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陈云谈“文革”未能避免的原因
http://news.phoenixtv.com/history/2/200708/0809_336_183243_3.shtml

2007年08月10日 人民网： 鉴于历史的沉痛教训，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作了更具体的规定：“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之一。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党的委员会，都要按照这一原则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凡是涉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大事，重大工作任务的部署，干部的重要任免……应该根据情况分别提交党的委员会、常委会或书记处、党组讨论决定，而不得由个人专断。”

“文化大革命”未能避免的原因是什么？有什么经验教训？本文以陈云两次与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具体负责人胡乔木谈话为开始，回顾了从长征到建国后直至“文革”发生，党内民主集中制逐步缺失，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生的历程，进而总结指出：不实行民主法治，权力不受约束，丧失党内民主集中制与集体领导，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

★ 陈云指出毛泽东晚年错误

历经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引起的伤痛，不能不使与毛泽东同辈的领导人进行深刻反思。陈云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曾多次谈到“文革”的教训。1980年11月，陈云两次与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具体负责人胡乔木谈话，指出：

▲ （一）毛主席的错误问题，主要讲他的破坏民主集中制，凌驾于党之上，一意孤行，打击同他意见不同的人。着重写这个，其他的可以少说。

▲ （二）整个党中央是否可以说，毛主席的责任是主要的。党中央作为一个教训来说，有责任，没有坚决斗争。假如中央常委的人，除毛主席外都是彭德怀，那么局面会不会有所不同？应该作为一个党中央的集体，把自己的责任承担起来。在斗争时是非常困难的，也许不可能。

▲ （三）毛主席的错误，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毛主席老讲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呆在北京，这些话的意思，就是不愿同中央常委谈话、见面。他愿意见的首先是华东的柯庆施，其次是西南、再其次是中南。

值得后人思考的是，当时中央常委的人除毛泽东外，为什么没有“都是彭德怀呢”？难道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都是在明哲保身吗？为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彭德怀在庐山上书，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后的情景。

彭德怀说：“第二天，即24日上午，有两个同志来到我处。问我考虑好了没有？我说，我写给主席的信，是根据国内某些具体情况和庐山会议的情况写的，并没有什么准备和怀有什么阴谋目的……他们又说：‘不能单从信的方面来看，而要从如何对全局有利着想。’他们并以热情和激动的心情谈到，‘要抛开信的本身，从全局利益来检讨。’谈了两个多小时，热泪盈眶而别，感人至深。”

金冲及主编的《刘少奇传》中说，在1964年12月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当前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刘少奇谈了与毛泽东的不同看法，受到毛泽东的多次严厉批评。党内不少人感到忧虑。朱德、贺龙等找刘少奇，“希望他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泽东”。刘少奇接受大家的意见，主动找毛泽东作自我批评。

对1958年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严厉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上纲为“政治问题”，周恩来从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到八大二次会议，不得不痛苦地一再检讨。

以上三例，说明一点：不管毛泽东的意见正确与否，其他领导人的不同意见都只有检讨的份。维护毛泽东个人的权威，就是维护“大局”，就是维护“党的利益”。

★ 毛泽东刘少奇论党的性质

维护领袖个人的权威，就是维护党的利益，这就是“大局”。这个逻辑能成立吗？

刘少奇在《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的演讲中，曾下过这样的定义，党“是矛盾的统一体”。他说：“整个党的结合形式就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全体党员的结合，就是由党的中央和党的各部分、各机关以及各个支部的结合，就是党的领袖、党的干部和全体党员大众的结合，就是党的上级组织和下级组织的结合。因此我们党的结构不是混合物，不是几十万党员的简单的总合，不是没有一定的结构的，而是几十万党员按照一定的组织形式和一定的规则结合起来的；是一个矛盾的结合，有领导者和被领导者，有党的领袖和党员，有党的上级组织和下级组织。党的这种组织结构使党具有强大的战斗力，否则就是‘乌合之众’了。”“党的具体的结合形式就是民主集中制。”

★ 遵义会议———党内民主的典范

为使党的路线的正确性在组织上得到保证，在出现偏差或错误时有可能及时得到纠正，党的历届党章都赋予党员对党的重大决策有自由讨论的民主权利。

中共六大党章第十二章44条规定：“严格的遵守党的纪律为所有党员及各级党部之最高责任。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全国大会、中央委员会及其他上级机关的决议都应当迅速而且正确的执行，同时在未经决议以前党内的一切争论问题，可以自由讨论。”

中共七大党章第一章第3条增加有：“向党的任何机关直至中央提出建议和声明。”“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工作人员。”

中共八大党章第一章第3条又补充：“对于党的决议如果有不同意的地方，除了无条件地执行以外，可以保留和向党的领导机关提出自己的意见”；为保障党员权利切实有效地行使，还规定“党员和党组织负责人如果不尊重党员的这些权利，应当给予批评和教育；如果侵害党员的这些权利，就是违反党的纪律，应当给予纪律处分。”

可见，从中共六大到八大党章，有关党员权利的规定是不断完善的。这些规定，无疑是为保证党内民主得以实行，是党内从普通党员到党的最高领导人都应遵从而无可例外的。

应该说，在党的历史上由于党员权利得到尊重和保障，使革命事业免遭失败的事例是存在的。最具说服力的是1932年毛泽东在宁都会议受到排斥以后，对党内的重大决策仍拥有发言权，因而在长征路上可以与张闻天、王稼祥自由地讨论五次反围剿的军事路线，并取得张、王的支持，于是才有发生历史转折的遵义会议的召开。毛泽东本人在中共七大和九大的讲话中都曾谈及此事。金冲及在《毛泽东传》1893—1949“长征”一节中写道：

这就非常清楚地告诉人们，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一个战斗集体，是包括了党的领袖、党的干部和全体党员大众的结合体。党不是领袖个人。

那么，什么是大局呢？对此，毛泽东有过精辟的解释，他说：“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可见，服从大局，是讲要服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最根本的就是要使党有一条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路线。服从大局，绝非是服从领袖个人意志，或维护领袖个人权威。

★ 建国后党内民主遭破坏

然而，党在取得全国的执政地位以后，民主集中制的决策机制逐渐受到扭曲。对党内有争议的重大问题，不经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的讨论，由主要领导人个人决定的情况屡屡发生。

这是因为，在延安整风期间，中央政治局于1943年3月20日通过的《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在明确“政治局推定毛泽东同志为主席”；“书记处重新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同志组成之，毛泽东同志为主席”的同时，规定“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这样，就赋予了毛泽东超越中央集体之上的权力。尽管在全国解放之前的战争年代，未发生由个人决定重大问题的典型事例，但在建国后不久，情况就大大不同了。

▲ 如：1951年围绕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的争论。当事人薄一波回顾说：“毛主席找少奇同志、刘澜涛同志和我谈话，明确表示他不能支持我们，而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同时，他指示陈伯达召开互助合作会议。”

如果说，只是个人表态，毛泽东完全有自己的权利。但未经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讨论，就指示陈伯达召开互助合作会议并起草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显然就是在行使主席的最后决定权了。

▲ 其二，1951年12月，在工会工作方针问题上开展对李立三的批判，也属同样情况。1950年7月，邓子恢在中南总工会筹委扩大会议上报告，谈了工会工作的基本立场和基本任务，党内高层明显出现不同意见。1950年12月22日，毛泽东在西北局关于职工运动的报告上批示：四中全会一定要讨论工会工作并且以管好工厂工会工作为中心来研究，因此要组织一个委员会，起草一个决议案；过去工会工作是有成绩的，成绩很大，问题甚多……

▲ 后来，七届四中全会因故推迟召开。1951年10月2日，全国总工会主席、党组书记李立三写了《关于在工会工作中发生争论的问题的意见向毛主席的报告》。不久，毛泽东在中央一个文件上批示：工会工作中有严重错误。李立三随即在全总党组举行的第一次扩大会议上受到批判，并撤销职务。工会工作的方针问题，就这样一锤定音了。

以上种种，开了个人决定重大问题的先例。邓小平曾明确说道：“从1958年批评反冒进，1959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

★ 记取历史的沉痛教训

问题的严重性更在于，凡属毛泽东所不赞同的意见，一律被上纲上线。以至在1958年“大跃进”中，薛暮桥和宋劭文希望陈云找毛泽东谈谈他对“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的想法时，陈云无可奈何地表示：“不吃一点苦头，这些话是听不进去的。”

正是鉴于党内高层这种极不正常的状况，彭德怀在庐山才下决心上书毛泽东。彭德怀后来在自述中写道：“我当时对那些‘左’的现象是非常忧虑的。我认为当时那些问题如果得不到纠正，计划工作迎头赶不上去，势必要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我想，这些问题如果由我在会议上提出来，会引起某些人的思想混乱，如果是由主席再重新提一提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些问题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纠正。”彭德怀这种种考虑完全是从大局出发，从党的利益出发的，不幸在庐山上被打成了“反党集团”的头子。

“文化大革命”搞得天下大乱，出于对党和国家大局利益的考虑，1967年2月，叶剑英、谭震林、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帅和副总理在京西宾馆、怀仁堂先后对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人进行批评和争论。对党内高层如此重大的分歧，未经中央集体讨论，毛泽东一人定调，就把这些老帅和副总理打成了“二月逆流”，使党内高层再也无法进言。

鉴于历史的沉痛教训，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作了更具体的规定：“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之一。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党的委员会，都要按照这一原则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凡是涉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大事，重大工作任务的部署，干部的重要任免……应该根据情况分别提交党的委员会、常委会或书记处、党组讨论决定，而不得由个人专断。”

“在党委会内，决定问题要严格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书记和委员不是上下级关系，书记是党的委员会中平等的一员。书记或第一书记要善于集中大家的意见，不允许搞‘一言堂’、家长制。”

“各级党组织必须切实保障党员的各项权利。侵犯党员权利的行为，是严重违犯党纪的。

党员有权在党的会议上和党的报刊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问题的讨论，有权在党的会议上对党的任何组织和个人提出批评。党员对党的方针、政策决议有不同意见，可以在党的会议上提出，也可以向各级党组织直至中央作口头或书面的报告。党组织应当欢迎党员群众的批评和建议，并且鼓励党员为了推进社会主义事业提出创造性的见解和主张。”

这些经过长达20年“左倾”，付出了沉重代价取得的教训，在改革开放取得较为顺利发展的今天，又逐渐为不少人淡忘了。有的单位的领导人竟然把向上级党组织反映意见的党员视为“不安定因素”；有的更明文剥夺党员的权利，不许三人以上联名向党组织反映意见。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重温那段痛苦岁月留给我们的深刻教训，是绝非多余的。

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又和同行的王稼祥、张闻天一起分析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错误，认为红军已经不能按原计划行动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了。张闻天在延安整风时写道：“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

王稼祥向毛泽东提出了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意见，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建议他先同张闻天通通气。张闻天也同意把李德、博古轰下来的意见，并且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

在西征途中形成的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中央队三人团”，对于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对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转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在他写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幽默地用“担架上的‘阴谋’”为标题专门写了一章。张闻天在总结这段历史时则采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语言。他写道：在长征出发后，“他（指毛泽东）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

这段历史充分说明，由于党员有权自由讨论党内重大决策，并在党的会议上提出和争论，才使红军在长征途中将遭全军覆灭的路线错误得以纠正，出现历史性的转折。▲

★ 陈云生平：

1905年生，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青浦县练塘镇）人,原名廖陈云。

1919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927年参加上海工人举行的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受党组织派遣回家乡从事农民运动，任中共青浦县委书记，淞浦特委组织部部长。

1929 年回上海，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兼农委书记，上海闸北、法南区委书记。1930年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9月，任中共临时中央领导成员。1932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1933年进入中央革命根椐地。

1934年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兼任中共中央白区工作部部长。同年参加长征，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委、渡河（金沙江）司令部政委等职。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同年6月被派到上海恢复党的秘密工作。同年9月赴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1937年4月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新疆接西路军余部，11月到延安，同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44年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

1945年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8月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后任中共中央北满分局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后兼任中共中央南满分局书记、辽东军区政委，东北财经委员会主任。1948年10月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

1949 年10月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1950年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补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54年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1956年9月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1956年11月兼任商业部部长。1958年10月兼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1962年再任中共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一起对恢复当时遭到严重困难的国民经济作出了重大贡献。

“文革”中除保留中共中央委员的名义外，被解除了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一切领导职务。1975年1月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78年3月—1979年7月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78 年12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并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1979年7月－1980年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三中全会后提出对比例失调的国民经济实行全面调整；社会主义经济应有市场调节部分，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大量培养提拔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是党中央的当务之急等一系列重要思想。

1982年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常委。1987年11月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常委。

主要著作收入在《陈云文选》中。

1995年4月10日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

夫人于若木。


梁山一百单八将全是恐怖分子？
http://news.phoenixtv.com/opinion/200708/0808_23_181407.shtml

2007年08月08日 光明网： 在近日出版的《吴越评〈水浒〉》中，学者吴越颠覆了历代权威的观点，提出“《水浒传》是写强盗土匪及其成因”的最新见解。他甚至认为，梁山一百单八将对国家、民族、社会，特别是老百姓没做什么好事。因此，对《水浒传》的评价需要“指点迷津”，“拨乱反正”。（中国新闻网8月7日：《“《水浒传》是写强盗土匪”》）

《水浒传》是我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之一，长期以来对于这部小说的评价不一。明清时代认为《水浒传》写的是英雄豪杰；上世纪50年代认为《水浒传》写的是“农民起义”；“文革”期间认为《水浒传》写的是“投降派”。现在，吴老先生独树一帜，向历代观点提出挑战，从学术层面而言，这当然无可厚非。但此公将其中的人物统统看成强盗土匪，却难免以偏概全，太过臆断。

众所周知，《水浒传》围绕“官逼民反”这一线索展开情节，表现了北宋末年一群不堪暴政欺压的“绿林好汉”揭杆而起，聚义水泊梁山，直至接受招安致使起义失败的全过程。小说讴歌了敢于与朝廷叫板的草莽英雄，揭露了封建地主官僚、流氓恶棍欺压百姓的种种劣行，揭示了封建社会“官逼民反”的深层社会根源。而作者对个性鲜明的一百单八将的成功塑造，正是这部古典小说具有强大艺术生命力的根源所在。

当然，若问英雄来路，则存在着一个用怎样的历史、学术观来解构水浒人物的问题。梁山好汉中有杀人、抢劫、偷盗等前科的，的确不乏其人，连宋江、武松等都是被封建当局通缉捉拿的要犯。而且，梁山好汉们恪守的江湖套路，也基本上没有什么理性可言。据此，吴老先生便为我们指点迷津，断言他们都是面目狰狞的强盗土匪，其学术勇气当然非同一般。可以肯定，在他看来，占山为王的梁山泊团队，无疑类似当今的“黑社会犯罪团伙”，甚至个个都是百分之百的恐怖分子，这是必须“拨乱反正”的。

但令人遗憾的是，吴老先生淡忘了鲁智深、时迁们的生存背景，居然用现代法治社会的眼光去考量他们的所作所为，乃至糊涂地将封建统治阶层视作“国家”、“民族”的化身，进而对梁山好汉“没做什么好事”大加讨伐。然而，在我看来，虽说梁山好汉们极少杀富济贪、救赎百姓，但他们以牙还牙，愤然除暴，一度对横征暴敛的封建政权构成极大的威胁。这，难道不是他们追求正义，为老百姓所做的最大的好事么？在暗无天日的封建时代，这种闹得达官贵人、流氓地痞备觉恐怖的“强盗土匪”，固然不能解民于倒悬，但对普罗大众而言，这号人多一点至少不是什么坏事罢。

今年初，在第四届中国文化产业新年论坛上，时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杰严肃指出，应严厉打击文化垃圾。什么是文化垃圾？标准在于它对社会和子孙是否有害。（北京娱乐信报1月7日)吴老先生任意颠覆历史经典著作的内涵，将小说塑造的草根英雄诬为强盗土匪，所起的误导、有害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其大作恐怕难避文化垃圾之嫌。▲  文章来源：光明观察  作者： 徐林林　 编辑： 吴飞


中国一时之顽疾：费比税重
http://www.singtaonet.com/life_op/200708/t20070810_595145.html

     中国青年报 星岛环球网 www.singtaonet.com：《福布斯》杂志称我国税负居全球前列，并且说我国税负痛苦指数位列全球第三。针对此说法，税务总局表示，我国的宏观税务水平尽管近年来有快速提升的趋势，但仍在全球处于较低水平。我国含社会保障缴款的宏观税负在2005年达到最高值19.39％，比发展中国家低约7个百分点。（人民网8月5日）

　　我国的宏观税负从账面上看并不高。但是，要衡量人们对于国家的财政贡献和人民承受的负担，只看税收负担是不全面的。与国外做对比，只看税负也是不公平的。因为中国除了税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费”，要看老百姓的负担，就应把税负和“费负”两者结合起来。

　　在美国，政府收入中税收占93.8％，非税收入仅为6.1％，就是说美国人除了税之外很少负担别的，因而税负就是实际的负担。欧洲国家税收收入普遍在 80％以上，非税收入则是10％过一些。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巴西，税收收入占比为79％，而非税收入为16％，智利，税收收入为80％，非税收入为19％。

　　中国政府收入中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是什么比重呢？资料显示，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十几年中，中国政府收入中，费收都远远大于税收。到本世纪初，税收收入占政府收入的比重为49.2％。也就是说，非税收入，即各种费收，仍占到政府收入的一半以上。这几年全国税收大幅度增长，税收收入的比例有所提高，费收也在大幅度增长（如土地出让金井喷式增长），费负仍然是相当沉重的。（以上数据引自《中国税费改革问题研究——财政部财政改革与发展重大问题研究课题丛书》一书高培勇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

　　在我国，不少费本来是按照税来征收的，比如养路费和土地出让金。在国外，征收燃油税而不是养路费；征收房地产税，而不是土地出让金。2006年，中国的养路费收入保守的数字是900多亿元（交通部门低报养路费是常事）；土地出让金，政府的统计数据是7000多亿元。但是，北京大学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平新乔调研的结果是，2006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保守估计超过1万亿元。2006年全国总税收3.9万亿元，如果加上准税收的养路费和土地出让金，则达到5万亿元，增加20％。（《证券时报》7月12日）仅仅养路费和土地出让金，就会如此巨大，如果算上别的收费，费负将是多么巨大！

　　按照一般的说法，政府收入中，税收收入是预算内收入，费属于预算外或制度外收入。预算外收入虽然不列入预算，但政府认为是合法合理的收入，因此也叫制度内收入，比如公路养路费和土地出让金。另外，还有一些制度外收入，即虽然制度不允许，但政府部门利用职权，强行征收的费用。这种费用，大概属于历史上官府所收的“陋规”。那么，中国到底有多少这样的陋规呢？近年中央公布许可收费的项目只有130 多种,而地方上执行的收费项目多达1000多项，地方政府对于这类收费依赖十分严重，其财政收费的相当部分来自这些收费。由于这些收入脱离预算约束和监督，随意性更强，隐蔽性更大，产生腐败浪费的可能性也更大，给人民的税负痛苦更多。

　　费大于税是中国一时难以根治的顽疾。多年来，财政改革的目标是取消不合理的收费，将合理的收费尽可能纳入税收。如果真的做到这一点，那么，税负就会比较真实地反映中国公民对国家财政的实际负担。如果做到这些，中国人的宏观税负也绝不是19.39％这个数字。（作者：梁发芾）▲


和谐重于财神--中国发展模式挑战西方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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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俄罗斯《政治杂志》周刊 星岛环球网 www.singtaonet.com

★ 中国复兴发展快速惊人

　　全世界都见证了中国通过完善国家政治体制和进行面向市场的改革而惊人地快速发展和复兴。中国国家政治和经济建设的重点仍然是以提高效率和创新能力为目标的经济结构改革、农业现代化、增力社会保障，从而最终建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许多专家希望这是带有公认的西方民主要素的社会政治体制在中国形成的前提。然而，中国是在维持国家主导作用的情况下向市场经济迈进的。不仅如此，中国的发展模式并不以降低政府的作用为条件。例如，在减少政府对企业经营承担的责任的同时，这种发展模式要求加强国家在宏观经济调控、社会管理和提供社会服务方面的作用。虽然目前7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都是非国营企业创造的，但是中国人非常清楚，私有制离开国家管理就无法生存。中国的成就与其说建立在经济自由化上，不如说建立在经过深思熟虑的社会经济战略之上。

　　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彭斯教授的预测，中国经济发展的高速度具有长期性，至少还可以保持25年。就此应该指出，中国2006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0.7％，达到2.68万亿美元。中国在这项指标上居世界第四位，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在国内生产总值这个指标上，中国在2004年超过了法国，在2005年超过了英国。有理由认为，德国是下一个被超越的国家。目前，中国的对外贸易额再创纪录，达到1.76万亿美元，从而继续保持世界第三贸易大国的地位。中国的外汇储备已超过1万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一位，超过了长期位居榜首的日本。

　　中国领导人目前在继续深入研究和宣传中国发展模式的政治思想理论和文化文明理论。这一理论赋予中国共产党各种职能，其中包括领导全国人民、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维护国内的社会和政治稳定等。这符合中国领导层奉行的如下坚定方针：捍卫中国共产党不可动摇的领导地位，提高党在目前条件下管理社会和抵制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冲击的能力。

★ 中国政策连续性获好评

　　在苏联解体之后，中国的发展模式无疑成为对发展中国家最具吸引力的模式。中国发展模式的独特性何在？中国领导人是如何成功地修正和更换一种政治观念，同时又不破坏政权结构的？应该如何理解中国众所周知的连续性？

　　中国在政策上的连续性得到高度评价。这种连续性证明了中国领导层的高度一致和政府在国内外市场行情不佳情况下的应对能力。

  　引人注目的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领导人政主要目标始终是把国家变成在世界上有威望和影响的繁荣富强的国家。例如，国家的主要任务在 2006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全会上依然没有变化，中国人打算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再次肩负起维护社会公正与和谐的责任，这无疑是一大新要素。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所有工作都被定位为“为在中国建立和谐社会而付出的努力”。该路线一旦取得成功，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将得到进一步加强，而在改革时期，其政权基础主要是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

　　中国领导层将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精英团结在更新后的国家发展学说的周围。这首先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科学发展观，后者的含义是国家逐步转向高效的经济增长模式，通过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指标、缓解社会问题的尖锐度，来突破资源和生态方面的瓶颈。

　　中国的政治体系经历了4代中共领导人，日益完善和进步，但其传承性却一直未变。

　　应当指出的是，中国宣布，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它与在2020年实现“小康社会”同步。这一理念有许多组成部分，如完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依法治国、尊重人民的权利和利益。

★ 中国模式强调“以人为本”

　　为实现主要目标，即建成和谐社会，重点必须放在“以人为本”上，这是中国发展模式的主要原则。在经济领域，和谐社会体现为降低收入差距和城乡发展差距，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政治方面，和谐社会则体现为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同时逐步降低政府专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法制国家。

　　不得不提的是，中国正在逐步提高自己在国际事务方面的影响力，积极发展与发达工业国家的全方位合作，与此同时，它仍以第三世界国家为政治支柱。为提升国际形象，中国领导层付出了不懈的努力，其措施包括加强对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理念、北京为缩小南北差距所作贡献的宣传。对于全球许多政治家、学者和研究者而言，中国是一个相对复杂的客体。人们时常会说，这个国家的未来走势难以预料，其发展模式终将崩溃。然而，近几十年来的实践表明，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全球强国，中国的崛起并非神话，而是现实。

　　新世纪正在不断发展。对俄罗斯而言，有效利用与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显得前所未有的重要。令人高兴的是，我们两国间的互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普京总统对此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可以肯定的是，如今俄中两国利益攸关，互动密切。这是由地缘政治、安全因素和国内发展形势综合决定的。不仅如此，中国的崛起意味着无尽潜力的交汇。俄罗斯无疑应对此加以利用。（作者：叶列娜•波多利科）（题：和谐重于财神 副题：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对西方自由经济的真正挑战）▲


关岛军演纯粹作秀 容易顾此失彼
http://www.singtaonet.com/glb_military/200708/t20070810_595181.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ingtaonet.com【星岛网2007-08-10讯】美国三大航母从本月6日开始在西太平洋关岛海域进行大规模的联合演习。这是今年西太平洋地区航母最多的一次大演习，也是三十多年来美国第一次在西太平洋连续两年进行三艘航母大演习，企图对西太平洋沿岸的中国等有关国家施加威慑。有北京媒体分析称，这样的演习纯粹作秀，调集各方航母更容易顾此失彼。

★ 三航母关岛演习遏制中国

　　《世界新闻报》文章称，美国三个航母作战群在西太平洋关岛周围海域举行“勇敢之盾-2007”海上联合演习，总兵力达两万左右，战舰约三十艘，战机两百多架。

　　三艘航母分别为“斯坦尼斯”号、“尼米兹”号和“小鹰”号。每艘航母如同一座海上漂浮的军事基地，可以运载大约70架各型作战飞机，对周围几千公里远的目标进行空袭作战。其中E-2C可探测周围几百公里范围内的作战飞机和战舰，具有隐形功能的F-18E/F战机可以对半径1200多公里远的目标展开突袭。每个航母作战群均携带大量“战斧”巡航导弹，可对2000公里远的战略目标展开攻击。

　　每个航母作战群除航母外，还有巡洋舰、核潜艇、导弹驱逐舰和护卫舰等战舰参加。按照计划，三艘航母将进行大范围的演习，包括防空、反潜、反舰和反导作战等几大方面，武器包括导弹、精确制导炸弹和鱼雷等。

　　美国太平洋空军表示，将派出60架作战飞机参加海军航母大演习。太平洋空军将从关岛起飞B-52H远程轰炸机和F-16C/D战机与海上航母进行空海协同作战演习。美军航母大演习总指挥威拉德将军透露说，这次联合演习将吸取去年演习的一些经验，进行新的拓展，包括在同一海域三艘航母与空军各个机群展开联合演习等。

　　中国离关岛只有两千多公里。美国继去年在关岛周围海域进行越战结束以来第一次三艘航母大演习后再次“如法炮制”，遏制中国的意图十分明显。今年7月初，美国海军第7舰队“小鹰”号航母作战群司令雷恩曾声称，美国对中国快速增长的军事实力保持警惕。

★ 美国航母最怕静音潜艇

　　然而军事分析家指出，虽然三艘航母均为亚太地区最大战舰，看起来个个“气势磅礴”，但从军事战略角度来说，它们在西太平洋进行大演习并无多大军事意义。

　　随着现代侦察技术的发展，太空间谍卫星和远程侦察机随时可以发现并跟踪“庞然大物”式的航母。精确制导技术的快速发展，让远程导弹命中精度越来越高，尤其卫星定位系统更是让远程攻击导弹“如虎添翼”。美军航母身材庞大，机动性极差，很容易遭到高技术反舰导弹的追杀。

　　美国海军早在2004年“海上威胁报告”中就曾表示，中国于2002年从俄罗斯采购了专门攻打航母的“日炙” 反舰导弹。这种导弹是“迄今世界最致命的反舰武器”，能够避开美军战舰最先进的“宙斯盾”防空系统拦截，对美航母予以致命打击。美国防部也承认，美航母迄今仍无法防范“日炙”反舰导弹的攻击。

　　美军太平洋舰队曾透露，美军航母作战群最怕中国等亚太有关国家的静音潜艇。美国《公报》杂志曾警告称，中国潜艇对美军航母作战群构成最大威胁。

　　据专家分析，如果有关国家静音潜艇等战舰向美军航母作战群同时发射100枚反舰导弹进行饱和式攻击，美航母作战群就可能遭到毁灭性打击。

★ 炫耀武力顾此失彼

　　军事分析家认为，美海军动用三艘航母在西太平洋举行大演习纯粹是炫耀自己。实际上，美国其它军种平台就具备航母的作战潜力，其中，美国空军在关岛长期驻扎一支远程轰炸机部队，可以对1万公里远的战略目标实施空袭作战。经常轮换部署关岛的B－1B远程轰炸机载弹量达60吨，相当于10架航母战机的实力，可以发射多种型号的巡航导弹。

　　不仅如此，远程轰炸机更为机动、更快，整体作战威力远远强于航母。此外，美国空军最先进的F－22隐形战机是三军最先进的隐形重型战机，可随时进驻西太平洋基地，能够发挥比任何航母战机还要大的威力。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海军动用三艘航母在西太平洋关岛周围海域进行大演习，除了展示自己“身强力壮”外，没多大实际意义。

　　美国海军目前大约有12艘航母，然而其动用1/4的航母实力在西太平洋地区进行联合演习，必将削弱其它海域的兵力部署，极大牵制美国海军在其它地区的实力展开，难以在其它地区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传金正日10月回访韩国 举行第三次朝韩峰会
http://www.singtaonet.com/euro_asia/200708/t20070810_595584.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ingtaonet.com【星岛网2007-08-10讯】韩国在野大国家党国会议员李揆泽10日透露，据了解，目前政坛正流传28日韩国总统卢武铉前往朝鲜平壤举行第二次朝韩高峰会谈后，10月底左右，朝鲜国防委员长金正日将回访韩国济州岛。

　　韩联社报道，李揆泽10日表示，这次平壤朝韩高峰会谈，若就韩国国民的宿愿——弃核、军备及裁军等问题获致成果时，可能会为年底总统大选带来某种程度的影响，反之，不会有影响。但金正日于10月底回访济州岛时，势将对韩国大选造成影响，因此，颇令人担忧。

　　同时，李揆泽表示，“从前情报单位高层人士处听到有关（金正日）将于第三次南朝鲜峰会时回访济州岛的讯息，也正因此，（卢武铉）才先行访问平壤。”

　　李揆泽表示他二十天以前，即已听说将于9月举行南朝鲜峰会，当时确曾怀疑过自己的耳朵。“原来已轮到朝鲜国防委员长金正日回访，但（卢武铉）却迫不急待先去朝鲜，以便第三次朝韩峰会时（金正日）再进行回访。”

　　他指出，“在总统大选临头，为了打压大国家党，朝鲜国防委员长金正日将于10月底或11月初访问韩国的说法似乎属实。”

　　李揆泽强调，“绝对不能让大国家党掌权是目前朝韩政权的共同认知，为了阻拦大国家党执政，势将动员一切可以利用的王牌，甚至，也有挑起战争的说法，即于11月左右，在西海（黄海）或东海（日本海）发动朝韩交战，将时局推向国家紧急状态。” ▲


上海合作组织与美国的微妙关系
http://www.zaobao.com/yl/tx070810_502.html

    ● 邱震海（香港）从本周开始，上海合作组织将举行代号为“和平使命－2007”的联合军演。这是该组织成立以来首次举行大规模联合军演，中国和俄罗斯的国家元首届时都会观摩，因此自然引起世界各国的密切关注。而这其中，最为关注的一个国家，自然是在这一亚洲地区有着重要军事和战略利益的美国。

　　在美国一些军事分析家的文章中，上海合作组织曾经被称为“东方北约”；而就在上海合作组织举行首次大规模联合军演前夕，不同渠道的消息显示，美国似乎有意组建一个所谓的“亚洲小北约”。无论是“东方北约”还是“亚洲小北约”，其实都显示了上海合作组织与美国之间的颇为复杂和微妙的关系。

★ 美国从漠不关心到试图介入

　　美国与上海合作组织之间的关系，这十几年里经历了一个从最开始的漠不关心，到后来双方共同反恐以致最后呈现微妙关系的历程。1996年，上海合作组织前身—“上海五国”成立，当时该组织的宗旨是共同对付在这一地区的 “三股势力”，亦即后来所说的恐怖主义势力。当时距离美国的九一一事件还有五年时间，美国根本没有反恐的需求。而且由于当时中亚地区的经济、社会状况混乱，中亚在冷战后的地缘战略利益远远没有显示出来，因此当时美国对“上海五国”并不重视。

　　2001年的九一一事件发生后，反恐成为美国对外策略的重点，因此刚刚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与美国在合作反恐方面产生了许多共同利益。但再往后发展，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发展，不但在反恐，而且也在政治、经济等其他领域显示出发展前景；尤其是去年该组织庆祝十周年纪念时，提出未来可能朝着共同市场和经济一体化的方向发展，令美国感到这一组织在中亚地区将可能发挥美国无法发挥的作用。

　　上海合作组织规模的扩大和功能的微调，从更大的范围上看也伴随着其中两个最大的成员国——中国与俄罗斯各自情况及其与美国关系的演变。众所周知，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立后的六年多，也是中国发展最快的六年，也是中国与世界关系发展目不暇接的十年。中美关系也正是在这六年多时间里开始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调适期。

　　从俄罗斯来说，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后的六年，也是“普京时代”开始对俄罗斯发生作用的十年；俄罗斯从冷战刚结束时的一面倒倾向西方，逐渐开始寻找自己的定位。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归属西方阵营，但俄罗斯在国家定位上却将继续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之一，这将成为未来美俄关系的主要特征。

　　再加上冷战结束后十几年来，中亚地区的战略地位显得越来越重要，2003年后美国在俄罗斯周边国家策划的一系列“颜色革命”，不但使俄罗斯如芒在背，而且也凸现美国在这一地区的重要战略企图。因此，在这一地区出现的一个军事、政治、战略和经济组织，自然引起美国越来越多的兴趣。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希望与上海合作组织发生关系，其中首先是申请加入成为观察员。但美国没有想到，它的这一申请遭到拒绝，而其敌人－伊朗则在两年前被吸纳成为观察员。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伊始就曾有不针对第三方的战略指针。问题是：在“后冷战时代”，各大国和大国集团之间的关系不再类似冷战时代的非敌即我，而是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错综复杂的战略格局。从这个角度说，在上海合作组织内部情况，每个成员国无不重视其与美国的关系，但又无不希望具有独立于美国的集体背景。就在这次军演之前，哈萨克斯坦还拒绝了中方参演部队过境，导致中方部队不得不绕道进入俄罗斯。有舆论指出，这是哈萨克斯坦不希望过分刺激美国使然。哈萨克斯坦如此，其他各成员国也无不如此。

　　因此，未来上海合作组织与美国的关系，既非冷战时代的对峙关系，但也绝非官方政策宣示的那般简单。美国国内有人将上合组织称为“东方北约”，舆论也盛传美国试图建立“亚洲小北约”以与上合组织相抗衡，显示美国对上合组织的猜疑不可能长期消除。但未来上海合作组织与美国的关系，必须在避免重蹈冷战时代北约与华约的覆辙，以及适度与美国保持距离之间保持平衡。其间原因不言自明：二十一世纪的国际格局将呈现多元化的特点，美国必须学会与各国平等相处。

★ 春秋战国与战略对话

　　日前，由笔者主持的凤凰卫视《震海听风录》节目，邀请了中美两国的军方、外交人士就上海合作组织与美国的关系展开公开对话。节目中，美国前国防部长东亚问题特别助理、五角大楼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蒙古事务负责人米德伟毫不讳言，美国对上海合作组织拒绝美国观察员申请，而却接纳伊朗为观察员始终耿耿于怀，并对上海合作组织在这一“一拒一纳”背后的战略意图表示猜疑。

　　中国的军方和外交人士则表示，伊朗是欧亚交界处的重要国家，而美国则非该地区的成员，因此拒绝美国和吸纳伊朗是自然之事，但上海合作组织不会跟着伊朗走反美的道路。

　　中方人士还表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在前，主要针对“三股势力”，而美国反恐需求出现在后，因此称该组织具有威胁美国的企图与事实不符，希望美方人士解除忧虑。对此，美方人士表示，就目前而言，美国不认为上海合作组织威胁美国，但美国关注该组织的透明度以及未来的战略意图。

　　上海合作组织 “和平使命－2007”联合军演之后，美国就将与其亚洲盟国举行另外的一系列军事演习。虽然双方均声称不针对第三方，但亚洲地区将日益呈现纵横捭阖的春秋战国时代，似乎是这一地区在本世纪的宿命。关键是：为了使纵横捭阖向着良性的方向演化，各方之间的对话必不可少。▲  作者：邱震海（香港）为凤凰卫视评论员


为何林彪的四野攻坚战威力排解放军第一？
http://news.phoenixtv.com/history/2/200708/0808_336_181692.shtml

2007年08月08日 东北新闻网: 四野并不是天生会攻坚，比如三打四平时就没有打好。但是由于林彪善于总结经验，提出新战法，所以在战争的后期四野的攻坚威力是其它野战军无法比拟的。四野攻坚的主要经验有5个。

▲ 1．攻城部队在采取“两面对攻”的基础上再加上第三面佯攻。使敌人难以判断我军的主攻方向，难以应对我军从各个方向的突破。

三野的部队攻打上海时，在城内打了4天，一个小小苏州河就能挡阻它的前进，就是因为没有坚决的采取“一点两面”“两面对攻”的打法。

▲ 2，坑道作业：突破城垣的第一步，是首先要使部队能够迅速接近城垣，减少部队在接近城垣时的伤亡。这是攻坚的关键之一。坑道作业是使部队能够迅速接近城垣、减少伤亡的最有效的战法，也是四野后来执行最坚决的战法。

攻打锦州、天津挖交通壕，是林彪推广义县攻坚经验。锦州总攻发起前，各纵队都完成万米以上的交通壕，有的挖两万多米。一条条蛛网似的从攻击出发地推进到锦州城墙跟前。交通壕都是蛇形的。步兵的1米多宽、2米多深，最前点距敌60多米，以敌人投弹扔不到为准。炮兵的能开进汽车，有的把火炮推到距敌百把米远。大军云集，地面上很少看到有人走动，既增加了攻击的突然性，又减少了伤亡。范汉杰回忆，说他曾想反击我们，一看那交通壕就没了主张，只有拚命打炮。可是看不见人只能乱打一气。

其它野战军也有挖交通壕的，但是执行不够坚决和彻底。淮海战役打黄伯涛兵团时，三野开始乱冲伤亡很大，后来部队也开始挖交通壕迫近作业。但是由于三野不太重视战术总结和积累，打上海的时候三野又没有重视挖交通壕，仍然犯了开始乱冲的错误，造成部队伤亡过大，然后才开始挖交通壕迫近，用炸药一点一点的作业才取得了进展。

▲ 3．突破城垣时的战术要点，这是林彪教给四野的战术技巧。林彪在锦州攻城前直接给二纵干部讲话时提出这样的攻城战术要点：“在突破口被打开后，攻击部队要尽可能的全力涌入，象散大戏一样，使部队尽量多的进入城内，这样敌人的反击部队就难以把我军的突击部队反击出来，使我攻城突击部队不但能牢牢控制突破口，而且还有能力向纵深发展，迅速形成真正的突破。”

其它野战军往往会犯四野以前曾经犯过的错误，就是在突破口被打开后，突击部队进入的数量不够。我军的突击部队一般只有一个连或一个营，这样守城的敌人在发现我军打开突破口后，往往一面用火力阻止我后续部队前进，同时用预备部队向我进入突破口或城内的突击部队进行反击，使我突击部队遭受重大损失、甚至全歼我突击部队，重新控制突破口，使我攻城失败。这样，对突破口的反复争夺，就会造成我军伤亡过大，进展很慢。

林彪正是看到以往战术的缺点，提出突破后的第一时间，既在敌人还没有反应过来组织炮火反击的时候，我军要一次性投入尽量多的部队，越多越好，不要怕拥挤。这个战术虽然没有见于正式的战术著作，但却是林彪的四野非常有效而实用战术，它保证了四野一次性突破城垣的有效性。这个战术要点按理应该是军师一级的指挥官发现提出，可是实际却是林彪这样的大战略区司令提出，这不能不说是林指挥细腻，眼光独到。

▲ 4．突破城垣后的战术要点：林彪和四野特别强调部队在突破城垣后，部队要立即向纵深猛进，“先吃肉后啃骨头”，前面部队拣容易的敌人打，比较难打的堡垒留给后续部队攻打。先头部队的主要任务是穿插迂回，不顾敌人侧面火力，向纵深猛进，直接打击敌人的指挥机关。同时分割敌人的防御阵地，打乱敌人的防御体系。

林彪还要求炮兵的第一颗炮弹要打到敌人的指挥部，这实际上就是空地一体的“斩首行动”。这种打法常使敌人的首脑机关在我攻城不久即迅速遭到打击，难以对部队进行有效的指挥，加上敌人的防御体系被打乱，阵地被分割，很快就形成崩溃，所以四野打锦州、天津，打的都很爽。看看美国人打伊拉克的战略战术（空中打击的“斩首行动”，地面部队绕过中小城市直接攻击巴格达）就可以发现四野攻坚的战术思想的至少领先他们 50年，直到今天仍然没有落后。

对比之下，三野的战术就比较差了，它没有向纵深猛进穿插迂回的意识，而是一层一层的向里死打。敌人的防御阵地没有被分割，防御体系没有被打乱，敌人的指挥机关一直可以有效的指挥，用机动部队反击我突破部队。

淮海战役打黄伯涛兵团时，三野就是用这种一层层向里死磕的笨拙打法，黄伯涛可以比较从容调用手里为数不多的机动部队反击我突击部队，往往是我军刚占领一个村子（部分），脚根还没有站稳，就被敌人的反击部队打回来，甚至全部被消灭，因此伤亡巨大，进展缓慢。

三野打上海时还是用一层一层向里死磕的笨拙打法。打了四天后，刘昌义可以率4万部队起义这个事实也说明敌人的指挥体系仍然完好。四野打锦州、天津的时候，敌人的指挥官早已失去了与部队的联系，想起义都不可能。三野这种缺乏分割敌人的战术意识，甚至把原本分散的敌人往一起赶的打法一直到朝鲜战争打美一师的时候也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

▲ 5．对城内的堡垒和指挥中心等军事要点，在有精确的图纸和情报保证的前提下，总攻开始时用精确的炮击，打掉对方的指挥部和一些炮兵阵地应该是必要的军事行动，这不能称为打烂城市，也是无可指责的。如果三野因为不具备这样的水平而没有用炮只能说明他们水平不够，而不是什么仁义用兵。

至于城内的巷战，无论是三野还是四野都没有用炮。三野在上海城内不许用炮很正常，四野在天津城内一样也没有用炮，这不能成为三野在城内进展缓慢的理由。对城内的堡垒，四野用的是他们善于使用的 “四队一组”、“一点二面”“穿墙战术”迂回作战等战术，对城市的破坏并不比从正面用炸药包炸碉堡要大。其他也野战军的统帅没有林彪这样的战术意识和素养，伤亡就要大一些，进展自然要慢一些。三野在上海城内进展缓慢，伤亡大，只能说明他们的战略战术水平比较差。

关于攻坚战的标准，敌人必须是战死或被俘虏才能算攻坚战,起义或投诚是不能算的. 因此，上海有四万人投诚、济南有近3万人投诚，都不能算完全的攻坚战，因为如果算的话，四野迫使北平敌人20多万起义大概可以算是最漂亮的“攻坚战”了，他们也是在军事压力之下被迫“起义”的，我军无一伤亡，不费一弹消灭敌人20多万，拿下一个大城市，比上海、济南战役更符合“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


中国蓝军揭秘：陪练中蜕变精锐雄师
http://news.sina.com.cn/c/2007-08-11/005612363758s.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8月11日 金羊网-新快报: 近20多年以来，中国军队几乎没有经历过大的战事。“实战演习”成为和平时期有效提高部队作战力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经过多年训练，中国军队在仿真外军部队方面取得了骄人成绩，演兵场上不断有“蓝军”（国际上对敌军仿真部队的专称）战胜“红军”的事例出现，这支屡建“战功”的“魔鬼对手”也因此成为军事演习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让“红军”像战斗一样训练，像训练一样战斗，对于磨砺和提升中国军队的整体战斗力水平贡献卓著。

　　★ 曾俘“红军”指挥员

　　中国军事研究专家指出，长期没有“对手”的和平时期，令军人的训练渐失锐利棱角。另一方面，当今世界主要国家的军队都在加速现代化、信息化建设。因此，要确保在未来战争中打得赢，就要反形式主义，而最好的办法，就是组建一支“蓝军”。

　　以往解放军“蓝军”的实力很弱，以致造成“敌弱我强”、“红军”百战百胜的局面。但随着军队的变革和发展，外军仿真部队的管理和体制也不断改进，“蓝军”也一步步走向现代化、正规化，配备的都是军队自主研制的新型坦克、新型步兵战车和仿真敌军网络对抗系统等新型现代化武器装备。

　　★ 战术全西化就餐用刀叉

　　中国最早的“蓝军”是在南京军区原司令员向守志上将指示下，组建于第1集团军。除了军力大增，该集团军也因此出现许多“蓝军”专家，原军长、现任南京军区参谋长的朱增泉中将就被西方军界认为是国际一流的“蓝军”专家。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发现“蓝军”的妙处后即大力推广，目前，“蓝军”遍地开花，各兵种、各军区都有，有的团甚至还有专门连队扮演“蓝军”。

　　“蓝军”在编制上，严格按照外军的序列，训练也严格按照外军的条令、训练大纲进行，甚至就餐都使用西餐餐具。在“红军”、“蓝军”的仿真对抗训练中，努力体现和运用外军的作战原则和战术手段，从而使对抗训练由单方面的合同演练转变为逼真的两军对抗，甚至还曾俘获“红军”的主要作战指挥员。

　　★ 创新无止境对抗经验丰

　　从过去的单一兵种到现在的合成兵种，从建立固定部队到现在每个参演部队轮流变换角色，从过去按照开进、展开、攻击、转移的老套路打仗到现在全时空、全方位，“蓝军”体现了中国军队勇于创新的意识，对抗训练手段也在不断地变换提高。

　　目前，在北京军区的战术合同训练基地，有一支由装甲、陆航、炮兵、电子对抗和特种作战等精锐部队组成的合成“蓝军旅”，具备足以仿真不同国家军队进行对抗的能力。

　　为了形神兼备，“蓝军”还紧盯信息化战场发展变化，采用先进的传感技术、计算机技术和移动通信技术，建起了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化的现代战场网络，以及完善的考核评估标准、演练裁决规则和信息化战场自动评估系统。

　　而济南军区某集团军的“蓝军”从制服、武器装备到人员编成、作战文书、语言习惯都极其特别。翻开“蓝军”人员名册，“蓝军”军官全都是本科以上学历，有着丰富的信息化对抗训练经验。

　　★ “蓝军”将扩10万雄师

　　军事专家指出，“蓝军”的优势在于其不受任何传统战术的束缚，能够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实现武器与人的最佳结合。作为一支要求与敌军形神俱似的仿真部队，“蓝军”的诸多作战条件和战术战法日趋先进。不久前，一支多年训练有素的导弹部队在“蓝军”面前惨败的经历，让人感受到其惊人的战斗力。

　　据专家介绍，目前，中国“蓝军”仅是一支规模不过万的小部队，经常见诸报端的某“蓝军”部队仅有300人，小规模的原因有二：第一，最先进的装备异常珍贵，装备的人数必然少；第二，“蓝军”人员素质是解放军尖子中的尖子，人员必然稀少。

　　专家指出，从短期看，“蓝军”部队的规模不宜太大，否则部队作战素质会下降；但从长期看，“蓝军”作战部队的人数必须达到10万以上。

　　专家还表示，解放军近年陆续添加了不少先进装备，及时有效提高作战人员的素质成为当务之急，仅靠小规模的“蓝军”陪练来提高自己的战斗力是不够的。最为直接有效的方法是，继续从"红军"尖子部队中抽调精英，组建师级以上规模的“蓝军”部队。

　　★ 搁浅14载基地始建成

　　“蓝军”基地的组建，启始于20世纪70年代。1972年，中美关系出现转机，时任副总长的李达和张震秘密访美，在美军基地观看了一场美军与仿真苏军的演习。

　　回到北京，他们即向中央军委呈上一份“关于建立仿真军队”的报告。周恩来总理对此事非常关注，不久后，一个代号为“七四一工程”的计划便下达给总参有关部门。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计划后被暂时搁置。

　　1981年秋天，解放军在华北地区举行建国30余年来规模最大、动用兵力最多的大演习。演习的成功，在令中央领导十分满意的同时，也让其感到这样一支军队过于庞大需要精简，不仅要减人更要提高部队教育训练质量。为此，张震再次提出“蓝军计划”，得到邓小平应允，“七四一工程”重新列入军委的议事日程。

　　1985年8月，应美国方面邀请，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国军训代表团首次访问美军。中国代表团实地考察了美军的“蓝军”基地，看到演习部队与仿真部队针锋相对、斗智斗勇、酷似实战，有很强的独立性和竞争性。代表团回国后，专门向中央军委作出报告。1986年3月，中央军委批复南京军区正式组建一个合同战术训练中心。至此，中国有了第一个“蓝军”基地。其后，陆、海、空以及二炮等均成立了人数不一、装备不同的“蓝军”部队。

　　★ “蓝军”轶事 ★

　　 ▲ 山居岁月“黑脸”也光荣

　　对于担当“蓝军”部队的解放军来说，身为“敌军”的生活可以说是另一种体验。而在平时训练和实兵演练的时候，除了辛苦也有一些乐趣。

　　据“蓝军”军官介绍，每年一到7月，他们就会开进深山，穿上“蓝军”的衣服，戴上“蓝军”的臂章，一住就是半年。在此期间，无论是说话、走路、训练还是娱乐、吃饭、作息等，都彻彻底底地变成“蓝军”。而在其余的6个月，他们又和其它部队一样正常工作。唯一不同的是，他们要在上半年的这些时间，完成其它部队一年内完成的所有工作和训练任务。

　　很多官兵是从军校一毕业就被分到“蓝军”部队里，有时因为自己是“敌人”，他们也会闹情绪，觉得自己军事素质不错，政治立场也较坚定，不应该扮“黑脸”。然而，在通过领导谈话，以及部队心理咨询师调适后，他们都能认识到做“蓝军”也不失为一项重要而光荣的职责。

　　 ▲ 问路老乡家错押派出所

　　有时候，做“蓝军”也会碰到尴尬事：在一次“红军”、“蓝军”的实兵对抗演习中，“蓝军”的一个特工队被“红军”的侦察小分队打散后，有一名队员向一位农民问路，结果遭骗到家中，被这位农民和家人五花大绑押送到了当地派出所。

　　途中，这名特工队员试图出钱贿赂农民以求自保，但被严词拒绝。此事后来令“蓝军”指挥官哭笑不得。

　　★ 新快辞典 ★

　　▲ 蓝军

　　在部队模拟对抗演习时，蓝军就是专门扮演假想敌的部队，红方（红军）就代表我方正面部队。蓝军可以模仿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的作战特征和红军进行针对训练。▲


前外交官解剖中国企业海外投资 亏损率达65%
http://topyl.com/contentview.php?fid=DBXW&id=2655254

    http://www.topyl.com Top娱乐网 发表日期：2007-08-10: 根据商务部统计，中国企业海外投资65%亏损。究竟是什么原因，其中有什么可以值得中国企业走出去借鉴和反思的。

　　本报专访了中国前外交官、现任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秘书长、弘策国际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的 ● 冯炜先生，曾先后在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外交部办公厅和中国驻马耳他大使馆任职的资深外交官 ■ 孟祥斌先生，以及直接投资专家 ◆ 刘霆先生。

　　★ 吃亏在对国际环境不熟悉

　　▲ 21世纪：结合您的外交经验和驻外地区经验，能不能谈谈对中国企业走出去遇到的障碍的感受和理解？

　　● 冯炜：现在说得比较多的是非经营层面，突出的是政治风险，其中一个就是中海油案例。其实如果我们认真研究会发现，政治风险不是主要问题，只是由于它一出现就会容易引起关注。

　　其实中国海外投资绝大部分是小规模的，像联想并购IBM PC业务这样的规模很少。美国海外投资审查委员会的调查说明，几千个企业的案子报上去只有5个被否。也就是说，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整体国际环境还是比较好的。

　　正如美国使馆一位参赞告诉我，美国正在努力改善美国在中国的形象，消除中海油这样案子的影响，向中国企业表明，美国政策是欢迎中国企业的。所以我认为，更多的走出去的中国中小企业面临的是经营层面的障碍，主要是对国外环境不熟悉造成的。

　　▲ 21世纪：我们企业对国际环境不熟悉的原因何在?

　　● 冯炜：首先是投资、贸易经验少，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程度比较低，尤其是投资方面的国际经验更少。特别是私营企业，在取得信息、得到融资和海外合作人才领域方面渠道很缺乏。由于海外投资在中国还是比较新的事物，历史很短，中国政府对企业走出去的指导有限，法规正在建立，但大部分是原则性的东西，配套细化的指导不够，在法律、税收、金融融资方面更是欠缺。

　　其次，行业协会力量也不大。行业协会应该教会企业如何规避风险、找到合适的合作方式以及如何避免恶性竞争等问题，韩国、日本这方面做得比较好。企业到海外投资，要经过行业协会的内部协调。美、欧则是专业咨询机构比较成熟，这方面中国更不发达了。中国企业走出去还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成本很高。商务部研究所的一项数据表明，中国在海外投资的企业65%是亏损的。

　　★ 视野和战略缺失

　　▲ 21世纪：失败的原因？

　　■ 孟祥斌：中国企业在走出去之前，往往缺乏系统完整的战略规划，不清楚自己要什么，如何达到目标;走出去的过程中，缺乏信息和渠道，包括内部专业人才和外部咨询力量。因此在政治、社会环境、法律税收方面都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障碍;走出去之后，能不能持续发展，关系到能不能和当地和谐相处。

　　有些企业在海外一开始是成功了，但是后来却和当地人相处不好，这是一个和当地文化、环境的协调问题，如果企业要持久，就需要中国企业和当地利益共融，并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感，不仅为自己负责，还要为当地的人文社会环境负责。这是一个高层次问题了，关系到中国企业的海外形象问题。

　　◆ 刘霆：战略问题，中国企业觉得比较空，其实再小的企业都要注意。首先是你要买什么？技术还是品牌、团队、市场份额？目标要开始就明确。其次是花多少钱买？往往中国企业竞购时都不注意这份资产是否值得去买，到底要付出多少成本，还有一些后续成本的发生等问题，缺乏经验。再次是能否经营?这也是中国企业容易出问题的地方，经常不知道自己能够解决经营方面的哪些问题，尤其并购后如果管理层走了，客户也流失了，问题就更突出。

　　■ 孟祥斌：走出去非常需要中国企业的国际视野，要熟悉当地情况，包括政策、人文、法律等，但目前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家的国际视野不够，也比较缺乏渠道来了解。

　　★ 支招三大策略

　　▲ 21世纪：就您接触的案例和经验来看，能否说下路径选择问题?

　　◆ 刘霆：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现在大致有三种方式，一类是收购资源，这种不能任意为之。虽然资源涉及到持续发展问题，但往往引起竞争对手的抵制。我认为本质是商业竞争。具体到能源行业，中国能源企业还没有和其他国家形成战略伙伴关系，就没有互相理解，当然会受到抵制，这主要是商业行为。二是市场拓展。先在海外设立销售类公司，再建立研发中心，这是让当地政府、商界所接受的一种方式，表明自己会长期发展的态度。然后才会真正参与当地竞争，比如合资，以更好实现本地化。三是收购单一资产，涉及技术、专利、销售渠道、品牌等。

　　▲ 21世纪：您如何看待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策略选择?

　　◆ 刘霆：中国企业走出去可以有以下三种路径选择：

　　以市场换技术，换品牌。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面对一个新的市场时，这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方式。比如说在欧洲一些具备全球性品牌和核心技术的中小型公司，其市场扩张能力有限，中国企业就可以参与其股份，以此打开市场。

　　以资本收购资产。这种在美国发展很快，像对冲基金、风险投资等。这些公司具备汇聚资本的优势，也具备投资眼光。而中国目前面临高外汇储备如何有效保值增值的策略问题，这种方式值得我们多去学习和运用。

　　先行策略。指的是在新技术产生的时候，特别是与其相关行业、技术产生的时候，要能看出其发展前景和潜力，先行介入，获得很多经验性的回报，包括对技术趋势的把握、对管理经验的取得、跟国外同行的互动等。而中国企业往往在行业热度高的时候蜂拥而入，是不明智的。▲