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防范中国弹道导弹威胁 美国智库提六项建议
http://www.singtaonet.com/glb_military/200709/t20070912_617206.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ingtaonet.com【星岛网2007-09-12讯】当今世界最负盛名的决策咨询机构兰德公司，基于中国正在提升武器装备质量，防止对脆弱的美国高科技装备实施攻击，日前向美军提供六项建议来减轻解放军潜在的攻击所带来的损失。

　　兰德公司的报告建议指出，美军应该防范中国的弹道导弹打击与骚扰行动。

　　▲ 第一，美军要加强西太平洋地区空军基地和航空油料存储设施的被动防御能力。报告指出，美国空军基地应提高跑道快速修复能力；强化地面停放的飞机防导弹摧毁能力；构筑地下油库、战时燃料的供应。

　　▲ 第二，美军应在西太平洋部署防空系统。中国弹道导弹有能力破坏跑道等目标。中国还在研制巡航导弹，装备新型歼击机与精确制导弹药。其中一部分武器有能力摧毁包括飞机和混凝土掩体里的燃料库。美国战斗机驻扎在这些基地将能够免受巡航导弹和远程轰炸机的攻击。

　　▲ 第三，防范执行破坏任务的中国特种部队。中国军事理论著作推荐使用特种部队摧毁空军基地和其他重要设施。此类攻击通常来自战区外的美军基地。因此强化利用周边盟友，做好联合防御是重要的解决办法。

　　▲ 第四，在该地区建更多美军空军基地，或者部署更多的飞机。这样可有效地分化瓦解中国火力的集中打击。大大减少由于中国的攻击而对美国在该地区军事行动的影响。

　　▲ 第五，增派航母到达该地区。鉴于许多威胁主要是来自陆基飞机，部署更多的航空母舰对那里具有现实价值。最接近西太平洋的地区应该增加部署飞机，而航母需要两个星期或者更久一些才可以开到战区。相比之下，航母从新加坡出发，则三天内可以到达，从关岛两天即可抵达，因此航母适合部署在上述两地。

　　▲ 第六，减少网络漏洞。按照中国军事作家提出的观点，在中国与美国发生冲突时，中国将投入大量资源，实施计算机网络攻击及相关信息战打击模式。因此美国军事情报系统需要消除安全漏洞，使用多重软件加密，消除电脑安全隐患，加强用户身份识别措施，并监控网络活动。

　　报告指出，根据我们了解的中国当前和未来军事能力和军事学说，美国目前开设在西太平洋的很多工厂都会受到中国潜在打击的威胁。如果我们谋求真正意义上的安全，那么美国必须采取必要的可行的有效措施来进一步减少威胁。▲


美国人怕了：伊朗电磁脉冲炸弹毁伤与核弹相当
http://military.china.com/zh_cn/news2/569/20070912/14337358.html

2007-09-12 中新网9月12日电： 综合报道，位于美国巴尔的摩市的塞奇政策基金会(SAGE)11日公布一份报告，称伊朗如果从距离美国海岸200海里处的舰船上发射“飞毛腿”导弹，其所搭载的电磁脉冲炸弹对美国华盛顿产生的电磁毁坏将等同于一枚核弹，带来的损失将高达7710亿美元。
    
     美国塞奇政策基金会在报告中称，电磁脉冲主要是由核爆炸和非核电磁脉冲弹爆炸产生的，伊朗目前已经是5个掌握非核电磁脉冲袭击的国家之一。如果伊朗决定选择用“飞毛腿”系列导弹作为载体，在靠近美国海岸200海里处的舰船上对美国的华盛顿地区发动袭击，炸弹爆炸急剧产生的数千伏瞬变电压，将对美国大量电子设备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坏。很显然，炸弹影响区域的电脑、移动电话、电子设备、金融网络、自动取款机甚至电梯等都将会遭到毁灭性的破坏，特别是当美国的银行网络数据遭到破坏后，对美国经济产生的影响将会是不可估量的。经过初步估计，如果伊朗果真发动类似的袭击，给美国造成的经济损失最少将会达到3400亿美元，最高则可能达到7710亿美元，这还不包括后来重建基础设施的相关费用，而 7710亿美元则大约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7%。
    
    该报告称，高强度的电磁脉冲原本是核武器在大气层爆炸时产生的一种电磁现象。而电磁脉冲炸弹则是通过一种非核爆炸形式，把普通炸弹的机械能转化成高强度的电磁脉冲能量的一种实际应用。它是一种杀伤破坏力介于常规武器和核武器之间的新型大规模杀伤性炸弹。这种炸弹在目标上方爆炸后，会辐射出高强度的电磁脉冲，能够使半径数十公里内的飞机、雷达、电子计算机、电视机、电话、手机等几乎所有的电子设备无法正常工作，甚至造成难以修复的严重物理损伤。在电磁脉冲发动的战争中，标志文明世界的声音全部都会消失，人们几乎再也听不到内燃机的轰鸣，除了柴油机，所有的引擎都会罢工，整个世界都仿佛倒退到200年以前。
    
     报告还称，“飞毛腿”导弹目前是德黑兰最重要的阻吓武器之一，伊朗军方已经装备“飞毛腿”B型导弹300多枚、“飞毛腿”C型导弹60多枚，前者的射程为 325公里，后者为550公里，其射程可以打击美军驻阿富汗基地。虽然“飞毛腿”导弹的精确度不高，但数量庞大的导弹打不准也是一种威慑。伊朗国防部官员此前还表示，该国目前正在制造一种隐形导弹。这种导弹可以避开雷达的探测，既能打军舰又能打飞机，这种导弹名叫“科萨尔”，是一种巡航导弹。对于大力发展导弹，伊朗政府曾多次表示，其研制的各型导弹都是用于防御目的，绝不会“先发制人”。伊朗国防部长说过：“我们不会主动挑起任何战争，但我们会动用全部能力来保卫我们的独立、主权和国家安全。”
    
     美国防部官员约翰-阿比扎德将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伊朗的导弹研制工作主要由航空工业集团和机械工业联合体组织实施，已经建立起一套导弹研发、生产的完备体系。其中，对美国和以色列以及周边国家最具威慑的当属“流星”、“飞毛腿”和“征服者”系列导弹。约翰-阿比扎德说，“在美军中央司令部的管辖区域内，伊朗弹道导弹武器的数量最为庞大，这些武器中的远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能够对本战区内的美军部队实施打击”。(毕远) ▲


邓小平批准庄则栋和日本人结婚
http://blog.phoenixtv.com/html/94/702794-1051346.html

    2007-09-12/华人风采:  一早，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赶到东四西大街的北京市民政局涉外婚姻咨询处。接待我的是两位女士，一位是赵淑静，比她年轻一点儿的是殷寒雪。我向她们做了自我介绍和来这里的目的，她们很惊讶，然后热情地招呼我坐下。

　　我说：“今天，我来这里，主要是想问一问，根据我的条件能否和外国人结婚。”

　　赵蔼然可亲带着同情和新奇的语调问：“你的朋友是哪国人？”

　　我为了让她们了解情况，简明扼要地说：“我的朋友叫佐佐木敦子，是日本人，比我小四岁。她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她父亲为了中国的革命和建设，1962年在中国兰州逝世。1967年，她母亲领着她们兄妹六人回到了陌生的祖国——日本，1971年，我去日本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期间，她来看过我，我们认识了，1972年，我带领中国青年乒乓球代表团访问日本时，她又来看过我，后来就十三年没见了。她现在任日本伊藤万公司常驻北京代表。今年夏天，在一位朋友的帮助下，我们在北京重逢了，她还没有结婚，通过交往、了解、理解，我们产生了爱情。”

　　赵小姐微笑着说：“你把表填了！”

　　我想填就填吧，她俩看了我填的表后说：“我们都很关心你，同情你。根据中国涉外婚姻法，你不属于判刑的、劳改的、外交人员、军事人员、机要人员以及其他掌握国家重大机密的人。你完全享受涉外婚姻的自由。”

　　听了这几句话，我是喜出望外，心想，改革开放后，国家的政策真是比过去好得多，我也能感受到国家政策的温暖。交过手续费后赵淑静说：“你记一下条件和程序，先说女方：第一，由日本司法公证机关出具未婚证明，然后经过日本外务省认证，拿这个证件到日本驻华使馆换未婚证明。第二，直接由日本驻华使馆出具未婚证明，要翻译成中文的，可以到西四白塔寺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办理。第三，要体检证明，可以到首都医院去检查，但要求有‘康瓦式反应’。”

　　她看了我一眼，笑笑又接着说：“你的手续这样：第一，先由你们单位出具证明，写清楚姓名、性别、民族、出生年、月、日，注明已离婚，与女方有无血缘关系，工作不属于保密性质，与日本的谁结婚，然后加盖你们单位的行政公章，第二，到合同医院进行体检，拿回证明。第三，要你母亲、父亲的书面意见，按上手印或盖章。最后，带着你们的护照、户口本、合影照片三张，要三寸半身免冠的，平光纸的，再加三十元的手续费。然后，你们拿到我们这里来给你们办理结婚登记的手续。”

　　过了数日，少年宫的领导找我谈话，告知我，少年宫的领导也派人去了涉外婚姻咨询处，了解到的情况与我所述完全一致。少年宫的领导对我诚挚地说：“庄教练，我们少年宫领导都支持你们的婚事，都很同情你们，但此事我们必须向上级写报告，上级批准了，你们就办！”然而，最终没有批下来。同时，敦子驻京的延长签证手续也没有批下来，她不得不回到日本。

　　我在海关工作的好友李士杰，非常同情我们的境遇，在交谈中他提醒我说：“有些事情北京市不大好办的不妨到外地试一试！天津市市长李瑞环同志你和他熟吗？”

　　“不大熟，彼此都知道。”

　　“李市长平易近人，专为老百姓办实事，深得天津市人民的尊敬和爱戴，你可以找找他，如果你愿意去，明天一早我要送一些省市的海关领导去天津开会，你顺便搭车前往。我陪你一起去找李市长。”

　　第二天一早我就赶到了建国门外“北京海关”，与他们一起乘车赴津。

　　我和李士杰驱车来到天津市政府，走进接待室，我向工作人员说明来意后，工作人员对我客气地说：“庄教练，您这次来得不凑巧，正赶上今天李市长陪同黄华同志和北京来的几位部长。您明天来可以吗？”

　　“今天我还必须赶回北京去，我给李市长留封短信，您帮助我转交行吗？”

　　“可以，可以。”

　　我在接待室给李市长写了一个来拜见而未遇的短条，并把过去给邓小平主席和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的短信抄了一遍，交给了工作人员。

　　信的内容如下：

　　尊敬的李瑞环市长：

　　您好，我本不愿意打扰您，但实在无法，请您在百忙之中过问一下我的个人问题，我将感激不尽。

　　我叫庄则栋，在“文 革”后期犯了严重政治错误。76—80年被隔离审查4年。在中央的关怀下，1980年9月解除监护，同年10月去山西，在山西工作近三年，1984年8月分配到北京市少年宫任乒乓球教练工作。1985年2月和鲍蕙荞离婚。

　　1985年夏季，在北京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和日本姑娘佐佐木敦子相遇。她是我16年前在日本结识的友人。她生在中国，长在中国，父亲为了中国的建设1962年病逝在中国，1967年，母亲领着她们兄妹6人回到了陌生的祖国——日本。从1978年起她常驻中国，在伊藤万公司任职。她热爱中国，她同情我、鼓励我，后来我们相爱了，到目前我们相爱一年半了。我给上级打报告要求结婚，回答是：“你掌握国家机密，不同意结婚。”但，我们真挚地相爱着，感情非常深，我已十几年不参政，是个时过境迁之人。今年，我已47岁，佐佐木敦子43岁（未婚），时间催人老，佐佐木敦子已征求家里人的同意，愿意加入中国国籍，放弃日本国籍，来华定居和我完婚。根据中国国籍法规定，她完全符合条件。请领导上批准，允许我们组织个家庭。

　　　　　　　　　　　　　　　顺致
 
    敬意！

　　　　　　　　　　　　　　　　　　　　庄则栋拜呈

　　　　　　　　　　　　　　　　1987年2月27日于天津

　　回京后的第三天，我的师弟吴宏从天津来家看我，寒暄后他说：“李市长昨天见了我，并要我给你捎话，你给李市长的信他看了。他说你的要求是合理的，一定尽力帮忙！”我一听激动得几乎要流下眼泪。

　　敦子回到日本后，为了跟我在北京团聚，为了我们后半生的幸福，她尽最大的力量，开始寻找“上帝”，要用她的真挚的爱情来感动“上帝”，让她加入中国国籍，让她跟我结婚。

　　她给大使馆和邓小平同志都去了信。

　　8月底，敦子在焦急的等待中，接到了中国驻日大使馆的第一次通知，要她第二天去使馆面谈。

　　第二天，她怀着喜悦激动的心情，来到了中国大使馆。大使馆领事部的张大林先生说：

　　“有关你和庄先生的事情我们都听说了，经中国政府研究，准许你们结婚，但是有两个条件：（1）庄先生今后不能出国；（2）你必须加入中国国籍。中国法律规定：公民不能有双重国籍，你要加入中国国籍就必须放弃日本国籍。有关国籍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希望你回去后好好慎重考虑！”

　　“这问题没有必要再考虑！一年前我就做好了思想准备。”敦子立刻答道。

　　“既然这样，我们就给你发申请加入中国国籍的表格，你回去后另外写一份个人简历，准备好二寸的照片，填写后交回使馆。这材料由我们的信使转给国内，国内审查、批准后，再由信使转到使馆，再通知你，这样往返需要两个月，请你不要着急。”

　　二个月后，一切手续办齐，我们终于如愿以偿结了婚。

　　婚后不久，天津市长李瑞环同志在家中热情地接见了我和敦子。李市长亲切地对敦子说：“你加入中国国籍来北京定居，我们表示热烈欢迎！对你们的婚姻也表示热烈祝贺！”

　　我和敦子受到李市长的亲切接见感到非常光荣，对李市长给过我们的支持帮助，并最后经邓小平主席亲自批准我们的婚姻，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美2017年爆发战争预言的背后
http://blog.phoenixtv.com/index.php/uid_905945_action_viewspace_itemid_1052331

    2007-09-13  今天《环球时报》以“美保守派荒诞想象‘中美开战’”为题，介绍并批评了8月27日《美国保守主义》杂志上的一篇战争预言文章。虽然这篇文章并没有作为杂志的封面文章，但是与现在紧张的台海形势却有些关系。

    这篇题为“芯片失灵”的想象文章，以中国利用美国兵陷伊拉克，通过黑客、太空战等高科技手段，让美国导弹飞机全部失灵，最终大陆武力统一了台湾。虽然作者称描述和分析是虚构的，但也说明了以此提出对中国军事发展的警惕。我认为这篇文章最大的问题是，通过夸大所谓中国太空战和网络战能力，宣扬“中国军事威胁论”。而更一步说，这种符合中国一些人“掌握独门绝技”武侠小说式思维的论调，对中国一些人认识军事斗争的真正基础有很大的误导作用。
        

          ★ 8月27日出版的《美国保守主义》杂志 ★

    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的发表恰恰是在台湾“入联公投”的分裂活动猖獗的时候，同时美国官方虽然有一些公开表示了反对“入联公投”，但却又强调对台湾有防务义务。比如昨天美国负责东亚安全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柯庆生(thomas J. Christensen)在每年一度的美台军事工业会上，有一篇讲话（A Strong and Moderate Taiwan），讲话中虽然非常明确表示了反对“入联公投”，并说这既危害美国利益也危害台湾利益。但同时他明确表示了按照美国法律和国家利益，美国对台湾有防务义务，而且这种义务不会因为美台双方的分歧而变化。

    正如柯庆生在昨天讲话的结束语中所说的：“让我来结束今天的讲话，谈一下把我们召集到一起的最根本原因。不管今天的听众中是否有陈水扁政府的官员、反对党领导人还是美国公司的大老板、记者、学者或是美国政府官员，保证台湾的安全关乎我们所有人的长远利益，因为台湾不仅是美国的一个重要伙伴，而且在一个敏感地区占据着重要的战略位置。美国政府相信，一个强大和现代化的台湾对于维持台湾海峡的和平和稳定是必要的，当台湾人民在今后寻求并扩展其利益时，我们将继续作为他们坚定的伙伴。”

    但是，一些香港和台湾媒体却只注意了柯庆生在讲话中反对“入联公投”部分（这部分确实是目前美国官员就此问题说得最多的），甚至把美国推迟向台湾出售66架F-16C/D Block 50也与反对“入联公投”挂上了钩。我认为，F-16C/D Block 50与美国1992年决定推迟向台湾出售150架F-16A/B Block 20相比，确实对地对海攻击能力更强一些（主要是机身和发动机改进了），但是毕竟属于同代飞机。如果台海形势发展到2016年，这两版飞机将都进入了老龄阶段，与届时大陆经过重大改进的歼-10和成熟的歼-11B并都可以量产的战机相比，一定是落后的。

    但从美台军事工业会上柯庆生所谓“反对台湾入联公投”的讲话上看，美国届时开始批量销售的第四代战机F-35一定会出售给台湾的。事实上，卡耐基和平基金会在2007年7月刚刚出版的《评估威胁：中国军力和台湾安全》一书的第三部分中，专门有一章的题目是：“中、台、美三方在台海冲突中的空军威慑以及冲突扩大化的考量”，紧接着下面一章的题目为：“2007到2016年台湾冲突扩大化情景下的海上战略”（后面的几章分别是：“核因素：有多大的可能性？稳定吗？”、“中国人民解放军信息战：谜团、趋势以及新机遇”、“台湾针对中国军力威胁的防务准备”、“中国军力现代化对美军力在台海冲突中角色的意义”等）。由此可见，美国着智库针对台湾问题对2007～2016年期间大陆军事整体现代化的程度是十分关注的。

    因此，我认为《美国保守主义》杂志上关于“2017年中美军事冲突”中美国败于所谓中国的太空战和黑客部队的推测，，对中国一些人认识军事斗争的真正基础有很大的误导作用。当然，要最大限度地实现两岸和平统一，防止“台独”行为的不断挑衅，我们要大力发展太空武器，但是，中国未来军事力量的发展基础，一定是以强大的工业基础做支撑的强大、全面的国防工业，而绝不是几个“独门绝技”。▲


“571工程”之谜：毛泽东对林彪了若指掌的内幕
http://news.phoenixtv.com/history/1/200709/0913_335_223813.shtml

2007年09月13日 解放网: 九一三事件过去30多年了，仍疑点重重。毛泽东南巡与九一三事件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为什么林立果的 “三个方案”（上策在杭州、上海谋杀毛泽东，中策南飞广州，下策北飞苏联）每一个都没有展开，就被毛泽东粉碎？如果没有千里眼顺风耳，毛泽东凭什么料敌如神？本文根据目击者的回忆，试图剥离出历史的真相。

1971年9月12日13时10分，毛泽东的专列秘密停靠在北京丰台车站。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非常吃惊，怎么不声不响就回来了？原来计划不是这样的呀？周恩来的卫士长高振普回忆，9月12日17时，总理起床，睡够了6小时，特别精神。一直等候的杨德中（中央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政委）跟着总理进了卫生间，报告主席回来了。总理问，怎么这么快就到了丰台（知道毛泽东离开上海）？杨德中说，除了加水，一路上基本没停。总理又问，专列什么时候进的北京？杨德中说还不清楚。

九一三事件后，林豆豆（林彪女儿）和未婚夫张清霖被关在玉泉山写揭发材料。专案组曾追问他们，林立果（林彪儿子）为什么要跑？林豆豆说，听说主席在南方打招呼，要搞首长。周恩来说，根本没有这回事，他不知道。

他真的不知道吗？周恩来虽然一直在北京，但他知道毛泽东南巡的讲话内容。9月4日，汪东兴曾将他和华国锋追记、经毛泽东改过的南巡谈话稿（8月16日至27日毛泽东在武汉同湖北、河南、湖南等负责人的谈话）专送周恩来。主要内容讲述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揭露黄吴叶李邱以及背后的林彪在庐山会议上搞突然袭击，分裂党、急于夺权的阴谋。

9月11日，周恩来和回到北京的华国锋谈话，更是完全了解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难道身经百战的他没有意识到“大战”将临吗？如果他意识到了，为什么对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如此吃惊呢？

因为毛泽东离开上海，不一定马上回北京，路上还可能停留几个大城市，比如南京，比如济南，比如天津。本来毛泽东到北京还会晚一些时间，据张耀祠（中央警卫团团长）回忆，毛泽东准备召见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汪东兴打电话一问，杨得志下部队了，于是专列直接“杀”回北京。

汪东兴（中央办公厅主任）介绍，毛主席身体健康时，每年都要外出巡视。国庆节前出巡已经成了规律，一般在9月25日左右返程。可今后怎么提前十多天就返回北京了呢？毛泽东的行动实在是太反常了。披星戴月，归心似箭，毛泽东每分每秒似乎都是掐算好了的。专列12日16时零5分抵达北京站，从来没有白天在北京站下车的毛泽东坐汽车回到中南海。对军事指挥员来说，战争中的时间往往是一件最出人意料的武器。毛泽东命令李德生调一个师到南口待命。快到丰台，毛主席下令在丰台停车。

已经到了北京，毛泽东当然不着急了。他让汪东兴打电话给中办值班室，要他们通知李德生（北京军区司令员）、纪登奎（北京军区第三政委）、吴德（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忠（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到丰台车站等候（据张耀祠回忆，毛泽东是在天津站时叫他打的这个电话）。谈话后，毛泽东单独交给李德生一项任务，调38军一个师到南口待命。这里要特别说明，军队调动权集中在军委主席毛泽东那里，军委副主席林彪都不行，调动一个排也要经毛泽东批准。15时多，谈话结束，李德生立即赶回北京军区。

李德生调进北京的时间不长。1970年新总政成立，林彪提名在安徽“支左”立功的李德生（九大后被安排在国务院业务组、兼安徽省第一书记）当主任，毛泽东马上同意。

5月19日，林彪在毛家湾接见李德生和新总政班子，说调你来当总政主任，是我向主席建议的，我就是要叫丘八管秀才！就这样，李德生又进了军委办事组。

李德生传达了军委主席毛泽东的命令，同陈先瑞（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等军区领导研究调动部队进驻南口。南口在北京西北，再往前就是八达岭了，这是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向北就是张家口，既可防苏联入境，也可以平定北京城里的动乱。虽然包括李德生在内，这些高级将领们还是“不识庐山真面目”，但他们很快部署完毕。对即将发生的九一三事件来说，这是一个极端重要的军事部署，说明毛泽东早已成竹在胸。果然，当天晚上发生了913事件。

在钓鱼台负责警卫工作的邬吉成（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回忆，9月12日晚上，中南海和钓鱼台都进入了紧急战备状态。22时左右，部队已经熄灯，邬吉成也睡了，汪东兴来电话，中南海已经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你负责布置钓鱼台的战备工作。战备到什么程度？汪东兴说，一等，把部队拉出来，布岗，设置路障，挖工事。邬吉成一头雾水，怎么回事，演习还是打仗？搞不清，命令如山倒，他马上增派岗哨，门口布上机枪，挖好了工事，设置钉板之类的路障，阻断了各楼之间的通路，到天亮才搞完。后来汪东兴再找邬吉成，找不到了，埋怨他紧急战备怎么到处乱跑？邬吉成说你不是叫我布置战备吗？紧急状态持续一个多星期，才自然平静下来，而战备结束则在一两个月之后。

这里有个疑问，为什么除了中南海，钓鱼台也进入了紧急战备状态？难道得知林立果一伙要攻打钓鱼台吗？

中央警卫团专门成立的机炮大队，一处设在钓鱼台，一处设在故宫。本来想把机枪和高炮架在西华门边的屏风楼上，但安装时发现根本弄不上去，只好算了。这不能不使人想起周宇驰（空军党办副主任）另一句歇斯底里的话，实在不行，我驾直升机去撞天安门。

据李伟信（上海空4军政治部副处长）供词，9月11日22时，得知毛泽东已经离沪北上。他们开会的房门打开着，李伟信到门口一看，室内气氛异样，刚才那种嚣张气焰已被神色茫然所代替。林立果、周宇驰、刘沛丰（空司一处处长）、于新野（空军司令部副处长）几个人目光滞呆，低头不语。林立果流着泪说，全完了，没完成首长（林彪）交给的重托，首长把生命交给了我，我拿什么去见首长？沉默了一阵，周宇驰抓起一个酒瓶子，狠命摔在地上，说难过也没用。还有一个办法，到国庆节那天，首长托病不去，老子他妈的驾直升机去撞天安门……我不得好死，他也别想好活！过一会儿周宇驰又说，还得去一个人伪装，代我撒传单，你们谁能跟我一块去？开始没人敢说话，在周宇驰催促下。于新野表示他去，接着我和刘沛丰也表示愿意去，林立果说，我不允许这样做。大家也觉得这种想法不现实，于新野自言自语，就怕等不到“十一”啦。

那是一个奇怪的夜晚，那个奇怪的夜晚是从9月12日下午开始的。1971年9月12日19时多，西郊机场响起三叉戟起飞的巨大轰鸣声，256号三叉戟秘密从北京飞往山海关机场。因为是临时，机组人员过了18时才接到训练飞行的通知。一切都显得那么神秘，但实际上对专机来说十分正常。因为专机需要保密，常借训练为由。

20时15分，机场调度室李海彬（西郊机场调度室主任，专门到北戴河负责专机）打电话给姜作寿（8341部队二大队大队长），说有个大飞机从北京来，是哪位首长？怎么也没有见你们来人接？天都黑了，还有谁来？李海彬急了，你们到底接不接？飞机15分钟后就落地了。接不接也不是姜作寿说了算，他说我了解一下。姜作寿打电话问李文普（林彪的警卫秘书），李文普回答得很干脆，我没有听说谁要来。姜问，那我们去不去车接？李文普说没有告诉你的事情，就不要管了。

三叉戟马上就到了，林彪别墅还一无所知，叶群（林彪妻子）为庆祝女儿林豆豆订婚，在96楼走廊放映香港电影《甜甜蜜蜜》，林办秘书、警卫员、服务员都被叫来了。文化大革命中只有孤零零的八个样板戏，哪里能看到香港爱情片？电影才放一半，值班秘书来问林豆豆，山海关机场来电话，说来了架飞机，问我们知不知道什么人来。林豆豆说不知道，但她想，可能是弟弟林立果回来了。

姜作寿放下电话才三四分钟，李文普的电话就追来了，急急地说，老虎（林立果）回来了，快派吉姆车去接。原来叶群从内部直线电话告诉李文普，立果听说豆豆今天订婚，很高兴，坐飞机赶回来祝贺。叶群要刘吉纯（8341部队警卫科副科长）坐车去接。姜作寿正在向司机小宁交代任务，一架大型飞机轰轰吼着，从西南向东北飞来。已经降低了高度，显然是要在山海关机场降落。小宁着急地说，接不到了，50公里路，没有40分钟，怎么也开不到啊。姜作寿说，快动身吧，既然已经通知，接不到也要接。果然没接上。20时35分，过秦皇岛不远，正急急忙忙赶路的司机小宁和刘吉纯发现一辆开着大灯的吉普车，目中无人般地“站” 在马路中间，连忙停车，原来林立果“借”了机场的吉普车。刘吉纯和小宁表示歉意，林立果说不怨你们，事情急。说着，提着手提箱，换乘了吉姆车，扬长而去。

林立果为什么突然回到北戴河？因为南巡的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林立果连说糟糕，手忙脚乱给北戴河的叶群打电话，说两个小时后他飞往北戴河。

有一个事实似乎还没有人注意到，毛泽东秘密回到北京，除了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得到通知的就是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和周恩来。别人不可能知道，那么北戴河的叶群和北京的林立果是怎么知道的呢？是谁透露的？是“内线”？还是……圈套？

这大概是解开九一三事件之谜的一把钥匙。

空军学院东北角有两幢编号13和14的两层小楼，原是院领导的住宅，所以称将军楼。1971年4月底，这里成了林立果的“秘密据点”。9月12日，是个星期天，空军学院停水停电。上午10时左右，负责后勤的老王接到电话，让他给将军楼送些开水和冷水。老王骑三轮跑了两趟，送去一大桶凉水和七八瓶开水，放在门口。转身要走，楼门开了，陈伦和（空军司办外事处秘书）叫住他，赶快准备11个人的午饭，三位首长的送到这里，另外八人到食堂吃，要争取12时 30分吃上饭。这时已经是12时10分，哪里来得及？13时多午饭好了，老王先给将军楼打了电话，把三个人的饭送到楼门口，交给等候在门口的三个女兵，然后带其他人去食堂吃饭。

15时10分左右，将军楼车库开出一辆伏尔加，老王清楚地看见里面坐着三个人。司机是周宇驰，旁边是于新野，后座坐着林立果，一个个神情紧张……

从这段目击者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知道，15时毛泽东还在丰台车站谈话时，已经有人把消息透露给了林立果。所以他急急忙忙到西郊机场策划“第二套方案”。16时30分左右，胡萍（空军副参谋长、34师党委书记）接到周宇驰安排南飞机群的电话，18时刚过，256机组接到飞往北戴河的命令。

得知毛泽东行踪的圈子非常小。如果不是毛泽东身边的人，他怎么可能知道？如果是毛泽东身边的人，九一三事件后马上就是一条大罪状，泄露毛泽东的绝密行动，尤其威胁到毛泽东的安全，怎么可能轻饶告密者？怎么可能让他逍遥法外？看来，这个电话非常蹊跷！

到底谁是告密者？现在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叶群说”，毛泽东回到北京，是汪东兴告诉她的。另一种是“民间说”，汪东兴报告给周恩来，周恩来告诉了叶群。总之，北戴河的叶群先知道，马上打电话通知林立果。虽然死无对证，要“抓”告密者也非常简单。查总机的话单就可以查到。到北戴河的电话是长途，总机需要登记话单，看看那段时间谁给叶群去过电话，一排查不就一目了然了吗？九一三事件后，军委一号台的话单仓库翻了个底朝天，一张一张地翻检过，并记录了从9 月6日至12日他们之间的所有通话和通话时间，要找出“罪魁祸首”简直易如反掌。

如果是周恩来，为什么不追究？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的地位岌岌可危，四人帮一直想拔掉这颗“眼中钉”。把毛泽东的绝密行动密告叶群，和林彪穿一条裤子，这是打倒他最有利的理由啊！如果是汪东兴，那就更有理由打倒了。

可是奇怪！不论是周恩来，还是汪东兴，都平安无事。为什么不追究泄密这件事？似乎有些说不过去。是不是与汪东兴在庐山会议上打而不倒一样，背后有着永远不能示人的秘密？看来似乎只有一种可能，故意泄密，就是要打草惊“蛇”，就是要让“北戴河”的“鸡”半夜飞起来。

在那些惊心动魄的日子里，毛泽东是否意识到危险正在步步紧逼呢？他为什么突然回到北京？事先知道吗？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央召开的成都地区座谈会成员时说，林彪他们搞反革命活动，谁个晓得？我就不知道嘛。这话他说过多次。是这样吗？九一三事件扑朔迷离，如果毛泽东对林立果的行踪不了如指掌，为什么突然回到北京？

李德生和汪东兴在回忆录中都提到，毛泽东有察觉。汪东兴说，毛主席对林彪究竟何时察觉？察觉多深？后来也没向我们讲过。但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回到北京和林立果离开北京决不是巧合，毛泽东一定知道周恩来、汪东兴、李德生他们不知道的更多的“机密情报”，甚至有可能了解整个“阴谋”。▲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三次谦让
http://bbs.hnol.net/dispbbs2.asp?boardID=49&ID=562657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http://bbs.hnol.net 在我党历史上，周恩来曾三次谦让于毛泽东，一次次把毛泽东推上党的重要领导岗位乃至最高领导岗位•

在那艰苦卓绝的国一内革命战争时期，这种领导对被领导的谦让，是让贤、荐贤。尤为可贵的是，周恩来的谦让不是消极的闪避和撂挑子远走，而是一种积极的协助与扶持。这是非常值得每个领导干部学习的。

★ 一让毛泽东恢复军权

毛泽东上井冈山之初，正是党内“左”倾盲动主义发展到高峰时期。1927 年11 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人会议作出开除毛泽东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定，奉命来传达决定的人还误传为开除毛泽东党籍，致使毛泽东有一阵子在党内沦为“民主人士”。

1929 年2 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军委书记的周恩来，在对红四军不太了解的情况下，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史称“二月来信”。毛泽东对“二月来信”的批评和决定提出抗辩。他在回信中指出“中央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计都太悲观”，并强调在当前形势下，朱、毛不宜远离部队。向来虚怀若谷、对下属从不抱成见并且尊重前线指挥员意见的周恩来，看罢毛泽东来信，立即意识到自己起草的“二月来信”确有许多不妥之处。他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同意朱、毛不离开红军。后又有了党史上有名的“九月来信”。他握着行将离沪返任的陈毅的手，郑重地嘱咐他：“要请毛泽东复职，仍任红四军前委书记，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决定。”毛泽东因此得以摆脱厄运，红四军又成了“朱毛红军”，从而结束了一次军内危机。

毛泽东复职后，马上修书中央。信中跃动着他复出的喜悦之情。毛泽东这才有“春风得意”、驰骋赣南之举，也才有机会在随后建立的红一军团出任政治委员”。将红军中的“党代表”改为“政治委员”是周恩来在“九月来信”中提出的建议。从此，“毛代表”便改称为“毛委员”了。

★ 二让毛泽东东山再起

1931 年年初，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在上海主持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周恩来因受王明排挤，被贬到苏区中央局担任书记。周恩来于1931
年底到达苏区首都瑞金，毫无顾忌地首先去看望刚刚受到“高强度”批判的毛泽东。

因为周恩来到达苏区之前，上海派了一个由三人组成的“六届四中全会代表团”来苏区“纠偏”。这三个人就是党史上有名的“三人团”。他们作为狱差大臣”，于 1931 年10 月间在赣南会议上对毛泽东开展了“高强度”的批判，给他戴上三顶大帽子：“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和“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会议作出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名义及其组织的决定，所有部队集中统一于以朱德为首的苏区中央军事委员会。11
月，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进一步撤销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然而由于毛泽东在苏区的影响，在苏区“一大”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通过了在上海起草的宪法《大纲》，选举毛泽东为国家主席。“毛主席”之称由此而来，沿用终生。毛泽东在苏区党内、军内的职务都被剥夺了，苏区党和军队仍然笼罩在一片危机之中。这就是周恩来到达苏区时所面临的严峻形势。

周恩来是在带兵啃不动赣州城这块“铁骨头”时，派项英去请称病“休闲”50
多天的毛泽东的。这虽然不出毛泽东所料，但在他听到“恩来同志请你下山”的“急急如律令”时，便不顾贺子珍要他等雨停了再走的劝告，冒着倾盆大雨下山了。

然而上海临时中央此时仍在批毛泽东，仍坚持没有立三的立三路线。他们来电批评三次反“围剿”的战略是完全错误的，是“游击主义”，是当前“极大的危险”。针对苏区中央局一再要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建议，周恩来也一再复电力主恢复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以免“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无事可做。毛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强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恳请中央局再三考虑前方意见。在周恩来的坚持下，毛泽东勉强被恢复了职务。

★ 三让毛泽东全面领导

长征途中，周恩来三次在三个层次、三个会议上将毛泽东推上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前两次是为遵义会议作准备的，遵义会议是这两次会议的必然结果，都是出于周恩来的苦心。1934 年12 月12 日在湘桂边的通道县召开了一次“飞行**”一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史称“通道会议”。周恩来在通道会议上使红军避免了与五六倍于我之敌作战，从而避免了全军覆灭的危险。

1934 年12 月18 日，周恩来抓住在黎平休整三天的时机，召开了一次意义更为重大的政治局会议。李德仍然坚持北上湘西的主张，争吵得很厉害，气得周恩来把桌子一拍，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灯都灭了，这才把一向骄横的李德镇住了。周恩来发挥会议主持人的作用，再次否决李德的错误主张，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西进抢渡乌江北上，通过有名的《
黎平会议决议》。这样，李德靠边站了，毛泽东又一次得到党和红军的支持。

1935 年1 月7 日，红军攻占黔北重镇遵义，在那里按预定计划召开了中共一大以来最重要的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作了四项重要决定：一、增补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二、取消“三人团”；三、调整军事指挥的分工，朱德仍为最高军事首长，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的帮助者”；四、张闻天接替博古为党内总负责。毛泽东曾经对贺子珍说：“那时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遵义会议后，部队一出发，遇上敌人一个师盘踞的一个据点，大家讨论怎么办。多数主张打，毛泽东认为打了要吃亏，双方争执激烈，毛泽东也急了，扬言如果坚持要打，我这个前敌政委不干了！张闻天眼看毛泽东要撂挑子，也急了，竟说：“你不干，就不干吧！”毛泽东一听这话，便扬长而去。

毛泽东原以为他这一走，众人会改变主意。不料众人竟举手通过撤销他的前敌政委的职务。毛泽东回去一想：“小不忍则乱大谋”，觉得这样不对，便半夜里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要周恩来把命令暂时压一压，还是想想再发。周恩来本来也是不同意此时去攻坚的，所以不忙于下达攻击令。他同意毛泽东的意见。第二天一早再开会时，终于把大家说服了。毛泽东仍然当他的前敌政委。鉴于集体讨论作战部署不能适应变幻莫测的军事形势，毛泽东于是向周恩来建议恢复“三人团”。

中央政治局同意由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而以毛为首。周恩来喜不自胜地对毛泽东说：“这就好了，今后会要打更多的胜仗了！”毛泽东看到周恩来的神情这样兴奋喻决，心中甚为感动。因为新的三人团的成立，意味着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地位颠倒过来了，毛不再是“恩来同志的军事上的帮助者”，而成为 “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了。周恩来对此不仅没有丝毫的不快，反而非常高兴，再一次把毛泽东深深地打动了。他觉得自己的这位战友、这位同志，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在他身上有一种像纯玉一般、像水晶一般晶莹的品质。
周恩来一而再、再而三地维护毛泽东、推举毛泽东，特别是在遵义会议上对毛泽东的支持和谦让，在使毛泽东在革命征途中得以跨越一个个坎坷崎岖，成为全党、全军，后来又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使他得以施展其雄才大略上，无疑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美国官员开始拟定空袭伊朗计划
http://www.ddhw.com/readarticle.aspx?topic_id=1000&msg_id=47515

    文章提供 于 2007-9-13: 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德国等国家的官员最近决定不支持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措施，这已促使美国官员着手制订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行动的各种潜在方案。

　　德国上周通报，默克尔政府将拒绝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措施。数名布什政府官员和外国政府官员近日称，德国在柏林会谈时作出的这一表态使参加会议的官员们感到震惊。德国方面称，对伊朗采取新的制裁措施将对德国经济产生不良影响。

　　据报道，包括美国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总统和副总统办公室在内的各相关部门和办公室都认为，德国已退出了西方盟国的“外交攻势”。曾极力主张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助理国务卿伯恩斯未能在伊朗核问题上取得进展。政治和军方官员、国务院的大规模武器专家现在正建议国务卿赖斯，伯恩斯所赞成的外交方案已失败，政府应积极考虑采取一些军事干涉方案。向赖斯提供建议的人员包括主管国际安全和反扩散局的助理国务卿约翰-卢德和一些中东问题专家。

　　一位布什政府官员12日称，华盛顿的重要人物现在都在参与对伊朗军事行动代价和收益的广泛讨论。对伊朗军事行动可能的时间表为未来8个月至10个月，即在美国总统初选结果可能已出来之后，但不会等到2008年11月的选举前。讨论目前集中在两个基本方案上：美国对伊朗汽油进口或石油的出口实施封锁，这一方案被认为会让伊朗民众负出很大代价，但不足以推翻伊朗政权。另一个方案是对伊朗实施全面空袭，官员们正在积极考虑消灭伊朗防空能力的时间。在美国拥有制空权后，美国战斗机将对伊朗已知的核目标发动周密的攻击。
 
　　报道称，多数人认为，全面的攻击计划将要求至少一周的持续空袭，在最好的情况下，攻击将使伊朗的核项目滞后数年，而不能永远消除它。其它的考虑包括伊朗对以色列和其它以色列人口中心、美国驻伊拉克部队采取报复行动的可能性。官员们认为，伊朗人不可能对美军造成更大的损失，伊朗已通过向伊拉克武装分子提供爆炸物和训练的方法来打击驻伊拉克美军。一名外国外交官称：“布什政府正要开始对伊朗采取行动，他们曾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伊朗核问题，但未能取得成果。布什政府中的一些人不想留下伊朗成为核武国家的遗产，所以他们正研究其它可选方案。” ▲ 来源: 中新网


美国官员：可能在未来8至10个月对伊朗动武
http://www.singtaonet.com/glb_military/200709/t20070913_618048.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ingtaonet.com【星岛网2007-09-13讯】由于德国等国家的官员最近决定不支持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措施，这已促使美国官员着手制订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行动的各种潜在方案。一位官员称，对伊朗军事行动可能的时间表为未来8个月至10个月。

　　据美国媒体报道，德国上周通报，默克尔政府将拒绝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措施。数名布什政府官员和外国政府官员近日称，德国在柏林会谈时作出的这一表态使参加会议的官员们感到震惊。德国方面称，对伊朗采取新的制裁措施将对德国经济产生不良影响。

　　据报道，包括美国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总统和副总统办公室在内的各相关部门和办公室都认为，德国已退出了西方盟国的“外交攻势”。曾极力主张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助理国务卿伯恩斯未能在伊朗核问题上取得进展。政治和军方官员、国务院的大规模武器专家现在正建议国务卿赖斯，伯恩斯所赞成的外交方案已失败，政府应积极考虑采取一些军事干涉方案。向赖斯提供建议的人员包括主管国际安全和反扩散局的助理国务卿约翰-卢德和一些中东问题专家。

　　一位布什政府官员12日称，华盛顿的重要人物现在都在参与对伊朗军事行动代价和收益的广泛讨论。对伊朗军事行动可能的时间表为未来8个月至10个月，即在美国总统初选结果可能已出来之后，但不会等到2008年11月的选举前。讨论目前集中在两个基本方案上：美国对伊朗汽油进口或石油的出口实施封锁，这一方案被认为会让伊朗民众负出很大代价，但不足以推翻伊朗政权。另一个方案是对伊朗实施全面空袭，官员们正在积极考虑消灭伊朗防空能力的时间。在美国拥有制空权后，美国战斗机将对伊朗已知的核目标发动周密的攻击。

　　报道称，多数人认为，全面的攻击计划将要求至少一周的持续空袭，在最好的情况下，攻击将使伊朗的核项目滞后数年，而不能永远消除它。其它的考虑包括伊朗对以色列和其它以色列人口中心、美国驻伊拉克部队采取报复行动的可能性。官员们认为，伊朗人不可能对美军造成更大的损失，伊朗已通过向伊拉克武装分子提供爆炸物和训练的方法来打击驻伊拉克美军。一名外国外交官称：“布什政府正要开始对伊朗采取行动，他们曾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伊朗核问题，但未能取得成果。布什政府中的一些人不想留下伊朗成为核武国家的遗产，所以他们正研究其它可选方案。” ▲


中国真正的外逃贪官到底有多少？
http://www.singtaonet.com/life_op/200709/t20070913_617726.html

来源：中国青年报 星岛环球网 www.singtaonet.com

　　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副局长王利明说：“据我们统计，现在真正逃往境外的是两百多人，不像网上说的数字那么大。”王利明是在9月7日举行的全国百强县（市）检察长论坛上做如此澄清的。（《新快报》9月11日）

　　不久前曾有媒体报道称，“我国检察机关与公安、边防等部门通力合作，开展了卓有成效的追捕犯罪嫌疑人专项行动”，有关机构还公布了被缉拿归案的卢万里、余振东等7名外逃贪官名单。然而，笔者注意到，网友对如此“成效”并不买账。有的网友认为，抓回来的外逃贪官只是“九牛一毛”、“冰山一角”；有的则质疑，“没抓回来的是否也应该公布一下？”反贪总局负责人如今公布的外逃贪官的“统计数字”，似乎正好对这个问题给出了答案。

　　然而，我们不难发现，高检院的统计数字只是“一家之言”而已。去年7月，有媒体报道说，中国有关部门掌握的最新情况显示，目前中国外逃的经济犯罪嫌疑人在800人左右，涉案金额近700亿元；而同时有媒体报道说，外逃官员数量大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500 亿美元，该数据来自2004年8月媒体对商务部一份调查报告的报道。在2004年5月，公安部新闻发布会却公布，我国尚有外逃的经济犯罪嫌疑人500多人。在前年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曾有几位分别来自银行界、建筑领域、交通部门和电力行业的委员相互“揭短”，因哪家行业“外逃贪官”“最多”“最大”而引发了一场“舌战”，虽然彼此互不服气，但终因拿不出“权威”数据而不了了之。

　　这种情形用一个形象的说法，就是“鸡说鸡话、鸭说鸭话”，本该通力合作、密切配合的各部门总是“说”不到一起。这让人很难理解，也完全是不应该的。目前，加紧与各国签署引渡条约，借各国之力缉逃，已成为中国政府的现实选择，但贪官外逃后再去谋求“引渡”合作，毕竟是一种高成本的反腐行为，把希望寄托在仰人鼻息的“遣返”上，终究还是个不得已的“下策”。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只有把贪官外逃的情况摸清，才能有的放矢、对症下药，从而找到解决贪官外逃问题的治本之策。摸清外逃贪官“底数”、掌握其规律，难道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吗？（作者 王威） ▲


最新解密：是谁干掉了林彪“256”专机？(3)
http://military.china.com/zh_cn/history2/03/11027561/20070730/14248300_2.html

 三、256大拐弯之谜
    
    256起飞以后，航向先顺着山海关机场跑道方向（244度）向西南飞行了4分钟，来到山海关西南40公里，林彪刚刚离开的北戴河上空（林立衡、张宁都听到了飞机声音），然后缓慢异常地转了一个大的出奇的弧度向西北（310度）飞去。
    
     康庭梓写到：“从零时32分起飞到46分，在14分钟的时间内，飞机从244度右转弯到310度，共转了不到70度，这个转弯动作在地图上画出了一个很不均衡的大弧线。对一个飞行员来说，用多于平时十几倍的时间，用如此怪异的加入航线的转弯动作，在他一生的飞行中，恐怕都不会发生。”对于这种现象，康文认为“虽然无法知道当时驾驶舱内发生具体争执与斗争的情况如何，但是从飞机航迹上看，飞行员操纵飞机不是向西飞，就是想掉头往东，竭力回避向北叛逃的航向。可见潘景寅即使在林立果逼迫下，也在想方设法与其周旋，雷达屏幕上的航迹是有说服力的。”然而这就与康文中前面分析的潘景寅为执行林立果叛逃命令而不顾航行安全，有意抛下部分机组成员相互矛盾了。既然对于林立果的命令，潘可以置飞行安全（包括自己生命的安全）而不顾，甩掉副驾驶等人，这里怎么又成了“可见潘景寅即使在林立果逼迫下，也在想方设法与其周旋”呢？可见康文在逻辑判断上的混乱和不合理。
    
    如果是潘景寅在同林立果周旋的话，这样做是毫无用处的。林立果学过驾驶直升飞机，懂得机上一般仪表常识，对于罗盘这一飞机通用仪表应该是很熟悉的。当林立果命令潘转向时，潘敷衍了事只转一点就不动了，林立果马上就会发现潘有不愿外逃的意向，此时林立果必然会监视潘景寅立即把航向调整到外逃的310度航向，决不会允许潘继续磨磨蹭蹭，似转非转地白白消耗掉本来就不足的燃油。因此开始一段的慢转，还勉强可以解释为潘的不情愿，而后来的几段慢转弯就不能这样解释了。康庭梓可以辩解说，林立果看不懂或者没看到罗盘，不知道潘是在慢转弯。如果是这样，反正林立果不知道飞机是在朝哪个方向飞行，那又何必多此一举慢转弯呢？
    
     在本文的开头一段已经分析出潘景寅是林立果线上的人员，他早就已经上了“贼船”，此时即使想下船也知道自己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了，不管是真心保林也罢，还是迫于无奈也罢，潘只有一条路跟林立果死心走到黑了。林立果指到哪潘景寅就飞到哪。然而那为什么又有这么奇怪的大弧度转转停停的拐弯现象呢？合乎逻辑的分析是，林立果和潘景寅在合作，以这种缓慢的转向方式来欺骗飞机上的某些乘客，不想让他们觉察到飞机正在改变方向，飞向西北方向！
    
     乘过飞机的人都知道，飞机在转弯时机身要发生倾侧，虽然身体感觉不到这种倾斜，但窗外的地平线会发生明显的起落现象，即使在夜间，看到地平线的变化，乘客也会明白飞机正在转弯。而9月13日凌晨（实际上就是9月12日那天的后半夜）半弯月亮正在东南方向的地平线上，让人很容易就能看到地平线。因此如果 256正常转弯的话，机上人员很容易就可以觉察得到。为了隐瞒飞机转弯的现象，林立果（叶群）刻意安排潘景寅在向西南飞行了一段之后，再以很难让机上人员觉察得到的极小倾角缓慢而坚定地将航向转向了西北。如此小心翼翼的转弯，如果不是特意留心，机上的乘客是很难觉察到飞机正在改变方向。
    
     飞机上除了林立果和潘景寅，还有林彪、叶群、刘沛丰、杨振刚以及三名机械师。叶群和林立果可以说是外逃的同谋，无须隐瞒什么。刘沛丰是林立果的死党，也无须欺瞒。杨振刚这个人很有意思，不知道为什么作为一个司机也上了256。如果他也是“林派”，当然跟着林彪走就是了，飞机飞向哪个方向，他不会关心。即使他不是林彪线上的人员，作为一个很少乘飞机的下层工作人员，很可能根本就不会知道飞机拐弯，即使觉察出了也不会知道飞机在飞向哪里。
    
    这样一来，林立果（也包括叶群）想要欺瞒的乘客就只剩下林彪和三位机械师了。
    
     三名机械师是奉命执行任务，对于飞机的目的地虽然不能说漠不关心，但也只是知道就可以了，他们的职责是飞机的保养和维护，只要飞机各项设备运转正常，他们的工作任务就算完成了。林立果当然也会考虑到这些机械师发现飞机航向的异常会提出疑问，但是对于这种疑问只要说首长身负秘密使命，要到一个不能公开的绝密地点去进行某项计划就可以完全搪塞过去了。那个年代，有谁敢怀疑副??一起用枪来威逼机械师就范，而机械师是没有枪支的。有了这两条预案，足以让林立果放手令潘景寅大胆转弯。不过这两手都必须要有林彪的首肯才行。如果林彪不同意这条航线的话，三个机械师加上杨振刚（可能还有半个潘景寅）林立果和叶群就很难对付的了。再有一点就是，三名机械师都是飞行老手了，尽管256以小倾角转弯，要完全的骗过他们飞机转向这一事实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可以说，林立果不会是为了这三名机械师去冒险在境内转来转去的浪费燃油。
    
    就以上分析来看，林立果想要欺瞒的人就只剩下林彪了！
    
    913 至今已经30多年了，对于林彪参与林立果策划的“571工程”并参与外逃谋划一事仍然没有可靠的证据。对林彪据以定罪的过硬证据只有两条，1、李文普的口供，说林彪在车上问“到伊尔库茨克要飞多久？”；2、林彪的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彪 9月8日”。
    
    但是李文普的口供只是孤证，并无旁证，没有任何人证或物证来确认他的说法。按照法律重证据，轻口供的原则，这条仅是孤证的口供显然作为旁证都很勉强，而作为给林彪定罪的重要依据实在是难以令人信服。
    
     至于林彪的那个手令更是让人摸不着头脑，首先手令并没有讲是林立果。周宇驰要传达的是什么样的命令，因而林立果以某种其他方面的事情骗取林彪写手令的可能性并不能排除。连十分熟悉林彪和林立果关系的林立衡都认为林立果和叶群要“绑架”林彪，可见林立果和林彪之间必然存在着一些不协调的因素。再有就是，林立果伪造林彪“手令”的可能性也很大。江腾蛟就供认自己看到的“手令”和法庭出示的不是同一张“手令”。可见林立果可能伪造了不止一张“手令”。
    
     由此看来，林彪很有可能并不知道林立果和叶群要把天捅下来的大手笔，当然也就不可能事先同意事变失败后外逃苏联的安排。在9月12日深夜，当叶群和林立果发现事变计划败露后，赶去劝林彪外逃时，林彪这才知道老婆和孩子已经闯下了滔天大祸，自己是在劫难逃了。然而对于外逃的安排，林彪流着泪说“我至死是个民族主义者”，这表明了林彪至死不同意外逃的心情，另一层意思就是林彪对于南下广州或者香港的计划还是同意的。事情至此，林立果和叶群也只好退一步，至少在表面上带着南飞广州或者香港的计划同林彪上了飞机。
    
    这样一来，256起飞后，就按照南飞广州的航线先向西南飞行了几分钟。但是，一来林立果心中的最佳选择是北飞苏联；二来林立果很快就知道，飞机上的油料刚够在9000米的巡航高度上，以每小时800多公里的速度飞到广州。而在3000米以下规避雷达的高度上，由于空气阻力大，256每小时只能飞600公里左右。照此计算，256机上12吨半燃油只能飞行大约2个半小时，最多飞约1500公里，而山海关到广州要飞约2000公里，因此256根本就飞不到广州或者香港。
    
    在山海关机场降落后，潘景寅就要求将256的燃油加到17吨，就是要保证256能有足够的燃油飞到广州。现在256只有12吨半燃油，又属于违规起飞，中途无法加油（在山海关就差点被扣住，再在国内机场降落只能是自投罗网）。此时林立果万万不敢在国境内以9000米的巡航高度飞行近2000公里，那几乎就等于是给导弹和歼击机提供的活靶子。林立果心里明白，现在只剩下就近外逃一条路可以走了。但是按照林彪的脾气，他很有可能宁肯降落在国内，承受和毛泽东摊牌的结果，也不肯背上“叛国”的罪名。这样一来，林立果就只好采用先斩后奏的手法，让潘景寅以让人很难觉察的微小倾角飞出了这么个让后人难以理解的大弧线航迹。这种飞行方法主要是为了骗过林彪，当然顺带也附有最好也能瞒过机组中机械师的作用。因此，林立衡所说的叶群、林立果要绑架林彪并非是毫无根据的空穴来风。

    黄线为林彪等人自北戴河乘车前往山海关的可能路线。
    
    红线为256起飞后的航线。可以看出256确实曾飞经北戴河附近上空。913凌晨，林立衡和张宁所说的听到飞机声音是可信的。但张宁所谓的256在北戴河上空打转就是杜撰的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