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国军工详细曝光最新重型运输机计划
http://news.phoenixtv.com/mil/2/200708/0830_340_206764.shtml

2007年08月30日人民网:英国《简式防务周刊》8月22日一期报道：中国详细说明重型运输机计划

中国发布了关于西安飞机工业集团建造重型运输机计划的详细情况，不过距离第一架重型飞机建成也许还要一段不短的时间。

根据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网站显示，国防科工委主任张云川于2007年7月初参观位于陕西西安的工厂，视察了建造重型运输机生产线的进展情况。

之前，中国政府批准将“大飞机计划”立为“全国重大项目”，并将其视作未来重要的战略军事能力和工业能力。

在参观期间，张云川说，应该在成熟技术及中国创新性技术的基础上建造重型运输机，该机很可能在伊尔-76MD飞机的基础上建造而成，不过将拥有更好的运载能力和功率更大的发动机，其大小很可能接近于波音公司生产的C-17战略运输机。

该机将由三名机组人员操控，计划拥有最高为66吨的运载能力（C-17运输机的运载能力为75吨），机身长49米（C-17为53米），翼展49米（C-17为51米），机翼面积为310平方米（C-17为353平方米），机高为15米（C-17为16.8米），最大起飞重量为220吨（C-17为279吨）。

该计划成功的关键以及选择西安作为制造基地的关键是，西安飞机工业集团多年来在吸收国外技术、采取国际质量保障的控制标准方面作出的努力。

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正在进行高涵道比涡扇发动机的开发工作。这种发动机将为大型飞机提供动力。另外，该中心还在研究碳纤维材料，期待它能实质性地减轻飞机的空重。(《参考消息》) ▲

中国打击非法网站警察将在网络里“上岗”
http://chn.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07/08/30/20070830000018.html

    本报驻北京特派记者 李明振 (2007.08.30): 受到严格管制的中国网民以后在互联网上还会毫无预告的，受到突然跳出来的“警官”的“骚扰”。

    北京市公安局28日宣布，将制造出漫画形式的警官，在网站上每30分钟出现一次，以警告网民不要浏览淫秽网站等非法网站，这些“警官”将从9月份开始“上岗”。

    这些“警官”将以驾驶警车和摩托车巡逻或坐在电脑前的样子等多种形象登场。首先将在新浪网和搜狐网等13个中国代表性的门户网站上展开活动。北京市公安局表示，到今年年底，将把“活动范围”扩大到在北京市注册的所有网站。

    美联社报道说，这些警官形象计划由搜狐网开发提供给公安部门，目的是提醒网民，公安部门正在严格监视点击非法网站的行为。网民如果发现非法网站，还可以点击位于电脑画面最下方的警官形象，向公安部门举报。▲


中共十七大哪些人物值得关注？
http://chn.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07/08/30/20070830000024.html

本报驻北京特派记者 李明振 (2007.08.30 )政治局常委有力人选李克强、李源潮、俞正声、周永康

    ★ 在中国，“政治季节”即将到来。
     
    中国新华社29日报道说，每5年召开一次的中国共产党全党大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十七大）将于10月15日在北京召开。本届大会将选拔到2012年的5年间带领中国的领导干部。

    中共十七大在即，现政府从各部门部长开始正在进行大换血。香港《明报》当天报道说，财政部长金人庆将被调到国务院智囊团——发展研究中心担任高官，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谢旭人被内定为新一任财政部长。另外，文化部长孙家正和建设部长汪光焘也将卸任，山西省省长于幼军和建设部副部长姜伟新分别被内定为接替者。

★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最高领导层——共产党政治局常务委员将由谁来担任。

在胡锦涛主席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等2002年选出的9名常委中，预计将出现新面孔替代已故副总理黄菊和因年事已高确定将卸任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吴官正（69岁）、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72岁）等人。

★ 新选出的常务委员预计将进入继承胡锦涛主席的“新一代领导人候选群”。

胡锦涛主席预计将于2012年卸任。关于新任常委人选，虽然有各种推测，但大体上，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公安部长周永康和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等被看作是有力人选。

    据悉，李克强和李源潮是胡锦涛主席的权力基础——共青团（共产主义青年团）出身人士，俞正声有国家副主席曾庆红支持。有预测说，与前主席江泽民亲近的张德江将接替已故副总理黄菊担任负责经济的首席副总理，周永康则将负责吴官正和罗干退下来后空出的“司政线”。香港媒体纷纷报道说，共青团出身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兆国和相当于是胡锦涛总书记的秘书长的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刚也是“黑马”。

    北京的消息人士纷纷预测说，以中共十七大为契机，胡锦涛将彻底摆脱前主席江泽民的阴影，切实地掌握权力。在中国权力的核心领域之一军部，国防部长曹刚川（71岁）将卸任等，预计也将进行大换血。▲


制度使默克尔访华不住总统套房 让中国官员汗颜
http://news.phoenixtv.com/opinion/200708/0831_23_208479.shtml

★ 中国官员应该好好地向默克尔学习

2007年08月31日 中新网: 中新网8月31日电德国女总理默克尔日前访华，在南京期间，她没有入住南京索菲特银河大酒店顶层四千多呎、可以尽览南京全景的总统套房，而是住了面积只有七百多呎的普通套房，《澳门日报》发表社论指出，一个堂堂富国的总理如此知悭识俭，不仅让中方接待人员、酒店员工感意外，也让那些乐于公款吃喝玩乐的中国官员汗颜。互联网上，内地许多网民为之喝彩，不少人认为中国官员应该好好地向默克尔学习。

社论表示，内地官员用公款吃喝玩乐之风由来已久，用公款招待亲友，违规使用公交车等屡见不鲜。据内地媒体计算，仅公款出国一项，中国每年的花费便超过四千亿元。如果按每人每次消费五万元计算，每年公款出国的人数达八百万。若加上公款消费(包括各地吃喝招待等)，这两种“最常见”的行为每年开销便占了中国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

这些让大小官员挥霍掉的钱，若花在教育上，将可以资助数千万的失学儿童重返校园，众多因破旧变危楼的校舍得以重修；若用在社会救助上，内地不少贫苦百姓便不用因无钱治病等死，许多人不用行乞街头过日；若花在公用设施的检修维护上，便不会出现塌桥等惨剧。

★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社论指，德国总理不住总统套房而住普通套房，除了个人原因，更重要的是制度使然。在德国，公务消费奉行“零容忍原则”，任何铺张浪费都不可容忍，都可视为腐败。德国对官员的公务消费有着严格限制和监督，总理自然也不例外。比如德国官员的消费清单是公开的，公众随时可以查询。如果有官员大肆挥霍公款，那他面临的将不仅仅是舆论的质疑，很可能因此丢官甚至锒铛入狱。

有法律学家指出，按照现时的内地法律，公款旅游、公款吃喝只能算是违纪，不适合以贪污罪论处。社会就表示，挥霍公款不仅已成为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而且严重损害了公务员形象，吃掉了人心；挥霍公款的行为虽然没有直接将国有财产占为己有，但是吃喝玩乐的好处都占全了，和“贪污”只有形式差别，没有实质差别。如果一直让各级官员“违纪”下去，他们公款消费的胃口只会越来越大，因而有必要及早给“公款吃喝旅游” 一个罪名，同时让官员的公款消费变得透明，从制度上堵住各种“以公务之名行私人渔利之实”的漏洞。▲


华商报 是谁不让德国总理住总统套房
http://www.singtaonet.com/life_op/200708/t20070830_608452.html

来源：华商报 星岛环球网 www.singtaonet.com

　　德国女总理默克尔一直给人俭朴低调的印象，她在28日访问南京时选择的“低标准”酒店房间，再次加深了我的这一印象。据8月29日《扬子晚报》的报道，虽然是政府首脑，默克尔总理却没有入住索菲特银河大酒店顶层四百多平方米、可以看到南京全景的总统套房，而是与商务客人一样住进了面积七十多平方米的普通套房。普通套房一晚连服务费不到1800元，只有总统套房的1/20。

　　默克尔不住总统套房着实让人有点想不通——顾名思义，总统套房由政府首脑入住当然是最合适的，堂堂德国的总理，难道还会在乎这区区几万块钱？房间当然是越贵越舒适越好。但从新闻中我们知道，德国方面预订酒店的人员在看了普通套房后，连声说“条件已经足够好了”，而默克尔自身对入住普通套房也没什么异议。看来，默克尔总理出访入住普通房间已经是一个不言自明的习惯了。

　　默克尔仅仅入住普通套房让酒店的工作人员大感意外，他们当然会觉得意外，因为我们平常看到的，是国内一些普通官员出差往往也要入住豪华套房乃至总统套房“享受”一把，默克尔的俭朴与我们一些官员的奢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默克尔身为总理却如此俭朴？为什么我们一些普通官员竟能如此奢侈？

　　谁都知道总统套房比普通套房舒适得多，默克尔当然也很清楚。但她并没有大手一挥选择总统套房，为什么？并不是默克尔不懂得享受，也不是德国政府出不起这区区几万块钱的房费，而是默克尔及其身边的工作人员清楚地知道，他们用的是纳税人的钱，不能也不敢铺张浪费。在德国，对公务消费奉行“零容忍原则”，也即任何铺张浪费都是不可容忍的，都可视为腐败。德国政府官员的公务消费有着严格的限制和监督，总理自然也不例外，对他们来说，用纳税人的钱大肆铺张简直就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比如说，德国很多地方的政府大楼都显得破旧不起眼，因为他们不能随心所欲地用纳税人的钱盖豪华办公楼。再比如说，德国官员的公务消费都有严格限制，其消费清单也是公开的资料，公众随时可以查询得到。如果有官员大肆挥霍公款了，那他面临的将不仅仅是舆论的质疑，还很可能因此丢掉乌纱帽甚至锒铛入狱。因此可以说，是严密的监督制度让他们不敢用纳税人的钱来贪图享受。

　　反观国内，虽然国家三令五申要求制止公款消费中的大肆铺张现象，但却都收效甚微。究其原因，公务消费不透明、制约机制不够完善严厉是根本原因。 “公家的钱，只要不装在自己的口袋里，再怎么花也不要紧”，在潜规则之下，不少官员敢于入住总统套房、打着各种名号公款旅游、超标配备豪华公车……

　　针对前段时间安徽省检察院副检察长因为违规出游丢乌纱一事，著名法学家陈兴良和田文昌认为，公款旅游不适合以贪污罪论处，只能算是违纪。如果按这么宽松的尺度来约束公款消费，我相信德国的官员们也不会如此“吝啬”地对待自己，政府大楼也不会显得如此“寒酸”，但德国奉行的对公款消费“零容忍原则”，让他们不得不“吝啬”地对待自己，不得不规规矩矩地使用纳税人的钱。（作者 君秋）▲


解放军谈中国反独战争：六条代价，战犯必惩
http://www.topyl.com/contentview.php?fid=SSTT&id=2659481&PHPSESSID=e58b0c1b69669b7939b42efc782e925e

http://www.topyl.com Top娱乐网 发表日期：2007-08-31:台湾已通过“公投法”。军事科学院彭光谦少将说，温总理强调不惜代价维护统一，如为反“台独”而战，代价就几条：

▲ 2008奥运

▲ 投资减少

▲ 与某些国家关系倒退

▲ 东南沿海临战火

▲ 经济停顿倒退

▲解放军必要牺牲。

但以暂时局部牺牲换来国家统一是值得的。罗援大校说，如“台独”挑起战争，陈水扁要负罪责，“台独”分子即战犯，必受严惩。

１１月２７日深夜，台湾“立法院”三读通过“公民投票法”。本刊记者就此采访了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彭光谦少将、第二研究室主任罗援大校。两位军事专家表示，祖国大陆将对台湾“公投立法”后的事态保持高度警觉，决不容忍任何势力打着推进民主化的旗号搞分裂活动，借“公投”搞“台独”是死路一条。

★ 彭光谦：决不容忍借“公投”搞变相或实质“台独”

祖国大陆将台湾当局推动“公投制宪”，定位为“危险的边缘”。我们高度关注台湾“公投法”的内容。如果涉及统独议题，那就是向“台独”迈出了实质一步，由过去的渐进式“台独”、“隐性台独”走向法理“台独”、实质“台独”。这是相当危险的，已经触及我们的底线。

我们注意到，台湾当局日前通过的所谓“公投法”虽然规定只能公投“修宪”而不是“制宪”，“咨询性公投”也被封杀，但有关条文暗藏许多玄机，埋下许多“钉子”。值得高度警惕的是，民进党的所谓“防御性公投”条款也获通过，这一条款规定：“当国家遭受外力威胁，致国家主权有改变之虞，总统得经行政院院会之决议，就攸关国家安全事项交付公民投票”。这可能为台湾分裂势力借“公投”搞变相或实质“台独”留下空间。

不管这个“公投法”定什么条文，也不管台湾当局借这些条文做什么文章，只要它借“公投”搞变相“台独”或实质“台独”，我们就决不容忍，我们就会高度介入。

前一个时期，祖国大陆对台湾当局借推动“公投制宪”搞“台独”提出了最严厉的警告，这是给“台独”势力一声断喝。

▲ 第一，我们宣示了台湾问题的极端敏感性，说明台湾问题在国家安全上处于核心地位，是国家的最高利益。

▲ 第二，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表达了立场的坚定性，我们在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问题上是决不会让步的，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空间。

▲ 第三，我们也宣示了中国政府、中国人民的决心。在这个问题上谁要是想搞政治投机，是决不可能得逞的，谁要是“玩火”，就必会自焚。“台独”即意味战争，这个底线早就表明了，一旦触及底线，我们说话是算数的，１３亿人民说话是算数的。

我们有决心、有信心、也有能力解决台湾问题。温家宝总理最近强调：“中国人民会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祖国的统一。”如果为反对“台独”而战，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而战，即使可能付出代价，我们也义无反顾。该付的代价就得付，我们有这个准备，也付得起这个代价。

★ 代价无非这几条：

▲ 一是２００８年的奥运会，２０１０年的世博会可能受到影响。台湾当局说我们可能因为奥运会不会动手，奥运会和我们国家领土和主权相比，领土主权永远都摆在第一位。这两个问题不是一个档次的问题，不是一个层次上的问题，如果说我们为了办奥运会就不要国家主权，以牺牲国家主权为代价，那是小学生的思维逻辑，不是正常人的思维逻辑，更不是中国人的思维逻辑。奥运会是锦上添花，锦都破了，让人践踏，还添什么花？

▲ 二是国外投资可能减少，但这是暂时的。

▲ 三是我们与某些国家的关系可能倒退。我们也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即使要付出代价也不要紧。

▲ 四是东南沿海地区可能受到战火的影响，可能有人员和财产的损失。

▲ 五是国家经济发展可能受到影响。可能停顿几年，也可能倒退几年。但在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面前，我们取全局利益，长远利益。

▲ 六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可能要作出必要的牺牲。

这些代价都是可以承受的。以暂时的、局部的牺牲换来国家的完全统一和民族的振兴，是值得的。如果“台独”分子要赌一把，国际反华势力要赌一把，那他们必然付出惨重的代价，必然遭到可耻的失败。

祖国大陆郑重发出的这些信息，对“台独”分子可能没有什么意义，这些人是死硬分子，是不开窍的。但台湾２３００万人民要明白事情的利害，不要长期受蒙蔽，不要把身家性命交给那些不负责任的政客玩弄。“台独”分子种下的恶果让台湾老百姓来承担，“台独”分子让老百姓做他们的殉葬品，这是极不道德的。

２３００万台湾人民不要让自己成为“台独”的人质。

台湾当局寄希望于美国为保护“台独”而与祖国大陆摊牌，那也是一厢情愿的幻想。在国际战略格局中，对美国而言，中国大陆和台湾孰轻孰重，美国心里是有数的。美国是不会做陪本生意的，不可能为“台独”的一己之私而拿美国的国家安全进行赌博。美国官员最近在一些讲话中表示，美不支持台湾任何涉及改变其地位或导致走向“独立”的努力。

解决台湾问题最终要靠我们的实力。我们的经济实力已经很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也在不断发展。我们已经扎扎实实做好准备，随时反击“台独”分子的任何挑衅活动。李登辉和陈水扁是执意要往“台独”不归路走的，陈水扁提出了“台独”时间表，如果他一意孤行，那就是我们粉碎“台独”的时间表，争取国家统一的时间表。我们有这个决心、信心，也有这个能力和实力。

★ 罗援：借“公投”搞“台独”将触及动武底线

这次陈水扁和泛蓝军提出的公投制宪和公投修宪是不一样的。公投制宪就是推倒重来，就是宣布“中华民国”不存在，另起炉灶，独立建国。“中华民国”是中国内战遗留的非法政权，现在陈水扁试图将它推倒重来，就是法理上的“台独”。所谓的“中华民国宪法”经李登辉六次修宪，除第四款尚存有一个中国的遗迹外，已空有其名。若再将第四款所描述的“中华民国版图涵盖大陆和台、澎、金、马”改为只“涵盖台、澎、金、马”，这部宪法也就成为了一部地地道道的“台独”宪法，那它就触及了大陆动武的底线。

我们注意到，台湾“立法院”刚刚通过的“公民投票法”，规定可以公投修宪而不是制宪，包含统投公投的蔡同荣版本等被否决，但它没有明确将国旗、国号、领土变更等排除在公投范围之外，还通过了民进党的“防御性公投”条款，它的许多模糊条文，可能被各取所需，可能被“台独”分子利用进行分裂活动。

但不管台湾“公民投票法”的条文如何，也不管台湾２００４年谁上台执政，想利用“公投”搞“台独”，注定是死路一条。

台湾当局借“公投”搞“台独”，过不了大陆民意关。就两岸关系来说，公投不会投出陈水扁满意的结果。公投是一种表达民意的方式，但是它的适用范围是有严格限定的。联合国１９４５年公布的宪章中，规定殖民地、殖民国和非殖民地的两个国家对其有争议的领土可以公投。台湾不是殖民地和非殖民地，不存在地位不明的问题，其他国家对它也没有领土要求，因此，台湾搞统独公投是没有理由的，也是非法的，无效的。在上个世纪末，北爱尔兰和魁北克都曾经要求公投，英国和加拿大政府都不同意，美国也不支持。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加利说，如果随意使用公投，让分离运动扩散，这就等于使干涉别国内政合法化。美国也认为魁北克要求从加拿大分裂出去是非法的。当时的加拿大总理克雷蒂安说，如果用５０％加一票就可以分裂一个国家，这是不民主的。台湾人民要尊重祖国１３亿人民的意愿，不能逞一时之快。即使统独公投立法通过，选出的结果也绝对是非法的、无效的。

陈水扁上台之初信誓旦旦地作出“四不一没有”的承诺，但实际上却在言和行两个方面都在一步一步地推动“台独”分裂活动，也一步一步失去人们对他的信任和耐心，他现在竟明目张胆地将“一边一国”列为竞选主轴，鼓吹通过“公投制宪”实现其“台独”主张。对此中国政府提出了最严厉的警告。我们之所以发出如此严厉的警告，也是为了表达我们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大诚意。如果海峡局势不是到了危险的边缘，大陆不会发出这样严厉的警告。警告是为了让他们警醒，悬崖勒马，从战争的边缘回到和平的轨道上来。这种警告也说明大陆是仁至义尽的，先礼后兵，把我们的底线合盘亮出，设置一道“防火线”，以防引发战火。祖国政府的郑重声明表达了中央政府、军队和人民的坚定决心和意志，在事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问题上，我们决不退让，决不妥协，决不示弱。

陈水扁要把大陆的话当真，不要心存侥幸，他现在已经触及了大陆的底线，置身于危险的边缘。如果陈水扁、李登辉等人把大陆的克制和忍让误判为软弱可欺，就是在 “玩火”，这是十分危险的，也是十分不道德的。如果他们现在还执迷不悟，还企图利用“公投”把台湾带向独立，那就是把台湾人民推向战争的深渊。如果出现这种局面，陈水扁等人是要担负罪责的，“台独”分子就是挑起战争的罪犯，就是民族的千古罪人，必将受到历史的严厉惩罚。祖国大陆有言在先，勿谓言之不预。

台湾借公投搞“台独”也过不了国际社会这一关，美国更不会为“台独”拔刀相助。对美国来说，真正的麻烦制造者是陈水扁，是陈水扁肆意打破台湾海峡现状，不断制造紧张局势。美国应认清，在事关中国最高国家利益的台湾问题上，中国是不会妥协让步的。如果美国助长“台独”势力，给“台独”打气撑腰，最终伤害的还是美国的根本利益。美国应该言而有信，严格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真正在国际安全合作中，同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美国不要指望中国单方面给其提供安全合作，而它可以肆意损害中国的核心战略利益。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是有明确承诺的。美方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郑重表示，它无意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也无意执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美方领导人并多次表示反对“台独”。美国自称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它应该以实际行动取信于国际社会，停止售台先进武器装备，明确反对台“公投”、“制宪”等挑衅行为，不要再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这才符合中美两国利益，有利于维护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 台湾借“公投”搞“台独”更过不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一关。

中国人民解放军有能力、有决心、有信心解决台湾问题。台湾同胞是我们的骨肉兄弟，我们之所以避免用武力手段解决台湾问题，主要是投鼠忌器，怕殃及无辜。人民解放军保持克制和忍让，是对台湾民众负责。大陆的善意应该得到台湾人民的善意回报。台湾人民不要选择“台独”，选择“台独”是要付出代价的。一旦台湾分裂势力把台湾带向分裂的不归之路，中国人民解放军将被迫采取一切手段维护祖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神圣职责。如果听任台湾从祖国的版图中分裂出去，中国人民解放军坐视不管，就是最大的违宪和失职。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当祖国需要的时候，人民解放军将不惜任何代价，誓死捍卫祖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记者黄海杨柳)(www.topyl.


领 导 干 部 竟 成 了 高 危 行 业 ？
http://www.people.com.cn/

昨天与一朋友闲聊，谈及时下一些被查处的腐败现象，看到不少领导干部因这样那样的原因倒下去，不由地感慨：领导干部竟然成了高危行业。

领导干部，作为社会的管理者，有多少人趋之若骛。每年报考国家公务员时，那火热的场面恐怕谁都会记忆犹新，而这还是普通的干部。领导干部是普通干部的头儿，想当的人估计也不在少数。可为什么就成了高危行业？思来想去，有这样几个原因：

★ 面对的诱惑多之又多。

改革开放的闸门一打开，什么鸟都飞进来了，让我们的眼前一亮，同时也晃了不少领导干部的眼。以前没吃过的，什么鱼翅、鲍鱼、燕窝，现在都可以吃。以前没有去过的，不但是国内，就是去国外也是等闲事。以前想也不敢想的，如包包二奶，养个情妇什么的，也说干就干了。以前从来不敢做的，贪黑钱、收礼金什么的，也都顺水推舟了。想想吧，这么多诱惑，要想抵挡得住，确实是需要一些定力的。虽然说，领导干部有自身的纪律约束，但面对着要比常人多得多的诱惑时，犯错的几率就会大大增加。

★ 要处理的关系如网如织。

说到底，我们的社会还是一个人情社会，亲情、友情、同学情、战友情等一堆，上级关系，亲属关系，朋友关系，师生关系如一张大网，罩住了每一个人。领导干部更是如此，只要一当官儿，什么关系都来了，说是多如牛毛也不为过。赖昌星的远华案，涉及多少领导干部，他是怎么玩的？就是运用各种关系来渗透你，取得你的亲近，然后再慢慢下水。河南的三任交通厅长都前“腐”后继地倒下了，难道就没有一点前车之鉴？该省前些年高速公路发展很快，各种关系都蜂拥而至，分一杯羹，厅长也难抵众多的关系，最后“牺牲”了自己。

★ 手中的权力大之又大。

我们的领导干部就象一个大家长，需要决策，可以决策的问题实在太多了。也就是说手中的权力很大。虽然我们讲以法治国很多年了，但很多情况下还是权说了算。况且我们的法还很不健全，很多方面还是空白，这就需要用行政的手段去管理，靠权力去维持。而权力是一把双刃剑，用好了就会为人民谋福，用错了就会害人害己。有时候也有制度，制度也可以约束一些人，但有时候制度也被束之高阁，没有一点的执行力。想想吧，如果一个人手中握有不受制约的权力，难免不出这样那样的问题。

★ 受到的监督也还太少。

虽然说有党纪，也有国法，更有单位的工作纪律。但这对于一个领导干部来说，日常接收监督的机会还是很少的。别说八小时以外了，就是八小时以内，你怎么去监督？科员能监督自己的科长吗？更别说监督处长及以上的领导了，有的你连面都见不着。你见着了又怎么办，业务分工不一样，他办的事你也不能过问。从外部讲，有纪委，也有监察部门，还有司法机关，但他们也不能天天在单位守着啊，他们做的只是事后的处理。有人告发了，去查一查，处理一下。内部无法监督，外部监督不到位，剩下了只能是自我监督了。嘻嘻，自己监督自己能顶多大个用？

虽然说对于一名领导干部，我们可以提这样那样的要求，因为你作为人民的公仆，就得听人民的。但鉴于目前的现实，领导干部要想不阴沟里翻船，就必须想想怎么走好自己的人生路。这并不是唱什么高调，而是现实对我们提出的迫切思考。　(也笑一下于2007年8月31日中午)


1949年中共为什么不动香港？“
http://www.ddhw.com/lista.aspx?topic_id=5&msg_id=10456

  上贴时间: 2007-8-30  

★“长期打算，充分利用”
http://www.ddhw.com/lista.aspx?topic_id=5&msg_id=10456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是在“中国人民将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的前夕酝酿产生新中国的外交政策的过程中，开始思考如何处理中英两国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香港问题的。

新中国“外交方针政策的形成大致在1949年1月至7月间”，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毛泽东用形象化的语言所阐释的“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我们采取这种态度，可以使我们在外交上立于主动地位，不受过去任何屈辱的外交传统所束缚。”可以使新中国的外交关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因此，中国共产党人态度非常明确：新中国将不“继承”旧中国的外交“遗产”――“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宣布“废除卖国条约”，宣布对于旧中国“所订立的各项条约和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这里，自然也包括 “割”、“租”香港的中英《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和《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三个不平等条约。正是在“树立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形象，营造新中国和平建设的国际环境”的原则指导下，新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香港问题的特殊政策也开始有了“腹案”，即后来所归纳的“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八字方针。形象化的说法就是“暂时维持现状不变”。
 
据周恩来1951年回忆：“我们在全国解放之前已决定不去解放香港”。这是一项从维护新中国的国家利益出发超越了“简单化”的意识形态束缚的“现实主义” 的战略决策。也就是说，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绝不放弃对于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香港的主权要求，坚持彻底洗刷殖民主义的耻辱以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的立场和奋斗目标，在这一点上，没有也不允许有“丝毫的动摇和妥协”；但是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强调在具体解决香港问题时要“尊重历史、尊重现实”，要“谨慎从事”，要避免在条件不具备、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从“单纯的革命热情”出发“犯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在国内、国际形势对我们有利的情况下“一揽子”地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在条件不具备、时机不成熟时，“暂时维持现状不变”。
 
1949 年 1月，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修改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曾经非常透彻地阐释了这一战略决策的思想背景：“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但是，在执行的步骤上，则应按问题的性质及情况，分别处理。凡问题对于中国人民有利而又可能解决者，应提出解决，其尚不可能解决者，则应暂缓解决。凡问题对于中国人民无害或无大害者，即使易于解决，也不必忙于去解决。凡问题尚未研究清楚或解决的时机尚未成熟者，更不可急于去解决。总之，在外交工作方面，我们对于原则性与灵活性应掌握得很恰当，方能站稳立场，灵活机动。”

1949 年2月，米高扬代表斯大林来当时中共中央的所在地西柏坡了解已经酝酿成型的新中国对内、对外政策时，毛泽东也向他耐心地说明过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一立场： “目前，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须要采取另一种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决定。”
 
事实上，早在中国内战刚刚爆发的1946年12月，毛泽东就已经非常明确地阐释过“解决香港问题可以从缓”的战略思考。当时，毛泽东会见哈默、罗德里克、陈依范三位西方记者，哈默问毛泽东：“在香港问题上中共的态度如何？”毛泽东回答：“我们现在不提出立即归还的要求，中国那么大，许多地方都没有管理好，先急于要这块小地方干吗？将来可按协商办法解决。”

★ 中英双方在香港问题上的“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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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内对于香港问题最早提出“暂时维持现状不变”具体建议的是“负责对外贸易和港澳工作”的潘汉年和廖承志。潘汉年向中央建议说：“军队不宜进驻香港。理由是：美国执行杜勒斯的封锁政策，上海、天津、青岛等港口城市与国外的贸易往来几乎断绝，如再收回香港，则这惟一通向国际社会的贸易渠道将会被封闭。共和国初建，急需的军事物资和惟一的外汇收入渠道也必然断绝。对于香港而言，也必将成为死港。因此，在一定时期保留香港自由港的地位，由英国人暂时管辖乃是上策。”
 
廖承志向中央建议说：“要武力解放香港，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说，只是一声冲锋号，就能把红旗插上香港太平山。……香港是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港口之一，如果香港暂时留在英国人手中，为了英国自己的利益，它也不会放弃大陆这个巨大的市场。这就等于把美国对中国的立体封锁线撕开一个缺口：我们能从香港进口我国亟需的物资；也可以利用香港作为我们与世界交往的通道，世界各国兄弟党同志可以从这里进来，各国的民间友好人士也可以从这里入境；另外，香港还可以成为我们了解世界各国情况的窗口，这些深远的战略意义，会随着似箭的光阴，越往以后，越为大家所接受和看清楚。”毛泽东、周恩来对于他们的意见非常赞赏。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香港问题作出“暂时维持现状不变”的战略决策，主要是出于“必要性”和“可能性”的双重考虑。
 
一方面，为了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新中国的全面封锁，中国共产党人有必要保留香港这一“传统”的“国际通道”，对外开放，而不是“闭关锁国”；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也不放弃争取外援。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既定方针”。毛泽东十分明确地讲：“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苏联当然是第一位，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建国大宪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也明确规定：“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但是同时，中国共产党人也清醒地认识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于“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是“十分不满”、“十分不安的”，“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他们不会轻易放弃“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新中国一成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就“三管齐下”――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企图“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为了巩固年轻的共和国，为了保卫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国际外交关系上采取了坚定的原则性和高度的灵活性相结合的政策，把香港问题放在新的国际形势下考虑，”作出了“暂时维持现状不变”的战略决策，以保留香港这一“传统”的“国际通道”作为新中国与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联系的 “桥梁”。
 
关于这一点，英国人有比较客观的评论：“共产党领导人或许预见到把英国管理的香港作为朝向西方的‘窗口’所具有的战略价值。例如，从早期的中日战争中，他们已经发现香港可作为一个重要的供应基地，九龙到广州铁路在此期间所发挥的作用已可对此作出明证。他们也很可能认识到，若香港一直由一个英国殖民政府管治，它便将可作为日后处理与英国关系的一种政治筹码，甚至是一张与美国――一个与共产党势不两立的国家――保持联系的皇牌。不管是什么因素影响了毛泽东的行动，他得到回报的速度却比预期中快。1950年，中国要求香港成为朝鲜战争中供应石油、化学品、橡胶、汽车和机械储备的基地。而当朝鲜战争导致联合国和美国对中国实行贸易禁运时，香港和澳门的同胞在百感交集下为中国提供了躲避制裁的主要通道。此秘密一直维持了三十年之久。”
 
当然，中国共产党人保留香港这一“传统”的“国际通道”作为新中国与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联系的“桥梁”，也不能排除还有对苏联一贯的“大国”、 “大党”之“霸权主义”保持必要的警惕和预防措施的深远考虑。新中国成立之时，严峻的国际环境，决定了“中国人民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但是，“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前提是不能“牺牲”新中国的“独立自主”，对于这一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是有高度共识的。因此，香港学者所言――“斯大林在解放军渡过长江之前，曾向中共领导人提出‘划江而治’的主张，被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拒绝了。毛泽东开始警惕中国会不会成为苏联卫星国的危险，他始终对大鼻子的意图存有戒心。保留香港，是为了向苏联表示可以得到别的援助来源，以帮助恢复受战争蹂躏的中国经济，以加强同莫斯科讨价还价的实力。”――虽有偏颇，却不无道理。

另一方面，英国对待“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所执之与美国“公开的敌视”有别的“现实主义”或曰“机会主义”的外交立场，为香港问题的“弹性”处理提供了“政治空间”。由于英国在中国内战中基本上保持了“不干涉”的“中立”，没有像美国那样“深深陷入中国事务的泥潭”，“失去与中国共产党改善关系的机会”；由于英国“最关心的是保护在华利益和香港的地位”， “英国在华有超过三亿英镑价值的贸易利益，因此英国绝对不愿意失去中国市场。”因此，英国也绝对不愿意失去香港这一苦心经营了一百年的“远东最大和最重要的殖民地”。
 
所以，英国在1949年“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已经明朗化的情况下，没有跟“中国人民的头号敌人”美国亦步亦趋，采取“自断其路”的“拒不承认”和“经济封锁”的极端政策，而是“保持一个立足点……原地不动，以寻求和中共建立不可避免的事实上的关系”。包括“政治承认”和“经济往来”。他们认为：“拒不承认一个有效地控制了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政府，不仅在‘法律上是讲不通的’，而且还会‘对西方在华利益的保护造成严重的实际困难’。”他们认为：“美国人所倾向的用经济制裁达到政治目的的企图”是很难实现的，虽然新中国“需要援助，也不会屈服于西方的经济压力”。而且，“英国企业占外国在华企业的多数。……若实行经济制裁，势必遭到共产党的报复，并势必使这些企业遭受沉重的损失。”尤为重要的是，英国还有一个必须“挽留”的“借来的时间”与“借来的空间”——香港。“因为它在华的投资不仅比美国多得多，而且香港的经济地位也仰仗和中国大陆的积极的转口贸易。”“在制约英国对华贸易政策的诸因素中，保持香港及与之毗邻的新界的原有商业地位的愿望，不能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香港和新界的生存，有赖于与中国大陆的持续不断的贸易。”最后，他们得出结论说：“英国在华和香港的利益要求尽早承认中国的共产党政府”；英国在华和香港的利益要求“必须无条件而且不惜任何代价地与在很大程度上尚很陌生的中国进行贸易。”

正是因为英国首先意识到必须向新中国“示好”，与新中国建立“正常”的政治与经济联系，使新中国对外开放，而不是相反，然后才有可能在“不损害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尊严”的前提下与新中国“坐下来讨论”如何处理英国在华的特殊利益——香港问题。“英国人希望香港免遭共产党控制，方法是强调香港在对华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并表示愿意就香港的政治前途问题与共产党进行讨论。”因此，英国从“现实主义”或曰“机会主义”的外交立场而非意识形态出发，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中第一个与中国共产党的新政权发生“事实上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并正式承认新中国的资本主义大国。在这个过程中，英国为了避免“剌激中国”，还主动搁置了已经设计完成的让香港逐步走向“地方自治”的所谓“杨慕琦计划”。“如果香港走向独立式的自治，反而会刺激中国，提早收回。”“英国人搞外交富有现实主义精神，也颇为老练圆滑。……如果英国欲得到中国许诺，香港地位暂时不变，杨慕琦计划反而变成绊脚石，英国的策略是通过外交渠道行事，而不是兵戎相见。
 
1949 年10月，英国下议院宣布杨慕琦计划寿终正寝。”这样，中英两国“灵活”地处理香港问题的合作契机就凸现出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正是鉴于英国从“在华和香港的利益”出发对新中国“示好”之“现实主义”或曰“机会主义”的态度，认为可以 “利用”香港问题“拉住”英国，从而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新中国的战略包围圈中打开一个缺口，因此才有“暂时维持现状不变”之战略决策以“长期打算、充分利用”。

以上事实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作出“暂时维持现状不变”以“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战略决策，主要是出于政治而非军事上的考虑。毛泽东讲：“至于香港，英国人没有多少军事力量，我们要占是可以的。”海外曾经有一种声音——新中国之所以 “容忍英国人在香港、容忍资本主义在香港”，是因为“没有接管这一地区的实际能力”，“以战争的地理位置和一般的数学逻辑来推算，人民解放军可能……需要打一场血流成河及耗费时日的战斗才可以占领香港，而不是一场代价轻微的‘闪电战’”，“他们要攻占香港，将付出一百万人伤亡的代价”——纯属臆测。
 
1951 年春，当时的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到北京请示工作，周恩来曾经向他全面而系统地阐释了“中央‘特殊’处理香港问题的‘思路’”。周恩来讲：“我们对香港的政策是东西方斗争全局的战略部署的一部分。不收回香港，维持其资本主义英国占领不变，是不能用狭隘的领土主权原则来衡量的，来作决定的。……在长期的全球战略上讲，不是软弱，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更积极主动的进攻和斗争。1949年建国后，英国很快承认我们，那是一种半承认，我们也收下了。艾德礼政府主要是为了保全在香港的利益，保存大英帝国在远东的殖民地。香港是大英帝国在远东政治经济势力范围的象征。在这个范围内，美国和英国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因此，在对华政策上也有极大的分歧和矛盾。美国要蚕食英国在远东的政治经济势力范围，英国要力保大英帝国的余辉。那么，保住香港，维持对中国的外交关系是英国在远东的战略要招。所以，可以这样说，我们把香港留在英国人手上比收回来好、也比落入美国人的手上好。香港留在英国人手上，我们反而主动。我们抓住了英国一条辫子，我们就拉住了英国，使它不能也不敢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和远东战略部署跟得太紧，靠得太拢。这样我们就可以扩大和利用英美在对华政策上的矛盾。在这个情况下，香港对我们大有好处，大有用处。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开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支持我们的反美斗争，支持我们的国内经济建设。在这种情况下，香港是我们通往东南亚、亚非拉和西方世界的窗口。它将是我们的了望台、气象台和桥头堡。它将是我们突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的前沿阵地。近两年的发展证明，我们在解放全国时留下个香港是正确的。”


★ 冷静、慎重、低调地处理香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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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间段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于处理香港问题的态度，始终保持低调，十分冷静、十分慎重，坚持只要“暂时维持现状不变”对新中国还“有用、有利”，只要“时机不成熟、条件不具备”，“这一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我们就“暂时不去触及它”。1954年，周恩来在一次为接待英国工党访华代表团而进行的干部准备会上明确指示：“不成熟的问题，也不要去谈，例如香港问题。……至于我们是否要收复香港，如何收复，政府还没有考虑过，我们就不要谈。”周恩来曾经对来中国访问的英国客人直接讲：对于香港问题，“如果我们需要解决，也得和你们谈判，我们不会采取突然行动。”
 
1959 年，毛泽东针对中国共产党内少数人在香港问题上的急躁情绪，耐心地解释：“香港还是暂时不收回来好，我们不急，目前对我还有用处。”其后，他在同来访的英国蒙哥马利元帅的谈话中又说：“我们现在不谈香港问题。”1963年，中苏论战正酣，美国共产党发表声明责难“中国人民在香港、澳门问题上的正确政策” ——“社会主义国家竟然容许殖民地存在”。因此，中国共产党不得不打破沉默，第一次公开对外阐释新中国对于处理香港问题的战略思考和基本原则：“在国际斗争中，我们既反对冒险主义，也反对投降主义。这两顶帽子，无论如何是安不到我们头上来的。”用“中国对香港、澳门的政策”来“证明中国人是胆小鬼”，“在香港、澳门问题上嘲笑我们”，是“愚蠢的”、“可悲的”。“老实说，中国人民并不需要在香港、澳门问题上显示武力，来证明自己反对帝国主义的勇气和坚定性。我们的勇气和坚定性是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领教过的。”
 
时隔不久，毛泽东在会见外国客人谈到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问题时再次就新中国对于香港问题的态度发表意见：香港“小部分是割让的，大部分是租的，租期是九十九年，还有三十四年才满期。这是特殊情况，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香港人就是我们中国人。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的贸易关系都不利。”直到1972年中英外交关系完全正常化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认为“改变”或“放弃”对于香港问题的“暂时维持现状不变”之特殊政策的“适当时机”仍然没有出现。

1972年10月，周恩来分别会见来中国访问的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路易丝•海伦（Louis Heren）和英国国会上议院议员汤姆森（Thomson）时都曾经指出：“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但现在还不必考虑。……中国的政策是不会在这些事情上仓促行事。”“中国有个政策，就是不要急急忙忙搞这个事。”1974年5月，毛泽东会见来访的英国前首相、保守党领袖希思谈到香港问题时也明确表示：“香港作为英国管理下的亚洲贸易和金融中心，其地位是安全的，最少在目前如此。”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有生之年，他们始终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从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全局出发，坚定不移地维护对于我们“有用”、“有利”的“暂时维持现状不变”的战略决策的稳定和严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