去。那是我们总统府里的迎宾别墅。当天下午，我们在内阁会议室进行正式会谈。

  我看过人民大会堂里摆放着痰盂，所以也安排把一个蓝白色的瓷痰盂摆在邓小平的座位旁。我读过资料知道他有使用痰盂的习惯。虽然总统府里有个规定，冷气房里不准抽烟，我还是特地在显眼的地方为他摆了个烟灰缸。这都是为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人物而准备的。我也确保内阁会议室里的排气风扇都开着。  

 我在1976年到北京访问时，他没法跟我会面，当时他遭受排挤，得“靠边站”。他先是被四人帮所挫败，但最终反而是他们被打倒。他花了两个半小时谈苏联对世界构成的威胁。他说，所有反对战争的国家和人民必须组织联合阵线，同声反抗战争贩子。他引述毛泽东的话说，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对付那个“王八蛋”（字面上是“乌龟蛋”的意思，他的通译员译成“S.O.B”，也就是“畜生”） 。

  他全盘分析了苏联在欧洲、中东、非洲、南亚和中南半岛的行动策略。苏联在越南大大占了上风。有些人不明白中国和越南的关系为什么这么糟，中国又为什么必须采取行动切断对越南的援助，非但不把越南争取过来，反而把它推向苏联。但是关键问题在于，越南怎么会在丝毫不符合自己利益的情况下，还要完全倾向苏联。这是因为越南“多年来有个成立中南半岛联邦的美梦”。就连胡志明也有过这种想法。中国向来都不苟同。越南把中国视为实现中南半岛联邦的最大障碍。中国的结论是，越南非但不会改变立场，而且会变本加厉地反中国，把大批越南华裔驱逐出境，就是最好的证明。中国是经过慎重考虑，才决定停止对越南的援助的。

  邓小平说，中国总共为越南提供了100多亿美元，现值20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一旦中国撤回对越南的经济援助，苏联就必须独自挑起这副担子，但是他们又无法满足越南的需求，只好让越南加入经济互助委员会（相当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东欧共产集团经济共同体），把担子推给东欧国家。他说，今后十年，中国会考虑再把越南从苏联手中拉过来。我暗想，邓小平是从长计议，跟美国领导人的思维方式完全不同。

  他说，真正紧迫的问题是，越南可能大举进攻柬埔寨。中国应该怎么做？他反问。接着又自问自答：中国要怎么做，就得看越南这一步走得多远。他一再重复这一点，不直接表明会对越南进行反击。他说，越南一旦成功控制整个中南半岛，许多亚洲国家将失去掩蔽。中南半岛联邦会逐渐扩大影响力，成为苏联南下进军印度洋的环球战略的一步棋。

  他说完的时候，已经是日落西山。我问他可要我立时发表意见，或者先休会到第二天再继续，以便他有时间更衣用晚餐，也给我自己一个机会思考他的话。他表示别让饭菜凉了。

  晚宴上他很友善亲切，情绪却没有放松，脑子里老是想着越南入侵柬埔寨的事。我追问道，既然如今泰国首相克良萨将军已经表明会站在中国这一边，并在曼谷热情地接待了他，以实际的行动做出承诺，中国接下来会怎么做？他再度喃喃地说，这就要看越南的行动有多严重了。我的印象是，越南的行动要是止于湄公河，情况也许不至于那么危险。反之，攻势一过了湄公河，中国就不可能再按兵不动。

  邓小平邀请我再到中国访问。我说，等中国从文化大革命中恢复过来我就去。他说，那需要很长的时间。我不同意。我认为他们真要追上来，甚至会比新加坡做得更好，根本不会有问题；怎么说我们都不过只是福建、广东等地目不识丁、没有田地的农民的后裔，他们有的却尽是留守中原的达官显宦、文人学士的后代。他听后沉默不语。

  ★ 联手孤立“北极熊”

  中国要东南亚国家同它联手孤立“北极熊”；事实上，我们的邻国要的却是团结东南亚各国以孤立“中国龙”。东南亚没有所谓的“海外苏联人”在苏联政府支持下发动共产主义叛乱，有的却是受到中共和中国政府鼓励和支持的“海外华人”，在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以及较低程度上在印尼，构成威胁。更何况中国公开宣称它同海外华人因为有血缘关系，甚至逾越“海外华人”归属国家的政府，直接号召他们，唤起他们对中国的爱国意识，怂恿他们返回中国实行“四个现代化”。

  几个星期前，10月间越南总理范文同到新加坡访问时，就坐在邓小平现在所坐的位子上。我问范文同，越南怎么会面对海外华人的问题，他不客气地说，我身为华人，应该清楚知道华人在任何时刻都会心向中国，就像越南人无论身在何处总会支持越南一样。范文同怎么想我倒不很在乎，令人担心的却是他也对马来西亚领导人说出这一番话之后，可能引起的冲击。

  我追述另一事件。越南驻联合国常任代表曾经对四个亚细安常任代表说过，越南平等对待越南的华裔，这些华裔却忘恩负义，16万人从河内越过边境逃到中国去，或者纷纷乘船大举逃出南越，这全都是华裔忘恩负义的结果。印尼的常任代表也不顾另外三名来自菲律宾、泰国和新加坡的常任代表都是华裔，口口声声说越南人对待国内的华裔过于仁慈善良，说越南应该向印尼看齐。我要让邓小平彻底明白，新加坡面对的是邻近国家最直接最本能的猜忌和疑心。

  我补充说，范文同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国家英雄纪念碑前献花圈，邓小平却拒绝这么做。范文同也答应不支持颠覆活动，邓小平没有做出承诺。马来西亚人一定对邓小平存有怀疑。马来西亚的马来回教徒同华人之间，以及印尼人同印尼华人之间，一直心怀猜忌和敌意。正因为中国不断向东南亚输出革命，致使我的亚细安邻国都希望新加坡能够跟他们站在同一阵线上，不为抵抗苏联，而是同中国对抗。

  中国的电台广播直接向亚细安国家的华人发出号召，在亚细安各国政府看来，是一种非常危险的颠覆行为。邓小平静静地听着，也许他从来没有这么看：中国怎么仗着世界强国的姿态，逾越区域内的各国政府，颠覆它们的公民。我说，要亚细安国家对他的建议做出积极的回应，组成联合阵线合力对付苏联和越南，这个可能性微乎其微。我建议彼此就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交换意见，之后我稍微停顿一下。

  邓小平的表情和身势语言都显出他的错愕。他知道我所说句句属实。他突然问道：“你要我怎么做？”我吃了一惊。我从未遇见过任何一位共产党领袖，在现实面前会愿意放弃一己之见，甚至还问我要他怎么做。我本来以为邓小平的态度多半跟1976年华国锋在北京同我会谈时没两样，不会理会我的看法。当时我追问华国锋，中国怎么如此自相矛盾，支持马共在新加坡而非马来西亚搞革命。华国锋气势汹汹地回答说：“详情我不清楚，但是共产党无论在什么地方进行斗争，都必胜无疑。”

  邓小平却不是这样。他知道要孤立越南，就不能不正视这个问题。要告诉这位身经百战，久经风霜的革命老将他应该怎么做吗？我不免心存犹豫。不过他既然问了，我也就直说：“停止那些电台广播，停止发出号召。中国要是能不强调同亚细安华人的血缘关系，不诉诸种族情怀，对亚细安华人来说反而更好。其实无论中国是不是强调血缘关系，亚细安各国原住民对华人的猜忌都难以消除。只是中国越是这么毫无顾忌地诉诸中华民族的血缘情结，就益发加深了原住民的疑虑。中国必须停止马来亚共产党和印尼共产党在华南所进行的电台广播。”

  邓小平只说他需要时间考虑我所说的话，不过补充说他自己绝不会仿效范文同。邓小平也曾受邀到吉隆坡国家英雄纪念碑献花圈，这座纪念碑是为纪念歼灭马共的英雄而立的。但是身为共产党人，他不可能这么做。他说，范文同之所以有这一举动，是因为范文同属于“另类共产党员”，他“出卖了自己的灵魂”。  

  邓小平强调，中国心口如一。中国人从不隐瞒自己的看法，说一句是一句。韩战期间，中国发表声明说，一旦美国逼近鸭绿江，中国就不能坐视不理。美国人却不加理会。在外交政策上，中国人怎么想就怎么说。至于共产党那方面，通译员说，邓小平没什么要补充的。其实邓小平用华语说的是，他已经“没兴趣再重复了”。

  他说，中国之所以重申它的华侨政策，原因有二：

    ▲ 第一、越南的反华行动；

    ▲ 第二、基于中国内部的考量，这关系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的贻害。海外华侨留在内地的亲戚被折磨得很惨，遭迫 害或监禁的例子不计其数。邓小平要重新确立中国对海外华裔的立场，声明中国赞同和鼓励他们接受居留国的公民权，并呼吁那些希望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侨遵守侨居国的法律，同时表明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

  在柬埔寨问题上，他向我保证，中国的处理方法不会因为苏越签订友好合作条约而受影响。即使越南要求苏联联手威胁中国，中国也不会被吓倒，更何况苏联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招惹中国。他一脸严肃地说，越南如果侵犯柬埔寨，中国必会惩罚越南。中国势必要他们为此付出代价，苏联也终会发现，支持越南是个不胜负荷的沉重负担。

  邓小平是我所见过的领导人当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尽管他只有五英尺高，却是人中之杰。虽已年届74岁，在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时，他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想法。两年后，中国同马来西亚和泰国两地的共产党分别做了其他安排，果然从此终止了电台的广播。

  晚餐时，我请他尽管抽烟，他指着夫人说，医生要她让他把烟戒掉。他正在设法少抽。整个晚上他没抽烟，也不用痰盂。他看过报道，知道我对香烟敏感。

  他离开以前，我再到总统府别墅会见他，谈了整20分钟。他很高兴能在相隔58年之后旧地重游。新加坡的改变实在太大了，他向我祝贺。他说，他一直希望能在去会见马克思以前，到新加坡和美国走一趟。新加坡，因为在岛国仍是个殖民地时，他跟它有过一面之缘，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前往法国马赛念书和工作途中路经这里。美国，则因为中国和美国必须对话。我一直要到越南侵占柬埔寨之后，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渴望到美国去。

  前往机场途中，我直截了当地问他，万一越南真的进攻柬埔寨，他打算怎么做。他可会任由泰国脆弱无助地自生自灭，冷眼看他们受尽威胁恫吓，然后向苏联靠拢？他撅起嘴唇，眯着眼睛喃喃地说：“那得看他们这一步走得多远。”我说，泰国首相如此公开而全心全意地在曼谷接待他，他得有所行动才行，克良萨将军还得靠中国来维持某种势力均衡。邓小平看来非常困扰，他再喃喃地说：“那得看他们做到什么地步了。”

  几个星期后，有人把北京《人民日报》刊登的有关新加坡的文章拿给我看。报道的路线改变了，纷纷把新加坡形容为一个花园城市，说这里的绿化、公共住房和旅游业都值得考察研究。我们不再是“美国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对新加坡的观感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979年10月，再进一步改变。

    当时，邓小平在一次演讲中说：“我到新加坡去考察他们怎么利用外资。新加坡从外国人所设的工厂中获益。

▲ 首先、外国企业根据净利所交的35%税额归国家所有；

▲ 第二、劳动收入都归工人；

▲ 第三、外国投资带动了服务业。这些都是（国家的）收入。”他在1978年所看到的新加坡，为中国人要争取的最基本的成就提供了一个参考标准。

 1979年1月底，邓小平访问美国，并在美国没有承诺摒弃台湾的情况下，同卡特总统恢复中美邦交。他要确保中国如果采取行动攻击和“惩罚”越南时，美国不会同苏联站在同一阵线。这正是他急着要访问美国的原因。

  我当时正在香港粉岭总督府宾馆度假，打高尔夫球，在那儿遇上一位曾经任职于《泰晤士报》的中国问题专家大卫•博纳维亚。他认为邓小平的警告不过是空口唬人，因为苏联海军已驶入南中国海。我说我刚在三个月前跟邓小平见过面，他绝对是个说话谨慎的人。两天后，也就是1979年2月16日，中国军队攻入越南北部边境。▲ （李光耀）


中、印两国军事能力的对比
http://www.milchina.com/Get/ping/09280823380.htm

中军网 www.milchina.com　2007-9-28： 就拿对于国防建设最为重要的航空工业而言，目前印度空军装备的1600架飞机中，除了80余架老掉牙的HPT-32“风神”式教练机外，没有一种是印度自己搞出来的。尤其在800架一线作战飞机中，全部是进口产品，包括MIG-21和MIG-27也都是依照生产许可仿制生产的。中国和印度是在同一时间获得MIG-21的生产技术的，到如今中国在MIG- 21基础上仿制出歼-7系列飞机不但供中国军队自用，而且大量出口达400架之多。其最新改型歼-7MG甚至连俄罗斯人都赞叹不已，而印度的MIG- 21MF进行性能提升还必须依靠俄国人的帮助。中国自制的K-8教练机被誉为世界上最好的初级喷气教练机之一，还出口到巴基斯坦一批（老_枪注：K-8已出口112架，其中埃及一家就要了80架），同类型的飞机印度还需要自己掏钱买。

　　平心而论中国的歼-8II或是FBC-1与西方同类型产品相比确实不够精良，但就这印度人自己也搞不出来。上一次自制的“风神”教练机是在30年以前，之后 就没搞出什么东西。大肆吹嘘的LCA战机的首架原型机1995年就出厂了，到1998年中国的歼-10原型机完成首飞也没能上天。LCA还没搞完又提出了所谓的MCA计划，什么隐形、无尾随控布局好象挺先进的，结果是在印度斯坦航空制造公司工作的以色列专家公开表示，所谓“到2025年都能保持技术优势”的LCA与歼-10 相比差一个档次，最多与专用出口的FC-1相当。而俄罗斯航空界巨头比施根斯在访问中国和印度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将继美国、俄罗斯、西欧之后成为世界第四大航空工业中心。

　　自1970年代以来印度大力发展海军，光航空母舰就引进了2艘，其他如大中型水面舰艇和常规潜艇的引进数量也分别达到52艘和20艘以上。所有这些使印度海军成为在印度洋举足轻重的力量。可印度的造船工业却不是那么争气，到如今中国已经成为继日本、韩国之后的第三大船舶出口国，并愈发有超越前者的势头。德国人自己不敢造的高科技船舶，也是把定单交到中国人的手上。中国自制 6000吨级驱逐舰的发展周期只有印度同类型舰艇的1/2，所需费用也仅为后者的70%左右，而在性能上却丝毫不差。我们有理由怀疑，在未来的海上军备竞赛中，印度胜过中国的把握能有几成。

　　陆军武器方面，中国自1970年代以来出口了大量的坦克、大炮、枪械等常规武器，而印度在这方面至今需要进口。中国研制的85-IIAP主战坦克已经出口到巴基斯坦，更先进的90-III在不久的将来亦将装备巴基斯坦陆军。而印度自制的“阿君”坦克（老_枪注：通常译为“阿琼”式坦克）在经历了近20年的发展历程后却仍是问题多多，弄的陆军司令卡纳中将一提到“阿君”这两个字就要问候印度国防科技部门的主管他老娘外加三代祖宗。印度自己造不出大口径火炮，进口瑞典的FH-77B型155炮却是毛病不断，中国制造的PLZ45-155毫米榴弹炮一直卖到科威特。

　　在核子以及航太领域，印度自制的“烈火”洲际导弹的运载力只有中国DF-5型的1/5，最新型的DF-31/41在技术层次上要比“烈火”先进10-15年以上。中国即将发射宇宙飞船而印度在载人航太方面尚未起步。印度海军计划在2007年获得首艘自制的核子潜艇，而中国自制的第二代核子攻击潜艇093型的首制艇即将服役，该艇采用的高温冷核反应炉技术是当代最先进的核动力系统，具有体积小、功率大、噪声低等特点，就连美、俄也是刚刚掌握这一技术。最近中国中央电视台公开对外宣称，在应用镭射技术上，中国已经达到与美国同等级技术水平，敏锐的美国军事情报部门马上判研出中国已经开发出击落卫星的星际镭射武器，这种高科技军备是印度人连想都不敢想的东西。

　　冷战时期为了达到拉拢印度对付中美的战略目的，前苏联给予印度大量的军事援助。例如MIG-27战斗轰炸机，除以本国军队装备价格供给一批外还授权印度当局在本地生产。而付款期限长达17年，跟白给几乎没什么两样。这使得印度当局有能力为其武装部队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大量换装现代化米格战斗机、防空导弹群、T-72坦克和各型作战舰艇。同时出于武器来源多样化，防止日后受制于人的目的，印度政府也向西方订购武器装备，但由于西方技术兵器过于昂贵，所以仍以苏制军火为主。

　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后，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说什么也经不起这样的穷大方了，俄国的军火制造商也不愿意再做赔本买卖。既然是市场经济了，就要按市场的规律办，面对俄国人帐单新德里一下傻了眼，搞得好一阵子空军的飞机上不了天，陆军的坦克开不起来，海军的军舰出不了港，因为没有零备件。其实这也是老天爷给印度一个机会让他们好好反思一下过去，好走上发展经济的正路，谁知印度政府不但不知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学北朝鲜金氏政权，爆炸了几颗核子武器来撑门面，同时狠下心来，一边到国际上装乞丐到处乞讨援助，一边给俄罗斯下了上百亿美元的定单，这也是印俄两国所谓“世纪协定” 的由来。

　　根据协议印度空军将获得40架SU-30MKI推力向量战斗轰炸机，并获准在国内生产200架，俄罗斯并将帮助改进 135架MIG-21MF歼击机，另外印度空军还有可能购买 MIG-AT教练机。海军将购买前苏联太平洋舰队“戈尔什科夫”号航母（俄国人称为反潜巡洋舰）和K级潜艇，并在俄罗斯的帮助下发展成功，并引进“旋风” 型火箭炮和包括S-300V地空导弹系统在内的防空武器系统，以及 数百辆T-80型坦克。

　　上述军火交易耗资100亿美元以上，可以想像对于印度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中的穷国将造成何等的负担。以MIG-29 事件为例，印度空军从1988年起就嚷嚷着要自行生产150架MIG-29，俄罗斯方面到是大力帮助，钱也花了不少，到1998年连一对翅膀都没造出来。连印度报纸都觉得奇怪，整天吵吵着要主管航空工业的部长下台以谢国人。而与此同时中国引进生产的SU-27/歼-11 1998年就下生产线，可中国人却不声不响。

　　印度人总是自诩其购买俄制军备较中国有优先权，某些不知内情的军事观察家也跟着瞎起哄。其实以俄罗斯目前风雨飘摇的经济状况，有人买他的东西就w 经阿弥陀佛了，就算俄军方和政府内部有人以中国威胁论为藉口反对向中国出售某些武器，只要军工厂的领导人说一句：几万个工人没饭吃，你来管吧！就能让 他们的头大上10倍不止。

　　实际上在出售某些技术装备的时候俄罗斯人确实给予印度的方便要多过中国，因为俄国人很清楚中国人的吸收能力太快，S-300才卖给中国没两天，中国就搞出个FT-2000来，而且往往只需要买一点样品，中国自己就能仿出性能更优良的装备。远的不说就说QW-2防空导弹，从外形上与俄制 SA-16几乎一模一样，重量还有所减轻，性能却丝毫不差。据说是中国透过某前苏联国家获得了几个样品，紧接着就开发出自己的产品。

　　对于这一点俄国人相当恼火却也无可奈何，其实俄国人心里清楚却没办法，所以在对中国出售技术装备的时候往往要求中国成批量购买，并且保证在一定时间内不得对外出口其中的技术。就拿SU-27/30的交易而言，俄罗斯就生怕中国再搞个FC-2出来和他抢市场，声言中国自制的SU-27十五年内不得出口，而SU-30则更延长至25 年。对于印度俄国人就相对宽松一些，因为他们知道就算印度人想搞也搞不出什么新花样来。对于这一点中国、印度和俄罗斯都清楚，只是不挑明而已。在武器系统的联合开发上俄罗斯人则更愿意与中国同行合作，例如合作研发用于21世纪的先进歼击机和导弹武器等，因为俄国人清楚与中国合作能获得稳定的资金来源，而这是印度方面所提供不了的。 ▲


中国需要负责任的政治改革？
http://www.zaobao.com/yl/tx070929_502.html

    ● 张雪忠（上海）日前，笔者在《联合早报》读到蔡逸儒先生“民主改革有其过程”一文。蔡先生在文章中认为，中国需要进行“负责任的政治改革”，而“西方的民主并非唯一的发展道路”。蔡先生也认同王赓武教授的观点，即“中国的当地情况和其他国家非常不同，就算有什么不足之处，不一定要根据西方国家的标准来改革。”

　　笔者写作本文意在与蔡先生商榷，并试图论证“负责任的政治改革”不一定是一种有意义的政策建议，而是否实行西方式民主也并非中国政治改革的真问题。另外，笔者还将就中国政治改革应如何进行，提出自己的一般性看法。

　　首先，“中国需要负责任的政治改革”的提法算不上是一项合格的政策建议。任何一项政策其本身必须是中性的，而不应包含对自身的褒义性评价。一项政策是否可取，只能根据政策实施后的结果来评价。例如，一国的中央银行不管是决定提高还是降低利率，人们都无法从这些政策措施本身看出其是否可取，而只能根据其是否实现了诸如遏制通胀或紧缩之类的目标来判断。

　　“负责任的政治改革”包含了“负责任”这一肯定性的修饰语，因而只能是对一种政治改革的评价，而不是一项政策建议。人们本不应总是提出“需要采取好的办法”之类的建议，但在中国这种提法却非常普遍，如“多快好省”、“三个代表”、“和谐社会”、“制度创新”以及“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等等。

　　在中国的政治改革问题上，“国情论”与“西化论”是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且两种观点的赞成者似乎均无法说服对方。实际上，这一现象很容易解释，因为人们不可能真正令人信服地证实这两种观点的任何一种，也不可能先验性地确知，究竟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社会差异，决定前者无法建立与后者类似的制度；还是两者作为人类社会的共性，决定前者可以这样做。

　　其实在中国，国情论与西化论的论辩，已经沦为无助于理性提升的意识形态之争。人们似乎更应该把中国的政治改革，看成一个不断解决与政治有关的现实问题的过程。为了解决中国的各种社会问题，人们有两个选择，要么冥想出一种全新的政治制度，要么看看已经解决这些问题的国家是如何成功的。

    ★ “西化论”将在实践上取得胜利

　　学习他人的成功经验，不管是对个人还是国家，都是改善自身境况最基本的途径。笔者不想在此讨论是中国应该借鉴西方的政治制度或是正好相反，因为这涉及对两种制度优劣的价值判断。但笔者的确认为，中国与西方两者现已共存于同一个全球体系，两者的政治与法律制度必定具有不断趋同的趋势。笔者将这一趋势称为 “竞争性趋同”，并正用一本专著阐述这一主题。

　　在一个多个国家共存的国际体系中，由于不存在高于主权国家的政治实体，国际社会从最基本的角度而言，仍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在无政府状态的环境中，任何国家都无法把自身的安全乃至生存，寄托于某种具有强制裁断功能的更高权威。

　处于同一体系的各个国家，若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做得至少和其他国家一样出色。因此，如果某个国家在某些方面落后于其他国家，它必定会设法学习后者成功的经验，以便迎头赶上。这个国家也有可能设计一种新的制度，并后来居上地取得领先地位。此时，那些被超越的国家则会反过来向这个国家学习。这种互相学习的过程，也就是不同国家制度日益趋同的过程。

　　在人类历史上，一个社会向不同时空的其他社会学习的情况，远远多于自身制度创新的情况。另外，笔者个人认为，由于西方国家在社会发展方面显然暂时领先于其他国家，至少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其他国家在制度方面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像西方国家，而不是恰恰相反。

　　中国有不少人把新加坡作为一个例证，认为一个国家不需要“西化”也能做得很出色，并以此作为在中国实行威权政治的支持性论据之一。但根据笔者赴新访学所得的印象，新加坡从议会政治、普通法体系到大学治理等方面，似乎更像一个西方国家。另外，最近几次议会选举以及更广泛的政治生活中的迹象似乎表明，新加坡并未朝着更像一个东方国家的方向前进。

　　尽管“国情论”在中国的意识形态之争中似乎稍占上风，但笔者个人仍认为“西化论”将在实践上不断取得胜利。纳入条约体系后的晚清王朝的命运已表明，一个国家对于生存的需要，必将会战胜对特定统治模式偏执的坚持。▲ ● 作者： 张雪忠（上海）任教于中国华东政法大学


中国大陆的幸福面具掩盖着巨大问题？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07-09-27 中评社香港讯／日本《日本时报》9月25日载文《中国的幸福面具掩盖着巨大问题》，摘要如下：

　　中国的“面子”也许是它的致命弱点。在沉醉于经济超级大国之新身份的同时，中国错误地轻视了自身严重的结构缺陷。这条龙现在比亚洲四小龙和西方的那些驴跑得都要快。

　　共产党觉得难以提及、更别说强调这个国家的问题。官员们一心想的是如何赢得尊重和不丢面子，因此几乎只注重中国的成就。这种策略可能会适得其反，因为它误解了国际政治动态。

　　强调中国的迅速崛起，意味着世界其它国家不大瞭解中国需要为了满足13亿人的期望，而保持经济快速发展。

　　贸易紧张气氛持续升温。美国深感担忧，因为今年5月与中国进行的“战略经济对话”成果寥寥，国会扬言要采取严厉的贸易保护措施。欧盟恐怕也离得不远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在未来18个月里，就涉及范围广泛的《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进行谈判时，中国如何表态。这份协定将决定未来10年双边关系的质量。

　　德国总理默克尔刚刚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法国总统萨科齐可能很快也会访华。想必两人都知道，去年中国的出口猛增使之取代美国成为对欧洲出口最多的国家。

　　当然，他们不会知道的是，中国还有千百万人生活得很苦，特别是农村的贫困人口。然而，中国在与西方打交道时却不想承认自己穷。中国的目标是通过主办2008年奥运会和2010年春夏两季为期6个月的世博会，尽可能提高声望。这两大盛会能否让世界人对中国产生好印象幷保持下去尚有待观察。实际上，当成千上万名记者来到中国，幷不可避免地把报道范围从体育扩大到政治和人权问题时，中国政府对国际媒体的怀疑可能会导致摩擦。

　　眼下，对中国未来的看法仍然是一派乐观。麦肯锡咨询公司甚至预计，收入较高的中产阶级到2025年将达到5.2亿人。然而，几乎毫无疑问，他们其实应当警惕这种预测。

　　对远离京沪两地喧闹氛围的省份而言，中国如今的生活现实是另一副模样。例如，和中国大部分地区一样，中西部一些省份存在种种体制和社会问题，有的令人望而生畏，有的显然无法克服。对中国而言，加强公关攻势幷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它应当展示其缺陷和弱点来赢得西方的谅解。那真的将是一场文化革命。▲


美军关岛急防 “中国间谍” 配精通汉语官兵
http://www.ddhw.com/readarticle.aspx?topic_id=1000&msg_id=48312

    文章提供 于 2007-9-29 作者: 张竹力： 当关岛政府在想方设法吸引更多中国游客前去旅游，以振兴当地经济的时候，驻太平洋美军却在绞尽脑汁，全力防范所谓“中国间谍”楔入具有“西太平洋美军心脏”之称的关岛。

　　★“中国游客将大振关岛经济”

　　据关岛《太平洋日报》网站9月26日报道，关岛总督菲力士•卡马乔对中国游客馋得不行：尽管每年有100万中国大陆公民获得美国签证，却只有区区 1000人到关岛旅游。到今年年底，海外游的中国游客人数将达2000万之巨，超过日本的1790万。如此大的份额，关岛哪怕分到一点都足以对当地经济产生巨大影响。

　　9月19日，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之邀到北京访问的关岛总督菲力士•卡马乔，在面对中国媒体和旅游机构负责人发表演讲称，关岛的目标就是：未来5年内，关岛要成为中国游客最想去的地点之一。

　　卡马乔返回关岛后于9月25日举行记者会，向当地媒体和民众通报了他北京之行的收获。

　　他说，他在北京期间与中国人大官员、外交部和政府其他部门的官员会面。卡马乔告诉中国官员说，关岛旅游业的未来就看能不能吸引到全球旅游业中增长速度最快、潜力最大的中国游客了。

　　卡马乔感慨地说：“关岛哪怕能争取到1％的中国海外游游客，那么也能大振关岛的经济。”

　　卡马乔对招揽中国游客的前景很乐观，因为9月20日中国——关岛首航仪式启动。预计到明年春节，北京与关岛之间将实现首次直航，飞行时间不过5小时。

　　★ 关岛美军全员“防谍”

　　卡马乔还透露说，他正与美国国会协商对到关岛旅游的中国游客实施免签证计划，一旦实现的话，到关岛游的中国游客人数将会成倍增长。但卡马乔坦承，具体实施时间尚无法确定。

　　中国游客关岛免签证之所以前景不明朗，完全是源于部分美国人和美军对中国的防范意识。打开关岛《太平洋日报》网站此篇报道，就能在文章后面留言中看到，一些人充斥着对中国人的偏见与戒心。比如siFelix06的网友留言称：“卡马乔简直是在做白日梦”；名叫Stealth＿Witness的网友则说： “向中国开放关岛，给中国游客免签证，我们选出的领导人实在是太聪明了……他们何不将关岛干脆改名‘关港’（意指中国香港）算了，他们是一心钻到钱眼里了”；网友zorrie说：“只要中国政府能让游客到关岛，大家可要看好自己的东西喔，把值钱的东西看得紧紧的。”

　　《太平洋日报》引述美国军方的观点是，一旦关岛对中国开放，那么当地的美军基地安全“将成问题”，所以怎么保护还得看美国军方和关岛地方政府的协调。

　　有知情者透露，美军太平洋总部和关岛各基地安全人员已经在着手制定一旦关岛开放，如何防止“中国间谍”的系列对策。比如军事设施警示牌准备加上明显的汉语警告，基地安全保卫机构配备精通汉语的官兵；原本对普通民众开放的军事基地，应如何防范“中国间谍”的侦察，以及如何与关岛当地的警方协作，吓阻“中国间谍”的偷窃情报努力等等。更重要的是，一旦全岛对中国游客开放，那么驻关岛美军各部就得加强保密安全教育，比如说在酒吧间里、旅馆里“不应该说的就再也不能说了”，因为担心“中国间谍”隔墙有耳。

　　把中国普通游客当成“间谍”来严加防范，显然是美军以及部分带有偏见的美国民众，还有着视中国为敌人的冷战思维在作怪。 ▲ 来源: 青年参考


中国错过联合国百亿美元订单、中国的份额少得可怜
http://www.ddhw.com/readarticle.aspx?topic_id=1000&msg_id=48324

  文章提供于2007-9-29：联合国每年的采购订单高达百亿美元，然而中国企业却与之失之交臂。

　　在9月25日~27日举行的2007年中国(上海)国际采购大会期间，商务部国际经贸关系司李强处长告诉记者，2005年联合国在全球的采购金额为84亿美元，2006年为94亿美元，几乎每年都以10%左右的速度增长，照此计算，今年有望超过100亿美元。

　　但在联合国给出的这块“大蛋糕”中，中国的份额却少得可怜。2006年联合国在中国直接采购的金额只有约8870万美元，只占0.94%。据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提供的数据，2004年这个比例为0.51%，2005年为1.01%，一直在1%左右徘徊。

　　会上，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常务副秘书长王凝表示，不了解联合国机构的采购规则和程序，获得信息困难，语言和交流存在困难，付款条款的限制导致资金周转困难，在投标过程中需要技术支持等原因，都阻碍了中国企业的联合国之路。

　　事实上，中国企业失意联合国采购还有很多原因。

　　★ 落后于印度

　　由于联合国成员内部进行的政府采购，众多成员国之间进行的双边采购，以及由世界银行等国际发展援助机构衍生的采购等，也都参考和采用联合国采购供货商名单，据估算，联合国每年采购所产生的辐射增长效应是其自身采购金额的6-7倍，可形成总额约为350亿-400亿美元的庞大市场。

　　2006年向联合国供货的国家中，美国以5.26亿美元排名首位；前十名中，印度排名第二，约有4.18亿美元，阿富汗、肯尼亚、民主刚果等发展中国家也在其列。

　　“作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中国在联合国采购的排行榜上只有第28位，这和中国制造大国、出口大国的地位不符。”李强表示。

　　这并不代表中国的很多产品不适合联合国的需要。王凝表示，“联合国采购清单上有诸如食品、医疗设备、药品、帐篷、机动车、办公用品、服装、鞋等产品，其中不少是中国的优势产品，产能较高，物美价廉。可以说中国产品是对联合国的‘路子’的。”

　　而且由于联合国采购的商品大多用于人道主义援助、灾后重建等，很多灾难发生地如东南亚等，从中国运送这些物资不仅运输便宜，而且速度快。欢迎浏览ddhw.cn

　　从2002~2003年起，联合国的采购政策开始偏重发展中国家，去年向联合国供货的前十大国家中，发展中国家首次超过一半。但是中国企业却并没有把握好这个机会。

　　进入联合国采购有不少好处。比如现在出口贸易中不时出现因买方不付款造成供应商的损失，但联合国一般会在货物运达后大约一个月左右支付货款，不会拖欠或拒付，无收汇风险，还享受免关税待遇，也不存在贸易壁垒的困扰。

　　在种种利好面前，有着产品优势的中国企业却远远落后了，原因何在？

　　★ 贴牌入联

　　李强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

　　尽管联合国从中国直接采购的金额不到1%，但有意思的是，联合国采购到手的不少产品却是真正的“中国制造”：即其他国家的采购商购买中国产品并贴上外国牌子后再进入联合国采购系统。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管理部采购服务办公室主任Ranko Vujacic表示，该机构所采购的商品和服务中有20%左右来自于中国。其中不仅有从中国直接采购的产品，也有从第三国“转道”而来的中国产品。而后者的数量好几倍于前者。

　　王凝告诉记者：“据不完全统计，比如联合国难民署在中国直接采购的商品大约占40%，而通过第三国采购的中国产品占到60%；比如联合国从丹麦采购的五分之一的产品都是贴上外国牌子的中国产品。”

　　这造成的结果是，国外采购商分享了“中国制造”带来的利润，而中国企业只收取少量的加工费，也没有成为联合国的直接供应商而获得稳定的订单。

　　宁波彬彬文具有限公司业务经理仇先生告诉记者，2005年之前，南非有家公司通过采购他们的商品参与联合国竞标，如果当时能有10%的利润，六成就给南非这家公司抽走，彬彬只能赚到三四成。几次交易之后，彬彬开始直接和联合国做生意，成为联合国供应商。2005年其贸易额为266万美元，2006年激增到932万美元。

　　其次，李强认为，联合国采购中，不仅有实物贸易，服务贸易占到的比重也很大。2006年联合国在全球采购的94亿美元中，实物贸易为46.65亿，服务贸易为47.39亿，后者甚至超越了前者。欢迎浏览ddhw.cn

　　而中国提供的服务贸易却很少。根据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提供的数据，去年从中国直接采购的8870万美元中，服务贸易仅为1770万美元左右，占到20%左右。李强表示，服务贸易发展的不好，相当于联合国采购的“半壁江山”与中国无关。

　　王凝则强调，中国直接采购量占联合国总量比重小，并不是中国的产品不对联合国的胃口或没有竞争力，而是很多中国企业没有意识到联合国也是进行国际贸易的对象，或是因为不了解联合国采购的机制，认为联合国采购对供应商及产品的要求高，竞标程序复杂，而他们沟通能力不强、经验不足，直接与联合国做生意有困难，从而放弃。

　　另外，王凝告诉记者，联合国的一些规定确实有“苛刻之处”。比如虽然联合国在收到货物后一个月内会付汇，但联合国没有预付款，也不开信用证，前期投入全部要企业承担，这可能会使一些小企业面临资金周转问题。▲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日本耍赖不认战争赔款 周恩来：讼棍
http://www.singtaonet.com/reveal/200709/t20070929_627751.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ingtaonet.com： 1972年的9月25日至9月30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签署中日邦交正常化联合声明，声明指出：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中国放弃对日本的赔偿要求。在这场谈判中，关于赔偿问题也曾发生过冲突。

★ 中国为何放弃对日本的赔偿要求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在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中，损失惨重。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在战争结束后，战败的日本却没有向作为主要战胜国之一的中国缴付赔款！更令人不解的是，那些受战争破坏远较中国为轻的东南亚国家却不同程度地获得了赔偿，其中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所得赔款分别为2亿美元、5.5亿美元和2.23亿美元，甚至连当时尚未统一的越南南方吴庭艳政权也获得了赔款3900万美元。

 　　★ 那为何中国要放弃对日本的赔偿要求呢？

　　《参考消息》曾转载了“毛泽东与尼克松等人密谈记录”的话，毛泽东的话或许可以让我们知晓其中缘由。下面是1999年1月19日该报刊登的基辛格记录的毛泽东的有关谈话内容：

　　“……日本侵略中国13年，他们占领了中国大部分土地……在对日关系上，我们没有要求他们赔款，以免增加日本人民的负担。而且要计算赔款非常困难，没有任何会计能够做到。只有以这种方法我们才能消除敌意，改善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

如果记录准确无误，翻译也忠实原文的话，那么，从毛泽东的讲话中，可以了解到当时不要求日本赔款的原因：

▲ 一是避免增加日本人民的负担；

▲ 二是计算上的困难；

▲ 三是为了消除中日之间的敌意。

★ 中日渴望恢复邦交

　　其实，在中日建交谈判中，关于赔偿问题也曾起过摩擦。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在世界范围内引起的震动不亚于一场大地震。受到冲击最严重的莫过于中国东部近邻日本。在尼克松访华后，日本政府便秘密地委托东京都知事美浓部在访华时给周恩来捎信，表示佐藤首相“要求亲自访华”，谁知当即被周恩来拒绝。

　　周恩来回绝佐藤的试探，并非表示中国不愿与日本复交，而是因为日本政府承认蒋介石政权并与之缔结非法和约。

　　据梁文的《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的来龙去脉》记载，尼克松总统访华后，形势的发展有利于解决中日历史上遗留的问题，因此毛泽东曾明确指出：中日恢复邦交问题“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总之，现在到了火候，要抓紧。”

　　6月17日，佐藤荣作内阁被迫下台，7月7日，田中角荣内阁登场。田中在就职当天便表示了要与中国恢复邦交的愿望。对此周恩来于7月9日迅速作出了反应，他在欢迎也门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宴会上专门加了一句：“田中内阁7日成立，在外交方面声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随即又让中日友协副秘书长孙平化借率领上海舞剧团在东京访问演出之机，转告田中：“只要田中首相能到北京当面谈，一切问题都好商量。”

当时日本政府要想恢复中日邦交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对待中国坚持的中日复交三原则。

★ 三原则的主要内容是：

▲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

▲ 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 三、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

　　另一个就是有关日本战争赔偿问题。关于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在不承认日台条约时已强调指出：“日本军国主义者杀害了上千万中国人，使中国蒙受数百亿美元的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的损失。中国拥有要求赔偿这些损失的权利”。这就意味着日本对中国的赔偿数额将相当大。日本既然避免不了这一问题，便转而指望中国能有转圜余地。

　　为了探摸中国的态度，预先就双方的争执点达成谅解，需要一个从中穿针引线的人。当时日本公明党委员长、正在访华的竹入义胜充当了这个重要的角色。1975年竹入义胜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了他于1972年7月25日与中国方面会晤的细节：

　　“我把我们的意见全说了，共有十几条，并告诉他们，如果你们赞成这些意见，事情就好办了。…… 周恩来最后问我，假如我们接受你们的建议，日本政府会采取行动吗？于是，我就从北京打电话给田中先生，请他作出决断。田中回答‘行’，很干脆。最后一次拜会周恩来总理的时候，周恩来拿出一份打印文件并对我说‘这基本上是我们关于日中联合声明的原始方案。’我很吃惊，内容和后来的日中联合声明差不太多。”竹入义胜的活动为中日邦交谈判打下了基础。

　　关于日本战争赔偿的问题，在中方草案第七条这样写着：“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放弃对日本国要求战争赔偿的权利。”但是在日后中日联合声明的正文中行文有了个别改动，去掉了“权利”二字换上了“要求”。

★ 日方代表“口出狂言”周恩来谴责

　　外交文件上的一字之差，往往掩盖着谈判桌上的翻云覆雨，唇枪舌剑。在中方放弃赔偿的问题上，中日双方果然有一场短兵相接的较量。

　　1972年9月26日，田中首相抵达北京的第二天，中日两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轮外长谈判，但会谈一开始就遇到了困难。

　　日方条约局长高岛死抠条文，把“日台条约”作为依据，认为在联合声明中不需要写入“结束战争状态”和“中国放弃赔偿要求”。因为根据1952年日本与台湾缔结的和约，日本战争赔偿问题已经解决，因而不存在中国放弃什么赔偿权利的问题。会谈因此不欢而散。

　　下午2时许，周恩来和田中角荣举行第二轮会谈，周恩来与前一天判若两人，以严厉的口气谴责了日本的态度。他说：“听了今天上午外长会谈的汇报。高岛条约局长是破坏日中邦交关系正常化来的吧。日中邦交正常化是个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高岛局长是搞讼棍那一套嘛！我不认为高岛局长的意见是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的本意。”

　　同时周恩来对中日赔偿问题再次重申不承认台湾的允诺，他指出：“当时蒋介石已逃到台湾，他是在缔结旧金山和约后才签订日台条约，表示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那时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国，是慷他人之慨。遭受战争损失的主要是在大陆上。我们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赔偿负担而受苦，所以放弃了赔偿的要求。”“毛主席主张不要日本人民负担赔款，我向日本朋友传达，而你们的条约局长高岛先生反过来不领情，说蒋介石已说过不要赔款，这个话是对我们的侮辱，我们绝对不能接受。我们经过五十年革命，蒋介石早已被中国人民所推翻。高岛先生的说话不符合你们两位的精神。”

　　第二天，中日联合声明起草小组再次开会，高岛一上来便对他上次的言行表示道歉，声言日本国民对中国放弃战争赔款的要求深为感动。至此，由于战争赔偿问题引起的风波方才平息下去。不过中方体谅到日本方面的难处，同意将声明中有关赔偿的“权利”一词换为“要求”。

　　1972年9月29日上午10时20分，中日两国代表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声明第七条写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至此，中日两国间悬而未决长达27年之久的赔偿问题，以中国政府的放弃而划上了句号。▲



陈水扁疯了，大家别跟着疯
http://www.singtaonet.com/singtao_ed/200709/t20070928_627215.html

来源：星岛环球网 星岛环球网 www.singtaonet.com

    ★ 陈水扁疯了。

    近来的一系列言行证明，陈水扁已经台湾二千三百万人民绑上台独战车，快速驰向悬崖边缘。他这么做，并没有崇高大义，仅仅出于一己之私而已。

    在以往，台独的一个重要条件是美国的保护伞，现在美国陷在伊拉克不能自拔，在台湾问题上与中国发生直接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否则美国的全球战略可能陷入另外一场灾难。

    那么，陈水扁凭什么与中国大陆抗衡呢？军队吗？如果稍微有一些常识的人都知道，那几十万军队不足为据，解放军的实力比他们强太多了。

    所有人都知道，台独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战争。陈水扁不知道吗？当然知道。不过，他想赌一把。赌什么呢？赌中国大陆不敢打，因为有北京奥运会，中国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

    所以陈水扁急急忙忙要在他卸任之前把台独这事给办了，他一意孤行地要赌下去。如果美国靠不住，军队打不赢，陈水扁有什么赌注下赌场呢？

    台湾二千三百万人民就是陈水扁的赌注，陈水扁把台湾人民当做肉体盾牌。

    这样的总统，何其卑污，何其疯狂！

    当然陈水扁急，还有另外一个更宏观的原因，就是海峡两岸实力的快速此消彼涨的趋势。

    ★ 先说大陆方面。

    中国大陆现在好得很。经济增长成为全球耀眼的明星，经济实力和整体国力正在史无前例的增长，中国有一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是全球第四大经济体，中国凭借其蓬勃的经济，开始发挥一个大国的影响力和作用。

    ★ 台湾怎样呢？

    台湾经济的光辉历史已经黯淡了。由于统独纷争和民进党执政的无能，它已经从亚洲四小龙之首跌到叨陪末座。到2006年台湾对大陆的贸易盈余达到663.7亿美元，台湾对大陆的贸易依存度超过四成。

    目前，台商有近160万人在大陆经商，其中长江三角洲超过100万人，上海一个城市的台商即超过60万人。现在，台湾的经济总量只略多于广东省，而且在今年内就会被广东超越。这就是说，只要保持现在的经济环境，不需要太久的时间，台湾在中国各省的排名中只算得上一个中上水平的省份。

    这一切，仅仅需要时间而已。时间的天平已经倒向中国大陆，时间越长，台独越没本钱。所以陈水扁急了，急疯了。

    台独意味着战争，这是肯定的，一旦打起来，台湾自然会回到石器时代，大陆的经济发展肯定也不能瓦全。现在的问题是，为了这么个疯子，值得两岸人民刀戎相向吗？

    在日常生活中，有人疯了，拿刀子乱砍人，当然要制服他，然后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对陈水扁也得这样。

    陈水扁疯了，大家别跟着疯，陈水扁就没戏唱了。国民党应该如此，台湾人民更应该如此。否则，民生涂炭，骨肉相残，只能是亲痛仇快了。现在，两岸中国人需要智慧和理智。▲ （文/本网评论员）


1979年：中国归还美在华巨额资产（一）
http://news.phoenixtv.com/history/2/200709/0929_336_244135.shtml

2007年09月29日 国际在线

★ 政务院命令：冻结美国资产

清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特权，也是贯彻毛泽东提出的“打扫干净屋子”外交战略的一个内容。所以，当外交部刚一成立，就由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外交部领事司牵头，会同各省市的外事部门，着手进行调查。

当时外国人的企业分几种情况，有的涉及国计民生，像美国人办的上海电力公司、上海电话公司，如果马上让它关张，对我们的经济建设和老百姓的生活不利；有的按我们当时的人力、技术力量，还不能把它取代，比如造船厂、航运船队等等；还有的如果把它赶跑，会造成大批工人的失业，比较典型的就是英国人开的“颐中烟草公司”。

根据这些情况，当时中央确定的方针是，要在一定的时期内，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残余经济势力。

本来，中央是计划利用几年的时间做完这项工作，然而国际形势的突变，使这个工作骤然加快。特别是对美国资产的清算。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消息传来，举世震惊。

面对国际形势的风云突变，中共中央经过审慎研究，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

12月3日，美国商务部决定：从1950年12月3日东部标准时间12时零1分开始，所有输往中国大陆、香港、澳门的物资，都要经过严格的甄别手续，并且公布了一个禁运物资的清单。

中央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马上提出几项应对方案。12月15日，中央批示，同意财经委员会的建议，并对应对美国封锁和冻结做出了进一步的指示。12月28日，周恩来总理发布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命令，宣布管制和清查美国在华资产，冻结美国政府、公司及个人在中国的存款。

当时各国在中国的资产，英国最多，美国人排在第二位。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在中国的外国企业一共有1700多家，其中英国人有299家，美国排在其后，有212家。这些公司主要是在上海，光是银行前前后后就开了12家。

首先，对美国的电力、公用事业、房地产等企业实行军事管制，把美国人在这些企业里面的股权、债权交中国人民银行设立专门账户予以冻结。

对美国人所属的码头、仓库、船舶、石油公司等等，立即征用，撇开产权问题不谈，先把企业的管理权收归人民政府。对一些物资、房产，以及其他可以作价的财产，一律由人民银行按物作价，所收资金由人民银行予以冻结。当时有不少美国人的企业早就歇业，人民政府命令他们限期自行清理出售全部财产，所得款项同样由人民银行冻结。除此之外，对帝国主义过去凭借特权占有的地皮、农田、跑马场之类的地方，全部要收回。

上海是美国在华经济势力的核心，其资产大部分集中在这里。12月30日，上海市人民政府率先施行对美资企业的管制，首要目标就是上海电力公司、上海电话公司和上海电气公司。这几家公司原来都是英国人的，其中上海电力公司是1882年由英国人狄斯等人建立的，是中国土地上第一家成规模的发电厂。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把电厂抢了过来，一直到抗战胜利，才又重新回到美国人手里。

上海解放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对上海电力公司实行了军管，此时它的资产已经达到5700多万美元。

跟上海电力公司差不多，上海电话公司原来也是英国人的企业。1930年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用1000万两白银，从英国华洋德律风公司买下，并取得在上海英法租界内40年的经营权。

在成功实施对电力、电话、电气三大公司的管制之后，上海市人民政府又分别对包括美国商业银行、德士古石油公司和美孚石油公司等在内的115家美国企业施行了管制。

与此同时，北京、青岛、重庆等地也按照中央的方针，对美国企业、资产进行清查、冻结。这项行动一直持续到1952年底才基本结束，各地共接收管制美资企业304家，冻结的存款有上亿元。（据《解密中国外交档案》徐京利/文）▲


1979年：中国归还美在华巨额资产（二）
http://news.phoenixtv.com/history/2/200709/0929_336_244135_3.shtml

早在1979年的会晤之前，中美政府已经事先达成一个一揽子协议，大致商定了中国政府需要归还的美国在华资产的具体数额与年限。但在会晤过程中，美方违反了先前的协议，使谈判出现了波折。

★ 冻结美在华资产原因

建国初期，毛泽东提出一个简洁明了的外交策略——“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其中一项主要内容就是清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特权，整顿国内经济秩序。由于英美两国在华资本最多，而英国政府于1950年1月6日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中国政府在处理英国在华资产时持较为温和的态度，对美国的态度则要谨慎得多。

按照最初的设想，中央计划用几年的时间逐步完成对外资的完全清理工作。然而，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进一步加紧了对华禁运。中国政府也随之加速了对外国在华经济势力的清理。1950年12月28日，周恩来总理发布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命令，宣布管制和清查美国在华资产，冻结美国政府、公司及个人在中国的存款，此举在美国国内掀起轩然大波。

美国的电力、公用事业、房地产等企业受到的影响首当其冲，因为中国对这些公司实行了军事管制，把美国人在这些企业里面的股权、债权交中国人民银行设立专门账户予以冻结；对美国人所属的码头、仓库、船舶、石油公司等等立即征用；对一些物资、房产以及其它可以作价的财产，一律由人民银行按物作价，所收资金由中国人民银行予以冻结。除此之外，对帝国主义过去凭借特权占有的地皮、农田、跑马场之类的地方也都全部收回。

★ 就被冻结资产举行会晤

面对在中国被冻结的大额资产，美国一直在想方设法解决。直到中美建交后一个月，即1979年1月30日，美国政府委派财政部长迈克尔•布卢门撒尔具体负责此事。双方代表在布卢门撒尔的办公室举行了会晤。中方代表有外交部长黄华、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等。

会谈一开始，布卢门撒尔首先表达了对邓小平副主席的感谢，并对中国放下分歧、达成一致的建议表示高度赞赏。接着，为了显示诚意，布卢门撒尔率先向中方代表提到了被美国冻结的中国8.05亿美元在美资产，并同意将这些资产全部解冻。但是，美方认为，其中约有一半多的资产由于已被存入第三世界各国的银行或已被中国收回等原因而无法追回，故只能归还中国4.017亿美元。此外，中国可以从被冻结的19.69亿美国资产中扣除这4亿多美元，然后将剩余的钱归还美国。这笔资产应在5年内逐步还清，且利息为5%。

布卢门撒尔特别强调，中国政府所冻结的近20亿美元只是美国在华的私人财产。中国还需归还美国政府在华的几笔资产，它们包括：美国邮政部的61.9亿美元资产（凤凰网注：原文如此），美国驻中国的大使馆和领事馆的1.12亿美元资产，以及美国进出口银行对国民党政府的260万美元贷款。对于美国政府的这三笔被冻结的资产，布卢门撒尔表示，他可以在访问中国时具体解决。布卢门撒尔的陈述完毕后，中方表示没有接受美方的提议，而是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 讨论过程中唇枪舌剑

中方代表认为，美国政府要求偿还的三笔资产中，由于第一部分是解放后产生的，中国答应归还。第二部分资产的解决原则与中国所冻结的近20亿美国在华私人资产的解决原则相同，因此也没有什么大问题。问题主要集中在第三笔资产上。

美方认为，这笔钱主要是贷款给国民党政府购买铁路机车所用，解放后，因为新中国政府仍在使用这些机车，所以应当替国民党政府归还美国这笔贷款。中方代表则认为，尽管这笔钱数量极少，但中国政府不会予以考虑，因为美国的要求已经违背了新中国的外交原则，中国政府不会为旧中国政府与美国的交易埋单。

外交部长黄华申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如果我们死抠过去的某些事情，中国政府也会认为，解放前在华的美国公司还欠有中国大量税收，并应当给中国工人补齐没有达到工资标准的那部分工资。我们是不是还应谈谈这类问题呢？”黄华的一席话让美方代表哑口无言。布卢门撒尔马上以外交辞令表示：“我认为，若想有效地解决当前的问题，最好的办法是我们双方都应适当放弃一些要求。”

对于美国冻结的中国在美资本的数额，中方代表表示，对美国单方面将归还金额从8.05亿美元变为4.017亿美元不能理解。布卢门撒尔解释道：“美国政府当时并不知道这笔资产的详细情况。我们原以为能够控制并支配全部金额，但经过仔细核算后，才发现只能控制其中的一半。”这样的解释显然不能让中方代表满意。

★ 中方最终按原则办事

中美双方达成的一揽子协议是1972年周恩来总理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协商的结果，具有法律效力。为了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黄华进一步向美方代表提出：“根据中美先前达成的一揽子计划，美国并没有提出中国政府在归还美国资产的同时还要偿还利息……”中方代表的这些话有理有据，布卢门撒尔等人一时语塞。

会晤至此，双方暂时搁置争议。由于记载这次会晤的档案就此结束，中方与美方后来对这一问题的具体磋商，我们无法探知详情。但从后来官方所公布的文告来看，中国政府最终还是按照先前所达成的一揽子计划，无息归还了美国被冻结的在华私人资产和政府资产，但国民党政府与美国之间的债务，中国政府不予承担。同时，美国承诺归还所冻结的中国在美资产的另一半也在后来兑现。

1979年9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布命令，授权中国银行代理各持有人办理被美国政府冻结的资产的收回或提取事项。同一天，中国银行发布公告宣布，根据中美两国政府于5月11日签订的关于解决资产要求的协议，美国政府将于10月1日宣布解冻我方被冻结的全部资产，这些资产由我方悉数收回。

中方代表的话有理有据，令美方代表一时语塞。中国政府最终按照先前所达成的一揽子计划，无息归还了美国被冻结的在华私人资产和政府资产。▲（作者：金点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