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日航天领域数据对比
http://www.milchina.com/Get/net/09170632937.htm

    中军网 www.milchina.com 2007-9-17： 当年朝鲜试射的大浦洞导弹，导弹技术也太落后了，发射3枚都栽进了海里。日本在一旁满世界的嚷嚷朝鲜威胁了他。日本和朝鲜还隔着日本海呢。韩国，中国，俄国和朝鲜仅挨着，也没见这三个国家出来抗议呀。发射导弹是一个国家的内政，只要不掉在自己国土上，谁也没权干涉。在加上媒体整天渲染日本火箭发射失败的消息，以为日本的航天技术不值得一提，至少和中国不是一个档次。然而这次日本发射探月卫星成功而且抢在了中国之前，让我大吃一惊。以下是我在互联网上收集的一些资料，将日本和中国的一些情况进行了比较，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日本很阴险，很狡猾。

★ 1.第一颗人造卫星

日本
卫星名称 大隅号
发射日期 1970.2.11
卫星质量/千克 9.4
轨道高度/千米 339/5138
轨道倾角/度 31.07
运行周期/分钟 144.2
运载火箭 兰达-4S-5 Lambda-S-5
发射目的 试验火箭级间分离和第4级入轨性能

中国
卫星名称 东方红一号
发射日期 1970.4.24
卫星质量/千克 173
轨道高度/千米 441/2368
轨道倾角/度 68.44
运行周期/分钟 144.2
运载火箭 长征一号 LM-1
发射目的 探测空间环境，轨道测控，播送东方红乐曲

★ 2.发射卫星数

日本:自1970年至2000年底，共发射各种卫星约70颗，数量仅居美、俄之后

中国:至今已成功研制并发射60多颗人造地球卫星

★ 3.火箭发射成功率

中国89.9%；  日本的76.9%；

★ 4.运载火箭

日本:H系列火箭；    中国:长征系列火箭；

日本月球探测卫星的运载火箭选用“H2A”.“H2A”使用液氢和液氧做燃料的两级火箭，并有两枚使用固体燃料的助推器及4枚小型助推火箭，全长57米，有效载荷为4.6吨.
“H2A”六次发射除了第一次发射失败其他都成功,发射成功率达到83%

中国月球探测卫星的运载火箭选用长征3号甲.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是三级液体捆绑式运载,火箭的GTO运载能力为2.65吨，全长52.5米，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的所有六次发射完全成功，发射成功率达到100%

★ 5.航天发射中心

日本:鹿儿岛航天发射中心和种子岛航天发射中心
中国:酒泉航天发射中心、西昌航天发射中心、太原航天发射中心

★ 6.卫星技术

日本在气象卫星和大型通信卫星的制造技术上领先

中国的优势在于返回式遥感卫星和地球资源卫星

★ 7.载人飞船

中国6艘,并两次成功将人送入太空
日本0艘。不过日本利用与其它发达国家进行载人航天方面的国际合作，已将5人送入太空

★ 8.远景

日本:20年实现载人航天飞行，30年内开发的5马赫极超音速飞机投入飞行。到2025年日本建成可供人停留的国际月球基地.

中国:在突破载人航天的基础上,发射短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实验室，建成完整配套的空间工程系统。建立永久性空间试验室，建成中国的空间工程系统，航天员和科学家可以来往于地球与空间站。

★ 9.航天投入

中国航天目前年投入经费约二十亿元人民币

日本航天近15年投入经费约4667亿日元,折合人民币约280亿元，是中国的十多倍。

中国的航天技术需然占有一定优势，但日本的航天技术也不容小视，中日在航天领域上可能长期处于对手状态。中国要想在航天领域上把日本甩开，应该在资金投入和国际合作上加大力度。尤其是资金投入，据报道，我国一年公款吃喝至少在2000亿元以上，而航天投入却仅仅20个亿，对任何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个讽刺。国际合作上应该坚持以我为主，争取外援为辅。▲


做好应对必要准备、国台办何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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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09-17：较早前，国台办发言人李维一已严厉斥责陈水扁说，如果不计国际社会的谴责，一意孤行，铤而走险，必须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

　　中评社香港9月17日电（评论员　锺维平）国务院台办昨天用发言人的名义，再次猛烈抨击陈水扁，用词用句十分严厉，态度非常强硬，并有不同一般的潜台词，对后续的反应有所交待，具有相当大的可猜测空间，十分值得关注。

　　根据中国评论通讯社报导，国台办发言人说：近一时期，陈水扁当局不断采取挑衅行动，推动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的公投、以台湾名义申请加入联合国等“台独”分裂活动，遭到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与严厉谴责。但是，陈水扁为谋求一党之私、一己之利，不惜破坏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牺牲台湾同胞的根本利益，毫无收敛之意。9月15日，陈水扁在民进党举行的游行集会上，继续大肆煽动“入联公投”、“申请入联”，再次鼓噪“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的谎言。

　　这是第一段话，国台办在这一段谈到了3个问题：

▲ 第一，两岸和国际社会反对陈水扁的“入联公投”。

▲ 第二，陈水扁没有住手。

▲ 第三，陈水扁继续鼓吹台独。通过这3个问题，国台办要表明一个意思：两岸关系紧张的局势没有得到改善，制造两岸关系紧张的源头是陈水扁。

　　国台办发言人说：这次游行集会的情况表明，陈水扁当局鼓吹的“入联公投”、“申请入联”，没有得到广大台湾同胞的普遍响应，但是，“入联公投”的事态仍在发展，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做好了应对严重状况的必要准备。

　　这一段话是最值得圈点的。“做好了应对严重状况的必要准备”究竟是何意？我们猜测如下：

　　▲ 一，大陆眼中的陈水扁言行有可能大幅跨越红线，直接催生实际台独，大陆再也无法忍耐，不得不启动《反分裂国家法》。这是很有可能的一种终级对策。但是，最根本的需要界定何为“严重状况”。如果说必要准备，这一点肯定不会不准备。

　　▲ 二，目前大陆更多的是与美国通气，希望合作遏制陈水扁的急独措施，维护两岸的稳定。但是，大陆不可能只依赖美国，如果美国也无能为力，状况当然严重，大陆必然直接动手解决问题，这样的准备不可能不做好的。

　　▲ 三，如果陈水扁继续不收敛，如何利用联合国的力量来遏制台独的挑衅，必然也是大陆的一手准备。陈水扁玩的是联合国，大陆一定会在联合国把台独势力圈缩得更小、更无影响，甚至可能会做出极为大的动作来，当大陆视状况为严重的时候，不会有任何妥协的。

　　美国“尼尔森报导”指出，中国大陆对美国处理陈水扁的台湾入联公投的手法，到目前为止“非常满意”。“尼尔森报导”说，这似乎意味中国大陆向美国保证不会在联合国处理这个问题。但“尼尔森报导”同时也指出，如果陈水扁再发表什么言论，情况可能又会改变。

　　现在看来，中国大陆“保证不会在联合国处理这个问题”的判断落得太早。

早在9月12日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时，发言人李维一会上严厉斥责陈水扁说，如果不计国际社会的谴责，一意孤行，铤而走险，必须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今次的发言人没有表明是谁，但是属于进一步强调危险性的范畴。

　　我们注意到，“胡布会”之后，美国采取了遏制陈水扁“入联公投”的大动作，美国国务院主管两岸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柯庆生发表长篇说话批扁、批 “入联公投”。柯庆生说，美国的底线是关切这个公投不利美台利益，且可能伤害很大，而“任何加入联合国的公投”都将对台湾的国际地位现状毫无实质帮助，因此美国必须强烈反对公投这样的倡议。

　　美国政府方面的态度坚决、明确，力度很大。但是，陈水扁继续抵抗的可能也在我们的猜测之中。美国究竟有多大的决心采取更有力、更有效的措施，不得而知。

　　故而，我们猜测，国台办发言人的讲话，也具有进一步提醒美国政府认识陈水扁根本无动于衷、继续制造事端的事实。

　　国台办发言人强调指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事实。为了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我们做出了不懈努力。但是，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制止分裂活动的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绝不动摇、绝不妥协、绝不含糊，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把台湾从祖国分割出去。　

　　在这一段，连用四个“绝不”，绝对不是仅仅为了加强语气这么简单，其中有四个层次的意思：一，原则决不动摇。二，方式绝不妥协。三，态度绝不含糊。四，目的是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把台湾从祖国分割出去。也就是说，在反台独、捍卫一中方面，大陆绝不允许讨价还价。

　　早前的“胡布会”有一项结论：台湾当局如果无视各方警告，肆无忌惮，推动入联公投，搞分裂活动，美中两国元首都认为，应发出更严厉的警告。所以，今次国台办发言人的警告，是严厉的，但还不是最严厉的。且看事态如何发展！ ▲


北京做好必要准备、不给台独一丝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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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09-17：国台办发言人说，北京已“做好了应对严重状况的必要准备”。

　　中评社香港9月17日电／九月十五日台湾民进党组织了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的公投游行。这场闹剧早在一个多月前就被陈水扁之流大肆张扬，然而参加者远不及他们事前吹嘘的“百万之众”。香港《大公报》今日刊发社评称，“台独”气焰虽盛，但终究得不到绝大多数台湾人民的认同，陈水扁之流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疯狂推销的“入联公投”已在岛内外连连碰壁，其势必不能久矣。

　　社评说，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正被弊案丑闻缠身的陈水扁当局就加快了“台独”步伐。他们首先废掉了“四不一没有”中的“没有”，紧接着陈水扁就明目张胆地将“四不”改为“四要”，即“台湾要独立，台湾要正名，台湾要新宪，台湾要发展”。陈水扁公然宣称：“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的国家，追求台湾独立是长久以来的目标”。为达此目的，陈水扁之流还加剧鼓吹台湾“正名”，声称“台湾是母亲的名字，是最美丽、最有力的名字，也是参加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最好的名字”。与此同时，陈水扁当局还把“制定一部合时宜的台湾新宪法”提到日程。台湾民进党为此抓紧炮制和通过了所谓“正常国家决议文草案”，鼓吹要“彻底切断和中国的一切联系”，鼓吹“国家应正名为台湾”。执政民进党力图以这份文案作为“台湾制定新宪法”的蓝本。

　　社评又说，台湾民进党和陈水扁当局做好了这一系例铺垫之后，所谓“入联公投”就大锣大鼓地粉墨登场了。为了制造某种“悲情”效果和耸动国际视听，陈水扁当局一次又一次地给联合国写信，申言要“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这种非法行径当然行不通，被联合国有关方面一再驳回。陈水扁之流便借机大做 “悲情”文章，煽起公投狂潮。

　　社评表示，陈水扁之流“入联公投”的吵闹及种种所为，不仅严重冲撞了国家“反台独”、“反分裂”的红线，而且给美国带来麻烦，对“美台关系和政策”造成冲击。美国政府多次表明反对“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和一切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加入的国际组织”，并指责台湾当局的“入联公投”是“改变台海现状” 的严重步骤，为美国所不能接受。但陈水扁之流已“独”毒入脑，“入联公投”至今全无剎车迹象。他们是要一条道走到底、走到黑了！

　　社评指出，面对陈水扁当局“入联公投”，北京展示了坚决反对的严正立场。“九一五游行”之后，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表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制止分裂活动的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绝不动摇，绝不妥协，绝不含糊，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把台湾从祖国分割出去”。国台办发言人还说，北京已“做好了应对严重状况的必要准备”。

　　社评强调，这一“四绝”态度，表明了北京在反台独、反分裂、反“入联公投”问题上的严正立场，绝不让“台独”势力有一丝幻想，一丝侥幸。有了这样的态度和立场，北京的“必要准备”方显雷霆万钧之力！ ▲


毛泽东一生的三不摸：不摸枪、不摸钱、不摸马克思原著
http://www.topyl.com/contenthistory.php?fid=PGLT&id=2530535

http://www.topyl.com 悠悠网： 不是伟人绝做不到毛泽东一生的三不摸毛泽东一生雄才大略、豪气云干，说出的话也往往让世人惊叹和慨叹。比如他老人家回忆往事的时候曾说过：我这人一辈子从不摸枪。这句话如何了得，就好比诸葛孔明站在城头看千军万马的围城却抚琴演唱空城计。诸葛孔明只能一时一计，毛泽东却是一生的智谋运用。一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坚定信念者、具体实践者却从不摸枪，这在全世界绝无仅有仅此一人，这就是毛泽东的奇伟之处了。这一点，如果历史要认真写一写，我相信可以起点从人格写到人性再写到人瑞，其中的奥妙足以剖析一个伟人的内心世界。

★ 不摸枪、讨厌枪、鄙视枪

我很少看到毛泽东以前穿军装的照片，倒是文革时期爱穿一身草绿色简易军服，在天安门城楼一挥手，那城楼下面齐刷刷的军人和民兵每人手里攥着一杆崭亮的半自动步枪昂首挺胸通过这世界上最大的广场——呵呵，想起那句名言：小米加步枪。毛泽东用小米加步枪整垮了老蒋头，修理了小日本和大美帝，那个才叫爽！毛泽东还用摸枪吗？挥一挥手就可以了，统帅何须言军马？胸中自有百万兵！毛泽东后来不愿意当大元帅，这也是他老人家一种至高的情怀和品格。斯大林大元帅、艾森豪威尔五星上将，无一不被军事领域的盛名所累，使其政治业绩平淡无奇。毛泽东的政治业绩有正负两方面，但都是惊人的遗产，建党建军建国不须说，这都是开创历史的，就以文革来说，从中都可以觅见积极的意义出来，舞刀弄枪的竟是忠诚于一个信仰的两大派性组织，这恐怕在全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的。基督教三大派别忠于上帝，这也算一个信仰，虽互相攻讦却从没有动过枪，只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十字军东征之战中才轰隆隆枪炮齐鸣。因此，枪这玩意儿实在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公正、邪恶、忠诚、阴谋、正义、恐怖诸多抽象符号，均可用一颗子弹射击实质和解决根本。

毛泽东不摸枪，是他讨厌枪、鄙视枪，虽然枪是他的至理名言，虽然枪是他的朋友，但他像子弹那样洞穿了枪的本质。只此一例，足可察见伟人的智慧。

★ 我这人一生从不摸钱

毛泽东在另一场合又说过：我这人一生从不摸钱！何等气势何等豪迈，不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人是绝对做不到的。原始社会人不摸钱，那是他们不知钱为何物，现代土著人不摸钱，那是他们有一个自己的生存空间。领袖不摸钱那是必然的，谁见过美国总统、英国首相摸过钱？可是毛泽东是真的不摸钱，据说他的选集、诗集、语录的稿费有一个多亿人民币，生前他硬是没摸过一次。当然，可能清理过，清理的目的是为了赞助困难友人和支助求援者。不摸钱，但肯定打点过国库，算过国家的财政，算过百姓的收入。我的理解是，毛泽东夸张地说他不摸钱，可能源于他与生俱来鄙视金钱铜臭的天性，你看那一阵谁敢贪污国家一个子儿，嘣的一声，枪声响人头落地——谁叫你乱摸钱？

不摸钱可以开支票，毛泽东用自己的稿费拿出十万元送给章士钊先生，还拿出十万元送给程思远先生，帮他们解决了眼前的困境；还曾拿出过两百元寄给李庆霖，聊补无米之炊。尽管这人后来成为江青的一杆枪，但他没成枪之前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从毛泽东寄钱的初衷可以看出老人家确实流露出他善良人性最光辉的一面。不要以为十万元和两百元有多大差距，也许人民币币值改革前，十万元只相当于几百元呢。不管怎么说，能给老百姓寄钱的领袖不多见，这可以反衬不摸钱这句话，在当时那个困难时代表现的是毛泽东内心历程的痛苦和对体制矛盾现象的深刻追问。

毛泽东的大智大勇是以不摸枪来体现，而大彻大悟却是以不摸钱来体现。毛泽东是一个哲人，他以极为通俗和变易的句子表达他的思想和境界，这，又是普通凡人难以领会的，常常以为他说话口气大、不现实，其实不然，领略毛泽东的一些话不独应以诗人的角度去回味，还要以哲人的隐喻去索解，毕竟他是想领导一个哲学的中国。

★ 还有不摸马克思原著的习惯

除开不摸枪和不摸钱之外，我发现毛泽东还有不摸马克思原著的习惯。我通读了《毛泽东选集》五卷（后一卷算作废吧，也有四卷），《毛泽东文集》八卷，以及他的外交文选、军事文选等著作，基本上没有一句马克思的话是原话，都是转引自他人的翻译。这和毛泽东不谙外语有关，这不必苛求。毛泽东的文章都是大白话，通俗易懂，没有高深莫测的理论，没有故弄玄虚的文法，这是毛文的特点。最主要的是，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从不教条的照搬马克思主义中不适合中国国情的那些教义。我所说的毛泽东不摸马克思原著，是指他不摸本本的意思。因为死抠原著，恐怕中国的马克思理论研究会彻底走入死胡同，看看苏联时期斯大林的照搬马克思原著的结果吧，看看他们那帮自诩为正统马克思理论家们捣鼓的理论吧，最后结局却是苏联解体不说，连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也被易帜。有人说这要怪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其实不然，依我看，隐患就是来自于斯大林以及后来的赫鲁晓夫们的死抠马克思原著所致。苏联是一个农业大国，那种强行实行集体农庄制，强行实现现代工业化，再加不计后果的军备竞赛，其最后的恶果世人皆知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欧洲有位社会学家说毛泽东不读马列原著，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修正主义者。我们以前听说的最大修正主义，指的是苏修，完全不知国外居然把我们的领袖称为修正主义者。现在看来，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好得很而不是糟得很。不教条，就修正，不本本，就实际。幸亏毛泽东是一个科学的社会主义者，幸亏毛泽东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否则，成天泡在马列原著中寻找微言大义，那中国的道路还真不知何去何从。▲


7 5 0 1 工程：毛泽东的瓷器
http://www.topyl.com/contenthistory.php?fid=PGLT&id=2466440

http://www.topyl.com 悠悠网： 著名文物商毛晓沪在新出版的《收藏家》杂志撰文《中南海用瓷没有留下遗憾》详细介绍了主席用瓷与7 5 0 1 工程。1 9 7 4 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行了八年之久，全社会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此时，江西、山东、湖南等地的政府（省革委会）接到中央派人传达的上级指令，要为毛泽东设计、制作一套生活用瓷。并明确提出，它必须能代表当代中国制瓷工艺的最高水平，且超越前代。简称“主席用瓷”或“中南海用瓷”。各地都以最快的速度拿出设计方案和样品送往北京选定。驻地在景德镇的“轻工业部陶瓷工业科学研究所”提交的样品，是以明朝正德官窑器的器形为基本造型蓝本，采用半薄胎高白釉新工艺。瓷器通体晶莹剔透洁白如玉，在白色釉面上饰以粉红色桃花并有绿叶相衬，此图案又称“水点桃花”。

    通过对各地多种设计方案的比较选择，轻工业部陶瓷工业科学研究所提交的设计样品一举夺魁。后又采纳有关专家和领导的建议，对原设计进行了三项重大修改：

    ▲ 第一，由于传统的釉上彩绘原料中，含有对人体有害的铅成分，为确保主席的身体健康，改用釉下彩生产工艺。

    ▲ 第二，由于毛泽东政务繁忙，饮食无定时，为便于其饭菜的保温和保洁，所有的食用容器，包括碗、盘等都要加配盖子。

    ▲ 第三，将“水点桃花”的图案改为毛泽东喜爱的梅花图案，在粉红色的折枝梅花旁点缀着几片青翠的竹叶以衬托花朵的艳丽。此方案确定后，又经当时的“中央文革”审阅，最后报主席批准。1 9 7 5 年初，中央正式下达了有关生产文件，并起名代号 “7 5 0 1 工程”。

“7 5 0 1 工程”生产文件正式下达后，江西省公安厅随即组成专门工作组，由厅长带队亲赴景德镇监督此项工程的实施。当时的陶研所集中了一批景德镇最优秀的陶瓷技术人才，从中选出4 0 余名技术过硬、政治进步、出身无问题的设计、制作和生产人员，其中包括现已7 0 多岁的国家级陶瓷工艺美术大师王锡良，高级工程师徐亚凤、刘平和彭召贤等人。

    据参加者讲，当时对此项工程的组织和管理极其严密。参与工程的全体人员都经过严格政审。窑场四周设立岗哨，未经工程指挥部批准者，一律不得入内。从选料到成型，从配釉到彩绘，直至烧结、包装等大部分工序都是靠手工完成，并有公安人员在一旁监视，以确保产品安全。制作前，首先要从数十吨上好的原料中，人工手选出两吨精选料。

经过制作者们近一年的努力，终于在1 9 7 5 年底前烧制出千余件“7 5 0 1 ”瓷器。然后从中挑选出两套，每套1 3 8 件。据说每套包括：9 —1 5 厘米盖碗 4 8 件；1 5 —3 0 厘米盖盘（又称和合器）4 0 件； 1 号和2 号茶杯各1 0 件；调羹1 0 只；布碟1 0 只；醋壶、酱油壶、胡椒筒、牙签筒、香烟筒、烟灰缸、饭锅、品锅、大汤勺、茶叶罐各一件，然后派专人护送进中南海。余下的产品按上级有关部门的指令要全部就地销毁，不得保留。但是这一指令并未被严格执行。陶研所当时只销毁了一小部分瓷器，其中大部分是碗盖。此后又拿出一部分陈列在该所贵宾室的珍品柜中，其它均封存入库。

 　　光阴似箭，转眼文化大革命的狂热已成为历史，国内的政治与社会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 9 8 2 年，春节前夕，研究所将封存的部分“7 5 0 1 ”连同其它库存产品一起分发给了本所职工，其中也包括试验时留下的釉上彩“水点桃花”。据说，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当时在分“7 5 0 1 ”时，只分了碗、盘、杯、勺等小件物品，像饭锅、品锅等大件产品和碗盖等均未分。

1 9 8 6 年国内就有一位陶瓷家开始注意到“主席用瓷”的特殊意义，并托友人在“陶研所”的职工中收购“7 5 0 1 ”。在最初两年里，他所收的产品中大部分是釉上彩试验品“水点桃花”，只有少部分为釉下彩 “7 5 0 1 ”产品中的碗和盘，但均无盖子。

    直到1 9 8 9 年，中国工艺美术馆（今百盛购物中心）落成时，国家轻工业部在此举办了一次全国工艺美术品展览。“ 陶研所”开发部主任黄万凯先生带队来京参展，并带来一批所藏“7 5 0 1 ”珍品，大约有近百件，所有的碗、盘、壶、合、锅等容器均配有盖子。这是当时除中南海藏品之外人们所能见到的最多最全的一套“7 5 0 1 ”，这位陶艺家不失时机地将其全部买下。至于目前“ 陶研所”所剩“7 5 0 1 ”藏品已经不多倒是事实。

    毛晓沪说，我认为“中南海用瓷”没有留下遗憾。作为中国现代陶瓷史上的一件大事，“7 5 0 1 工程” 在景德镇陶艺家们的齐心努力下已圆满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它所生产的产品完全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完整地保留在中南海内，毫发无损。任何私人的有关收藏都无法与之相比。至于当年生产出的多余产品流入社会、散落民间也是很正常的事。就散落于民间的“主席用瓷” 而言，也并非是国内无存，流入海外的只是少数。▲


台海问题正在决定中国前途
http://www.ddhw.com/readarticle.aspx?topic_id=1000&msg_id=47666

     文章提供 于 2007-9-16 文章作者: 杜平：台海两岸分治以来的主要争执，粗略地讲有三个焦点。▲最早是国共两党争夺全中国执政权的斗争，▲其后是两岸政治制度孰优孰劣之争，▲现在是分裂与反分裂之争，尽管制度之争还在持续。

　　从终止戡乱时期到民主化进程开启之初，台湾在政治制度、经济实力、社会进步以及生活方式上，较大陆都有明显的优势。特别是台湾首开民主选举之先河，引发了大陆人民的诸多遐想，更对北京的执政者构成了道义和政治的压力。也就在此时，人们开始津津乐道于“台湾经验”对整个中国的示范作用。

　　但是，最近六年以来，台湾政治演变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现象，使台湾模式的光环骤然黯淡。大陆人民对台湾的民主政治依然关注，但已逐渐失去了好感和尊重。欢迎浏览ddhw.cn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一是台湾的民主政治暴露出破坏性的内耗功能，从政者本身更没有表现出令人为之敬佩的素质；二是台湾的民主政治一直停滞在“程序民主”阶段，强势的利益集团能够不受约束地假借民主之名和手段，去追求自私自利的政治目标，包括“台独”。

　　★ 军事科技的提升呈现出加速度

　　在民主政治的掩护下推动“台独”，不仅使大陆人民对台湾的民主进程失去了认同的基础，对原本独具魅力的某些政治人物感到失望，更使他们对台湾政治试验工欢迎浏览ddhw.cn程的积极价值产生了怀疑。尽管如此，台湾对大陆的影响并没有消失，反而还在继续牵动着大陆的反应模式。简单地说，台湾政局的演变，直接影响着北京方面的全局战略思维，间接左右着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演变方向。毫不夸张地说，台海问题是决定中国现状的重要因素之一，并且还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的未来。

　　中国的发展现状和发展趋势受制于台海问题，这一点可以从无数事实中清楚看出，其中主要者有二，▲一是军事，▲二是政治。

　　在军事上，“台独意味着战争”，这是北京方面所划的最低底线。台海地区今天没有发生战争，将来也不一定真会发生，但只要“台独”目标没有放弃，追求“台独”的动作还在持续，那就意味着战争警报一直在作响，大陆必须做战争的准备。

　　为战争做准备，不只意味着大笔军费的投入，更意味着军事科技的跨跃式提升。二战之前以及之后的历史都已经充分证明，在准备战争的过程中，军事科技都会呈现出加速度的发展趋势。有些军用技术在战争中派上用场，但几乎所有技术都最终转为民用，甚至促使全球经济发生了重大变革，其中包括核能技术、太空科技和卫星通讯，等等。

　　中国为台海战争所做的军事准备，起点远远高于两岸军力对比，着眼点是预防和阻止美国直接介入台海冲突。因此，中国军事准备的目标，显然是要追赶、甚至超越世界上最先进的军事科技和装备。中国近年来在尖端科技领域取得的重大突破，特别是在宇宙飞船、“卫星杀手”和信息网络技术上的进展，在宏观上说是其长期追逐强国梦想的结果，但在微观上，这是对潜在的台海战争所作出的直接反应。

　　★ 政治管理模式具有战时色彩

　　表面上看，台湾问题对中国大陆政治的影响不如军事领域明显，但实际上，这种影响同样深刻。

　　撇开两岸统一的长期目标不谈，对中国所有当政者而言，防止台湾独立，维护台海现状，是最起码的目标。这个阶段性的历史使命，在政治日程上具有压倒一切的优势。这就意味着，台湾问题时刻处在中国最高执政者的视野之内，台湾局势的任何变化都会牵动北京最高决策层的战略思维和战略部署。

　　就目前而言，由于台湾岛内日益大胆、日益频繁的“台独”动作，北京当局始终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感，从而决定了中南海的治国模式依然带有浓厚的战时色彩。高度集中的决策过程，铺天盖地的政治动员，快速和大规模的资源调配，雷厉风行的贯彻手段，以及对某些特定目标不计代价的追求，这些都是战争时期留下来的决策和执行模式。欢迎浏览ddhw.cn

　　不仅如此，北京方面一直强调，台海两岸目前处在停战状态，因为中国内战在法理上还未结束。这就进一步表明，虽然“经济治国”的模式已经与世界接轨，但由于内战随时都有可能重新爆发，因此，政治管理的军队化、军队管理的政治化现象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还会延续下去。有人曾经呼吁中国军队应该“国家化”，这显然是因为没有看到治国模式的军队化现象。

　　对台海问题的强烈危机意识，使得中国大陆在开启政治民主化方面，始终缺乏信心和决心。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苏东剧变，已经使中国的政治管理者对激烈的政治变革深感疑虑。现在台海局势不能给人以长期的安全感和稳定感，“台独”引发战争的威胁似乎时时刻刻都迫在眉睫，使得中国开启政治改革的意愿和决心都不足够。

　　当然，台海问题对中国大陆战略思维和战略决策的影响，不只表现在军事领域和内部政治上。在周边安全的布局中，例如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以及在外交布局中，例如处理与欧美及周边国家关系的新思维，都能反映出北京对台湾问题的极度关注。笔者并不是说台海局势是影响中国大陆所有决策的唯一因素，而只是要表明台湾问题在中国政治日程中的重要地位。▲ 来源: 联合早报


三驾马车－－叶剑英、华国锋、汪东兴同盟
http://www.topyl.com/contenthistory.php?fid=PGLT&id=2436791

    http://www.topyl.com 悠悠网：--- 华国锋其实是毫无班底可言的，也惟其如此才让各方势力对他表示出足够的耐心和接纳。华国锋初接大位，也是非常谦虚的，要是格外留心一下华的发形就会发现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政治抛物线图。华在十一大之前的照片几乎都是平头，而后粉碎四人帮，声望日隆，平头也改成了背头（这点后来居然在政治局生活上成为一些人批华的话题，可见，政治斗争是没有手段可讲的）。从大家对华国锋的称呼上也可以读到，华国锋在毛泽东的指定下出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等于接替了周恩来生前的全部衣钵（除了周的全国政协主席一职），然而，即使在毛泽东死后的一段时间里，大家叫的最多的称呼也是“国锋同志”或者“华总理”。也就是说左右两派都把华看作是个并非领袖群伦的代理人，或者说牌位而已。

    出现这种情况也不是偶然的，中国共产党一直把苏联共产党的得失损益作为自己的参照物，这不惟中共和苏共都属于同一意识形态之下的产物，更主要的是苏共的历史上的某些镜头在后来我党的某些历史时期也有雷同的回应。例如，毛泽东死后和斯大林死后那种缺乏足够权威的局面有些相似。斯大林死后也出现了一时的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贝利亚的三驾马车尽管为时很短。而中国在一九七六九月九日之后的状态也是这样的，作为比较受到大家认同的权威邓小平下野，所以，只有权威而没有权力，不可能发挥主导作用，半个权威的叶剑英早在年初就被告知有病代之以陈锡联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作为文革的主力军王、张、江、姚也是不能号称权威的，所以，大家都是这么一个局面，谁也不能完全脱颖而出，相反则是互相掣肘，这也正是毛泽东希望看到的。不过，这种格局没有维持多久就被叶剑英、华国锋和汪东兴的三驾马车打烂了。

     华国锋虽然以前并不认识叶剑英，然而对于叶，华却并不陌生，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长沙和华国锋等高级干部谈话时那一句“叶剑英在这个关键时刻是有功劳的”让华记忆深刻，几年后，华国锋进京，毛泽东再度和华国锋谈及叶剑英，希望华国锋多和叶剑英接触，学习他的长处和优点。华国锋本人对叶剑英也很推重，在抓捕四人帮之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华国锋主动提议由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被叶剑英推辞了）。还有一点就是在四人帮围攻华国锋，特别是当有人报告毛泽东的尸体可能出现部分腐烂现象以致于全场大哗时，也是叶剑英力挺华国锋，叶剑英曾经严肃的指出：“批邓是大事，不过最大的事情，也是当前唯一重大的政治任务是如何紧密的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在短短的不足三十天的较量中，叶剑英基本是站在华国锋这一边的。而汪东兴出现后，这种联盟就更加巩固了。

    汪东兴在历史上和叶剑英并不渊源，而且，长沙一事大家还闹得颇不愉快，不过，因为汪东兴的特殊地位倒是让华国锋和他接触过多，汪东兴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第一次称呼华国锋为华主席的人，他表示“我要像过去忠于毛主席那样保卫华主席”，两个领袖的画像并列也是汪东兴的提议，当然这也是得到叶剑英、李先念首肯的。而作为叶剑英与汪东兴之间的串联人王震这时就显得举足轻重了。

    有一点必须给予交待的是，汪东兴并没有因为庐山会议上设立国家主席的发言而失宠，相反在毛泽东后期的政治舞台上，汪东兴本人继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例子就是身为国务院副总理曾经作为汪东兴的上级的王震在七十年代中期开始被毛泽东点名去协助汪东兴管理中央警卫工作，作为汪东兴的副手出现。而在编辑整理叶帅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交往实录时，有很多资料显示，最早提议汪东兴加入进来的就是王震。王震主张必须联合汪东兴才能办成一些事，他没有明说这些事是什么？

    九一三事件后，王震的主要任务就是“串门子”，实际就是沟通和联络，叶剑英问及汪东兴的情况时，王震很有把握，他说：“汪东兴这个人我是了解的，他以前做过我的下级，我在延安做卫戍司令时，他是我的部下，很熟悉，现在我和他一起工作，我了解他，他是忠于毛主席路线的人。”就这样，汪东兴和叶剑英之间的热线联络开始了。

    江青向汪东兴索要毛泽东手稿时，汪有些顶不住，叶就给他打气说：“毛主席在世，你保卫他的安全，现在老人家逝世了，他的文件档案你也要保管好，像保卫毛主席安全那样，有什么问题华总理和我给你撑腰。”特别是后来华国锋部署工作以后，汪东兴和叶剑英接触更为密切，叶剑英搬到西山九号居住，王洪文问汪东兴：“凭什么总理的房子给老右（指的是叶剑英）住了？”汪东兴回答这是周恩来生前的安排。以后，汪东兴多次去叶剑英那里，汪东兴就此和叶有了比较深的了解，他在一九八四年五月－－六月之间曾经说过：“叶帅这个人很严谨很细致很周到，他说的保密工作对我们后来的行动很有帮助，我很敬仰他。”也是这时，叶剑英和汪对过去的一些事做了总结和回顾，算是暂时放弃了前嫌。通过汪东兴的渠道和帮忙，叶剑英得以从容在西山会见了邓颖超、陈云、粟裕、宋时轮、杨成武、吴忠、傅崇碧、吴烈、张廷发等人。

    我在总行工作时，陈元副行长（陈云长子）曾经亲口讲述了他听陈云给讲过的一段往事，他说： “父亲去西山见叶帅，叶帅和他说了这个事（指的是叶剑英等人准备动手抓捕四人帮），父亲说这种斗争不可避免的，也只有这么做了。后来，叶帅接见粟裕和宋时轮，粟裕当时是军科院的政委，宋时轮是院长，粟裕说，我们连担架和草鞋都准备好了。就这么一句话，那时候说话前都要把水龙头打开，或者打开收音机，所以话不能很长。叶帅就回答：我们做最坏的打算，但是抱最好的希望。”

    等到这些事情安排比较妥当时，叶剑英找到华国锋请他站出来，并且说：“只要你站出来我们就都有办法了。”华国锋问谁支持他站出来，叶就给他讲了一些人，华表示：“有你和军队撑腰就好办。”这说明当时军队方面的主要领导人都已经做了表态，李德生见叶剑英时，叶剑英问李德生：“现在你看是抓革命还是抓组织？” 李德生回答说还是抓组织，叶剑英点点头。此后李德生解释说其实抓组织就是抓干部，言外之意就是和那几个人斗。为了确保万一，叶剑英亲自给空军副司令员吴富善打电话说：“提高警惕、服从命令。”一共八个字。叶剑英找到韩先楚、吴克华、杨得志等人谈话之后对华国锋说：“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不能有幻想。”华国锋在后来的庆功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叶副主席对四人帮的斗争意志十分坚决，他对我说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还有一个额外的情报让叶、华、汪的三驾马车更加紧密的行动起来。▲


以色列强大的秘密就是怀疑和辩论
http://www.ddhw.com/readarticle.aspx?topic_id=1000&msg_id=47697

  文章提供 于 2007-9-16  文章作者: 王冲   
    
　　说以色列强大应该没有多少人反对。

　　打开世界地图，如果不细心察看你很难找到以色列的所在。这个人口700万、实际控制2.5万平方公里土地（比北京市略大）的国家，半个多世纪以来面对10倍于己的敌人，历经5次中东战争而不倒，堪称奇迹。

　　军事的强大只是以色列的一个侧面。这个资源匮乏的国度，人均GDP超过了2．5万美元，低于主要发达国家，处世界第28位。但别忘了，中东多年的不平静打击了它的旅游业，为了应对战争，它不得不把至少10％的GDP投入到军队，考虑到这些因素，这个成绩不简单。

　　对于以色列的成就，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均有大篇幅的巨著。比如说，军事方面的强大离不开美国的支持，这个以色列人自己也承认；再比如说，以色列在教育上的投入使其人民素质高，每1万以色列人当中，就有140名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要比美国的80人和日本的75人还多。

　　人口的高素质得益于教育，和民族传统也息息相关。以色列是犹太人在散居世界各地2000多年后建立起的国家。社会科学的大师马克思、自然科学的泰斗爱因斯坦，以及心理学的鼻祖弗洛伊德等大名鼎鼎的人士，都是犹太人。有个令人咋舌的统计数据：从1901年诺贝尔奖首次颁奖到2001年的100年间，在总共 680名获奖者中，犹太人或具有犹太血统者共有138人，占了五分之一；而犹太人占全世界人口的比例，不过是五百分之一。

　　超级大国的援助加上国民的高素质，构成了以色列在强敌环伺的中东立足的重要原因。但这不是全部，这个弱小民族强大的背后一定有着一个“超级秘密”。多年苦思不解，我在碰到阿摩司•奥兹后才恍然大悟，原来秘密是如此简单。

　　阿摩司•奥兹，当今以色列文坛的最杰出作家，也是最富有国际影响的希伯来语作家，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希伯来文学系终身教授。迄今已发表了12部长篇小说，多部中短篇小说集，杂文、随笔集和儿童文学作品。他的作品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曾获多种文学奖，包括法国“费米娜奖”、德国“歌德文化奖”、“以色列国家文学奖”、西语世界最有影响的“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以及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等。

　　觥筹交错间，奥兹先生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两个故事。

　　▲ 奥兹除了写小说，还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组织了著名的“现在和平”运动，主张巴以和平，并时常在报纸上发表自己的见解，提出反对政府决策的主张。不久前，他收到总理府的来电，说总理读了他的文章，邀请他一起喝咖啡，交流意见。“我去了，和奥尔默特总理喝咖啡，聊了一个半小时，结果呢，我们谁也没有说服谁。”

　　▲ 第二个故事是他打车的经历。一上车，出租车司机就认出了这位经常上电视发表见解的学者，对他说：“我读过你的书，但是我不同意你的观点。”然后，这位司机先生滔滔不绝地陈述自己的观点，奥兹先生只有听的份儿。

　　学者见总理，激辩一番扬长而去；出租车司机见到学者，不是崇拜，而是亮出自己的观点。从司机、学者到总理，以平等的态度讨论、交流，这就是发生在以色列的真实故事。用奥兹先生自己的话说就是：“我来告诉你吧，以色列强大的秘密就是怀疑和辩论。”

　　以色列俗话说“两个犹太人有三个脑袋”。在这个国家，每个人都在思考，个体之间的观点强烈碰撞，于是整个社会在不断修正中平稳地前行。借助发达的媒体，各种思想、见解都可以传播。正因为如此，当以色列总理实在是难，每个人都可以侃侃而谈，认为自己比总理更聪明，自己的主意比总理的想法更高明；正因为如此，才有面对和平进程的进一步、退两步。

　　怀疑和辩论有时候意味着内耗，极端的例子就是拉宾总理的遇刺。对此，奥兹先生认为这是必要的代价。有了这些痛苦的内耗，未来的路才更平稳。▲ 来源: 中国青年报


最美城市不宜居、城市是为谁准备的？
http://www.singtaonet.com/cul_review/200709/t20070914_618758.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ingtaonet.com： 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9月10日刚在香港公布了“最美丽城市”的前十名排序，分别是：北京、香港、深圳、上海、杭州、重庆、西安、昆明、青岛、澳门。9月11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城市论坛又发布了《中国城市品牌报告》及2007中国城市品牌价值排行榜，说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越来越不“宜居”。

　　某个城市时候“宜居”在中国近年来的讨论越来越热烈。“最美丽城市”不“宜居”就是在这种环境中出现的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虽然有矛盾，却是个很容易想通的问题。因为很多城市在规划的时候，考虑的更多的是建筑的外观是否壮观，是否标新立异，而很少考虑市民的切实需要。

　　比如很多省会城市，为什么不为市民着想，多建一些公共厕所呢？说来说去，恐怕主要原因还在于城市规划建设失误和落后，很多时候只考虑到商业利益，把市民出行服务等因素忽略掉，没有体现以人为本，缺乏人性化。

　　不过，现实却是，只有宜居的城市才真正美丽，人性化才是城市真正的根。一个城市的发展，实际伤就是人类不断改造城市，使之更加适宜于自身生存发展的结果。如果一个城市不能满足人们的生存发展需求，通常只有两种结果：一种是改造城市，使其人性化，；另一种情况就是城市自身逐步走向衰落。

　　现代城市的弊病中包括了只注意通过营造和完善市场来吸纳经济要素，促进经济要素聚合与辐射，从而推动城市自身发展；不重视城市与人的亲和。一些人认为，经济要素在一个城市被吸纳的程度越高，流量越大，流动越频繁，这个城市就越有活力，城市的发展就越快，城市的竞争力就越强。形成这种竞争力的经济要素背后，其实就包含着这些要素的所有者、经济活动的主体人的价值取向，包含着对其需求的满足度，即不断实现和推动着城市的“人性化”。

    经济发展的确是人类需求的重要部分，没有经济的发展不但不会有现代城市，甚至不会有人类文明进步。但是，必须明白，现代人绝不仅仅有经济上的需求，还有对生命质量和生活方式的高标准的追求，有对自然生命尊重和关怀的愿望。

    实际上，仅有经济膨胀的城市不可能是现代意义的城市！这样的城市也满足不了现代人的需求！人们对现代城市的期望，绝不会囿于经济功能，人们不会把仅仅能在那里赚一把钱、赌博一次而不能久留的城市当作心中理想的城市。（文/星岛环球网 孙晓华）▲


最新解密：是谁干掉了林彪“256”专机？(7)
http://military.china.com/zh_cn/history2/03/11027561/20070730/14248300_4.html

 七、256的最终下场
    
    闯入蒙古境内的256就像是一头水牛在黑夜跑进了迷布地雷的雷区，其命运可想而知。
    
     以中国俗语来讲，可以说是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在中国境内，林立果凭着对中国防空力量的了解，以及中国防空力量的不足，可以安然无事。然而进入蒙古后，一来对驻蒙苏军的军情难以掌握，二来苏军的军事装备要远超中国，加上苏军对于“误入”领空的不明飞机的一贯做法，256就在劫难逃了。果然，当其在蒙古境内飞行了半个多小时，来到距中国边境414号界桩400公里左右的温都尔汗东北上空时，256被至今未明的外来力量所击中，机身起火燃烧，虽然潘景寅竭力挽救，然而256已是失去控制，无法安全迫降，最终坠毁在寂凉的漠北黄沙之中。
    
    中国《环球时报》驻蒙记者在1997年10月16日采访了913坠机现场的目击者，做了如下描述：
    
     “我们来到拉哈玛家已是下午6 时多。拉哈玛大娘的蒙古包前有2 0 多头牛，家里摆设特别简单，看来大娘家并不富裕。她今年6 7 岁，中等身材，穿着一身灰色蒙古袍，头上围红色头巾，右眼不好。她的老伴已去世了。提起‘九一三事件’她摇摇头说：‘那是可怕的夜晚。’
    
     拉哈玛大娘回忆说，1 9 7 1 年9 月1 3 日凌晨2 时，一阵‘嗡嗡’的声音把她惊醒。她急忙穿好衣服，出门一看，发现这难听的声音是空中传来的，这时羊群惊散，马嘶狗叫。她仔细一看，从西南向北飞过来一架冒着大火的飞机，飞得相当低。在巴图脑尔布苏木上空，绕图门山转一圈后顺着扎森山谷向西南方向飞行，声音越来越大。大概不到2 0 分钟在苏布尔古盆地坠毁。当时没听到大的爆炸声，现场大火连天，第二天出事地方人少，当地老百姓保护了现场。在飞机坠毁地方，一片废墟，还冒着青烟。机上 9 人全部死了。其中一具女尸，还有一个高大的‘欧洲人’尸体。人们在9 名死者身上盖上白布，乌鸦、老鹰一直在上空盘旋。第三天，飞机坠毁的地方来了不少苏联军人，不让人们靠近。最后大娘说：‘死者埋葬时坟旁立起‘无名墓碑 ’，离这里不远，你们是否去看了？’’”
    
    从拉哈玛的叙述中，可以看出，256坠毁时已经是起火燃烧。其实，256在空中着火燃烧这一情形，早在1994年1月31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社记者彼特•汉南和苏珊•劳伦斯（ Peter Hannam; Susan V. Lawrence）的文章《解开中国之谜》（Solving a Chinese Puzzle）中就已经有所披露。彼特•汉南和苏珊•劳伦斯在1993年亲赴蒙古和俄罗斯，行程上万公里，历尽波折，采访了256飞机坠毁的目击者和苏蒙双方的经手官员，刺探出很多不为人知的内幕，写出了《解开中国之谜》一文。其中记载目击者对256坠机过程是如此描述的：
    
     “林彪的末日在遥远的漠北结束。1971年9月13日凌晨约2：30分，多佳亚莞-敦吉达玛（Dugarjavyn Dunjidmaa）正在看管贝赫尔萤石矿的废弃爆炸物，此时空中传来涡轮发动机的轰鸣。敦吉达玛现在住在贝赫尔的一座蒙古包里，她回忆说，‘很快，我看到一架飞机，机后拖着火苗向下坠落。从我所在的地方可以跟随飞机一直看到它坠毁在地面上。（大约9英里以外）’这就是英国造的三叉戟1E的最后旅程，机翼上带有中国航空的256编号。”
    
    不同的目击者，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时间，不同的记者采访，然而对于256在空中就已经起火燃烧的描述却是如此惊人的一致，因此这个说法要远比李文普一人说的那句“飞到伊尔库茨克要多久？”的证言具有高得多的可信度。可是不知何故，很多人对李文普的话深信不疑，而对同913本无利害关系，因而最易说实话的多名蒙古目击者的描述却是千方百计地要予以否认，真不知道是何用心。
    
    在康庭梓的文章中没有提到《解开中国之谜》，但是对于拉哈玛大娘的说法，则说是她把飞机的着陆灯看成了大火！
    
     首先要注意的是，在这里使用“大娘”这个词很易使人产生误觉，以为拉哈玛是年老眼花，见识不广，从而很容易把灯光看成火光。在康文的插图中，也把拉哈玛画成一个头发苍白的老年妇女形象。然而要提醒大家的是，在1971年，拉哈玛不过是一个41岁的中年妇女，正值壮年，眼力和见识不会差到那种分不清灯光和火光的地步。
    
    三叉戟的着陆灯在飞行中是折叠在机翼内部的。笔者从熟悉三叉戟结构的朋友那里了解到，这个着陆灯倒是可以在起落架没放下的时候就打开，只是飞行速度不能超过400公里，不然会损害灯具。这种着陆灯是采用聚光灯效果的，其下射角度大约在8-9度左右，而且只是向前方照射，照射面积有限。人们都有在夜间被汽车大灯照射过的经历，在汽车正前方会觉得灯光刺眼无比，可只要角度偏一些，在汽车旁边，灯光强度就会立刻减弱，就不用提在汽车后面，根本就看不到车灯了。汽车大灯还考虑到驾驶员在夜间要分辨近在眼前的路边标志，因此特意加了部分散光效果，使灯光能够照到路边的交通标志。而在飞机上就无此必要了，全部灯光都可以集中到照射飞机前方的着陆区域。因此只有当拉哈玛在飞机前面的一定范围内，才能看到那刺眼的灯光，而当在飞机侧面和后面时，就不会看到着陆灯的“火光”了。256不是直升机，不可能长时间停在一个部位，也就是说，即使拉哈玛看到着陆灯光，也只能是在很短的时间里。这种一闪即过的灯光竟会被一位正常的中年妇女看做是长时间燃烧的火焰，康庭梓的想象力真够丰富的。
    
    《解开中国之谜》中的描述更加证明那火光不可能是灯光产生的错觉。目击者目随“机后拖着火苗”的256直到9英里之外，那“火苗”肯定不会是256把着陆灯转向后方，特意照射目击者的吧。康庭梓故意回避了彼特•汉南和苏珊•劳伦斯这篇文章中的有关段落，也是有所苦衷的吧。
    
    曾看到有人以 256坠落的第一落点没有发现有燃烧痕迹来作为否认256在空中就起火的证据。其实这一点很容易理解。根据飞行常识，在一定范围内，飞机的仰角（也叫迎角 AOA）越高，失速的临界速度就越低。通俗点讲，就是说，在一定的范围内，飞机的仰角越大，就可以飞得越慢，而不至于掉下来。因此，人们看到飞机着陆时都是“昂着头”减速。康文认为256当时是以7-8度的仰角在作迫降。在这个仰角情况下，256尾部的三个发动机以与机身平行方向向后喷出的高温燃气倾斜向下，可以直接到达地面，而在机身上部的燃烧火焰是向上的，比较难以到达地面。如果连高温燃气都没有留下燃烧痕迹，机身上部的火焰又怎么可能在地面留下痕迹呢？
    
    康文否定“击落”说的另一个论据，就是说被导弹击中的飞机应该在空中爆炸。这一点就不用多说了。看看上面所举的 1978年苏联击落韩航902巴黎经北极航线飞往汉城的客机一例就可以清楚了。苏联导弹打断了波音707的机翼，击穿了机身，打死了机内的乘客。而飞机却又飞了一个多小时，并且迫降成功。这是因为导弹大多都有近炸引信，虽然导弹没有直接击中飞机，但在接近到目标一定距离时，也会爆炸，以战斗部的碎片来击毁目标。这时目标就不一定当场爆炸。普通人可能不清楚这一点，但作为一个飞行员，对于导弹击中时，飞机并不一定当场爆炸这种常识，应该是了解甚透的。可是中国的“优秀飞行员”（不优秀也进不了专机师，更开不了三叉戟）康庭梓却说：“从反面推论，如果是打下来的话，飞机应该在高空爆炸，其飞机碎片的撒落范围应该是圆形，而不应该是狭长的梯字形。” 这确实很难令人理解他为什么这么说。
    
    其实康庭梓的文章总是让人不放心，例如他在《党史博览》2004年第5期上新发表的《林彪座机残骸哪里去了》一文中写到：“重量为51吨的三叉戟256号飞机，被肢解后散落在如此大范围的草原上。”这实在是不应该犯的错误。256是三叉戟1E型，重量为43.3吨，重达51.2吨的三叉戟是三叉戟3B型。中国要到1975年8月，才进口了第一架3B型的三叉戟！作为笔者这么一个外行尚且知道这些差别，康庭梓作为三叉戟的驾驶员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就怎么也说不过去了吧。就是在康的《思考》那篇文章里，还提到我使馆人员在坠机现场看到了三叉戟的三台发动机：“在上面提到的那扇门的东南30米处，有一台外壳炸裂的发动机，这是3台发动机中出现的第一台。根据孙一先绘制的残骸分布图上看出，在接近480米处的西侧，出现了第二台发动机。在尾部东南方向25米的地方，是第三台发动机”，完全忘记了自己文章中就说过的，在我使馆人员到达现场之前，苏联人早已拆走了一台发动机的事实。可见康写文章太有些随心所欲了。
    
    至于那个引起广泛注意的右机翼根部圆洞，“击落”说和“油尽迫降”说都有不同的解释，甚至细化到洞口铝刺“外翻”还是“内翻”的争辩。可是在争论中，人们却不知不觉走入了盲人摸象的误区，忘记了要把256作为整机来分析的普通常识。256飞机翼展28.96米，机长34.98米，机高8.23米，不仅仅是一个右翼而已。256机身任何部位的损坏都有可能导致256的坠毁。256坠机后机身爆炸分裂，30多米长的机身变成无数碎片，四散飞落在数百米的现场上。在如此大的分散面积上，无论是机身、机翼还是发动机，如果在爆裂的接口处有什么“洞口”或者外来物造成的损坏，在短时间内是根本无法辨别的。只有把残骸搜集齐全，拼凑到一起，或许还能找出蛛丝马迹。仅仅否定右机翼上一个来历不明的圆洞是导弹造成的并不能排除256被击落的可能性。
    
    256坠毁现场。如此破碎的机身怎么判断其中有无导弹击中的痕迹呢？（且不论被苏联人窃走的那台发动机）
    
     据我驻蒙使馆人员孙一先的回忆，苏联人在我使馆人员到达现场之前，开着直升飞机，匆匆忙忙拆走了256的一台喷气发动机。一般通行的看法是苏联人急于窃取三叉戟喷气发动机的先进技术。可是，仔细分析一下，难道就不可能是为了隐瞒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如果苏联人确实击落了256，后来又在飞机的机翼上发现了“中国民航”的标志，就不免要想尽一切办法避免背上“击落民航客机”的罪名。所以在后来的谈判中指示蒙方一口咬定256是军用机。另外苏联人肯定还要想方设法消除留在现场的256被击落的痕迹。苏联人急忙把火的赶在中国使馆人员到现场之前拆除一台发动机，就有这方面的嫌疑。很可能那台发动机上留下了某种导弹或者炮弹造成的明显损坏。
    
    如果说是为了窃取技术，苏联人大可以从容地在中国人员勘查完现场再行动，何必那么猴急？为此不惜指使蒙古方面再三编出天气不好的谎言，阻挠中国使馆人员前往失事现场。可以说，这里面肯定是有什么原因使得苏方不想让中方看到这台发动机。因此，说发动机带有被击落的痕迹有很大的合理性。再有就是，苏联人对剩下的那两台发动机似乎毫无兴趣。如果第一台发动机是为模仿技术而“偷”走的，剩下的这两台虽说损坏严重，但是作为模仿技术参考还是有很大价值的。搞过技术模仿测绘的工程人员都知道，在拆卸一部先进机器时，很多部件拆开后，是无法复装还原的。而在测绘中，很多时候需要在拆卸后复原未拆卸前的情况。在无法复原时，要确切知道拆卸之前的情形，虽然可以采用事先照相的办法，但是最好的办法就是再有一台同样的整机作参考。1967年1月27日，美国执行阿波罗 AS－204 任务的 012号指令舱在发射塔试验中失火，三名宇航员被烧死。为了查清事故原因，要把012号指令舱拆为部件进行分析。尽管作事故调查的美国工程师手头有012 号的详细图纸，然而为了有一参照物，在1967年2月1日，把正在用于训练宇航员的014号飞船指令舱调到事故调查中心来与拆卸012号指令舱互相对照。这使得阿波罗宇航员的正常训练受到很大影响。由此可见，在拆卸一台机器时，有一台参照物是多么的重要。反观苏联人，在手头没有任何图纸的情况下，如果要拆卸一台发动机搞测绘时，再搞一台发动机作为参照物是必不可少的措施。256上使用的是三台发动机是同一型号的Spey 511 @ 11,400lbs发动机，完全可以相互参考。然而，在那么急吼吼地拆走一台发动机之后，苏联人任剩下的两台发动机在荒漠野外风吹雨打20载，再也无人问津，直到90年代分别被港商和蒙古商人当作废铁买走。这不由得使人怀疑，苏联人拆走的那台发动机真的是为了技术研究吗？
    
    。这里面到底有什么不敢公开的猫腻呢？1992年11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问韩国准备签署俄韩基本条约时，亲手将1983年被苏联击落的韩国民航007客机上的“黑匣子”交给卢泰愚总统。虽然，韩国人后来发现“黑匣子”里都是假货，但是，原件最终还是找到了，并移交给了事故原因调查国际委员会。为什么256 的黑匣子就不能归还呢？另外，苏联人拆走的那台发动机也应该尽快归还中国，即使原物已经不在了，但详细照片和有关资料也应该尽快提交给中方。拖得越久，就越证明前苏联在256坠机事件里有着不可公开的秘密。
    
    也许就是因为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直到现在，俄罗斯人还在耍弄花招。为了搞乱思维，混淆视听，前苏联KGB第九局局长在接受凤凰台采访时竟然编出了256曾经飞到苏联赤塔附近然后又掉转头飞到温都尔汗附近坠毁的谎言。
    
     从地图上可以清楚的看到，赤塔距离256飞越的中蒙边境414号界桩约有800公里，而赤塔距离温都尔汗约600公里。扣除KGB所说的256距赤塔还有 50公里的往返距离，也就是说，256在越界之后又飞行了大约1300公里！256在13日1点55分越界，约在2点30分坠毁，也就是说，在大约35分钟里256的飞行速度达到了每小时2200多公里，实现了超音速飞行！由此可见这个谎言编造的是多么荒诞。
    
    256在蒙古境内飞行图。256 零点32分起飞，1点55分在414号界桩上空进入蒙古，飞行了83分钟，飞行里程大约为800公里，平均时速为600公里，符合三叉戢中低空飞行性能。按照那个前苏联KGB对凤凰台的说法，在2点30分坠机之前的半个多小时里，飞机奇迹般地飞到了距中蒙边界约800公里的赤塔附近，又飞到距赤塔约500 公里的坠机部位，半小时飞了近1200公里！这也扯得太离谱了吧。他以为林彪坐的是协和机？ 岂不是拿着凤凰台涮着玩？
    
     在2000米到3000米的高度上，256的飞行速度只能在600公里左右。笔者没有找到准确数字，但可以参考现代的空中客车310的飞行数据。A310 手册规定，飞机起飞后，在3049米以下飞行时采用的时速是每小时560公里，当达到11000米高空时，巡航速度为850公里。再看一下当代战斗机的低空性能：米格-31的在高空的巡航速度为2500公里/小时，而在低空只有1500公里/小时，高低空的速度相差40％；苏－30在高空的作战半径达 1315公里，而在低空作战半径仅为625公里。因此，作为巡航高度为9000-11000米，巡航速度为900公里/小时的256三叉戟，在2000- 3000米的高度上飞行，速度为600公里/小时是很正常的数据。256坠毁的地方距414号界桩大约为400公里，正好在256进入蒙古后飞行了35分钟的距离范围内。
    
    很多人对于256为何带着火苗掉头选择向南飞来迫降有所疑问，其实这又是一个很简单的常识问题。在夜间视线不好的情况下，256飞行高度高了根本看不清地面的情况，无法选择合适的迫降地点。256只好低飞（同时更有可能是已经飞不高了），而在低飞的情况下，等你发现有合适的迫降场时，飞机已经飞过了这个地点了。更不要说飞机在降落之前必须在距离降落点一定距离之外（三叉戟需要3000米左右）就开始作降落的准备工作，逐渐降低高度，这样才能保证飞机在降落点上着陆。要求潘景寅在夜里能判断出3000米以外的着陆点以及更远的着陆场的情形是不可能的。因此，只有当潘景寅整个飞过了这个迫降场，才能了解到这个迫降场的全部情况，然后调整航向，掉头，利用这个迫降场降落。所以，256的迫降方向并非就是其最后的航向。根据256的飞行速度和飞行距离判断，潘景寅是驾驶着着火燃烧的飞机在飞过的第一个可用迫降场上空，艰难地驾驶着256由向北飞行掉头转为向南飞行实行了一次自杀式的带油迫降。由此可认为把这次迫降叫做坠毁更接近一些256的真相。（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