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只要美国愿意随时可切断中国互联网
http://www.ddhw.com/listo.aspx?topic_id=27&msg_id=7460&level_string=0&page=5

  上贴时间: 2007-9-12  信息社会世界峰会突尼斯阶段会议已于近日闭幕。会议在改革互联网国际管理体系方面并没有取得重大进展，美国仍然保持着对互联网国际管理的主导权。这意味着美国政府在任何时候都有能力把包括中国在内的其它国家或地区驱逐出国际互联网主干网。

国际在线消息：目前，全球互联网是由美国商务部下属的一家非营利性私营机构管理的，这个机构称为“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自1998年成立以来，一直负责互联网IP地址的分配、顶级域名系统的管理等互联网国际管理事务。

★ 美国是如何掌控全球互联网的

　　作为互联网管理主体的ICANN仅对美国Government负责。换句话说，美国在任何时候都可以通过ICANN使某国或某地区的互联网从国际主干网上断开，这给多数国家带来了政治上的不安全感和不信任感。
 
　　在技术方面，由于互联网发源自美国，很多大容量的地址段都被美国的机构或公司占用，能分配给其他国家的大容量地址段就很少，尤其对那些经济尚不发达、信息产业处于起步阶段的国家来说，更是往往只能分到资源很有限的地址段。而且目前世界所有的IP地址资源中，2/3的地址已经分配完毕，仅美国一国就占了 1/4强。

　　此外，美国政府还经常要求ICANN为其服务。比如开放以“.xxx”为后缀的域名给色情网站统一使用，虽然最后一刻，***团体及个人给美国商务部写了成千上万封抗议信阻止了该域名开放，但这恰好说明了ICANN不过是商务部的傀儡组织，在重大事项上根本没有发言权。

★ 各国要参与互联网管理

　　互联网日益成为大多数国家政府处理国家事务的一个重要工具，因此各国很自然地发出了参与互联网管理的呼声。包括欧盟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普遍认为，各国也有权在互联网管理上表达自己的观点，保护自己的权利。这并非是要取代美国作为互联网管理者的角色，而是要求互联网以一种更专业、符合更多人利益的方式来得到管理和扩大。

　　从2003年信息社会世界峰会第一阶段日内瓦会议召开以来，这些国家一直呼吁保留ICANN的核心技术职能，在联合国范围内建立一个可以代表所有国家的国际组织，代替美国行使对互联网的监管。

★ 美国拒绝与别国分享互联网管理权

　　美国一直掌握并行使着互联网的管理权。一方面，美国为互联网在全世界的迅速和稳定发展做出了贡献；另一方面，美国也通过互联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对于与别国共享互联网管理权，美国持坚决反对的态度。

　　在突尼斯峰会上，美国代表马伯格重申，现存网络的有效运行保证了互联网成为当今最具活力和分布最广泛的媒介，“任何人都不应对运行良好的现存网络造成伤害”。

★ 互联网管理论坛无实权

　　互联网国际管理作为本次峰会的焦点问题，在峰会前的3次预备会议和峰会上进行了激烈争论。在经历了艰苦的谈判后，峰会与会各方达成了妥协。

　　一方面，各方同意不把互联网管理权移交给联合国机构，而是维持美国独享互联网管理权的现状；另一方面，峰会承认各国在域名和国家代码上享有主权，同意互联网管理应当从一个国家管理的单边模式向多边模式发展，所有国家在互联网管理和确保互联网稳定安全方面应发挥平等的作用并承担共同的责任。

　　此外，峰会还决定成立一个互联网管理论坛，这个论坛不具有监督功能，仅为各方提供一个平台，就互联网管理以及**邮件、网络安全、降低网络成本等问题继续展开磋商。

★ 当前的管理模式还将继续

　　突尼斯峰会这一个重要的决定表明，目前的互联网管理模式还将延续，新的管理组织并未建立起来。互联网管理论坛的作用仅是“讨论互联网重要事务”，没有管理权，作出的决定也不具有强制力。美国在这场争论中获取了最大的利益。

　　与互联网管理问题的结果一样，突尼斯峰会也没有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信息技术、消除数字鸿沟方面取得变革性的进展。两年前在日内瓦召开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第一阶段会议就曾承诺，要在2015年让世界上的每个人都能有上网的机会，但是现在全世界只有14%的人口上网。目前，世界许多地区经济发展停滞、政治局势动荡，人民生活连基本的物质条件都不具备，此时空谈发展信息社会无异于空中楼阁。

★ 链接 ：ICANN来头不小

　　互联网起源于美国。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为互联网提供资金并代表美国政府与NSI公司签订了协议，将互联网顶级域名系统的注册、协调与维护的职责都交给了NSI，而互联网的地址资源分配则交由IANA，IANA将地址分配到ARIN(北美地区)、RIPE(欧洲地区) 和APNIC(亚太地区)，然后再由这些地区性组织将地址分配给各国。

　　1998年6月5日,美国政府解除了同IANA的协议。当年10月，一个民间性的非赢利公司ICANN，开始负责管理Internet域名及地址资源。新公司的最高管理机构——理事会由来自世界各国的18名代表组成。它同时还集合了全球互联网商业、非商业、技术及学术领域的专家，主要负责全球互联网的根域名服务器和域名体系、IP地址及互联网其它码号资源的分配管理和政策制订。▲


传歼-11B战机近期推出 中国航空业全面革新
http://www.singtaonet.com/glb_military/200709/t20070912_616864.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ingtaonet.com【星岛网2007-09-12讯】继不久中国高调宣布自己研发的新式战机歼-10装备部队后，据透露，中国将在近期再度宣布另一种先进战机国产的歼－11B登场。分析认为，中国成功发展歼-11B，意味着航空工业已得到全面革新。

　　《星岛日报》报道，中国于1996年向俄罗斯购买了数十架苏-27SK战机，并引入生产线，在沈阳自己组装同型机，苏-27的国产型被称为歼-11A，这是当时中国拥有的最先进战机。不过中国研究人员随即全面仿造苏- 27SK并进行改进，其中推进器系统，机载火控雷达和机载导弹系统都成功全面国产，发展出了全面由中国制造，性能比苏-27SK更优秀的歼-11B。

　　英国《简氏防务周刊》不久前曾表示，中国的歼-11B采用了局部隐身技术，整体性能较苏-27更优秀，美国《航空周刊》表示，美国空军和俄罗斯专家本来都不相信中国的战机研发能力，不料中国有此“潜藏的多种神秘力量”，特别是中国研制成功了自己的战机涡扇推进器WS-10。

　　报道称，这次改进的成功，象征着中国在研发第三代战斗机上，具有一定的科技与技术研发能力。在以前的歼- 11B研发阶段中，包括美国空军，俄罗斯军事评论家，都不看好中国。这次研发成功还有重要的意义是，解放军空军同时在今后获得了可以自行独立研制新的大推力比重的涡扇发动机。

　　据认为，改型飞机比原来的苏-27SK战机机体寿命增加一万小时，由于大量采用复合材料，飞机空重减少了大约 700公斤，歼-11B的雷达比歼-10飞机的1473雷达更强大，据估计可同时探测20个目标，并同时攻击其中的6个目标，而苏-27SK仅能同时攻击 2个目标。由于航电设备换成了国产的标准装备，歼-11B可以使用种类齐全国产精确制导武器，对地攻击能力强大。

　　据称，这些改进的目的是使之成为中国“第四代战斗机的平台”。据悉，歼-11B最大的改进是使其雷达反射面积从苏-27的15平方米降低到大约5平方米，甚至3平方米。

　　在武器方面，歼-11B搭载有中国改进的俄罗斯PL-12中程空对空雷达制导导弹。它是由解放军洛阳工厂制造的性能要好于俄罗斯的R77导弹。但是俄罗斯拒绝提供有关中国引进的R77导弹的具体资料。但是很明显PL12导弹在制导精度与作用距离上，要完全好于R77。

　　中国空军最初的计划是把PL-12移交给中国80年代研制的第二代改良型歼-8战机。同时PL-12也将应用在中国自行制造的歼-10的身上。而PL-12也确实得益于了俄罗斯原有的导弹技术。导引头能力与惯性制导系统以前都是来自于莫斯科，现在再由中国自己制造。

　　报道称，其实早在苏-27的引进之初，中国就把苏-27的国产化作为引进、发展中国航空工业的一个重要目标。因此，制订了分步骤，先进行进口散件的组装，之后不断提高国产率，最后利用中国近年来在飞机控制、航空电子与欧洲交流、航空标准向美国看齐的基础上，开发研制自主的一套改装系统，用于苏-27的改进，以适应新的作战任务和航空电子技术的发展，进而全面实现国产化。由此，经过边组装、边改进，最终出现歼- 11B这一型号。


俄罗斯“炸弹之父”---真空弹、威力是美国“炸弹之母”四倍
http://news.phoenixtv.com/mil/3/200709/0912_341_222355.shtml

2007年09月12日 人民网: 俄罗斯军方11日宣称，该国成功测试了世界上威力最大的常规炸弹。据悉，这种代号为“炸弹之父”的武器通过飞机投放，其威力高达美军“炸弹之母”的四倍以上。美专家认为，俄罗斯推出“炸弹之父”意在强调本国的军队正在恢复“元气”，并重新拥有了赶超美国的能力和诸多最新型装备。

俄罗斯总参谋部负责人在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时强调，这种新型武器的威力已可同小型核武器相媲美了。俄方宣称，同传统的核武器相比，“炸弹之父”的最大优点就是不会对环境造成伤害。电视画面显示，这种新型炸弹由俄罗斯的图-160超音速战略轰炸机携带升空投放，并在爆炸后产生了一个熊熊燃烧的巨大火球。

“炸弹之父”体内装有7.8吨新型高爆炸药，尽管总装药量比美军“炸弹之母”略少，但因其采用先进配方，因此威力反而超过对手四倍，相当于44吨传统的TNT炸药爆炸后的威力，其爆炸半径更达到330米，同美军炸弹相比几乎扩大了两倍。爆炸后产生了恐怖的“大号”蘑菇云和对建筑物杀伤力惊人的冲击波。

从电视画面看，“炸弹之父”爆炸后地面出现巨大弹坑，测试现场附近大楼也被完全摧毁。俄军表示，新炸弹 “成本低，威力足，不违反国际条约”，可有效保护俄国家安全，并在打击恐怖主义的战斗中发挥作用。不过，有关方面既没透露这种最新武器的正式名称和本次试验的具体时间，也没公开其使用的炸药名称。

路透社报道，俄军的新型炸弹采用了“两级引爆技术”。首先通过第一级引爆将炸弹主体送入空中，然后在让与其发生“第二次爆炸”来杀伤敌人。同传统武器相比，这种新型炸弹产生的冲击波与超高温作用距离更远，爆炸后产生的局部真空环境更能加剧这种炸弹的破坏力，能让现场附近的各类生物“统统蒸发”。

美军“炸弹之母”姐妹传奇

资料显示，美军的“炸弹之母”是一种通过卫星制导的空投精确打击武器，此前被认为是地球上威力最大的常规炸弹。这种武器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公开亮相，但并无机会接受实战考验。同俄罗斯的“炸弹之父”一样，美军的“炸弹之母”能有效杀伤隐藏在大楼、坑道或者掩体内部的敌方作战人员。

在俄罗斯推出“炸弹之父”之前，美国还曾成功试爆“炸弹之母”的姐妹产品“巨型钻地弹”。专家认为，这种武器以其庞大的重量和惊人破坏力登上美军常规炸弹之王的宝座。“巨型钻地弹”由美国波音公司幻影工作室负责研制，可由B-52战略轰炸机携带升空，其主要打击对象为隐藏在地下的各类敌方坚固掩体。

西方武器专家指出，美军研制的各类“巨型炸弹姐妹”，由于数量有限，因此其宣传意义远高于实战价值。比如，“炸弹之母”起到了震慑前萨达姆政权军心之目的。由于美军现有的各类小型穿地弹对伊朗掩体无法构成威胁，因此“巨型钻地弹”意在提醒伊朗，不要认为将其核设施隐藏在地下掩体中就能躲过美军空袭。

美军的“炸弹之母”长约9.14米，重达9.52 吨。五角大楼原打算利用这种武器在伊拉克战争中消灭萨达姆政权的军队，但随着后者兵败如山倒，炸弹之母失去用武之地，前后总共才造出14枚就停产了事。新研制的巨型钻地弹弹体长6米，重量高达13.6吨，相当于6枚美军现役最大常规钻地弹，威力更超出后者10倍。

“巨型钻地弹”将会主要用于轰炸地表以下深层的目标，或者用于摧毁地下建筑物中的坑道与堡垒，还可以用于炸毁高层建筑物。据悉，该型炸弹可穿透厚度达60米的钢筋混凝土建筑物，而美军现役最大常规钻地炸弹最多可穿透6米厚的钢筋混凝土工事或者30米的软土层，已经不能有效摧毁敌人深藏地下的目标。

“巨型钻地弹”技术十分简单，为获得理想钻地效果，避免弹体在钻地过程中经受不住从高空坠落的巨大冲力而变形，大部分弹体用来制造更厚的金属弹壳和更坚固的弹头，这导致重量大大增加，但长度和直径同时减小，其装载的炸药仅有2.4吨，而“炸弹之母”的弹药重量达到总重的90%，约8.16吨以上。

分析人士估计，美军生产的“巨型钻地弹”可能使用类似特里托纳尔炸药的产品。该类炸药能够在掩体隧道中发生持续性爆炸，爆炸可以在隧道内不断向四周蔓延，使掩体封闭空间里人和生命和物体没有逃脱的可能。“巨型钻地弹”弹壳使用改良的合金钢，外界猜测这种材料中使用了贫铀原料，以增加钻地爆炸效果。

“巨型钻地弹”能搭载B-52和B-2隐形轰炸机升空，并且在12000米的高空投放，这就大大增加了其下落过程中的冲力。与此同时，“炸弹之母”由于体积过于庞大，只能由C-130大型运输机在6000米的高空投放，若且必须在美军完全夺取制空权后才能使用。俄罗斯的“炸弹之父”在实战中恐怕也要经历类似场面。(高轶军)


教育公平属基本国策 业界“八大不公”亟待破除
http://www.ddhw.com/readarticle.aspx?topic_id=1000&msg_id=47368

  文章提供 于 2007-9-10: 教育公平属基本国策 业界八大不公需破除

　　★ 十七大前改革难点纵横谈 贾品荣 ★

　　8月31日，胡锦涛同志在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上指出：“要把促进教育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统筹城乡、区域教育，统筹各级各类教育，统筹教育发展的规模、结构、质量，认真研究解决教育改革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这是中国教育的正确发展方向。客观说，中国教育改革30年，在发展的同时，仍然残留计划经济体制的安排，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没有形成与就业结构调整相适应的人才培养体系。尤其是教育体制存在“八大不公”，困惑弱势群体。

　　● 教育体制中的“八大不公” ●

　　★ 第一不公：“义务教育”成了收费教育

　　长期以来，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不足4％，投入严重不足。政府对于义务教育的投入不足，导致实际上的收费教育。大学生要交纳昂贵的学费，专业不同收费也不同。虽说中小学生免除了学费，但择校费、学杂费、补课费、校服费名目繁多，各种补习班、兴趣班等课外教育收费花样翻新，各种收费单、教辅书、练习册在孩子们的书包里塞得满满的，各种补习班、特长班、应试技巧班的广告充斥着学生沉重的书包。有统计表明，近几年高校的学费以年均20％的速度上涨，学生以及家庭负担的高等教育成本从人均GNP的1．65％上升至51．87％，一些地方性大学甚至达到71．8％。据统计，10年来，中国教育乱收费总额已超过2000亿元。如果学校以学生为赚钱对象，如果学校把学生作为商品，就是中国教育改革的最大失败，是头号不公。

　　★ 第二不公：择校现象滋生腐败

　　初中属于义务教育阶段，是一个学生打好基础的时期，他们应该轻松地走进初中校园。然而，在择校的压力下，校园生活难以平静。随着择校费的一路高企，重点校越来越豪华阔绰，薄弱校则日益捉襟见肘。择校的弊端何在？一是带来了严重的教育不公，由于择校需要交纳高昂的择校费用，工薪家庭和贫困家庭的孩子被重点学校排除在外，只能对口入学，而这样的对口学校往往就是薄弱校。二是加大了资源配置的社会总体成本。为了应对择校，到了5月份，择校测试此起彼伏，人际关系全面启动，家长、孩子疲于奔命。三是部分重点校“转制”导致新的不公平。近年来，原有的重点中小学纷纷“转制”，办“校中校”，收取高额学费，加大了优质教育资源的供求矛盾。四是导致教育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教育财政上倾斜于重点校，使本来就有限的教育资源过多流向好的学校，而对薄弱学校关注很少，人为地拉大了学校之间的差距。更严重的问题是，几乎每所重点中学都以“实验班”的名义保留了一定的免费升学名额，这些名额的配置权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衍生为教育腐败。

　　★ 第三不公：城乡教育“两极分化”

　　教育投资77％用于城市，占人口60％的农村人口只获得了23％。城市基础教育所需的资金全部列入城市财政预算，基本上是有保证的，但农村基础教育资金只有来源于三部分：县乡财政预算、农村教育附加、农村教育集资。后两项主要来自农民。尽管农村实行税费改革后，国家明令取消了农村教育附加和农村教育集资，但由于农村义务教育的主要责任在县乡两级，而全国近一半的县是“吃饭财政”，其财力难以负担，只好通过各种变相的集资和乱收费转嫁给农民，农民依然承担了70％以上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农村与城市相比，教学条件、教师待遇、教师素质都相去甚远，农村中小学生辍学现象日益普遍。在农村，义务教育的普及率不足50％。

　　★ 第四不公：乱收费背后有高额提成

　　为什么一些学校热衷于各种乱收费？因为收费有提成。有的地方教育局带头扰乱教育市场，从择校费中提成20％。一些学校让学生到指定的地点购买教辅材料、乐器和体育用品，然后在商家那里抽取提成。从教学设备、学生教材、课本的采购环节，基建部门的发包、结算环节以及资料印刷、代理发行等，都有提成。以教材采购为例，一般来说，书商为“维系”自己的客户群，保证市场份额，会根据销售图书的总数和金额，给予学校以一定的折扣。而且，这种折扣往往是以“暗扣”的形式出现，所给予的对象也主要是购书单位的经手人、负责人。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最高人民检察院针对全国图书出版、发行行业中普遍存在的图书销售回扣问题展开了专项打击行动，不少高校的图书教材采购人员纷纷在此次行动中落马。北京海淀区检察院在行动中破获的受贿案件中，高校人员占到了71％。尽管国家一直对大中小学课本出版环节的税收，采取先征后退的政策，然而这些“优惠”却落到了少数人的手中。

　　★ 第五不公：权学交易、钱学交易大行其道

　　一些人掌握了公共学术资源配置的大权，打着学术的旗号，金钱来往，权学交易。他们披着学者的外衣，行的是受贿之事，拿的是不义之财，掠夺的是公共资源。中国所谓的基金申请已经成为一个不公开的秘密，就是跑项目、跑基金。一些项目评审成为少数知识精英的“分赃会”。上海交通大学所谓“汉芯”丑闻就是典型的例证。国家投入上亿元换来的是一个假冒伪劣产品，怎不叫人痛心疾首？据统计，教育系统2001－2006年底共查结商业贿赂案件577件，涉案金额 7379．5万元。

　　★ 第六不公：学术期刊堕落不在少数

　　目前的学术考评机制中，很多高校和科研单位都将论文发表数量与物质利益挂钩，从而助长了学术腐败的蔓延。虽然论文数量急剧增长，但质量大为“注水”。在这种形势下，不少学术期刊异化为圈钱工具，版面费由最初的每页几十元已飙升至每页数百元。只要给钱，谁想说谁说，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所谓的匿名审稿，是遮人耳目，交点钱就合格了。更有一些学术期刊为了榨取更多的版面费，甚至违规将季刊改为双月刊，不经审批加印增刊。某地一家核心期刊，缴1万元就可发表10篇“学术论文”，生产出大量的学术垃圾。就是这家期刊，还得到上级首肯，靠收取版面费一举扭亏为盈。

　　★ 第七不公：EMBA教育走样变形

　　EMBA本来是舶来品，任教者必须有管理经验。在哈佛商学院，EMBA教授必须担任过大公司的CEO或咨询公司的高级经理，还需有博士学位，才能给EMBA上课；同时，学员必须是大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但中国，EMBA异化为官员和国企领导拿学位的方式。不少教师没有企业管理经验；其学员，不少既不是大公司高管，也不具有大学学历，只有党校大专文凭，一些高校就为了十几万学费而将其“录取”，结果产生很多问题。他们中不少由秘书上课，雇用“枪手”撰写毕业论文，对高校的负面影响极大。而这对于正式参加硕士生入学考试的莘莘学子而言是很不公的。

　　★ 第八不公：一些教授不教书，摇身一变成老板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的传统角色在某些人身上蜕变了，“教授”不“教”，而是“售”，有的博导“一驳就倒”，教授的课由博士生上，研究生成了课题的廉价劳动力。教授如果拿到一个100万元的研究项目，花20万元在项目上，再扣掉学校收取的5％的管理费，他至少能赚70万元。文科的“成本”更低。中国一方面是教育投入不足；另一方面是大量的科研经费被装进私人腰包，造成严重的教育不公。

　　● 对教育不公的制度分析 ●

　　笔者认为，教育不公的深层原因是教育机构官僚主义所致。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官僚主义使得学校领导像官员，盲目追求数量增长，走的是“粗放型发展”之路；官僚化使得学校领导像国有企业经理那样，缺乏约束与激励机制，财务预算“软约束”，导致了那么多不公行为。

　　▲ 表现之一，官僚主义使教育体制难与就业市场相适应。

    作为公共机构，教育机构本应极力淡化行政色彩。然而在中国，教育机构像政府部门一样运作，是自上而下的任命制，这样，势必造成教育管理体制的官僚主义，使教育体制改革大大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没有形成与就业结构调整相适应的人才培养体系。于是，形成这样的局面：一方面，新兴的部门尽管存在着有效的价格信号，却由于教育体制无从适应，不能对劳动力市场的价格信号进行有效利用，大学生学到的知识严重脱节于社会实际；另一方面，传统的教育体制使人才价格扭曲，致使人力资本效率大大降低。

　　▲ 表现之二，官僚主义必然按行政级别配置学术资源。

    大学，本应是现代文明的孕育之地，是科学和人文精神的“发动机”。可是，今日的大学，“结茧”为衙门的躯壳。大学，本只应以其学术水平的高低论短长，实际上是人为地以行政级别论高低，按级别配置学术资源。一些教授“变身”成老板，其中介便是行政职务，通过这种行政职务，双方的转换才能顺利进行。

　　▲ 表现之三，官僚主义必然导致盲目铺摊子。

    突出体现在大学城建设、博士点申报。某地大学城占地7．3平方公里，投资达50亿元，大兴土木有那个必要吗？ 2005年全国各高校申报增设2700多个二级学科博士点，是现有1900个博士点的140％，其资源浪费是显而易见的。一些高校为了赢得厅局级领导的支持，不管其学问如何，聘为教授，还可以带研究生。这不是官僚化的表现吗？

　　▲ 表现之四，官僚主义必然导致三个环节的教育腐败行为难以抑制。

    严重的教育腐败现象多发生在教育局长、校长等有实权的人身上，主要原因就是对权力的监督制约不力。主要发生在升学考试、招生录取、新生入学三个环节，成为教育腐败的高危点。据上海教科院提供的数据，2006年全国查处的各种违规收费中，地方政府行为占34．61％，学校自身行为占49．74％，社会有关部门向学校乱摊派和搭车现象占15．65％。

　　▲ 表现之五，官僚主义必然导致入不敷出，财务恶化。

    据《2006：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高校的贷款最高估计达2000亿元。“2004年全国普通高校校办产业统计分析报告”显示：2004年全国高校校办产业的回报率仅为17．53亿元。在教育机构官僚主义的体制下，中国大学成了高危行业。

　　● 教育公平政策的四大要义 ●

　　教育公平作为国家的基本教育政策，其要义有四：

　　▲ 要义之一，公平教育的机会，是现代社会公民基本人权的体现。

    因为社会公平包括第一层次的机会平等和第二层次的收入公平。机会平等的最低要求是每个公民都有接受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的机会，这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是人人平等的起点，更是现代社会公民基本人权的体现。没有底层的教育公平就实现不了社会的公平。试想一下，一个从小就应享受教育权尤其是义务教育权的人，因教育不公，从一开始就被剥夺了平等的权利，对他而言还谈得上什么后来的机会平等和收入公平？实证分析表明：个人的人力资本积累是其劳动力市场收益和绩效的重要决定因素，而教育是使人们获得基本能力的最主要手段，因此，教育资源的公平配置是最大的问题。

　　▲ 要义之二，教育公平会缓解收入差距扩大问题。

    有关研究表明，全国不同行业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工资收入之间具有高度相关性，二者的相关系数为0．74。同时，收入差距的不平等进一步促成了城乡居民接受教育上的机会不平等。而且，收入较高居民的后代获得的教育水平一般会高于收入水平较低居民的后代所获得的教育水平，从而由人力资本决定的收入分配会产生代际效应，使得居民间的收入差距继续扩大。教育公平则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的趋势。

　　▲ 要义之三，中国社会绝不能为少数人的精英教育而牺牲大多数人的教育公平。

    试想：如果不顾教育公平，单方面追求所谓的卓越，将带来更大的不公平，社会必将失去基础。就目前的中国而言，由于地区差异、城乡差异、性别差异等因素，已经造成了基础教育中就学机会和入学条件的不公平。在教育机会的起点均等都难保障的情况下，社会大众就会对未来失去希望。正因此，中国的教育政策必须为社会大众提供一个底线公平，然后享受充分资源追求下的个人卓越。正是在这个前提下，个性化、多样化的教育才能在中国生根落地。

　　▲ 要义之四，促进教育公平是政府公共政策的基本职能。

    保障教育是现代政府最重要的基础性职能。美国在1993年出台的《美国教育法》把教育的公平性和质量标准作为联邦政府教育政策和教育项目的核心指导思想。为此，国家应在政策上建立补偿弱者的政策机制，对处境不利者提供平等竞争的条件以及资金上的保证，校正市场失灵，促进公平，这是政府公共政策的基本职能。

　　● 化解教育“八大不公”之策 ●

　　▲ 首先，改革自上而下的任命制。教育机构回归其本性，取消行政级别，以教师为根，以学生为本，实现教师治校的回归。将教育机构的运行彻底与行政职务的调动升迁脱钩，全力防止行政力量对教育机构的非法干预。

　　▲ 其次，破除行政化评价体系，坚持社会化导向。以长期教学质量和科研能力的提升作为高校业绩的主要评价标准。一个学校的声望，一个科研成果水平的高低，一个专业是否具有国际的水平，这个学校能不能招博士生，应该由民间学术团体通过科学的机制，由社会来评价，而不是由一些行政部门进行干预和组织评比。

　　▲ 再次，强化教育的公共性，加大对公共品的投资力度。下决心确保国家教育财政性支出占GDP的比例稳中有升。改革义务教育拨款制度，使其真正面向贫困地区；在非义务教育上，拓展渠道，向民营开放，但需要政府用“看得见的手”强化教育的公共性。

　　▲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限制公权，杜绝权学之间的交易，建立教育公平的法律基础。一个较好的法律体系至少应该满足三个条件：一是政府制定有关法律法规，使个人、学校及其他机构免受侵害，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二是使教育机构不受政府随意性行为之侵害，破除寻租和腐败行为；三是建立一个可以预见的司法体系，尤其是重点保护弱势群体受教育的权利，继而使全体公民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以此提高中国公民的整体素质。▲来源: 中国经济时报


刘华清回忆录中记载的中国核潜艇发展内幕
http://military.china.com/zh_cn/history2/03/11027561/20070912/14336759.html

2007-09-12 中华网论坛 作者:不变爱国心
    
    核潜艇的研制设计是从1959年开始的，当时先由海军修造部核潜艇总体组提出了方案的构思。后来由于国家暂时经济困难和科研力量不足，1963年3月，经中央专委批准，决定先集中主要的技术骨干力量，重点对核动力、艇总体等关键项目进行研究，待国民经济有了明显好转时，再全面展开。
    
     核潜艇于1963年调整后，中央专委于1965年批准核潜艇工程重新上马。核潜艇要不要搞?如何搞?搞什么样的?有过许多争论。有的针对我国经济基础和技术条件的可能性，存在不同看法，有的从作战指导思想出发，对核潜艇在未来作战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不同认识。后来毛泽东主席重申，国防尖端科学技术“要有，要快，要超”。这之后，核潜艇便一路绿灯，重新上马。
    
    我调到国防科委的时候，恰逢核潜艇工程重新“上马’。
    
    核潜艇的研究，一开始就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在周总理的具体指导下，聂荣臻元帅专门写了《关于开展研制核动力潜艇的报告》。应该说核潜艇的上马是比较顺利的。
    
    然而，这项工程的前期开发工作却几经波折这期间，我先在七院，后调到六机部，岗位变化了，但关注核潜艇工程的心却始终放不下。
    
    1962年上半年，由于国家经济遇到暂时困难，大批工程项目下马，核潜艇的研制工作也难以继续工作。对此，七院党委做了多次研究，我和戴润生政委专门向聂帅做了汇报，中心意思是从长远考虑，研制工作不宜全部下马。否则，不仅会造成经济上的损失，而且技术队伍也将散失，以后再上马时，困难会更多。后来，中央专委决定，组成了七院十五所，保留少数核潜艇研究人员，继续从事核动力装置的理论研究和实验，为设计研制核潜艇做技术上的准备。我专门到十五所讲了预研工作问题，强调要靠自己的力量把技术关键问题搞清楚，做好前期开发研究，为核潜艇工程总体方案的选择和初步设计提供基本理论和试验数据。
    
    1965年3月，周恩来总理指示，核潜艇的研制工作重新上马。当时我任六机部副部长，分管科研工作。于是由我起草，以六机部党组的名义向中央专委提出研究制造核潜艇的报告。8月，中央专委正式批准了这个报告。
    
    核潜艇工程终于再度上马。我喜出望外。
    
    核潜艇工程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它兼有“两弹”和“两核”的尖端技术，又有水下操作的重大技术难关，研制生产单位涉及几百个研究所和工厂，组织管理涉及国务院各部委、各省市二十几个部门。
    
    为此，我们提出分两步走：第一步先攻克核动力难关，造出攻击型核潜艇，第二步再突破导弹应用于潜艇水下发射的难关，造出导弹核潜艇。两个技术关键，分开攻关。为抓任务和组织协调，我们前前后后开了十几次会，签发二十几份文电，工作才逐步展开。
 
    核潜艇工程上马后，先是以六机部为主，与二机部共同负责，海军和一、四机部参加，并成立核潜艇工程联合办公室，归属六机部，由我负责。1967年3月，中央军委确定，核潜艇工程改由国防科委领导，会同国防工办负责抓总。此时，我已调到国防科委，这项工程仍由我分管。后来我离开科委到海军工作，核潜艇工程办公室又转属海军。
    
     “文革”中，由于工厂、科研单位陷于混乱，核潜艇的研制工作面临中断的危险。有的厂、所领导就来北京要求工程办公室派人去解难。开始还能派人去，以后多了，也应付不过来。有的同志建议以中央军委名义发一个专门文件，但有的同志怕这样被误解为“以生产压革命”。我和大家反复研究后，决定向聂帅提出建议，以中央军委名义发一个关于核潜艇工程特别公函，强调核潜艇工程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对国防建设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任何人不准以任何理由冲击生产研究现场，不准以任何借口停工、停产，必须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 1967年8月，中央军委发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特别公函》。当时各有关部、院主管核潜艇工程的同志以《特别公函》为依据，确实排除了不少干扰，保证了科研任务不致中断。
    
    1968年11月，鱼雷核潜艇开工建造，1970年12月下水，开始了码头安装设备工作。
    
    1971 年5月31日，核潜艇首航。我主持了领导小组会议。会后，我考察了一些地区，为核潜艇的试航、驻泊技术和阵地设施作准备工作。之后以海军首长名义报请周总理批准，在8月23日至9月 6日进行了预试，结果表明可以进行试验。1971年12月至1974年，几个阶段的试航试验，我参加了多次。
    
    1972年7月，海军召开党委常委会，专门讨论鱼雷核潜艇和导弹驱逐舰等新型舰艇的定型与后续投产问题。我列席了会议并发言。
    
    1974年8月1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第一艘鱼雷核潜艇命名为“长征一号”，正式编入海军战斗序列，并举行了庄严的军旗授予仪式。从此，人民海军进入了拥有核潜艇的新阶段。
    
    核潜艇研制的一步步进展，不仅为我国的“两弹一星”尖端技术增添了新的门类和内涵，也为我国战略武器的打击力量增加了新的手段。
    
    在海军装备体系中，核潜艇是重中之重。
    
    1961年开始，我就参加和领导了核潜艇工程的研究发展工作。此后30多年，不论调到哪里，不论担任什么职务，我始终都参与了核潜艇工程，它的每一次成功和挫折，我都亲历其间。
    
    刚介入核潜艇工程，我就清楚地认识到，这是一项国家战略性工程，它不仅仅是海军的战略武器，更是国家的威慑力量，是我国综合国力的体现。
    
    就任海军司令员后，我自然格外注重核潜艇发展的实际工作。1982至1988年间，我组织了核潜艇的各项试验和训练，并且考虑了第二代核潜艇的研制问题。
    
    核潜艇长航训练是我比较关注的问题。早在1974年第一艘鱼雷核潜艇就交付海军了，但由于多种原因，一直泊靠在船厂或港口里。1981年，我以副总长的身份去检查，感到这样不行。虽然还有些遗留问题，但艇已经交付了，就要让部队自己管理，自己训练，组织航行。在我的要求下，北海舰队和核潜艇基地加强了这方面的训练。经过认真准备，1981年11月至12月，北海舰队曲振牟副司令员指挥核潜艇进行了首次超过一个月的长航训练。我就任海军司令员后，继续关注这个问题。1983年10月至11月，又进行了第二次更长时间的长航。1984年第二艘鱼雷核潜艇交付。1985年11月至 1986年2月，该艇在潜艇基地副司令员杨玺指挥下，完成了数十昼夜的最大自持力试验。远航试验证明，中国自行研究设计制造的核潜艇和我们培养的第一代核潜艇指战员，是顶用的，是真正的水下蛟龙。

    1984年起，海军又相继进行了导弹核潜艇水下发射模型弹试验，深潜、全速和大深度发射鱼雷试验，水下发射潜地导弹遥测弹试验等，都取得了圆满成功。这一系列试验，标志着中国完全掌握了导弹核潜艇水下发射技术，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导弹核潜艇的国家。
    
    我考虑，核潜艇、核武器、核动力反应堆的发展，既要有近期目标，又要有长远发展计划。1987年至1988年间，几艘核潜艇试验训练取得不少经验后，我就强调，一方面要下功夫抓核安全，抓现役艇形成战斗力，另一方面要考虑核潜艇发展研制和生产不断线。我认为，发展核潜艇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研制战略导弹核潜艇，一个是研制攻击型核潜艇。这两种型号核潜艇都要研制，特别是攻击型核潜艇。随着科技的发展，敌人反潜力量增强，原来用常规潜艇就可以完成的任务，现在困难了，必须研制攻击型核潜艇。
    
    1990年，最后一艘鱼雷核潜艇下水。我向江泽民主席报告后，他决定亲自去视察。视察时，江主席果断表示：“核潜艇不能断线。”
    
    1992年5月29日，我把海军核潜艇部队建设情况报告转呈江主席，特别强调要持续保持科研发展和认真做好安全工作。江主席做了重要批示。
    
    1994年，根据江主席指示，中央军委、中央专委决定开始新一代核潜艇的研制工作。看到核潜艇事业后继有人，后继有艇，我也就放心了。▲  注：以上内容摘自解放军出版社 2004年8月出版的《刘华清回忆录》。


北京警告陈水扁　必须承担挑衅后果
http://cn.chinareviewnews.com/doc/1004/4/7/5/100447571.html?coluid=1&kindid=0&docid=100447571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07-09-12：李维一严厉斥责陈水扁，如果不计国际社会的谴责，一意孤行，铤而走险，必须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

　　中评社香港9月12日电／国台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李维一回答记者提问。李维一严厉斥责陈水扁，如果不计国际社会的谴责，一意孤行，铤而走险，必须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

　　▲ 记者问：近一段时间台湾陈水扁不断有一些“台独”分裂言论，包括“台独”、“制宪”等等，您有什么看法？　

　　★ 李维一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和大陆同属一个中国，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不容分割，不管陈水扁鼓吹什么“台独”分裂言论，也都改变不了这些事实。

　　★ 李维一指出，在台湾地区即将进行选举之际，陈水扁为了一己一党之私，全然置2300万台湾台胞的利益不顾，赤裸裸跳出来，进行挑衅，这只能证明陈水扁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阴谋家，一个不惜做台海地区安全的断送者，如果不计国际社会的谴责，一意孤行，铤而走险，必须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图谋分裂国家的民族败类，最终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　

　　▲ 记者问：我们看到陈水扁在10号一次讲话中说，2008年台湾领导选举时，将一起举办“入联公投”投票活动，您有什么看法？　

　　★ 李维一回答说，这是赤裸裸的“台独”分裂行径，是挑衅。如果陈水扁一意孤行，必将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 ▲


“样式雷”：从普通工匠到清朝皇家首席建筑师
http://news.phoenixtv.com/history/1/200709/0911_335_221517.shtml

2007年09月11日 深圳新闻网： 九月九日，清代“样式雷”建筑图档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展出，展品二百七十六件。该图档于今年六月入选《世界记忆名录》，这是中国迄今为止获得的第五项世界记忆遗产项目。“样式雷”是对清代主持皇家建筑设计的雷姓家族誉称，从康熙时期到民国时期，八代样式雷主持设计建设了北京故宫、天坛、颐和园、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等皇家建筑。

★ 背景新闻、清代“样式雷”建筑图档在国图展出 ★

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在《中国建筑和中国建筑师》一文中曾写道：“在清朝二百六十余年间，北京皇室的建筑师成了世袭的职位。在十七世纪末年，一个南方匠人雷发达来北京参加营造宫殿的工作。因为技术高超，很快就被提升担任设计工作。从他起一共七代直到清朝末年，主持皇室建筑……这个世袭的建筑师家族被称为‘样式雷’。”

这个占据清代皇家“首席建筑设计师席位”达200多年之久的神秘家族为什么能够创造出这样的奇迹，是什么技术让他们书写了中国历史上一段空前绝后的建筑传奇？日前，正在国家图书馆展出的“大匠天工——清代‘样式雷’建筑图档荣登世界记忆名录特展”，又唤起我们对华夏辉煌建筑文明的美好记忆。

★【建筑世家】★

“他们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建筑世家。”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主任张志清这样介绍“样式雷”。

“‘样式雷’应该说是一个合成词，现在很多人可能没听说过它，但在清朝，这个词是非常出名的。清廷设有样式房，负责建筑、服装和各类器物的设计制作，有点儿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建筑设计院。雷家多年担任样式房的掌案头目人，因此被尊称为‘样式雷’。”天津大学教授、中国古代建筑史专家王其亨说。

从康熙时起，“样式雷”七代10人先后主持皇家建筑设计，故宫、天坛、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清东陵和西陵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名胜古迹均出自他们的手笔，这5项建筑已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还有圆明园、香山静明园、玉泉山静宜园、三海、恭王府等如今一大批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甚至我们现在国务院的办公地点中南海，毛泽东住过的菊香书屋，周恩来住过的西花厅，也由他们设计建造。今年6月，清代“样式雷”建筑图档，入选联合国《世界记忆名录》，这是中国迄今为止获得的第五项世界记忆遗产项目。

一个建筑世家与这样多的世界文化遗产密切相关，这在世界建筑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传世珍品】★

9日起，国家图书馆展出“清代‘样式雷’建筑图档荣登世界记忆名录特展”，这是对“样式雷”成就所作的规模最大、最为全面的集中展示。此次共展出展品276件，98%(269件)为首次展出，92%(253件)为手绘手写的原件。其中有些是雷氏传人传记资料。

观众在这次展出中看到以下珍品：雷氏家族经办皇差的真实档案记录“同治十三年雷思起赴津购办木植奏准免税执照”；文华殿(文渊阁)立样全图；圆明园内文源阁图样；反映圆明园的来水情况的“圆明园来水河道全图”；“正阳门瓮洞内关帝庙正殿装修配房情形图样”；天坛的第一手修建史料——“天坛工程做法及工料册”。此外，还有故宫博物馆藏定东陵普祥峪地面建筑烫样、定东陵普祥峪地宫建筑烫样、定东陵普陀峪地面建筑烫样、定东陵普陀峪地宫建筑烫样、圆明园万方安和烫样、圆明园廓然大公烫样等，都是难得一见的珍品。

一同展出的还有五台山行宫各处坐落寺院图、圆明园西洋楼图、圆明园复旧图、五园三山及外三营地图、避暑山庄全图等，令人叹为观止。

“这次我们还展出了首都博物馆刚刚发现并首次对外提供的样式雷先人像彩色画像(两幅)。”工作人员介绍说，这一男一女两幅画像至今无法确定到底画的是雷氏家族哪位先祖，他们非常欢迎对此有研究的学者、观众发表自己的看法。

国家图书馆馆长詹福瑞说，样式雷建筑图档目前尚存近2万件，被中外单位所收藏，其中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有1.5万件，是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史的宝贵资料。作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样式雷图档不但唤起了人们对华夏辉煌建筑文明的记忆，而且在目前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全面开展之际，也唤起了我们保护古代文化遗产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风云故事】★

为什么一个普通的工匠能够一步登天，成为皇家建筑的“首席建筑师”？

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开始研究样式雷的王其亨为我们讲述了他的研究成果：“康熙二十几年，掌管了一定权力的康熙修建了第一个园子——畅春园。修这个园子的时候，雷氏家族第二代雷金玉参与其间，作为一个木匠的头。在上梁的时候，康熙发现雷金玉很年轻，技艺也非凡，召见他谈话。谈话当中发现他才思敏捷，正好两个人年龄也相当，康熙非常欣赏他，马上封他为七品官，食七品俸，而且让他掌管皇家的建筑设计，就是样式房。”

至今，在雷金玉的碑文中还如实地记录着这个故事。而且康熙的御制诗里，写到畅春园记的时候，还专门写了一段话，意思是说工匠里面，有一位技艺非凡，我今天还非常挂念他。

清雍正帝即位后，大规模扩建圆明园，此时年逾六旬的雷金玉，应召充任圆明园样式房掌案，负责带领样式房的工匠，设计和制作殿台楼阁和园庭的画样、烫样，指导施工，对圆明园的设计和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施工过程中，适逢雷金玉七旬正寿，雍正皇帝给予特殊的褒奖：命皇子弘历(即后来的乾隆皇帝)亲笔书写“古稀”二字匾额，赐予雷金玉。雷金玉将此匾运回故乡南京，悬挂于祖居大堂。

雷金玉在七十多岁去世后，雍正皇帝特地降旨由国家拨银通过驿站送其遗体回南京归葬。这在当时对建筑师而言，是一种极高的待遇。

自从雷金玉成为样式房掌案，也就是皇家建筑总设计师，雷家的传奇才真正翻开了第一页。不过，在这期间，雷家也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

“雷金玉是71岁去世的，他把所有子女都带回南京了。只有第六房太太张氏，抱着一个刚生下三个月的孩子，留在北京。后来孩子长大了，要找事情谋生，张氏去工部据理力争让他继承父业，几经周折才最后成功。雷金玉的这个儿子雷声澄非常敬业，后来竟然是活活累死的。”王其亨说。

当时正值乾隆盛世，据后人统计，当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到世界1/3以上，在国库充盈的情况下，乾隆大兴土木。此时雷家也赶上了好时候，在失去样式房掌案头衔多年之后，雷声澄的儿子雷家玺又重新夺回样式房掌案。

“雷声澄的三个儿子非常辉煌，赶上了好时机。在乾隆朝，老大、老二、老三就办皇差，包括修五台山、杭州大量的行宫园林，都是由他们来设计的。而雷家玺，他家的老二，当上了样式房掌案，也就是说，在雷金玉死后，样式房掌案几乎要换别人了，雷家孙子辈儿又争回来了，继续着样式雷的神话。”王其亨说。

深得皇上宠信的雷家玺可谓风光一时，他甚至亲自主持了乾隆帝八旬万寿庆典的设计工作。道光五年的时候，雷家玺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留下遗嘱说，虽然他的儿子雷景修十几岁就开始学建筑学，功力也非凡，但觉得他承担掌案还不成熟，于是决定把掌案交给一个叫郭九的建筑师。

道光二十九年，也就是二十多年后，这个原来被父亲认为不成熟的雷景修又靠自己的功力把掌案争了回来。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雷家对子女的要求也非常严。

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能够传承手艺，从第五代雷景修起，雷家开始吸取经验，把祖上有关的建筑图纸都保存起来。自此，样式雷家族历代工程设计文案，以及所有建筑的神秘手艺都得以保留。也许雷家没有想到，这个原本为了延续家族的辉煌历史的本意，却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历史印记。也正是通过这些图档，后人惊奇地发现，在样式雷的名下，是一个极其庞杂的建筑体系。大到皇帝的宫殿、京城的城门，小到房间里的一扇屏风、堂前的一块石碑，都符合样式雷的种种规矩，这是一个非常正规而系统化的祖传技术。其中的种种奥秘，不仅深深地吸引了历史学家，也成为建筑学家值得借鉴的珍贵资料。比如说，样式雷图样中常用的“平格”网，同当代建筑外部空间设计理论和方法，CAD建模方法及DEM数字高程模型，特别是正方形网建模方法比较，基本原理惊人雷同，凸显出中国古代建筑设计大师卓越的智慧。(陆云红)


最新解密：是谁干掉了林彪“256”专机？(2)
http://military.china.com/zh_cn/history2/03/11027561/20070730/14248300_1.html

 二、机组人员分开之谜
    
    12日晚间11点20分左右，周恩来在了解到256在北戴河以后，打电话给叶群 “关心”地询问了林彪的情况，并问到了256飞机。这个电话加上综合了林立衡已向8341部队报告有“绑架”林彪的阴谋，以及周宇驰、胡萍等各方上报的情况，叶群、林立果知道自己的“秘密”南飞计划已经不能按原计划在第二天秘密进行了，于是在11点40分左右说服了林彪连夜行动。在这以后紧急行动的忙乱中，林立果抽时间打电话通知了在山海关还未睡觉的潘景寅马上准备飞机。一片忙乱中，林立果在电话里是怎么同潘景寅讲的，已经永远无法晓得了。但是从潘的表现来看，显然他没有从林立果的电话里听出林彪是十万火急就要到机场来，他认为还有足够的时间来作好飞行准备。
    
    潘景寅马上叫起了三个机械师为256起飞做准备，并且再次要求机场调度派油车给飞机加油，为飞往广州做准备。前面说过，由于256的加油接头同山海关机场的油车管线接头不配套，很耗时间，因此没有加油。山海关机场虽然是海军航空兵基地，但为了便于往返北戴河的高层人士安全使用机场，海航的飞机和部队都已经转移到其他基地去了。山海关机场已经没有战备值班任务了。作为一个没有战备值班任务的机场，深更半夜的，等调度找到司机等有关人员，再开上油车来给256加油，等加完油，再怎么快也得一两个小时。潘景寅对此心中是有数的，如果潘知道林彪在半个小时之内就要到机场起飞了，他就不会安排根本就无法完成加油的加油车了。加油车只会耽误紧急起飞。后来，256滑行时，果然就被加油车擦碎了机翼航行灯。所以潘的估计应该是林彪现在正在准备出行，至少还需要1到两个小时才能来到机场。甚至可能还认为，在林彪离开北戴河时值班人员会按照常规再来电话通知机组做好准备工作。照理说，这是秘书和办公室人员的日常工作，可是在9月12日的混乱中，彪一行赶到机场时，潘景寅还在调度室与程洪珍等人讨论北京追查256飞机的事情。这也说明潘并不知道林彪等人这时候就会赶到机场，不然他不会不在飞机处等待。
    
    另外还有一件小事也说明潘景寅没有料到林彪这么快就会赶到机场，那就是林彪等人是用机组人员在做飞行准备时用的简易梯从前门爬上飞机的。如果潘景寅知道林彪随时会赶来登机，他就会要求机场人员提前准备好登机用的专用舷梯。加油也许来不及，但是准备舷梯还是没有问题的。
    
    以上事态说明潘景寅绝没有料到林彪这么快就来到山海关。这也就是为什么潘悄悄地叫起了三个机械师而没有叫起副驾驶和领航员。他是想让这几个关键人员多休息一会，等接到北戴河值班人员的正式通知后，或者至少等加完油之后再叫起他们。这样，他们可以多睡一两个小时，在执行夜航任务时能够更有精力，从而保证飞行安全。而这三个机械师在飞行中的工作不多，基本是闲着无事，可以趁机休息，所以先把他们叫起来做准备工作。这也是潘景寅关心下属和工作细心的自然表露。对于这样一个非常合理的工作安排，不知为什么康庭梓在文章中要说成是为了保证出逃安全，潘景寅按照林立果的部署有意把把他们给甩下了。
    
    根据三叉戟飞机生产商英国霍克尔-思德利公司的设计，三叉戟的驾驶仅需配置3名机组人员就足够了，在驾驶舱里也只安装了3个座位。如此看来，256的8名机组成员（不含服务员）实在是太多了点。
    
     康文中说“在林彪等人乘车离开北戴河之前，很可能已经通过电话通知在山海关机场等候在调度室主任房间的潘景寅：马上把飞机准备好，机组人员越少越好。”潘景寅是为了执行林立果的这一命令而有意没有叫起机组的副驾驶和领航员，有选择的扔下了他们几个机组人员，以防有人在飞机上制造麻烦。
    
     仔细分析一下，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前面已经讲了，潘很可能是因为不知道林彪这么快就到机场，才没有尽早叫醒康庭梓等机组人员。就算是潘有意要甩掉几个机组人员，他首先要考虑的是上飞机的人员必须能满足保证安全飞行的需要。因此，潘最不可能甩掉的恰恰是没上飞机的副驾驶员和领航员，只有他们才能和潘景寅一起操纵飞机飞行。而叫起来的这三个机械师反而正好符合康庭梓所说的“麻烦制造者”的标准。他们在飞行中没有事情可做，只有添乱的可能。因而，潘景寅要根据林立果命令做取舍选择的话，只能是甩掉这三个机械师，而不是反过来，甩掉副驾驶和领航员。潘在没有副驾驶的情况下，一个人驾机起飞实在是出乎了所有内行人的意料。即使能成功起飞，也很有可能是能飞上去，而落不下来。像潘景寅这样的技术尖子和担任专机师副政委的双重人才，怎么会作出这么弱智的选择呢？
    
     还有一点就是，那两个从北京同林立果一起乘飞机跟过来的女孩子可是铁杆的林派，程洪珍连手枪都给她们配发了，要“誓死保卫林副部长”。林立果把她们专门从北京带来，可见信任度非同一般。为什么连她们也没有叫起来？难道连这些自己人都要甩掉吗？也许康庭梓可以解释为怕吵起来与她们同屋的女服务员小魏。但这根本就不成其为理由。小魏仅仅是一个服务员，随便找个借口就可以搪塞过去了。甚至到时就是不让她上飞机，她也只能服从命令。退一万步，她就算是跟着上了飞机，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山海关机场卫星图片。进机场的公路要经过一个铁路交叉点。
    
    9月13日林彪在通过交叉口时正好碰上过火车，结果被尾追的8341部队跟了上来，最后只好不等副驾驶等人登机就让256飞上了天。
    
     因此，只是由于潘景寅对林彪到机场时间的误判，才造成了机组人员的分成两组的现象。特设师邰起良看到机组人员还没到齐，用内线电话通知调度室喊起了康庭梓和其他几人。而在当时林彪突然到达造成的混乱情况下，很有可能是潘景寅需要马上去见林彪等人，自己没有时间，而安排邰打的这个电话。因为只有潘最清楚那几个人还没有起来，而邰却不知道潘从调度室（与康等人休息的房间挨在一起）过来的时候是否已经提前通知了康等人紧急出动。而且也只有机长可以调动安排机组成员的活动，没有机长的命令，机械师不能擅自通知机组成员如何行动。康庭梓说潘景寅有意甩掉他们是经不起推敲的。
    
    然而林立果等人一登机就命令潘景寅马上起飞，这时已经没有时间等待被刚刚叫起床的其他人员了。8341的于仁堂副大队长带人乘坐的吉普车就跟在林彪坐车后面赶到机场，满载8341部队士兵的卡车在康庭梓等机组人员出门的同时也开进了机场。康庭梓一出门就碰上了乘小车赶来的8341的人员，挥动着手枪要康设法阻止飞机起飞。康让他把卡车开到跑道上去就可以挡住飞机起飞。在这种情况下，试想一下，如果等待康庭梓等人上飞机，那还不如说是等待8341部队来扣留飞机。因此，叶群、林立果不得不顾一切地命令潘景寅不等刚刚起床的机组其他人员，立即开动256起飞，这就造成了飞机上关键部位机组成员严重不足的局面。而潘景寅是绝对不会料到8341部队竟然会拦截“副统帅”的飞机，根本就没丝毫思想准备。如果没有8341部队的追兵，即使是林彪来到机场后，飞机一边做起飞准备（林彪从舷梯登机、发动机开车、机场调度开灯、加油车离开），一边再通知康庭梓等人来登机都是来得及的。
    
    可以说，是潘景寅的“好心肠”造成了256起飞时关键位置上的机组人员严重不足，这并非是康文所说的是潘景寅按照林立果的旨意来作出的北逃的安排。

    北戴河卫星图片。推测当年林彪可能的住处。两个区域都有极佳的游泳沙滩近在眼前。中间好似有个小山，符合描述913事件中“山上、山下”的说法。（未完待续）


当前贪污贿赂犯罪的8个新特点
http://www.voc.com.cn/CommonFiles/Go/?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07-09/12/content_6706909.htm|-|781806|-|401|-|10

    贪污贿赂犯罪总体上得到有效遏制 一些地方和领域呈现新规律新趋势

    “当前，贪污贿赂犯罪虽然总体上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但是在一些地方和领域，仍然呈高发态势，并且呈现出一些新规律、新趋势。”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副局长王利民在刚刚结束的全国百强县(市)检察长高峰会议上，详细分析了当前贪污贿赂犯罪的8个新特点。

    ★ 贿赂案件查办总体数量平稳

    据介绍，2003年以来，全国百万元以上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在逐年上升，千万以上的案件也时有发生。随着反腐败斗争不断深入和防止腐败的措施逐步见效，近年来检察机关查办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总体数量平稳，但是大案的数量却明显呈增多之势，单笔犯罪金额也越来越大。

　　★ 县处级以上要案比例较大

    记者从各地检察机关得来数据：今年1至7月，重庆检察机关查处县处级以上干部80 人；今年上半年，广东省检察机关查办的县处级以上干部85人；从去年至今年4月份，贵州省共有90名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因贪污受贿被立案侦查；2006 年，甘肃省人民检察院查处涉嫌贪污受贿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干部49人……

    “县处级以上要案占有较大比例，高中级领导干部犯罪案件时有发生。”王利民说，2006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查办涉嫌贪污贿赂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干部2435人，占立案总人数的7.6%。

    ★ 资金密集等领域属高发领域

    王利民说，从发案部位看，贪污贿赂犯罪的行业领域特点十分明显；从发案领域看，资金密集，资源紧缺，竞争激烈，利润空间大的领域，往往容易成为贪污贿赂犯罪的高发领域。

    据介绍，在检察机关近两年查办的商业贿赂犯罪案件中，发生在中央确定的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资源开发和经销这6个重点领域以及出版发行、银行信贷、电力等9个重点方面的案件，占72.4%。其中仅工程建设领域，就占将近31%。一些领域和行业，如金融、交通等，过去一直是贪污贿赂犯罪传统的高发部位，也有一些系统和部门，如食品药品监管、规划、环保等，随着职能的强化，逐渐成为新的贪污贿赂犯罪的多发部位和行业。

    ★ 企业国家工作人员犯罪比例降低

    “从犯罪主体构成看，企业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犯罪所占比例逐步降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比例逐步上升。”王利民说。

    据介绍，2006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涉嫌贪污贿赂犯罪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7698人，占立案总人数的24.1%。

    王利民进一步解释说，过去，在检察机关查办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中，国有企业中的国家工作人员占大多数。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国有企业陆续改制，国有企业的数量大大减少，犯罪主体身份和案件管辖发生了改变，企业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数量所占比例明显下降。检察机关适应新的形式，加大了查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犯罪的力度，因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犯案数量以及所占比例，呈现上升趋势。

    ★ 贿赂案件比例上升趋势较明显

    “与上一个特点相联系，贿赂案件所占比例上升趋势也比较明显。”王利民分析道，贪污、挪用公款的案件主要发生在国有企事业单位，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所涉案件，大部分为贿赂案件。随着国企改制，贪污、挪用犯罪案件数量减少，所占比例降低，贿赂案件的比例相应上升。

    来自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数据，2003年，贿赂案件占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犯罪案件总数的31.3%，2004年占32.2%，2005年占33.6%，2006年占39.2%。

　　★ 一些地方和行业窝案串案增多

    “许多案件的查处，往往拔出萝卜带出泥。”王利民说，检察机关从一条线索、一起案件入手，经过滚动深挖，带出了一批窝案串案，有的涉及数十人甚至上百人。“这反映出，一些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和行业领域的确很严重，上下勾结、内外勾结作案现象比较突出。”

    ★ 作案手段趋于隐蔽化智能化

    检察机关在工作中发现，为了规避法律、对抗侦查，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更加隐蔽，作案手法更加复杂。“特别是贿赂犯罪，基本上是一对一进行。犯罪嫌疑人到案后的抗审能力增强，翻供反证的现象增多，同时出现了诸如以低卖高买、合作投资、委托理财、挂名领取薪酬等名义和形式掩盖犯罪，钻法律空子的新型犯罪形式。”王利民说，这说明，贪污贿赂犯罪的手段更加趋于隐蔽化，智能化。

    ★ 向境外转移赃款外逃现象增多

    “据我们统计，现在真正逃往境外的贪官有二百多人，不像网上说的数字那么大。”在谈到目前贪污贿赂犯罪最后一个新特点时，王利民首先进行了澄清。

    王利民说，近年，犯罪分子潜逃境外现象增多。为了逃避法律惩罚，一些贪污贿赂犯罪分子将赃款转移到境外，提前做好外逃准备，在作案后或事发前潜逃境外，企图利用某些国家与我国政治法律方面存在的差异逃避追诉。

    编后：

    腐败是社会的毒瘤，贿赂犯罪是腐败的集中表现，它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阻碍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影响社会和谐稳定，败坏党风、政风乃至整个社会风气。我们必须按照党中央确定的反腐败战略方针，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罚并举、注重预防，积极推进教育、惩治、监督并重的腐败体系建设，有效遏制贪污贿赂犯罪。

    依法惩治贪污贿赂犯罪是治理腐败的重要环节和手段，只有这样才能有力打击和震慑贪污贿赂犯罪分子，增强反腐倡廉教育的效果。（记者 丁国锋）▲


中国新一轮改革切入点是收入分配制度
http://cn.chinareviewnews.com/doc/1004/4/7/9/100447939.html?coluid=45&kindid=0&docid=100447939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07-09-12 中评社香港9月12日电／中央党校副教授、经济学博士杨英杰12日在《上海证券报》撰文指出，配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新一轮改革已经启动，其切入点应该放在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上。

　　分配领域的问题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社会中的一大难点热点问题。在生产力从不发达状态向逐渐发达状态过渡的进程中，社会的注意力会有一段时间从财富的生产转向财富的分配。

　　文章认为，通过市场竞争而自然形成的垄断性，具有其合理性。通过政府授权而形成的垄断性，往往是以某种冠冕堂皇的“公共性”理由，诸如为了全体选民的福利或国家利益而不得不实行垄断等等。但是结果却是，垄断性的大部分收益落入了一部分人的腰包。

　　文章指出，就目前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来说，经过市场残酷竞争洗礼的、自发形成的垄断，应当予以默许甚至支持，因为这种垄断在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的现实情况下，有利于国内企业参与国际竞争。

　　而通过政府授权的形式而形成的垄断，则需要重新考虑这种垄断形式是否真正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新出台的反垄断法所关注的重点应该是由附着于政府权力而形成的垄断。

　　文章强调，配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新一轮改革已经启动，其切入点应该放在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上。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分配方式出现的问题还应从生产方式上解决。

　　改革现有收入分配制度，关键是要坚持真正的市场化道路，把生产领域资源配置的权力还给市场，尽可能扩大民间资源占有率，将垄断资源所有权分散化，形成多元化的市场格局，最终形成由政府二次分配形式参与其中的以市场化分配为主导的公正的分配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